主题：【文摘】八年抗战中的国民党桂系 李宗仁、白崇禧率师出征抗战 -- foundera

与中共签订联合抗日协定，客纳民主进步人士和广西建设研究的成立 1931年“九?一八”事变，特别是1935年华北事变，日本人举对中国侵略以来，中日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而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问题，他们及其政党内部逐渐地发生了改变政治态度的过程。这时，桂系不仅反对蒋介石独裁专制、削除异己的政策，而且反对蒋介石的对日的不抵抗主义政策。在民族危亡面前，他们要求抗日，抵御处侮，他们抨击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指责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是自己不抗战也不准人家抗战。白崇禧在《抗日救国》一文中说：“自‘九?一八’事变以后继之热河被陷”“‘一?二八’淞沪战役，滦东长城诸口战役，先后定下许多半公开半秘密的屈辱协定，如沪淞协定、壤沽协定等，这些协定的内容虽有所不同，但丧失我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则无二致。”并指出蒋介石对日外交步步退让、畏缩、屈服，得到的结果是“丧权辱国”，“这种畏缩的政策，长此演进下去非真到国亡种灭，必无止境。”“唱退让政策者是否甘心出卖国家民族的生命，我们不敢武断，不过由于他们一种歪曲的心理，错误的观念,以致一误再误，不可收拾，这都是我们深为痛惜而必须起来纠正的。”1936年4月17周，李宗仁在广州对记者谈话时，再次声明“焦土抗战”主张，严斥蒋介石忍让依赖、因循苟安的态度，再次表示桂系统战的决心。 1936年6月至1937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前,桂系对待共产党的政策也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开始走上了反对内战，联共副蒋抗日的道路，某主要标志就是桂系联合广东地方实力派陈济棠，发动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和消除异已的“两广事变”，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解决两广事变的主张以及在西安事变中与中共采取某种联合行动。他们这些行动，虽然不免还夹杂有争夺地盘权位的动机，但它同以往单纯地争权夺利而反蒋的军阀混战已不完全一样，不可同日而语。“他们是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关头、憬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而开始了新的转变，开始了对自已党中祸国分子之愤怒与不满”，而转变到与全国人民“反对内战一致对外”的立场院方面。这是具有进步性的。正当蒋介石分化瓦解、折拆散了两广反蒋联合，广东的陈济棠“遵命下野”，李宗仁、白崇禧扩大省防军，准备同蒋介石包围攻广西的军队“一决雌雄”，蒋桂新的战争迫在眉睫的时候，李宗仁在南宁热情接待了中国共产党派来的红军代表云广英，接受中共关于和平解决蒋桂矛盾的意见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表示希望以后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互相配合。于是蒋桂双方矛盾趋于缓和，终于达成政治谅解。西安事变前夕，李、白又派遣代表钱寿康到陕北向中共中央提交一份双方订立抗日救国协定书的草案，进一步协商合作抗日的向题。自此以后，桂系代表与中国共产党代表不断往来，就联合抗白向题进行秘密会谈，1936年6月，中共中央派张云逸到桂林，与李宗仁、白崇禧会见。6月12日，张云逸与李宗仁举行正式会谈，随后又经李宗仁介绍，与四川刘湘的代表张斯可进行了会谈。经过多次商谈后，三方就巩固国内和平、实现民主和抗战的纲领达成协议（即《川、桂、红协定》），内容共七条：（一）以巩固和平统一，实现民主政治，抗日收复失地为目的；（二）召开国防会义，应充分接收各方抗日领袖主张；（三）树立抗日旗帜，扩大宣传；（四）开放民众抗日运动，改善人民生话，释放政治犯；（五）努力国民会议制宪运动和指定代表名额分配于各党派；（六）抗日力量彼此间之互助；（七）如各方同意此纲领，即组织共同纲领之机构。此种组织乃系以充分力量推动中央领导抗日为任务，不得含有分裂民族统一战线的意味。7日14日,毛泽东电示张云逸：在国家存亡和国民党、蒋介石转变政策的关头，我与桂、川各方应诚意拥护蒋氏及南京的抗日政策，不可有牵制之意，同时，要做好各自的抗日救亡实际工作。张云逸就此与李宗仁，白崇禧进行了商谈，并取得了实际效果。 全面抗战爆发后，桂系与中共的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1938年在桂系当局的支持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于11月在桂林建立办事处。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桂系实行了较为开明的政策。允许进步民主人士（包括共产党人）在桂林开展抗日救亡文化活动。从此，全国文化名人云集桂林。据统计，当时集结在桂林的文化名人有1000多人，其中闻名全国的近200人。这批文化人,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影响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文化运动，使桂林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化中心之一，曾有”文化城”的美称。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不仅桂系周中共的关系有所改善，而且使蒋桂之间的矛盾也有所缓和。抗战一开始，李宗仁、白崇禧先后接受南京政府的委任，分别担任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和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要职，但蒋桂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完全消除，蒋介石力图把广西统一于国民党中央，而桂系则力图保持自己的“独立”或“半独立”地位，为保持和巩固广西这块地盘，在他们离开广西之前，不能不对广西作一番安排。李宗仁决定“搞一个公开合法存在的组织来团结一班同情我们的人，名称叫做广西建设研究会”。“这个组织从名义上看，似是一个学术研究团体；从形式上看，只是替广西省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提供意见；但实际上它是一个以反蒋为主要目的的政治组织”。这是自始至终主持该会日常工作的陈劭先先生的亲身经历和回忆，陈劭先先生的回忆，对广西建设研究会的性质作了实事求是的表述。 广西建设研究会成立于1937年10月9日，李宗仁任会长,白崇禧、黄旭初任副会长。研究会一成立，李宗仁即去了抗日前线，白崇禧，早已离开广西，黄旭初、忙于全省政务，这样，研究会的日常会务，由常务委员李任仁，陈邵先、黄同仇三人负责。李任仁当时是广西省临时参议会的议长，黄同仇不久就到安徽做官去了，会务实际上由陈邵先一人主持。陈邵先是老同盟会员，大革命后，一向反蒋，同李宗仁有密切关系，对中共抱友好合作态度，与进步文化人也有着广泛的联系。研究机构设政治、经济、文化三部，研究员人数没有限制，只要有适当的人选就多方罗致，由部主任提名，用会长名义聘任，先后聘有300余人。从这些成员的政治态度看,进步人士有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文化人，数量虽不多，而能量和影响颇大，国民党中的顽固和反动分子，也是少数；多数是中间分子。进步文化人千家驹、胡愈之还分别担任了经济研究部和文化研究部的副主任。研究会的组成，反映了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但由于研究会的实际权力为李任仁、陈劭先所掌握，所以，该会的会刊《建权研究》为进步文化人提供了舆论阵地；《时论分析》使进步的言论得到更多的传播机会，起到了一些传播进步思想的作用。特别是在政治上，该会针对蒋介石的一些反动措施，有时以合法的方式，依*进步人士，发动社会力量，开展与蒋介石针锋相对的斗争，这样做也正符合桂系在政治上的需要。 谈起广西建设研究会，就不能不提及广西宪政协进会。这个协进会是针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而成立的。1939年以来，全国要求民主的浪潮日益高涨，蒋介石为形势所迫，伪装准备结束一党训政，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借以欺骗全国人民，维持其独栽统治。这时，广西建设研究会内的进步人士与广西省临时参议会内的部分参议员，发起组织广西宪政协进会，协助蒋介石政府制定宪法，实施宪政，并对宪法草案提出修改意见。广西宪政协进会于1940年5月28日正式成立,一致推举在广西政界有声望和影响的李任仁为会长。理事包罗各方面人士，其中进步人士有胡愈之、张志让、张铁生、杨东莼等；有国民党左派人士李任仁、陈邵先等，还有一些名流学者，也有一部分桂系当中的顽固分子。会上通过了《广西宪政协进会宣言》，《宣言》对《五五宪草》进行了公开的批评，并先后在《建设研究》、《广西日报》、《救亡日报》、《新华日报》、《全民抗战》等报刊上全文发表，并通过金仲华在香港《星岛日报》上披露，在海内外部引起震动。这个协进会的成立，在时间上与延安的宪政促进会密切配合，形成南北互相呼应的局面，因而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注意，没有多久时间，广西宪政协进会也就终于被迫停止活动了。 广西建设研究会内，由于成分复杂，政治态度不一，因此其内部存在着不少矛盾和斗争。特别是皖南事变之后，蒋桂进一步合流，桂系感到广西建设研究会的存在已成为可有可无，只是因为李、白与李任仁、陈邵先有着多年的交情不便将研究会解散。直到1944年日军入侵广西，研究会从桂林撤出之后，这个组织也就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