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八年抗战中的国民党桂系 李宗仁、白崇禧率师出征抗战 -- foundera

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

1940年10月19日，白崇禧和何应钦发出致朱德、彭德怀、叶挺的“皓电”，诬蔑八路军，新四军“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不遵守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不打敌人专事并吞友军”，并称“以上四端，实为所谓磨擦事件发生之根本，亦即第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非法活动之事实，若不予以纠正，其将何以成为国民革命军之革命部队”。“皓电”强令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全部撤至黄河以北，由50万人缩编为10万人。 针对蒋介石，何应钦和桂系的联合进攻，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11月9日，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发出“佳电”，就八路军，新四军的行动、防地、编制、补给及陕甘宁边区，团结抗战之大计等问题，列举事实驳斥了何、白“皓电”的攻击和诬蔑。同时，为顾拿大局、答应将皖南新四军移至江北。 国民党顽固派以中共中央的“佳电”为向其示弱，变本加厉进行反共活动。11月14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制定《剿灭黄河以南共军作战计划》，规定以第三、五战区主力避免。与日军作战，集中力量，分期迫使八路军、新四军撤至河以北。第一步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所部于1941年1月底以前,“肃清”江南新四军，然后转移兵力“肃清”苏北八路军、新四军；第二步以弟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所属之李品仙、冯治宋、王仲廉各部，及由平汉路调来之汤恩伯部，分为鄂中、淮南、襄西、淮北四区，限1941年2月28日以前“肃清”黄河以南八路军、新四军。 1940年12月9日,白崇禧和何应钦发出复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佳电”的“齐电”，再次对八路军、新四军进行攻击和诬蔑，并强命八路军，新四军限期开到黄河以北。 总之，“何、白之皓电及齐电要求八路军、新四军撤至黄河以北，并在军事上、政治上、舆论上，积极对我进攻，这是此次反共高潮的开端。” 桂系不仅在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在江北堵截新四军北渡长江，直接参与制造皖南惨案。皖南事变之前，白崇禧多次电令桂军陈重兵手江北，堵截新四军从皖南直接北渡长江。在11月10日的电报中，白崇禧判断：“江南之匪，由三战区实施进剿，其必向江北无为一带渡江。”因此，电令桂军应准备“以主力阻止其渡江”。具体部署是“以疾风扫落叶之手段，迅速将中埠，土桥、厌河、六百丈等处附近之匪，彻底肃清后，以一部分在沿岸要点警戒，以主力控制于适宜之机动位置，乘（新四军）渡江立足未定而击灭之”。在12月4日的电报中，白崇禧告江北桂军：新四军长江南北两岸联络线及登陆地点计分六处，即繁泥线、无刘线，无凤线、无胡线．铜新线、铜土线，命令“注意防堵”。李品仙遵照白崇禧的命令，“抽调三师之众，集中无为地区，占领渡口，封锁道路，扣留交通器材，且公开声明将消灭新四军于江滨。”由于桂军在江北重兵绪截，新四军不能直接北渡长江,被迫绕道苏南波江，致使陷入敌军重围而遭惨重损失。 桂系在直接参与制造皖南血案的同时,还积极配合蒋介石、何应钦向华中八路军、新四军展开全面进攻。李宗仁担任华中“剿共”军“最高总司令”④率华中各路“剿共”军发动反共战争。李宗仁命令“凡非本战区序列部队，应相机剿办”，“异党暴动妨害秩序及纪律者，以政治军事力量制裁之”。李宗仁任命汤恩伯为淮北区总司令，李品仙为淮南区总司令，王仲廉为鄂中国总司令，冯治安为襄西区总司令，向新四军彭雪峰、张云逸、李先念诸部进攻，得手后再向山东和苏北的八路军、新四军进攻。白崇禧当时特别电令李品仙：“判断新四军必不肯全部渡江，十八集团军窜过黄河以南者必不肯渡过河北。为整饬纪纲贯彻命令起见，应遵循中央命令，强迫该两军遵令北移，惟须注意大别山根据地之确保，以军事掩护政治逐渐推进，免踏江南初期剿匪覆撤。”华中的反共战争烽火连天。至1941年3且中旬,皖北“剿共”军“正在涡河流域，向久在该地担任游击任务之彭雪峰部队进攻，已历两旬，近更进占涡阳、蒙城，激战不已”；皖东“剿共”军“仍在淮南路以东定远地区，向久在该地担任游击任务之张云逸部队进攻不已”；鄂豫边的“剿共”军则”“在罗山、径扶，黄安、礼山地区向原属该地区的新四军游击部队进攻，实行清剿”。上述各地是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顽军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的主要地区。在这些反共军事行动中，桂军表现十分卖力。据1941年8月李宗仁致蒋介石的邀功电称，从1940年12月至1941年5月，桂军第七、四十八、八十四军及游击部队，共发动反共战争124次,“伤毙俘获匪军共6700余人，获步枪259支,轻机枪4挺，手枪300支，手榴弹3枚，步枪弹581发……其他物品及重要文件多种”。 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桂系不仅在军事上积极进攻八路军、新四军，而且在政治上制造了一系列反共事件。12月1日,白崇禧电令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安徽省主席李品仙，令他们“对于共党造谣挑拨必须严加防范，庶免堕其术中”，“务使党政军各级同志及皖桂两省青年民众对该党阴谋及该军越轨行动，洞悉其真相，知所警觉”。皖南事变发生后，桂系的反共活动更进一步升级。他们封闭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关闭桂林生活书店、读书生活社等进步文化团体，解散广西学生军等抗日救亡组织，压迫民主进步人士离境，镇压中共地下党的活动等。这些反共事件是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桂系与蒋介石，何应钦“串通一气”，充当了反共急先锋的角色。正因为如此，中共中央在《一九四一年三月政治情报》中指出：“这次反共高潮，是在蒋桂（地方反共派）何（亲日派）联盟下进行的。桂系参加反共，是使蒋介石敢于发动此次高潮的实力上的原因。”虽然如此，桂系在反共的目的、态度、手段、结果等方面，与蒋介石、何应钦还是有一定区别的，正如毛泽东当时指出的：“上次居于中间立场的桂系，这一次虽然转到了反共方面，却和蒋系仍然有矛盾，不可视同一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