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浅析邓小平“黑猫白猫”论 -- 茶园农工

看了http://view.cchere.net/thread/1225381/3#C1225644再来说话。

你没有经历“记工分的过日子”，只知道别人说的，所以会说出“年底分粮食”一类的话，粮食是年底分的吗？仅仅一个例子，说明问题了。

土改按照人口分田到户--->必然会贫富不均(主要原因是各家庭的人口不一样)--->所以要集体化;

猫论--->实践上分田到户--->事实是现在贫富不均。

如果我对你的意思没有揣摩错的话，那么真正有点惊诧了----都二十一世纪了，还有人说大锅饭香!

你自己举的例子:

这种分配制度，必然会影响作为劳动者的李四一家的积极性，因为他劳动贡献大于他的收入。他会采取一些消极怠工的方式来偷懒，这就是为什么大锅饭吃不下去的原因。

好比，铁老大要办以营利为目的的网站，我和萨苏两个给他打工，萨苏一天两篇精品文章，我一年一篇原创，还没人爱看，在收入上，我来当个"倒挂户"，萨苏每个月工资就比我多100美元-----那到底是谁剥削谁啊?

私有制必然带来贫富分化，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是天经地义的，我们应该:

1 反对天生就不用劳动，吃穿不尽，像贾宝玉那样(提高遗产税);

2 反对富人可以仗着有钱，欺负穷人(建立法制社会);

3 保障不是因为自身原因而赤贫的人的基本生活需要(社会福利)---而且，还不是每个人都应该有基本生存权的，比如说，我每天去赌场输个精光，下个月房租麻烦你老兄买单，这合理吗?

你要故意曲解我的意思，那么就别再讨论下去了。

如果你的语文阅读能力，没有对不起你那张高中毕业(大学就分科了，不能算了)文凭，你不应该看不出，只有张三家是受益的，李四、刘二都不会喜欢，但可以接受。“都二十一世纪了，还有人说大锅饭香”！那就是你在说呀，哈哈哈。

我的意思非常明确，在50年代农业生产水平，单干(土改)因人口变化的不确定性、不可控性等，生产资料(主要是土地)的短暂平均，很快会打破，造成贫富分化，却无良策对付。土地又没有条件“经常性”地调整(经常地“土改”)，在此情况下，走集体化道路，给贫富不均悬殊加了一个“安全阀”。

在例子中说得很清楚，李四、刘二家当然仍旧相对比较富裕，可是张三家也不至于挨饿活不下去(正常年景)，就因为合作社和后来的公社，在生存最关键的粮食分配上，采用了非按劳分配方式(按人口分配)。这是大锅饭么？已经不完全是喽，李四、刘二得到钱了。你不要混淆视听，农业生产力的水平低、人口众多……，不是短时间内可以改变的，拿后来的眼光，看待那时候。粮食大丰收了，超产部分，甚至口粮、公余粮之外部分，就采取按工分分粮，当时也不少见。

“私有制必然带来贫富分化，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是天经地义的”？霍霍，理所当然，可以；未必天经地义啊，富人要多交税(世界各国普遍这样)，这个法理的基础在哪儿呢？就在“天无此经、地缺该义”嘛。

他会采取一些消极怠工的方式来偷懒？李四不会，这就是你肤浅的地方。李四的孩子，年纪越小，学校刚出来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也许会。时间长了，干活就得有个干活的样子，做人么，在村里做人，也要有个人样，何去何从，他们自己会拿定。

这个“干活怠工偷懒”的论调，就象说资本家的工厂里，工人必怠工、破坏机器……一样，想当然成分太多了。

赌博在你看来是劳动？那么做“三只手”、拦路抢劫……是“高危险性的工作”吗？

替亩产万斤辩护的主，安的什么心，傻子也知道啊……

你阁下真那么喜欢毛时代，有种就自己限制自己一个月半斤油，3斤肉的伙食啊，看能坚持几天……

最烦就是一点没6-70年代生活常识，靠搜索来的不三不四的玩意混事的主……

以下引自田纪云在《炎黄春秋》的回忆文章：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困难、带来的问题是什么、有多大，是现今年轻一代难以想象的。邓小平同志说：“1958年‘大跃进’，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带来大灾难。”（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15页）曾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是这样说的：“1977年6月，党中央派我到安徽当第一书记。安徽是个农业大省，又是‘左’倾错误的重灾区。‘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推行学大寨的那一套‘左’的东西特别积极，农村问题特别严重，农民生活特别困难……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样子，门窗都是泥土坯的，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我不能不问自己，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是社会主义吗？人民公社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农民的积极性没有了？”“我刚到安徽那一年，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只有10%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67%的生产队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40元以下的约占25%，我这个第一书记怎么能不犯愁啊？”“人民公社化后发生的三年困难时期，到处浮肿病，饿死人。据了解，光安徽省的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过去‘左’了那么多年，几乎把农民的积极性打击完了。”（见1998年4月30日《中国经济时报》）对农村实际情况的了解，可能是万里之所以成为农村改革闯将的基本原因吧！

　　我本人1965年在贵州也曾率团到农村搞“四清”，亲历“人民公社化”的所谓“优越性”。人民公社一般是一乡一社或一区一社，以生产队（自然村）为单位，集体吃饭，打钟上工，敲锣下工。一年四季，何时下种，种什么，何时收割，怎样收割，一切听从公社指挥。那个时候，农民要想务工经商，会被当成不务正业，搞点家庭副业还会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一家养几只鸡都有规定，超过是不行的。哪块地种什么都要按上边的命令做。行距、株距都规定的很细。种的不对，就要拔掉。在这种制度下，农民简直成了公社的“奴隶”，失去了生产的自主权，更没有产品的支配权，也就没有了生产的积极性。劳动时社员们像一把扇面，一字排开，一小时休息一次，一次半小时，实际上出工不出力，磨洋工，聊天、吹牛、说空话。结果是，公共食堂办了不到一个月就垮了，连稀饭也喝不上了。中国农民被折腾得够惨啊！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粉碎“四人帮”之后，当时的中央领导提出“两个凡是”、“抓纲治国”等口号。“两个凡是”就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守。”抓什么纲？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工业以钢为纲、农业以粮为纲。这就是说，“大跃进”、“人民公社”、“学大寨”等等都是毛主席的决策，都不能变。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在60年代初期是个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发建设山区、改变山区贫困落后面貌的先进典型，但是在“文化大革命” 中，“四人帮”却把它变成为在农村推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左倾错误的政治工具，搞什么“一批二斗三大干”，“以大批促大干”，“七斗八斗不停步，斗一步进十步，步步斗进一路”，影响深远，危害全国。万里说：“学大寨实际就是推广以大批促大干，取消自留地，不准搞家庭副业，推行‘大概工’，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搞穷过渡。”“所谓普及大寨县，就是不仅要农业学大寨，连工业、财贸、文教、卫生都要学大寨，大寨有什么工业？有什么文化？据说中学生都没有几个，大部分是文盲，怎么值得全国学习？这样学法只能是越大越公越‘先进’。”（出处同上）

　　回顾三年困难时期，到处闹浮肿，饿死人，非正常死亡人口达数千万，比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死的人还要多。是什么原因？刘少奇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现在看基本上是人祸，这个“人祸”就是瞎指挥，就是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主义，就是“左倾机会主义”。

　　多年来，我以为“合作化”是毛泽东同志的发明，是中国的“土特产”，后来我才知道，非也。它像“计划经济”的模式一样，是从苏联“老大哥”那里搬来的，无非加了点自己的作料。

　　请看苏联农业的集体化：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党接受了农民平分土地的要求，使农村普遍小农化了，农民有了处理自己劳动成果的自由，生产积极性提高，农业生产迅速恢复，轻工业高涨，商业也为重工业积累了一些资金。新的实践使列宁改变了看法，他提出通过自愿结合的合作社，依靠农民对自己利益的关心，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1927年至1928年苏联在粮食收购问题上出现“危机”，斯大林认为造成危机的原因是 “富农”的破坏。因此，一方面决定采取非常措施，打击“富农”，另一方面加快集体农庄建设。在斯大林看来，社会主义是一个工业与农业紧密结合为一个工场的社会。他认为，苏维埃制度不能建立在两种不同的经济基础之上，社会主义国有工业与小私有制农业是相互排斥的。斯大林不相信广大个体农民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他认为必须想办法拴住农民，让农民听命于国家。

　　1929年11月初，斯大林发表《大转变的一年》，自上而下发动一场集体化运动。同年12月27日，他又提出从限制存有余粮的“富农”过渡到“消灭富农”。于是，全盘集体化就同他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结合起来了，成了一场急风暴雨，“富农”被扫地出门，财产被没收，有的被处死，有的被驱逐到边远地区。

　　在斯大林“为集体化的飞快速度而斗争”的口号下，靠行政命令搞集体农庄成了普遍现象，有2.5万名城市工人、干部下乡强行搞集体化，许多州提出的口号是：“谁不加入集体农庄，就是苏维埃的敌人。”这种强制政策不仅用于对付“富农”，也扩大到对付中农和所有不愿参加集体农庄的农民。农业被看成是国家工业化的手段和工具，农民则把集体农庄称为“第二次农奴制”。

　　1933年1月，联共（布）中央宣布：“把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纳入社会主义大农业的轨道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2000多万农户被20多万个集体农庄所取代。集体农庄由国家选派的干部按国家统一计划进行生产，对农产品实行义务交售制。农民失去经营管理权，也失去了产品的处理权。

　　不愿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在绝望中屠宰牲畜，毁坏工具和焚烧谷物。1933年与战时困难的1916年相比，牲畜存栏骤降1/2至2/3，粮食总产跌入低谷，直到1952年粮食总产都低于1913年，但国家征购却有增无减。（以上摘自《苏联“农业全盘集体化”的教训》一文，见2001年5月7日《学习时报》）

　　看！中国的农业合作化与苏联的农业全盘集体化何其相似！

三年困难时期为什么要分田单干？

有劲

我叫你的ID时，就是你买单了，哈哈哈哈。

首先质疑你的文学写作水平:

你怎么就替李四他们表了态呢?他们可以接受呢?他们没有使用暴力来反抗，可以用消极怠工来抵制。

这当然是事实，不过就只有靠集体化来度过难关?你自己不还提国家收税吗，收税后干什么去了?不能补贴赤贫?

又是曲解，我本来就说要有调整措施----所谓:社会主义有市场，资本主义有计划。收税更是连过去皇帝都有的招数，就到解放后，改名叫上缴利润了。

我没种过田，但在中国外国的企业都干过，只要是分配制度不清晰的地方，都会有偷懒现象。中国以前国营企业效率低，国外相对来说也是，甚至私有制大企业，人浮于事也很多。

要不然，农民素质就比工人高很多?

你这是在曲解我的意思---我的意思很明确，如果我赌博，就不应该有生存权，因为这是自作孽，不可活，农村的那种懒汉，本来就应该饿肚子的，而大锅饭养了他们很长时间。

加起来也不少了

只不过以前是为国家死，现在是为钱死

以前修XX路的时候，都是号称1公里死2个人的

生产安全根本没有什么措施来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