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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邓小平“黑猫白猫”论

土改时张三家：张三、张三媳妇儿，总共两口子人，虽然张三媳妇儿肚子挺着，可还没有生下来，生不逢时，所以分得土地才6亩。

李四家：李四、李四媳妇儿、4个孩子，分别为12、10、9、7岁，分得土地18亩。

刘二家：刘二，单身，才17岁，也算一家，分得土地3亩。

村里其他人家的情况不是接近张三李四，就是刘二，……。什么，眼红李四家？且慢，故事在后面。话搁这儿，当时不按人口分土地，行吗？您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到了50年代末，张三家、李四家、刘二家同属某公社的某生产队，此时，该生产队有近30户人家、120多人、250亩土地等，当年打粮食12万余斤，和其它收成……。交了1500斤公粮(作田赋)，卖了48500斤余粮，留1万余斤种子，6万余斤作口粮，合计能有12个多月的口粮。

张三家的收入：张三、张三媳妇儿、4个孩子，分别为9、8、6、5岁，上面仨上学了，老么也就明年上学吧。一年挣得工分4000(扣除“非包工”即劳役后)，分到粮食2400斤，油和其他农产品等若干，欠队里款60元之后，收支才正好相抵，是典型的“倒挂户”。家里花钱靠母鸡和猪长大，这不，刚卖了猪，不到半小时，张三媳妇赶紧买了30斤盐、扯了好几丈粗布……生怕队里来要帐呢？

李：李四、李四媳妇儿、4个孩子已分别为21、19、18、16岁了。一年挣得工分20000(也是扣除“非包工”即劳役后)，分到粮食3600斤，油和其他农产品若干，分得钱名义上为850元，而实际到手700元，150元似乎“必须长期存在”队上，供“倒挂户”透支用。

刘：刘二，仍是单身，一年挣得工分4000(扣除“非包工”即劳役后)，分到粮食600斤，油和其他农产品等若干，分得钱名义上为180元，而实际到手150元，30元似乎“必须长期存在”队上，供“倒挂户”透支用。

张三家的贡献、所得：土地6亩/250亩(2.4%)，工分4000分/200000分(2.0%)，分粮食2400斤/60000斤(4.0%)。

李四家贡献、所得：土地18亩/250亩(7.2%)，工分20000分/200000分(10.0%)，分粮食3600斤/60000斤(6.0%)。

刘二家的贡献和所得：土地3亩/250亩(1.2%)，工分4000分/240000分(2.0%)，分到粮食600斤/60000斤(1.0%)。

对比，张三家以2.4%的资源贡献(土地)，2.0%的劳动贡献(工分)，获得4.0%的粮食。

VS 李四家则以7.2%的资源贡献(土地)，10.0%的劳动贡献(工分)，获得6.0%的粮食。

VS 刘二家则以1.2%的资源贡献(土地)，2.0%的劳动贡献(工分)，获得1.0%的粮食。

可见，李四家对照张三家，以3倍的资源贡献(土地)，5倍的劳动贡献(工分)，换取才1.5倍左右的“获取粮食”差别，而且这个差别还是基于“年龄上”张三家孩子小，贡献与受益不成比例。所以明、后年……，资源贡献差别不会变，劳动贡献也不会有大变动，张三家孩子一年一年长大了，获取粮食差距却会缩小到1.3、1.2倍……直至无差别。

而刘二家对照张三家，资源贡献(土地)虽小了一半，而劳动贡献(工分)相同，“获取粮食”却仅得到张三家的四分之一，明、后年……，资源贡献差别不会变，劳动贡献也不会有大变动，获取粮食差距却会扩大，……直至仅为张三家的六分之一为止。

所以，我们至少可以从中看出来，在粮食，这个生存最基本最重要的物质需要，的分配上，对于占总人口80%以上的农民来说，合作社、人民公社采用的已经不是“按劳分配”，而是低水准生活条件下的带有“按需分配”记印的“社会主义”政策，按人口分配。同样，在“生活必须”的方面，后期资本主义国家也都不得不采纳某种带有社会主义记印的政策、甚至制度，这在全世界已是共识、共同现象。生存权是最基本人权。

土改时，按人口分配土地，埋下了种子，本身已经预示，这个“不合理”必然会造成贫富不均、两极分化。总不能老“平分土地”吧(例如过十年来一次？)所以，基于这样的认识，GCD提出了走“集体化”道路，这完全是一种“自然”选择，“历史上从未实施过的社会主义，试试的机会总得给嘛”，所以这是历史的必然。

不管什么原因，事实是这条路没有走好，60年代初，三年困难时期，为摆脱困境，“黑猫白猫”论出台。……。70年代末，既然掌了权的理论家邓小平，认为“这20年浪费”了，那就再回到56年合作化以前状态吧。

但，历史呈螺旋上升，应当可以看出，此时，“重新分了土地”(承包责任制)后，如果王五家、杨六家、陈七家类似20、30年前的张三、李四、刘二家，那么，尽管杨六家很可能也能够在相同面积土地上，付出五倍于王五家的劳动，却不见得能得到高五倍的收获了。因为各自承包相等土地的条件下，可以作比较啦，良种、化肥、水利、技术等，使得王五家也能获得至少接近于杨六家的粮食了。现在，杨六家要努力寻找的是“劳动力”的出路，乡镇企业应运而生、进城打工的动力由此而来。王五家则警示四邻周围，“少生孩子多种树”才行啊。陈七家么土地少，进城打工和留在农村差别不大，赶快找媳妇是正事儿，而孩子大概是决“不敢”多要了，哈哈哈……。

看来，黑猫、白猫本来就都能捉老鼠的，还一个劲夸“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大家，共同富裕”的白猫路线，干吗？心虚。且不去揭露其欺骗性、虚伪性，黑猫白猫论，作为总设计师设计蓝图上最主要、最“夺目”部分，作为理论家邓小平的理论中最基础、最著名部分，(著名到美国国会议员，在国会辩论时多次引用)，总该可以修正成：黑猫白猫，不捉老鼠的不是好猫了吧！实践已经证明，光是能捉老鼠还不是好猫，好猫的标准、定义要高许多。捉老鼠仅仅只是好猫的必要条件，给充分条件留有余地不好么？

快三十年了吧，“先富起来”，看到了。“带动大家”，没有。事实是大家都在想富、而且想先富，这个“想”拉动、推动了一部分人先富。永远也甭想共同富裕，就象太阳东升西落那么铁定、衡定。黑猫白猫论，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相互指导、验证过了。那是被人吹成“理论家”的“理论”，打了引号的理论家和理论，早已成了胡里花捎的理论。什么是好猫？摸石子过河时，总能发现，本来就是很讲实际的人，肚子里的“疙瘩”多是多，可个个是实心的，充什么理论家？只要总在河里行走(老老实实待在河里，是硬道理)，总碰得上“斑马”似的猫。

谨此文纪念民间“黑猫白猫”论成为指导制定政策的“理论”出台45周年(1962~2007)。

• 忽悠的正是您呐，阁下，呵呵，别生气也别不服。

　　三家的收入只有粮食？分得的钱不算收入？

　　自粮食统购统销后，农村的粮食也有限额，按人口分配，超过限额的要卖给国家。

　　当年合作化的主要目的并不是消除贫富差距，而是为了防止土地并兼，八十年代后的分田到户与五十年代的分田并不一样。

老邓最闪光的功绩可不只是这个，“解放思想，发展生产力”呢？您老也应该看到。

老邓的错误是发展生产力的时候停掉了一些原创的基础项目，比如大飞机等等。但这些错误并不能掩盖他的功劳。

您抱怨的并不是他让人“富”起来，而是抱怨的贫富悬殊的问题，但最关键的在于从改革之前那种死胡同中走出来，之后怎么样，应该是我们这一辈考虑的问题。

说到贫富悬殊，您说的好像改革以后才悬殊了似的，实际上从民国到改革前，老百姓何尝有过真正的平等？打倒了皇帝民权还没真正建立，财富和权力就被军阀地主资本家买办所把持，建国后呢，被大大小小的干部们把持，改革后，至少大家还有点投机的机会了吧？

在当时农村的生产力水平上，获得粮食是最重要的生存手段。

不错，口粮也是要“钱”去买的，可是光是钱就能买到粮食么？更何况买不起口粮的，还可以“欠债”，这是什么“社会因素”(社会元素)？合作化当然不能、也不是为“消除贫富不均”而进行的，但是，它提供了一个“安全阀”，让贫富不至于扩大至解放前水平。

不那样算？那该怎么算？我把钱已经算作收入了。我的看法，非但要那么算，还必须那么看问题，当时的实情(典型的缩影)，就是如此。吃到了第三个馒头，说饱了，前两个已下肚的也是馒头啊，不是纸上画的，老邓说那是白吃了，“是浪费”，呵呵，好一个唯物主义理论家！

　　但你后面的评论中提到钱了吗？全是按净得粮食算所得比例。

　　人吃粮是有限的，分再多也只能吃这么多，多余的也只能卖掉。当然在那时只能卖给国家，集体卖了分钱与分粮后个人卖有多大区别。

　　而且那时还有个重要问题：粮食从总体上不足，所以要统购统销。

发展使硬道理，摸着石头过河是小品平同志说的

对我触动最深的两句话。

前者说明了方向，后者说明了方法，也就是攻略！

10年前，就被发展是应道理着菊花折服。

俺在农村种田种到大学毕业,对这个知道一些。别的地方怎么干不太清楚，不过俺老家农村的土地变动还是相当科学地：既考虑了变动过于频密可能造成的对土地投入的减少，也顾及了长期不变必然造成的不公平。基本的原则是“五年一大动，三年一小动”。“大动”就是统计人口、丈量土地和确定地力贫肥，而后重新分配。“小动”则是针对正常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对各家和各集体（如生产小队）的土地进行微调。如果其它地方也照此办理或者有类似章法可循，那么你从制度层面上所作的推理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作为你推理的前提不存在。

黑猫白猫论正是老邓理论的精华，世人这么看的，你不这么看当然可以。

无庸置疑，“黑猫白猫”论是邓小平理论的最精华部分。这不是你我可以下结论的，这是全世界这么看的。美国人提起他，除了在他手里实现了美中邦交正常化(建立外交关系)，就是猫论啦。而“猫论”有其精彩之处的，它让人们关注、重视猫的本领(功能)，而不是猫的外形(色彩等)所代表的涵义。只是这种思维方式(哲学)背后是片面性，片面性(行而上学)是要去掉滴。

邓当然是历史巨人，尽管他身体个子矮。但是他有他的历史局限，其中他对前人的随心所欲式否定(完全带有个人成见了)，是损他声誉最甚的。

异议。

我是农村来的，呵呵。

基本的原则是“五年一大动，三年一小动”？什么地方(省、县)，什么时候实行？由谁来执行“大动、小动”？……坦率地说，我很怀疑、很怀疑！！

看来，并没有地方也照此办理或者有类似章法可循(根本是编出来的，那时有什么生产小队？呵呵，漏馅啦)，那么我从制度层面上所作的推理是完全站住脚的，作为我推理的前提的的确确存在。

在中国尤其如此，中国人对于平等，基本属于口头革命派。

不患寡而患不均，那是说给别人听的场面话；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是说给自己和孩子听的真心话。

看来一些政策各地实行起来的差异很大。

我知道的几个地方，土地都有调整的。

上学啦，工作啦，参军啦，新人口啦，婚嫁啦，都要考虑的。

在那个时代，意识形态毕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讲猫论，那么就需要先解决意识形态问题，然后再谈其他，就是先有理论后有实践，这样的话，恐怕经济改革根本不可能。

这也就是邓的伟大之处。其实他又怎么会不知道一些口子放开了就收不住了？

但是后来仍然讲猫论，就是胡闹了。这个是后人学得不好。

猫论只是在那个特定的时期的产物。

这很关键。被引述的原话是“土改”(49、50、51年)，到55、56年合作化，什么地方有“土地划分作调整”了？没有，请千万别瞎编。

我估计前面讲的也是说的八十年代。

一共只有几年的时间，有的地方才1953年就开始互助组了，到1958年就全是公社了，土地分配调整的意义并不大。

所以你这个理论还是有问题。

即使是现在，土地的分配也在很大程度上照顾到一些人的吃饭问题。目前的土地利用方式是不利于提高产量的，土地单产可以提高的余地很大。但是你总要人有饭吃吧？

按劳分配本来就是个梦想，永远不可能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