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读革命回忆录漫谈之八：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上） -- 孤星

比如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从20年代末到去世，他一直处于党的核心领导层。但是，这么多年，你能指出他故意整过谁吗？ 不能。

是他没有整人的权力和本事吗？ 显然不是。

（周总理文革中说过一句话：任何人，我只要跟你在一起一星期，我保证就可以把你打成反革命。比喻给别人上纲上线和挑刺，谁都会。这事不难。）

周总理这一辈子，倒是保护了许多的同志。比如，长征中，保住了张国焘准备杀害的廖承志。文革中保住了许多的老干部。但是，自己的养女孙维世倒没保住，被人关进监狱活活打死。

朱总司令也是的同样的厚道人。

习仲勋同志说过：我这一辈子，两件事我问心无愧：一是我没有犯过左的错误，二是我没有整过人。

（我补充：习仲勋同志倒是被自己人整得两次差点丢了命：一次是在陕北苏区，“左派”领导人差点把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右倾分子”活埋了，是中央红军及时赶到陕北，“刀下留人”救了他们； 二是文革被关押7年；）

中共党内的有名的“左派”们，都喜欢整人。王明、博古、夏曦、张国焘、康生，以及四人帮等都是如此。这些家伙没一个有好下场的。

因为，除非你自己能永远捏着刀把子，否则，刀把子到了别人和你的对立面的手里以后，你就要倒霉。你的家人也要倒霉。

其中童年彭总是由近几年颇为红火的演员富大龙饰演的，按照故事片编的故事，彭总家庭出身可不是富农。网上介绍的剧情梗概：

简直难以想象，这工作人员如何回去向王近山复命。

王政柱母亲在村口遥望远方盼儿归的形象，与七八十年代某一年获奖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里一个红军的瞎眼老父亲日日伫立村口盼儿归的形象相同。很奇怪我现在怎么也回忆不起这篇小说的名字了。

叶飞上将有两个母亲，生母是菲律宾人，养母是福建人，都活到了解放后。

叶飞出生在菲律宾吕宋岛，父亲是福建南安一个贫苦农民，新婚几个月后到菲律宾做苦工，后来做小买卖，在当地又结了一次婚，所以叶飞有两个母亲。

叶飞生母有文化，英语很好，往来的信件都用流畅的英文，还教叶飞学了一年英语。叶飞小时候活泼好动，调皮捣蛋，生母特别疼爱他。他五岁离开生母回国，以后就再也没见过，开始还有书信往来，投身革命后便逐渐音信断绝。

1930年7月，叶飞在厦门被捕。家中得讯后，在海外设法营救，他二哥专门从菲律宾赶回厦门探望。家里每月寄一些钱回来，二哥每星期探视一次，给他和两个难友解决了大问题。二哥还带来了他的菲律宾出生证，根据菲律宾法律，凡在菲律宾出生的就自动取得菲律宾国籍。厦门当时有菲律宾领馆，可以要求引渡。他父母曾准备通过领馆交涉引渡，但此时叶飞已判决，刑期不长，他担心引渡到菲律宾后可能更麻烦，就劝家里不要交涉引渡的事了。最终他在狱中熬了一年半。

解放后，叶飞上将得知远在菲律宾的父亲已于抗战期间病故，生母依然经营米店但身体已不如前，患有高血压，家计重担由他没有出嫁的大妹主持。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大妹突然来信，告知家中负债无法偿还，要宣布破产，但弟妹还在读书，担心病弱的母亲受刺激，走投无路，希望他能借钱支持。

接到大妹的来信，叶飞十分为难。担任福建省委书记、省长、福州军区司令员这样的高官，却没有钱可以寄过去，这是在海外的人所不能理解的。考虑了几天，他给大妹回了一封信，告诉她无法寄钱，希望她带母亲和弟妹一起回国，由他负担养家责任，并供养弟妹在国内上学。后来他没有收到大妹的回音，不知道这一难关是如何渡过的。他生母1965年病故。

1919年，叶飞的父亲带着他和他二哥回到福建南安，回家不久就被土匪绑票，被赎回来之后就匆匆出国，以后再也没敢回来。从此，叶飞弟兄两个就由父亲的原配抚养。这个母亲一直没有生育，把叶飞哥俩视同己出。以后叶飞投身革命，开始做地下工作，后来转战南北，就断了音信。

1949年，叶飞率部解放福建，母亲没有主意，十分惊慌，并不知道解放军首长是自己的儿子。1949年9月，10兵团进军泉州，叶飞才把母亲接来。母子相见，惊喜交集。以后老人家到福州与叶飞同住，总算享了几年福，1963年病故。

与叶飞一样，张震也有两个母亲，一个生母，一个养母。

上海解放后，虽然军事斗争的任务依然很重，但毕竟生活安定一些。张震先在上海安家，后来又搬到南京住。工作之余，他十分想念自己的母亲（养母吴命媛）。前文提到，抗战期间，他请假匆匆回家探望母亲后，多年来杳无音讯，生死不明。他曾写过几封家信，打听母亲的情况，因地点变动，均无回音。每想起少小离家，从军远行，戎马疆场，而不能照顾母亲，尤其在母亲最困难的时候，作为儿子却不能在她身旁，他感到抱憾终身。

但作为一名军人，在党的培养教育下，一生在人民军队里度过，努力为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而战，自认其中就包括了自己的母亲，这是张震唯一可以感到慰藉的。

无论是在战争岁月，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时常梦见母亲。新中国成立后，张震给时任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写信，请他帮忙寻找自己的母亲。不久传来消息，他母亲在一个破碉堡中被找到，已沦为乞丐，而且精神有些失常。按照黄克诚要求，张震家乡派人将她送到武汉，托付给华中局书记邓子恢。邓子恢派人给她买好去南京的船票，并亲自打电话通知了张震。

得到消息后，张震彻夜未眠。1949年12月22日，天刚亮，他就赶到南京下关码头。等啊等，终于等来了母亲坐的那艘船。母亲由他的一位表兄陪同，手里提着印花被，好像他小时盖过的那一床（作为信物吧）。他不禁泪如雨下，感到悲喜交加。离别10余载，母子终于团圆。但母亲憔悴苍老，神情呆滞，他都不大敢认了。

张震跳上甲板，紧紧拉着母亲的手。母亲没多大反应，只是说：“你的话好懂呀。”他忙说：“我是你的儿子!” 母亲双眼一亮，终于认出了自己的儿子。几十年过去了，张震仍清晰记着这个场景。

张震把母亲背下船。回家之后，他爱人马龄松拿出自己的衣服给婆婆换上，换下来的衣服已破得没法再洗。他与母亲交谈得知：

1933年8月，父亲病故之后，家里境况更加困难。1938年张震回家探亲之后，与童养媳解除婚约，家中只剩母亲一人孤苦伶仃，亲友接济也难以为继，先是靠变卖家中用具为生，最后连父亲去世时准备留给儿子作纪念的一把篾刀也被债主拿走。母亲不得不离开一贫如洗的家，住在破碉堡中，过着流浪乞讨的生活。

张震与母亲团聚后，想留她一起住在南京。但母亲不习惯城市生活，只住了半年多，就闹着要回家，有时病情发作，到处乱跑。当时，解放军正筹划解放台湾、准备进攻舟山和再战金门，军队建设的任务也十分繁重。马龄松要上班，除节假日外，也没有更多时间陪伴老人。他担心母亲跑出去被汽车撞伤，只好同意她回家。

张震将母亲一直送到船上，由两位表兄接回家。三年困难时期，农村粮食紧张，张震和马龄松定期将节省下来的粮票寄给母亲。想到母亲年事已高，1960年春节，张震带全家回平江老家看望。母亲看到孙子、孙女都长大了，非常高兴，紧紧拉着孩子们的手，问长问短，似乎有说不完的话。

分别时，母子之间难舍难分，张震又特意把母亲接到长沙住了两三天，为她购置了棉衣、棉被、暖水瓶等衣物，并留了一笔生活费。1961年11月，78岁的母亲因病离开了人世。闻讯后，张震失声痛哭，彻夜未眠。

在张震接养母吴命媛到南京以后不久，他又收到家乡来信，说来南京的是其养母，他还有一个母亲，即生母余朵莲，仍生活在长寿镇上。得此音讯，他颇感突然，不信其真。他过电影般一幕幕地回忆儿时的生活情景，觉得养母始终对他十分疼爱，关怀备至，只有亲生骨肉才能如此。

后来，家乡人不断来信叙说实情，旧时的邻居也来信证明。一天，张震忽想起自己4岁时有人对他讲“你不是你娘生的”，他把这话告诉养母后她痛打自己的情景。抱着弄清情况的想法，张震给家乡政府去信，最终确认了这一事实。生母也给他来信，诉说40年来生离之痛，并表达而今年过八旬，烛近风前，“但愿一睹容颜，则九泉无恨”的心情。当年的介绍人也写信证明了出继情形。

张震起初确实不大相信。因为他对养母的感情太深了，每一念及，总是眼泪夺眶而出。但是，既然大家证明了，就不管是养母还是生母，都是母亲辈的人了，他都有责任照顾好她们的晚年。

但张震也担心养母难以接受，不愿意因此伤她的心。所以在回乡探望时，他背着养母，利用晚上与妻子去看望了生母一次。生母由她的长孙照顾，晚年四世同堂，99岁高龄时因病逝世。

在血雨腥风的岁月里，有多少革命军人的家属或死于敌人的屠刀，或死于饥寒交困，没能亲身体察到新社会的美好生活。张震的两位母亲，在人生的道路上，都饱经了旧中国的苦难与艰险，但毕竟活到了新中国，看到了儿子、儿媳和孙辈，感受到亲情的温暖。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都是幸福的母亲。

1987年秋天，即将卸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国务委员、国防部长的张爱萍上将特意到三线转了一圈，跟大家道别。他还顺道视察了云南前线，并回到了阔别58年的家乡四川达县。1929年离家时，他是一位19岁的热血青年。回乡时，他已经被岁月打造成一位77岁的迟暮老人。

航天部几个厂所设在达县和达县附近，张爱萍几乎每年都要到四川三线检查工作，但几过家门而不入。他不愿惊动地方，也担心有不自觉的本家借他耀武扬威，败坏了共产党在老百姓中的威信。

回乡后，张爱萍站在母亲坟前，任凭雨水浇淋，老泪纵横。他当晚写道：“惚见依门依闾望，犹闻唤儿声。”他看见母亲依着门栏翘首期盼着儿子的归来。

起初得知母亲去世的噩耗时，张爱萍正处于事业的无奈和爱情的失意之中。七七事变之后，毛泽东在一天晚上找他谈话，安排他担任江浙省委军委书记，负责组织沪杭宁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并明确指示，上海沦陷后要发动并组织上海的工人阶级在郊区进行游击作战。”

张爱萍按原定计划在沪杭三角洲地区组建扩充游击军时，在武汉的中央代表团来指示了，要他立即撤出上海。什么原因没有讲。张爱萍感到，太可惜了！

南京沦陷后，到处是散兵游勇，到处是国民党败退时遗弃的枪支和随手可捡的军用物资。老百姓虽恐慌，但也有勇敢的、被激怒的。日本人只占了中心城市和交通枢纽，周边地区一片空白。人数不多的一些民众自发武装和土匪游击队开始出现，反抗的、打劫的，无政府状态出现了。

张爱萍怦然心动，通过曾山向武汉的中央代表团报告，建议吸取上海失守后仓皇撤退的教训，就地组织武装。等了十来天，中央代表团指示到了，要他立即撤回武汉述职。中央代表团当时赋予党的各级组织的任务只是协助国民政府，组织党员和同情分子撤往大后方，并没想组织力量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斗争。

中央代表团的思路，还是要依靠、依托国民党抗日，这显然与毛泽东的思路不一样。当然，在敌军力量强大的沪杭宁地区（即使是郊区）搞武装斗争，很难坚持下来，但起码在日军立足未稳的时候能拉起一支队伍，像冀东大暴动那样，暴动失败之后也能撤出几千人的队伍。

张爱萍撤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之后，主要任务有两项，一是周旋于国民党上层，二是接待抗日青年。后来，他被派到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黄绍竑那里，担任政训协理员。经过多次战场实地考察和深入思考，他开始制订浙江敌后抗战的战略计划，准备一旦浙东为敌占领，就与同志们留在金华地区开展游击作战。

这又踩上红线了。中共长江局（王明担任书记的长江局这时已经成立）的密件到了，要求他立即撤出黄部，迅速回武汉述职。

使张爱萍感到委屈的远不只这些。之前，周恩来派他在武汉一个抗日干部培训班授课，他一来二去与一个叫孙力（张爱萍还给她改名叫孙莉）的女孩相互产生好感。老铁李克农告诉他，孙力可能是托派分子，不能再来往了。他俩的事，延安都知道了，毛泽东在一次开会时还点了他的名，“听说张爱萍被一个托派拉下水了！”

事后组织查实这是诬告。一个同志的妹妹，原想介绍给张爱萍，张爱萍没有理睬。后来，她知道了张爱萍与孙力的关系，想拆散他俩，就编出了这个故事。这是事后李克农告诉他的。但时光不再倒流。一对有情人去了不同地方，从此天各一方。再见面时，几年之后的事了。

厄运并没有到此结束。张爱萍的三弟张灿明（建国后曾任最高检副检察长等职）从家乡来了。他一晃离家已快10年了。他上来就问三弟，母亲怎样了。三弟哽咽了半天说不出话来。原来母亲已经去世了。他号啕大哭。这些年来，他几次从死亡边上走过来，再怎么难，都没有掉过眼泪。但听到母亲去世时，他实在忍不住了，所有积淤在胸中的郁愤都宣泄出来了。

张灿明回忆：“母亲在弥留之际，几次呼喊二哥的名字，说你二哥回来了，到了村口。为了能让她平静下来，只得装着出去看看，这样反复几次，她才咽气。”兄弟俩晚年，张灿明有一次闲聊时无意间讲起这段往事，张爱萍摆摆手，转过头去，意思是不要再提了吧。

张爱萍的儿子张胜小时候常听他说，他父亲不喜欢他，喜欢他的哥哥，而母亲喜欢他，他也特别爱他的母亲。每每提及，他总会流露出伤感。尤其是他到了暮年，回忆孩童时代的生活就更多了，他像是对孩子们说，又像是自言自语：“你们的奶奶死得很早……”就说不下去。

张爱萍的母亲连一张照片都没留下。他找人按他大姐的模样画了张像，挂在床头，或许是想弥补一下吧，他要多陪陪母亲。

“难全忠孝多少恨，此生堪可慰娘亲。”作为儿子，张爱萍有遗憾，双亲故去，都没能在床前伺候。但他的一生，足以使他的父母为他骄傲了。可怜天下父母心！即使生出个好男儿来，那也都是为国家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