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读革命回忆录漫谈之八：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上） -- 孤星

三、解放之后

家乡解放之后，长期背井离乡闹革命、甚至十几年或二十几年彻底与家里失去联系的干部，通过各种方式打听家里情况，与家里取得联系。有条件的，可以抽空回家探望父母或家人，或者派人把老人接到身边一起生活，让老人过几天舒坦日子。当然，很多人的父母已经不在了。

以前看过一本回忆录，忘了作者是谁，这几天一直找也未找到。他在战争年代给母亲写过几封信，还寄过他与媳妇的合影，也收到几封回信，他估计是村里一个有文化的人代笔的。后来就收不到回信了，因为母亲去世了。过了若干年回乡，他找到了给母亲代笔回信的人，却再也见不到母亲了。代笔的人当时凭信中的内容和相片猜出他当官了，告诉他母亲，母亲很高兴，但最终没等到儿子的归来。

网上有王政柱少将（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长期在彭总身边）之子王岩讲的一个故事（本文其他内容基本都来自当事人晚年的回忆，相对比较可信）。

王政柱1950年10月写了一首诗：

十五里家当红军，辜负母亲养育恩。含泪告别众乡友，盼望穷人早翻身。

三十五岁回麻城，一心只望见母亲。三步当作两步走，只见新坟不见人。

儿走母亲受尽苦，东讨西讨求生存。敌人恨娘赤匪婆，逼娘交出儿红军。

刘邓大军回老区，母亲带病把儿寻。希望变成了绝望，未等儿子尽孝心。

这背后有一个悲伤的故事。

1949年9月，当时在湖北军区任职的王树声，把麻城籍还活着的红军的消息，分别派人通知他们家乡的亲人，王政柱的母亲因而得知了儿子还活着的消息。王政柱随后得知了母亲还健在的消息。但他当时正担任一野副参谋长，军务繁重，无法及时回家探母。

1950年9月28日，王政柱带着夫人、两个孩子回到老家，才得知母亲已去世。他当时就愣住了，就因为自己晚回家几个月，没能见到母亲最后一面。

母亲知道他活着，得到消息的第二天就到村口等，左等右等等不来儿子。村口有一条河，六七十米宽，过膝深的水。她看见对面有穿制服的解放军和土改工作队，就趟过河一一询问，结果一次次失望。冬天河水刺骨，老人回家后一病不起，再加上以为儿子出了事故才迟迟不回家，最后在绝望中病故。

1932年底，王政柱随部队撤离苏区，母亲被抓到乡里吊起来打，被硬逼着交人，她交不出来，家里唯一一床棉被和棉袄被抢走。她只好带着两个孩子出去找红军，在河南境内乞讨了三年之久，受尽了苦难。得知母亲这番遭遇，王政柱嚎啕大哭，原打算接母亲到兰州安度晚年的愿望成为泡影。

不幸也发生在王近山身上。渡江战役之后，时任3兵团副司令员兼12军军长的王近山，派人去湖北黄安老家接老父亲。返程路上，因为工作人员疏忽，出了意外，老人家在火车站被火车碾压身亡。眼瞅着离别十几年之后即将与父亲团聚，却发生这种意外，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

1949年底，中南军区成立，军区领导机关设在伍修权的故乡武汉。正担任东北军区参谋长的伍修权从1925年之后就没回过家，于是向高岗请假回武汉探亲。他没带警卫员，只有一个表妹陪伴，乘火车回到了武汉。

这时他家已搬了地方，全家人住在几间低矮破旧的小平房，老房子已经没有了，他好不容易才找到家。看到24年杳无音讯的儿子突然出现，老母亲惊喜万分。他父亲、3个哥哥、1个妹妹早已去世，家里只剩下3个兄弟姐妹。

伍修权没有住招待所，就住在自己家里，陪着年近古稀的老母亲，同睡在一张破木床上。每天吃着母亲和家人做的粗茶淡饭，觉得无比的香甜甘美。每日每夜同亲人们有说不尽的往事，诉不完的别情！他在家里住了个把星期，突然周总理从北京发来一份电报，要求他立即到北京执行新任务。就这样，他又一次告别了家乡和母亲。

1974年9月底，伍修权被解除“监护”，但并未安排工作，赋闲在家。之前，他听说母亲和家里的亲属都因为他的问题受到不同程度的株连，于是利用这段时间回武汉探亲。11月，他与夫人、大女儿回到武汉，安顿下来之后就回去看望久别的年迈老母和其他亲属。这次相见，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原来伍修权在北京被“打倒”后，武汉的造反派闻风而动，马上在他家里内外刷上大标语，糊满大字报，在外边架起高音喇叭冲着他家大门吼叫，把家也给抄了。九十多岁的老母亲从来不问外头事，也受到训斥。1975年元旦，全家人好不容易集合起来，过了八年来第一个团圆年。老母亲高寿，一直活到1985年去世，时年104岁，10个子女中，只有伍修权和另1个儿子走在了她身后。

1953年，未来的（上世纪80、90年代）公安部部长、最高检检察长刘复之，把母亲接到北京，想让他过一下清闲日子。

他1917年出生在广东梅县一个侨眷家庭里。父母都是马来亚华侨，母亲不到10岁就到刘家当童养媳，1972年在梅县去世，享年94岁。母亲身材矮小，健康结实，不识字，从小务农，勤劳节俭，小时候对他十分溺爱，呵护他度过了童年和少年。刘复之1934年从梅县到香港打工谋生，1937年冬天到延安参加革命。

到北京时，母亲已经75岁，手脚灵活，腰板硬朗。她一看到刘复之，就怪他多年不回家看看。前几年，母亲曾放言，儿子再不回家就要跳河了，特意传话来吓他。秋冬季节，干燥的气候使老人家的皮肤“冬痒症”和慢性支气管炎发作，再加上儿子也讲不了客家话，便感到生活得不自在。住了几个月，母亲一定要回老家去。于是他就托到广东出差的同事，把母亲送回广州。

1957年春天，刘复之到福建出差，随后经汕头回到梅县。一进家门，年迈的母亲二话没说，拉着他的手径直走向厅堂角上的神祖牌前烧香作揖。那里有祖父母和父亲的牌位。第二天，母亲还要拉着他去一个山谷中的小庙还愿。

1950年，吕正操上将接母亲到北京，与自己住在一起。母亲家很穷，不识字，手很巧，为人精细善良，思想开通，性格随和，吃苦耐劳，人缘极好，活到了九十多岁。母亲生他的时候，为了免遭不测，把他藏到柴草垛里。

到京后，他母亲与全家、工作人员及其亲属、邻居和睦相处，始终保持劳动人员勤劳简朴的习惯，缝补、洗涮、种植，整天闲不住。文革期间，她是非分明，对到家里打砸抢的毫不客气。吕正操被关押后，她回到家乡海城。专案组三次派人去海城搞外调。她在乡亲们的簇拥下，与前去外调的人讲理，理直气壮地说：“闹到多会儿，我这个儿子也是好人。在国民党时官不大，钱花不完，现在官大、事多、挣钱少。还是共产党好。国民党的官可好，大小都能捞，钱有的是。你们别跟着胡折腾，迟早会清楚的。”

运动来了，母亲跟着受苦的不只吕正操。1954年，张秀山受高饶事件牵连，被打成“五虎上将”之首，从东北局第二副书记的高位，下放到盘锦农场担任副场长。其年迈的老母亲后来也跟着到农场生活。农场条件很艰苦，老人最后在农场去世。

文革期间，杨成武一度担任代总长，红得发紫，后来也被打倒、关押，全家人被扫地出门，母亲也跟着受罪，临去世前想吃个鸡蛋都吃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