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读革命回忆录漫谈之八：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上） -- 孤星

有朋友回帖时提到民国期间高死亡率问题。查了一些资料，对照看过的回忆录，简单说一说。

很多人被“精致”的影视剧骗了，对所谓的民国范儿心向往之。但实际上，民国期间天下大乱，连年饥荒，战争不断，民生凋敝，可不是真正的“黄金时代”。电影《一九四二》深刻反映了大饥荒年代百姓的悲惨生活。

总体而言，民国时期的人口有几个特点：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1911年至1936年，全国人口从4.1亿增长到5.3亿，年均增长率1.03%。全面抗战时期人口大幅下降。到1949年底，全国人口才缓慢恢复到5.4亿。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63年至今，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由最高的33.33‰降至0.34‰，生育率降低到1.3左右。育龄人口的生育意愿持续降低。

民国期间出生率高的原因不复杂。不说有钱人家的情况了。以前见过一个比较“形象”的说法，大致意思是，生活太难了，饱经苦难的男人只能在女人身上释放自己。加上没有避孕手段，生的孩子自然就多了。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婴儿、儿童死亡率高，父母只有多生几个，才能确保其中有孩子能活下来，将来给自己养老。当然，因为医疗卫生条件差，死于难产、产后风的母亲也很多。

民国时期的平均预期寿命，官方没有权威统计数据。部分学者根据有限的区域性人口调查材料作了一些分析，结果不尽相同，有35岁左右的，有37-38岁的，有40岁出头的，等等。拉低平均寿命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婴儿死亡率高达170-200‰。根据国家卫健委数据，2021年我国婴儿死亡率降到5‰，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下降至7.1‰。这差了多少倍！

前文提到了不少开国将帅的苦难童年，不幸各有不同。当时，穷人家的孩子，想改变命运，传统上有两条路。一是读书，有了文化（不用上大学，高中就不错了），哪怕当个小学教师，收入也非常可观。二是当兵。当然，一直当大头兵也没有出路，当上军官，挣钱就多了。朱、彭、贺后来都是高薪。

让我们通过一些开国将帅幼时的家庭状况和成长经历，加深一下对那段苦难岁月的认识吧。

彭总是下中农家庭出身，家里共有8口人，伯祖父、祖母、父母，他兄弟四人（老二、老三彭金华、彭荣华兄弟1940年死在国民党手里）。家里有茅房数间，荒土山地八九亩。山地种棕、茶、杉和毛竹，荒土种红薯、棉花。家人勤劳节俭，勉强维持最低生活。他八岁时，母亲去世，父亲病重，家贫如洗，只能卖山林树木、典押荒土为生，最后留了三分地作为口粮来源。家中一切用具，床板门户，一概卖光。母亲去世后一个月，年仅半岁的四弟无人照顾，随后饿死。

彭总满十岁时，家中一切生机全断。他不愿乞讨受人欺辱，便出去砍柴、捉鱼、挑煤卖。10-12岁，给一个富户看牛，还要做其他活，每天睡眠不足六小时。13-14岁，在煤窑拉孔明车（竹筒做的）抽水，每天干十二三个小时，最后因为煤窑亏本倒闭，干了两年只拿到了一年工钱。15岁这一年，在家打短工、推脚车、砍柴、捉鱼卖。因为参与吃大户被告发，又跑出去做了两年堤工。

1916年3月，彭总参加湘军，当时不满18岁。每月给家里寄三块至三块五角钱。这时他伯祖父已去世，二弟出去当学徒，家里只有祖母、父亲、三弟三人，勉强可以维持生计。他职务逐渐提升，收入相应增加。1925年春天，他回家给父亲奔丧，带回去600多元钱，其中包括团长周磐送的丧礼200元。1027年秋冬，他已经当上团长，团经委会瞒着他，给他二弟400元，家里盖了12间瓦房。看来还是当官好！

黄克诚大将是湖南永兴人，小时家中有父、母、姐、兄、弟和他六口人。他离开学校参加革命时，家里有十口人，他两个兄弟均已结婚，哥哥已有两个孩子。家中有水田三亩多、旱土二三亩；有住房六小间，与另一户农民合养一头耕牛；租种公会水田五亩多点，议定每年交田租谷子十五石多点。大旱年请田主来吃饭，看禾议租。借高利贷有二十多元，年利加三，即每一元每年交利息三角，不还利息则利上加利。在收成好、人不害病、牲畜不死亡的情况下，一年劳动所得，勉强可糊口，半年吃粗米，半年吃红薯、杂粮。如果遇到灾年，或者人、畜出问题，就要借债。

黄克诚五岁开始参加劳动。每天除拾粪外，还得陪比他大十岁的姐姐到田里做农活。姐姐自小害羊角疯，因为家里无钱医治，时常发病。很小的时候，家里就给她订了婚。她非常悲观，整天闷头干活，极少言笑。他六岁那年，姐姐偷偷上吊自杀，脚下踩的凳子还没有踢倒，恰巧被父亲进屋看见。父亲非但没有动手救女儿，反而上前将她脚下的凳子推倒。父亲走后，别人进屋才把他姐姐救活。他姐姐后来终于找机会上吊死了。他父亲终于松了一口气。他母亲有些难过，但也感到女儿还是死了好，也松了口气。

生活的艰难和世道的凶残，使黄克诚的父亲变得冷酷而严厉，时常对家里人发脾气，对孩子们动辄非打即骂，黄克诚挨打最多。他天不亮就得爬起来去拾粪，起晚了就要挨打。拾粪回来，父亲要检查数量，拾少了也要挨打。平时吃饭掉了米粒要挨打，吃红薯时挖掉一块烂皮也要挨打。到他六岁时，每天除了拾粪以外，还要割草、砍柴、看牛。有时在外边与其他孩子偷空玩一会儿，割的草、砍的柴自然会少一些，回家之后又要挨打。

黄克诚自出生一直到十九岁，从来没有穿过棉衣。全家只有父母各有一件棉背心，其他人都没有棉衣。冬季天冷时，冻得浑身发抖，只好拼命干活，让身上出点热气。因为家里穷，他的学业基础只有私塾里学来的一点经史知识，18岁才考县立高小。当时家里备不起衣服行李，只能靠族里各家帮忙。他读了一年半高小，然后考上衡阳省立第三师范。这个学校只收一点书本费，他才上得起。

王平上将1907年出生于湖北阳新，解放后家里按田亩数被定了中农成分。他父亲兄弟4个，排行第4。他父母生了6个子女，王平最小。他2个哥哥早夭，3个姐姐都送给别人当童养媳。他不满周岁时，母亲去世，父亲又娶了他继母。他18岁时，他祖母、继母同一天去世。他继母的丧事比较简单，祖母活了89岁，他二伯父主张做寿、做道场，他大伯父和父亲也同意，几天之内吃喝招待，花了很多钱，导致家里欠债不少，本来就拮据的日子更难过了。

陈再道（本姓程）上将1909年生于湖北麻城。全村二十来户，他家是最穷的。家里共有五口人，父母，叔父，一个大他三岁的姐姐。他家里本有三斗田、三间土砖瓦屋。全家人辛勤劳作，每年可收获两千斤稻谷，够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他叔父在武汉长江码头当搬运工，后来回家务农。他出生后不久，他父亲得了痨病，病情迟迟不能好转，干不了农活，就忍痛把地卖了，开起了油坊榨油。但他父亲很快病得卧床不起，看病没有钱，家计没有着落，最后只好把油坊卖掉。就这样，他父亲的病没有治好，家里一贫如洗了。

陈再道三岁时，他父亲病重不治。好在他四个舅舅尽管自己家里也很穷，但都想办法接济他们。他叔父回到家，挑起了家里的重担。家里又租了地主三斗地，每年根据收成情况确定交租量。到了收获季节，他叔父割肉打酒，他母亲杀鸡宰鸭，先请地主吃一顿好饭，还要请私塾的先生陪吃陪喝。吃饭时商量交租量，但商量归商量，还是地主一口价。他和姐姐不能上桌，等地主吃饱之后离开，姐弟俩才被叫回家，桌上的鸡鸭鱼肉早被地主吃光。

祸不单行，陈再道的姐姐突然病倒，因为无钱医治，连什么病没搞清楚就很快离世。他母亲受到刺激，痨病愈发严重，在他11岁时去世。又过了几年，到他17岁时，与他相依为命的叔父也因病去世。从此，他亲人皆亡，孑然一身，革命队伍就是他的家了。

陈锡联1915年生于湖北红安，出生时家里有17口人，爷爷、奶奶，父母，3个叔叔、婶婶，2个姐姐、3个妹妹，堂兄，加上他自己。全家只有土房8间、薄田10亩，后来又租了地主10几亩地。每年全家口粮只有七八担谷，过着三季糠菜一年粮的生活。他3岁时，当石匠的父亲被上梁时掉下的石头打伤，不治而亡。他父亲去世后，他叔叔婶婶要求分家，他家里5口人分了2间房子2亩地。他母亲共生育2男2女，大女儿参加红军后断了音讯。小女儿1946年病故，时年33岁。他从小放牛的事，前边讲过。

杨得志上将1911年生于湖南醴陵。母亲自小是童养媳，没有名字，养她的那户人家出事后，嫁给了杨得志的父亲，一共生了14个子女。他家里很穷，一点土地没有，住的两间破茅草屋也是别人的。全家靠他父亲和叔父打铁为生。他叔父因为穷，终身未娶妻。类似情况不少，李志民上将的两个叔叔也是如此。

杨得志的父亲经常外出打铁半个月二十天才回家。回家之后，他母亲经常泣不成声地告诉他，哪个子女或病死或饿死。他父亲没有一句话、一滴泪，只有一声声悲愤的长叹。留在杨得志记忆中的，只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前文提过，他长征到达陕北后，给这个姐姐寄过信和照片，1950年回乡后与姐姐重逢）。姐姐十五六岁嫁人，但不久丈夫就死了，后来又嫁了一个穷人。

杨得志11岁那年，母亲在“月子里”得病去世。他离家十几里给别人放牛。放了三年牛，然后与哥哥到案源煤矿挖煤。没钱买车票，二百多里山路，用脚板走过去的。下矿的每天挣四角钱，在地面上挑脚的每天挣两毛钱。哥俩干了多半年，觉得没意思，挣的钱还不够买一张回家的火车票，后来搭了一辆运煤的车回家。

杨得志回家后，当了长工，后来又到衡阳跟着哥哥修路。他离家的时候，家里只剩他父亲、叔父和几个不懂事的弟弟妹妹。这是他与父亲的最后一别。父亲、叔父后来相继去世，叔父是讨饭时被狗咬死的。他哥哥与他一起参加红军，后来下落不明，不知牺牲在哪里了。

郭化若中将1904年出生于福州。从他记事起，全家靠在广东做小官的曾祖父每月寄15元度日。他5岁时，曾祖父去世，家里断了经济来源。到辛亥革命前，全家已当尽卖空。到他8岁时，在亲戚的冷眼中，他大妹被以40元的价钱卖掉。第二年，家里一棵大荔枝树也只卖了40元。冰水车薪而已。他13岁，家里的房子也被卖掉了，只卖了100元，他父亲和叔父各得50元。

在叔父的帮助下，他14岁开始读小学。读完高小，因为他成绩好，校长和老师愿保送他上教会办的中学，但他父亲坚决反对他上教会学校，所以他报考福建省立第一中学，考上了却因为学费高昂没有上。为了免费升学，他又考上农林学校预科。上了一年预科，没学到太多东西。第二年上本科，要穿新制服，等他借到衣服后，只剩一星期就到年终考试了。他的学生时代结束了。这年冬天，由他母亲抚养的一个堂妹又被卖掉。看到用卖骨肉的钱来维持全家生活，别说上学，连饭也吃不下了。

余秋里中将1914年出生于江西吉安，小时候家里有田两亩五分，另有滩地两亩，租种地主土地23亩，地租为五六成。他父母和他参加劳动，即便收成好，也只能勉强糊口，碰上天旱或水灾，生活就非常艰难。

1927年，余秋里的祖父去世，为了办丧事，家里欠下了100多吊钱和14担稻谷的债务。第二年，他父亲生病，为了治病，又欠下了很多债。这一年，水灾严重，收成很不好。秋收时，他家里人在打谷，地主派来的收租人就在一边等着，打下的所有稻谷被抢走，他父母回家痛哭一场。这一年，他家里还碰上另一个事。他母亲有一次与一个地主婆吵了几句，地主婆几个月后生急病死了，地主家里派了10多个人到他家里讹诈，杀了他家的猪吃，逼他家买白布做孝服，他家里又因此负债不少。

向守志上将（1955年少将）1917年生于四川宣汉，排行第六。灾难接连降临这个不幸的家庭。他大哥不幸早亡，姐姐远嫁他乡，父亲不到50岁就去世，家里小药铺关闭。他七八岁那两年，3个哥哥先后被军阀部队抓壮丁，音信全无，嫂嫂们被迫改嫁，家里只剩母亲和他两个人。他跟着母亲打柴、下田干活，还得给地主放牛。

向守志9岁时，与他母亲移居到另一个镇，租种地主的土地，地租7成，还要交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只能以野菜、杂粮或红薯糊口，终年过着“三月杂粮三月糠，三月野菜三月荒”的日子。

第二年，天旱少雨，庄稼欠收。向守志的母亲被迫向地主借了30块银洋抵天租，利息是50%。大年三十，地主派一帮打手去他家里索债，连本带息要300块，最后把他家里仅有的一升米抢走了。又过了2年，他的姐姐生孩子，他母亲把借来的一点钱和平时舍不得吃的鸡蛋、糯米装在筐里，让他去送给姐姐。200多里路，他走了2天，赶到姐姐家时才得知，姐姐生产后落下病根，无钱医治，不到40天就含恨离世。他趴在姐姐的坟前痛哭了很长时间。

郭洪涛（陕北肃反扩大化的责任人之一，抗战期间曾任山东分局书记）是陕西米脂人，出生于1909年。他家里有自耕地，还搞运输，生活还凑合。后因他祖父去世办丧事，搞运输的牲口和货物被军阀抢走，货物丢了需要赔偿，家里负债累累，自有土地全部抵债，仅有的一头毛驴和他母亲陪嫁的手镯也被抵债。

从上述几个人的家庭状况可以看出：不分地域，穷人到处都有，天下地主一般黑（作为一个阶级整体使然，尽管也存在一些善人）；穷人生病，基本只能等死；天灾人祸、治病、办丧事是导致穷人家庭状况雪上加霜的重要因素。还有一些例子没具体点到。实际上，小官僚、小地主、富农的地位和收入状况也不是固化的，由于各种情况（比如家里有人抽大烟、烂赌、经商不善等），也很容易破产沦为贫民。

整个社会如此。星火燎原，那就是必须的。这样的社会，还值得羡慕和留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