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关于包产到户的分析之一：起源与方法 -- 懒厨
家园 【原创】关于包产到户的分析之六：农民的迁徙与剪刀差 懒厨按：五一前上了新项目，前几天正忙着的时候，不幸被 @qq97 催稿，这家伙还拿 @柴门夜归 老兄来压我，搞得我老脸一红，还是得动笔写一下，材料来自之前我收集材料时，看到的周其仁的《城乡中国》一书，把关于土地的资料整理而来。
这些材料值得采纳，有两个原因：
其一，周其仁师从杜润生，做了详细的实地调研（比我的问卷调查深刻多了，我又再脸红一次），参与了包产到户的政策制定过程。
其二，资料具备可证伪性，任何读者不服，可以自行查资料验证反驳。
这些材料，我会分两篇来写，第一篇写农民的迁徙权利，第二篇写土地产权，理由简单：这是因为人和土地，是最重要的农业生产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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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某个人的迁徙自由受到限制，常识告诉我们，必定会影响该人的生产积极性，所以，这篇讲的是农民的迁徙权利历史，跟包产到户关系更紧密的土地问题，留在下一篇。
早在1954年，我国第一部宪法其实是规定了公民自由迁徙权。1975年的宪法又拿下了“迁徙自由”一条。
虽说中国这一套农村户口制度，源自苏联，算是比苏联的要好一点，苏联用的名称叫居民证，俄文是“propiska”，维基的解释是“居留许可签证”的意思，可以想象有多夸张，当年苏联的农民要到城里，是要拿“签证”的！
斯大林比较实在，既然是严格管理，他就没把迁徙自由写进36年的苏联宪法，轮到中国54年起草宪法的时候，最早的稿本是没有迁徙自由的，但由于49年的《共同纲领》里面有，其他国家不少宪法也有，于是邓小平一锤定音：“写上‘迁徙’，少费唇舌”，于是54年的宪法，就有了“居住和迁徙自由”这一权利条款。
而1954—1956年是我国历史上户口迁移最频繁的时期，全国迁移人数达7700万，包括大量农民进入城镇居住并被企业招工，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当时百废待兴，急需办厂，办厂要工人，肯定要去农村招，人数多，不出奇。
但是，55年6月到57年12月，政府先后发布7份文件，“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防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制止农村人口外流”等等，已经开始限制农民入城了，到了58年1月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证明，向常住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这就是正式限制农民入城了。“盲流”一词，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了。
限制当然是有原因的，官方的理由是：如果放任农民盲目流入城市，找不到工作的话，就不得不失业流浪，而问题的关键是，国家已经给农民分田了，他们有地种，有饭吃，所以不应该盲流。
于是，我们还要接着想：如果分了田那么好，为何农民还是想入城？答案自然就是剪刀差，用农业补贴工业。
剪刀差又是怎么来的呢？还是从苏联那边学来的，中国其实一早也意识到不大对劲。早在1956年，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就已经在批评苏联的模式了，说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义务交售制的办法，把农民的东西拿去太多了，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这里的积极性，就是我常挂在嘴边的人性，无论是苏联农民，还是中国农民，都一样，他们生产的粮食等农产品，政府作为唯一的买家，如果不给足够的回报，又没有迁徙选择的自由，农民一定不会积极劳动。
这里的经济解释是这样子的：国家向农民征收农产品，农产品是有生产成本的，你想低价收，就得压低生产成本，农业里面，劳动力占了成本的大头，于是，就只能压农民了，而农民又不能跑，甚至不能在不同农业生产部门与地区迁徙，意味着某方面能力较强的农民无法流动，赚取更多收入（柴门兄的资料反映基本如此），自然积极性会下降。
接着还要提到上文说的一个基本经济学概念，机会成本。
对一个农民而言，其劳动力可以有各种用途，种粮，种菜，种果树，种棉花等等，如果政府允许农民自由选择，农民必然会选最能挣钱的，产值最高那种。这就是为啥包产到户之后，从柴门兄的资料反映，五花八门，各种各样的农产品出现了，有河友还很头疼，不好统计。
如果强制农民种指定的农产品呢？由于没有选择的余地，也就不存在机会成本了，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说，产粮的生产成本很低。
但是强制也有强制的麻烦，政府还必须有相应的其他配套措施，不能顾头不顾脚，不但要管住农民不往其他地方跑，还得管住农民不让他们种其他农产品，这样，种子化肥的责任，政府又得承担起来。没错，粮食的生产成本是被压低了，但是其他配套的成本，管理的，化肥的，种子的等等，全部又上去了。
这种做法，算是顾了头，也顾了脚，算是照顾了农民吧？从一个数字看，估计农民也没啥获益。有个数字，大伙可以去查证一下，到了78年，中国农民人均的年净收入仅130多元，其中现金收入一年不过几十元。10亿人口的8亿农民当中，约2.5亿人吃不饱。吃不饱这回事，柴门兄的资料也能反映一二。
知道苏联的方法不对劲是一回事，真正实操又是另一回事，当年政府也不是没努力过解决效率的问题，根据党史专家说，1962年大搞阶级斗争的背景，是人民公社运动遭遇的挫折和失败。本来，农民合作社（合作社是指，用之前分给农民的土地入股公社）早就席卷全中国，甚至“高级社”（即社员的入社土地和牲口都不参加分红、大家仅凭劳动力在集体里吃饭）也普遍化了，那么农村公有制已经确立了，也没有地主剥削了。
可是，效果不好，于是就再把已失去土地所有权的农民合并成数万人组成的“大社”和“超大社”，搞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可是结果事与愿违，发生了和平年代罕见的大饥荒。（看到这里，我估计左派河友会跳起来，他们会说这是因为没有化肥。）
当时政府的结论是，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民主革命不彻底”，是敌对力量混入党内，滥用权力，欺负农民。于是就大搞政治运动，搞阶级斗争。如果是因为化肥问题，当年的政策，是不是应该把重点放到化肥厂，而不是搞运动？
至于是不是真的这样，一方面可以去查一下党史，信不过党史的河友，可以去问还健在的老人验证一下，这就是我常挂在嘴边的，资料具备可证伪性，欢迎大家去验证。
农民要到什么时候才开始有迁徙的自由呢？包产到户之后也没有马上开始，要一直等到84年，是中央的一份文件：《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选若干集镇进行试点，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
从此，农民就多了一个改变自己和家人命运的合法机会。这就是我之前说的，选择的机会，从84年开始，这个机会就是合法的了。“允许落户”政策最值得称道的地方，就是把选择迁徙的权利，还给了农民。
这个改开的历程，说白了，其实就是把各种权利逐步还给了人民，从而激发人民积极性的历程，例如：
“允许包产到户”为了激发农民产粮的积极性，“允许多种经营”为了增加农民收入和轻工业原料的供给，“开放长途运输”为了克服农产品流通的瓶颈，“允许个体私营企业的发展”为了增加城镇的就业。
为啥刚开始包产到户时，并没有马上把迁徙的权利还给农民呢？这是因为到了84年，农村的生产效率提高了，农村的生产力开始有富余了，而工业有开始发展，需要新的劳动力补充，允许迁徙的话，农民的就业就多了一个选择。
看着这些例子，大家就会明白，为何会有治大国如烹小鲜的说法，一点一点的权利释放出来，一点一点的改变，改开就是这么来的。
好了，这篇就先讲到这里。下篇讲土地，那个跟包产到户的关系更大。
通宝推：假日归客,普鲁托,柴门夜归,家园 关于化肥 记忆中，生产队还在时就开始使用化肥。
外婆家边上就是生产队的仓库，这间仓库还是生产队里唯一一个地主的老房子，现在脑子里还有大人往仓库里搬运化肥的场景。
但是，那时候化肥的使用量似乎不高，不是每块田都用。
现在一说积极性，就说农民的积极性，其实不准确，应该也要提生产队的积极性。在分田到户之前，用不用化肥，不是单个农民说了算，而是集体的生产队说了算，生产队如果用化肥的积极性不高，化肥自然就用的少。
按理说，多用化肥多打粮食，生产队应该有多用化肥的积极性，可是，生产队也不是生产队长说了算，第一，他要取得大家伙的同意。由于每个人认识不同，再好的事也会有不同意见，所以这一点会让生产队长头大；第二，他还要有本事搞来计划外的化肥指标。
这两条理由，就会让大多数生产队长在用化肥上没有积极性。在民主体制下，办成好事太难，何况即使办成也是大家的好事，但对于牵头人来说，并没有额外的好处，反而往往费力不讨好。
以上大概就是生产队时代使用化肥积极性不高，没有大量使用化肥的原因。
化肥的普遍使用，是在分田到户之后的几年，具体时间记不清了，但化肥种子农药越来越成为大人们口中的热词，是有印象的。
个体有了自主权，需求端的真实需求才能体现出来，体现出来之后又倒逼供给端增加供给。
所以，没有分田到户，就很难有化肥的普及。真实的需求反映不出来，肯定会影响供给侧。
而有了化肥的普及，才有粮食产量的提高，才有剩余农民从田里解放出来，才有农民工，才有血汗工厂的积累，才有制造业强国，才有基建狂魔，也才有今日之中国。
- 复 关于化肥
家园 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还是看江西的实例吧 用江西做实例，是因为本帖谈的萍乡市在江西。
在1950年代，江西的化学肥料很少，1950年全省平均每亩耕地只有化肥0.2公斤，所以肥料以农家肥为主，商品肥为辅，说穿了就是发动农民自己积肥，从各方面增施有机肥料，包括播种绿肥作物，动员群众养牛养猪积肥，挑塘泥、铲草皮、烧石灰、烧火土灰、沤窖肥，等等。
1960年代，还是以有机肥为主，有了一点化肥，氮磷化肥为辅。绿肥面积进一步扩大，1966年达2130万亩，1969年达2350万亩。这时开始研究碳铵的安全施用技术，促进小氮肥―碳铵在全省推广应用。也试验了磷肥，结果表明磷肥在丘陵红壤特别在中低产田具有显著肥效，群众称为灵肥，于是省委还要采取措施合理经济分配施用磷肥措施，以使全省大部分农田都能施用磷肥。
——很显然，只要化肥有效，各地都会抢着使用化肥。
70年代，江西的化肥供应量逐渐增加，江西农业施肥为有机肥与化肥相结合，以有机肥为主。1970年全省化肥销售（有效成份）为13.24万吨，到70年代末达31.56万吨，由于化肥增产见效快，全省一度出现重化肥轻有机肥的偏向。1974年及时贯彻全国合理施肥座谈会精神，强调还是以有机肥为主，有机肥与化肥相结合的原则，江西省忽视有机肥倾向有所扭转，科学施用化肥得到重视。同时江西省的农技系统根据省情对氮化肥施用技术进行多种改进，以提高化肥效率。而且没有放松有机肥，还开展绿肥高产合理应用，稻草还田、红萍养殖与利用，紫云英新品种选育等工作，促进全省农业增产增收，丰富肥料使用方法。
——可以看出，化肥由于增产效果好，深受农村欢迎，以至于出现重化肥轻有机肥的倾向，而且这种倾向在全国都出现了。可贵的是，当时的中央并没有只看重短期效果，还是很强调使用有机肥以保持土壤的肥力。20年以后的故事我们知道，由于过分依赖化肥的增产作用，长期、大量使用化肥，导致土壤板结，肥力下降。
到了80年代初期，绿肥种植面积缩减，有机肥施用比重下降，化肥大量增加，1983年农业部还是强调不可偏废有机肥，要养地和用地相结合，有机肥和无机肥相结合。不过，这时化肥的大量使用已经势不可挡，大概估计了一下，江西省八十年代化肥施用总量大约是七十年代的4-6倍，九十年代使用量更大。
通宝推：燕人,桥上,阴霾信仰,家园 所以可见一个山村，大寨在五十年代搞建设何其艰难 需要多大的意志力，这是很难得的，可以想象，大寨的难度比江西等南方山村要难的太多了。
- 复 关于化肥
家园 你这是把农民当傻子吧 农民看见用化肥的地方增产了，听到隔壁生产队多用了化肥多分了一点，还不跑生产队长家去要求多搞化肥？
那时候公社、生产队，能搞来化肥就是能人。
这种认识不同最多耽误一年
家园 问题不是这么线性的 我在另一个贴子里提过了计划肥料的复杂性。我举个氮肥的简单例子。
承包前后主要氮肥是一下来源，化肥里的碳铵或硝铵比较便宜，供应比较充足，但是肥力不太好，化肥里的尿素肥力好，但是供应紧张，价格高。总体上使用化肥还有突然板结的担心。农家肥里面的猪粪肥力不错，土壤没有板结问题，但是打猪草，煮猪食花时间和劳力，另外还有添加一定糠，红薯等成份。绿肥的紫云英要人去种，花劳力，不过倒是最环保的肥料，但是那年代没人管环保。
那哪种肥料是最好的解决方法呢? 还是那种肥料组合是最好的方法呢? 这里的影响因素包括肥力，肥料的价格，人工的价格，作物的价格，肥料对土地的长期影响。
家园 农民不太看长期影响 隔壁队多分才是硬道理，队员走亲戚发现别人家好过了，啥生产队长都不好使。
化肥这东西，啥制度也能获得早期推广。
至于长期科学种田啥制度好使，反正包产之后这个水利是明显吃老本了。
家园 化肥意味着劳力的贬值 这一点能理解吧？
如果化肥普及了，那家里壮劳力多的是不是就吃亏了？钱毛了，钱多的人比钱少的人损失大吧？
家里壮劳力多的在生产队是不是话语权更大？
- 复 关于化肥
家园 搞不了指标说指标的问题，生产能力问题，说啥老百姓不愿意增产啊 我就没见一个不愿意的。
- 复 关于化肥
家园 用化肥是个技术活 70年代一是使用化肥的技术水平还不高，二是那时化肥的质量也不好，产量也低，到70年代末和80年代的时候，化肥质量（四三方案生产的大化肥出来了）和化肥应用技术水平提高了，供应也充足了，化肥使用量就上去了。
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况，使用某种化肥，如果效果好，就能推广使用，如果不好，农民和农技人员用个一两年就会放弃。
那时冬闲修水利这么逆天的苦差使都能组织农民干，何况用化肥这么轻松的事。
一个类似的例子是插秧机，在70年代前期农业机械化运动的时候普遍推广过插秧机，插秧机可以极大地减轻农民的劳作强度，但插秧效果不佳，存活率低，所以没有推广开，各地农民还是宁愿采用累断腰的手工插秧。
只不过插秧机跟化肥不同的是，直到最后插秧机的技术问题也没解决，所以始终没有推广开来。
通宝推：老老狐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