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关于包产到户的分析之一：起源与方法 -- 懒厨

懒厨按：五一前上了新项目，前几天正忙着的时候，不幸被 @qq97 催稿，这家伙还拿 @柴门夜归 老兄来压我，搞得我老脸一红，还是得动笔写一下，材料来自之前我收集材料时，看到的周其仁的《城乡中国》一书，把关于土地的资料整理而来。

这些材料值得采纳，有两个原因：

其一，周其仁师从杜润生，做了详细的实地调研（比我的问卷调查深刻多了，我又再脸红一次），参与了包产到户的政策制定过程。

其二，资料具备可证伪性，任何读者不服，可以自行查资料验证反驳。

这些材料，我会分两篇来写，第一篇写农民的迁徙权利，第二篇写土地产权，理由简单：这是因为人和土地，是最重要的农业生产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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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某个人的迁徙自由受到限制，常识告诉我们，必定会影响该人的生产积极性，所以，这篇讲的是农民的迁徙权利历史，跟包产到户关系更紧密的土地问题，留在下一篇。

早在1954年，我国第一部宪法其实是规定了公民自由迁徙权。1975年的宪法又拿下了“迁徙自由”一条。

虽说中国这一套农村户口制度，源自苏联，算是比苏联的要好一点，苏联用的名称叫居民证，俄文是“propiska”，维基的解释是“居留许可签证”的意思，可以想象有多夸张，当年苏联的农民要到城里，是要拿“签证”的！

斯大林比较实在，既然是严格管理，他就没把迁徙自由写进36年的苏联宪法，轮到中国54年起草宪法的时候，最早的稿本是没有迁徙自由的，但由于49年的《共同纲领》里面有，其他国家不少宪法也有，于是邓小平一锤定音：“写上‘迁徙’，少费唇舌”，于是54年的宪法，就有了“居住和迁徙自由”这一权利条款。

而1954—1956年是我国历史上户口迁移最频繁的时期，全国迁移人数达7700万，包括大量农民进入城镇居住并被企业招工，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当时百废待兴，急需办厂，办厂要工人，肯定要去农村招，人数多，不出奇。

但是，55年6月到57年12月，政府先后发布7份文件，“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防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制止农村人口外流”等等，已经开始限制农民入城了，到了58年1月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证明，向常住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这就是正式限制农民入城了。“盲流”一词，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了。

限制当然是有原因的，官方的理由是：如果放任农民盲目流入城市，找不到工作的话，就不得不失业流浪，而问题的关键是，国家已经给农民分田了，他们有地种，有饭吃，所以不应该盲流。

于是，我们还要接着想：如果分了田那么好，为何农民还是想入城？答案自然就是剪刀差，用农业补贴工业。

剪刀差又是怎么来的呢？还是从苏联那边学来的，中国其实一早也意识到不大对劲。早在1956年，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就已经在批评苏联的模式了，说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义务交售制的办法，把农民的东西拿去太多了，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这里的积极性，就是我常挂在嘴边的人性，无论是苏联农民，还是中国农民，都一样，他们生产的粮食等农产品，政府作为唯一的买家，如果不给足够的回报，又没有迁徙选择的自由，农民一定不会积极劳动。

这里的经济解释是这样子的：国家向农民征收农产品，农产品是有生产成本的，你想低价收，就得压低生产成本，农业里面，劳动力占了成本的大头，于是，就只能压农民了，而农民又不能跑，甚至不能在不同农业生产部门与地区迁徙，意味着某方面能力较强的农民无法流动，赚取更多收入（柴门兄的资料反映基本如此），自然积极性会下降。

接着还要提到上文说的一个基本经济学概念，机会成本。

对一个农民而言，其劳动力可以有各种用途，种粮，种菜，种果树，种棉花等等，如果政府允许农民自由选择，农民必然会选最能挣钱的，产值最高那种。这就是为啥包产到户之后，从柴门兄的资料反映，五花八门，各种各样的农产品出现了，有河友还很头疼，不好统计。

如果强制农民种指定的农产品呢？由于没有选择的余地，也就不存在机会成本了，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说，产粮的生产成本很低。

但是强制也有强制的麻烦，政府还必须有相应的其他配套措施，不能顾头不顾脚，不但要管住农民不往其他地方跑，还得管住农民不让他们种其他农产品，这样，种子化肥的责任，政府又得承担起来。没错，粮食的生产成本是被压低了，但是其他配套的成本，管理的，化肥的，种子的等等，全部又上去了。

这种做法，算是顾了头，也顾了脚，算是照顾了农民吧？从一个数字看，估计农民也没啥获益。有个数字，大伙可以去查证一下，到了78年，中国农民人均的年净收入仅130多元，其中现金收入一年不过几十元。10亿人口的8亿农民当中，约2.5亿人吃不饱。吃不饱这回事，柴门兄的资料也能反映一二。

知道苏联的方法不对劲是一回事，真正实操又是另一回事，当年政府也不是没努力过解决效率的问题，根据党史专家说，1962年大搞阶级斗争的背景，是人民公社运动遭遇的挫折和失败。本来，农民合作社（合作社是指，用之前分给农民的土地入股公社）早就席卷全中国，甚至“高级社”（即社员的入社土地和牲口都不参加分红、大家仅凭劳动力在集体里吃饭）也普遍化了，那么农村公有制已经确立了，也没有地主剥削了。

可是，效果不好，于是就再把已失去土地所有权的农民合并成数万人组成的“大社”和“超大社”，搞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可是结果事与愿违，发生了和平年代罕见的大饥荒。（看到这里，我估计左派河友会跳起来，他们会说这是因为没有化肥。）

当时政府的结论是，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民主革命不彻底”，是敌对力量混入党内，滥用权力，欺负农民。于是就大搞政治运动，搞阶级斗争。如果是因为化肥问题，当年的政策，是不是应该把重点放到化肥厂，而不是搞运动？

至于是不是真的这样，一方面可以去查一下党史，信不过党史的河友，可以去问还健在的老人验证一下，这就是我常挂在嘴边的，资料具备可证伪性，欢迎大家去验证。

农民要到什么时候才开始有迁徙的自由呢？包产到户之后也没有马上开始，要一直等到84年，是中央的一份文件：《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选若干集镇进行试点，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

从此，农民就多了一个改变自己和家人命运的合法机会。这就是我之前说的，选择的机会，从84年开始，这个机会就是合法的了。“允许落户”政策最值得称道的地方，就是把选择迁徙的权利，还给了农民。

这个改开的历程，说白了，其实就是把各种权利逐步还给了人民，从而激发人民积极性的历程，例如：

“允许包产到户”为了激发农民产粮的积极性，“允许多种经营”为了增加农民收入和轻工业原料的供给，“开放长途运输”为了克服农产品流通的瓶颈，“允许个体私营企业的发展”为了增加城镇的就业。

为啥刚开始包产到户时，并没有马上把迁徙的权利还给农民呢？这是因为到了84年，农村的生产效率提高了，农村的生产力开始有富余了，而工业有开始发展，需要新的劳动力补充，允许迁徙的话，农民的就业就多了一个选择。

看着这些例子，大家就会明白，为何会有治大国如烹小鲜的说法，一点一点的权利释放出来，一点一点的改变，改开就是这么来的。

好了，这篇就先讲到这里。下篇讲土地，那个跟包产到户的关系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