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府兵制到募兵制的转变 -- old
家园 府兵制到募兵制的转变 许多王朝连年战争胜利后坐了天下。
老的土地利益结构被打倒，这时候人民和获胜的士兵更容易得到土地。这是府兵制能够存活的基础。
王朝坐稳到发展，哪怕是我们历史上被人诟病为封建王朝的国度，所治理的人和土地就一直具有商品属性。（我不明白为何把他们扣上封建的帽子？）这样自由交换状态下，土地资源不断被资本（大量货币的持有者）所垄断，这样各种各样原因的失地者越来越多，最终府兵制肯定搞不下去了。于是募兵制就出来了。
这时有了战争威胁，朝廷的财政开支就会大幅增加，要养兵。接着就要加税。
但是因为前期发展时段，各种“物”的商品化走的太快，虽然前面得到了几年被叫好者称谓的盛世，但是对于国家综合治理来说，必须改革，否则政权的危机太大了。而做这些脏事的都是后世被人们谩骂的暴君。
只是有的暴君还有改革的机会，但有的根本就没有，因为整个社会的“物”早已深度商品化，整个社会的大众意识也是只为自身利益的商品意识思维。
知道历史上那些亡国帝王为何无能为力了吧，知道有人结局被外族杀掉也要保存自己的财富，这些人可不傻，他们可一直是人精啊。
惨的帝王也有，类似吊死的崇祯。
而后世的人们分析，重点都是放在帝王权力的争夺上，而忽视了带来这些争夺的本身。
通宝推：川普,家园 商品社会（2）商品社会是否是人类社会的一个解放过程？ 我们分析人类社会要从物质和精神两个维度入手，分析人类社会中的人也是如此。
对中西所有理论和概念，要做到先放下，在捡有用的拿起来。我认为马克思有两个伟大的贡献，其一是指出劳动力（人）被商品化之后的历史影响。其二是来源于前一个贡献的逻辑，推导出剩余价值理论或者说剥削状态，但是马克思对此逻辑描述的局限性体现在时代局限、地域局限上面。所以我们在分析完整历史走向的时候，要把一些逻辑和概念全部放下。资本、资本阶级、工人阶级，都是如此。
好了，我这里分析的逻辑是来自马克思第一个贡献，即人类商品化的历程。我们可以把人类社会中的中西文明重新划分一下历史阶段，商品社会之前的历史阶段、商品社会阶段，以及商品社会消失之后的三个阶段。然后对应阶段找到两个维度（物质和精神）各自在现实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最后，在这两个轨迹之中寻找人类的存在形式和进化形式。
我们不要轻易的应用和定义某个概念，只用更加直白的词汇去描述它。
上文提到了一个逻辑，人类是如何从物的属性走到人这个属性的。这里面包括，
1.劳动的出现 2.交换的出现 3.货币的使用 4.信仰（宗教）把物质维度和精神维度的分离
若用这个逻辑看，真正作为一个人进入商业社会阶段，就是一种解放。因为从身心都被控制的奴隶走向物质和精神两个维度的分离并随着历史各自发展，这是一种对人的束缚力的降低。
待续
家园 商品社会（1）对科学原理的探索为何在西方兴起并结果？ 其实这跟社会意识信仰或宗教有着重大的关联。
中西历史的社会意识信仰发展中两个重要人物，孔子和耶稣都构建了自己的理论，并且推广范围很大。但是两个人理论的核心逻辑却是不一样的。
孔子的理论本质是要协调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矛盾，在这个基础上扩展到对双方社会行为和意识的规范。
而耶稣的理论本质是唯我独尊，然后在基础上构建各种理念规则。按理说，耶稣那个时代很多诸侯国以及部落都有自己的神，最后人们为何都选择信仰基督教呢？
这里面有一个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逻辑，
人类从诞生，是属于物的属性，此时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可以把对方作为食物吃掉。随着历史发展人类劳动能力被挖掘出来，这时此前用来食用的人就成为了劳动工具。之后的路径我们就清楚了，随着交换的发展尤其是货币的使用，这些工具就被现在的概念定义为奴隶。奴隶仍然是物的属性，但是属性从之前的食物、劳动工具，最后定义为财产或者说是可交换的商品。而一直存在的无论诸侯国还是部落的神谕都是支持食物、工具、财产这个物属性。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直到耶稣宗教理论的出现，这个理论的逻辑却把物这个东西按照劳动（物质）和意识（精神）两个维度给分开了。可以说这个时候，属性是食物、工具、财产这个的物才真正的被定义成为一个人。这是基督教能够被那个时代的大众广泛认同的根本原因。
中国孔子的儒家理论也起到了这样的作用，所不同的就是创造了协调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关系的理论。（说到这里，我们不妨翻看一下中西的殉葬制度，看一看里面的轨迹）
一个理论从认同到发展，逻辑不同走的路径就不同。结果就是历史进程不同。
耶稣唯我独尊的理论，推动了后来西方王权和宗教的持续战争和宗教矛盾及分裂。直到文艺复兴，双方才开始被迫归于平静。
孔子的理论在汉朝才出现一段兴隆接着就归于沉寂。随后在魏晋南北朝时佛教的进入和道教的产生很类似基督教的崛起，不过我们再看那段历史是多么混乱，而那时人的属性该归结于什么呢？还有政权和佛教的多次冲突也历历在目，这是因为佛教的理论逻辑与基督教类似，也是唯我独尊。当然后来被改造了。
随后的隋唐，儒家也没太多用武之地。到了唐末和五代十国，儒家开始融合佛道理论，于是宋朝大放异彩。这时一个重要武器终于被儒家开始应用并逐渐得心应手，这就是隋朝推出的科举制度。这时，科举考试在考自己的理论，擢升者将进入朝廷掌握权力。相当去做了公务员。又信仰同种理论、又是做官，那在商业社会还不是游刃有余的存在。这是新的党争出现了，就是官僚和王权的斗争。
说到这里，为何儒家走了一条这样的历史路径？除了上面协调性的逻辑理论还有什么原因呢？那就不得不从商品社会概念下的物质世界这个维度来分析，在奴隶被赋予财产属性之后的历史发展了。
我们历史清晰的记录着，一种人物附属关系的延续，奴隶、仆从、门客，他们这些社会关系位置伴随着王亲皇贵、门阀世家的延续而延续，所以这种延续就是推动一种相应政权模式的进一步延续。而这种延续直到唐末五代十国这段历史才被彻底打断。到了宋朝就完全消失了。而这种延续，甚至让隋朝推出的科举制度在很久的时间段内也无法惠及绝大多数普通民众。我们读下唐朝历史，连魏征、房玄龄和皇亲国戚都想攀上世家门阀的高枝，可想见当时普通人能够奋斗的范围状况是个什么样子。
我们再来看西方的基督教，在面对蒙古大军的侵入压力和各种先进科技和理念的冲击下，欧洲出现了一片混乱。不仅宗教和王权的争斗，还有宗教内部的争斗，并逐渐激烈，一直持续到元朝的毁灭。（上一次混乱是匈奴的西征而导致日耳曼的入侵。）
此时连接着中世纪结束，于是宗教找回自尊的文艺复兴行动开始了。但是此时却涌现出一个最可怕的思想，就是人文主义意识，这是之后西方历史发展的直接根源依据。我们上面说到宗教的逻辑核心是唯我独尊，于是要推翻其对自身的束缚首要的就是推翻他的思想理论的根源，于是人文主义者就开始对自然界新的奋力探索并把结果作为自己踢开宗教的理论。没想到，他们打开了一个新的窗户——科技之窗。
后来的发展呢？
家园 就是市民社会问题 恕我直接，你在这里提出的这些个问题，基本原因还是书读太少。
在马克思那边很明确，作为资本主义的原型，市民社会的典范就是古罗马的市民社会。无产阶级和资本这些术语都来自于对罗马法的借用，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恩明确把推动社会发展的最为重要的社会交往（Verkehr）归于市民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因就是生产发展之后的分工，以及分工所带来的城乡对立，而市民社会就是这种分工的产物。似乎是整个前资本主义时期历史发展的目的因都是要把市民社会彻底实现出来，变成完全的资本主义。
所以，你这里提到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中，商品、货币和交换也产生了重要作用，这本身也是马恩市民社会理论的应有之义。而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的产生，也是由于对资本和交换的全过程缺乏整体的把握。
另外什么是资本，这个在《资本论》里边也是很明确的基本概念。资本就是用于生产剩余价值的价值。
家园 发重，删 删
家园 封建王朝有封建特权 王朝坐稳到发展，哪怕是我们历史上被人诟病为封建王朝的国度，所治理的人和土地就一直具有商品属性。（我不明白为何把他们扣上封建的帽子？）中国革命发生的晚，而且一步到位了，不是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
所以，不妨看看西方所谓的资产阶级革命，比较一下那些革命前后，到底革命掉了哪些东西，就能理解什么是封建了。
随便想到几点----
没有人身依附关系，农奴制被废除，资本主义社会有饿死的自由
法律上（理论上）的平等，（理论上）德国总理不能随手抽我一鞭子
税务义务的平等，僧侣和贵族没有免税权
等等，等等
如果用
所治理的人和土地就一直具有商品属性作为资本主义的定义的话，那么中国古代比西方古代，在某种意义上要更资本主义一点。
但是封建特权并不少。
家园 终于开始拨乱反正了。习总加油！ 老天真是开眼了。普通大众更应该好好读读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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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法治的一体化建设
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2018年07月06日08:16 来源：光明日报
一个国家的实力与世界地位，不仅取决于该国经济、军事、科技等物质性的硬实力，而且也取决于该国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软实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我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定位，关系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社会成员认同与践行，是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国力量”的必然要求。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法治的一体化建设，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与行为习惯的重要方式。为此，新近中共中央印发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立法修法规划》，要求在立法修法中，坚持价值引领原则，使社会主义法律法规反映和体现社会主流价值。1
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法治的一体化建设，是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面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社会利益关系的复杂化以及叠加矛盾的不断涌现，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客观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国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治理能力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唯有国家治理体系保持社会主义的属性和方向，国家治理能力才能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相契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相承接”，所以，我国国家制度体系的建构，既不能离开体现当代中国精神、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价值追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导引，更不能与“三个倡导”原则相背离，而是要把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和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有机地融入到国家制度体系中，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国家机构设置与改革、制度设计与安排的基本遵循。具言之，国家机构的设置、职能的配置、制度的建构，要本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目标的实现，要源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价值取向，要有利于“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个人价值准则的践行。唯有如此，国家制度体系的各个构成要素才能协同发力进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并从根本上解决现有机构设置、制度安排与新时代新任务新要求不相适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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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法治的一体化建设，是法治中国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原则的需要。我国在总结历史与现实的中外治国理政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充分认识到法律与道德作为国家治理、社会有序运行的重要手段，二者的不可或缺性、不可偏废性以及二者功能的互补性。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治理国家、治理社会必须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要发挥好法律的规范作用，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要发挥好道德的教化作用，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强调法治和德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一个鲜明特点。有效发挥道德与法律的自律与他律、内规与外治互济的作用，需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中。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灵魂。法律作为治国之重器，是国家制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在一定意义上，法治建设关系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程度。法律是对社会组织、公民权利和义务的分配与规定，是协调各种社会利益关系的普遍行为规范。唯有法律理念、法律原则、法律规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即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原则贯穿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等制度安排中，使制定和颁布的法律具有正确的价值取向，才能使法律制度在社会中具有正确的价值规导性，并从根本上避免法律规范与价值倡导相互矛盾、相互消解。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中，能够分解核心价值原则的抽象性。把核心价值原则要求具体化为法律行为规范，发挥法律惩戒的强制性，对人们良好品行的形成具有固化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能仅停留在价值倡导层面，要落地生根，要具有现实关切性，要成为影响人们实际生活的实践原则，必须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融入到社会法律制度体系中，使之成为影响人们行为选择的价值标准，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达到“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程度。一言以蔽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绝不仅仅是宣传教育的价值引导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构建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律制度的社会支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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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法治的一体化建设，是我国良法善治的需要。法治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识，它在本质上是对公权力的约束与对公民权的保护，从而为人类美好生活创设良好的制度环境。它秉持公平正义理念，对社会的是非曲直进行理性权衡，寻求自由与秩序的合理界限，为社会利益关系的协调提供标准化的范式，从而合理地规范社会利益关系、调节利益冲突与矛盾。维护社会正义是法律的本质和目的，法律本身具有善恶性质，故而，法律有良法与恶法之分。法治的本质是良法之治，良法是法治的前提。良法在形式上和实质上都有明确的要求。在形式上，良法要求法律具有普遍性、明确性、统一性、稳定性、先在性、可行性、公开性的特征；在实质上，法律体系本身必须具有正义性。可见，良法除了要满足法律形式上的一般要求外，还必须合乎社会正义精神。替换法律的实质正义来自法律体现国家和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以及法律规范合乎国家和社会主倡的价值原则。恶法是对社会正义的“合法”践踏，是对社会道德的极大破坏。一旦个别法律或条款与社会主流价值取向相悖，就会打击美德义行，破坏公序良俗，道德教育的感召力就会受到严峻挑战。失去正当性的实在法，必须要启动相关的法律程序予以及时废止或修订。有鉴于此，中央要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律法规的立改废释全过程，确保各项立法导向更加鲜明、要求更加明确、措施更加有力”。面对我国全面转型引发的社会结构转换、机制转轨、社会风险以及利益调整和各种利益诉求等，法律制度的设计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本依循，对复杂的社会利益关系及其矛盾进行合理规范，提高立法质量，保障法律以人民根本权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立法为民的目的，确保法律的良善性。与此同时，发挥好法律对道德的维护和保障作用。道德领域突出问题的治理，既需要发挥社会舆论的扬善抑恶作用，也需要借力法律惩戒的强制性，对背德行径予以严厉的制裁。事实上，道德领域的突出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遏制，就会衍变为法律问题。为此，需要把握好道德法律化的限度，积极推进道德领域突出问题的专项立法，以良法促道德，形成有利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活情景和社会氛围，使社会成员内心诚服，自觉笃行。
（作者：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执笔人：王淑芹）
家园 当下新的干部组织结构是要重建 类似1949建国后的，把老旧制度意识下建立起来的老组织结构打碎重建。
新的指导思想、新的干部选拔机制、新的领导管理结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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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 全党努力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2018-07-05 02:15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家园 货币的属性 一直以来美元向世界释放流动的方法：美国的投资和美国人的消费。这是在给世界注入美元。这种注入有利可图，于是无法停止。
但因为两个货币交换圈子（国内和国际）的存在，导致这种对世界（国际）的投放引发国内交换圈子的巨大不良作用。现在看到的财政紧缺、基础老旧而没有资金去重建等等，更严重的是引发国内交换圈子的危机。于是就有了美元政策一直常用的那些调控手段。
美元的收缩在我们看到是在通过回收美元来打击世界资产，但美国人看来是收回美元来挽救国内货币交换圈子的流动。世界资产下跌后，美元释放，在我们看来是放出美元收割购买世界廉价资产。但在美国看来，是整固好国内圈子后的必须向世界释放美元的步骤，是保护美元作为世界流动货币的地位。
这种收缩和释放是因为两个货币圈子的自由矛盾造成的，归其根本就是美国人对美元这种货币的属性定位出了问题。由此造成必然的释放和收缩。所以现在美国人要改变这个状态，第一要继续保持住美元作为流通货币的地位，第二要设计出一种方式协调两个交换圈子的矛盾。这就是美国人对货币的属性的重新认识以及重构和挖掘。
我们可以举个例子，记住这里说的是假如选择某个新属性，并不一定代表真的选择这个。
美国现在极速收缩美元，甚至对哈雷的出走都万分恼怒。这说明了目的的急迫和坚决。但是未来美元如何释放呢？还延用去投资和消费购买来输出美元来保持流通地位吗？绝对不是。
美国可以选择购买碳排放来释放美元，促进世界其他国家对自己生产能力的消费。这样的目的是消灭其他国家的生产能力和输入美元保持主要流通货币的地位。
这样的结果就是很多落后国家会通过降低自己的生产能力拿到美国输送的美元来消费美国的产品。
那么世界其他生产能力强的国家怎么办？比如中国？
我们知道目前时代国际间的贸易交换一定需要一种货币，来度量和统一交换物的价值。那作为生产国家就有两条路可选，一是继续使用美元，二是另起炉灶。
使用美元，要知道美元是美国人释放的，其有自己的释放和回收的流转体系。作为一个生产国加入其中肯定是要付出一定成本的，尤其是生产大国去跟美国人在美国这个体系中去争夺销售量。况且论技术能力，目前就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超越美国。这套路是新的贸易体系，对生产国将异常艰难。
放弃美元，另起炉灶。一些人总说我们可以换欧元甚至日元来代替美元进行国际贸易，这真是外行中的外行，脑壳都僵死了。
你首先要知道什么是体系，美元体系就跟一个国家选择左侧或者右侧通行一样，有体系的类似之处。确定了一种通行方式之后，连带的各种规则、运行、建设、以及生产链条，还有大众养成的潜意识习惯都会围绕着此体系构建。是那么轻易打破的吗？
就像选择通行方式后还有左右舵车的区别，已经他们所对应的生产环节设计等等。
况且目前世界的生产国家很少、且很多还被美国力量控制着，即使一个大的生产国举旗造反另起炉灶恐怕跟随着也寥寥无几。能胜利吗？
上面只是一些简单的逻辑，并且例子中的货币新属性也是随机想象出来的。但是这个逻辑却是美国特朗普的变革逻辑。根子就是改变之前的美元包含的 属性，从而改革整个货币流通、生产制造和贸易结构，重新设立新规则。
西西河那些言论滔滔不绝的大小神仙，你们怎么应对？具体的方法是什么呢？还有美国这次变革中的弱点都在哪儿？
目前看习这个群体做的一些应对改革都是对的。还没有大的偏差，招招瞄准美国这个变革所能够遇到的几个弱点。
现在我有一个强烈的感觉，或许一个社会中意识混乱的状态才是人类历史中意识形态发展的常态。而不混乱状态只是非常态罢了。
社会大众思想的片面是必然，思想的不片面才是偶然。
- 复 货币的属性
家园 核心：以前美国通过美元资本来投资世界的生产、控股、 并鼓励美国人消费世界产品这些手段来释放美元，维护美元世界流通货币的地位。但是这些手段推动了世界其他国家的生产能力增强。而生产能力是一种货币的最基本信用，所以这些手段也可以说是间接打击到美元的信用，而且随着反复使用这个手段，美国将为自己培养出更多的敌人（生产国），最后结果这些敌人会联手打倒美元体系，原因是资本厌恶限制，包括货币（美元）在内的所有不利于自己利益的各种调节限制。
这是特朗普寻求美国变革的真正涵义。
而新的结构规则是利用美元新体系来剥夺世界各国的生产能力。简洁的说就是把释放输出美元作为购买对方生产能力的筹码。而且欧洲一些国家迟早会加入这个阵营。
于是中国的改变必须提早做出应对，这是上层讲改革难度之大的原因。
在美国这种改变下，简单的内需政策救不了中国。而且一旦把内需作为改革重点就意味着最终脱离美元体系（上面美元的来源逻辑）走向自我封闭，继而中国改开后成长的资本阶层彻底的固化、并开始走向严酷的对内剥削。这就是改开之后强烈支持开放的那些利益群体现在不断叫喊要强大自我内需跟美国打贸易战，哪怕被封闭也在所不惜的基本原因。而当上层真正抓住美国贸易战的逻辑缺陷，攻打蛇的七寸之后，那些利益群体甚至不惜挑动群众和政府的矛盾、中国和国际的矛盾（比如中印、中朝）来激化社会环境达到继续走老路的目的。如果你对这些人提到攻打台湾、攻打日本、甚至跟美国决战，他们肯定反对。但是如果你说打印度、打越南、恶化中朝关系，这些人一定赞同。因为在上层选择这么做的时候，与战争相邻或相近的地区就无法按照规划继续发展了、相应的改革政策就会失败，而受益的还是老地区，老结构、老群体。
现在这个世界异常复杂，国内的利益博弈也异常复杂。很多政策的推动不仅包含表现内容，往往还涉及到更深的逻辑。
家园 美元体系就是制裁体系 老美一声令下，所有国家立刻停止和伊朗的商业来往。不需要派出大兵，端着刺刀，冲进公司总裁办公室来确保这个命令的执行。整个制度已经是凌驾在暴力机器上的上层建筑。中兴已经更换高层，中国政府就是想保，也是无可奈何。宣布对俄国，中国单个公司和个人的经济制裁本身就是贸易战，美国已经赢了很久了。中国，和俄国能对美国公司宣布制裁吗？叙利亚宣布不让欧美公司参与战后重建这种微弱的抗议都比中俄的声音要响。
为了实现新的全球化而脱离全球化，为了反帝而变成新的帝国主义就是历史的车轮本身。中华复兴需要打碎世界的鄙视链，能重新捡起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的集体想象吗？
家园 一篇好文章《宋代的超级通货膨胀》 北朝论坛的帖子。
在阅读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如何瓦解社会和国家的（就是持续的“物”的商品化）来带入观察宋代的社会演变和国家政治结构演变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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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超级通货膨胀
我们大略看一下，从嘉定时期到南宋末期的总体情况吧。在嘉定之前的开禧年间，南宋朝廷的间歇性军事冒险精神病发作，在开禧二年（1206）发动了北伐，史称开禧北伐。自隆兴二年（1164）开始的宋金和平时期，至此结束。
由于宋孝宗在乾道、淳熙时期的对内政的励精图治，此时南宋政权的财政状况，表面上还是比较良好的。至少还能维持满足开支，略有盈余，且有一定的财政秩序。
但由于发动了北伐，军事开支急剧增加。为筹备额外的军费，南宋中央政府决定将按界分行的会子（纸币）三界并行，一共对社会发行了一亿四千万贯的面值。
一般来说，会子发行以三年为一界，每一界到期之后，发行新一界的会子，同时回收旧一界的会子。最初的时候，大概一界会子的发行量，在一千万贯左右。后来从第三界开始，增加到1800万贯，之后又陆续增加，到第七界时，已经增加到2323万贯。具体到开禧前夕，实际运行的第十一界会子发行量约36326236贯另800文，第十二界会子发行量约4700余万贯，第十三界约5500余万贯。
后来，由于三界会子运行时间太长，必须予以收兑，于是拟发行第十四界会子。但由于第十四界会子无法收兑前三界共14000万面值的纸币，于是又另外发行第十五界会子来加以收兑。可是，如按照原本规划，14界、15界一共发行8000万贯的面值，也不足以收兑市场上流通的14000万旧会子。于是南宋政权干脆下了决心，一边收兑，一边流通，不够的话就增印。
结果，14界会子发行了约11263万贯，15界发行了约11698万贯，合计约22961万贯的面值。比收兑之前的14000万，增加了64%。
然后是16界的13355万贯，和宋代历史上最高峰的第十七界的42000万（后诏令无期限，永远流通！）
如此之多的货币进入社会流通，带来了严重的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现象。一贯会子对见钱（铜钱）的市场兑换价，从最初的官定价770文，逐步下跌到嘉定二年（1209）的385文。之后稳定了一段时间，又继续跌落至330、300、220、142。到淳佑四年(1244)年，实际兑换价只有70文。甚至已经无法买到一双草鞋了。
事实上，这仅仅是我们所谈论的所谓“京会”的情况，在中部战区发行的湖广会子，在东部战区发行的两淮交子，都是区域性发行流通的货币，这两种类型的货币也发行了相当大的数额，严重的推高了通货膨胀的现象。
然后我们再看政府的财政收支情况。
大概在开禧元年，后来的名臣魏了翁曾写过一个策论，叫“答馆职策一道”。在该策论中，他列举了当时政府的总体财政收支情况：
通常岁入：6500万
两浙岁输钱：1200万
四川盐钱：950万
经制月桩钱：2000万
小计：10650万（含纸币）
看起来数量并不为少，可当时仅仅从户部开支的费用，一个月就有120万左右，一年就需要1440万，此外还要考虑负责全军的总领所的开支（占全部政府开支的约8成以上）。实际结余非常有限。
到嘉定二年（1209），当时地位还很低，后来进入中央决策层工作的名臣李鸣复也曾给中央打过一个报告，汇总了当时的政府财政状况：
四川方面，联同现有的储蓄，年入约2200万贯，实际开支约2900万，已经收不抵支，需要国家补贴700万贯，才能维持一年运转。司农寺大约有米130万，有钱160万（含纸币），支出与收入相当，账面持平。
负责军队财政的湖广总领、两淮总领，表面数字收支平衡，但由于社会秩序动荡，缴纳和输送问题很大，额定的数字往往运输不到位。两个总领所都需要拆东墙补西墙，才能勉强维持军队的开支。
国家直属的行在储备库（有四个库），原有200万石的米作为应急资金，但由于两个总领所截取了大农纲来“挪移”，因此大农纲不足的部分，就从国家直属库里截取。因此储备数量不会宽裕。
幸而在嘉定初，宋金之间达成和议，有几年的时间来进行缓冲，因此这个时期的财政，虽然比之前紧张了很多，但还算能够勉强维持。甚至因为有几年获得大丰收，因此中央政府有了一点底气，还能想点心思进行整顿，收兑之前泛滥的三界并行的纸币。
但是，到嘉定十年（1217）年，金人为蒙古人所逼，于是转而南下向宋求偿，两国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争。金国原本认为自己的军力对阵蒙古难度较大，但攻击南宋问题不大。但事实上，由于南宋方面财政尚有一定能力，军事上还有赵方、贾涉（贾似道之父）等较有力军政大臣的支吾，以及山东地方势力李全投宋并收复山东全境。整体形势双方持平，但金人有生力量损失很大，从南方回去的兵马又带去了传染病，导致北方地区疾病大起。史料记载“宣宗南伐，士马十不一存”，金人的实力受到了很重的伤害。
但南宋方面财政情况则进一步恶化。
本来在嘉定初期，因为战争停止，财政状况略有好转。但经过七年的抗金战争，本来有所复苏的财政情况正常办法已无法支吾了。
例如，嘉定十二年（1219），知成都府曹彦约曾给中央打了一个报告，归纳了他从任职以来所了解的地方财政情况。
1、开禧至嘉定年检，地方财政尚可
2、嘉定元年到三年，湖广总领所只能依靠拆东墙补西墙（即前文李复明所言的“截大农纲”）勉强维持，总领所自身已无法维持运行。
3、嘉定三年至五年，地方财政勉强维持。
4、嘉定八年至十年，地方财政进入红线，政府运转不开。
5、嘉定十二年，地方财政无力维持。
总结来看，地方财政在嘉定五年以前，尚还可以勉强维持，湖广总领所则在嘉定年间彻底无力维持，只能依靠中央财政补贴。
绍定时期，由蒙古人的压力进一步加大，开始逐步向金人仅有的河南地区展开屡次冲击，金人的主要注意力都在维护潼关、黄河的防线的安全，对南宋压力减小很多。因此南宋的财政情况虽然没有进一步的好转，但经过反复努力，还算能勉强支撑度日。
端平元年（1234），金政权在蔡州覆灭，南宋方面汲取了金人的经验，欲趁蒙古主力北上转移之际，夺取黄河、潼关天险，“据关守河”，为将来必然发生的宋蒙战争扩大战略缓冲区。
由此开始了端平年间多次宋蒙大战。
至于此开始，政府已耗尽了几乎全部的财政储备（不含粮食），各种途径的收入通融使用，一年只能支撑十个月。另外两个月的开支，全部依靠纸币，随印随用，既无发行保证金，也无发行限额。以至于每天必须印刷十几万贯面值的纸币投入市场购买物资，才能勉力维持政权和军队的运行。
到淳佑六年（1247），高斯得向中央汇报，每年国家全部收入通融总计，不过12000万贯而已，但当时国家的开支，已达到25000万贯，财政赤字达到13000万贯，财政的崩溃，已经可以预见了。
幸运的是，通货虽然膨胀，但尚有一定量的粮食储备。据当时的徐鹿卿给中央打的报告，中央财政保留约有700万石的现粮，作为应急储备。中央大约还可以以粮食为依靠，勉强维持通货的运行。这可能是南宋财政最后得以依靠的力量了。
开庆元年（1259），蒙古再次全面攻击南宋。他们在川陕、两湖、两淮战区展开全面攻击，并从大理方向插入南宋战略纵深，力图彻底将南宋政权连根拔起。
其中，蒙哥率领主力自川陕地区南下，猛攻川东堡垒群，忽必烈帅一部主力，自三关路突破大别山区，围攻中部战略枢纽鄂州（今武汉市武昌区）。西南蒙军则突破广西横山等地，进入湖南，围攻潭州，两淮军则骚扰两淮宋军，使得宋军精锐部队不能西调救援鄂州。
由于钓鱼城、鄂州、潭州等地的顽强防御，以及贾似道、吕文德、马光祖等人的勉力支撑，南宋政权依靠最后的家底（内库储蓄）以及一点点运气（蒙哥染病暴死），南宋算是撑过了这一波蒙古的全力猛攻。
在开庆元年一年中，仅内库就开支了10200万贯钱（含纸币），16万两白银，11万匹各种布中的绝大部分。
（忽必烈语：彼守城者只一士人贾制置，汝十万众不能胜，杀人数月不能拔，汝辈之罪也，岂士人之罪乎！）
在蒙古退兵之后，贾似道以军功入朝为相，从此开始了他独揽朝政的权相时代。由于财政日趋恶化（有些地方已预收了七年的各种税赋），连军粮都无法得到保障了。
时人总结，当时的社会情况是：民穷、兵弱、财匮、士大夫无耻。
政府在专卖（盐、茶、酒、醋等）领域能够榨取的收入已经达到极限，无法再开辟新的财源。在流通领域通过附加税性质的榨取，已经达到了极限。因此，贾似道准备改变政府的政策，从对土地所有权的放任自流（不抑兼并、不立田制）开始进行改革，全面收拢土地所有权，加强国家对生产资料的控制，实行“公田法”。并在全国各地推行“经界法”，核查土地登记情况，扩大税收来源。
针对军队空额冗多，将校贪污自肥（顺便打击异己）等情况，在军队中搞“打算法",强化财务审计，对军费开支冗烂的情况进行整顿。
针对政府开支宏大的情况，在政治上则严控科举人数（置士籍、严复试），减缓官僚进一步膨胀的趋势。在经济上，则废除几乎类同废纸第十七界会子，以金银为依托，发行金银见钱关子（是不是很有些眼熟？）。
他推行这一系列举措（公田法+打算法+经界法+置士籍+发行新货币），试图为南宋政权续命。经过多管齐下的经济整顿和政治上对异己势力的打压，尤其是公田法保证了军粮的缺口，使得南宋政权的财政情况，有些许好转。
咸淳三年（1267），蒙古开始围攻中部最重要的防御枢纽-襄樊要塞群。经过六年时间的反复争夺，最终襄樊要塞群陷落，整个中部战区的通路被全部打开。蒙军由汉水直下，经过激烈交战，夺取了中部战区的核心地域鄂州，将川东要塞群与两淮要塞群的江路联系，全部切断。
至此，南宋政权的灭亡，已经是可以预见的了。
贾似道力图最后一搏，在封桩库的十万两金、五十万两白银、两千万贯关子支撑下，发动临安的战役预备队沿江西进，欲与蒙军主力决战，结果在丁家洲一战而溃，自此国事已不可为。
到文天祥勤王时，他获得的“1000两金、6550两白银、5000袋食盐、会子（十八届）2834万6000贯、200道官诰、200道资帖、73770石米”，已经是南宋政权能给予他最后的财政支持了。
而文天祥就是依靠着废纸一样的会子（十八届）2834万6000贯，光复了几乎整个江西和半个湖南，当然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家园 再来一片好文章《【见闻】美国高校怎么教“马克思主义原理》 我在查阅马克思理论各种资料的时候也产生了很多疑问，最主要的就是马克思理论的局限到底在哪儿？我觉得作为对人类历史的探索理论来说，理论真是非常伟大的。但对于哲学来说，时代性是他的最大局限，正是因为这个局限性导致后世的人们在理解马克思理论中很多概念时模糊不清、无法准确定位概念的描述，于是在归纳其理论主要逻辑的时候说服力不足。
下面这篇文章把我想说的都说了。
【见闻】美国高校怎么教“马克思主义原理”？
作者：Morishima_Rin
大一的上学期，我就听好几个人说起过，每年春季学期都有一门叫“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的本科生课——这门课的实际内容就是带着学生把马克思的主要经典著作读一遍，让学生对马克思的理论框架有个了解，因此说是“马克思主义原理”也不为过。杜克居然还有这种课？当时一听我就来了精神。虽然阴差阳错地错过了三回，我还是在本科的最后一个学期幸运地坐在了“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课堂里。学生和老师
第一次去上课的时候，我就被吓了一跳：50人的课容量（这在人文社科院系绝对算是大课）居然爆满，还有一堆没抢到位置还来蹭听的。究其原因，一是这门课被列为哲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化研究五个专业的选修课，自然增加了对学生的吸引力；二是这门课早已名声在外，几乎成了左派学生的精神朝圣之地。因此，每年开课时学生们都趋之若鹜，也就不奇怪了。
讲这门课的教授Micheal Hardt，是当今西方知识界最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之一。他与意大利学者、社会活动家Anotonio Negri合著的《帝国》、《诸众》、《大同世界》三部曲，简直可以看做是马克思主义者面对当代世界的“战斗宣言”。然而，课堂上的Hardt教授将“自我”掩藏得很好，鲜有提及自己的学术和政治观点，而将主要精力放在向学生阐明马克思本人的理论逻辑、带领学生透过马克思的核心概念观察社会现象上。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他身上透着一股严肃知识分子特有的自省和克制，在课堂上常常抛出“这块儿我可能没讲清楚”、“我不知道我这个想法对不对”之类的话来，与他著作里那个充满战斗精神的鼓手形象相去甚远。
“马原”怎么教？
如前所述，这门课的重头戏是对马克思经典著作的阅读，而课堂上的讲授只是为了辅助学生们理解阅读内容。除去一些零散的单篇文章之外，这门课带着学生完整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手稿）》、《资本论第一卷》的一半、《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以及《法兰西内战》。平均下来，每周的阅读量在100页左右。这在人文社科课程里自然不能算繁重，但马克思的著作，非精读不能理解其要义，有时一页的内容竟需要我来来回回读三四遍才能理解个大概。因此，这门课所需要的阅读时间，其实大大超出了课程大纲里体现的阅读量。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门课也是我上过的所有人文社科类课程中，唯一将考试作为最终考核方式的。这与人文社科教学看重学生“自由发挥”能力的传统大相径庭。三次考试，都是由若干小作文和一篇大作文组成，重在考察学生对马克思的基本概念、理论以及各个概念和理论之间的联系是否有透彻的理解。这也再次体现了这门课的主旨：帮助学生理解马克思究竟说了什么，而不是鼓励学生在缺乏理解的情况下自由发挥。
这门课带给我的收获，大致可以归结为三个层面：还原马克思、拼接马克思、超越马克思。
还原马克思
所谓“还原”马克思，就是回到马克思的原始文本中，看他究竟说了些什么，理解其话语背后的逻辑。这样做的最直接后果就是，人们惯常印象里对马克思的种种误解，全都不攻自破。比如，上世纪许多国家进行的轰轰烈烈的共产主义实验，其实正是马克思大力批判的、将私有生产资料进行粗暴集体化的“原始共产主义”（crude
communism）。又比如，马克思对于代议制民主的批判，是因为代议制民主依然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划上了一道清晰界限，使得这一政治制度成为了资产阶级进行阶级压迫的工具。马克思主张的，是一种更直接有效地赋予所有人政治参与权的民主制度，而绝不是回到专制。再比如，马克思既不反对劳动分工，也不主张抹除商品市场本身，更不想让社会回到资本主义兴起以前的“原始状态”——未来的生产关系应该是对资本主义的超越，而不是对资本主义的简单否定。
其实，除却“停止对人的异化”和“消灭阶级压迫”这样的纲领性原则，马克思从来没有明确说过，资本主义灭亡之后的社会应该是什么具体的面目。他没有某些知识分子那种“帝师”般的自大，因为在他眼中，未来的可能性是在无产阶级在革命实践中被创造出来的，不是知识分子拿嘴说出来的。
真正读过马克思构建理论的过程，就会知道，中国中学政治课本里说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智慧的结晶”绝非虚言。在阅读马克思的过程中，我一次又一次地忍不住感叹：这人实在是太聪明了！他似乎有一种特异功能，能够从极为简单的概念、假设出发，经过一系列严丝合缝的逻辑推演，导出令人震惊的结论。在看马克思如何从“劳动决定商品价值”这一基本假设开始，推导出“剩余价值”的产生，进而迈向“剥削的本质是劳动力的商品化”这一结论时，我体会过这种震撼；看他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定义中演绎出两者的互动机制，从而写下“人类社会的所有根本问题，只出现在那些解决问题的条件已经发展成熟之际”这样十分精巧而反直觉的论断时，我又体会到了这种震撼。
以上种种，只是作为一个纯粹的“演绎大师”的马克思。而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中，在分析真实具体的历史事件时，马克思展现了另外一种特异功能：从纷繁琐碎的历史细节中提炼深层历史机制的能力，从刚刚发生的政治变局里把握历史的长程发展线索的能力（但不排除马克思没把历史“真相”搞对，事实上，所有研究历史的学者，都要承担搞不对历史真相的风险）。当读者跟随着他的分析笔触，眼看着法国的资产阶级是如何试图捍卫自身的阶级利益而在无意中把第二共和国一步步引向王权复辟时，唯物主义史观的力量展露无遗。与人们的惯常印象相悖，唯物主义史观并非一套死板、机械的结论，而是一种分析视角。当它被应用于分析某一具体的历史语境时，反而能展现出历史那充满讽刺的动态美感。
“还原”马克思还有另一层意思，即将马克思当人看。Hardt教授在阐释文本时，常常引导学生设身处地站在马克思的角度上，想象他所看到的社会现实是如何引导他思考问题的。只有将马克思当作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看，才能真切体会年轻时候的他在《共产党宣言》里那种血气方刚的“愤青”精神，在面对路易-波拿巴复辟王权时的无奈与强作乐观，在巴黎公社兴起之时的激动，在公社失败之后那种“又为斯民哭健儿”般的至痛悲愤，在中晚期作品里对自己早期思想的反思，以及在“学者”和“政治活动家”两重身份间的挣扎。
拼接马克思
在精读马克思的核心著作之外，这门课的另外一个着力点，是帮助学生思考马克思提出的各个概念、“理论模块”之间，是如何相互联系、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的。只有将这些理论如玩拼图一样“拼接”起来，方能看到马克思的理论格局有多么宏大。
人们贴给马克思的学术标签，通常是“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或“社会学家”，但在我看来，马克思首先是一个“历史学家”。他对于历史发展背后的根本动力学的阐释，是撑起他若干理论支脉的地基：历史发展是一个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过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为历史发展提供了结构条件，而生产关系当中孕育的阶级对立为历史发展提供了主观推力；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剥削”、“异化”“原始积累”的一整套论述，是为了具体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作为历史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之下的生产关系是如何运作、从何而来的；而他关于法国政治史的一系列分析，则旨在阐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政治斗争中的具体表现；最后，马克思关于历史在超越资本主义之后如何发展的模糊构想，则可以和他一系列关于“人的本质为何”的哲学讨论结合起来。
另一方面，在玩“拼接马克思”的游戏时，还能惊喜地发现一个彩蛋：某些绝妙的隐喻，在马克思的各个“理论模块”里反复出现，对比来看，十分有趣。这里面最典型的，就是“自掘坟墓”这个隐喻。在梳理资本主义的发展脉络时，马克思指出：当生产力发展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不能容纳的程度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崩溃的那天也就到了。因此，资产阶级越是使劲发展生产力，就越接近资本主义的崩溃。同时，资产阶级为发展生产力而发明的一系列剥削手段，恰恰激发了被剥削者的阶级意识和反抗精神，反而塑造、培育了推翻资产阶级的力量。
从这个角度讲，资产阶级无疑是在“自掘坟墓”。而这一隐喻，又同样出现在马克思对于法国国家机器发展史的评论中：在他看来，从波旁王朝后期开始，历经第一共和国、第一帝国、波旁王朝复辟、七月王朝、第二共和国一直到第二帝国，无论共和还是专制，无一不在建设、巩固一个高效的、无孔不入的、极度中心化的强大国家机器。而国家机器越强大、管得越多，其身上的负荷就越重、面对的社会不满就越普遍、离倒台也就越近。换句话说，国家机器的日益完善同样是在“自掘坟墓”。这两处关于“自掘坟墓”的论述，指向同一个精辟的历史机制：一个事物越是发展，便越是培育出推翻其自身的力量。而这，又和马克思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论述相连。
超越马克思
本课上到最后，依然还是绕不开这个问题：时至今日，为什么还要读马克思？为什么还要学马克思主义？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的理论演绎过程还是被后世学者揪出了漏洞，他对于经验事实的解读也常常存在偏差。今日资本主义的运转机理之复杂，也远超他当初的想象。更有甚者，他的某些“理论模块”（比如劳动价值理论）被后世学术界整个儿地证明是解释力有限。另一方面，马克思的理论框架依然存在大量局限性，他忘记谈论的东西远比他谈论了的要多（当然，事实上社会科学里也不存在完备的大一统理论）。
既然马克思有种种不是，我们还读他干嘛？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两样东西，使我们能超越马克思本人的具体论断，去分析更为复杂的当今社会。这两样东西，一曰“视角”，二曰“概念”。
所谓视角，无外乎是看待这个世界的角度。视角为何，决定了我们能看见什么、看不见什么，决定了我们面对这个世界时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而马克思的视角是极具开创性的，他带领后世看到了前人几乎从未看到过的东西：在貌似平等自由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底下看到权力结构的不平等，在政治舞台的风云变幻中看到背后更深层次的社会矛盾。马克思的视角，把后世社科学者引向了一系列极为重要的问题：他对于国家行为如何“催化”资本原始积累的论述，被波兰尼在《大转型》中扩展为对国家-市场关系的全面解读；他提出的“劳动力商品化”现象，成为当代经济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母题，引出许多学者探讨不同形式的劳动（比如“情感劳动”）被商品化后的社会后果；他关于统治阶级如何塑造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讨论，被葛兰西、阿尔都塞等学者发扬光大，从而深入揭示了意识形态如何被当做政治统治和社会控制的工具使用……
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同样来自于其理论体系内的一系列核心概念。这些概念，既有明确的内涵，又有充满弹性的外延。这样一来，后世学者在面对更为复杂的社会现实时，可以毫无困难地对马克思的原始概念进行扩展，并将其当做进一步讨论的起点。譬如，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高度金融化的今天，当代学者已经将“剥削”这个概念从“压低工人工资、夺取生产资料”的“工业剥削”扩展至“依靠信贷工具强行入侵消费者生活”的“金融剥削”。又譬如，“异化”这个概念本来是指在把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售的过程中，劳动者与“人性”相分离的现象。而在消费主义大行其道的今天，这个概念同样可以用来分析“用商品定义人”的现象如何导致人和人性的分离。再譬如，马克思提出的“原始积累”概念，原本是指资本主义兴起时的一种特定现象，但当今社会中大量公共物品被转变为私有财产的现象同样符合这一概念的内核。甚至是“自掘坟墓”这一隐喻，在当代学者眼中也可以被翻转过来：西方的劳工抗争运动，直接导致了“福利国家”的出现，而在某种程度上，“福利国家”又发展成了统治阶级的工具，用以弱化劳工的政治动员能力。劳工阶级的“自掘坟墓”，又展现出历史如恶作剧般的讽刺。
同时需要承认的是，马克思的著作中留有许多明显的自相矛盾之处。用Hardt教授的话说，“解读马克思就跟解读《圣经》一样，所有截然不同的解读方式都能在文本里找到依据。”然而，这恰恰构成了马克思思想遗产的张力。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是根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矛盾而断言资本主义必将灭亡的。换句话说，是社会的宏观“结构力量”决定了历史发展的步调。然而，马克思在《宣言》里同样写到，无产阶级不能躺在床上静等着结构力量摧毁资本主义，而必须靠自身的主观能动性行动起来去推翻它，因此才有“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的著名论述，才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振臂一呼。
宏观结构因素和个体主观能动性在历史发展中到底是什么关系，马克思本人没能解决，就这样自相矛盾地留下来了，但这一矛盾引发了无数后世学者的思考和论辩，由此诞生的研究工作不计其数。
“马克思，只是马克思主义的起点，而不是它的全部”，这句话无论对于作为一种学术流派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对于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同样适用。所有试图批判性地看待当今政治经济现状的尝试，都是绕不开马克思的。资本主义何时灭亡？共产主义是什么模样？这些问题都没有答案。可是马克思主义者知道，通过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性分析，通过无数个“无名个体”的政治行动，我们至少可以让资本主义世界变得不那么可恶。
通宝推：camper,知其何休,xm,柴门夜归,桥上,家园 所以说人文学科，被理工科鄙视，不是没有原因的 每个礼拜 100 页左右的阅读量，在人文学科的确不算多。
但是对比数学专业的《群论》，物理专业的 《量子力学》，一个学期才 100 页的阅读量啊。一个钟头读一两页书，能基本理解通透（不敢说融会贯通），就很好了。
你们文科都在读什么啊？ 《法兰西内战》《资本论》这些都要反复精读，才能理解，一个礼拜读 100 页？ 那是不用脑子的读法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