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Taylor Branch：劈波蹈海——MLK三部曲之一 -- 万年看客

眼看着教会里面需要操心的事情越来越少，新工作一时半会儿又不能入职，闲不住的金决定加强自己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蒙哥马利地方分会的活动力度。他在分会组织的一场小型集会上发表了一篇激动人心的演讲，然后又接受了地方分会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任命。分会秘书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亲手将任命书交给了他。帕克斯是市区百货店的一名裁缝，平时也接一点私活赚取外快。她在E.D.尼克松的引荐之下加入了协进会。此前他在蒙哥马利分会担任了五年主席，然后主动退位让贤，将主席职务交给了一位朋友。积极参与政治的蒙哥马利黑人群体当中存在着一道深切的阶级断层，而帕克斯的职业背景与个人性格使得她坚定地横跨了这道断层。如果黑人当中的专业人士与社会上层人士接管了分会——随着布朗案的判决结果为协进会打了一针强心剂，这些人也开始放话声称有意在协进会里夺权——那么帕克斯很可能会被一名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政治理事会成员取而代之。不过分会管理权此时尚未易手，而她也依然是尼克松身边举止做派最接近政治理事会成员的女性。她戴着一副无边眼镜，说话轻声细语，无论是动笔写字还是动用打字机都从不出错，尤其从来都不会卷入分会内部的派系纷争。她是一个不知疲倦的工人，也是一位热心参与教会活动的虔诚信徒。她不仅保持着工人阶级的本色，还具有中产阶级的气质。总而言之罗莎.帕克斯是极少数能够得到身边每一个人交口称赞的人物，每一个认识她的人都承认她付出的要比她获取的多得多。假如用图表来统计世间所有人的品行，那么她就是远远偏离平均值的离群点，需要好几十名反社会变态捆在一起才能抵消她造成的数据偏差。她是一名卫理会信徒，平时为协进会青少年理事会的孩子们担任教师，在他们心中是母亲一般的形象。她的授课地点则是她家附近的一座路德宗教堂。

这座圣三一路德教堂（Trinity Lutheran）是蒙哥马利黑人宗教界的一个异数。对于黑人来说，这座教堂的最大吸引力始终在于受到世界路德宗理事会直接资助的教堂附属私立学校。多年以来这里是蒙哥马利唯一一所招收黑人学生的正经学校。许多抱负远大的父母都强忍着对于古板保守的路德宗祷文的厌恶将子女送进这所学校接受教育。圣三一路德宗教会无论从教条还是从礼拜仪式来说都是一座典型的高派教会，会众数量单薄得很。绝大多数大学教授都加入了德克斯特，圣三一的会众当中就只有几位中学老师还算是文化人。

多年以来，圣三一路德宗教会的牧师都是纳尔逊.特劳特（Nelson Trout）。身为黑人路德宗信徒的他总觉得自己遭到了排挤，因为他的信仰在当地黑人群体当中不算主流，他的会众人数也少得可怜。特伦特一直认为执掌大型浸信会与卫理会教会的同行们大概并不拿着圣三一教会以及他本人太当回事。他在蒙哥马利工作期间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在教堂隔壁兴建了一座牧师宅邸。为了庆祝新居落成，他邀请各位同行前来参加献堂礼，结果一共只来了两个人，一个是阿博纳西，另一个就是金。特伦特逐渐发现这两位年轻的浸信会信徒在公开场合经常形影不离，就像一支团队一样——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两人穿过人群的时候阿博纳西总会走在前面给金开路并且主动为他引荐生人。他在金面前总是恭敬客气得很，在别人面前又总会摆出趾高气扬的气势，这套做派看得特伦特很不顺眼。特伦特还发现在非正式场合与金打交道要比应付阿博纳西容易得多。有一次他甚至还趁着气氛特别随和的时候询问金，为什么身为浸信会信徒的他会起名叫马丁.路德。金炯炯有神地看了特伦特一会儿，然后反问道为什么一名黑人会加入路德宗。特伦特笑道，那是因为浸信会里面布道人竞争太激烈，而且路德宗一直在竭力拉拢黑人入教。

多年以后，特伦特将会成为西半球第一位黑人路德宗主教，但是属于他的时刻眼下还没有到来。他在1955年离开了蒙哥马利，走的时候并没有预料到自己兴建的牧师宅邸将会在当地社会掀起怎样一场轩然大波——因为他想当然地认为自己的继任者肯定是黑人。但是路德宗的政策发生了改动。这一年在俄亥俄州某神学院受训完成的白人教士罗伯特.格雷茨（Robert Graetz）发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了传教委派名单上。其他榜上有名的同事要赶赴非洲或者南美，而他要去的地方则是阿拉巴马州的圣三一路德宗教堂。忠于教会事业的格雷茨立刻为自己制作了一叠私人信纸，在每一张信纸上面都印上了选自使徒行传的引言：“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利说：‘起来！向南走。’”然后他就带着妻子与两名蹒跚学步的孩子来到了蒙哥马利，这家人随即成为了特伦特修建的牧师宅邸迎来的第一户白人家庭，前后左右的邻居都是黑人教众。

格雷兹一家刚刚落脚就意识到了这座新居的社会影响有多么恶劣。此前圣三一教会也有过白人牧师，蒙哥马利的白人也容忍了这些牧师租住在白人住宅区并且向黑人路德宗信徒布道的做法，就好比医生去妓院出诊不算伤风败俗一样。但是如果医生打算在妓院里面安家，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搬进新建牧师宅邸的格雷茨一家已经失去了当地白人的最低限度认可。从洗衣店到超市，凡是白人经营的场所都对他们大门紧闭，以至于全家人的饮食起居需求只能在黑人社区里解决。在绝大多数方面格雷茨一家的生活方式与黑人都无甚差别，但是他们的肤色依然导致了好些前所未有的法律困局。比方说，这家人去电影院的时候总会坐在二楼黑人区，因此电影院老板们很害怕给这家人卖票会触犯阿拉巴马州禁止“赞助”跨种族公共集会的法律（严格来说，这条法律同样禁止格雷茨在他自己的教会里布道）。他们的应对之道则是让格雷茨一家免费入场。蒙哥马利每一家电影院的查票员很快就认全了格雷茨一家全体成员的面貌，只要看见他们走进电影院大门就会忙不迭地把他们全都让进放映厅里，唯恐惹恼了其他花钱买票的白人顾客。格雷茨牧师反复想要付钱，因为他相信不应该依靠信仰来占别人的便宜。电影院老板们根本不听他这一套。

尽管见识了这么多荒诞无稽的场面，格雷茨一家却几乎笑不出来，因为外部环境实在太紧张了。如此夸张过分的遭遇照理说确实颇为好笑，可是日复一日无处不在的排挤在这个家庭内部造成了太多伤痛，以至于谁都无心取乐。而且并非全部敌意都来自白人。圣三一教会当中的许多会众都更喜欢特伦特这样的黑人牧师。有些人甚至公然宣称他们不需要白人来指教他们如何生活。一开始就连那些极力欢迎新任牧师一家的会众也往往摆脱不了尴尬，因为“举止自然”这四个字对于此时此地的格雷茨一家来说完全没有意义。除了路德宗礼拜活动以外，在绝大多数与黑人会众打交道的环境里他们都有些手足无措，甚至不知道该吃什么，该说什么。该干什么。于是全家人都拾起了对于神职人员来说最合用也最现成的防御手段，摆出了一副特别虔诚的做派——即便按照神职人员的标准他们也有些太虔诚了。在蒙哥马利人类关系理事会（Montgomery Human Relations Council）的会场上，格雷茨遇到了当地寥寥几位白人自由派当中的大多数人——其中也包括杜尔夫妇。就像他一样，这些人也全都是一副正心诚意的做派。有些人腼腆内向，有些人神采飞扬，也有些人心力憔悴。他们当中有一位朱丽叶特.摩根女士（Juliette Morgan），是蒙哥马利图书馆的一名馆员，性情和善，深居简出，一下班就赶回家里锁好房门，在昏暗的房间里陪伴母亲。也有几位黑人教士经常过来参会，比方说金就是理事会的常客，尽管他经常迟到。格雷茨觉得金是个很好打交道的人。作为一名种族孤立的新来者他经常陷入各种困境，而金则给予了他很多支持。进一步加深相互了解之后，格雷茨觉得金之所以如此体谅自己在圣三一教会里的处境，正是因为当年他曾经作为一名黑人学生来到北方白人圈子里求学，品尝过身为种族异类的滋味。

到了10月份，金前往佐治亚呆了一周，借宿在沃尔特.麦考尔家里，并且与他一起布道。在他离开蒙哥马利的这一周，一位白人女性在高地大道公交车站上车并且要求司机命令一位名叫玛丽.露易丝.史密斯（Mary Louise Smith）的黑人乘客给她让座。史密斯拒绝让座，遭到逮捕，依照种族隔离法被判有罪，罚款九美元。黑人活动家们再次摩拳擦掌做好了战斗准备，不过他们的备战工作又一次被尼克松叫停了。他认为这起案件并不比同年春天的科尔文案件更适合作为发力点。史密斯的父亲是个酒鬼，她本人住在乡间一座四面透风的隔板棚屋里。尼克松指出，要是当真大张旗鼓的打起官司来，记者们肯定要去采访史密斯一家，“到时候咱们的脸面可就要丢光了。”最后史密斯还是支付了罚款。这次人们又接受了尼克松的意见，但是妇女政治理事会的领袖们对他越发不满，她们认为史密斯的家境贫富与本案原则根本没关系。

史密斯案件余波未平之际，回到蒙哥马利的金为德克斯特会众准备了一份正式述职报告，总结了自己入职第一年里的各项工作，并且展望了接下来的一年。这次他在篇幅精干的报告当中并没有进一步提出其他改革建议，而是着重谈到了钱的问题。“我能不能问问大家这个问题：普天之下究竟还有哪些地方能用一个美元买到这许多呢？”

三周之后，金家新添了一个体重超过九磅半的大胖闺女。一接到消息老金夫人就从亚特兰大赶了过来照顾孙女与儿媳。一贯负责为德克斯特会众诊疗的佩托斯医生思想比较守旧，坚持要求柯瑞塔在分娩前后一个月闭门独处，孩子也不能与她分开。他准许老金夫人在儿媳身边自由来去，至于初为人父的金一开始只能遵照医嘱在规定时间里看望妻子与女儿。总体来说他的任务就是幸福地隔着门缝偷窥，四处传播喜讯，热情拥抱每一位访客，一边招待客人一边提醒所有人不要发出噪音，并且将佩托斯医生与母亲的意见转述给他们。

在最初几天的大喜之日里，金家内部也闹了点不愉快。首先，金告诉家里人他打算竞选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蒙哥马利分会的主席。柯瑞塔表示坚决反对，老金夫人也站在儿媳一边。如此突如其来地宣布这么重大的决定，看上去实在像极了老金牧师惯用的抓人眼球手段。妻子与母亲都告诉金，现在家里刚刚添了一口人，实在不是他追求新职务的最佳时机。仅仅是德克斯特教会以及其它教会的布道工作就快让他忙不过来了。此外婆媳二人对于金提出的竞选理由也很不以为然：他声称鲁弗斯.刘易斯一直鼓励他参选并且认为他一定能赢。一家人将这件事翻来覆去讨论了很久，期间金一直与刘易斯以及奈斯比特保持着密切联系——奈斯比特经常将自己的办公室借给协进会蒙哥马利分会充当会场。再然后尼克松也注意到了他的异动，于是约他当面会谈，并且开诚布公地建议他不要参选。尼克松掌管蒙哥马利分会已经有许多年了，一直在着力培养另一位参选人作为继任者。他很喜欢金，但是如果金打算参选，那么他肯定要全力反对。这条警告加上家里人的反对最终迫使金打消了参选的念头。但是他偶尔还会与母亲和妻子开玩笑，声称自己随时有可能改变主意。

其次，金与妻子在女儿的命名问题上出现了分歧。一贯不爱走寻常路的柯瑞塔希望将女儿称作约兰达.丹尼丝（Yolanda Denise）。金觉得起名还是简单点好，约兰达这个名字太拗口，而且中产阶级气息太重。许多中产阶级黑人父母给子女起名的时候都喜欢摆谱，金很不喜欢这种做法。不过最后他还是没能拗过妻子。为了自我安慰，他给女儿起了个乳名叫“约姬”，并且表示下次再生女儿一定要起个普通一点的名字，比方说玛丽.简就不错。

1955年3月2日，有几名白人在德克斯特大道法院街站等公交车。等到突突作响的公交车爬上坡来靠站之后，司机从后视镜里看到白人坐席区已经坐满了白人，黑人坐席区与黑白分区之间的隔离带也挤满了黑人。于是他转过身指着一排座椅的中间部分，冲着坐在那里的四名黑人妇女说道：“给我把这几个座位让出来。”其中两人顺从地站起身来，另外两人则假装没听见，两眼盯着半空中。下定决心要让她们让出座位的司机冲着这两名冥顽不化的女性软硬兼施地说了半天，却始终未能奏效。于是他下车叫来了一名警察，这名警察又拦下了一辆搭乘两名警察的巡逻车。不过警察并不想把事情闹大，因此他们要求同车的黑人男性将自己的座位让给这两名女性，企图将这起种族隔离争端当成绅士风度问题来处理。有一名男性让出了座位，可是再接下来谁也不肯为坚守到底的最后一名女性让座了。这位克劳黛特.科尔文（Claudette Colvin）是个精神充沛的高中生，她坚决不肯放弃自己在公交车上就座的权利并且连珠炮似的为自己辩护，而她的具体措辞则招致了黑白两边成年人的一致谴责。一名白人女性在警察面前为科尔文说情，她认为只要黑人坐席区坐满了，这个小姑娘就完全可以坐在隔离带。另一名白人女性却不敢苟同。她尖锐地指出，让座不让座还在其次，可是如果黑人竟敢不听警察的话，“那以后就该他们说了算了。”不耐烦的警察最终宣布要拘捕科尔文，这一来她哭叫得更厉害了。警察将科尔文从公共汽车上拖进警车里面并且戴上了手铐，她则一边挣扎一边尖叫不止。

四天后，蒙哥马利当地的《广告报》刊登了一封公开信，写信人是这辆车上的一名白人乘客。信中赞扬警方不借助暴力就妥善处理了这次事故，并且声称处置此事的三名警察甚至都没有提高嗓门。相比之下，蒙哥马利黑人社区则一致认为用手铐来对付一名高中女生实在难以容忍。就算根据可恨的种族隔离法，科尔文也理应有权保有她的座位。如果她仅仅因为某个公交车司机一时兴起就要遭受执法人员的侮辱、谴责乃至逮捕，那么这份耻辱的不公正就不仅施加在了她本人头上。每一位亲眼目睹了这一幕却只能在恐惧当中保持沉默的同车黑人乘客全都是这场暴行的受害者。与此同时，公诉人则决定施展全部手段来对付科尔文。她受到了违反种族隔离法、袭警以及扰乱公共秩序等指控。假如这些指控全都成立，那么她很可能不得不告别布克.T.华盛顿高中并且锒铛入狱。

科尔文案件吸引了两个人的注意，一位名叫E.D.尼克松（E.D.Nixon），另一位名叫克利福德.杜尔（Clifford Durr）。乍一看去这两个人实在不像是工作搭档：尼克松是一名黑人铁路搬运工，双拳大如砂锅，面色堪比煤块。杜尔则是一名白人律师兼罗德学者，出身于阿拉巴马的士绅阶层。这两个人与各种唐吉坷德式的民权团体交情甚广，过去几十年里这些大大小小的团体一直试图建立一张覆盖整个美国的民权支援网络，但却始终未能如愿。尼克松是工会成员，在他五十六年的人生里有一半时间都在担任A.菲利普.伦道夫（A. Philip Randolph）成立的搬运工兄弟会（Brotherhood of Sleeping Car Porters）阿拉巴马州分会主席。尼克松几乎将伦道夫当成了偶像，后者在传奇的职业生涯当中曾经攻击过杜博斯敦促黑人参与一战的言论，然后又与普尔曼机车制造公司打了十二年的持久战，终于为美国第一家大型黑人工会赢得了认可。伦道夫活像一头老狮子——身材高大，满头白发，举止庄重，略带英国口音——而尼克松则是他在阿拉巴马州土生土长的分身。蒙哥马利的黑人都知道尼克松认识每一位白人警察、法官以及政府职员。任何一位黑人如果遭受冤屈需要帮助，找他准没错。尼克松极少有机会彻底伸张正义，不过他的努力通常都不会彻底白费。他曾经历尽周折走进州长办公室与对方面谈，他也是战后重建以来第一位参与政府公职选举的黑人。然而他并没受过多少教育，举手投足也不算文雅，所以很有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当地黑人因为这些瑕疵在暗地里笑话他。

克利福德.杜尔则是一名在种族问题方面一马当先的南方白人自由派。在罗斯福新政时期他曾经是第二梯队政府顾问团当中的一员。这是一段令他引以为豪的工作经历，他也借此结识了很多富有影响力的人物。比方说林登.约翰逊夫妇就是他的老朋友，此外最高法院法官休.布莱克还是他的亲家。但是当杜尔挺身而出反抗冷战时期最敏感的禁忌时，这些人脉并没能帮上什么忙。当杜鲁门的忠诚调查计划产生了最早一批受害者之后，他辞去了联邦通讯委员会的专员职务，从而为这些人担任代理律师。在杜尔看来，忠诚听证会严重违背了美国精神。仅仅凭借联邦调查局匿名告密者的一面之词，太多的无辜者就被打上了变态或者破坏分子的烙印。接手这些案件致使他遭到了主流政治圈子的孤立。当他回到故乡继续从事法律工作时，他的处境也每况愈下。

杜尔与一位来自蒙哥马利的新政支持者奥布里.威廉姆斯（Aubrey Williams）一起赞助了田纳西州的高地人民俗学校（Highlander Folk School）。二十多年来，高地人民俗学校一直是一座锤炼社会福音的独特“工坊”，也是美国南方极少数允许黑人与白人自由交杂混同的场所之一。学校创始人迈尔斯.霍顿（Myles Horton）曾经是雷茵霍尔德.尼布尔在联合神学院里的学生，尼布尔则是高地人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埃莉诺.罗斯福、诺曼.托马斯以及哈里.艾默生.福斯迪克都曾经在这个委员会里担任过顾问。杜尔一直试图保护高地人学校，将其视为一座理性且爱国的种族关系民主化实验室。但是正当约瑟夫.麦卡锡听证会与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件闹得如火如荼之际，这个委员会不可避免地为他招来了麻烦：由民主党参议员詹姆斯.伊斯特兰（James Eastland）主持的参议院内部安全小组委员会传唤了他本人、他的妻子弗吉妮亚、迈尔斯.霍顿以及奥布里.威廉姆斯，听证现场还得到了电视直播。伊斯兰德在电视上直言不讳地声称，他认为高地人学校是一个悖逆种族大防的怪胎，从骨子里就是共产主义者安插在美国的祸根。一贯温文尔雅的杜尔被这番话气得暴跳如雷，当场就要与伊斯兰德用拳头分个高下。会场保安死死拽住他的照片随即登上了《纽约时报》头版。这件事之后杜尔失去了蒙哥马利的大部分剩余客户，他本人也成了一名絮絮叨叨的老绅士，整天不厌其烦地向别人解释当时自己究竟为什么会如此失态。至于他的妻子则远不如他那样宽宏大量。她既有南方姑娘的泼辣性情，又具备了早期女权主义者的尖锐口吻。早在高地人学校听证会举行之前很久，她就将伊斯兰德称作“那只该死的臭鼬”。

在克劳黛特.科尔文被捕之后，尼克松与杜尔先后接触了科尔文本人，科尔文家的亲戚，现场的目击证人，以及一位刚刚走出校门一年、还在周末兼职担任布道人的年轻黑人律师弗莱德.格雷（Fred Gray）。杜尔很看好格雷的能力，认为格雷头脑敏锐，积极进取，是一棵大有可为的好苗子。此前他经常以过来人的身份指点格雷，向其介绍了蒙哥马利法院体系的各种潜规则。现在这三个人决定利用科尔文案件向种族隔离制度发动一轮猛攻。格雷同意担任科尔文的辩护律师，并且很有些跃跃欲试的劲头。

尼克松则决定先走一走协商解决路线。他提出要与警察局长戴维.伯明翰（Dave Birmingham）会面，此人是个一团和气的民粹主义者，就像阿拉巴马州州长詹姆斯.福尔瑟姆（James “Kissin' Jim” Folsom）一样。出事之后不久，尼克松就组织了一个科尔文案件临时委员会——初来乍到的小马丁.路德.金牧师也是委员会成员之一——然后就来到伯明翰的办公室里与对方商谈。双方很快就达成了初步共识。首先，公交车司机理应对车上全体乘客保持礼貌态度。其次，司机确实可以要求隔离带上的乘客让座或者将其他乘客强行插入隔离带，因此从今往后公交车上应当取消隔离带。黑人乘客登上公交车之后一律从后往前坐，白人乘客则一律从前往后坐，直到坐满为止。伯明翰表示，只要公交车公司愿意执行这条政策，他就会命令警察采取相应行动。

这项计划来到了公交车公司律师杰克.克伦肖（Jack Crenshaw）的案头，他立刻就本能地提出了反对：如果公交车上坐满了黑人，再上车的白人乘客莫非要站一路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州立法律要求的白人专区又要怎么保证呢？克伦肖表示公交公司不能支持有可能被人视为非法的行为，尤其是在经营许可即将更新的时候。在他看来，假如警方当真看着种族隔离法律不顺眼，就应当正大光明地推动修法，而不是撺掇公交公司充当出头鸟。碰了钉子的尼克松委员会又回到伯明翰那边，希望他能主动出手推进这项计划，但是警察局长这一次也满脸苦相地敲起了退堂鼓。

与此同时，克劳黛特.科尔文经历了一场简短审判之后被判有罪。5月6日，主审此案的尤金.卡特（Eugene Carter）法官向科尔文的支持者们展示了一份堪称老谋深算的判决书。他在判决书中驳回了违反种族隔离法律的指控，从而不动声色地化解了辩方以种族隔离法律违反宪法为理由将本案提交联邦法院再审的计划。接下来他又驳回了扰乱公共秩序指控，从而彰显了自己的宽宏大量。最后他裁定袭警罪名成立——恰恰正是三项指控当中最缺乏事实依据的一项——借此表明他绝不容忍执法部门的权威遭到挑战。但是他又表示尚未成年的科尔文无需遭受刑拘，只要支付一笔数额相当有限的罚款就行——与袭警案件的通常判罚相比，这个结果简直无关痛痒。这样一来科尔文也就当不成烈士了。事实上很多支持她的黑人也确实认为她这次很幸运地躲过了一劫。

弗雷德.格雷认为不管怎样他们都应当上诉，但杜尔与尼克松都认为这起案件的势头已经停滞了，继续推进下去也无法收到预想的效果。黑人领袖之间的意见分歧很严重。影响力很大的妇女政治理事会成员——其中大部分人都曾经在金的教会设立的社会政治事务委员会工作过——走访了本案当中每一位可能的证人，并且发现情况很不理想。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被吓坏了，随时都有可能否认自己之前的证词。科尔文本人倒是不愿意放弃上诉，但她还只是个很不成熟的小姑娘而已，很容易就会陷入情绪崩溃，一不注意就会说脏话。更糟的是她怀孕了。即使蒙哥马利的黑人群体愿意在一位未婚先孕的青春期少女身边集结起来——他们肯定不愿意——这位少女目前的身体状况也亟需静养，实在无法为一场注定将会激荡澎湃的社会运动充当旗手。科尔文的几位朋友认为成年人故意小看了她们。女性团体领袖批评教士们在谈判期间没有更加强硬且更加雄辩地强调种族隔离问题，她们认为彰显这一问题要比法律诉讼本身重要得多。教士们则引用律师的建议为自己辩护，认为不应当过分炒热审判的氛围。虽然尼克松平时很介意自己的地方口音，也经常在受教育程度更高的黑人面前主动表明自己并不是个只会埋头干活的粗人：“你可看不到我的车停在当铺门口。”但是这一次他还是让自己的务实一面占了上风：科尔文案件并不是一个特别合适的突破口，因此还是见好就收为妙。科尔文的家人也同意支付罚款。

接下来的6月份，金终于如愿以偿地获得了博士学位。7月份他飞往新奥尔良访问迪拉德大学，并且打探了一下学校提供的工作机会。迪拉德大学在内战后不久由公理会人士创办，曾经受到过芝加哥慈善家朱利叶斯.罗森瓦尔德及其继承人的赞助。学校里分布着一座座白墙高耸的古典风格教学楼，放眼看去遍地都是绿树掩映的草坪。校园的风景就像斯佩尔曼学院一样美丽，学校的声望在男女同校的南方黑人学院当中可谓首屈一指。迪拉德校长A.W.丹特（A.W.Dent）也是摩豪斯出身，还曾经是金老爹的学生。他希望金能够成为新成立的劳力斯纪念大学礼拜堂的院长。这个职位允许他在宗教系与哲学系授课，却又用不着像正式教员那样每天坐班。他也可以在礼拜堂里布道，不过又用不着承担教会牧师职责当中较为乏味的事务性工作。这样的组合对于金来说非常理想。从丹特的角度来看，这份工作的唯一缺点在于礼拜堂要到9月份才能竣工，而在学年中期着手进行任何事情都会非常麻烦。金倒是不介意等等再说。他认为自己应该至少在德克斯特干满一年，而且他还必须想清楚怎样才能尽量稳妥地告诉梅斯博士与父亲自己这么快就打算跳槽。

按照金原本的职业规划，他打算效仿末底改.约翰逊、尼布尔以及霍华德.瑟曼等老前辈的先例，先干上五六年布道工作，积累了充足的一线实务经验之后再投身学术界。这么早就寻求教职的确不符合他最初的打算。他之所以赶时间是因为他已经丧失了耐心——丧失耐心的理由并非他在德克斯特遭受了失败，而恰恰正是因为他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功。从他父亲那里借鉴来的预算制度已经收到了实效。德克斯特已经清偿了从约翰斯时代就欠下的将近5000美元债务，聘请了新的工作人员，并向新的建筑基金支付了1 000美元。金将这个原本有些消极沉闷的教会转变成了一座充满活力的蜂巢，现在他意识到唯有一个问题他解决不了：蜂巢的规模无法进一步扩充。传奇的斯托克斯在蒙哥马利第一浸信会的鼎盛时期每年都能为一千余名新会众施行洗礼。老金牧师上任两年就将以便以谢会众的规模从二百来人陡然提升到了四千多人。相比之下，金在上任第一年里尽管在其他方面成绩斐然，唯独在纳新方面乏善可陈。这一年里他总共只为十二名新人施行了洗礼，就算把未曾正式受洗的挂名新人也算上，纳新人数也超不过三十人，其中许多人一年到头至多来到教堂里点卯一两次。德克斯特教会要想扩大规模，唯一的办法就是将自身改造成为覆盖全社会各个阶层的大众教会。要想利用新设立的建筑基金在教会改组的方向上取得任何一点实际进展，那就必须说服全体会众离开州政府大厦脚下这块声名显赫的弹丸之地。金很清楚，就算是他也无法说服德克斯特会众做出如此这般的选择。无论是教会改组还是教堂搬迁，对于他们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

1954年，二十五岁的金正式踏上了事工道路。这一年见证了电视晚餐与微芯片的问世，迎来了乔.迪马吉奥与玛丽莲.梦露的婚礼，纽约埃利斯岛移民中心也在这一年关门停业了。关于氢弹试验的第一批新闻电影画面上，口叼烟斗、头戴阳帽、光着膀子的美国工程师们正在忙碌装配着各种器材设施，为得是远在太平洋的氢弹爆炸能够顺利进行。入籍效忠誓言在这一年正式插入了“以上帝之名”这段话。艾森豪威尔总统评论道，假如缺少了“深切的宗教信仰——什么信仰都无所谓”，那么美国形式的政府就根本没有合理性。这句话一下子同时惹恼了自由派与保守派两边的知识分子，但美国公众却似乎深以为然。民调显示94%的美国人相信上帝，68%的美国人相信来世。

5月 17 日——也就是金以候任牧师身份在德克斯特第一次布道两周后——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宣布了最高法院对于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件的宣判结果，事先并未通知新闻界。这条爆炸性新闻遭到了如饥似渴的关注，以至于美联社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接连发布了三份即时公告。在中午12点52 分，公告表示沃伦正在发表意见。下午1点12分，第二份公告声称沃伦“还没有宣读到法院表达意见的部分” ，因此记者们也无法做出最后结论。1点20分的最后一份公报宣布，最高法院以8比0的投票结果判定学校内部的种族隔离制度违反宪法。

这是一项地动山摇的判决结果，不过美国社会在第一时间里的反应却并不算多么激烈。黑人社区并没有举行大规模街头庆祝。正在亚特兰大斯佩尔曼学院读大二的芭芭拉.约翰斯依然像长期以来那样闭口不谈自己在本案当中扮演的角色，因为她能感到其他同学都有些惴惴不安。她们似乎担心如此大手笔的判决结果很可能意味着斯佩尔曼学院这一类学校的灭绝。沃伦宣布最高法院判决之后第二天，艾森豪威尔总统通知哥伦比亚特区，他希望美国的首都能够以身作则遵守法律，在地方法院的具体命令下达之前率先取消当地学校内部的种族隔离制度。《纽约时报》记者詹姆斯.赖斯顿抨击布朗案的裁决是司法界贸然闯入社会学领域的典型表现。在他看来，“最高法院坚持维护头脑与心灵的平等，却不关心学校设施的平等。”南方政客们一开始宣布他们将遵守法院裁决，然后又纷纷改变了想法。

艾森豪威尔的幕僚长谢尔曼.亚当斯一心只想着维护总统的政治形象。他想要确保民主党不能因为艾森奥威尔任命沃伦担任大法官而责怪共和党。在如何评价最高法院判决的问题上，各个领域的专家们都不太自信。他们之所以瞻前顾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黑白种族之间的鸿沟如此宽阔，以至于人们根本无法设想究竟怎样才能跨越这道鸿沟，甚至就连开脑洞都开不了。讽刺的是，尽管美国人尚且没有打定主意自己应当如何看待布朗案，但是他们却似乎很肯定应当为外国人留下怎样的印象。美国之声立刻就将沃伦的意见翻译成三十四种语言，向海外各国宣告了这条喜讯。但是美国国内多家媒体却陷入了沉默。比方说环球新闻（Universal Newsreels）就从来没有提到过二十世纪美国最高法院最重要的决定，因为这项决定实在争议太大了。

最高法院宣布布朗案裁决结果十天前，驻守在越南奠边府的法军总指挥投降了。这一事件同样对整个美国造成了极大的情感冲击。当时美国人的关注重点是一位受困战场的年轻法国护士，末路法军当中的一名孤身女性。取得胜利的越南叛军——当时的新闻消息当中对于这些人的通常称谓仍然是“原住民”或者“红军”而不是越共——将她送到了依然被法军控制的河内。刚刚脱离险境的吉纳维芙.德.加拉德——她的母亲还是一位子爵夫人——惊讶地发现，自己居然在一夜之间成为了西方国家同心协力对抗共产主义势力的象征人物。这位面容清秀的法国护士的历险故事包含了一切炒作卖点——英雄、战争、性、纯洁心灵、高贵出身以及政治与种族象征主义。两个月后吉纳维芙来到了纽约。《纽约时报》头版将她称作“奠边府天使”，二十五万纽约人参观了百老汇为她举行的接风游行。仍然有点目瞪口呆的吉纳维芙在高涨民意的裹挟下抵达了华盛顿并且接受了艾森豪威尔总统亲手授予的自由勋章。此外她还受邀在国会联合会议上发表讲话。上一位获此殊荣的外国公民还是在美国革命期间贡献卓著的拉法耶特将军。

与此同时，金正准备搬到蒙哥马利。这时候沃尔特.麦考尔从瓦利堡州立大学——一座规模不大的佐治亚州黑人院校——给他发来一封信，抱怨最近南方气温热到爆表，湖泊河流全都干涸了。干旱似乎加剧了麦考尔的自怜心态。他在信中写道，“你现在好像挺一帆风顺的，”“我以为你把老朋友忘了呢。”然后他才提到了这封信的主题，也就是“女人的问题”。麦考尔宣布他打算娶一位来自南卡罗莱纳州的年轻姑娘，并且邀请金担当他的伴郎。但是金与朋友们都知道麦考尔是个不安分的人。没过两句话他就又提到了来自北卡罗莱纳州的“另一位小妞”。“她在北卡工作，目前住在佐治亚州的奥尔巴尼……博士，她真的很漂亮，但她并没有这个女孩那么漂亮。我不想离开她，但我准备结婚了，所以我不愿意继续寻欢作乐下去了。”

接下来麦考尔转向了一个难以启齿的题目，也就是那位他不肯迎娶的女性以及那个他拒绝抚养的孩子。此前他送给那名女性五十美元来帮助她养育孩子，但是这样做很失策，因为她又燃起了嫁给他的“一线希望”。“她整天给我打长途电话，还给我写了一大堆信件，简直要把我烦死了，” 麦考尔焦躁不安地写道。“所以我决定不再继续供给她，而是切断了对于她的援助。我再也不想以任何方式帮助她了。老兄，只要我稍微关心一下她，她就会把我活活缠死。我也不愿意这么铁石心肠，但是这样做的确比较明智。” 在信件的结尾他光秃秃地写了一句“代我向柯瑞塔问好”。他始终觉得柯瑞塔过于一本正经，不符合他的口味。

这封信是典型的麦考尔风格——内心袒露，热冷交加，多愁善感却又油盐不进，总是苦苦纠缠于女人的问题。金很清楚，尽管麦考尔在信里声称自己打算结婚，但是这件事还远远算不上板上钉钉。十周后他在写给麦考尔的回信中谨慎地询问了对方的“婚姻状况”。此时他已经搬到了蒙哥马利，并且开始在德克斯特布道。他写这封回信的主要目的是求援，因为他打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下这座新教会。出于这个目的，他给每一位亲友都写了一封信。

1954年9月5日，金第一次作为常驻牧师站在了德克斯特教会的布道坛上。他的手里拿着一份出人意料的文件，题目是《德克斯特大街浸信会教会1954-1955财政年度意见书》。他向会众宣布他将向所有人分发文件副本以供大家认真考虑，并且在随后的事务会议上采取行动。礼拜活动结束后会众们掀开各自的文件副本，刚刚看完第一句话就意识到布道坛上的年轻人不打算成为教会资深成员的另一位受害者。“当一位教士接受召唤前来牧养一家教会的时候，”金义正辞严地主张道，“最重要的前提是他必须获得一定的权威。” 在这段震耳欲聋的序言里，他围绕着权威主题大做文章，行文气势足以令摩西、奥古斯汀或者路德击节赞叹。

在金看来，牧师的权威来自两方面。首先这份权威自然源自上帝。教会任命牧师的前提是上帝意旨致使这项任命得以成真。因此显而易见，牧师的牧养权威不仅由人类赋予，还得到了上帝的首肯。

其次，牧师的权柄源于会众本身。教会任命意味着会众愿意无条件接受牧师的领导。换句话说，教会领导权并非从长椅上升到布道坛，而是从布道坛下降到长椅。当然这一点并不意味着教众们必须在牧师面前盲目跪拜，就好像牧师拥有拥有某些绝对正确的超人属性一样。同样这一点也不意味着牧师就可以大权独揽，恣意干涉执事、受托人或者各种教会辅助机构工作人员的日常事务。但这一点的确意味着牧师理应受到全体教会成员的尊重，教会政策与纲领必须以牧师为核心加以制定。很有些教会成员一心想要表现独立性。甚至不惜“将自主权当成遮掩恶意的斗篷”。牧师永远不应被视为听任这些人恣意摆布的傀儡，永远不应在这些人手里承受各种想一出是一出的无礼慢待。因此为了教会的进一步发展，执事团以及全体会众必须通力配合牧师的领导。

假如金只写了这篇序言而没有其他内容的支持，那么这段文字未免有点色厉内荏的味道。最可能的结果是他会凭借着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气势迫使会众将这段文字当成教会决议加以通过，而教会内部的实权派则会采取久拖待变的策略，直到决议效果逐渐消磨殆尽为止。金可不打算给他们留下翻盘的机会。紧接在序言后面的内容就是三十四项具体建议，旨在彻底革新教会的财政与组织体系。他的第一招就直接借鉴了老金牧师在1932年接管以便以谢教会之后采取的手段：全体教众都应当根据出生月份被分别纳入十二个俱乐部，而且“各个俱乐部都要在自身所属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日向教会呈交特别献金……另外在教会创立周年纪念日当天，各个俱乐部至少应向教会捐赠一百美元。”接下来他建议教会应当着手一项“翻修扩建四年规划”。这项计划包括许多大小不一的具体目标，小目标包括要在1955年更换教堂里的地毯并且安装一座“电动冷水喷泉”，大目标则包括要在1959年新建一座宗教教学楼。

在财政方面扔下两颗震撼弹之后，金又将矛头指向了教会组织建设。他建议设立一批新的委员会与理事会。比方说社会与政治行动委员会将会为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招募新成员，并且在全国与地方选举前夕筹办“各种论坛与群众集会”来讨论当前的政治议题。此外“德克斯特全体会众都必须成为注册选民。”当时阿拉巴马州的黑人注册选民比例还不到5％。有一个新建委员会将负责筹集资金为德克斯特高中毕业生提供一定额度的大学奖学金，另一个委员会将负责建立托儿所，使得家长们能够更放心地参加教会活动。第三个委员会则负责为教会纳新。一贯心满意足的德克斯特会众们从没做过这样的事情。

金的最后十几项建议又回归了财务与教会控制权的关键议题。他建议每位执事与二十五名住在自家附近的会众结成对子，负责督促他们积极参与教会活动。（“执事有责任劝说会众履行自己的承诺”）。另外他还按照父亲在以便以谢取得的成功先例为德克斯特教会勾勒了一套同样高度集中化的财政预算管理体制。从此以后不会再有临时特别集会、特别会费或者匿名捐赠。“我建议各个附属组织的所有资金都要在1954年11月1日前上交给教会财务主管。”从此以后德克斯特将通过支票而不是现金来维持运作。只有牧师而不是执事或受托人才能决定聘请客座教士的费用。谁也不能将教会捐款拿回家里清点，凡是送进教堂里的钱都要立即存入银行。最后金慷慨激昂地总结道，如果这一切举措都能得到落实，“德克斯特将会提升到如此崇高的位置，足以令尚未出生的后世人们感到难以置信。”

金从一开始就打算毕其功于一役，不仅要在第一时间里主张教会领导权威，还要立刻运用权威取得实绩。他为此所采取的诸多手段当中或许算得上最关键且最大胆的一招就是为每一个委员会都任命了一位特定的会众担任主管。这样做无异于给全体会众来了个下马威。教会内部的人事任免从来都是教士职责的最微妙领域之一，每一项任免决策对于教士来说都意味着巨大的风险。而金的做法则是在向全体会众宣告，他在上任第一天就已经对他们知根知底了。受到任命的会众包括曾经因为涉嫌蓄意杀妻而遭到弗农.约翰斯迎头痛斥的R.T.阿戴尔医生，曾经眼看着约翰斯在自家女儿的婚礼上卖西瓜的佩托斯医生，还有曾经陪同约翰斯前往阿拉巴马州立大学校园售卖西瓜并且致使其最终离职的葬礼承办人兼前任足球教练鲁弗斯.刘易斯。

当然，这份任命清单以及全套教会改革意见要想得到落实，首先要接受全体会众的投票表决，而表决结果未必就一定是肯定的。通过提前列出各位委员会负责人的名字，金向大量最有影响力的教会成员提供了一个搭上改革顺风车的机会。他将委员会和财政计划与摩西对于教牧权威的定义绑定在了一起，从而将一道不容含糊的选择题摆在了这些教会成员面前：他们可以支持金的改革意见，这样做也就等于认可了他的权威；他们也可以挑战金的权威，可是这样一来原本对他们颇为有利的改革意见也免不了遭到挑战。金的策略无异于在教会里发动了一场热月政变，保皇派的反击就这样降临到了教会实权派头上。金不动声色地警告他们，假如有人敢于抵挡他，那他就二话不说立刻辞职，甚至就连接风洗尘的机会都不给德克斯特教会留下。

这次政变可谓是金的得意之作。他花了几个月时间精心准备各项建议内容，还查阅了全国各地成功黑人教会的组织报告。甚至在德克斯特教会缴械投降之后，他依然向好几名同行寄送了建议副本并且征求对方意见。回信的人们全都高度肯定了金对于牧师在教会内部至高地位的描述。梅尔文.沃森认为这篇序言“文辞精美且用意得体”，另一位朋友则干脆声称金在教牧权威问题上“干得真漂亮”。各位牧师在这一点上几乎没有分歧。回信当中最常见的批评则是担心金有可能贪多嚼不烂。一下子推出这么多组织机构与这么多职责重叠的委员会必然意味着繁重如山的工作量。用沃森的话来说：“在教会内部大动干戈并不一定意味着天国的事业得到了推进。”

金对此则另有看法。他相信大动干戈才是与全体会众以及蒙哥马利打成一片的最有效方式。他的精力极其充沛，应付当前局面完全不在话下。他每天早上五点三十分起床，先花费三个小时写论文，然后就去教堂。他或许要在葬礼上布道，或许要监督地下室的粉刷工作，又或许要与六月俱乐部的成员们一起演奏音乐。其它时间里他要么参加协进会会议，要么去拜访蒙哥马利的其他黑人牧师。此外他还加入了当地的摩豪斯俱乐部——蒙哥马利是摩豪斯校友的聚集地，以至于阿拉巴马州立大学都落了个“小摩豪斯”的绰号——而且很快就遇到了一位熟人艾略特.芬利（Elliott Finley）。令金大喜过望的是，此人家里居然有一张台球桌。于是到了晚上他经常来到芬利家里打球消遣。（“芬利还认为他能血虐我，所以我不得不给他点颜色看看。”）到了深夜他经常还要再写几个小时的论文。在德克斯特任职的第一年里他两次前往波士顿与德沃尔夫交换意见并且在论文审议委员会面前进行答辩。他出席了不少于十次全国浸信会大会，在德克斯特教堂里布道四十六次，还在其他教堂与学院里进行了二十次演讲，演讲地点从纽约一直分布到路易斯安那州。这份让人看了都眼晕的日程表也是金的另一个自豪感源头。他曾向教会成员夸口声称，除去上述各项事务之外，他还在这一年里抽空读完了二十六本书与一百零二份杂志。

就连轻易不肯褒贬别人的奈斯比特也向其他执事们承认，新任牧师在上任头两个月就“彻底改造”了德克斯特教会。金向每一位委员会成员都指派了大量他们乐于从事的项目，以至于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去反对那些令他们心生反感的其他项目。提出教会改革建议之后过了六周，金在一个周日就为教会筹集了2100美元捐款，相当于他的年薪的一半。同行们都认为这一壮举对于一个只有三百名注册会众的教会来说简直不可思议。金的筹款工作的确遇到了意料之中的隐性抵制。他要求零散分布的教会附属机构一律要将各自银行账户的存款与雪茄烟纸盒里的捐款在11月1日前交付给全新的教会中央财政部门。许多心不甘情不愿的会众使出了浑身解数，要么拖延耽搁，要么托词百出，要么心不在焉，总之就是不肯在截止日期之前缴清款项。但是金依然凭借着教会授权的大义名分与耐心细致的水磨工夫及时收清了每一分钱。

在最后期限之前收清款项对于新牧师而言意义极其重大，因为在10月的最后一天，老金牧师用一辆房车带着大批以便以谢教众——其中包括老金夫人与唱诗班全体成员以及将近一百名支持者——沿着高速公路来到蒙哥马利，出席了金正式掌管德克斯特布道坛的仪式。金底气十足地向父亲汇报称，他至少在财务方面已经控制住了传说中的德克斯特巨头们。

至于学习方面，金已经给保罗.田立克写了信，希望能有幸采访一下这位老前辈。到了11月，正在苏格兰阿伯丁进行吉福德讲座的田立克寄来了回信。此时的田立克正在埋头创作《系统神学》第二卷，他的脑海里随时都在涌现全新的想法与理念，以至于他整天都在喃喃自语：“系统还需要修改。”尽管工作负担如此沉重，但是田立克依然告诉即将进行博士答辩的金，自己很乐意与他谈谈这篇以自己的上帝理念为主题的论文，只可惜最近他都不会去哈佛大学，因此金在波士顿肯定遇不到他。在前往哈佛大学任职之前，田立克打算花费一年时间写作、旅行与演讲。他还在回信里向金透露了自己前往芝加哥或者纽约的日期。

事实上，按照金的进度安排，他完全可以在采访田立克之前就完成论文。但是能够受到全世界最著名新教神学家的欢迎依然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情。在职业生涯一开始，金就接触到了白人与黑人两边的最高层次，他的双修路线也变得越发稳固与平衡起来。金对于田立克的抽象理念确实很感兴趣，不过他并未因此就放松在德克斯特浸信会的实际范围内牢牢抓住权力的务实本能。他平日里总是维持着一副彬彬有礼的贵族派头，辞藻华丽，衣着考究。人们只能从偶尔几件小事上来体会金的内心当中存在着怎样相争不下却又相互制衡的强大力量。比方说他与比较朴实的德克斯特教会成员之间的关系就有点不太一样。这些会众注意到，金从未问过他们那个可怕的问题：“您最近忙什么呢？”按照惯常的套路，答话一方应当提起学术休假、俱乐部项目、即将到来的浸信会大会或者其他各种伴随着专业地位的甜蜜负担。假如答话者说不出如此高大上的回复，只能表示最近就像往常一样正忙着种庄稼或者给白人熨烫衣服，那么答话者肯定会觉得问话一方存心让自己下不来台。即使像弗农.约翰斯这样的老牌庄稼把式也曾经问过他们最近忙些什么，而且询问时的语调总有些不出所料的意味。可是新任牧师与他们打招呼的时候总会直视着他们的眼睛问道：“您最近怎么样？”接下来就会进一步询问例如健康与子女之类的个人问题。此外不管他正在忙什么以及将要忙什么，都不会刻意缩短对话长度。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这种做法无非是细枝末节，除了那些真心看重这些许不同的人们以外。

另一条理解金的线索在于他的布道方式。起初很有一些老资格教会成员抱怨说金牧师“不是个追求上帝的人”，换句话说他不喜欢在布道期间着力宣讲救恩或者描述天堂的景色。不过随着德克斯特会众们逐渐适应了金的风格，此类怨言很快就沉默了下来。金沿袭了德克斯特的一贯路线，一边讨论宇宙的深层意义一边顺手拈来地引用各种经典作品当中的金句名言，得心应手地运用着罗伯特.凯顿传授的布道模板。但是这些模板的表面却布满了裂纹，每一道裂纹都在不紧不慢地释放着一丝丝炽热的火气。金的听众们总能体会到潜藏在深刻思想之下的澎湃激情，体会到深邃无底的欢愉与痛苦。正是这份苦乐杂糅将他的火气凝结成了节律，又将节律锤炼成了音乐。金的布道风格极其克制。他从来都不会大吼大叫，但是却好像随时都会吼叫出来一样，震慑得全体会众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尽管与许多年长的信众相比他还是个毛头小子，但是他的气场却像言出法随的智者一样熊熊燃烧。在走上事工道路的第一年里，金就施展出了自己在布道方面的全部威力，在德克斯特以及全国最大的其他几家黑人教会都“赢得了满堂喝彩”。

1954年11月末，金回到亚特兰大，在友谊浸信会（Friendship Baptist Church）进行了客座布道。他的非凡表现理所当然地震撼了家乡的教会圈子。金正在成为一名现象级人物，他的巨大成功致使老金牧师陷入了五味杂陈的惯常心态——自豪、担心、嫉妒、爱与恐惧在老金牧师的心里搅成了一团。12月2日他给儿子写了一封信，信封里附带了金的支票簿，老金牧师亲手为儿子清算了账目（虽然金已经结婚并且搬出去住了，但是老金牧师依然负责为儿子理财。一方面是因为财务清算是他的强项，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在亚特兰大的黑人银行界很有势力，而蒙哥马利并没有黑人银行，他害怕儿子因此而吃亏）。“我亲爱的ML，”信件开头这样写道。老金牧师首先传达了几条以便以谢教会的最新动态，“卢拉.艾伦姐妹昨天失去了她的丈夫。我相信你还记得她，她身材不高，通常坐在教堂左边，经常冲着墙壁喊话。除此之外教会里的一切事务都很顺利。”然后他提到自己刚才接到了另一通电话，“说的是你在本周日的友谊浸信会把所有人都镇住了。”不过老金牧师并不打算进一步祝贺儿子，而是向他传达了一条雷鸣般的信息：成功不仅会令当事人遭受罪孽的诱惑，而且还会带来身魂俱灭的危险。“你要知道，年轻人，你正变得越来越受欢迎。正如我以前告诫过你的那样，你现在一定要诚心乞求上帝的庇佑，因为魔鬼总会倾尽全力来毁灭像你这样的人。”

带上他吧，吾主——就在今朝

求您用牛膝草将他从里到外清洗一新，

将他高高挂起，晾干一身罪孽。

将他的耳朵钉上智慧之柱，

让他的辞藻成为真理之锤

狠狠地锻打罪孽的铁石心肠。

吾主上帝啊，就在今天清晨

求您让他的双眼贴近永恒的望远镜，

让他看穿时间的纸糊幕墙。

吾主啊，求您用松节油润滑他的想象，

让他的双臂永不停歇地挥舞，

用您的权柄为他充满动力，

用您的救赎圣油涂抹他的额头，

用您的圣火点燃他的唇舌。

——詹姆斯.韦尔登.约翰逊，《上帝的长号》

金在公交车站接上了这位堪称传奇的老者，然后两人就一起踏上了通向蒙哥马利的四小时车程。这天天气很冷，但佐治亚州与阿拉巴马州的农田在他们两人看来都特别美丽，熟谙农活的约翰斯尤其看个没够。 金在收音机上调出了大都会歌剧院排演的《唐尼采蒂：拉美莫尔的露西亚》，这是他最喜欢的歌剧之一。下午晚些时候两人抵达了蒙哥马利，金将约翰斯留在了第一浸信会教堂的牧师宅邸里，让他与拉尔夫.D.阿博纳西牧师的家人待在一起。金与阿博纳西并无深交，此前仅仅在全国浸信会大会上以及亚特兰大的学生聚会当中见过对方几次。但他立刻就意识到约翰斯与阿博纳西一家交情很深。他们热情地拥抱了约翰斯，拉着他问长问短，就好像他是一位走失多年终于回家的叔伯长辈一样。约翰斯嗅了嗅空气，兴致随即高涨起来。“胡安妮塔，上帝保佑你。”他对阿博纳西的妻子说道。“我相信你为我烹制了一顿足以招待先知的晚餐。我们可以开吃了吗？”

“当然可以，约翰斯博士。我已经准备好了。”她答道。

“那好，年轻的金，我谢谢你这一路把我送过来，”约翰斯匆匆地向金鞠了个躬。“现在我要赶紧办正事了。”说着他就径直走向了餐桌边上为他惯常预留的座位。

阿博纳西一家热情邀请金吃了饭再走，金一开始是拒绝的。“多谢您们的热情，可是布鲁克斯博士已经为我留饭了，”金说道。可是他越说越犹豫，因为屋里的香气的确十分诱人。这顿晚餐已经烘烤炖煮了大半个白天，牛排、洋葱、芜菁叶与玉米面包的气息已经充满了房间里的每一个角落。“我想布鲁克斯夫人肯定不会饿着我，”金越说越没底气。“但是主啊，您们家这顿饭太香了。您们要是不介意那我就叨扰了。”在一片笑声中金趁势坐在了约翰斯旁边。

一老一小两位布道人一边大快朵颐一边赞不绝口地恭维着胡安妮塔.阿博纳西的高超手艺。热情好客的阿博纳西本人则摆足了东道主的架势。“金兄弟，我向你保证，德克斯特那边的每一个人本周都对我很生气，因为他们认为我邀请约翰斯博士过来客座布道无非是为了与你的试讲唱对台戏。他们都说有个前途无量的年轻博士专门从波士顿来到了德克斯特进行试讲，现在阿博纳西特意在人家小伙子来到德克斯特的同一个周日请来了约翰斯博士，肯定是为了抢走人家的听众，存心要给人家难堪。我跟你当面把话说清楚，约翰斯博士可不是我请来的。是他主动给我来信说他正打算去新奥尔良，并且很乐意在路过我这里的时候来一场客座布道。我说能让他登上我的讲坛从来都是我的荣幸。是这么回事吧，约翰斯博士？”

约翰斯对这套说辞表示肯定。他告诉金，德克斯特教会里面依然有一批人忠于自己，到了周日试讲的时候这批人肯定会离开德克斯特前往第一浸信会。他劝慰金不要为此感到焦虑，因为“最重要的”几位德克斯特会众——也就是“最难缠的”几位会众——肯定会留在德克斯特，金只要赢得他们的肯定就足够了。约翰斯声称自己很不羡慕金的处境，“如果你当真接管了我的教会，而且有个名叫兰德尔的家伙还在执事团里做事，那你可千万要留神小心。”

听到约翰斯这么说，阿博纳西也来了兴致。他津津有味地谈起了他最喜欢的话题之一，也就是德克斯特教会与第一浸信会会众之间的差异。 “这么说吧，金兄弟，”他大声说道。“我知道约翰斯博士肯定同意我的意见，因为我首先听他这么说过。在我的教会，你可以谈论耶稣，也可以在布道坛上宣讲耶稣。但是在德克斯特，他们宁愿你不要提到耶稣的名字。”

三位布道人都笑了出来。 “他们更喜欢你谈论柏拉图、苏格拉底或者其他这一类人物，”阿博纳西继续说道。“如果你当真非得提到耶稣不可，那么他们肯定希望你说话声音越轻越好，说话速度越快越好。我说的不错吧，约翰斯博士？”

“这是真的，”约翰斯说道。“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柏拉图的理解超过了刚刚入门的程度。”

“这话不错，”阿博纳西说，“在我的讲坛上你想说多少耶稣的事情都行，可是开口说话的人只有你一个，会众不会给你帮忙。在这一点上第一浸信会就像德克斯特一样，会众的嘴巴全都闭得紧紧的。自从老斯托克斯牧师接手教会以来，布道人就只管说，会众就只管听。如果他请来的客座布道人大喊大叫，鼓励会众们与他互动，斯托克斯就会跳起来打断他：‘别让我的人走回头路。’他肯定会这么说。德克斯特那边也一样。约翰斯博士，是这样吧？”

约翰斯依然表示同意，虽然他很可能认为阿博纳西有些言过其词，刻意将两家教会描绘成了作风相近的黑人贵族阶层孪生教会，并且拔高了自家会众的品位。事实上大多数德克斯特成员都认为第一浸信会是一个“咋咋呼呼”的教团，没什么可说的。

阿博纳西接下来又讲了好几个故事，一方面是为了奉承约翰斯，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逗引他多说几句话。比方说他讲到了两家教会各自的鬼故事——德克斯特的鬼故事自然涉及R.T.阿戴尔医生杀妻案件，第一浸信会的鬼故事则发生在某一年全国浸信会大会选举之后，D.V.杰米森牧师在那次选举当中击败了当时掌管第一浸信会的斯托克斯牧师，随之而来的权力斗争致使第一浸信会教堂沦为了凶杀案的发生地点。他告诉金，约翰斯曾经为蒙哥马利最著名黑人医生的女儿主持婚礼，可是仪式进行到中途他突然宣称自己要与阿博纳西一起在宾客签到处售卖西瓜，害得德克斯特教会成员个个脸上无光。他讲述了约翰斯的著名布道词“谋杀黑人很安全”的前因后果，还回忆了六年前自己第一次亲耳听到约翰斯布道的情形。当时他还是阿拉巴马州立学院的学生，约翰斯也才刚刚接手德克斯特。尽管阿博纳西始终是第一浸信会的忠实会众，后来又成为了教会牧师，但却心甘情愿地充当了约翰斯的门徒。他们两人合作无间地主持过很多教会活动。约翰斯擅长在路边摆摊卖菜，阿博纳西的经营项目则是女式内衣。蒙哥马利的布道人圈子当中流传着很多关于此类奇葩行为的段子。

“金兄弟，”阿博纳西说道，“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你的情形，我猜你大概已经不记得了。当时是1950年夏天，我还是亚特兰大大学的学生。那年夏天你父亲将布道坛交给了你。那个周日我来到以便以谢教堂，想看看你究竟有没有布道的本事。你那天的布道题目是信仰的本质，水平很高。布道结束后我前去祝贺你，你握着我的手说：‘您对我的布道还满意吗？’我说：‘是的。我想谢谢您。您保佑了我的灵魂。’你还记得吗？”

金有些不太自在地敷衍了几句，见状不妙的阿博纳西赶紧给他找了个台阶。“你知道吗？”他咧嘴一乐继续说道，“第二天我原本要陪着一位姑娘去姐妹礼拜堂看话剧去的，可是当天她打电话告诉我她身体不舒服，不想去了。我已经买了票，但是临时找不到其他女伴，于是我就一个人去了。你猜我看见什么了？我看到那位声称身体不适的姑娘挽着一位年轻布道人走进了礼拜堂，此人昨天刚刚祝福了我的灵魂。那是我第二次见到你，金兄弟。”

这个故事听得金既得意又尴尬。“那段日子已经过去了，阿博纳西兄弟。”他告诉阿博纳西自己已经迎娶了柯瑞塔，又祝贺阿博纳西娶到了胡安妮塔，最后少不了又将自己放量吃喝的这顿美餐赞扬了一番，然后就起身告辞了。夜色还不深，金独自走过了一片多少能算作蒙哥马利黑人商业区的区域——也就是阿拉巴马州立大学校园的外围地区，这里坐落着一家加油站与几间外卖餐厅。他用咖啡馆里的付费电话给布鲁克斯家报平安的时候看到一位摩豪斯时期的朋友走了进来，正是男高音歌唱家罗伯特.威廉姆斯。他此前去了茱莉亚德艺校，然后又去了联合神学院音乐学院。由于缺乏财务支持，他不得不无限期搁置自己的职业发展，转而在阿拉巴马州立大学寻求了一份教职。八年未见的两人先是热情交换了一番过往经历，然后威廉姆斯忍不住笑话金居然当真成为了一名布道人。金很谦虚地答道自己目前还没有正式成为布道人，然后又问威廉姆斯自己是否应当认真考虑去德克斯特教会求职。

威廉姆斯大摇其头。“我可不敢说，迈克，”他咧嘴一乐。“那个教会里的老顽固可是不少。不过话又说回来，要是还有人能降服住他们，那也只能是你了。”金感谢了威廉姆斯对自己的信心，然后又与他调笑了几句，笑话他没有加入德克斯特教会，平时去教堂也不积极。

在布鲁克斯家借宿了一宿之后，金在第二天早上登上了德克斯特教会的布道坛。这次他选用的布道词是《完满生活的三个维度》，也是他笔下最优美的作品。他很欣赏德克斯特教堂的环境——木制教堂主体精巧而不失大方，坐落在蒙哥马利市中心硕果仅存的一块黑人拥有的地皮上面，对面就是白墙高耸的州政府大楼——而且看起来弗农.约翰斯并没有抽走多少会众。大量德克斯特教会成员都前来教堂听金试讲，部分原因在于他的布道能力早已声名在外，以至于有小道消息声称他很可能成为填补布道坛空缺的最终人选。会众们热情接受了金的举止风度与思想理念，以至于当天下午奈斯比特专门带领一小群德克斯特教会管理人员来到布鲁克斯回访了金，实际用意就是与金初步谈判一番。

金告诉访客们，德克斯特教会为他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但他手头还有很多选择，因此并不打算急于求成。奈斯比特对金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他非常欣赏金的能力，不过目前教会这边也有好几个考察人选，因此他们同样不打算操之过急。候选人当中就包括金最好的朋友与老同学沃尔特.麦考尔，几周前他刚刚在德克斯特进行了一次非常成功的试讲。执事团很看好麦考尔，并且十分少见地向他发出了第二次试讲的邀请。如果他再次取得成功，这份工作肯定就是他的了。麦考尔很想拿下德克斯特的布道坛，因为此前他已经与好几家著名教会失之交臂了。现在他正在佐治亚州某小型学院里担任男生训导员，对他来说这份差事实在无聊得令人头疼。这一来金的处境就很尴尬了：他的好友已经挺过了漫长的德克斯特教会筛选过程，眼看就要大功告成之际他却突然横插了一杠子。不过他与奈斯比特都是举止得体且很会拿捏分寸的人，于是双方就一起不动声色地将这份紧张关系遮掩了起来。

那天晚上金又回到阿博纳西家里吃晚餐。当天下午约翰斯已经搭乘火车前往了新奥尔良，因此阿博纳西说起话来也更没顾忌了。他向金详细描述了德克斯特教会不久前遭受的痛苦内乱。按照他的说法，甚至直到第五次辞职的时候约翰斯都从没想过德克斯特教会居然当真会下决心接受他的辞呈。一脚踏空之后他不得不面临着无处可去的难堪现实。约翰斯的妻子在弗吉尼亚州已经找到了一份教职，因此照理说他并不至于沦落到走投无路的地步。但是他拒绝从德克斯特教会的牧师宅邸里搬出来，而是充当了将近一年的钉子户，费尽心思把他搞下台的德克斯特执事团成员三番两次命令他赶紧搬家，他只当没听见。执事团首先切断了宅邸的煤气供应，然后拉下了电闸，最后连自来水也掐掉了。约翰斯以极大的毅力克服了物质上的困难。电灯不亮，他就点蜡烛。自来水不流，他就用水桶挑水回家。壁炉没有火，他就焚烧旧报纸取暖。在此期间德克斯特教会的对外口径一直是“尊敬的弗农.约翰斯在德克斯特选好下一任牧师之前将会暂住在牧师宅邸。”但是实际情况却是老而弥辣并且自感下不来台的约翰斯拼命抵挡住了执事团的坚壁清野攻势。

“约翰斯这回可是折腾得不轻，”阿博纳西笑着总结道。不过他对于约翰斯与德克斯特教会的了解的确很深，因此他向金提供了两点实用建议。首先，长远来说做牧师胜过做先知。先知的确是布道人的最高级形式，可是却没有自己的教会。身为先知的生活卓越而又孤寂，浪漫而又不切实际。根据布道人圈子的说法，先知总会不可避免地沦为悲惨而又可笑的存在，就像没有王国的国王一样无非是个孤家寡人而已。其次，金一定要时刻意识到德克斯特教会从来都不会将同一位布道人聘用太久，因此他应该尽量避免将自己定型成为德克斯特最喜欢的那一类布道人——只注重高台宣教却不关心教会组织建设的知识分子。要想在德克斯特生存下来，布道人就必须积极参与委员会活动，密切教会关注教务状况，还要摸清摸透主要教会成员的性情脾气——简而言之就是要攥住教会的五脏六腑。否则就算是最为辩才无碍的布道人也不是教会内部实际掌权者的对手。

回到波士顿之后，金把自己的职业选择当成了辩证法社团的讨论主题。他还在考虑本杰明.梅斯聘任他回到摩豪斯教书的提议，但是蒙哥马利的小教堂在他脑海里正在变得越来越高大。德克斯特的精英声望深深地吸引了金。他历来都热衷于卖弄学问，从而向自己脸上贴金。读研与读博的经历令这份热情达到了顶峰。（有一回他写信感谢阿拉巴马州某位随军牧师邀请他前去布道，声称自己十分享受“本体论意义上真正的”同工情谊。对方在回信中打趣道，金的措辞如此花团锦簇，自己都快看不懂了。）另外从弗农.约翰斯这样的先知手中接管一家教会可谓困难重重，而金也很有兴趣挑战一下自己的能力极限，看看自己究竟有没有本事降服臭名昭著的德克斯特领地。归根结底，金毕竟还是他父亲的儿子，而且老金牧师从不讳言自己对于教牧权柄的理解——他曾经在浸信会教士会议上宣称，如果哪一位以便以谢会众竟敢在教堂里站起来要求查阅教会支出明细账，那他肯定会命令对方立刻坐下。如果对方不依不饶，那他就抡起一把椅子威胁要冲着对方的脑袋砸下去。

发生在几周之内的一系列事件将金一步步推向了德克斯特教会。首先，沃尔特.麦考尔回到蒙哥马利进行了第二次试讲，题目是《完满生活的四个维度》，显然是存了与金一较高下的心思。也许正是因为胜负心作祟，他并没有发挥出自己的最佳水平。总之第二次试讲的失败就像第一次试讲的成功一样显而易见。试讲结束后与奈斯比特会面的麦考尔极其沮丧。“我根本赶不上金，”他无可奈何地说道。这是令每一位当事人都感到很不舒服的一天。就个人层面而言，奈斯比特以及几乎全体德克斯特会众都很喜欢麦考尔，但是作为整体的教会显然正在向品位与原创性都更高一筹的金靠拢。这一点麦考尔不需要接到德克斯特的通知就知道了。他与金在电话里详谈了一番，两人相互保证决不让这件事影响到他们的友谊。

与此同时，查塔努加第一浸信会拒绝了金，把布道坛交给了另一个牧师。金一直惴惴不安地觉得自己可能会遭到拒绝，这下心里总算踏实了。不过他不敢肯定自己究竟为什么遭到拒绝，是因为他太年轻，太偏向理性思辨，太政治化，还是因为他父亲甚至他爷爷的坏脾气或多或少地也沾染到了他的身上。在布道人眼中，每一家拣选委员会都好比是魅力与戒心共存于一身的美女，任何看似微不足道的因素都有可能影响他们的决策。金与职业顾问梅尔文.沃森协商一番之后开始谨慎地逐步靠近德克斯特。他主动给奈斯比特打电话，告诉对方他很乐意进行第二次试讲。如果教会提出要求，他也愿意与执事团全体成员会面。但他目前依然还在考虑其他替代方案。在接下来的电话谈判当中，奈斯比特大胆地向金施压，敦促他早作决定：他愿意背离教会先例，取消第二次试讲，还愿意每年提供4200美元的工资。按照教会事务的行话来说，德克斯特会在每个月的第一个周日（或者举行圣餐活动的周日）向金支付100美元，其他周日则支付75美元。假如金接受这个条件，那么他刚出校门就会成为蒙哥马利薪金最高的黑人教士。

奈斯比特的报价将金推上了强势地位，除了继续拖延以外他什么条件都可以提出来。1954年4月14日，他给奈斯比特写信表示接受聘任。“但是，”他补充道，“我认为我的任职必须基于以下各项考量。”首先，之前被约翰斯占据良久的牧师宅邸在他入住之前必须彻底整饬一番，恢复水电气供应自不必说。其次，他要到当年夏末才能完成博士论文资料研究，在此之前教会要全额报销他在波士顿与蒙哥马利之间来回奔波的交通费用。最后，“随着教会日益兴盛发达”，他也会相应提出加薪要求。金的做法确实很有些在商言商的意思，但他大概并未触及德克斯特教会的谈判底线。4月18日，拣选委员会开了个碰头会，然后奈斯比特就完全接受了金的条件。德克斯特教会终于结束了史上最长的一次布道坛空缺。

接下来，金在波士顿的雷希诊所进行了全面体检。一位罗斯玛丽.墨菲医生测量了他的各项参数：金身高5英尺6又1/2英寸，体重166又1/2英磅，脉搏每分钟70下，各项生理指数全都非常漂亮。他身体健壮，充满自信，这一点是他的幸运，因为他需要全力以赴才能克服妻子与父亲的异议。贫困落后且依然奉行种族隔离制度的阿拉巴马州是柯瑞塔最不愿意定居的地方，从小到大她的努力目标一直是远离这里。当国王正在与奈斯比特谈判任职条款时，新英格兰音乐学院排演了古巴作曲家阿马德奥.罗尔丹.加尔德斯根据尼古拉斯.纪廉的诗集《音响的动机》改编而成的交响乐歌剧，柯瑞塔有幸成为了首演独唱歌手之一。此外她还经常在白人长老会合唱团里演出。她很清楚，搬到蒙哥马利之后自己要想在这两方面继续发展下去无异于痴人说梦。因此她一直在软磨硬泡地劝说丈夫在北方求职，免得辜负了他们两个各自的职业成果。尽管金一直试图向她保证自己不会在德克斯特一直干下去，但是最后他依然不得不抬出自己身为一家之主的权威来。对于妻子在婚姻当中理应扮演的角色，金就像他父亲一样抱有很传统的看法。他提醒妻子，早在她接受求婚之前就已经很清楚自己的婚姻观念了。尽管如此，柯瑞塔搬到蒙哥马利之后过了好几个月依然人在心不在。

老金牧师依然因为儿子拒绝继承自己在以便以谢教会的衣钵而耿耿于怀，因此一有机会就故意吓唬他。他警告称，臭名昭著的德克斯特“巨头”们将会把金踢翻在地恣意践踏，在蒙哥马利等待着儿子的只有危险、羞辱与职业生涯的毁灭。对于父亲的危言耸听，金的回应也比平时更加用心，使出了各种打岔装糊涂的手段。实在混不过去的时候他就外柔内刚地向父亲立下了军令状：德克斯特是他在事工道路上遭遇的第一场考验，而他一定会像老金牧师掌控以便以谢那样掌控这家教会。 “我将要成为一名牧师，”他这样告诉妻子与父亲，“我一定要管好这家教会。”

金与父亲就婚姻问题达成了劳心费力的休战之后又过了几个星期，德沃尔夫教授在课堂上一口气宣讲了六个小时。这堂课的题目是圣奥古斯汀的神学思想。这位北非主教在将近三十年的前半程人生里一直是个四处留情的浪荡子，然后就摇身一变成为了基督教历史上第一位伟大而又天才的综合神学家。在公元五世纪初的地中海知识分子圈子里，基督教面临的主要竞争对手包括摩尼教、新柏拉图主义以及占星术。奥古斯汀的贡献在于在哲学层面上将基督教提升到了能与竞争对手同样受人尊敬的程度。正是他提出的教会权威教义帮助梵蒂冈挺过了刀光剑影相互倾辄的中世纪，在罗马帝国崩溃八百年后繁荣发展起来。在来年1月的考试当中，德沃尔夫要求他的学生们解释奥古斯汀提出的复杂邪恶理论。一方面上帝对于一切邪恶都具有最高权威，另一方面上帝又是无限仁慈的存在。这位伟大的圣徒穷尽心力想要调和这两个方面。金的论文开篇第一句话这样写道：“邪恶问题只会令有神论者感到困惑，而不会烦扰无神论者。”这篇论文又得了一个A。

后来金又写了一篇题为《基督徒如何克服邪恶》（How a Christian Overcomes Evil）的布道大纲。这篇大纲遵循典型的步步登高结构，分为逐次递进的三个部分，每个部分又细分成几个小部分。“克服邪恶的第一步是发现我们内心最恶劣的成分，”他这样写道。接下来他以很不正统的方式将邪恶定义为“最经常诱惑我们的罪孽”。然后他呼吁听众们诚实看待自己。大量心理转折覆盖在他的行文之上，以至于这段文字看起来颇为含糊：“我们必须用正确的名字来称呼隐藏的错误，否则我们就会因为对于劣等情结的恐惧而看不见自己内心的骄傲。”在第二步当中论述了如何依靠上帝恩典与邪恶作战之后，金写到了最关键的第三步：“不要一门心思只想着消灭邪恶，而是要注重培养美德。”他举了尤利西斯与俄耳甫斯的例子。为了对抗塞壬的诱惑，前者命令水手用蜡塞住耳朵并且命人把自己绑在桅杆上，后者则优美绝伦地弹奏起了竖琴，无形之间就消解了塞壬歌声的摄魂魔力。金更欣赏俄耳甫斯的方法。“邪恶无法遭到驱逐，只能遭到排挤。声称‘我不会犯罪’并不能使人成为肉欲的主人。要想主宰肉欲，只能通过善事的排斥力量。”只有在最后一句话当中金才明确承认肉欲是自己正在努力克服的具体罪孽。

金认为需要依靠诚实来克服邪恶的论述的确颇为拗口，他对于肉欲的关注更是使得这段文字进一步陷入了云山雾罩当中。在这样的语境之下，“对于劣等情结的恐惧”可能意味着害怕自己不够阳刚，不被人爱。金可能是在警告读者，这样的痴迷会导致人们忽视自己意欲征服他者的骄傲心态。奥古斯汀、尼布尔、马丁.路德以及大多数著名神学家都认为骄傲是通向罪孽的主要门户，涉及性的罪孽也包括在内。又或者金可能指的是“劣等情结”一词在当时更为普遍的用法，也就是种族层面的劣等——换句话说一名黑人很可能因为劣等情结缺陷而对于自身的种族骄傲心态视而不见。最后，他还可能指的是某种肉欲与种族的结合，这两方面的劣等心态将会融合成为更加强大的内在力量。不管怎么说，金提出的对抗罪孽方法都面临着许多逻辑陷阱。比方说如果俄耳甫斯的竖琴会发出与塞壬的歌喉同样摄人心魄的音乐，只不过更加动听，那么金等于是在暗示美德与肉欲的本质也是一致的。他将善与恶当成了相互竞争而不是相互敌对的力量，于是善恶之间的较量就从拔河变成了赛跑。这两股力量完全可以齐头并进，越过同样的路程，因此很有可能产生无法区分彼此的危险。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明显的缺陷，金从未将这份大纲扩充成为完整的布道词。在金的读博论文当中，这份大纲始终没能转化成为最终成品。

1953年2月，久病缠身的埃德加.布莱曼教授离开了人世，金也失去了他的学术顾问。不久之后他从哲学系转到了神学院，德沃尔夫成为了他的新顾问。他打算在一个学年之内完成全部博士课程。要想拿到博士学位，必须通过第二轮德语能力考试。为了赶时间，金不得不游说各位老师们为他加课。正当金与德语缠斗得不亦乐乎之际，校门外面的世界正在经历新闻电影播音员口中的“变革之年”。斯大林在这年3月亡故。英格兰在6月庆祝了伊丽莎白女王的加冕礼。新任总统艾森豪威尔对朝鲜战场的休战前景感到非常乐观，他还在白宫草坪上为孩子们恢复了复活节滚彩蛋的传统。法庭判处朱利叶斯与艾瑟尔.罗森堡夫妇向苏联提供原子弹机密罪名成立，两人于6月19日——也就是金与柯瑞塔成婚之后的第二天——在新新监狱被处以死刑。

在1953年春天，已经订婚的金并没有放松辩证法社团的活动。每次到了吹牛环节他都会成为众矢之的，大家纷纷笑话他如此心甘情愿地为自己套上了婚姻的笼头。社团成员一致认为订婚之后的金比以前更死板了，还有几个人抱怨柯瑞塔身上的小资气息太重。鉴于社团成员全都是一帮自封的辩证主义哲学家，这样的批评未免有些五十步笑百步。但是也有些人觉得这个姑娘确有与众不同之处。在高强度的唇枪舌剑告一段落之后，很多成员都很喜欢与活动现场的女性跳一段爵士舞来放空头脑。金的大多数其他女朋友都很乐意这么做，但是柯瑞塔却不愿意。在她看来，古典音乐以外的一切音乐门类全都不值一提。每当演唱时她总会选择露肩箍胸的正式礼服，双手握拳举到与肩同高；她的眼神就像哲学家一样辽远，一直投向天边的云彩。这样的做派致使金在波士顿大学里的一些同学们认为她有些“用力过猛”，并且担心在一定程度上她的做派很可能有损于金与沃尔特.麦考尔这样更加朴实的朋友们之间的关系。当然在社团内部也有也有几位朋友提出了反驳意见，认为她是一个聪明而又坚强的女性，并且长于待人接物，“虽说有些脚不沾地，但也不是徒有其表。”柯瑞塔尤其擅长记人名，总能让第一次见到她的人感到轻松自在，而且无论何时都彬彬有礼——所有这些长处都很有助于她成为一名教士的妻子。此外她还是个抱负远大的人，并且极度忠诚。

1953年6月18日婚礼当天，这些长处全都派上了用武之地。柯瑞塔原本打算在塞尔玛附近的她父母家里举行婚礼，仪式就在前院进行，规模不用太大，只邀请至亲好友参加。但是按照她日后的说法，最终落到实处的却是当地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婚礼。她极其担心久居城市见多识广的金家人会看不起自己这边的乡下亲戚，把他们全都当成一帮庄稼把式。但是与此同时她又不希望显露出一幅极力讨好婆家人的做派。这样的矛盾心态足以让任何一位新娘感到胃痛难忍。与此同时她还要应付老金牧师在一旁添乱。仪式即将开始之间，他把新郎新娘拉到没人的地方单独训话。现在退出还不算晚，他这样告诉准儿媳。他强烈建议这对新人，除非抱定了非你不娶与非你不嫁的觉悟，否则就不要将婚礼进行下去。“我之所以布道是因为我压抑不住内心的渴望。你们也应当用同样的态度来对待婚姻，要将婚姻当成身不由己不得不投入进去的事业。你们想想我的话，然后再想想你们现在的感觉是不是这样。”柯瑞塔挺过了这段古怪的演讲、接下来的婚礼就像绝大多数婚礼一样充满了闹闹哄哄的各种细节，柯瑞塔同样一一应付了下来。此外她还做出了一项远远超前于时代的举动，凭着顽强的毅力最终促使老金牧师同意从婚礼誓词当中删除了“我将服从丈夫”这句话，因为她认为单方面的服从对自己很不公平。宾客散尽之后，新婚夫妇终于逃出生天。精疲力尽的金一上车就睡着了，于是开车的任务就落到了她头上。由于阿拉巴马的法律禁止度假村、汽车旅馆和酒店招待黑人，他们只能在斯科特家族的一位朋友开设的殡仪馆里度过了新婚之夜——对于黑人来说殡仪馆就是当时最现成的公共投宿机构。

完全按照金家的传统，柯瑞塔一下子就被卷进了婆家人的世界里。老金牧师在婚礼过后的第一个星期天就为柯瑞塔举行了洗礼，使得她正式成为了以便以谢教会的成员。在夏天的剩余时间里，她和丈夫一直住在奥本大道上的金家宅邸里面。老金牧师依靠自己在公民信托银行担任董事的便利为她安排了一份银行出纳的工作。到了夏末，金家人浩浩荡荡地开赴迈阿密参加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全国浸信会大会。大会主席D.V.杰米森（D. V. Jemison）已经任职多年且从未遇到过值得一提的反对者，尽管他早已经双目失明，走路的时候不得不让人牵着手，可是依然没有人公开提出要取代他。这一年他终于决定主动退休，并且获得了一大笔现金安置费与特殊退休津贴。即将举行的换届选举令各位布道人们兴奋异常。候选人共有两名，一位是现任大会副主席，也是杰米森的公认继承人。金老爹在亚特兰大的老对头威廉.霍姆斯.博德斯正在为此人的竞选活动操劳效力。不过此人还面对着一位强大的挑战者，也就是著名演说家以及金老爹的朋友J.H.杰克逊。他的最著名事迹就是在1939年打破了亚特兰大的肤色壁垒，在浸信会世界联盟会议期间面向广大信众慷慨陈词。双方的选战打得如火如荼。为了动员年轻一辈的布道人支持自己，杰克逊发动了一场元气饱满的宣传攻势。他推出了一条反独裁的大会纲领修正案，禁止日后的大会主席指定继承人。金老爹担任了杰克逊的竞选主管，年轻的金成为了竞选活动经办人之一。乔尔.金顾不上操持新近落成的教堂，专程从密歇根赶来为二哥助阵。金在克罗兹的大部分黑人同学都成为了金的后援团。此外还有来自全国各地一万余家大小教会的布道人投入了竞选活动。他们全都记得杰克逊胜选之后欢声雷动的场面，记得自己如何“彻夜不眠地”站到椅子上挥舞扫帚，一心想要将大会里陈腐的旧秩序打扫干净。

大会结束后，柯瑞塔.斯科特.金陪着丈夫一路北上回到了波士顿，途中在华盛顿与巴尔的摩都进行了应邀布道。回到波士顿安顿下来之后，金开始继续与德沃尔夫教授讨论博士论文的问题。等到最后一学年结束的时候他就要动笔撰写这篇文章了。金选中的题目是比较保罗.田立克与亨利.纳尔逊.魏曼的上帝理念的异同之处——这是一个四平八稳的选题，能够将答辩失败的风险降到最低。田立克与魏曼是自由主义新教神学的并立双峰，两人分别掌管着协和神学院与芝加哥大学。尽管他们在学术界是出名的竞争对手，但是在德沃尔夫与金看来，他们对于上帝的看法在最基本层面上几乎是一致的。田立克与魏曼都是超验主义者而不是人格主义者。因此对于金来说，他的论文在动笔之前就已经有了毋庸置疑的结论：他打算将田立克与魏曼的上帝理念全都批判一番，因为两者全都过于干涩，猜测意味太重，太偏向于思辨，以至于无法回应宗教领域的人性渴望。他的论文总体而言将会是一场学术操练而不是学术创新。至于如何对待人格主义这个事关论文根本的问题，金决定将其当成批判工具而不是批判对象。尽管德沃尔夫经常敦促他要让人格主义理念有一说一毫不含糊地接受一切标准神学检测的考验，但是金很明智地意识到，人格主义其实并不太适合充当信仰体系，还是将其当成单一教条更有利。

动笔之前，金给田立克写信询问对方是否知道还有没有其他论文涉及了自己打算上手的题目。 9月22日，正在瑞士休假的田立克在回信中表示就他所知并没有。他还在信件末尾补充道，“我对你的论文非常感兴趣。”那年晚些时候，由于某种原因金又给尼布尔的信中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负责回信的秘书同样给出了否定回答。由于金已经从田立克本人那里问清了自己想要的答案，而且他的选题与尼布尔的著作也没有任何关系，似乎可以认为金的第二封信仅仅是出于对尼布尔的尊重才写下的。

聽

正当他通过书信与各位神学大师们商讨论文的时候，金也开始联系各个黑人大学。大量摩豪斯毕业生都加入了黑人大学教职员队伍，金的做法自然无可厚非。至于在教会这边，他早就打听清楚了全国有哪些主要的浸信会教会布道坛目前出缺。这一年冬天他抽出一个月的时间踏上了南下求职之旅。他计划和梅斯博士谈谈摩豪斯可能为他提供的教职，然后再访问其他几所大学，此外一路上凡是遇到了令他感兴趣的出缺布道坛他都要争取站上去试试身手。通过他的朋友梅尔文.沃森（Melvin Watson）从中引荐，他获得了在田纳西州查塔努加第一浸信会试讲的邀请，他还在日程表上安排了前往蒙哥马利的阿拉巴马州立学院礼拜堂试讲的时间，那里的院长也是摩豪斯校友。与此同时他还要耐心细致地给父亲做工作，让父亲意识到最好还是让儿子自立门户而不是接手以便以谢教会。做好计划之后，金将新婚妻子留在波士顿，于12月18日带上一位辩证法社团的朋友一起驱车出发。在南下的路上，金谈到了很多关于查塔努加第一浸信会的事情。这个教会素来享有会众要求严格的名声。最近金的一个朋友去那里试讲了一次，他觉得自己表现很不错，但是对方不加解释就打发他走人了。

新年到来之前，塔斯基吉研究所宣布停止发布年度私刑报告。自从1912年以来，该机构每年都要发行一份报告。不过在过去两年里美国并未传出任何关于私刑的消息，自1949年以来得到公开报道的私刑也只有六起。从今以后，塔斯基吉研究所的年报将会转而关注黑人就业与收入情况。这条消息传来的时候金正在亚特兰大为预定在1月3日的查塔努加试讲做准备。老金牧师有一位干保险的朋友打电话问他愿不愿意在住所里多待一会儿，因为有人要过来与他讨论教会事务，金同意了。当老金牧师陪同R.D.奈斯比特前来探望儿子的时候，金正坐在厨房里吃午饭。两位长辈走进厨房，看见金正在向一块猪排发动猛攻。奈斯比特从没与金家人打过交道，金家人以前也不认识奈斯比特。这一天他穿着一套高档西装，搭配宽吊带，手里还提着公文包。一番自我介绍之后他告诉金，有人推荐他前往蒙哥马利的德克斯特大道浸信会担任牧师，奈斯比特正是该教会的拣选委员会主席。

金早就知道德克斯特大道浸信会最近刚刚与弗农.约翰斯闹得很不愉快，约翰斯走后这里的布道坛就空了出来。不过之前收集情报的时候他并没有费心调查过这家教会——可能是因为他嫌这家教会规模太小。他婉拒了奈斯比特的邀请，说他已经答应要在下一个星期天正式答复查塔努加第一浸信会。就算他真能在德克斯特试讲，那也是很长一段时间之后的事了。

“好吧，金兄弟，我是一个老资格浸信会成员，”奈斯比特说，“我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如果他们想要你，他们肯定会等你。周日过去的时候你不必非得给他们一个答复不可。而且我也很希望你在德克斯特试讲之前先别过去。”

奈斯比特的招募话术令老金牧师听得很不顺耳，于是他插了进来。“你可不想去德克斯特，M.L.，那里的人们架子都特别大。”接下来他报出了好几个颇有影响力的德克斯特信众的名字，这些人历来就有给布道人找别扭的名声。

奈斯比特白了老金一眼，回答说这几位会众都已经去世了。而且这家教会吸引过好几位全国最优秀的布道人。

一直盯着猪排的金此时抬起头来，心里暗自盘算。他已经承诺在1月17日下午去蒙哥马利讲道，那么当天上午在德克斯特试讲一次也无伤大雅。如果在此之前他就决定要去查塔努加工作，他完全可以有话直说。于是他告诉奈斯比特，如果方便的话自己愿意在十七号上午去德克斯特进行试讲。

1月16日星期六，金重新估计了自己去查塔努加任职的可能性。他的试讲受到了不吝溢美之词的赞扬，但对方却避而不谈任职问题。他正在等待进一步消息，但他的直觉告诉他这次机会已经错过了。于是他的思绪就转向了其他求职机会以及尚未完成的博士论文。

这时电话响了起来。 “小金你好，”电话里传来一个嘶哑的声音，“我是弗农.约翰斯。我听说你明天要去我之前任职的蒙哥马利教堂布道。我原本应当去第一浸信会布道的，但现在耽搁在了亚特兰大。我能搭你的车去蒙哥马利吗？”

“这是我的荣幸，约翰斯博士，”金回答道。“您现在在哪儿呢？”

“我在市中心的公交车站。”

“您在那边等着，约翰斯博士，我几分钟后就出门。出城的路上我去接您。”

1950年11月25日，也就是金参加美国教会历史153期末考试三天之后（考题是讨论1500到1760年之间面向美国印第安人传播基督教的福音运动），中共的军队进入了朝鲜并且发动了大规模攻击。中国干预朝鲜战争的举动致使很多人都害怕这场地区冲突将会蔓延开来，在希特勒战败身亡仅仅六年后掀起新一轮世界大战。来自中国的敌人尤其加剧了美国人针对共产主义的仇恨，在此时的美国人看来共产主义就是一场蔓延全球的反人类阴谋。在瑞典起草的一份和平请愿书激怒了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显然在他的授意下，美国司法部针对W.E.B.杜博斯提起了刑事起诉，罪名是在美国境内散播这份请愿书而没有事先注册成为苏联驻美代办人。《纽约时报》用语含混地将杜博斯称作“一位与黑人运动关系密切并因此而广为人知的作家”，但是这位八十二岁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与《危机》创始人还是戴着手铐受到了传讯，他的审判也或多或少无人关注。在法院门外，为数不多的杜博斯支持者拉起了一条稀疏的纠察线。这些人当中有一位二十四岁的不知名纽约演员亨瑞.贝拉方特。他比金大两岁，十分热衷于杜博斯的思想。二战期间的黑人水兵经常传阅杜博斯的著作，贝拉方特就是通过这一渠道最早接触了杜博斯并且完成了自己的政治启蒙。杜博斯案件致使协进会乱作了一团，甚至在联邦法官驳回司法部起诉之后依然没有消停下来。为了弥合协进会内部的矛盾，罗伊.威尔金斯精心打造了好几项决议，首先谴责这项起诉书是针对全体黑人的侮辱，然后警告广大黑人要小心“所谓的和平组织”拿他们当枪使，接下来又授权协进会的各个地方分会针对共产主义渗透进行内部清洗。

战争、阴谋论与猎巫运动几乎影响不到克罗兹学生的生活节奏。斯科特.恩斯林关于耶稣的历史形象的教导仍然听得新生们目瞪口呆。在礼拜堂地下的台球厅里，不愿露怯的他们仍然假装自己球技精湛，将满桌台球打得砰砰作响。此时的金已经成为了一名说话很有分量的学长，还当选成为了学生会主席。他与其他同届同学一起帮助新生们适应了克罗兹的氛围以及学校氛围对于信仰与娱乐的双重影响。麦克与迈克二人组依然会在无数个夜晚熬夜打台球直到凌晨三点，现在又有一位刚认识的白人朋友“斯奈非”加入了他们。肯尼斯.李.“斯奈非”.史密斯（Kenneth Lee Smith）教授刚从杜克大学读博归来加入克罗兹的教职队伍。他的年龄与麦考尔相仿，比金年长五岁。此外他的身材非常浓缩。金长得并不算高，大约五英尺七英寸，但是依然比史密斯高了一尺半。史密斯的课程正是尼布尔研究，因此他很快就注意到了尼布尔对于金的影响。金很想进一步研读尼布尔著作，但他的学习节奏太紧，很难挤出时间来。

这三个人的友谊并没能结成正果，因为在这一年的年中，金一不小心喜欢上了史密斯的长期女友贝蒂。这个姑娘是一位德国移民女性的女儿，当时她的母亲正在克罗兹的食堂里担当厨师。起初两名男性朋友——学生与老师，黑人与白人——之间的情场竞争还仅仅局限于相互打趣与相互示好。毕竟史密斯刚刚从杜克大学回来，社会福音的精神正在他心中熊熊燃烧，而遵循社会福音信条的人生必然容不下嫉妒心。然而在金开始公开追求贝蒂之后不久，金与史密斯之间的关系还是十分难看地紧张了起来，台球桌旁养成的友情陷入了死寂。等到金终于将贝蒂姑娘争取过来之后，他与史密斯也正式撕破了脸皮。

一开始金的朋友们全都开启了吃瓜群众模式，密切关注着这场狗血的神学院三角恋，直到金决定认真起来为止，然后他们就再也无法作壁上观了。金声称自己爱上了贝蒂，贝蒂也爱上了他。朋友们试图拿他开涮，笑话他说也不知道究竟是谁的神学与种族自由主义立场将要遭到最严峻的考验——是他，是史密斯，还是贝蒂。 但是这样的笑话并不能让金笑出来，而且没过多久所有人就全都笑不出来了。金毫不掩饰自己内心的焦灼，询问各位朋友们应当怎么办。约瑟夫.柯克兰直言不讳地表示，无论这位贝蒂姑娘是黑是白，她都仅仅只是个厨娘的女儿而已，因此金理应知道他们两个门不当户不对。另一位马库斯.伍德同学（Marcus Wood）则更讲究策略地告诫他，并没有多少教会愿意任用一位跨种族通婚的牧师。比他们两个都年长因此兴许也更成熟的霍勒斯.惠特克并没发表多少意见，而是引导金自行分析清楚了这其中的利害关节。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倾听着金好几次发狠非要与贝蒂结婚不可。在他的面前，金一遍又一遍地愤怒控诉着残酷而又愚蠢的人生阻力如何迫使两个真心相爱的人无法实现心愿。有一天深夜，金又一次敲响了惠特克的寝室窗户。他身上衣衫凌乱，显然刚刚在学校广场的角落里浪漫了一番。惠特克领着他重温了一遍两人都已经耳熟能详的问题，然后金终于崩溃了。他告诉惠特克，无论父亲将会怎样大发雷霆他都遭得住，但他无法面对自己的行为将会给母亲带来的痛苦。

金强迫自己退出了这段情场纠纷并且努力压制着内心的苦涩。可是屋漏偏逢连阴雨，一场肉体与精神的双重审判又摆在了他最好的朋友面前：沃尔特.麦考尔的女友控告他在正式成婚之前搞大了自己的肚子，孩子出生以后又不认账。麦考尔想尽办法安抚她却无济于事，对簿公堂似乎成了唯一的出路。这样的前景将麦考尔吓得魂不附体，不得不极为不情愿地秘密接触了克罗兹的一位教授，希望对方能证明自己是一个品行良好的神学院学生，人格正直，前途光明，绝不可能是某个私生子的父亲。退一万步说，假如这孩子真是他的，那他肯定不会不认。教授出庭作证之后，法院做出了有利于麦考尔的判决。麦考尔与克罗兹效仿都认为应当尽可能安静细致地处理这一案件的伦理影响。了解内情的教授并不多， 史密斯就是其中一个。他很认可麦考尔得到的无罪裁决，相信案件已经真相大白了。然而麦考尔日后在写给金的私信里差一点就承认了自己的确是这孩子的父亲，换句话说这个裁决结果很可能意味着克罗兹的宗教权威生育说服法院相信了麦考尔的谎言，从而使得他逃避了对于那名女性以及自己的后代的责任。

同时涉及性与神职人员的问题就好比道德层面的辐射区一样令人避之不及，因此涉事的宗教机构总会一门心思寻求不声不响的私密解决方案。如果将种族因素也添加进来，与前面两者形成鼎足之势——比方说麦考尔案件就是个好例子，知情者无不担心这一丑闻将会给反对克罗兹招收黑人学生的人们提供弹药——那么相关问题肯定会敏感得碰也碰不得，以至于当事人会近乎本能地采取审慎与虚伪相互交织的态度。从历史上看，这样的避实就虚态度很有助于解释美国为什么会有大约四百万名黑白混血，但是主流白人文化成员蒙受耻辱的法律或者教会记录却少之又少。

在克罗兹，金很难判定跨种族婚姻的代价有多高。他一直在追求爱情，一直怀有成为一名受人敬重的社区领袖的梦想，而且也抱有为了爱情与梦想支付代价的觉悟。但他不知道跨种族婚姻的代价是否超过了自己的承受极限。他知道，最负责任的做法就是遵循约定俗成的布道人行业成家准则。首先，教士必须结婚而不能打一辈子光棍；其次，能尽早结婚就不要拖延；最后，选择妻子不仅对教士个人来说关系重大，还会影响职业发展，因此教士的意中人必须满足一系列客观要求。对于黑人教士来说——他们在自己的社区里享有远远超过白人同行的婚恋优势，因为布道人这一行在黑人文化当中地位更高，也因为合适的女性数量更多——择偶过程有时甚至会被提升到国务活动的高度。潜在的紧迫感与一系列几乎具有政治性质的实际考量绞在了一起。金告诉惠特克，自己离开克罗兹的第一年年底就肯定会娶妻成家，尽管当时他连新娘子姓甚名谁都不知道。

1951年的夏天，老金牧师得知了儿子打算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想法。三年前儿子打算去克罗兹的时候他就不太高兴，这一回他更不高兴了。在老金牧师看来，神学院的硕士教育已经有些多余了，但至少学生们更倾向于走入教堂亲身布道。而神学博士却更倾向于前往大学担任教职——这也确实是金的打算。 “多年来我一直渴望在一所大学或宗教学校里教书，”他在提交给波士顿大学的申请当中写道。“神学教育应该像其他任何学科一样科学、透彻且现实。简而言之，我的目标就是赢得奖学金。”老金牧师竭力反对儿子的想法，但是这一次金依然坚持自己还需要深造，然后他的父亲就再次让步了。到头来老金牧师不仅同意支付儿子读博期间的一切费用，而且还送给儿子一辆崭新的绿色雪佛兰，用来奖励他以全班第一名的身份完成克罗兹的学业。这辆雪佛兰安装了自动变速箱。霍利斯.惠特克就有这样一辆车，金一直非常羡慕。

有一项因素或许有助于缓和老金牧师的态度：金决定在波士顿大学读博而不去千里之外的爱丁堡。他选择波士顿大学的关键在于这里有一位埃德加.布莱曼（Edgar S. Brightman），此人多年来一直是人格主义神学流派的倡导者。金在克罗兹的学习顾问乔治.戴维斯正是布莱曼的追随者，克罗兹的许多其他教授也与他一样。甚至就连特立独行的恩斯林也很敬重布莱曼身为宗教哲学家的造诣。布莱曼倡导的学派重新检视了犹太经文以及以奥古斯汀为代表的早期基督教神学家所描述的高度人格化上帝。奥古斯汀在描述上帝的时候经常只会列举一长串人类情绪，从而消除描述当中一切令人反感的特质并且获取无限的力量。在布莱曼的带领下，人格主义者们一直在抵御着神学的变迁。现代社会的一切思想都忍不住羡慕科学，宗教自然也无法免俗。在当前这个时代，科学带来了无数看得见摸得着的奇迹与永恒不变的数学真理，以至于大多数先进神学学派都感觉宗教相比之下有些先天不足，于是一方面降低了宗教承诺的调门，另一方面又向科学方法施加了各种言辞含混的限制。卡尔.巴特声称上帝是“完全的他者”。田立克利用自成一派的象征主义繁复术语来定义上帝。亨利.纳尔逊.魏曼——金的博士答辩论文题目就是对比他与田立克的理念——认为上帝是“人类生活最依赖的东西……具有至高的价值，构成了最重要的人生条件。”就连尼布尔也曾经在耶鲁大学告诉听众们，耶稣是“对于自我奥秘与终极存在奥秘的启示。”曾经统治一切科学学科以及一切存在的神学如今越来越依靠精妙的闪烁其词来应对质疑了。面对这些关键问题，金本人的态度往往也倾向于含糊不清，但是他的信仰并未因此而动摇。心存疑惑的布道人经常会放弃来生阵地，退守到道德阵地上，金也采取了这样的策略。他全心接受了人格主义的教诲，认为宗教体验包含着丰富的经验性意义。

1951年9月，金将行李装进绿色雪佛兰，从亚特兰大一路开到了波士顿。朝鲜战争此时已经陷入了漫长而又血腥的僵局。杜鲁门刚刚在旧金山举行的日本和平条约会议上发表了致辞，从此成为了第一名登上跨东西海岸电视广播节目的美国总统。威利.梅斯完成了他在纽约巨人队的第一个赛季。电话公司正在新泽西州筹备推出直拨长途电话业务。一路向北的金在布鲁克林暂停了一下，在加德纳.泰勒牧师（Gardner Taylor）主持的协和施洗约翰教堂举行了一场客座布道。这家教堂此时正在与哈莱姆区的亚当.克莱顿.鲍威尔牧师（Adam Clayton Powell）主持的阿比西尼亚浸信会教堂相互竞争，双方都想成为美国规模最大的新教教团，从而比对方更高一筹。任何教派的黑人布道人都热切渴望能够受邀登上泰勒牧师的布道坛，而金在二十二岁那年就夺得了这项殊荣，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布道才能早已美名在外，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的父亲与泰勒在全国浸信会大会里面颇为惺惺相惜。

布鲁克林客座布道两天后，金在波士顿大学听取了读博时期的第一堂课讲座，讲师正是埃德加.布莱曼。金在笔记本的扉页潦草地写道：“哈特福.卢科克（Hartfort Luccock）说过，关于永生的唯一证据就是‘值得保存的生命’”。 在一本正经的布莱曼看来这句话只是在卖弄小聪明而已，但是金很喜欢这句话。他也很喜欢布莱曼。获取博士学位需要选修十五门课，金则总共选了十门由布莱曼本人或者由他的亲传弟子L.哈罗德.德沃尔夫（L. Harold DeWolf）教授的课程。金几乎立刻就与德沃尔夫教授建立了感情联系。此人是一位和善的内布拉斯加人，也是卫理会当中的活跃分子。在圣诞节之前，德沃尔夫发回了金呈交给他的第一篇论文，题目是《针对J.M.E.麦克塔格特（J. M. E. McTaggart）的人格主义思想的批评》。德沃尔夫为这篇论文打了个A，评语是“出色且尖锐的批评，一篇优秀的论文”。金很快就成为了他最喜欢的学生之一。

波士顿大学的氛围与克罗兹这样的小型神学院又不可同日而语。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亲密气氛被大城市的喧嚣熙攘取而代之。读博的学生们每天都过着四点一线的生活，在课堂、图书馆、宿舍与校外工作之间不知疲倦地奔波着。有一位研读系统神学专业的黑人学生名叫韦曼.麦克劳林（Weyman McLaughlin），大家都认为他的学术水平与金最接近。他每天晚上都要去附近的洛根机场搬运行李，后半夜回到寝室之后就将台灯拿进衣橱里，自己也钻进去看书，以免照醒他的室友。

与这些手头拮据的同学们相比，金的经济条件高出了三四层楼。每天出门他总是非订制西装不穿。此外他也一直在有意识地培养与知识分子的身份相配套的生活习惯，比方说他在笔记本背面反复过练习越来越华丽的花体签名，写到最后“金”当中的g划了一个大圈，直接碰上了“马丁”的M。像许多其他学生一样，他也养成了烟斗不离手的习惯，开口的时候总喜欢语气超然，话留三分，远远看去还真有点哲学家的架势。当然，严格来说金已经是一个哲学家了，因为他就读于哲学系并且正在争取宗教哲学博士学位。

金在波士顿大学一门布道课都没选，因为他在克罗兹早已功力大成，就算是波士顿大学的教室也容不下他了。但他依然在信件里热切讨论了进阶布道技艺的方方面面，有时还会传授许多具体技巧。 “这一次我使用了沉默收尾术，”一位朋友在1952年写给金的信件里这样说道。“这一招似乎相当有效。我首先列举了一番事例，在结束时我摆出似乎还要继续的样子，然后突然说道：‘让我们祈祷吧。’”这时的金开始整理专属于自己的布道词文库。他最早收录的几篇范文灵感都来自课堂上产生的想法。他向罗伯特.凯顿传授的一套古典布道结构当中增加了自行选取的事例与转折。 斯宾诺莎的认识论认为知识分为三个层次，并且与道德生活的三个层次相关联。金以此为出发点写了一篇题为《完满生活的三个维度》（The Three Dimensions of a Complete Life）的布道词，这篇文章将会伴随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他的另一篇标准布道词名叫《人是什么？》（What Is Man?），灵感来自他在波士顿大学第一年对于尼布尔全套著作的研究。尼布尔还启发了《对于一个复杂问题的回答》（The Answer to a Perplexing Question），这篇布道词的主题是为什么邪恶无法根除。

金与波士顿大学里的十余名黑人读博学生交往还算密切，他筹办了一个被其他人称作“辩证法社团”或者“哲学俱乐部”的组织，将大部分黑人同学都吸收了进来。对哲学或宗教感兴趣的学生们每周聚会一个晚上，一边分享百家饭一边讨论上帝或者知识的高深话题。一个学生阅读了一份正式文件，然后其他人则纷纷对其加以批评或者支持。金在波士顿大学读博期间将这个俱乐部坚持办了下去。俱乐部的人气如此之高，以至于白人学生偶尔也会过来看看。甚至就连德沃尔夫教授有一次也将自己撰写的论文送过来交给学生们品评。夜晚前半程的气氛总是正经得有些僵化，空气中弥漫着烟斗燃烧的雾霭与各种抽象术语。不过等到夜深的时候，一直都还没走的铁杆俱乐部成员就会将各种高大上的辞藻抛到一边，转而天南海北地吹起牛皮来。

“上个周末我主持了一场大型葬礼，”有一天晚上金这样夸口道。“我们把吉姆给埋了。”

“哪个吉姆？”有人搭腔道。

“当然是吉姆.克劳。”金答道。

全场哄堂大笑，大家这才意识到金刚刚讲了一个关于种族隔离的笑话。“没错，我们把吉姆埋得可结实了，”金拖着长腔说道。“这回他可真是起不来了。”

乔治.托马斯（George Thomas）是寥寥几名对于辩证法俱乐部失去兴趣的黑人学生之一，原因正是因为吉姆.克劳法以及其他政治事务在俱乐部里面沦为了笑料。在这一点上，黑人读博学生当中只有一位道格拉斯.摩尔（Douglas Moore）坚定支持他。在摩尔的支持下，托马斯组织了一场所谓的“精神细胞运动”，旨在促进世界和平。两人一起反对朝鲜战争，在校园集会上谴责原子弹，还驱车前往纽约参加反对西班牙弗朗哥政权的游行示威。日后摩尔将会成为南方学生静坐运动的指导者。在波士顿，托马斯与摩尔偶尔也会拦住其他神学院的学生，试图将对方吸收进神职人员工会或者拉上对方一起参加反麦卡锡主义游行。但是他们两个从来没有主动找过金，因为金的做派实在太高冷了，平时一门心思扑在学习上。辩证法俱乐部内部的政治讨论题目一般并不涉及时事，而是主要局限于学术领域，例如在决定课堂论文与博士答辩论文的题目时有意识地选择“与种族有关的”命题是否明智。俱乐部内部的共识认为这种做法欠妥，因为黑白两边具有影响力的大人物们都很可能认为他们是在投机取巧，因此而看轻他们的文章。金同意这一看法。这是很现实的看法。主流黑人学生都认为托马斯与摩尔这样的活动家有些“好高骛远”——一位学生在写给金的信里这样形容这两个人。此人在信里还写道，“这世界毕竟不会一夜之间就换个模样。”金在波士顿大学撰写的学生论文几乎从没有提到过种族或者政治议题。他确实选修了几门由一贯宣扬种族正义的教授们——例如阿兰.奈特.钱莫斯（Alan Knight Chalmers）与沃尔特.穆尔德（Walter Muelder）——主讲的课程，但他选修的大部分课程还是由德沃尔夫这样同情种族平等事业的非活动家传授的。

当时金住在在马萨诸塞大街的萨伏大宴会厅对面。来串门的学生们总会发现他身边包围着一堆四英尺高的书本。金的室友是一位来自摩豪斯的校友菲利普.赖诺德（Philip Lenud），平时此人负责做饭，金负责洗碗。客人们发现金经常给家里打长途电话，一次总要说上两三个小时——每次都是对方付费，电话另一头也肯定是他的母亲。 金与母亲无话不谈——朋友与教授们，生活费超支，找不着的银器，布道实习，服装，辩证法俱乐部，日常三餐，还有女朋友。无论前面说了些什么内容，每次通话七拐八拐最后总会落到催婚问题上。母亲固然是为儿子的个人生活操心，不过老金牧师更是为了儿子的职业生涯操心。他毫不掩饰地表明自己希望看到儿子尽快结婚，赶早不赶迟。 自从上一年也就是1951年的夏天以来，老金牧师一直焦虑不安，因为儿子与朱安妮塔.塞勒斯的恋情莫名其妙地没能开花结果。

为了尽快脱单，金不可谓不努力。他和菲利普.赖诺德经常一起参加二人约会，他在自己布道的教会里也遇到了好几位潜在的伴侣。他早就为符合条件的女性发明了一套编码评级系统。富有吸引力的女性就是“博士”，取其值得追求之意；令人张口结舌的大美女则是“宪法”，因为宪法“众人瞩目且内容充实”。波士顿大学里有一名女学生虽然在血统上算是黑人，但是肤色却浅得很，因此在校园里一直假装自己是白人。金与其他知根知底的黑人学生们一起饶有兴致地观看着这出好戏。有人敬佩她，有人批驳她，也有人笑话她，但是所有人都与她拉开了距离，因为谁也不想承担拆穿她的责任。在其他方面，金的单身风格与战后美国的社会风气可谓相得益彰。每当金与朋友们一起上街的时候，如果有宪法级美女从身边走过，他肯定会用手肘暗中捅一捅朋友们的肋间。他收集了很多电话号码，还精心打磨了一套开场白，每次遇到值得进一步发展的女性都会将这套言辞拿出来。1952年初他在朋友的建议下给一个素未谋面的女性打了电话。金首先向对方传达了几句那位朋友的美言，借以解释自己如何得到了这个电话号码，然后就抛出了他用惯了的的开场白：“我知道每个拿破仑都要遭遇滑铁卢，我现在就是遭遇了滑铁卢的拿破仑，我已经向你跪下了。”

“快别搞笑了，”电话那头的柯瑞塔.斯科特说道。“你都还不认识我呢。”

毫无羞赧之色的金继续大肆抒发自己的文青气质，并且看似不经意地随口提到了好几次自己正在攻读的课题，以期迅速建立自己文质彬彬的形象。他的言谈风格迅速地在正经与戏谑、权威与幽默之间相互切换，对面的柯瑞塔在他的华丽开场白之后也一直没扣电话。没过几分钟金就说服了斯科特明天一起吃午饭。第二天他开着雪佛兰将她带到一家自助餐厅，在餐桌上他与斯科特进一步攀谈起来。柯瑞塔.斯科特在阿拉巴马州的某个农场长大，她的父亲奥巴迪亚.斯科特很害怕白人，但依然依靠自己的双手为自家人建造了一座相当像样的住宅。凭借着吃苦耐劳与顽强打拼，奥巴迪亚积攒下了几百公顷的地产，从贫困的黑人自耕农群体当中脱颖而出。他的女儿也不是娇生惯养之辈，从小就下地采摘棉花，回家洗涤衣物。不过她的父母在教育方面绝不吝啬，将她送进了附近某城镇的私立学校。这座学校是在内战之后由公理会传教士建立的教会学校，柯瑞塔.斯科特从这里毕业之后又跟随姐姐的足迹北上来到了安提阿学院。再次毕业后，她申请到了波士顿大学新英格兰音乐学院的一笔数额不大的奖学金，于是就来到了波士顿。

柯瑞塔.斯科特渴望成为一名古典歌手，但她的前景很不明朗。就算她确实拥有难得的歌唱天赋，足以跨越教会独唱家的与职业歌手之间的天堑，她也依然缺乏启动职业生涯所必需的经济支持。此时她与一帮爱尔兰女佣在灯塔山某上游寄宿公寓工作，从而换取食宿。到目前为止，她的大学学位、她在文化界黑人群体当中的人脉以及她那收放自如的淑女做派——只要她愿意就能摆出一副十足十的女一号气场——并没能给她带来多少职业突破的机会，至多只能让她在全波士顿最时尚的居所里饥一顿饱一顿地苦熬。种族压力、贫穷压力以及音乐界的激烈竞争压力使得柯瑞塔成了一个很没安全感的姑娘，始终保持着敏锐的现实主义观念。不过与此同时她也在努力维系着自己的尊严与乐观心态，使其不至于遭到现实主义的淹没。 “下一个得到我的照片的男人将会是我的丈夫，”她这样告诉自己。柯瑞塔比金将近大两岁，这一年她已经二十五岁了。按照那个时代公认的最佳结婚年龄，她马上就要迈进剩女的队伍了。职业突破遥遥无期，也没有特别拔尖的男生来追求她，因此她很快就要不得不下调自己的人生目标了。

金早就知道这些背景情况。日后在夫妻共处没有外人的时候，他经常会故意逗弄妻子，说是假如没有遇到他，她非得回到阿拉巴马摘棉花不可。不过在两人的第一次午餐期间金的嘴巴并没有这么损。他热情称赞了柯瑞塔的美貌，特别是她的刘海尤其漂亮。两人的谈话主题天南海北，从黑人料理一直引申到了劳申布施。柯瑞塔第一眼并没有相中金，因为她觉得金的身材有点挫。但是随着谈话逐渐深入，金的身材似乎也一点一点高大起来。开车送她回到音乐学院之后，金再一次说出了惊人之语，宣布她将会成为自己的贤内助。“我挑选妻子看得是四大条件：人品，智慧，个性与美貌，”他这样说道。“这四项条件你一应俱全，因此我想再次见到你。”柯瑞塔有些恍惚地回答道她必须看看自己的日程安排。

这两个人的恋爱关系是浪漫主义与实用主义的奇特合体。金与柯瑞塔交谈的时候总是诗意盎然，经常带着她出入于音乐会与剧院之类的优雅场所。但同时他也毫不掩饰地告诉柯瑞塔，他正在考察包括她在内的若干名女性，而他只会迎娶符合特定条件的候选人。接受了姐姐的指点与培训之后，柯瑞塔在金与赖诺德合住的公寓里精心烹制了一顿饭菜。用餐完毕之后，金表示这顿饭“通过了”他的烹饪测试。后来金又问她，作为一名布道人的妻子，她在面对黑人浸信会当中未曾受过教育的老太太们时能否做到谦逊有礼而不是摆出一副纡尊降贵的派头。柯瑞塔对于这个问题也给出了毫不犹豫的肯定回答。不过她差点就没能通过另一场意料之外的考验。金请她在放暑假回家的时候绕道亚特兰大，来他家里坐一坐，她不经意地回答道她可能不会来。金当场就发作了。“那就算了吧，”他告诉她。“就算我什么都没说。”胡安妮塔.塞勒斯也遇到过类似的争执并且坚持了自己的打算，不过柯瑞塔却在压力之下改变了主意。

1952年8月，柯瑞塔来到了亚特兰大。几周以前共和党刚刚在芝加哥的全国党代会上提名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作为总统候选人——这也是美国政党的党代会第一次得到电视转播。她第一次接触到了金的世界——大教堂，大房子，大城市，精英黑人俱乐部，强大的人脉——这一切都唬得她有点手足无措。她觉得金夫人对待她的态度客气里透着冷淡，而老金牧师的眼里几乎就没有她这个人。对于以便以谢教会的主人来说，眼前这个丫头只是儿子新近结交的又一个女朋友而已，而且还是个乡下妞。此外任何人都可以声称自己是个歌手，但是真正有两把刷子的人却少之又少。老金牧师的傲慢没有让柯瑞塔感到惊讶，因为她已经从金本人以及亚特兰大当地的熟人那里听说了很多关于老金牧师的事迹。她听说金家的一家之长已经决定要让他的儿子与某个西区的显赫家庭联姻，她甚至还听说金对于自己的终身大事并不能做主，“最终决定权”掌握在金老爹手里。这一切哪怕仅仅只是谣言也足以令人心神不安了，但是与金家人当面打交道的经历还要更糟糕——这家人的架子这么大，脾气却这么好；他们的态度如此礼貌同时却又如此冷淡。她毫不意外地发现，金家最有人情味的成员就是她的男朋友。

过完暑假回到波士顿之后，金似乎第一次显现出了学习不用心的迹象。他的论文第一次遭受了D +的低分与严厉的批评，评分的教授在纸面上写满了例如“太啰嗦”、“显而易见”与“为什么？”之类的评语，画满了指明语法错误的大小圈子。为了挽回颜面，金又向这位教授接连提交了三篇论文，题目分别涉及笛卡尔、威廉.詹姆斯与大乘佛教。三篇论文都拿到了A。然后就好像老天存心不想让他安心学习一样，老朋友们不约而同地为他的长期单身问题操心起来。霍勒斯.惠特克在一封信中奚落他未能完成两年前为自己设定的限时脱单任务，他认为“只求过把瘾的女生们”仍然还在分散金的注意力。几个星期之后，国王收到了一封来自小W.T.韩迪（W. T. Handy, Jr.）的信件。此人是一位未来的卫理会主教，金在波士顿大学度过第一学年的时候他刚好毕业。“我知道你还在在波士顿沾花惹草，依然是当地最抢手的单身汉。现在没有我在一旁帮扶你了，不知道你的进展怎么样。要记住，M.L.，‘我们都指望你干出一番大事业’。唯一有可能致使我们期望落空的因素就是M.L.本人。但我知道他绝不会允许他自己或者任何外界影响致使他辜负自己，或者令他那受人敬爱的父母蒙羞。”

这年秋天，老金夫妇来到波士顿看儿子。此时他们的儿子往家里打电话的次数已经不太频繁了。柯瑞塔.斯科特在夏天造访了他们家之后，老两口心里都有些七上八下，因此他们决定当着儿子的面把话说清楚。来到儿子的公寓之后，两位老人马上注意到房间里干净得有些反常。无论是他们的儿子还是菲利普.赖诺德都不是勤于打扫的人，因此最合理的可能就是有一位女性正在照顾这两个小子，而最大的嫌疑人自然就是柯瑞塔.斯科特，因为她似乎与他们的儿子走得特别近。一贯有话直说的老金牧师开始当着柯瑞塔的面盘问金，让金说清楚他的其他几名女友近况如何，并且把这几位姑娘的名字一个接一个报了出来。金逐一否决了父亲报出的名字，但是面对父亲的挑战他并未直接承认自己对柯瑞塔抱有怎样的兴趣。目前柯瑞塔每天都会在吃饭与喝下午茶的时候过来坐坐，他对此感到很满意，并不想立刻就回应父亲的挑战。但是老金牧师却不依不饶。反复几轮发力都无法迫使儿子说句痛快话之后，他将进攻的矛头转向了柯瑞塔。他声称柯瑞塔为自己设计的世俗音乐职业道路与浸信会牧师妻子的身份不相称。柯瑞塔并没有接过他的话头，于是老金牧师又换了一副乐呵呵的口吻，认为她与金的恋情只是学生之间的相互迷恋而已，恐怕根本持续不了一年就要告吹。柯瑞塔依然没有接过他的话头。

刹那之间，老金牧师的语气突然切换成了耶和华模式：“我非常直接地问你，柯瑞塔。你对我儿子是真心的吗？”

阵脚大乱的柯瑞塔试图用笑话来解围。“什么？不是啊，金牧师，”她说。“我们之间不是认真的。”

老金牧师对于这个突破口很满意。接下来他用一阵雷鸣电闪似的大白话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很高兴柯瑞塔与自己的儿子之间并不认真，因为老金夫妇都知道他们的儿子在亚特兰大以及其他很多地方向好几名女性求过婚。他报出了好几个名字，柯瑞塔只是她们当中的一员而已。目前老金夫妇还不允许儿子结婚，等到他们允许的时候，新娘也将会是一个更适合他的人而不是柯瑞塔.斯科特。“M.L.见过好些有根底的亚特兰大家庭的女儿们，”金老爹这样说道。“我们家与这些人家已经相交好多年了，我们很尊重这些人家，绝不会办出伤害对方感情的事情来。我告诉你柯瑞塔，这些人能给我们家带来很多好处。”

这番话一出口，柯瑞塔当真忍不下去了。“我也能带来很多好处啊！”她叛逆地插了一句。

柯瑞塔的发作丝毫没有令金老爹为之动容。他继续兴致勃勃地谈起了胡安妮塔.塞勒斯。“我们两口子都很喜欢那个女孩，”他说。“我不知道M.L.会怎么决定。但是你说你不认真我是很高兴的，因为除非你比我更了解我儿子，否则我建议你不要对他认真起来。”

令柯瑞塔十分伤心的是，金始终坐在旁边一言不发地倾听着这场碾压式的交锋，却没有任何要支援她的意思。眼看着父亲与女友越说越僵，他站起身来把母亲领到了隔壁房间，并且告诉她自己真心打算迎娶这个刚刚被他父亲挤兑得无地自容的姑娘。他知道母亲肯定会把这条信息传递给父亲。开车送柯瑞塔回家的路上他把自己的做法告诉了对方，这个消息多少安慰了她一下。但接下来金又批评她没能给他父亲留下好印象，这句话实在把她伤得不轻。

金夫人对她丈夫做的思想工作显然很有效果。老金夫妇即将离开波士顿的时候四个人又坐在一起客套交谈起来。老金牧师一直在极力忍耐这样的礼貌氛围，然后突然间他就毫无征兆地发作了。他一拳砸在桌面上，把其余三个人都吓了一跳。“你谈恋爱谈得太投入了！”他冲着金吼道。 “你把功课都撂下了吗？！”

这一来金也不得不表态了。“我肯定能拿下博士学位，”他平静地说道。“然后我就要娶柯瑞塔为妻。”

一阵集体沉默之后，金老爹又是一拳砸在了桌面上。“你们两个最好赶紧把事办了！”他不容置疑地命令道，就好像这个主意是他刚刚想出来的一样。

儿子在政治与社会方面的神学思想成长令金老爹非常自豪，但克罗兹为他灌输的道德标准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到了第二学年，金已经全盘接受了社会福音，以至于有了在父亲面前喝啤酒、抽烟卷甚至打台球的胆量。每次老金牧师来学校探亲都会看到儿子在行止不端的歪路上越走越远。金甚至还会将父亲请进礼拜堂地下室的台球厅里并且邀请老人家试玩两把，对于自己辛苦掌握的球技十分骄傲。正如他预想的那样，老金牧师对此大发雷霆，但是金本人极其信任自由主义基督教教义的说服力：正如马太福音15:11所说，唯有出口的才能污秽人。他向父亲指出，烟雾缭绕的台球厅本身并非罪孽所在，有时在台球厅里制定的抢劫酒水商店的计划才当真有罪。老金牧师则不屑一顾地认为儿子无非是在巧言令色地为罪孽开脱而已。父子之间形成了一套固定的对话模式，金总会小心翼翼地挑逗父亲过于老派，老金牧师则会指出自己的做法久经考验并且取得了切实成功。

父子之间的意志较量陷入了僵局，金家人也都意识到了这场较量具有怎样的叛逆潜质，比方说乔尔.金就看得很清楚。他也曾陪同老金牧师几次来到克罗兹探望侄子，每次他都会质问兄长为什么允许儿子抽烟打球，同时又禁止包括自己在内的金家其他成员沾染这些恶习。再怎么说乔尔的年龄也几乎已经可以给金当父亲了，可是他的二哥依然像看管小孩那样紧紧约束着他。面对弟弟的质问，老金牧师只是板着脸孔不予置评，这样的态度显然不能令乔尔感到满意。有一次离开克罗兹返回亚特兰大的路上，乔尔终于下定决心要效仿一下侄子的胆量。兄弟二人走在奥本大道上的时候，跟在二哥身后的乔尔壮着胆子点燃了一支雪茄。老金牧师一言不发地继续前进，一直走到了家门口。正当乔尔以为危机已经过去的时候，老金牧师陡然间转过身来，用手背将弟弟叼着的雪茄一下子扫落在地，任凭火星溅到了弟弟的头发里与西服上面。乔尔一直都想不通自己的侄子究竟采取了什么手段才躲过了兄长的怒火。

1949年圣诞节期间，父子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再次爆发了出来。回家度假的金决定将自己在家里的时间一分为二，不仅要在以便以谢布道，还要抽时间在家里学习卡尔.马克思的著作。当时的美国公众对于共产主义抱有极其热切的兴趣。圣诞节之前不久，阿尔杰.希斯间谍案在纽约开庭二审，共产党也在中国正式夺取了政权。再早一些的1949年年初，哈里.艾默生.福斯迪克在纽约河滨教堂发表了一篇广为人知的布道词。他认为共产主义运动山寨了传统基督教吸引力的两大方面：首先是皈依的心理学，其次是社会福音对于被压迫者的承诺。长久以来这两个方面一直没有得到主流基督教的重视，以至于无声无息地蛰伏了起来。金读完了《共产主义宣言》以及一批涉及马克思与列宁思想的阐述作品，之后就抱定了终其一生的反对共产主义立场。本着一贯的博学而又轻快的文风，他表示自己反对共产主义的原因在于共产主义奉行“历史唯物主义与道德相对主义”。换句话说，马克思认为经济力量是决定历史走向的唯一因素，列宁则认为政治上的正义要由先锋队政党根据革命需要不断重新定义。这两项主张在金看来都只是冷酷的科学教义。马克思没有为道德力量留下影响历史的空间，列宁也无法将道德标准提升到高于马基亚维利暴政倾向的程度。

在老金牧师看来，儿子的这番咬文嚼字无非是卖弄小聪明而已。他理直气壮地认为任何一位合格的布道人不用读书做学问也应该知道共产主义与基督教互不相容，因此儿子在家里堆满共产主义宣传材料的做法尤其令他气不打一处来。这一点成了父子之间的心结。尤其令金难受的是，有几位他最信任的导师一直在敦促他与老金牧师背道而驰，例如摩豪斯宗教学院院长梅尔文.沃森（Melvin Watson）。整整一代黑人知识分子——其中许多人都是坚定的浸信会布道人——都曾经不声不响地研究过共产主义理念，因为苏联毫不含糊地承诺要实现种族平等并且扶助受压迫者翻身做主，沃森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共产主义理论家绝对不是希腊原子论者那样的唯物主义者，”在以便以谢教会听过了金抨击共产主义的布道之后，沃森这样写道。“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流派难以驳斥，令人心神难安。”在接下来的一连串信件当中，他用精细的措辞与和蔼的口吻批评了金的立场，每一封信的抬头都是“致亲爱的候补小博士”。他劝慰金不要因为有些以便以谢会众在他布道时打瞌睡而气馁，“无论什么题材的布道总会有人打瞌睡的。”

金在克罗兹度过第三学年的时候，金老爹决定改变战术。前两年来学校探亲的时候他总是衣着朴素，摆出一副不苟言笑的架势，就算被儿子领进台球厅也巴不得赶紧离开。这一年他再来探亲的时候则一定会穿着最体面的三件套西装，金灿灿的怀表链子挂在背心口袋外面一步一摇。在学校里他随便遇到什么人都会大步上前与对方热情握手——如果对方是教授，他就恭维人家学识渊博，如果对方是学生，他就祝贺人家前途无量。他声若洪钟地告诉每一个人自己因为儿子完成了神学本科教育而感到无比自豪，而且他的儿子明年就要回到以便以谢教会扎根下来。金本人咬紧牙关忍受着父亲的大鸣大放，后来还特意告诉朋友们他的父亲喜欢夸大其词，而他本人并不打算在年底回到以便以谢或者投奔任何其他教会。这一年初秋他给以便以谢会众写了一封公开信，感谢大家在刚刚过去的夏天“我们的牧师不在的时候”支持自己，言外之意就是他的父亲仍然是教会的主人。此外他还找到了自己的顾问与最喜欢的社会福音教授乔治.戴维斯，讨论应该去哪家一流院校读取宗教哲学博士学位。金的第一选择是戴维斯的母校耶鲁大学。他在11月向耶鲁大学递交了申请，同时为了保底还申请了波士顿大学和苏格兰爱丁堡大学的神学院。尽管他在在克罗兹表现优异，耶鲁大学依然没有录取他。不过其他两所学校在圣诞节前都接受了他的申请。这样一来金就面临着两项任务，首先要在两所学校之间选择一所，其次要与母亲讨论如何最稳妥地告诉父亲他还打算进一步读博，后一项任务他已经很熟悉了。

在克罗兹的最后一学年，金接触到了雷茵霍尔德.尼布尔的著作。此时他已经确定了继续深造的目标，尼布尔的作品并未改变他的进修计划，但却似乎改变了差不多一切其他方面，包括他的基本宗教观在内。邂逅尼布尔之前，金读博的动机是因为他以学习为乐，多年求学生涯已经养成了惯性，而且博士头衔毕竟很有光彩。他从没想过自己居然会如此热爱克罗兹的生活，因此他希望能将这样的求学生涯再延续一段时间。而且他清楚意识到，他为自己设想的未来与父亲为他安排的未来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冲突，而他还没想清楚这个矛盾应当怎样解决。此外他之所以想要一个博士学位还因为他很想跻身于学术精英的小圈子当中（他和朋友们互相写信的时候经常戏谑地在彼此的名讳后面加上一连串英式学术头衔）。金很早就怀疑过别人向他灌输的理念，可是在接触过了尼布尔之后他才平生第一次对自己选择的理念丧失了信心。社会福音的光芒几乎一夜之间就在他眼中黯淡了下来。从此以后金再也没有彻头彻尾地陷入任何一个思想学派的掌控，包括尼布尔的思想在内。尽管尼布尔比起任何一位现代思想家——包括甘地在内——都更为深入地影响了金的公共与私人生活，但是金与尼布尔之间的联系却并非显而易见。时间流逝、种族关系与流行形象都在这份联系上面覆盖了层层掩饰。

1932年，也就是金三岁那年，尼布尔出版了《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会》一书，标志着美国神学界古典自由主义思潮开始走向末路。尼布尔在1928年来到纽约协和神学院任教。此前他曾在耶鲁神学院工作过，还在底特律从事了十三年的事工。一战结束以后汽车工人与黑人移民一直在这座亨利.福特一手创建的城镇里苦苦挣扎，而尼布尔则成为了为这些底层人员争取权益的著名活动家。此外他也是一位享誉国际的和平主义者，还连续担任过几任和解团契（Fellowship of Reconciliation）的主席。* 正因为上述原因，《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会》在几乎所有非原教旨主义宗教人士当中引发了轩然大波，人们纷纷指责尼布尔背叛了正义的事业，因为他针对社会福音的前提发动了攻击。社会福音认为，理性与善意在现代世界的稳步前进能够根除社会邪恶，尼布尔对此却不敢苟同。他的主要批判目标就是著名的约翰.杜威，迄今为止最后一位追随者众多的美国哲学家。杜威认为无知是不义的主要原因，尼布尔对此则很不以为然。在他看来不义的根源在于“我们的掠夺性自利倾向”。他认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受到更好教育的人就一定会不那么自私凶狠。战争、残虐与不义之所以留存至今，是因为人类本性充满了罪孽。

尼布尔指责自由主义世界“毫不牵连地地逃离了基督教的罪孽教义”。只要略微提起罪孽二字就能让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满脸苦相。众多现代神学家纷纷因为心中偶像的变节而震惊不已，因为尼布尔挑破了进步历史观的中心思想。像尼布尔那样把邪恶视为人性的永恒侧面也就意味着神学家将要再一次面临那个棘手的问题：什么样的上帝会允许这样的苦难，以及上帝为什么允许这一点。当时知识界关于历史意义的普遍观念也将会遭到质疑。要想将这样的理念贯彻到底，就等于将基督徒扔回了圣奥古斯汀或者马丁.路德这样的强硬派现实主义者脚下，前者相信每个人都必须“热爱上帝并且蔑视自己”，后者则认为人类是跪求神圣恩典的可悲罪囚。

尼布尔倒是没有把话说得这么绝，虽然他后来确实承认过自己对于圣奥古斯汀抱有不合时宜的尊重，因为圣奥古斯汀“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并非心灵控制自我，而是自我控制心灵。”尼布尔的创新之处在于他区分了在大型社会团体中行事的人们的人性与作为个体存在的人们的人性。个体的人性确实可以接受理性思辨，回应正义的呼声，甚至拥抱宗教精神的完美之爱。但国家、公司、工会以及其他大型社会团体一定总是自私的。尼布尔认为社会只会对权力作出实质性反应，这就意味着一切诉诸于虔诚、教育、慈善、改革与福音主义的势力如果不打算在权力冲突当中沾染一身脏污，就永远没有根除不义的指望。比方说尼布尔不相信道德劝诫能够为底特律或者美国其他任何地区的黑人带来基本经济政治权利，并且嗤之以鼻地批驳了这一理念。“无论有多少个体白人……完全彻底地认同黑人权益事业，美国的白人种族都不会在未曾遭受外力胁迫的情况下就主动承认黑人的平等权利。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了这一教条的正确性。”

针对社会福音以及进步信条本身犯下了异端罪之后，尼布尔又将矛头指向了马克思主义者。他在底特律奉行事工期间曾经受到过马克思主义的深切影响，他也承认马克思主义者理解权力对于实现正义的必要性。他的批判角度在于马克思主义者假装发现了科学分析历史的方法，可是马克思本人对于究竟应当如何战胜人性自私与社会压迫却语焉不详，仅仅“以伟大戏剧与古典宗教的风格”提出了一套“世界末日式的愿景”。马克思主义者们毫无保留地相信这套虚假科学，以至于很容易就会盲目地容忍自身信条的固有不公正之处。尼布尔认为马克思主义信仰“充满自负与刻毒”，宣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使命不仅在于为穷人说话，还在于针对不是穷人的人们施加报复。这样一来将会导致两项不可避免的结果：首先是天真幼稚的轻信受骗，其次是“基于蛮力与恐惧的施政纲领”。*早在1932年他就在书中谴责过斯大林的“清除异己政策”——当时美国大多数观察家还没有意识到此类政策确实存在。

《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会》在知识界引起了一场轰动，尼布尔也在一夜之间变成了毫无掩饰的偶像破坏者。主流自由主义者们——例如《基督教世纪》的主编——觉得他针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并没能洗刷掉作品其余部分的马克思主义基调，而马克思主义者们则憎恨他批评斯大林。一位共产党评论家谴责尼布尔在政治分析当中“乱洒基督教的酱汁”，并且声称他“比暴徒更糟糕”。社会福音派的评论家们同样吓得不知所措，暗示尼布尔对罪孽的强调使他沦为了社会进步的叛徒，甚至跌落进了原教旨主义者的行列。宗教保守派倒是很可能因为这一点对他另眼相看，但他们实在张不开嘴公然赞扬尼布尔，因为此人经常质疑圣经的字面真理，而且就连富兰克林.罗斯福在他看来都太保守了。

1950年秋天金第一次读到《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会》一书的时候，尼布尔再次自我改造，成为了一个颇有分量的公众人物。在1932年到1950年这十八年里，阿道夫.希特勒身体力行地向全世界演示了尼布尔笔下的不道德社会与不可变邪恶理论具有怎样的现实意义。尼布尔的思想也从神学家的遣词造句逐渐转变成了全世界争论最激烈的话题。尼布尔亲自救助好几名知识分子逃离了德国，还将保罗.田立克接到纽约与自己一起任教。此外他在二战期间创立了基督教危机（Christianity and Crisis）组织，主要任务在于抵消和平主义者在美国的影响力，尽管他本人一度曾经是美国和平主义者的领袖。战争结束后他与埃莉诺.罗斯福、休伯特.汉弗莱以及其他多位自由主义政治家们一起创建了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其宗旨是在自由派内部反对共产主义——这个题目日后将会协助约翰.肯尼迪入主白宫。到了冷战期间，正如在反纳粹战争期间一样，尼布尔的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跟随着他的名声发生了转变。

在这本书中金接触到了早期的尼布尔——一位伟大的神学家，内心潜藏着与他本人十分相似的蓬勃干劲。尼布尔在1932年震惊了宗教世界，又在1950年让金遭受了一记当头棒喝。尼布尔宣称无论是社会福音还是马克思主义都无力根除人世间的邪恶。这两套信条都希望看到温柔的人承受地土，但是前者的属灵力量过于羞涩纯洁，只能在严酷的世间邪恶面前败下阵来，后者的物质力量又过于机械诡秘，以至于容不下人性的存在，而人性恰恰是正义赖以为生的空气。社会福音将政治实务视为不值一提的沙尘，马克思主义则憎恶教会与一切形式的唯心主义。这两者共同体现了当前时代的最大悲剧——“当代人类对于道德力量已经失去了信心。”尼布尔所谓的“道德”指的是间接的、非科学的正义领域，其中结合了爱与政治，属灵主义与现实主义。道德是宗教与政治之间的妥协，也是应对不道德社会的特殊性质的必需品。

这番关于道德的论断在金的内心当中引发了剧烈的激荡。道德是布道人的传统依托阵地。在宗教信仰遭到怀疑的时刻——这样的时刻金以前就经历过，以后还会经历许多次——无法开口谈论救恩的布道人总还可以讨论十诫或者登山宝训。如果上帝并不打算实现种族正义，至少人们总还应当为了弘扬道德而追求这一目标。宗教保守派认为社会福音过于世俗化，以至于远离了宗教的本意。金并不太在意这样的批评。但是尼布尔却声称社会福音没有触及人世间的邪恶因此并不道德，这样的指责完全是另一回事。此时金与克罗兹的黑人朋友们距离硕士学位只有咫尺之遥。他们都认为只要自己在学校里的表现与白人同样出色，毕业之后尽力宣传社会福音，帮助尽可能多的黑人掌握各种职业技能，同时持之以恒地推动进步白人的种族启蒙，那么他们就为社会正义作出了贡献，无论他们内心的宗教信仰犹疑是否消退。然而如果尼布尔是正确的，任何一位奉行社会福音的布道人就必然是兜售万灵药的江湖骗子。假如黑人加入了他们的行列，那就无异于在属灵层面知假贩假的奸商，一方面享受着黑人布道坛带来的巨大回报，另一方面又肆意散布虚假的希望。此前金就一直因为自己比起克罗兹的其他黑人学生享有更多特权而内疚不已，尼布尔描述的前景更是令他心乱如麻。金老爹毕生都在毫无羞赧之心地追求世俗成功，这样的做派一直令金感到十分尴尬，他本人对于金钱的态度也始终非常敏感。但是尼布尔的著作却令人震惊地暗示道，金老爹反复强调罪孽的做法才是正确的，他认为教士应该像任何其他人一样力争上游的信念至少也算得上是光明磊落。反过来说，社会福音却为金铺平了一条成为伪君子的道路。

多年以前，列夫.托尔斯泰伯爵在阅读登山宝训时突然大彻大悟。从此以后政治界与宗教界就兴起了一阵日益壮大的理想主义思潮，尼布尔则打算将这股思潮扭转过来。托尔斯泰当年在熟读千百遍的登山宝训经文当中发现了“不要与恶人作对”这句话。“我为什么一直在为这句话寻求别有用心的动机呢？”托尔斯泰自问道。“‘不要与恶人作对’说得再明白不过了：我们应当绝不反抗，绝不以暴制暴，换句话说就是绝不做出任何违背博爱法则的行径。”这位俄罗斯小说巨匠在垂暮之年转变成为了现代和平主义的先驱。年轻的莫罕达斯.甘地在英国留学期间读到了托尔斯坦撰写的《神的王国在你心中》，并且受到了深切的触动。托尔斯泰即将走完人生道路之时，甘地在南非兴建了平生第一个公社，并且将其命名为托尔斯泰农场。

尼布尔指责和平主义者与理想主义者们想当然地认为甘地发明了一套妙法，使得宗教人士不仅可以积极参与政治，还能免遭人间腐败的沾染。在尼布尔看来，甘地在南非刚刚开始抵制种族歧视法律的初始时刻就放弃了托尔斯泰的理念。甘地组织的罢工、游行、抵制与示威全都是胁迫行为，只不过采取了非暴力的形式，从根本上依然违背了“不要与恶人作对”的明确指示。尼布尔对于甘地的努力表示肯定，但却并不认同过度拔高甘地的情绪化解读，也并不认为甘地已经超脱到了高于人间伦理冲突的层次。尼布尔认为这样的信念不仅自以为是，而且毫无根据，因此非常危险。

尼布尔直言不讳地指出，虽然甘地采取的斗争方法依然局限于政治层面并且仅仅只能为这个世界带来极为轻微的改善机会，但是这套手段依然属于“胁迫措施的一类，此类措施为社会生活当中的道德与理性因素提供了和谐共存的最好机会……换言之，对于无望成为多数派并且不可能积累足够实力从而与压迫者硬碰硬的被压迫群体来说，非暴力是一件很有用的战略工具。”尼布尔放大了这一点希望的微光，认为美国黑人权益事业很可能受益于这套手段。如果能够根据美国的实际情况对甘地的做法加以改造，然后将其投入一场困难且持久的社会运动，那么就算不道德社会当中的各种自私力量与黑人作对，黑人权益事业依然有可能取得切实进展。尼布尔提出了几条推进黑人非暴力运动的具体设想，并且得出结论：“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宗教想象可以在政治生活当中作出比目前更大的贡献。”

像尼布尔一样，金的宗教思想与政治思想也奉行同样的道德标准。针对上帝的存在与本质的问询似乎与另一个更简单且更偏向存在主义的问题合并在了一起：宇宙是否友好？尼布尔将爱、完美与上帝归于一边，将正义、现实与人类归于另一边，在两边之间画下了明确的界线。但是同时他又试图用他的道德个人与不道德社会理论将这两边统一成为单一的连续体。金在一篇学生论文中化用了尼布尔的看法，“正义与爱之间的关系绝不是非连续性的。正义是爱的负面应用……为了克服自己的不安全感，很多个人都企图牺牲他人的利益，而正义就是针对此类企图的遏制手段（在必要情况下可以使用强力）。正义是爱向集体心灵发布的信息。”

对于金来说，尼布尔著作的另一项摄人心脾之处在于字里行间的张力。尼布尔将福音自由派对于登山宝训的热情与怀疑主义者对于人性乖僻的坚定主张结合在了一起。尽管在涉及上述问题的时候他总是信笔由缰火力全开，但他同时还认为甘地身上体现了远远超越绝大多数宗教自由派的进步潜能，并且还将甘地的手段认真打磨了一番，使之成为了最能经得起各种攻讦指斥的宗教政治结合体。尼布尔在正反两面之间构建起来的联系与张力都令金心有戚戚，因为他本人的小世界也充满了各种对立面——淡然与抱负，知识与热情，教会与国家，黑人与白人。日后金的最打动人心的演讲总会用正义的晴朗天空来映衬压迫的午夜风暴，用足以媲美圣奥古斯汀的笔法来极力渲染是非善恶明暗进退之间的对比。把话说得更明白一点，无论是朝向正义接近一步还是背向正义远离一步都有可能影响此时此刻的金对于宇宙是否友好以及上帝本质如何的判断。早在身为学生的时候，金就认为如履薄冰的宗教才是具有活力的宗教，换句话说怀疑与信仰同样重要。在一篇明显受到黑格尔与尼布尔影响的论文当中金这样写道：“如果任何立论都意味着反论的存在，任何反论也必然伴随着立论，那么信仰本身就包含着怀疑，有神论也包含着无神论。两者当中的任何一方遭到质疑都有可能为宗教本身招致灭顶之灾。”

日后将会有各路笔墨将金描述成为甘地的追随者，而金本人也从未试图阻止此类描述。这样的默认态度一定程度上是公关策略的产物，因为他知道黑人甘地信徒的形象颇有异国情调，很能抚慰广大美国受众。他也提到过自己曾在一夜之间就购买了五六本关于甘地的书籍，但他从未费心提到过其中任何一本书的题目或者内容。此外他也几乎从未公开谈论过甘地的为人。他对甘地主义的评论与他对一般性非暴力运动的看法也没什么区别。相比之下，他在自己的每一本重要著作当中都援引过尼布尔的言论，并且总要简述一遍《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会》的主旨。他承认他“十分迷恋”尼布尔，因为这位前辈“让我陷入了不知所措的状态。”

金曾经这样写道：“尼布尔对当代神学的重大贡献在于他驳斥了大部分新教自由主义的虚假乐观特质，同时又没有陷入欧洲神学家卡尔.巴特的反理性主义窠臼，也没有沦落到半原教主义者以及其他辩证神学家的行列当中。”这番话对于金来说意义重大，但他的大多数读者无疑都没有仔细琢磨过这番话的深意。他在公开场合并未就这个话题多说什么。然而在私下里他经常表示尼布尔深切影响了自己的人生，而甘地的非暴力运动“仅仅是遵循尼布尔思想的权力招数而已。”金将读研毕业之前的绝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尼布尔研究上面，因为尼布尔触及了他的每一个痛点，从和平主义到种族问题再到罪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