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Taylor Branch：劈波蹈海——MLK三部曲之一 -- 万年看客

这一年夏天晚些时候，金抵达了宾夕法尼亚州的切斯特。克罗兹神学院就坐落在这个位于费城附近的小型工业城镇。1948年是一个充满了意外的年份——苏联人封锁了柏林，国务卿助理阿尔杰.希斯首次遭到了耸人听闻的间谍罪指控，杜鲁门令人大跌眼镜地在选战当中击败了托马斯.杜威——但是对于金以及其它来自南方的黑人同学们来说，这一切都不能与他们在在克罗兹神学院校园里度过的最初几天相提并论。按照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的设想，校园里应该笼罩着温和进步的宗教气氛，校园里的圣经信仰应该得到了现代知识的调和。他们眼中的自由主义神学或多或少是这样一幅形象：一个白人学生，背着鼓鼓囊囊的书包，书包里装满了此人的研究资料，他希望利用这些资料在论文里证明约拿在鲸鱼肚子里存活三天的圣经情节并不违反生物学原则。

这些学生们在学校里真正遇到的却是一片不守常规的自由思考氛围。在眼下这个时代，美国社会当中的人们都在脑子里把弦绷得紧紧的，不堪束缚的年轻人则纷纷做出了各种反叛之举。但是克罗兹神学院的氛围远远超出了少年叛逆的范畴。比方说学校里有一位世界知名的新约研究专家莫顿.斯科特.恩斯林老师（Morton Scott Enslin），此人居然听任自己的孩子们赤身裸体在家门口玩耍。学生之间很快就流传开了关于恩斯林的传言，说他家里既不过圣诞节也不过复活节，因为他相信这两个节日的历史依据并不准确，而且扭曲了基督教的宗教精神。学校里面的硬件设施也令好些学生惊讶得难以自持。比如在克罗兹礼拜堂一进门的桌子上摆放着一具硕大的黄金十字架，大多数浸信会教会都会将其视为偶像崇拜并且加以禁止。学生们兴许嘴上不会说，但是几乎所有人都被礼拜堂地下室里的陈设吓得不知所措：教堂正下方居然是一间娱乐室，里面摆放了三张台球桌与一张沙狐球桌。就像大多数同学一样，金一直以思想作风现代化自诩，因为他不反对跳舞。但他从来都未曾涉足过台球厅，因为只有舞刀弄枪的小流氓与社会渣滓才会在这种地方厮混。可是现在他却不得不接受这个令他张口结舌的现实：台球厅居然开设在了神学院礼拜堂的地板下面。学生们在礼拜堂里练习布道技巧的时候偶尔还能听到脚下传来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想来是有人把刚摆好的一框台球打散了。

刚刚入学的黑人学生们当初之所以选择了克罗兹，正是因为它是一所声名远播的白人院校。每个人都做好了沦为异类的思想准备，以为自己将会是寥寥几名黑人学生当中的一员，甚至有可能是唯一的黑人。可是学校里的种族分布就像教堂地下室里的台球桌一样把他们打了个措手不及。金的班级总共有三十二名学生，算上他在内足有十名黑人。当沃尔特.麦考尔在同年晚些时候到校之后——此前他一直在努力打工积攒学费——班级学生总数就成了三十三人，黑人恰好占到三分之一。其他同学包括三名华裔，几名印度裔，一名举止文雅颇受欢迎的日本人，一名来自巴拿马的黑人，还有好几个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人。所有这些人在课堂里、宿舍里以及食堂里与白人学生打成了一片。食堂里有一位来自密西西比州的白人学生把其他人全都吓了一跳，因为他的餐前祈祷是这么说的：“啊，被遵循世人之道的我们妄称为佛祖、耶和华、基督、琐罗亚斯德……的神啊，我向您祈祷……”他在这段祷文当中一口气报出了好几位异教神祗的名号。其他任何宗派的主要神学院都没能实现如此程度的种族混合，即使在下一代的黑人革命过去之后，也没有任何宗派重现过这样的事迹。

为了在学生之间灌输平等主义理念，克罗兹校方采取了很多具体措施。例如他们特意拆除了每一间宿舍门上的门锁。在黑人学生看来，这一举动意味着克罗兹的哲学不仅排除了种族隔离，而且排除了种族安全。无论昼夜，任何一位学生都可以自由地走进另一名学生的房间里。这样的安排修改了人身安全甚至私人财产的概念，以至于几乎一切都要取决于学生群体内部的彼此信任。为了维护寝室卫生，克罗兹雇佣了一队礼貌高效的女佣——她们就像学校里的教师一样也都是白人。

克罗兹校长埃德温.奥布里（Edwin Aubrey）多年前曾在芝加哥大学教导过本杰明.梅斯。这一学年刚开始他就将新生们召集到礼拜堂并且坦率地告诉他们，他在神学院干了这么久，从没见过人数这么多且平均智力如此低下的班级。他声称自己只是迫于经济压力才扩大了招生范围，但是这绝不意味着他打算放宽学术测评标准。奥布里正确地预测道，在场的大多数学生都无法毕业——在1951年顺利毕业的学生还不到班级总人数的一半，十一名黑人学生当中只有六人毕业——但他并没有告诉学生们他正准备辞职。

像克罗兹本身一样，奥布里本人的神学立场也与时代格格不入。在神学大环境越发保守的局势下，他与克罗兹成为了捍卫古典自由主义的堡垒。二十五年以前，在田纳西进化论审判与福斯迪克争议之后，宗教自由派一度赢得了全国大部分高等教育机构的控制权，但是此时他们已经无法保持学术卓越地位与吸引大众的能力了。宗教思想正在变得越发模糊与世俗化。福斯迪克争议引起的强烈公众关注曾经将福斯迪克送上了《时代》杂志封面，如今的自由派宗教理念已经没有这样显著的效力了。与此同时，宗教保守派也已经建立了自己的神学院，并且针对眼下这个错综复杂的时代打磨完善了一套更简单且更易于流行的信息。在读研期间，金将会眼看着比利.格拉汉姆（Billy Graham）和诺曼.文森特.佩尔（Norman Vincent Peale）逐步成为享誉全国的宗教人物。面对这样的趋势，克罗兹神学院在争夺生源的时候经常落在下风。

来自英国的奥布里起初打算将克罗兹神学院创办成一所专门培养精英学者的小型机构，但是这条路线差点导致学校关门停业。为了维持神学院的自由主义形象，他不得不在1948年尝试着开办了一个扩招班级，以前所未有的招生数量吸纳黑人与南方白人学生并且将他们安排在一起学习。这项实验让奥布里承受了相当大的压力，因为好几名克罗兹神学院的校董都认为自由主义形象正是招生难的原因之一。这一年结束之前奥布里就会辞职，另请高明之前的看守校长被学生们戏称为“慢吞吞耶稣”，因为此人步履缓慢且少言寡语。金在克罗兹的第三年也是最后一年，学校将会迎来一位来自维克森林大学的桑吉.布莱顿（Sankey Blanton）担任校长。此人是一名布道风格强硬的稳健派，他一方面四处筹款，另一方面压制了学校的自由主义高调作风，从而为克罗兹神学院又续了二十年的命。回头看来，金所在的种族混合读研班级并不是通例，而是神学历史上的孤立个案，是一场孤注一掷的赌博。但是对于躬逢其盛的学生们来说，这个班级却象征了美国理想主义的高潮。当时美国国内有很多人都在自信满满地谈论征服贫穷与疾病的可能性，以及如何结束殖民主义并且在自由帝国内建立跨越国际的兄弟情谊。

在第一学年，两门必修课占据了金的大部分时间：一门是莫顿.斯科特.恩斯林的新约解析，另一门是詹姆斯.普里查德（James B. Pritchard）的旧约解析。这两位老师都是卓有建树的语言学家，都很擅长使用原始的希腊语以及希伯来语手稿来梳理圣经当中的历史奥秘。恩斯林向学生们解释了许多关于耶稣引言的矛盾论述，例如马可福音当中“不敌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与马太福音当中“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这两句话为什么口吻不一致——他的课程从不拘泥于字词，而是总会引申到各位圣经文本作者的不同目的及其各自所处的不同历史环境。恩斯林继承了阿尔贝特.施韦泽的激进圣经批评传统，只要碰到在他看来缺乏历史可信性的圣经叙事，就会毫不犹豫地出言争辩——比方说他坚称耶稣与施洗约翰从不曾见过彼此。普里查德关于古代犹太教先知的课程同样不留余地。此时他刚刚完成了《古代近东文本》一书的初稿，这本巨著日后将会成为神学学生的标准参考书。普里查德是一位专攻古代近东文化的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他教导他的学生们，近东地区任何区域的同时代文献都没有提到摩西这个人与以色列人从埃及大规模出走的事件——无论是波斯人、赫梯人、苏美尔人还是埃及人自己。普里查德由此得出结论——当时只有四五个业界领先的西方学者认同这一观点——摩西是一位没有史料支持的人物，很可能是传说中的角色。与圣经记述的出埃及记相比，真实的历史事件很可能规模远远更小并且只具有象征意义。

挺过这些课程的克罗兹学生经常开玩笑说普里查德在第一学期干掉了圣经当中的摩西，恩斯林又在第二学期干掉了圣经当中的耶稣。金不仅挺过了这两门课程，而且还取得了从未有过的好成绩。他在普里查德手下拿了了一个B——这个成绩在班上算是顶尖了，因为普里查德总共只给出了两个A （与金一起毕业的黑人学生里面有四个人在这门课上只拿到了D）。普里查德惊讶地发现，像金这样的南方浸信会信徒居然也能如此迅速地适应克罗兹的作风。金不仅没有被他的课程主题吓倒，而且还具有与年龄不相称的成熟社交能力，与他们这些整天研究尘封古卷的教授们打交道可谓得心应手。他很快就成为了普里查德的女儿们的日常保姆。每次他去看护孩子的时候都会穿西装打领带，胳膊下夹着一叠书。

当沃尔特.麦考尔在这年冬天来到克罗兹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朋友已经彻底变成了一名新人。在摩豪斯上学的时候金倒不是不爱学习，但是多少总有些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意味。如今他却一个猛子深深扎进了各项课程当中，并且已经取得了足以傲视全班的成绩。克罗兹使得金经历了生平当中最突然也是最显著的一次性格改变，部分原因在于他渴望在白人文化当中为自己扬名立万。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与白人直接竞争，而且他的很多白人同学在本科期间都接受过更优秀的教育。金热切地想要证明他不仅能获得成功，还能出类拔萃。这样的欲望与沉重的种族责任感使他陷入了矛盾的身份认同。四十多年前杜博斯就在黑人知识分子当中十分著名地论述过这个现象：“我们总能感到自己具有两面性，一面是美国人，另一面是黑人；两个灵魂，两种理念，两套互不相让的奋斗路线……”对于金来说，这个矛盾意味着他的举止表现不得不向白人靠拢，并且远离白人头脑当中的黑人形象，唯此才能为黑人挣得体面与尊敬。按照金自己的话来说，白人刻板印象当中的黑人“总是高声谈笑……衣着脏乱。”而他则始终在刻意远离这样的形象。在克罗兹，金养成了“近乎病态”的守时习惯，无论是上课还是赴约都从未迟到过。他的衣着打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无可挑剔。他在教室里总是摆出一副“阴郁肃杀”的神情。总而言之，他为自身性格当中的呢子布侧面笼罩了一层专注学者的外衣。

不过金的想法在黑人学生当中算不得仅此一家。突飞猛进的学术表现背后是一股远远更加深刻切实的热情。与他的许多同学不同，他很喜欢恩斯林与普里查德的严格怀疑作风。克罗兹的神学训练路线是首先拆毁学生原有的宗教信仰系统，然后从头开始构建一套尽可能合理的宗教知识体系，从而最大程度地缩短理性思辨与非理性崇拜之间的信仰之跃。克罗兹试图将自己打造成为神学领域的海军陆战队新兵训练营，训练的目的就是先破而后立。但是克罗兹对于最终成品的设想远不如新兵训练营那样遵循一定之规。在如此困难的三观重塑过程当中，金享有一项超过大部分同学的先发优势。尽管继承了浸信会的宗教遗产，又长期生活在父亲的权威之下，但是金依然在多年以前就硬扛着双重重担闯进了宗教怀疑论的领域。对于他来说，克罗兹的宗教观念就像种族混合的阶级、不上锁的宿舍以及白人女佣一样令人身心畅快。此时他孤身一人来到了离家六百英里的远方，沉浸在崭新的宗教、道德与历史观念当中。他很清楚自己热爱这些观念，尽管一时半会他还说不清楚为什么，而且他事先也并未背负必须接受这些观念的任何义务。转瞬之间他就永远地迷恋上了这个新世界，他的寝室地板上很快就堆满了书，有时他甚至会彻夜不眠地潜心研读。

金在克罗兹的第一年里研究了很多位神学家与哲学家的思想，这些人当中有一位沃尔特.劳申布施，此人是德国人，早年从信义会改宗来到了浸信会。十九世纪末他来到纽约地狱厨房开展事工活动，并且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撰写了《基督教与社会危机》（Christianity and the Social Crisis）一书，人们普遍认为该书的出版标志着社会福音运动在美国教会的兴起（日后谈到哪些书籍影响了自己的宗教信仰，金总会将这本书开列出来）。劳申布斯反对宗教对于虔诚、形而上学与超自然的惯常强调，而是将基督教诠释成为了通过社会伦理彰显出来的手足情谊。他认为基督教事工是旧约先知的延续，这些先知们弃绝了骄傲、自私与压迫，认为这三项罪孽触犯了上帝对于人类历史的规划，这项规划的顶点就是在一切世人当中实现“爱之完美”的基督教理想。在劳森布施之前也有其他神学家意识到了基督复临的理念与马克思主义描述的无阶级无国籍社会颇为相似，但他是第一个公然把这两者大胆结合在一起的人，并且认为这两者的结合不仅体现了圣经宗教的本质，还是启蒙运动竭力实现的目标。他乐观地宣称，教士的职责就是“利用布道坛的教化功能来应对公共道德领域的迫切问题。”批评家谴责劳森布施是个乌托邦主义者或者共产主义者。但是对于后世的追随者们来说，正是劳森布施将社会正义定义成为了最接近上帝之爱的人类成就，从而将宗教从不食人间烟火的死寂境地当中解救了出来。

最早向金介绍了劳森布施的乔治.W.戴维斯（George W. Davis）教授是匹兹堡钢铁厂某位工会活动家的儿子，也是克罗兹教职员工当中唯一一位严格和平主义者以及甘地的最坚定崇拜者。戴维斯将自己私藏的《棕肤奇人甘地》（That Strange Little Brown Man of India, Gandhi）捐给了学校图书馆，金在图书馆里读到了这本书并且积极回应了书中的信息以及对于甘地本人的过度种族化描写。在克罗兹求学期间金从未接受过和平主义，事实上他还写了一篇文章攻击著名反战活动家A.J.穆斯特（A. J. Muste）的观点。穆斯特认为原子弹已经改变了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关键道德问题，金则对此不敢苟同。但他依然将戴维斯当成了导师与顾问教师，他在克罗兹求学期间上过的接近三分之一的课程都是戴维斯传授的。 这对师徒之所以走到一起也很好理解，因为戴维斯是劳森布施的社会福音运动的代表人物，而金则发现他自己在克罗兹“很容易就接受了自由主义传统”。此外从个人角度而言金也很喜欢戴维斯，因为这位老师十分平易近人。

当然，并非每一位克罗兹教授都会把现代圣经批评代入自由主义政治当中。最显著的例子就是恩斯林，他从不掩饰自己对于劳申布斯与社会福音运动的鄙视。恩斯林认同阿尔贝特.施韦泽的立场，他认为被劳森布施奉为宗教精髓的登山宝训充其量只能算是一套“过渡伦理”。耶稣之所以主张这套伦理，是因为他相信天国的秩序即将在人间建立起来，但是他的预期却始终未能实现。因此恩斯林很不待见过度拔高登山宝训的做法，更不待见登山宝训对于世俗理念的一揽子谴责。他认为登山宝训的教诲与日常人类事务无关，而且社会福音的关注重点本质上无非是政治圈里的口舌纷争。宗教理应关注终极现实的本质，相比之下社会福音的目标未免有些不值一提。恩斯林针对社会福音的批评既精准又刻薄，他的日常举止颇为古怪，他的私人信仰则藏匿得严严实实。似乎只有他本人才理解自己的思想与行为如何协调统一，他的学生们则总是大惑不解，为什么思维如此剑走偏锋的人每周还至少会参加三次浸信会活动，老老实实地坐在长椅上倾听各种陈词滥调。假如哪个学生胆敢在学校里对他说出同样的言论，非得被他骂得灰头土脸不可。同事们认为认为他是学校里的托利党，大多数学生则认为他是个满腹偏见的小心眼。在他为金撰写的优秀学生推荐信当中，恩斯林毫不掩饰自己的惊讶，声称自己从没想到一个来自南方的有色学生居然也能在克罗兹搞出一番名堂来。

学生们的社会理念要比老师们更加多样化。奥布里校长在1948年推行的种族混合实验不仅令很多黑人学生大为振奋，也使得一部分白人学生心存不满。紧张的暗流在学生群体当中涌动，餐厅里经常能见到有人吃饭吃到一半就拂袖而去，不锁门的寝室也难免导致了猜忌摩擦乃至偶尔的公然敌对。克罗兹的官方态度历来主张宽恕谅解与种族和谐，金的立场也与学校的态度完全一致。他主张爱与理性足以挖掘出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根本善意，这份善意要比种族仇恨或者个人敌意都更加深厚。绝大部分黑人同学大致都同意他的观点，公然与他唱反调的就只有一个人。这位约瑟夫.柯克兰（Joseph Kirkland）是唯一一位来自北方的黑人，也是除了金以外唯一一位布道人的儿子。他的父亲是费城最大的黑人浸信会的牧师，手里掌握着三个博士学位，学识过人，说一不二。但是柯克兰却从小就喜欢与父亲对着干，他性格顽强，精明干练，很早就成为了一名彩票赌博兜揽人，后来又操起了贩卖私酒的行当。他心目中的社会福音就是将克罗兹的教授们从象牙塔里拽出来塞进路边酒馆里，让这些惯于拉开距离分析社会的文化人直接暴露在平民百姓之中。柯克兰认为社会福音的信徒们十分幼稚，对于各个种族内部的社会裂痕缺乏清醒认识。每当南方来的同学们对于北方地区的种族融合现状大发感慨的时候，他都会话里带刺地提醒他们，种族融合政策即便在北方也仅限于校园之内，根本无法向切斯特市区迈出半步。此外他特别喜欢撩拨金，因为在他看来金就是一束未经风雨的温室花朵。无论种族，绝大多数在克罗兹读研的学生都要依靠校外工作赚取学费，家里出钱的学生寥寥无几，金就是其中之一。他也是唯一一位不用自行赚钱的黑人学生。柯克兰总是嘲笑金“揣着支票簿来上学”，他本人则因为拒绝了父亲的财政支援而倍感自豪。金第一次来到柯克兰的寝室做客时看到柯克兰在冰箱里存放了啤酒。他对此非常反感，并且告诫柯克兰要注意言行，因为他们全都肩负着“黑人种族的重担”。柯克兰却满不在乎地反问道：“那又怎么样？”

在克罗兹，金尤其以演讲术见长。同学们都对他的布道技艺大为折服，以至于每次轮到他进行周四学生布道时礼拜堂都会挤得水泄不通。只要金在布道实习课期间走上布道坛，台下肯定会坐满前来观摩的同学。一代人之后，当年曾与金同窗学习的白人同学们就算已经忘记了金的日常细节，却总会清楚记得他在布道实习课上选择了什么文本，宣讲了什么主题，具有怎样的感染力。有一次他选择了罗马书10:2，“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并且面向某白人浸信会的女性会众团体宣讲了基督教与共产主义的关系。金在布道时就像演员一样极为注重举止细节，例如他会看似随意地将笔记往布道坛上一丢，让每一位听众都注意到自己打算脱稿，而且他的做派十分庄重，拉足了一板一眼的架势。他认为自己不是在布道，而是在进行“宗教讲座”。但是热心与真知识在他内心当中的冲突——以及这场冲突的一切种族、阶级与神学基础——产生了足够的热量，使得他的布道十分引人入胜。金在克罗兹拿到的最好成绩与最高评价全都来自布道实习。在三个学年里他总共选修了九门与演讲术相关的课程。

金的布道术教授罗伯特.凯顿（Robert Keighton）非常讲究风格与经典辩论形式，这两者都与金相得益彰。凯顿是一名高派浸信会信徒——学校里有些低派信徒或者说“踩蛇派”信徒指责他在内心深处其实是个圣公会份子——他喜欢话留三分、冷面幽默以及紧凑结构，还喜欢信手拈来地引用诗人与剧作家的名句。凯顿一手创办了克罗兹戏剧社并一直担任总导演，在课堂上他曾经声称自己真心希望能像熟谙莎士比亚那样掌握圣经内容。学生当中还有传言声称英国莎士比亚博物馆曾经打算聘请他当馆长。至于现代诗人，凯顿最喜欢主打反浪漫主义风格的W.H.奥登与T.S.艾略特。但是布道人的心中都有着渴望浪漫主义的一面，凯顿也不得不向这一点做出让步。他向金引荐了几位较为古典的英语诗人，例如詹姆斯.罗塞尔.洛威尔与威廉.柯伦.布赖恩特。日后金在自己的公共生涯当中经常引述这些诗人的词句。没那么幸运的是，他还向金介绍了圣奥古斯汀。倒不是说圣奥古斯汀文笔不好，只是他太习惯于运用俗套对比（“肉欲的污泥浑浊了友谊的清泉，色欲的幽暗地狱遮蔽了友谊的光辉”），尤其是在讨论罪孽与邪恶的时候。就像圣奥古斯汀一样，凯顿也认为宗教的一大部分内容在于说服公众，而说服公众的最有效方法就是让最有才华的演讲者正面解答最棘手的问题。他向金传授了自己毕生研究演讲术的心得：演讲有三大要旨，即证明、渲染与说服，分别作用于听众的头脑、想象与心灵。

至于布道人的本行技艺，凯顿更是装了一肚子套路。他认为布道人应当按照经过千锤百炼的行文结构开列大纲，然后再添加具体内容。常用的结构有步步登高、流光溢彩、火箭飞天、孪生双子、神秘礼包等等。步步登高结构就是用逐渐增强的论据反复论证同一个论点，直到得出布道人希望听众接受的结论。流光溢彩结构就是从各个角度审视分析同一个主题，就像珠宝匠人检验宝石成色一样。火箭飞天结构以一个足够抓人的故事开头，然后用故事引出一段天人同理的教诲，同时还要衍生出一连串次一等的道理并且任其洒落在会众头顶上。凯顿的教学方法是先讲解布道结构，然后要求学生们上手尝试。他的布道课迫使好几名学生肄业离开了克罗兹，因为他们克服不了怯场的毛病。但是无论是课堂设置还是众目睽睽的压力都令金感到如鱼得水。金从小就喜欢拽文，凯顿的教育则将这一倾向纳入了秩序与风格的制约之下。

神学院的布道课就相当于理工科院校的实验室，不仅是产出成果的机构，还是校园社交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课间茶歇时间或者其他社交场合相比，公开讲话能够远远更加到位地暴露每一位学生的性情品质，因此也能远远更为有效地增进学生之间的友谊。黑人学生们尤其喜欢将凯顿传授的庄重正式结构与自家教会的民间功夫进行对比。他们开玩笑说凯顿有步步登高，他们则有搂草打兔子。所谓搂草打兔子指的是布道人假如感到会众情绪激动起来，就要趁热打铁一遍遍重复布道主题。这就好比不知道草丛里究竟有没有兔子的猎人只要看到草丛抖动就要往里面放一枪，免得错过猎物。凯顿有分类布道体系，他们有写在手心里的三大论点。金与麦考尔最喜欢的消遣就是在其他黑人同学来到校外的真实教堂里布道时偷偷溜进去旁听。他们两个的模仿功夫都十分过硬，将其他同学的举止做派学得惟妙惟肖。返校之后这对搭档总会向其他人重现自己的见闻，经常将当事人窘得无地自容。麦考尔首先会摆出一副土头土脑的架势，情绪激昂如同放烟火一般，掏心掏肺地大声疾呼耶稣是圣灵降世道成肉身。接下来金则会进行“正确的”布道示范，以同样夸张的风格效仿恩斯林的理性历史主义做派，就事论事地声称耶稣只是一个颇有才华的犹太先知而已，而且还有一大堆个人问题。

同学们公认的全班布道水平第二强名叫霍勒斯.“怀特”.惠特克（Horace "Whit" Whitaker），也是一位来自南方的黑人。金与麦考尔经常和他一起去拜访当地的J.派尔斯.巴伯牧师（J. Pious Barbour），此人是第一位来到克罗兹求学的摩豪斯毕业生。三个人在这位前辈家里度过了很多愉快的夜晚。巴伯装了一肚子故事，还是个小有名气的业余哲学家。1948年大批来到克罗兹的黑人学生为他提供了稳定的听众群体，提携后学也成了他最喜欢的消遣活动。每当饱餐一顿惠特克夫人精心烹饪的家常菜之后，宾主双方总会展开一场苏格拉底式的问答交流。巴伯自诩是“最深刻的浸信会神学家”。有时候他也会满嘴跑火车，例如他经常旁征博引地警告年轻人们千万不能放任天主教神父进入家门。但他从来都不是一个沉闷乏味的人，尤其喜欢用最新近的理念把学生们挑逗得坐立不安，而且他的涉猎领域几乎无所不包。 “田立克就会胡说八道，”有一次他在寄给金的信中写道。“根本没有什么‘存有本身’……康德早就证明过这一点了。”在日常的教牧工作当中，巴伯总要维持一副端庄稳重的做派，相比之下跟这些年轻人进行头脑角斗要刺激得多。学生们也没有辜负他的盛情款待，把他家当成了重要的社交场所，以至于经常带着刚刚结识的女友登门拜访，一边享用美食一边向姑娘们炫耀自己的学问，满心钦佩或者耐心十足的姑娘们则会文静地坐在一旁听他们慷慨陈词。

在第一学年里曾经与金约会过的姑娘当中有一位胡安妮塔.塞勒斯（Juanita Sellers），她与金是亚特兰大同乡，两人在中学时期就相互认识了。塞勒斯是个美丽、端庄且聪慧过人的姑娘，此时她正在哥伦比亚大学与克里斯汀.金以及其他几位来自斯派尔曼的闺蜜一起读研。她成长在黑人亚特兰大的西城精英区，她的父亲是城里最杰出的黑人殡葬师。塞勒斯家的社会地位很高。当她与闺蜜们在哥伦比亚大学宣誓加入德尔塔姐妹会的时候，有人嘲讽她们是在削尖脑袋往上爬。塞勒斯则反唇相讥，声称自己不可能抱有这样的动机，因为对她来说再往上已经没有可供攀爬的空间了。这样泼辣爽利的为人态度再加上其他许多优秀品质使得她成为了金老爹眼中的理想儿媳，金老爹恨不能立刻就让儿子把这姑娘拿下。在这一年里，金多次前往纽约并且拜访了塞勒斯一家，还邀请她在周末来到克罗兹做客。消息传回亚特兰大，金家人无不满心欢喜。塞勒斯经常与克里斯汀一起来到神学院，在巴伯牧师家里与金和他的朋友们共度了许多夜晚。

在克罗兹第一学年的暑假期间，回到亚特兰大的金或多或少地成为了以便以谢教会的全职牧师。期间他与塞勒斯频繁见面，以至于亲友们都在猜测两人究竟什么时候才能从友达以上恋人未满的状态再前进一步。有一天下午，金陪着塞勒斯在奥本大道上散步，突然间他告诉塞勒斯，自己希望能将她引荐给一个人。他敦促她赶紧找个地方梳头补妆，拿出最好的一面。接下来金并没有进一步做出解释，而是径直领着塞勒斯来到了以便以谢教堂隔壁的自由浸信会教堂（Liberty Baptist Church）并且按响了门铃。牧师将两人请进门来喝了一杯茶。这次会面虽说很愉快，但是也十分正式，而且教会气息特别浓厚。告辞出门之后金感谢塞勒斯陪同他前来做客，然后就再也没提起过这件事。接连几天塞勒斯都有些摸不着头脑，后来还是克里斯汀为她化解了谜团：这次访问是一场教士之间的外交活动。金的上一位正式女友是个“东区人”，也是自由浸信会的成员。对于金来说，带着塞勒斯拜访前女友的牧师也就意味着公开宣布他打算移情别恋，并且不露声色地为对方提供了表达反对意见的机会。此外这次访问也是向自由浸信会牧师传达善意的举动，这样一来假如他的前女友为了自己与金的感情问题前来咨询这位牧师的意见——这种事完全有可能发生——牧师就不至于后知后觉了。正是如此复杂的算计构成了布道人的职业规范，金在这方面可谓轻车熟路。

震撼世界的大事——无论像广岛核爆那样炫人眼目还是像早期避孕药研究那样潜移默化——一般来说都不足以打扰包括小金在内的摩豪斯学生们自我感觉良好的心态。按照摩豪斯的说法，一切学生分为两类：在摩豪斯读书的学生以及希望能在摩豪斯读书的学生。为了激发学生们对于外部世界的兴趣，梅斯校长在面向学生团体的每周致辞当中运用了自己的一切权威与全套口才。后来他自己承认了失败。梅斯的很多言论后来都成为了他的个人传奇的一部分，其中有一条轶闻声称他整天教训学生们“对于任何尺寸超过汉堡包的东西”都提不起兴趣。

小金在摩豪斯的大多数亲密朋友私下里都不愿投身事工。比方说上文中曾在几年前见过金家父子的摩豪斯男高音鲍勃.威廉姆斯。他在军队里呆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回到了摩豪斯。他来自一个布道人家族，但是却打算成为一名歌剧明星，他的偶像是罗兰.海耶斯（Roland Hayes）。日后的灵歌先驱山姆.库克（Sam Cooke）——此时他和小金一样只有十五岁——也已经下定决心不要跟着父亲的足迹走上布道坛。比小金年长五岁的学长沃尔特.麦考尔（Walter McCall）是一名退伍军人，曾经为了赚钱做过一段时间布道人，感觉很不好。他的职业计划是做一名兼职教士来解决生计问题，同时将满腔理想主义投入律师行业。他的目标就是成为一个像瑟古德.马歇尔那样足以切实帮助同胞的知名律师。在他看来，布道人比律师更容易挣钱自立，而律师比布道人更能造福人类。麦考尔的观点——理想主义者应当从事法律工作，想要养家糊口则应当投奔教会——肯定会让白人学生大惑不解，因为他们的就业观念恰好相反：事工才是理想主义者的归宿，搞法律的目的则是为了赚钱。像这样全然颠倒的择业观念在黑人的文化圈子里非常自然。另一项与白人形成鲜明反差的事实是黑人大学生的男女比例。女性黑人大学生一直能占到学生总数的大约三分之二，换句话说每一位男性黑人大学毕业生都对应着至少两位学历出身与其相仿的潜在婚配对象。*

小金进入摩豪斯的时候原本打算成为一名医生，但他很快就放弃了这个想法，因为他觉得生物学过于冷漠无情，而且太依赖数学知识，因此不太适合他。然后他就像沃尔特.麦考尔一样将目光投向了法律。当时的麦考尔穷的叮当响，他在格罗夫斯教学楼的地下室里开了一家理发店，成为了非正式的校园理发师，每次理发收费一角。每一位前来理发的学生与教职员都不得不听他滔滔不绝地抱怨自己的身体到处都有毛病——特别是关节炎尤其严重——而且整天吃了上顿没下顿。有一次小金来找他理发，理完发之后告诉他自己手里没有现钱。这一来麦考尔可是气炸了肺。他不相信这个衣着考究的上等人家孩子居然会没钱，认定了小金存心要消遣自己，因此非得跟这小子好好掰扯一番不可。两个人一致同意“到外面草地上练练”。在围观人群的注视下，小金与麦考尔展开了一场摔跤大战。尽管小金比身为退伍军人的麦考尔体重更轻且年纪更小，但最终还是赢得了胜利，并且还赢得了对手的尊敬。小金说服麦考尔相信他的父母真没有给他太多零花钱，并且很快就补交了一角钱的理发费用。这两个人很快就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其他人都管他们叫做“麦克与迈克”。这对二人组的性情如此天差地别，看上去简直有些搞笑。整天忿忿不平的麦考尔似乎比小金更加叛逆，后来他将自己在摩豪斯就读的这段时间称作“革命阶段”。他憎恶宗教品味——特别是关于天堂与十字架的甜言蜜语——并且将宗教观念当成了叛逆行为的出发点。他与小金以及其他几名密友经常坐在教堂二楼露台上，居高临下地打量楼下的各种法事活动，就好像人类学家研究土著居民那样。

小金一直都记得摩豪斯内部的氛围如何令他惊骇不已，以及他本人的种族认同如何与摩豪斯产生了共鸣，“这还是我平生第一次意识到身边的人全都不害怕。”这种认识在两个方面相互矛盾：首先这段话违背了他自己的回忆，因为他记得老金牧师一直在家里以及在以便以谢教会内部庇护着他免受种族懦弱与羞辱的侵害；其次这句话从字面上来看也是错的，因为摩豪斯学生同样逃避不开种族恐惧。他们在白人瑞德小姐面前只有俯首帖耳的份。几乎没有那位学生能够泰然自若地与白人打交道或者挑战亚特兰大的种族隔离法律。就算小金在寝室里开卧谈会的时候，恐惧情绪也会冷不丁地冒出头来。对于小金来说，摩豪斯的新鲜之处并非免于恐惧，而是人人都乐于质疑恐惧的存在是否合理。

小金在家里从来没有见识过这样的态度。老金牧师不愿意在家里讨论种族问题。偶尔种族隔离确实会公然挑战他的尊严，而他为自己做出的勇敢声辩也注定要成为金家传说的一部分——比方说有一次他带着小金去鞋店，柜员坚持要在种族隔离区域向他们售货，于是愤怒的老金带着儿子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不过尽管老金牧师经常吹嘘自己在此类场合的表现如何大胆无畏，但是他的生活哲学与日常活动安排却会使得他尽量避开此类场合。不管怎么说，这套立身之道都植根于恐惧情绪。在老金牧师看来，种族问题很简单：他是对的，种族隔离是错的，只有上帝才能回答白人的仇恨从何而来。小金就是伴随着这样的态度成长起来的。来到摩豪斯之后他惊讶地发现其他人都在畅所欲言地讨论这个谜题。在摩豪斯校园里，小金进行了平生第一次关于种族问题的坦率讨论。校园里充斥着数不胜数的种族关系理论，其中大部分都源于社会学系，这里的教授认为种族行为是全体社会行为的次生门类之一。他们试图剥离种族恐惧的禁忌外壳，将其转化成一类可以通过逻辑来钻研理解的知识分支。于是小金选择了社会学专业，为将来走上法律道路做准备。他的顾问与系里的主要教师沃尔特.切维斯（Walter Chivers）以模糊的马克思主义术语诠释了种族主义，认为种族主义是照顾白人的经济制度的必然副产品。

至于宗教方面，自从三年前威廉姆斯夫人去世以来，否认宗教的心态就开始在小金心里逐渐占据了压倒性地位。此时他感到的大部分压力都源自否认心态的进一步深化。几年后他回忆道，大一大二这两年驱使着他他稳步迈进了“怀疑主义的状态”，在此期间他曾一度对自己的教会背景感到遗憾。他明确表示这段经历令他非常痛苦，但同时也令他如释重负。在摩豪斯的校园里他留下了这样的文字：“原教旨主义的镣铐从我的身上卸下来了。”摩豪斯的氛围让小金首次领略了自由思考的刺激感受。对于他来说，心智成长的痛苦得到了个人因素的强化——他与去世的姥姥之间的亲情纽带，以及种族恐惧与宗教恐惧在他父亲身上的交汇。老金牧师似乎试图通过自身的赤裸权威驱散这两种恐惧，就前者而言这种做法有些自欺欺人，就后者而言这种做法又有些太过于人性。在后人们的反复审视之下，老金牧师的人格力量似乎超越了他的原教旨主义信仰。不管怎么说他仍然是小金的父亲，他向儿子展示了经营教会的全套手段与应对外部世界的方法，此外他也有胆量为上千名会众的困惑疑问提供说得过去的答案。

所有这些压力使得小金在教室里以及在家里都越发成为了一个内向寡言的人，但是他在新朋友面前却并未因此而感到拘束。他和麦考尔花了很多时间来尝试浸信会教义当中程度较轻的罪孽，例如跳舞与打牌。参加礼拜的时候他们经常偷偷提前溜出去打牌。小金十分努力地掌握了一套温文尔雅的做派。他在学校里的榜样之一是加斯特顿.钱德勒教授（Gladstone Chandler），此人整天叼着烟斗，穿着一件精干的花呢夹克。他发明了很多巧妙的游戏，帮助他的英语作曲课学生学习新的多音节词汇。小金在这堂课上的表现可谓出类拔萃，因为花团锦簇穷尽学识的文字游戏总能为他带来无穷的乐趣。比方说钱德勒教授问他一句“你好吗？”他则会回答，“我推测我的体质机能均势正处于有机静态。”对于麦克与迈克小集团里的朋友们来说，小金的性格和蔼可亲，品行端庄正派，举止文雅礼貌，并且正在一步步摆脱少年时期的宗教束缚，成为一名成功且热爱欢乐的理想化摩豪斯成员。鲍勃.威廉姆斯在小金的大二学年结束时毕业了。后来他听说这位年轻的朋友最终还是决定成为一名布道人的时候当场就难以置信地大笑了出来。

1946年夏天，小金在亚特兰大铁路公司当劳力打工挣钱，工头坚持管他喊“黑鬼”，于是他就辞职了。当时的白人使用“黑鬼”一词的频率远比今天更高。鉴于整个世界都在竭力领会二战的意义，美国国内也是雷声四起，种族敌意的增长只是众多社会乱象之一。通货膨胀无法控制，人们害怕大萧条将会卷土重来。经济战争导致了席卷全国的罢工潮，公司雇佣的打手团横行霸道，政府推出的应急措施乱成了一锅粥。苏联和美国开始将全球分割成两大敌对阵营，双方都声称自己是理想主义的代表，对方是怀有邪恶野心的帝国。众多奉行民主制度的国家顽固地重申着自己对于亚洲与非洲殖民地的主权，此等虚伪行径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殖民地人民的激烈谴责。本着类似的精神，美国的黑人士兵也要求在国内获得他们曾在海外浴血捍卫的权利。他们的要求自然遭到了白人的抵制，特别是在南方地区。抵制黑人平权的势头如此凶狠，以至于私刑新闻时隔多年之后再次占据了头条。在这一年夏天，暴徒在三个星期内袭杀了不少于六名黑人退伍士兵。佐治亚州的上一次多人私刑还是1918年的事。六名退伍兵当中有一个人开车带着妻子与另一对黑人夫妻上路，在门罗附近被一群蒙面暴徒拦下。暴徒将他们四人拖出车外，推进路边沟渠，然后一阵乱枪将其杀害。验尸报告声称一位被害人身上足有180个弹孔。后来来到门罗的州调查员抱怨称“城里的名流们对这件事全都绝口不谈”。他们和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们确实收集到了足够的证据并且将其提交到了大陪审团面前，但是大审判团拒绝起诉。当地黑人请来亚特兰大的威廉.霍姆斯.博德斯牧师为死者举行了葬礼。

到了9月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主席沃尔特.怀特走进了椭圆办公室与杜鲁门总统面谈种族问题。门罗私刑案件是他向杜鲁门陈述的诸多种族冲突案例之一。 “上帝啊！”杜鲁门喊道，“我不知道情况居然这么可怕。”他答应一定要采取措施，随后很快任命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旨在推进立法应对一切剥夺黑人公民权利的现状。在这个黑人领袖尚且难以进入白宫，更不用说从总统嘴里掏出一句承诺的时代，杜鲁门的行动使他一夜之间就成了黑人眼中的英雄。小金的朋友山姆.库克协助组织了协进会的第一个摩豪斯分会，并且很快就开始针对相关问题进行辩论，例如黑人是否应该为了抗议种族隔离而拒绝服兵役。秋天的到来还伴随着另一件大事：在求学期间参军入伍的学生们纷纷离开部队返回了学校。这些经历了异国他乡战火洗礼的老兵将自己出国作战时学校突击招收的新生戏称作“娃娃们”，并且很快就与这批学弟打成了一片。学生组成的转变极大地影响了学校的整体氛围。当时库克虽然只有十七岁，但却面临着一项异常艰巨的挑战。因为他是校园里的橄榄球星，人气很高，因此在去年春天当选成为了学生会会长，但是当时学生数量远远没有现在这么多，人员组成也远远没有这么复杂。

小金对于公共议题在校园里面掀起的躁动并没有多大兴趣。此时他已经成为一名大三学生，并且投入了越来越多的时间与拉里.威廉姆斯（Larry Williams）以及沃尔特.麦考尔共处，一起研究如何成为布道人。当时这三个人可谓棒打不散。随着时间与生活阅历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他们的宗教叛逆心态，三个人试图对事工活动加以改造，使之更适应各自的抱负。在这一年里，他们三个每个月都要花费三个周日前往惠特街教堂，坐在二楼露台上揣摩效仿博德斯牧师的举手投足与语言组织风格。当然最值得学习的还是博德斯的高调布道词：他仅仅依靠反复宣扬永生就能充分调动会众的情绪。毫不意外的是，博德斯很欢迎他们几个过来旁听，老金牧师则因为儿子总是缺席自己的布道而大为不满。拉里.威廉姆斯其实也是以便以谢教会的会众，但是他在这段时间里与博德斯越走越近，以至于主动恳请博德斯允许他来到惠特街教会充当学徒。在老金看来这一点是博德斯阴谋给自己拆台的明证，因此他要求儿子立刻与威廉姆斯绝交。

出人意料的是，小金这次拒绝遵循父命。教士家庭的私人信仰与家庭和谐向来剪不断理还乱，而小金此时在这团乱麻当中的立场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微妙。实际上他一直在摸索着创立一套能令他自己感到心安理得的布道品牌，因此他的视野并没有受到博德斯的局限，而是进一步投向了不那么正统的方向。但他不敢对父亲有一说一，唯恐会招致父亲的不满。此外他也不能忽视以下可能：足以令他感到满足的宗教信条很可能过于模糊以及世俗化，以至于无法用来维持教会。从小到大老金牧师一直在教育儿子维持教会的重要性。此时的小金驶入了一片暗流汹涌的心理水域，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划桨掌舵。到了大三学年年底，他已经不再主张自己要成为律师了，别人问他未来有什么打算的时候他也不肯发表明确意见。

来自家庭的压力如此之大，以至于小金在1947年夏天重新参加了摩豪斯组织的烟草收割项目。作为战争期间筹款工作的一部分，学校与康涅狄格州的许多烟草农户签订了用工协议，派遣学生去协助收割。三年前小金就曾经参加过这个项目，但是当时只是为了走出亚特兰大见见世面。这一次前往康涅狄格州的旅程不像上次那样冒险意味浓厚，而更像是正经的集体打工。上一次小金被工友们集体评选为最懒惰的两名工人之一，这一次他依然不愿卖力气，将自己的天生活力导向了玩心十足却又坚定不移的抵抗活动，一有机会就磨洋工，经常将啤酒带进工棚里饮用。但是小金的胡搞乱闹很快就戛然而止了。有一天晚上警方来到工棚搜捡违禁品，觉得小金有点问题，于是就将他带回警局仔细盘问了一通。按照日后流传下来的零散说法，警方态度其实很文明，小金也并没有遭到逮捕。但是对于任何一名人生地不熟的年轻人来说，遭到警方盘查都不是什么长脸的事情，对于老金牧师的儿子来说更是如此。一想到回家之后要向父亲老实交代，小金就吓得六神无主。瞒报是不可能的，肯定已经有人通知他父亲了。

回到亚特兰大之后小金告诉自己的密友，他知道父亲最想听他说什么，因此他打算首先用这番话来缓和父亲的怒气：他愿意跟随父亲走上事工道路。这个消息令老金牧师喜出望外，为了衡量儿子的用意是否真诚，他立刻就安排小金面向全体会众进行了一场布道。面对翘首以待的以便以谢会众，老金牧师拿出了唯一一套说得过去的说辞——他的儿子“被上帝召唤到了布道坛上”。小金的朋友们都知道他脸皮薄，因此并没有在第一时间里拿他寻开心。但是后来他们经常戏称小金其实是“受到了烟草田地的当头烈日的召唤”。

到了指定的星期天下午，一大批会众涌进了教堂地下室，这里是举行布道试讲的传统地点。然后越来越多的会众络绎不绝地挤了进来，直到最后老金牧师只得不无得意地大声疾呼道：“盛不下了！盛不下了！大家都出去！”并且指挥全体会众回到了教堂正殿。有些会众注意到，站在布道坛上的年轻小金尚且不具备父亲那样的威仪气势，但是他的口吻却同样充满了权威，以至于足以令人们忘记他的身材比他父亲瘦小得多。虽然他的布道词并不像他父亲那样侧重于歌颂耶稣，而且遣词造句都有些文绉绉的，似乎有掉书袋之嫌，但是这次试讲依然取得了圆满成功。会众们普遍认为不能过于苛刻地评判小金，因为这孩子毕竟只有十八岁，年轻人总是更喜欢谈论美好生活而不是宣扬天堂。他无疑很有天赋，因为他似乎把自己的全部情绪都毫无保留地投入了表达当中。他操着一口浑厚的男中音，说话如同奏乐一般悦耳。布道结束后以便以谢会众全体起立鼓掌，祝贺老金牧师后继有人。在父亲的提携之下，小金很快就成为了一名羽翼丰满的教士，并且在教会里担任了父亲的助手。但是只有小金本人与几位摩豪斯的朋友们才知道，小金平生的第一篇布道词大量借鉴了哈利.艾默生.福斯迪克在纽约河滨教堂发表的“生活由你创造”（Life Is What You Make It）。

小金在摩豪斯度过的最后一年可以说是精彩纷呈。他的朋友拉里.威廉姆斯已经成为了博德斯的助理，他与威廉姆斯此时在学校里的地位就如同贵族一般。每次博德斯让威廉姆斯代替他去主持葬礼，威廉姆斯肯定会叫上小金一起出面。两人在布道之余主持了一场又一场红白喜事，与此同时也没有忽视学业。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会受到当地女性的热情注目。沃尔特.麦考尔经常笑话他们两个有点得意忘形，但他自己此时的境遇同样春风得意得很。小金的叔叔之一名叫乔尔，家住在南卡罗来纳的谢迪格罗夫，也是一位布道人。小金三人组都曾有幸被这位长辈邀请过去进行布道。小金有一次还特意坐飞机飞了过去，就此成为了金家第一个上过天的人。他与威廉姆斯三天两头往乔尔叔叔那边跑，以至于他们两个戏谑地给对方起了新绰号，小金成了“谢迪”，威廉姆斯成了“格罗夫”。摩豪斯的其他学生们则将他们两个称作“夺爱专家”，因为他们两个的女人缘太好了。小金的朋友们依然叫他呢子布，并且注意到他每次登上布道坛之前都会摆足了架子，将手里的文件夹啪的一下狠狠合死，以此示意各位会众他不是在照本宣科。老金牧师很不喜欢这种做法，他认为儿子最好还是照着词说。

小金大四这年，美国黑人群体当中最重大的新闻来自华盛顿：杜鲁门成为了美国第一位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大会上致辞的美国总统。一年前他任命的委员会发布了名为《为了确保这些权利》（To Secure These Rights）的报告，文件内容令众多观察家震惊不已，因为谁也没想到文件主张的政治主张居然会领先主流公众意见这么远，而杜鲁门居然会允许这样一份文件公开发表。正是这份报告将“民权”一词引入了政治常用语，取代了原本的“黑人问题”。这一年的2月又传来了更加令人震惊的消息。莫罕达斯.甘地在德里遇刺身亡之后刚刚过去三天，杜鲁门就向国会发出了一条涉及民权的特别信息，要求落实多项促进民权的措施，尤其是要在联邦层面制定反私刑法。在种族问题方面最负责任的南方自由派、《亚特兰大宪法报》主编拉尔夫.麦吉尔（Ralph McGill）攻击此项立法对于南方白人而言太过激进，气得沃尔特.怀特骂他是个“黄鼠狼”。气头过去之后这两人都觉得自己把话说的太重，不得不在不断缩水的自由主义舒适区域里你来我往地相互道歉了一番，将自己的言论尽量往回找补一下。摩豪斯的大多数现实主义者都一针见血地指出，这项新提案只是杜鲁门为了争取连任而做出的绝望努力，因为他在北方的选情非常不好看。他们正确地预测道，这项提案肯定是干打雷不下雨。但是遥远的雷鸣声依然暗示着战后世界可能迎来一个全新的时代。新时代即将到来的信念在黑人当中由来已久并且饱受打击，但是现在这项信念似乎找到了新的靠山：首先是战争结束后自然兴起的善意，其次是地球村正在缩水的严酷事实。

这一年冬天，小金首次就社会议题采取了公开立场，不过这次他选择的题目与当下最火热的话题相去甚远。他在校报上刊登了一篇题为《教育的目的》（The Purpose of Education）的文章，认为摩豪斯的大多数学生们都很有可能将教育当成“剥削他人的工具，使他们能够永远将大众践踏在脚下”，这种想法是相当危险的。在他看来，构想得当的教育本身就应当是“崇高的目的而不是实现目的的手段”，而且教育理应将知识从“功利”的道德真空当中拯救出来，因为“最危险的罪犯完全有可能是一名天生理性却毫无道德的人。” 说到这种人，最现成的例子就是佐治亚州前任州长尤金.塔马琪（Eugene Talmadge），因为此人虽然拥有一把全美优等生联谊会的钥匙，算得上是“整个佐治亚州乃至全美国最杰出的头脑之一……但他却依然极力主张我生来就是劣等人。”

这篇文章为小金日后的风格提供了难能可贵的早期例证——他喜欢针对他自己选择的话题进行大开大阖的论述，存心刺人地将不同事例联系起来（本文当中摩豪斯学生的自私心态就与塔马琪的种族主义理念形成了对照），努力促进宗教与智识的共生共荣，在津津乐道地沉湎于各种老生常谈的同时还在竭力鞭策自己表达原创理念。大四这年他一直在考虑教育问题。现在他已经做出了职业选择，他自己的教育也有了目的。他知道，如果他想将自己的事工抬举到超越原教旨主义的水平而又不至于陷入永久的怀疑主义，那就必须找到足够宏大的理念来搭配自己的豪言壮语。在这个关键方面他的培训才刚刚起步。就像博德斯、福斯迪克、约翰斯以及他潜心研究过的众多杰出布道人一样，他也想去神学院进修。而且他还特意想去一所白人神学院，这样一来他不仅能够回答烧灼内心的神学问题，同时还可以顺便向自己证明从小接受的教导的确属实——他生来并不比别人更差。最后他还想找个借口离开亚特兰大一段时间，与父亲拉开一点距离。自从小金投身事工之后，老金牧师多少恢复了一点对儿子的控制。一年以前，当小金还是个彬彬有礼的叛逆少年时，老金牧师拿他并没有什么办法。如今小金成了他的部下，他说话就管用多了。比方说有一次小金与拉里.威廉姆斯一起参加了基督教女青年会组织的集体舞会，事后不得不在老金牧师的严令之下向以便以谢会众做出了公开检讨。老金还试图阻止儿子加入亚特兰大的白人大学与黑人大学学生共同成立的跨种族委员会，不过这次他没能成功。老金认为儿子应当与自己人待在一起，不要“叛逃”到白人学生那边去，小金则认为父亲的想法有些扯淡。

在这个学年结束之前，摩豪斯依照传统举行了一场学生演讲大会，这项传统在黑人大学当中可谓独树一帜。每个科系以及大多数俱乐部与社团协会都要选择一名优秀学生充当集体代表面向全校师生发表年度致辞。整个活动要持续几个星期——每天都有一名学生代表在索尔教学楼地下室的义务礼拜现场发言——最后一天则会有一名大四学生登坛布道。梅斯校长和教授们都选择了小金代表他的班级为本次活动画上句号。多年以后很多同学都会清晰地回忆起那一天的情形，回忆起小金的激情洋溢与条分缕析如何折服了他们——尤其是当他说出下面这条主张的时候：“宇宙自有其道德规律，违反道德规律就像违反物理规律一样必然会遭到惩罚。”

这一年春天小金申请了宾夕法尼亚州的克罗兹神学院。他先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母亲，然后告诉了姐姐，再然后告诉了弟弟，最后才告诉了父亲。老金牧师一连好几天没给儿子好脸色看。他觉得比大学本科更高的教育全都没什么用，而且也不想失去儿子或者助理牧师，此外他还非常怀疑克罗泽这所白人神学院的自由主义倾向。不过最后他还是像往常一样心软了，不仅同意儿子前去进修，还同意为儿子支付学费。老金与小金此时都还不知道克罗兹神学院会对小金的人生轨迹造成多么巨大的影响，但是他们两个当中至少有一个人渴望找到答案。

克里斯汀.金和她的二弟在1948年6月同时毕业，两人的毕业仪式在姐妹礼拜堂分别举行。这一年她二十岁，她二弟十九岁。小金在一场又一场布道当中度过了这一年的夏天。正当他为离家远行做准备时十分高兴地得知，沃尔特.麦考尔也要和他一起去克罗兹进修。麦克与迈克二人组就这样来到了辽阔的北方，决心要与他们能找到的最聪明的白人一较高下。

回到亚特兰大，老金牧师在杜博斯问题的正反两面都做出了政治努力。1935年，他领着好几百人的游行队伍来到法院进行了集体选民登记。这是协进会的惯常活动，但是这次活动的成功却并不算完美，首先是参与人数太少，其次活动领导层也陷入了分裂。很多黑人公开表示自己害怕遭到经济报复，因此不愿进行选民登记。有些人反对集体游行，害怕惹是生非。还有些人认为选民登记只是黑人上层与白人政客做交易的手段，因此不愿为别人充当筹码。此类游行再也没有举行过第二次。到了1936年，老金成为了某个黑人教师团体的发言人，他们希望迫使市政当局将黑人教师的工资提升到白人教师的同等水平。这场运动与杜博斯提出的新挑战更加贴近，很多人也正是由于这一点而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种族隔离体制的改良只能强化种族隔离本身。较为贫困的黑人认为学校老师本来就地位较高，在这么多人都没工作的时候几位老师的工资高低实在算不上什么要紧事。还有些老师害怕自己工作不保，因此同样也不愿参与进来。此外白人自由派与保守派要么帮倒忙要么下绊子，引发了老师们不愿承受的冲突。于是开了几次会之后老金就放弃了这个项目。

尽管在这些年里民权运动并没有取得什么显著进展，但是只要随便有点什么运动，老金牧师肯定身在第一线。他对于以便以谢教会的领导依然十分成功，例如他通过会众筹款为以便以谢教堂添置了一座崭新的沃利策牌管风琴，有两套键盘与两千根音管。管风琴安装完成当天，老金牧师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仪式。这件乐器就此成为了教会风琴师艾尔柏塔.威廉姆斯的骄傲。以便以谢的扩建工作一路加速，终于赶上并且超过了奥本大街上资历更老的竞争对手惠特街浸信会（Wheat Street Baptist），这家教会的新教堂修建计划先是拖延了很久，然后在施工期间又垮塌了。著名的J.雷蒙德.亨德森牧师（J. Raymond Henderson）在绝望当中辞职，留下一帮群龙无首的教众们为了教堂修建经费遭到内部人员侵占的指控而吵成一团。

接手行将破产的以便以谢教会六年之后，老金牧师终于成为了奥本大街的主人。但是他的一家独大地位仅仅持续了几个月，然后惠特街教会就聘请了一位威廉.霍姆斯.博德斯牧师（William Holmes Borders）。博德斯与老金在很多方面简直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他也是一名布道人的儿子，出身于佐治亚州乡村，他也曾当面恳求约翰.霍普校长允许自己在摩豪斯就读，他同样相信衡量教会与教士的标准之一是金钱，以至于将教会地产增值列入了教会崇拜活动项目当中。这两人的关键区别在于博德斯在北方的白人大学拿到了神学硕士学位，后来又返回摩豪斯任教，这次惠特街教会专门将他从大学里挖了过来。此外他的妻子也是斯佩尔曼的教师。在看重学历的亚特兰大黑人上层圈子里，博德斯一家的品位要比金家领先好几步。对此心知肚明的博德斯有意彰显了双方之间的差距，成为了亚特兰大第一位开办常规广播节目的黑人教士。节目名叫《迈克七分钟》，博德斯在节目里展现了自己久经打磨的布道能力，他的言语强健有力，他的用词精准无误。此外博德斯也是小金努力效仿的布道人之一。小金经常聚精会神地收听他的节目，从而学习各种高大上的词汇，这一点令老金牧师颇为惊惶，恰似后院失火一般。

接下来的四十年间，老金与博德斯一直在明里暗里相互较劲。博德斯刚刚上任就借钱拆除了惠特街教堂旧址的坍塌手脚架并且重新启动了施工进程。各家报纸都在屏息凝神地关注着这座教堂的建设进度，而新教堂也不负众望地仅仅用了十九个月就竣工了。献堂礼当天奥本大道人头攒动，人人都想争先目睹新教堂的风采。（以便以谢教堂的重建工作还要再过两年才能完成，令老金牧师很没面子。）博德斯毫不掩饰地认为自己比奥本大道另一头的同行更胜一筹，而且一旦有机会的时候他也不介意公开批评老金牧师的政治与道德立场。这样的机会很快就来了。

1915年，好莱坞用一部涉及种族与南北战争题材的里程碑式影片宣告了自己的诞生。四分之一世纪之后的1939年，另一部同样题材的里程碑式影片则宣告了好莱坞的完全成熟。就像《一个国家的诞生》一样，《乱世佳人》同样极大地塑造了美国的国家共识。南北战争结束后的六十年里，美国的国家共识一直建立在民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与回避心理的基础上，结果就是主流文化当中基本上见不到关于战后重建时期历史的精确描述，即使是在学术界也是一样。公众视野当中再也见不到历尽千辛万苦才建立起来的斯佩尔曼学院与无数座规模较小的同类学校了；公共对话当中再也听不到上千名传教士教育家的曲折故事与众多黑人政治家的雄辩声音了，后者尽管强忍着各种挫折与不公留下了一篇篇文辞优美的演讲，但是这些文字都已经被公众的漠视埋没了；此外白人至上主义法律体系的重建过程也得到了各种粉饰与包装，至于不堪入目的现实情节则没人再提起了。全国共识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种族问题被贬低成为了扭曲的潜意识意象——正如上述两部电影所反映的那样——以至于见多识广的美国白人全都认为内战的起因几乎与种族无关。讽刺的是，在令人不安的现实从公认历史当中褪去之后，剩下的就只有浪漫想象了——尽管《乱世佳人》声称浪漫早已随风而逝。

《乱世佳人》的上映令整个美国为之倾倒。《纽约时报》饶有兴致地报道称，就连美国共产党创办的《工人日报》的影评家都对这部电影不吝溢美之词，以至于被党组织视为资本主义异端并且遭到了开除。在亚特兰大，克拉克.盖博在桃树街上引领了一场盛大游行，军方派人在首映影院门前安装了防空探照灯，用来在明天晚上的首映式上迎接各位明星。游行队伍一路来到城市礼堂，青少年棒球为影片演员、各位明星以及亚特兰大的各界名流们举行了一场表演赛。当天晚上城市礼堂就像全宇宙的中心那样热闹，而老金牧师也设法躬逢其盛，成为了活动现场唯一一位黑人布道人。在金夫人的指挥下，以便以谢唱诗班为客人们演唱了四首灵歌。

第二周的星期二，在亚特兰大浸信会教士联盟的例会上，博德斯与其他几名教士针对老金牧师发起了凶猛的批判，罪名是居然允许他的唱诗班出现在一个不仅奉行种族隔离而且显然充满罪孽的场合——之所以要说“充满罪孽”，是因为举办首映式的目的就是让参与者们畅饮威士忌以及纵情跳舞，而这两项做法都违反了浸信会教义。激进派教士谴责以便以谢唱诗班成员毫无廉耻，居然穿着围裙裹着头巾为白人观众唱歌，要知道就连在影片中饰演奶妈哈蒂.麦克丹尼尔都没能获准参加首映式。保守派教士则强调了跳舞的邪恶之处。遭到左右夹攻的老金认为在如此不同寻常的场合就算与罪孽扯上些许关系也无可厚非，但是他依然没能阻挡联盟对他发布谴责。

如此尴尬的场面虽然无助于改善老金与博德斯之间的关系，但是在喜好争辩的布道人圈子之外却没有造成多大影响。老金取得的有形成功越来越多。他的社区服务与经济影响力使得摩豪斯将他选为校董之一，公民信托银行也将他纳入了董事会。更重要的是，就在《乱世佳人》上映的同一年，浸信会世界联盟会议来到了亚特兰大。五年前老金曾在德国参加过会议，这样的经历在亚特兰大黑白双方的教士当中都非常难得，因此他也当仁不让地承担了大部分会议组织工作。在种族关系方面，本周的最显赫成就发生在城里的 庞塞.德莱昂公园。一位黑人布道人J.H.杰克逊牧师（J. H. Jackson）在这个原本奉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公园里向三万五千多名欢呼雀跃的浸信会信徒进行了露天布道。杰克逊是芝加哥橄榄山浸信会的牧师，最近这个教会刚刚接替拉尔夫.D.阿博纳西牧师的第一浸信会成为了美国最大的黑人浸信会教会。杰克逊是全国黑人浸信会当中数得着的重要人物。在大会期间他投宿在奥本大道的金家住宅里面，日后也经常回来做客。届时他将会成为全国浸信会大会的一把手，老金则会成为他的心腹干将之一。小金从十岁那年就认识了杰克逊并且十分崇敬这位长辈，但是却丝毫不知道多年以后他将注定要与这位著名演说家来一番刺刀见红的较量。

作为摩豪斯的校董，老金牧师认识了一位曾经在摩豪斯任教的本杰明.梅斯博士（Benjamin Mays）。此人身为神学家的名声如此显赫，以至于得到了雷茵霍尔德.尼布尔和保罗.田立克的招募——此前尼布尔与田立克创建了一个私人智囊团，旨在回答上帝与人类在历史新时期面对的各个重大议题。梅斯曾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华盛顿霍华德大学担任宗教学院院长，当1940年摩豪斯大学校长一职出缺的时候他也成了主要候选人之一。可是他立刻就卷入了一场阴谋：洛克菲勒集团的一位合伙人——此人还是芝加哥大学副校长以及斯佩尔曼学院的校董事会主席——提出要聘任梅斯成为斯佩尔曼的第一任黑人校长，因为此人想要罢黜在斯佩尔曼说一不二的弗洛伦丝.玛蒂尔达.瑞德。这位合伙人认为她根本不是专业教育家，此前唯一的工作经历就是为洛克菲勒担当秘书，因此完全不堪大任。他恳请梅斯来到斯佩尔曼就职，因为斯佩尔曼校长一职远比摩豪斯校长一职权柄更大。 洛克菲勒阵营内部的勾心斗角令梅斯踌躇再三，最后他拒绝了前往斯佩尔曼的提议并且选择了摩豪斯，因为他不想把整个职业生涯都押在自己不熟悉的战场上，更何况一场恶战显然正在这里激烈进行。

小金来到亚特兰大大学实验中学上七年级的这一年，梅斯也接过了摩豪斯校长的职务。由于老金牧师经常带着三名子女参加摩豪斯或者斯佩尔曼举办的音乐会与讲座，小金在这一年里经常能见到梅斯校长。活动结束后老金牧师肯定会登台或者前往更衣室向各位演出人员表示祝贺——无论演出人员是成人还是学生——并且向对方介绍自己与三名子女。这名强大布道人的直爽与热情为摩豪斯四重唱乐队的男高音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记得老金牧师言词精准地表扬了每一位参演人员，并且丝毫不掩饰对于子女的骄傲。

为了上学，每天早上小金都要从奥本大道达成种族隔离公交车穿过亚特兰大市中心，来到洛克菲勒与北方浸信会信徒在上个世纪共同出资兴建的校园。有时他还会带着小提琴盒子去学校上音乐课。在那段日子里，一身正装背负小提琴的小金想必吸引了同车乘客的不少注目。学小提琴是艾尔柏塔的主意，小金很不情愿地听从了母亲的安排，但是他的琴艺始终没有提升到比杀猪惨叫更高的层次。按照金家人的说法，反而是A.D.比他更会拉琴。相对而言他的钢琴技艺倒是更强一些，但是他不耐烦苦练基本功而且总想发出乒乒乓乓令人侧目的响声，因此很快就被老师的授课进度落在了后面。成人以后的金偶尔也会在三五知己身边坐下弹一段月光奏鸣曲，并且承认自己就会这一段。

小金在实验中学的第一个学年即将结束时，在5月的一个周日下午，威廉姆斯夫人来到橄榄山浸信会教堂担任了女性日发言人。在家里，孙辈们都在楼上学习，可是没过多久小金就偷偷溜出家门来到奥本大道上参观游行。当时美国刚刚与英国签订了租借条约，欧洲战事的新闻纷至沓来，孩子们都能感受到兴奋的情绪正在高涨——满街都是穿军装的人们，军乐此起彼伏，游行队列浩浩荡荡。小金看得正出神时，一位小朋友突然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告诉他赶紧回家，因为他姥姥去世了。

金家的老祖母来到橄榄山教会之后遭受了心脏病发作，倒在了讲台上。回家之后小金看到每一个人都痛哭流涕，不知所措，而他的内心最深处则翻涌起来了一阵无法忘怀的痛苦与自责。他的下意识第一反应就是将自己当成罪魁祸首：要不是因为他忍不住好奇心偷偷跑出去观看游行，姥姥就不会死。这也是他第一次意识到了凡人皆有一死的冷酷事实，这项领悟迎头撞上了他与威廉姆斯夫人之间的特殊感情，迸发出了骇人的能量，驱使着他再一次从二楼窗户跳了出去。家人再一次将他从草坪上搀扶起来，但是这一次他们却无法为他带来任何宽慰人心的好消息。接下来好几天里，小金白天痛哭不止，晚上辗转难眠。他的悲痛如此强烈，以至于他在葬礼上的镇定举止把亲戚朋友全都吓了一跳。用他们的话来说，小金一夜之间就长大了。

在十年后的一段自述文字当中，小金认为姥姥的去世“对于我的宗教理念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他详尽地记述了自己遭受的情感冲击，字里行间充盈着毫无保留的情感，覆盖了令人瞠目的矛盾。他在文中表示，姥姥的死亡引发了他对“永生信条”的第一次严肃讨论，在讨论当中他的父母向他保证“我姥姥还在，只是不在我们这里。” “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如此坚信灵魂不朽的原因，”他总结道。然而在同一篇文章当中他又描述了自己在宗教怀疑主义路线上越滑越远的漫长过程，这一过程起始于他姥姥去世的那一刻，并且在第二年的以便以谢教堂内部达到了高潮。十三岁的小金公开发表了一段极其骇人的异端言论：“我否认了耶稣肉身复活的信条，吓坏了主日学校的所有人。”在这个原教旨主义教会里，牧师心爱的儿子居然说出这种话来，这一幕毫无疑问地引起了一番轰动。小金并没有在文章里提到自己接下来又发表了什么言论，但是他的确承认从那时起“我心中的怀疑开始无情地滋生起来”。到了大二那年，他已经“不愿去教堂”了。姥姥的死亡带来的紧张情绪与金本人刨根问底的天性在原教旨主义的大厦顶上施加了太大的压力，最终致使其陷入了崩溃。年轻的金平生第一次体验到了信念与无信之间的冲突，并且被推向了宗教质询的锋利边缘。此外姥姥的死亡还让他在家中失去了一位能将纯粹的爱与天然非强制性的权威结合在一起的长辈。

对于老金牧师或者“金老爹”来说，岳母的去世固然也令他十分悲痛，但是他的悲痛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和，因为他意识到自己终于盼来了实现另一个人生目标的机会：他终于可以买一座属于自己的砖砌大房子了。葬礼过后不久他就买了一座黄砖住宅，“就是我一直梦想要拥有的那一款”。这座新宅距离奥本大道上的威廉姆斯故居仅有几个街区，他的妻子在故居里长大，他的三名子女都出生在这里。金夫人就像亡母一样独立自主，她拒绝出售这座旧宅或者将其充当新家购房贷款的抵押品。作为母亲遗产的执行人和唯一继承人，她将旧宅纳入了自己名下并且租了出去。全家人的确搬进了新居，但是旧宅依然掌握在威廉姆斯的后人手里。

老金牧师新买的这座砖砌住宅位于“主教聚集区”，当初很多黑人卫理会主教都住在这里。后来为了进一步整合教育用地，卫理会学院迁移到了亚特兰大大学校区，这些主教也就跟着搬家了。这时候住在市中心的奥本大道商业区附近已经不算时髦了。黑人联合大学校园之外有一片被人称做猎人山的地块，绿树掩映环境优美，很多有钱的先行者们在这里修建了现代化住宅。这片住宅区后来被简称为西区。在实验中学里，小金认识了许多西区黑人居民的子女。这段经历使得他进一步觉察到了社会境况的高低差异。学校里普遍认同的规原则是西区比东区更好。学生们常开玩笑说东区男生与西区女生约会等于攀高枝。家庭收入、家族历史，肤色深浅与教派归属全都能分出高低层次。仅从教派而言，第一流的精英分子都是第一公理会的成员。这些人的肤色非常浅，几乎与白人没什么区别。他们的礼拜现场既没有音乐也没有布道人，全体会众只是一言不发地坐在教堂里各自沉思。人们想当然地认为这种形式的宗教活动非常深刻。至于最底层的教派则是专门面向文盲的浸信会以及其它教会。这一时期的黑人群体非常关心少数族裔内部的等级划分，他们认为这样做很健康，很有效，也很能解决问题。年轻的小金曾经撰文为自家居住环境辩护，声称自己住在“一个健康的社区，尽管街坊邻居全都算不上‘上层阶级上层’的成员。”另一位不那么客气的黑人作家则认为金家当时所在的社区“主要以中产阶级下层与底层阶级上层成员为主”。小金在学校里最要好的朋友之一甚至还分得更细，认为金家的邻居主要包括“底层阶级上层、中产阶级下层与中产阶级中层”。

这位朋友还为小金起了个外号叫“呢子布”，因为他整天穿一件粗花呢外套。当时的小金算得上是帅哥一枚——仪容整洁，着装要求一丝不苟。自从中学以来他就给人留下了温文尔雅甚至有些老派的印象——他喜欢用长篇信件与别人交流，举手投足极其讲究绅士风度，而且毫不掩饰自己对于诗歌的热爱。尽管小金热衷于提升品位，说话也喜欢咬文嚼字，但是他的举止派头如此自然而然，以至于谁也没想到要笑话他。他是个非常谦逊低调的人，尤其擅长在粗花呢西装与棉布工装裤之间无缝切换。他的交际范围上不封顶下不保底，换句话说“呢子布”只是他的众多绰号当中的一个而已。他的其他绰号还包括“杂毛”、“斗鸡”、“麻布袋”以及“鼹鼠”。

二战加快了小金受教育的步伐。亚特兰大大学实验中学的创建本身就是一个实验，旨在证明高质量教师可以教导出在各个方面都与白人一样优秀的黑人毕业生。但是战争的爆发严重干扰了实验进程。由于亚特兰大大学的大部分学生都被征召入伍，实验中学也不得不关门。小金只得转学来到城里唯一一所黑人公立中学，位置依然在西城。他每天依然要坐公交车上学。一系列考试的结果表明实验学校已经将他的学力提升到了高于公立学校同班同学的程度，于是他在1942年秋天进入了布克T.华盛顿高中，成为了一名十三岁的十年级学生，此时盟军刚刚登陆北非。到了来年春天，老金牧师与摩豪斯校董会的同事们面临了一场比通常的金融危机更糟糕的困局。大量原本可能进入摩豪斯就读的年轻黑人如今都奔赴了战场，而生源的断流也就意味着财源的断流。就算是筹款能力堪比超人的梅斯校长——此时他已经得到了“搂钱桶本尼”的美名，因为他总是毫不留情地敦促各位摩豪斯毕业生捐钱捐物回报母校——对此也无能为力。校董会主席建议在战争期间暂时关闭摩豪斯，但是梅斯提出了一个或许能让摩豪斯勉强支撑下去的替代方案：暂时降低入学标准和入学年龄。日后小金坦诚，自己在1943年秋天进入摩豪斯时只有十五岁，实际学力不高于八年级。

大约在同一时期，斯佩尔曼校长瑞德终于打赢了为期十年的游击战争，击败了亚特兰大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杜博斯博士。虽然她既不是学者也不是教育家，但却是洛克菲勒家族的非正式代表，这一点使得她在各所学校里都拥有了压倒性的权力，因为她也是摩豪斯校董会成员以及亚特兰大大学司库，每一张支票都要由她签字。满腹牢骚的黑人教职员工都戏称她是洛克菲勒家族派来的“白人监工”。她的政变不动声色地搞掉了杜博斯：1944年秋天，他的名字没有出现在教师工资单上。自从1934年吵吵嚷嚷地脱离协进会以来，杜博斯总共写了三本书与几十篇论文。如今七十六岁的他眼看着自己的职业生涯再次遭到了粗暴打断。他离职的时候亚特兰大大学既没有发布公告也没有召开欢送会，而他本人还要经历将近二十年的写作生涯与政治动荡。

1934年，也就是小金受洗以及老金去欧洲旅行的这一年，一场丑恶的公开争议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撕裂成了两半，再次揭示了种族和种族身份问题的棘手之处。讨论种族问题就像照哈哈镜一样，视角是决定镜中形象的关键。像往常一样，这次纷争的核心人物依然是协进会创始人之一以及为协进会官方杂志《危机》担任了二十四年主编的W.E.B.杜博斯。他针对布克.T.华盛顿的种族退让政策提出了十分精彩的批评，并且呼吁要为了黑人受到的一切不公正待遇进行大规模抗议。1915年布克.T.华盛顿去世之后，这些主张使得他成为了华盛顿在全国范围内的接班人。作为一名出类拔萃的学者与散文家，杜博斯的文笔优雅冷峻，鞭辟入骨，宣扬了黑人的珍贵文化遗产与黑人权益事业的正义本质。然而作为一名政治领袖，他却背负着精英主义知识分子的一切缺点。甚至他的支持者也认为他的个性说得好听一点也只能算是不容易相处。他的傲慢如此极端，以至于留下了一大堆段子。某一次有人恭维他是哈佛大学毕业的第一名黑人博士生，据说杜博斯冷冰冰地回答道：“我向你保证，这不是我的光荣，而是哈佛的光荣。”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杜博斯心里憋着好几股愤懑之气。在大萧条期间他将大部分怒火集中在了他名义上的老板沃尔特.怀特（Walter White）身上。1906年，依然还是少年的怀特满怀恐惧地见证了亚特兰大种族暴乱的惨状，从那以后他逐渐成长为了一位著名的私刑调查记者——他利用天生比较浅的肤色假装成白人记者，渗透采访了很多奉行私刑的地区。怀特是一个很有天赋的宣传家与游说者，与好几位最高法院法官以及参议员都是直呼其名的熟人。此外他也像杜博斯一样爱面子，并且从不掩饰自己对于后者的看法：他认为杜博斯虽然德高望重，但是性情实在太古怪。如今协进会正在致力于立法对抗私刑与吉姆克劳法，而杜博斯的坏脾气只能拖大家的后腿。《危机》杂志的发行量一直在稳步下降，因此杜博斯也越来越依赖于怀特与协进会，但是他依然拒绝在在杂志里宣传协进会的这两项计划。在他看来这两项计划都太没意思了。更糟的是他还公开声称怀特没长脑子。1932年，怀特雇佣了一个名叫罗伊.威尔金斯（Roy Wilkins）的年轻人，把他空降到协进会的纽约办事处负责牵制杜博斯。这样一来两人之间最终摊牌的时刻也越来越近了。

威尔金斯是一位密西西比黑奴的孙子，小时候他的母亲就去世了，之后不久他又遭到了父亲的遗弃。一位家住在明尼苏达州的姨夫收养了他，此人是北太平洋铁路公司总裁的管家，因此在世纪之交的黑人上层阶级当中具有稳固的地位。威尔金斯在杜鲁斯快乐成长了好几年，直到有一天已经沦为流浪汉的父亲突然出现在姨夫家门口，迫使姨夫与姨妈与他打了一场争夺抚养权的官司。万幸的是威尔金斯的姨夫打赢了这一仗。长大成人的威尔金斯考进了明尼苏达大学，毕业后又成功担任了《堪萨斯呼叫报》的编辑。他一直孜孜不倦地将自己包装成一名白手起家的新贵。白天在报社办公室里他是一名彻底追求实效的现实主义者，为了确保报纸销量，他毫不介意将犯罪故事或者老生常谈当成头版标题，但是到了晚上他就会穿上礼服，步入堪萨斯城黑人上层阶级的小小世界。在一场由某家女子俱乐部赞助的时装秀上，他遇到了他未来的妻子。女方父母激烈反对两人的恋爱，他们一家都是肤色较浅的天主教徒，而且布克.T.华盛顿与杜博斯都是他们家的座上宾（当然这两人并不会同一天来访）。女方父母认为威尔金斯的肤色就像墨水一样深，因此不想自家女儿与他扯上关系。但是威尔金斯最终还是成功迎娶了这位姑娘并且举办了十分风光的婚礼。威尔金斯的成功靠的是灵活多变的才能与言简意赅的作风，很像是吉米.斯图尔特的风格。他根据普通人的标准进行政治选择，认为协进会的目标应当是实现种族之间的公平竞争。他还是个喜怒不形于色的人，即便身处种族暴乱当中也不会摆出一副义愤填膺的派头，而是会理所当然地表示“下一步我们的牌要这么打……”。他很乐意为协进会的事业献出生命，但是当来自协进会纽约办事处的电话打过来时，他也确实抱有理想主义之外的其他念头。协进会开出的入职条件之一是为他提供了一座位于埃奇科姆大道409号的公寓，即便是远在堪萨斯城的他也知道这是“哈莱姆区的最好地址”。

来到纽约之后，新官上任的威尔金斯迅速推行了好几项改革措施，旨在让《危机》杂志实现自给自足并且打入大众市场，尽管这些措施全都是杜博斯的眼中钉肉中刺。威尔金斯本人的打字机为杂志贡献的第一篇稿件是一则关于黑人田径运动员的体育新闻。后来他不露声色地回忆道，在他的软磨硬泡之下，杜博斯最终不得不同意将这篇稿件“塞在最威严的黑人文学家与社会思想家的文字之间”。之后杜伯斯试图阻止威尔金斯插手杂志事务，并且毫不掩饰地摆出了居高临下的派头，把他视为只会经营二流小报的货色以及怀特插在自己身边的钉子。威尔金斯被迫创造了一个专属于自己的公共宣传员角色。他发动的第一场宣传战瞄准了新近开业的NBC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喜剧演员威尔.罗杰斯（Will Rogers）以及节目的赞助商海湾石油公司。威尔金斯放出了一大片劈头盖脸的抗议电文，理由是罗杰斯在自己的第一期节目当中连着说了四次“黑鬼”。电台主管声称他们无法干涉主持人的言论，因为罗杰斯的言论自由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但两个星期之后NBC还是用心审查了一期关于协进会成立二十五周年的评论节目，并且删除了所有提到种族、种族隔离或者私刑的言论。威尔金斯并未因此就收敛自己的电报攻势，但NBC找到了退出战场的方式：威尔.罗杰斯转而采用了更容易得到接受“深肤色”（darky）一词，NBC也不再播出涉及协进会的节目了。

1934年，杜博斯走到了一个相当苦涩的人生转折点附近。尽管他声望显赫，但是他依然只是一位没有多少养老存款的六十六岁老者，更年轻且更有干劲的后来者们正在取代他的位置。除了这些实际层面的问题之外，他还要应对自己内心里日益滋长的悲观主义——他反复告诉自己，协进会成立以来的一切辛劳都只是无用功而已，南方的种族隔离局面丝毫没有改善，北方也好不到哪里去。 这些想法在他心里煎熬许久，终于促使他在1934年1月刊的《危机》上发表了一篇令人心碎的社论，彻底否定了协进会的理念。他声称黑人应该承认事实：无论正义如何彰显，无论他们付出怎样的努力，种族隔离都不可避免，因此憎恨种族隔离也就等于憎恨黑人自身。他认为黑人还不如在中学、大学以及各行各业当中自愿采取隔离策略——这样做不仅有助于维护心理健康，还能为日后其他方面的战斗积攒力量。

这篇社论不仅在协进会内部引发了一场风暴，而且整个黑人报界都为之哗然。基本上没人支持杜博斯，就算是他的长期崇拜者也认为他的意见支持了长久以来的白人种族主义论点，即种族隔离对黑人有利。他在协进会官僚体系内部的敌人更是公开批判了这种“拥抱吉姆.克劳法”的异端主张。至于威尔金斯则始终认为这篇令人惊骇的社论只是任性赌气的产物——甚至在四十五年后，在黑人权力运动恢复了杜博斯的声誉之后，他依然坚持这一观点——他声称杜博斯的做法无异于“拿起一块砖头，冲着视野之内最大的玻璃窗砸过去”。一位认识并且钦佩杜博斯的学者日后将会发现证据表明，杜博斯的真正动机是为黑人大学说些好话，从而使得他的朋友约翰.霍普能够雇佣他回到亚特兰大大学。（杜博斯针对布克.T.华盛顿的攻击在支持黑人教育的白人慈善家当中产生了很大反响，也显著提升了他在白人慈善家眼中的形象。）无论是在这次事件里还是在日后的纷争当中，人们都会意识到针对杜博斯进行人身攻击要比驳斥他的论点更容易，因为他的论点虽然看似荒唐，仔细想想却暗藏机关。沃尔特.怀特与其他协进会官员都很清楚，假如他们立誓谴责一切种族隔离体制，就必须顺带着批评黑人教会与黑人大学。支持某几类种族隔离同时又反对另外几类种族隔离无异于说嘴打嘴。杜博斯挑明了这个矛盾，并且牢牢抓住了协进会的痛脚。协进会主席乔尔.斯平加恩（Joel Spingarn）随即宣布，反种族隔离意味着不能在黑人教会与学校举行集会，也不能在非隔离机构里进行筹款活动。要不是这项政策后来被悄无声息地撤销了，协进会非得关门大吉不可。

1934年上半年，杜博斯在《危机》的页面上进行了激烈的战斗。他抛弃了一切关于种族形象与斗争策略的辞令，亮出了自己赖以成名的凶猛笔锋：“我们必须弃绝这套主张，因为这套主张总是涉及羞辱与自缚手脚，迫使我们手脚并用地爬向不愿看到我们的地方，抵达之后就像吃痛鞭笞的狗一样蜷缩成一团大喘粗气……绝不！上帝啊，我宁愿挺直腰杆站在泥潭里告诉白人世界有多远滚多远，也不愿意跪在上游社会的客厅里给白人舔靴子。”接下来杜博斯更加起劲地侮辱了他的老板沃尔特.怀特，声称怀特根本就是白人，而怀特对抗种族隔离的根本原因则在于他想与白人厮混在一起。杜博斯还针对协进会的其他好几名官员发动了人身攻击，并且毫无愧怍地宣布自己之所以闹得这么不可开交，不仅因为他认同种族隔离，还因为他看不惯协进会内部的勾心斗角。在私下里他认为好多协进会成员都该被开除——首先是罗伊.威尔金斯，其次就是沃尔特.怀特。但是杜博斯实在算不上运用权术的好手，他所谓的官场斗争手段无非就是与自己的同伙用法语交流，免得被别人听了去。在这方面他的对手比他高出了好几个段位。首先他们抛出了若干条杜博斯多年前渴望进入白人世界的轶闻，从而为他定下了口是心非的基调。接下来他们引用了杜博斯本人当年针对马库斯.加维（Marcus Garvey）的民族主义论点的批判，从而为他挂上了自相矛盾的标签。最后他们甚至传播了关于杜博斯的性生活的谣言，强调他喜欢肤色特别浅的女性。

已经有些跟不上时代的杜博斯在1934年底离开了协进会，回到了亚特兰大大学。在那里他开始了与斯佩尔曼学院院长兼亚特兰大大学司库弗洛伦丝.玛蒂尔达.瑞德（Florence Matilda Read）的拉锯战，小洛克菲勒在1927年就将她委派到了这两个岗位上。在纽约，罗伊.威尔金斯接管了《危机》杂志社，并试图利用杜博斯丑闻来扩大杂志销量。他在在纸上发表了一篇评述文章，引来了H.L.门肯的赞扬，后者认为黑人比所有其他族群都更不忌惮于公开相互批评。协进会的宗旨经历了这番冲击之后又得到了重新确立：一方面要继续对抗种族隔离，另一方面也要将反种族隔离原则的根本矛盾重新掩盖起来。面对压倒性的白人霸权，黑人只有奉行双重标准才有胜算。换句话说，内向封闭与外向扩展的种族路线都具有两面性，既有愚蠢怯懦的一面，也有明智勇敢的一面，历史大环境决定了哪一面能占上风。实际上杜博斯的这次失态意味着全国各地的协进会分支团体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可以更加自由地选择斗争目标而不必担心受到谴责，因为纽约总部实在不想挑起另一场激烈辩论，杜博斯正是在这样一场辩论当中将大半辈子的职业生涯甩在了身后。

这次改名是小金童年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对他来说这件事意味着家人对他寄予厚望，从宗教传统与种族传统两方面宣示了他的身份。更名改姓历来是各种宗教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用来昭示改名者成为了一名新人。雅格成了以色列，大数的扫罗成了保罗，西门成了彼得，每一位教皇当选之后的第一道政令就是为自己的统治时代确定一个特别的名字。在民权运动期间，最愚钝的白人也不得不尽力领会Nigger、Negro、Black person以及American Negro这四种表达方式之间的区别。在尖锐政治危机此起彼伏的年代，名称区分惹出了许多麻烦与纠葛，这一点或许模糊了一项在黑人文化当中延续了许多代人的模式。奴隶后裔的集体与个人身份从来都不是板上钉钉无可争议的事情，而是随着环境升沉起伏，当事人的名字也会随之经常变化。

在奴隶制时期，黑奴的名字就像黑奴本身一样是属于奴隶主的财产，黑奴无权支配。换句话说一名黑奴经常会因为几度转手而频繁改名，有时候只是因为奴隶主一时兴起就会给黑奴改个名字。解放黑奴或者逃亡黑奴最经常提及的喜悦感受之一就是自己终于有了选择名字的自由。“我们在世界上找到自我定位的最初手段就是通过名字，”拉尔夫.埃里森写道。南北战争结束后，解放黑奴自行出版的报刊书籍立刻拾起了黑人种族应当如何自我称呼的问题。black与negro这两个词（后者源自早期西班牙与葡萄牙奴隶商人）遭到了普遍的贬斥，因为这是奴隶主的惯用语，另外这两个词也将成千上万名一眼看去肤色并不算黑的混血儿排除在了黑人种族之外。“有色”这个词包容性更强也更准确，但是却无法将曾经的黑奴与东亚以及印度族裔区分开来。此外，将黑人称作有色人种也就暗示着白人是无色人种，或者说肤色是基础人类特质之上的附加性质。也有人主张使用“非裔”一词，但是这一主张也只是导致了进一步的争论，因为谁也不好说“非裔”究竟指的是种族本身还是种族发源地。十九世纪晚期，新奥尔良的多家黑人报纸纷纷采用了首字母大写的Negro一词，这种用法随即在黑人群体当中得到了最广泛的接受与应用。（白人报纸花了很久才接受这种彰显体面的做法，例如《纽约时报》直到1950年才开始采用首字母大写的Negro。）

名称问题从没得到令所有人都满意的解决。比方说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在1909年成立时就将“有色人种”一词纳入了自己的名号当中借以赢取尊敬。但是到了第二年，第一家黑人所有且全国发行的日报《芝加哥捍卫者报》却将所有相互竞争的称谓抛出门外，自行发明了“种族”的用法。这种用法就好像语义学上的安慰剂一样：“有色群体”成了“种族群体”，“黑人成就”成了“种族成就”。《芝加哥捍卫者报》的创始人罗伯特.阿伯特（Robert Abbott）对于肤色问题极度敏感，“种族”一词的创新用法就是他发明的。阿伯特出生在奴隶制时期，他的生母嫁给了一名德国人，他从此成为了白人家庭里的一员。长大成人之后的阿伯特十分憎恨Negro一词以及一切与黑色有关的词汇——以至于他连黑衣服都不穿。他的妻子虽然也是黑人，但是肤色却浅得很。每当他去芝加哥歌剧院看戏的时候遇到白人观众向他打招呼，他总会含糊其辞地混过去，希望对方将自己当成来自非洲某国的外交官而不是美国人。尽管如此，阿伯特依然成为了“种族”权益事业的坚定斗士之一。

这场名实之辩触及了美学、价值观与身份层面的最深切两难处境，有时还会以最日常乏味的方式表现出来。白人才称呼黑人的时候经常称名不道姓，为了反制这一点，许多黑人干脆不起名字。比方说日后成为种族隔离时期密西西比大学第一位黑人学生的詹姆斯.霍华德.莫瑞德斯，他的父亲摩西.“卡普”.莫瑞德斯当初直接给他起名J.H.。这一手很需要些许勇气，因为很多询问他儿子姓名的白人都拒绝相信这孩子“就叫J.H.”，这样一来他们就没办法贬损这孩子的名字了。1950年莫瑞德斯参加空军之后不得不服从规章补全了自己的名字，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依然坚持使用J.H.。后来等到他申请了密西西比大学之后，律师与记者们才翻找出了他的全名并使其名扬全国，倒逼着莫瑞德斯全盘采用了这个名字。

小金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获得了马丁这个名字。关于老金牧师当初究竟为什么要给自己以及儿子改名的问题，当事人往往沉默不语，仅有的两套解释还相互矛盾。第一种解释收录在劳伦斯.D.雷迪克（Lawrence D. Reddick）于1959年出版的马丁.路德.金传记当中。这本书质量很过硬，金家成员与作者的合作也很深入。*根据雷迪克的说法，老金牧师刚出生时，他的父母就在姓名问题上发生了分歧。老金牧师的母亲达莉拉.金坚持选择了迈克这个名字。她在1924年去世之后老金牧师就开始自称马丁，这也是他父亲当年更偏好的名字。

雷迪克觉得这套说辞有问题：老金牧师在1929年将二儿子命名为小迈克.路德.金，可是按照这套说辞，五年前老金牧师就已经改名马丁了。按照他的记录，金家人这样回答了这个问题：之所以小金的出生证明上面写的名字是迈克，是因为老金与为婴儿接生的医生之间没有顺畅沟通。小金出生几天后老金就发现了这个错误，并且专门赶到医院想把出生证明上的名字改成马丁。但是由于医院管理混乱，直到1934年这个错误才纠正过来。

老金牧师在1980年出版的自传当中则提供了另一种说法。他声称自己在母亲去世以后一直还在沿用迈克这个名字，直到他的父亲在1933年去世之后他才将自己与二儿子的名字从迈克改成了马丁，因为这是他父亲的遗愿。这个版本的好处在于解释了为什么他要在母亲去世后耽误十年才改名，而且还去除了医院管理不善之类的额外情节。但是两个故事之间的冲突致使它们看上去都很可疑。老金牧师与他那位酗酒暴戾的父亲之间曾经一度闹到不死不休的地步，后来两人之间虽说缓和了不少，但也只是维持着表面的客套礼貌而已。就因为他父亲的一句话他就改动了自己用了三十五年、自己的二儿子用了五年的名字，这未免有些说不过去。更何况他心爱的母亲一辈子都管他叫迈克。

这两套说辞看起来都不太可信，至少不算完整，部分原因在于老金选择的这个名字应和了新教信仰的创始人。雷迪克与老金都同意以下事实：正式改名的时间是1934年，也就是老金去欧洲旅游的那一年。（这里还有另一项独立的证据。小金的出生证明仍然是金家的秘密，但国务院记录表明“小马丁.路德.金”这个名字的存档时间是1934年4月12日。这表明小金的名字在他五岁零三个月的时候正式得到了官方记录。）老金牧师凭借着坚定的意志摆脱了文盲状态，打入了摩豪斯，迎娶了外人看来高攀不起的姑娘，最后硬顶着大萧条的浪潮成功经营了以便以谢教会，这次欧洲之旅则是他人生的最高潮。当初刚刚来到亚特兰大的迈克.金就像牲口一样满身汗臭，改名马丁.路德.金则集中体现了他直冲云霄的自豪感。

当然，改名字就意味着自找麻烦。为了将各种法律手续一一捋顺，老金不得不与亚特兰大的白人官僚机构打交道。然后他必须将新名字告知各位朋友、全体教众以及无数生意伙伴。很多事例都表明他本人的态度一开始有些模棱两可，他身边人的态度则不太配合。或两者。比方说他在1934年将自己在亚特兰大电话簿上留下的信息从“King, Michl L., Rev”改成了“King, M. L., Rev.”，到了1936年又改了回来。直到1937年他才电话簿上留下了“King, Martin L., Rev.”这个头衔。他在以便以谢教堂公告栏上的署名以及他在信件和法律文件上的签名依然是M. L. King。对于朋友们来说，他和他的二儿子仍然是“大迈克”和“小迈克”、“金牧师”与“迈克”，或者后来的“金老爹”和“M.L.”。日后小金从来不肯在电话簿上列出自己的正式名字。

如果说老金牧师打算用新名字来彰显自己的自豪感，那么他的朋辈与儿子拒绝过早地普遍使用这个名字也是很恰当的做法。与马丁.路德攀亲反映了老金的典型张扬做派，他的儿子则要收敛得多，仅仅在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事件之后发表过一次公开评论，认为自己这次“兴许赢得了”使用这个名字的资格。老金牧师希望儿子能接受这个新名字，也做了很多铺垫，但最终还是众多陌生人将马丁.路德.金这个名字强加在了他儿子的头上。

在大萧条时期的亚特兰大，大约三分之二的成年黑人男性都找不到工作。小金最早的人生记忆就是领取救济面包的漫长队列在自家附近拐了好几个弯。将近二十年后，身为研究生的他开始以自传体例描述领取救济的长龙为他留下了怎样的印象。按照他的说法，这一幕养成了“我当前的反资本主义感受”。

小金还记得自己怎样一门心思想要模仿他的姐姐克里斯汀。1934年，一位来到以便以谢做客的牧师调门甚高地主张了拯救年轻人灵魂的重要性。小金看着自己的姐姐当场起立，率先表白了自己的信仰。小金后来承认，当时出于一时冲动，“我决定不能让她抢在我前面，所以她刚坐下我就站了起来。”他半开玩笑地记述道，接下来受洗的时候他一直懵懵懂懂，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早在他对宗教具有最肤浅的理解之前就已经知道了受人瞩目的感受以及来自教会期望的强烈压力。他如此渴望跟上克里斯汀，以至于软磨硬泡地逼着父母在同年9月提前一年将他送进了小学读一年级。一开始他在学校里表现挺好，也没出什么问题。可是后来有一天老师让学生们描述自己的上一个生日，小金声情并茂地说了一通，还伸出五个手指来充当蛋糕上的五支蜡烛。这样一来他的学习热情反而揭穿了他年龄尚小的事实，不得不回家等待。第二年终于名正言顺入学的小金设法跳了一级，可是克里斯汀也跳了一级，依然赶在他前面。直到上中学为止小金都会紧紧追赶在姐姐身后不肯放松半步

克里斯汀的性格更偏向母亲，是一个文静的女孩，拥有相当可观的人格力量与头脑。她的学习成绩比两个弟弟都要好得多，这份天赋极大地拔高了她在小金眼里的形象。他希望自己的学习成绩能像姐姐一样好，但是他的语法和拼写总是错误连连。即使长大成人之后他也经常拿自己的糟糕拼写开玩笑，并且不得不寻求克里斯汀或者秘书的指导。至于金家的老幺A.D.则并不像大姐与二哥那样早熟，是一个皮打皮闹的捣蛋鬼，特别喜欢乱扔石头子，只要骑上自行车就肯定会撞上什么东西。小金更喜欢学习而不是打架，唯独有一次A.D.一个劲地骚扰克里斯汀，忍无可忍的小金抄起电话砸在弟弟头上，把他当场打晕了过去。

A.D.有一次从楼梯扶手上飞快地滑下来，正好撞上楼下的姥姥，把威廉姆斯夫人撞倒在了地上。全家人从各个房间里冲到她身边，大呼小叫七嘴八舌，谁都不知道一动不动的老太太是否还活着。这一幕把小金吓得魂不附体，他跑回楼上自己的卧室里，二话不说就跳出了窗外。威廉姆斯夫人刚刚醒转过来，孩子们的哭声就让老金夫妇再次陷入了恐慌。他们冲到院子里，看到二儿子一动不动地趴在地上，直到父母告诉他姥姥没事了，他这才慢慢爬了起来。后来全家人才逐渐意识到，对于姥姥有可能受伤的恐惧驱使小金盲目地走上了自杀的道路。

所有的孙辈都对威廉姆斯夫人抱有特别的感情。从小到大，姐弟三人都将母亲称作“亲妈”，这个称呼虽然充满关爱，但未免有些太正式，还混杂了些许幽默。至于“妈妈”一词则是威廉姆斯夫人的专用称谓。她与小金的关系尤其亲密，她也毫不掩饰自己对小金的偏爱。

河滨教堂建成时，年幼的小金仍然还裹着尿布。他于1929年1月15日出生在威廉姆斯家的父母卧室里。他的父亲给他起名叫做小迈克尔.路德.金，但其他人都叫他“M.L”或“小迈克”。老金夫妇一共生了三个孩子，小迈克尔排行老二，比姐姐克里斯汀小十六个月，比弟弟A.D大十七个月。身为一家之主的威廉姆斯牧师为老三起了名字。一场史无前例的股市崩盘硬生生地插进了M.L与A.D的出生间期，接踵而至的大萧条使得许多教会成员陷入了难以为继的苦境，甚至经常不得不用食物而不是现金来缴纳教会会费。

正所谓祸不单行，1931年3月威廉姆斯牧师因为心脏病突发而猝然离世。即便在葬礼刚刚结束，丧亲之痛还未散去的时候，熟谙教会实务的威廉姆斯一家就清醒意识到以便以谢教会已经走到了存亡攸关的十字路口。教会的基石已经不在了，肆虐的大萧条将教众数量缩减到了二百余人，会费缩水的比例更是高于会众流失的比例。会费不足就意味着教堂按揭无法按时交纳，教会很可能会失去自己的大本营甚至就此化为乌有。唯一的出路就是找一位足以扭转乾坤的新牧师来指引教会——最好是一位比已故的威廉姆斯牧师更强大更受人尊重的牧师，如果这样一个人确实存在的话。

教牧权柄的转移向来是一件麻烦事，眼下的不利局面更是越忙越添乱。教会与威廉姆斯牧师的遗属都陷入了分裂。此时的迈克.金依然仅仅在地处偏远人丁稀少的乡村教会担任过布道人，因此大多数执事都想找一个比他更年长且更有经验的候选人。但是这样的牧师往往都已经有了自己的教会，而且鉴于如今经济形势如此恶劣，他们全都牢牢抓着现有的教会不肯放手。在威廉姆斯家里，艾尔柏塔表达了最强烈的意见。“金，”——她总是用姓氏称呼丈夫——“我不想让你去以便以谢，我永远不会成为那里的第一夫人，但是在旅休城我就是第一夫人。”换句话说她认为自己永远不能在以便以谢教会取代她的母亲。威廉斯夫人则完全支持女婿接管以便以谢教会，原因与女儿正相反。她的丈夫已经不在了，假如教牧权柄落到外人手里，她在教会里面就再也起不到什么作用了。至于迈克.金本人则竭力试图同时满足岳母与妻子的立场。

在以便以谢教会经历了整整七个月的举棋不定之后，威廉姆斯夫人最终将女性在教会里惯常扮演的台下角色抛到了一边，面向全体会众发表了意见。仍然是第一夫人的她宣称迈克.金注定要继承她丈夫的遗志。这番演讲动摇了会众的意见，促使执事团扭转了原本的决定，推荐金作为新一任布道人。好言好语将妻子安慰了半天之后，金接受了任命。

当以便以谢的新任牧师在1932年1月准备履职时，一家当地银行为他准备了一份粗鲁的见面礼，在教堂前门上挂了一把经法院批准的挂锁。金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说服银行将挂锁摘下来，好让他举行礼拜活动，从而筹集足够的款项来偿付按揭。此时他的事工生涯岌岌可危，回家之后妻子与岳母之间的暗战也令他心力交瘁。但是极少有哪位布道人的天性比他更适合应对当前的挑战。迈克.金与弗农.约翰斯完全不是一路人——他崇尚实效，井井有条，满口大白话，坚定忠于身边的人与事物。就像他面前的任务一样，他的才能并不在于反叛常规或者发动对抗原教旨主义的神学战斗。事实上他的才能恰好应和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最流行的宗教书籍的主题。这本书就是广告总监布鲁斯.巴顿撰写的《无人知晓之人——耶稣：最伟大的CEO》，副标题则是耶稣的原话：“岂不知我应以我父的事为念吗？”

金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布道人，全身上下充满了使不完的力气。例如迪文老爹（Father Divine）与格雷斯老爹（Daddy Grace）这样的同时代黑人福音派教士吸引大量信众靠得是他们帮助信众填饱肚皮的能力。金也认为以便以谢教会必须帮助会众实现精神与经济的双重繁荣。他们必须团结起来互相帮助。教会不能仅仅是躲避外界恶意的避难所，还应当是有志于更上一层楼的人们组成的团队。他的布道将基督教原教旨主义与经济互助主义混合了起来。如果一位理发师加入了以便以谢，金就会在布道坛上敦促全体会众多多惠顾理发师的生意。等到这位理发师生意兴隆之后，金又会及时提醒他要回报教会。

金很清楚有些人在背后怎样奚落他，说他在老丈人的屋檐下布道，在丈母娘的屋檐下睡觉。于是他赌上了自己的一切，向会众们传达了一条足以立刻树立自身权威并且解决教会财政危机的信息：只要所有人都跟随他的领导，听从他的号令，每一位会众都能获得巨大的回报。就这样他迅速将教会控制权集中在了自己手中。他的第一招，也是最激进的一招，就是废除了以便以谢教会各个下设单位的独立预算权限——包括主日学校、浸信会训练联盟、会众俱乐部以及其他辅助单位。新任牧师宣布，从今以后所有这些分散的独立单位不仅要自行筹款，还要向教会的中央财务部交钱。这项重大组织调整还带来了另一项变化：金废除了匿名捐款的传统。从今以后的教会晚餐或者俱乐部活动期间将不会再有四处传递的捐款盘，因为他相信匿名捐款也就意味着不捐款的人同样可以匿名。为了最大程度地控制每一位会众的捐款额度，金建立了一套开放记录系统。教会的官方账簿会记录每一位会众的捐款数额，并且每一位会众都可以随时查阅账簿。匿名捐款虽然依旧受到欢迎，但是并不会在账簿中留下记录。

这套生猛的新体系吓坏了许多会众。金的态度很明确，从今以后不会再有“搭顺风车”的会众，不会再有“说大话使小钱”的行为，教会俱乐部再也不能凭着自己的喜好任意筹款花钱，却听任教会在一旁苦苦挣扎。金牧师把丑话全都说在了前面。假如经济形势再好一些，金的赌博肯定没有胜算。但是当他接管以便以谢教会的时候，大萧条正在从暂时性的艰难处境转变成为永久性的梦魇。最初的惊骇过后，教会成员逐渐意识到困难的局势正在影响每一个人而不仅仅是他们自己。实践证明，教会捐款账册是一件促使全体会众打成一片的强大工具，因为如今会众们对于彼此的了解比以往更深入了。布道坛上的金用最直白却又最洪亮的语言赞扬了每一美分与每一美元的捐款。他向会众承诺，等他拆毁了将会众们彼此隔绝的高墙之后，他们将会齐心协力重新建设以便以谢浸信会，在象征层面上将教会建设成为一座四壁高耸的宏大楼宇。

金通过集中预算控制了教会的财政，接下来他又创建了一套全新的俱乐部系统 ——一共十二个，一个月一个。一月份出生的会众自动成为一月俱乐部的成员，以此类推。金将俱乐部视为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每个俱乐部都可以自行选举负责人，自己掏钱组织活动，提名自己的参赛者参加教会内部的评优竞争，例如“最美宝贝奖”与“最佳学校成绩奖”。当一位俱乐部成员向教会捐款时，捐款金额不仅记入他或她个人的名下，还会记入捐款人所在俱乐部的名下。俱乐部也可以以集体名义向教会进行特别捐赠并且承接特别项目。金鼓励俱乐部之间一切有利于以便以谢的竞争。

金最聪明的创新手段之一源自他对于奥本大道上的黑人保险公司的观察结果。当时这些公司被奉为黑人资本主义的全国标杆，金也从中看出了不少门道。大多数黑人都没有多少产业，不需要火灾保险或者汽车保险。因此黑人保险公司针对客户的实际需求发明了很多专门面向黑人市场的险种——例如旨在支付丧葬与就医费用、偶尔也用来缴纳学费的小额保险。这些公司雇佣大批推销员以最实际的方式从穷人那里收取保费：收费额度很低，收费频率很高，通常每位客户每周缴费不超过五分钱。金意识到大萧条艰难时期的教会恰恰正应该努力效仿这种付款模式。他还进一步想到，如果保险公司可以上门收钱而不是等待客户送钱上门，教会自然也可以更勤快一些。因此金竭尽全力将大批保险推销员与保险公司经理拉进了以便以谢教会。

和往常一样，惯于推销的金设想了好几种让保险公司与教会互惠互利的方法：推销员可以在以便以谢会众当中发展新客户，会众也可以在教会内部解决自己的保险需求。此外，身体病弱不能出门的人也可以将自己的会费交给推销员代为缴纳。比方说一位三月出生的推销员每周都会将三月俱乐部的全体成员走访一遍，返程之后将一兜五分硬币分成两半，一半上交给亚特兰大人寿保险，另一半则上交给以便以谢教会。当然，金的眼里不仅只有钱，他还利用这套外延项目将事工服务也送进了会众家里。巡回收费的推销员可以为体弱患病无法出门的会众们阅读主日课程，推销员的妻子或者其他会众也可以跟着推销员上门探望病患并为其阅读课程，后一种做法更实际一些。这项理念后来催生了早期的教会对外活动项目之一。

从一开始迈克.金就将自己对于繁荣与幸福的梦想投射到了全体教会头上。他反复宣称自己是教会必不可少的核心领袖，公开鼓吹自己为教会争取了多少贷款，自己手里控制着多少黑人选票，自己为教堂建设基金注入了多少金额，自己为当地的黑人报纸《世界日报》拉来了多少广告客户，自己资助多少学生走进了摩豪斯或者斯佩尔曼。金的言论看似自吹自擂，可是厌恶这套说辞的人却非常有限。部分原因在于当时的黑人教士大都是这个路数，但更主要的原因在于金的每一句炫耀都有实绩支撑。他之所以得到了会众的爱戴与尊重，关键就在于大鸣大放的作风。外人可能会怀疑这套作风是代偿心理作祟，因为金在家门以内受到岳母与妻子的双重压制，只能在教会里向会众们摆谱。不过以便以谢的会众们显然并不认为这有什么大不了的。迈克.金就是迈克.金——总是忙着与人握手，不断提出各种鼓励与要求，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众人关注的焦点，滔滔不绝地谈论着对于过去的主张与对于未来的承诺。金拥有多重角色与身份，而这一切角色与身份的关键从来都是以便以谢教会。金向会众布道时的口吻就好像全体会众是一个人一样：“今天早上我想告诉你，以便以谢，有志者事竟成。”

金可以毫无愧怍地主张，自己登上以便以谢浸信会教堂的布道坛之后仅仅用了几个月就将教会从破产边缘拉了回来。在他的努力下，会众数量呈几何增长，从二百人猛增到了四千人，创造了大萧条期间的最高纪录。他的赌博赢了个盆满钵满，在执掌以便以谢布道坛的第一年年底他就成了亚特兰大薪金最高的黑人教士。他在以便以谢布道的第二年也是富兰克林.D.罗斯福入主白宫的第一年。当然，与罗斯福在华盛顿推行的百日新政相比，金的这番辛劳只能算是螺蛳壳里做道场，并没有闹出多少震动全国的响声。但是要说起逆转经济灾难，金可是比罗斯福更有成效。志得意满的金决定犒劳自己一下，于是他在执掌以便以谢布道坛两年之后的1934年春天向全体会众请愿，希望当年夏天大家能出资赞助他出国游历一番。他打算去欧洲、非洲以及圣地耶路撒冷走一走看一看。在经济形势依旧艰难的时刻，这样一场旅行足以让最富有的有钱人也羡慕不已。金只是一名黑人佃农的儿子，从事第一份全职工作时间并不长，几年前才刚刚获得了基本读写能力，如今他却踏上了这样一趟梦幻之旅。就算按照美国梦的标准，这样的情节也未免有些夸张。

年轻的小迈克.金五岁那年，他的父亲告别了教会、三个孩子、妻子与岳母，登上了前往法国的远洋邮轮。金首先抵达了巴黎，然后乘火车来到罗马，穿越地中海来到突尼斯，又从突尼斯穿越北非来到开罗。在埃及游览一番之后，他横渡尼罗河并且很快踏上了圣地，在这里寻访了耶路撒冷、伯利恒以及其他多处圣经故址，然后又乘船赶回欧洲，在柏林参加了为期一周的浸信会世界联盟会议。金的光荣之旅在这里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他与全球各国的代表共同参会，会场里洋溢着对于古代历史与当代历史的兴奋之情。金与他的同事们听说了关于性如烈火的德国新一任领导人阿道夫.希特勒的不少传言，继承了浸信会宗教遗产的他们在浸信会发源的土地上参观了众多历史遗迹。几百年前马丁.路德正是在这片土地上背弃了天主教会，再洗礼派日后又背弃了路德。

1934年8月下旬，金牧师满面春风地返回了故乡。他的归来在亚特兰大黑人社群当中引发了轰动，《世界日报》头版头条标题赫然写道：“金牧师从欧洲归来，受到皇室级别欢迎”。这篇新闻不厌其烦地列举了以便以谢接待会上向他致敬的全体发言人的姓名以及接风宴席上的全套菜单。这是金平生当中最辉煌的时刻，也是他的人生的分水岭。为了纪念这次巡游，他将自己的名字从迈克改为马丁，从此自称马丁.路德.金。为了保持一致，他也把二儿子的名字改成了小马丁.路德.金。

迈克.金在第一次与艾尔柏塔.威廉姆斯交谈之前曾经远远地注视过她很久。对他来说，自己与显赫牧师的女儿之间的社会差距甚至还要大于她与约翰.洛克菲勒之间的社会差距。艾尔柏塔.威廉姆斯与约翰.洛克菲勒穿着都很考究，也都操着一口体面的英语，迈克.金眼中的自己却是一个半文盲乡巴佬。虽然他处心积虑地安排了自己每天的行程，从而一连几个星期都在路上巧遇了艾尔柏塔，并且尽量摆出了一副心中有底的神气，但是当艾尔柏塔第一次向他问好时，他却脱口而出：“好啊，我在两个地方布道。”他很清楚这样下去可不成。

迈克.金出生于1899年12月，从小在佐治亚州斯托克布里奇郊外的一处农场里长大。他父亲是个佃农，生了十个孩子，他排行老二。金从小就不得闲，要么给骡子梳毛，要么扶犁耕田。当地教育条件原本就很简陋，而金更是基本没怎么上过学。从早到晚他一直生活在对父亲詹姆斯的恐惧当中，因为此人的性情非常暴戾。有一天晚上，醉醺醺的詹姆斯.金与妻子发生了争执，事由是该不该将一条鱼拿来做菜。没吵几句詹姆斯就动起手来。当时迈克.金只有十四岁，但已经长成了一个肩宽背厚的大小伙子。他不管不顾地将愤怒的父亲拽到一边并且与其扭打在了一起。尽管他父亲怒不可遏，拳脚齐发，但是他却并没吃多大亏。这件事过去之后，他的父亲多次发誓早晚有一天要宰了这个小畜生。于是迈克.金的母亲偷偷卖掉了家里的牲口，买了一辆二手的福特T型汽车，然后就带着儿子驱车逃往了亚特兰大。迈克.金在亚特兰大轮胎厂找了一份工作，对他来说这辆破车简直就是超乎想象的宝物。汽车不仅是身份象征，不仅为他带来了活动自由，还让他有了投身事工的条件。没受过教育的黑人能够从事的活计不多，教会事工则是其中最受追捧的一项工作。有了汽车，他可以从周一到周六在工厂上班，星期天则去城市周边找一家小教堂碰碰运气。此类小教堂地处偏远，因此很有可能雇佣任何一位未经训练的巡回布道人，只要此人口才听上去还不错并且能够主动找上门来就行了。金不到二十岁就找到了两家这样的教会。早在他第一次踏进一座买得起管风琴的教堂大门之前就已经成为了一名职业布道人。凭着自行摸索走上这条路也是黑人群体当中一项历史悠久的传统，无数心怀抱负并且摆脱了奴隶身份的黑人都是迈克.金的前辈。

迈克.金与成千上万名与他境遇相似的布道人是全国浸信会大会的最基层成员。年轻的金很快就开始参加大会的地方会议。有一次出去佐治亚州的琼斯伯勒参加集会，集会原本安排了全国浸信会大会司库A.D.威廉姆斯牧师发言，但是当天威廉姆斯因故未能出席。尽管如此，其他几位演讲者还是给足了他面子。全国大会的贵宾来到地方分会时总会受到隆重接待，威廉姆斯自然不例外。轮番登场的发言人纷纷把他捧到了天上，同时也没有忘记提到他家全体成员都具有非凡的基督徒品质，比方说他的女儿艾尔柏塔还在斯佩尔曼学院上学的时候就已经为以便以谢教会组织了一个全新的唱诗班。这段对于艾尔柏塔的描述迷倒了年轻的金。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当天晚上他就告诉朋友们他早晚要迎娶艾尔柏塔.威廉姆斯，尽管此时他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位姑娘。朋友们自然将他狠狠嘲讽了一通。

不知是巧合还是天意，总之金居然知道艾尔柏塔.威廉姆斯的住址，因为金的大姐还比母亲与弟弟更早一步逃离了斯托克布里奇，此时恰好是威廉姆斯牧师的一名房客。尽管她住在弟弟心中的女神家里，但是这一点对她弟弟来说并不算多大优势。当时是1920年，艾尔柏塔正在斯佩尔曼学院住宿舍。学院女生的对外联系受到严格管控，就算是家世良好的摩豪斯优等生也只能在星期六的指定时间内与斯佩尔曼的女生见面，每月见面时间累积不得超过二十分钟，斯佩尔曼的教师会全程监督交谈内容并精确记录见面时长。除非女生对男生送来的名片做出积极回应，两人之间的恋爱关系才算多少有点影子。在其他日子里，斯佩尔曼学院不允许任何访客上门，也不许校内外传递任何消息。

合该金走桃花运，艾尔柏塔.威廉姆斯不久前不慎摔坏了脚踝，不得不花几个星期回家静养。在这段时间里，金一有机会就来看望姐姐。但即使这样他也不敢踏进威廉姆斯牧师的家门圣地。姐姐告诫他，威廉姆斯家风甚严，只要他稍有莽撞冒进之举，不仅他本人会遭到永久驱逐，就连她也会遭到连累。不得其门而入的迈克.金花费了大量时间在奥本大道上仔细擦拭自己的福特T型汽车，心里暗自期望威廉姆斯小姐兴许会到前廊来透透气。每当她当真走出来的时候，他总会鼓足勇气朝她看过去，同时搜肠刮肚地构思着说得过去的搭讪借口。他第一次冒险与艾尔柏塔说话就不慎亮出了自己的底牌，夸口说自己在两处教堂布道。这次冒险理所当然地以一败涂地的结果仓促收场。他认为自己的口音一听上去就是个庄稼把式，不过他还认为在这短短几秒钟内艾尔柏塔并没有流露出太多反感。在事后点评当中，姐姐第一百次告诫他要接受正规教育，否则他将永远无法进入威廉姆斯一家的世界。金一向认为自己凭借常识、热情与主日学校的教诲就能成为一名不错的布道人，事到临头他才开始意识到姐姐的意见也很有道理。

于是金在当地一所黑人学校接受了学力水平测试，测试结果令他大惊失色：他目前的学力水平根本超不过五年级，可是他已经二十岁了。突然间，一段充满耻辱与艰辛的岁月展现在了他的面前，因为他意识到他必须放弃自己身为牧师的尊严，像个傻瓜一样与小孩子们一起坐在教室里上学，期间他只能通过夜班工作维持生计，并且牺牲睡眠时间来学习。经受这一切的目的只是为了中学毕业，而大学——艾尔柏塔正在学习的地方——则完全位于另一个层次。至于迎娶艾尔柏塔更是八字没一撇的事情。

就算是如此惨淡的前景也丝毫未能动摇迈克.金的决心。知耻而后勇的他决心迎难而上。学校为他在教室里摆放了一张成年人尺寸的大号课桌，他开始坐在这张桌子后面学习正确的单词发音。几个月后，刚刚入门的金像往常一样在奥本大街上来回巡视，碰巧遇到了从斯佩尔曼学院回家探亲的艾尔柏塔。有了正规教育垫底，金再一次大胆地接近了她。但是刚一开口他就紧张得前言不搭后语，只知道说什么她可能不记得他是谁了。 “哦，我可不能忘记与哪位布道人见过面，”她微笑着回答道。 “我父亲肯定不允许。”

在金的记忆里，这是她对自己说的第一句囫囵话。教会政治的全新世界从此在他面前打开了大门。对于威廉姆斯牧师来说，像迈克.金这样肚里缺乏墨水的布道人正是自己在全国浸信会事务当中的基本盘，就好像居住在以便以谢教会附近的居民是他在亚特兰大的基本盘一样。他们都应该得到承认、尊重与培养。这项任务不仅要由威廉姆斯本人来完成，而且他的整个家庭都要参与进来。这样做不仅是为了追求社会正义，也是为了增强家庭凝聚力；不仅是上帝的事，也是他们的事。他的女儿自然也很清楚自己的任务。

趁热打铁的金当场就问她是否愿做自己的女朋友。她的反应——十分吃惊，以至于身姿都稍微有些不稳，但神情却不算反感——使得金察觉到了一项事实：以前居然从没有人这样问过她，居然从没有哪个摩豪斯男生给她送过名片。金站在奥本大道上一再追问，最后她表示这种事首先要得到她父亲的许可。不久后他们就开始了一场旧式恋爱——接下来六年里两人会一起喝茶，一起去教会做礼拜，周日下午一起乘车出门兜风，车后座上总是坐着一位陪同艾尔柏塔的年长女性。

在兜风途中，两位年轻人总会满心钦佩地看着工人在路边修建威廉姆斯牧师的全新以便以谢浸信会教堂。这座教堂将在1922年竣工。金告诉阿尔伯塔早晚有一天他也要拥有一座如此气派的教堂。他的头脑里充满了计划。当他们路过亚特兰大人寿保险公司和其他新开业的公司时——正是这些企业使得奥本大道成为了黑人商务的橱窗——他又宣布自己早晚也要涉足商界。他希望自己能成为某家银行的合伙人，例如新成立的公民信托公司就不错。几乎每一位亚特兰大市民都在关注着这家公司的资产累积情况，就连理发师都会信誓旦旦地告诉你公司当前的资产数字，就好像这些信息已经尽人皆知一样。当然，在金看来最重要的还是要买一座大大的砖砌住宅，就像管理莫里斯.布朗学院的卫理会主教们在“主教聚集区”兴建的房舍一样。他说这话的时候充满了权威与信心，简直就像耶和华宣布“要有光”一样：要有一座砖房子。这份自信源自他的天性，此外也无疑受到了威廉姆斯一家的熏陶与培养。根据威廉姆斯牧师的教诲，布道人的成功靠的是三大因素：首先是贴近常识，其次是反复宣讲几条精心挑选的谚语，最后是将成功的个人形象投射出去。威廉姆斯牧师应对教会政治的精妙手段令金眼界大开，此外他的道德规诫也令金心有戚戚：一门心思只知道从会众身上捞钱的布道人必然不可能长久兴旺下去，尽管很多人都尝试过此类做法。最后，金理解了为什么布道人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修饰打磨自己的形象，撑起一套文质彬彬的架子，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吸引别人跟随他。威廉姆斯牧师的另一个头衔是威廉姆斯博士，因为他拥有两个摩豪斯学院的学位，但是金后来发现威廉姆斯总共只在摩豪斯上过一年学。即使是如此显赫的人物依然没有彻底甩开自己的低微过往，这一事实让出身同样低微的金又平添了几分底气。

以便以谢教会内部很有些人在私下里觉得金之所以追求威廉姆斯牧师的独生女，不仅因为他想要抱得美人归，还因为他觊觎她父亲的布道坛。威廉姆斯对于这种说法自然有所耳闻。他一开始并不批准两人的婚事，并且将艾尔柏塔送到了弗吉尼亚接受进一步深造。可是金却毫无怨怼地等了一年，直到她学成归来为止。平心而论，金倒是并不介意被未来的老泰山多考察几年，因为他正好利用这段时间抓紧补课。1926年他通过了高中同等学力测试，但是依然没有得到威廉姆斯的认可。这下他终于知道自己缺少什么了。于是他来到摩豪斯大学招生办公室并且当场接受了一连串测试。测试结果只能用惨不忍睹来形容。招生人员告诉金，他“根本不是上大学的材料”。他现在确实接受了一点教育，但仍然未经雕琢，缺乏修饰。不过金向来以气势见长，于是他大踏步闯出招生办公室，目不斜视地掠过一名惊慌的秘书，直接闯进了摩豪斯大学校长约翰.霍普博士（John Hope）的办公室。霍普是W.E.B.杜博斯最好的朋友与资助人，也是一位声望甚高的教育家，多年以来黑人父母一直在用他的姓氏命名自己的孩子。*面对着办公室里的不速之客，他几乎一句话也没说，只是默默地倾听着金在他面前滔滔不绝地宣扬自己。金声称自己总能做到别人认为他做不到的事情，短短五年前他还几乎不认字，但现在他已经有这本事了。无论测试结果怎么说，他都想来到摩豪斯学习。只要给他这么一个机会，他肯定会再次证明自己遭到了低估。终于一口气说完的金眼巴巴地等待着霍普博士的回答，但对方依然一言不发。干等了半天之后，他终于绝望地走出了办公室。这次肯定真是完蛋了。可是正当他即将走出校园大门的时候，一名秘书追了上来，并且将他领回了霍普的办公室。依旧闭口不言的霍普亲手交给他一个信封，然后告诉他带着信封再去找一趟招生负责人。几分钟后，招生负责人当着金的面拆开了信封，信上写道允许持有此信的人旁听摩豪斯课程。看完信上内容的负责人丝毫没打算掩饰自己的厌恶之情。

不久之后的1926年感恩节，迈克.金与艾尔柏塔.威廉姆斯在以便以谢浸信会教堂喜结连理。威廉姆斯牧师找来三位亚特兰大最优秀的同行为这对新人举行了仪式。蜜月旅行结束之后，新婚夫妇搬进了威廉姆斯牧师的奥本大街住宅的楼上卧室里。威廉姆斯老两口已经接受了独生女嫁为人妇的事实，但还舍不得让她离开家——至少不能让她跟着此时依然还在半工半读的迈克.金一起在条件恶劣的陋室里凑合。后来的岁月表明，将艾尔柏塔留在童年住所里的因素显然不仅只有金钱，因为即便在她的丈夫成为了亚特兰大薪金最高的黑人教士之后她依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搬家。从各方面来说迈克.金都是个强人，但他却仍然顺从另一个家庭的主导，尤其是家庭当中女性的主导。就像约翰.洛克菲勒一样，金也一直与妻子的娘家人住在一起，直到岳父岳母先后去世为止。

此时的约翰.洛克菲勒已经高寿八十有八，年老体衰难以视事了。家族事务的管理权转移到了他的儿子小约翰.洛克菲勒手上。1927年5月19日，小洛克菲勒率众来到斯佩尔曼学院出席姐妹礼拜堂的献堂礼。这一事件甚至登上了白人报纸的头版。小洛克菲勒十分少有地发表了演讲，颂扬了斯佩尔曼姐妹的贡献——也就是将自己的母亲与姨妈夸了一通——正是她们的财产支付了教堂的建设费用，教堂的名字也源于她们二人。尽管仪式现场气氛热烈而又欢腾，可是却无法摆脱种族政治的潜流。斯佩尔曼校方在仪式当中竭力营造了以下理念：黑人教育是纯良的公益事业，并不会对现有的社会或政治秩序构成威胁。观察家们注意到，出席仪式的白人贵宾当中包括罗伯特.李将军本人的首席牧师的儿子，至于黑人发言人则只有两位，其中一位曾在六个月前与两名同事共同主持了迈克与艾尔柏塔.金夫妇的婚礼。

老洛克菲勒对于浸信会事业的投入并未就此打住，日后他还要在纽约捐资兴建规模更大的河滨教堂。小洛克菲勒的兴趣则更偏向形而上的神学争端，这些争端将会深切影响金家的下一代人。他越发忧心忡忡地关注着哈利.艾默生.福斯迪克（Harry Emerson Fosdick）的激烈论战，这场与田纳西进化论审判相齐名的论战将会塑造未来几十年的神学世界。福斯迪克是一位地位极高的布道人，以至于尽管他本人是一名浸信会信徒，但是声望崇高的纽约第一长老会教堂依然邀请他登坛布道。福斯迪克的事工生涯原本一切顺利，可是在1922年他进行了一场名为“是否应当放任原教旨主义者获胜”的布道，为阿尔贝特.施韦泽这样的自由派神学家改良基督教的努力进行了声辩。他很认同施韦泽试图调和宗教信仰与科学以及现代史学研究的做法，并且主张基督教信仰未必非得要求人们严格信奉耶稣童贞降生之类的教条不可。他指出童贞产子的理念并非基督教甚至宗教所独有，许多古代伟人都拥有这样的出身传说——例如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奥古斯都.凯撒、佛陀、老子、玛哈维拉以及琐罗亚斯德。他也反对其他教义元素，例如将耶稣之死视为“满足上帝正义的牺牲”的理念。这一牺牲在神学层面之所以必不可少，是因为耶稣必须为信徒的罪孽提供“替代性的赎罪”。

福斯迪克的这篇布道词可谓一石掀起千层浪，一场长老会会议掀起了全国范围的批斗运动，打算让他接受异端审判，至少也要将他从第一长老会教堂驱逐出去。（未来的美国国务卿，此时还是个年轻人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代表福斯迪克进行了法律辩护，认为长老会理事会不能用异端罪名审判浸信会信徒。）纽约某牧师将福斯迪克称作“神学世界的江洋大盗杰西.詹姆斯”。到1924年10月，《纽约时报》几乎每天都要跟踪报道这场论战的最新进展，新闻标题包括“第五大道严重拥堵，只为听取福斯迪克博士发言——人群导致交通停滞”。最后反对福斯迪克的运动终于迫使他在1925年3月离开了纽约第一长老会教堂，于是小洛克菲勒趁机询问这位遭到流放的教士是否有兴趣来到公园大道浸礼会工作，小洛克菲勒本人在这里开设了一个男子圣经课堂并且亲自授课。福斯迪克在属灵与智识层面的骄傲至少也像洛克菲勒家族的银行账户一样深不见底，这份骄傲正是他平时说话办事的底气。因此收到邀请之后他丝毫没有感到受宠若惊，而是直截了当地回绝了小洛克菲勒的好意，因为严格的浸信会规程要求全体会众都必须接受全身浸入式洗礼，而他无法认可这种做法。那么抛弃这套做法怎么样呢？小洛克菲勒追问道。还是不行，福斯迪克说，因为他不想被人视为纽约最高端地区的又一家精英教会的牧师。那好，小洛克菲勒继续追问道，如果将教堂搬迁到其他地段又怎么样？略微有些发窘的福斯迪克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他不相信小洛克菲勒当真能做得这么绝，因为公园大道教堂刚刚竣工三年，即便对洛克菲勒家族来说修建这样一座教堂依然代价不菲。不管怎么说，反正他不希望被人称为美国最有钱的富豪的牧师。 “我喜欢你的坦诚，”小洛克菲勒寻思了一阵之后说道。“但是你认为因为我的财富而骂你的人就一定会比因为你的神学观点而骂我的人更多吗？”

话说到这份上福斯迪克实在不好再推辞了，于是公园大道教会的会众不久后就迎来了一位新牧师。按照福斯迪克开出的条件，他们放弃了公园大道的崭新教堂，转而在更接近纽约贫民区的地段另外修建了一座教堂，并且舍弃了教会名称当中的浸信会标签。老洛克菲勒在河滨大道北段购买了一片地皮，这里靠近哈莱姆区，但中间还隔着哥伦比亚大学校园作为缓冲。他推平了这块地皮上原本的住宅楼，并且捐资大约四百万美元兴建了这座十三世纪哥特风格的河滨教堂。 1930年10月5日，福斯迪克在新教堂里首次登坛布道。尽管教堂内部十分宽广，可还是被六千多名信众挤了个水泄不通。两代人之后，小马丁.路德.金博士也将在同一个布道坛上发表好几篇平生最重要的布道词。

英国诞生还没看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