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Taylor Branch：劈波蹈海——MLK三部曲之一 -- 万年看客

在蒙哥马利发动大规模逮捕行动的那一周，金与协进会的罗伊.威尔金斯展开了一场关于钱款问题的漫长争执。金在给威尔金斯的一封信中抗议称协进会似乎正在“打着我们这场运动的旗号”为自己揽财。此前威尔金斯曾经下达指示，抵制运动募捐者筹集到的一切款项都要由他经手处理。对此威尔金斯辩解道，协进会原本就打算替蒙改联承担一大部分法律费用，因此现在统管财权也是理所当然之举。但他没有具体说明协进会究竟打算负担哪些费用。接下来他还对金发出了警告：“我想我不需要向你强调，资金筹集与分配方面哪怕出现一丁点分歧的迹象都将是致命的。”在协进会官员们看来，他们已经在法律战线上奋斗了二十年，一直在竭力推进诸如学校之类公共机构的种族融合，眼下战斗已经进入了高潮阶段。因此他们自然不太愿意认同与支持群众抵制运动这种闻所未闻的斗争方法。协进会与蒙改联之间关于法律援助力度的谈判也没什么进展。在金受审期间，身边的八名律师当中只有一名来自瑟古德.马歇尔的团队。而且庭审期间协进会还发表了一份令人忍俊不禁的声明，表示要等到抵制运动尘埃落定之后才会决定消极抵抗方法是否有效。

等到这次审判将金打造成了国家级别的象征人物之后，威尔金斯掏起钱来也愈加爽快了。 金被定罪之后过了三个星期，他通知金，为金本人以及其他任何一名大规模起诉被告出庭辩护的协进会律师的出庭费用都将会由协进会全额负担。眼下蒙改联正在联邦法院进行公交车种族隔离诉讼，罗莎.帕克斯的官司也还在进行，而协进会同样很乐意承担这两方面的协进会律师出庭费用。另外金的案件找上了阿拉巴马州的一家当地律所，这家律所收取了9000美元，而威尔金斯则表示愿意承担一半费用。这一幕的内涵相当耐人寻味。羽翼未丰的蒙改联此时声誉日隆，以至于他们手头的现金其实要比协进会更多，而威尔金斯恰恰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摆出了慷慨援助的姿态。当时的金其实并不差钱，可他依旧慨然接受了威尔金斯的好意。根据金的盘算，蒙改联的诉讼很可能会被呈交给美国最高法院，而协进会律师在最高法院打赢民权案件官司的记录可谓无人能比，因此很有必要与协进会保持良好关系。“我们很清楚自己多么依赖协进会，”金在写给威尔金斯的和解信中如是说道。他还在信中提到他的教会刚刚向协进会支付了一千美元，从而注册成为了终身会员团体。这封信寄出之后没过一周，威尔金斯就邀请金来到旧金山为协进会的年会致辞。

1956年6月1日，距离协进会年会还有几个星期，阿拉巴马州总检察长约翰.帕特森（John Patterson）收到了一份非比寻常的法院命令：最大限度地禁止协进会在阿拉巴马全州范围内的活动，包括集资、征收会费以及纳新等等。帕特森之所以请求法院下达这样一份命令，是因为他坚信协进会正在“组织、支持与资助蒙哥马利黑人居民的非法抵制行动”。法院命令将由来已久的留言坐实成了不容辩驳的主张，协进会从此在阿拉巴马遭到了取缔。该命令还附加要求协进会交出阿拉巴马州会员与捐款人名单。协进会拒绝就范，于是法官又以蔑视法庭的名义向协进会判处了十万美元罚金。为了废除这些处罚，协进会在接下来八年时间里跑了好几趟最高法院才最终解套，在此期间协进会的阿拉巴马州分会始终处于被迫解散状态。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这项令人震惊的事态发展把金和威尔金斯捆绑在一起成了共同被告。不过威尔金斯不太可能忘记，恰恰正是金领导的抵制运动致使协进会在废除学校种族隔离案件的关键时刻不得不在阿拉巴马州偃旗息鼓。其他南方各州也纷纷试图仿效阿拉巴马州的榜样，致使协进会陷入了越来越严峻的不利局面。

帕特森的命令产生了一项隐蔽的效果，那就是促使阿拉巴马州的好几位前协进会领导人与金结成了紧密的同盟。这些人当中最不寻常也是最重要的一位就是家住伯明翰的弗雷德.夏特沃斯（Fred Shuttlesworth）。这个快活且不修边幅的人从小生长在阿拉巴马州的边远林区。1941年，为了背负养家糊口的责任，夏特沃斯成为了一名游走于阿拉巴马州各地的卡车司机与水泥工人。在此期间他意识到，自己从母亲那里继承来的宝贵天赋——极为出色的记忆力——使得他非常适合成为一名乡村布道人。接受了上帝的“召唤”后，夏特沃斯不仅投身于大学和神学院的学习，还购买了一头奶牛用来维持他与年轻妻子的生活，用二战的废料盖了一栋房子，每个星期天至少布道五次。夏特沃斯在塞尔玛赢得了自己的第一个全职布道坛玛。他曾因为牧师的特权而与执事们争吵不断。按照他的说法，最后上帝赐予他一个异象，要求他不能被执事们压倒，而是要压倒他们。

就在帕特森接到法院命令后没几天，夏特沃斯就接收到了的另一条来自上帝的启示：“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按照他对于这条启示的理解，派系横生的协进会尽管步入了绝境，但坏事却很有可能变成好事。他应该像蒙哥马利的金那样自行成立一个新组织来代替协进会。他曾经几次来到蒙哥马利为蒙改联捐款，并且借机认识了金。不受协进会官僚体系制约的蒙改联令他赞叹不已，自己也很想效仿。于是他公开号召成立新的组织。这一手引来了白人报纸的密切关注，都认为他这是在明目张胆地规避法院禁止煽动黑人闹事的命令，而且还史无前例地挑战了凶狠好斗的伯明翰警务专员尤金.“公牛”.康纳（Eugene "Bull” Connor）。有一位忧心忡忡的黑人牧师竟然告诉夏特沃斯，自己也接收到了异象，上帝要他转告夏特沃斯取消这次集会。夏特沃斯毫不客气地将此人呛了回去：“上帝向我下达旨意什么时候用得着你来掺和了？上帝明明告诉我大会要照常进行。”6月5日晚上，大量普通民众在紧张气氛与大力宣传的推动下挤满了他的教堂，当晚夏特沃斯宣布成立自己的组织——阿拉巴马州基督教人权运动组织（Alabama Christian Movement for Human Rights）。这项行动首次把他推上了前台，所有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极其勇敢或者说极其疯狂的牧师，甚至不惜公然反抗“公牛”康纳。

回头再说蒙哥马利。此时金与其他蒙改联领导人正在庆祝一项结结实实的胜利。6月4日，三名联邦法官组成的小组讨论了弗莱德.格雷在2月提起的诉讼（诉讼提起于金家住宅被炸两天后）。三人小组经过投票以二比一的结果做出了对蒙改联有利的裁定，判定蒙哥马利的公共汽车种族隔离法令违宪并予以撤销。蒙哥马利市政府与阿拉巴马州政府的律师们随即决定上诉，案件就此提交到了美国最高法院。种族隔离法律在终审之前仍然有效，换句话说抵制者们要将几个月来的步行与拼车行动继续进行下去。尽管如此，蒙哥马利的弥撒大会上依然发出了无数欢呼声。他们第一次在白人的法庭上站在了胜利者那边，现在他们将在最高法院继续斗争，力求后者维持三位南方白人法官的裁决。最终打赢官司的概率已经对他们非常有利了。

乐观情绪一传十十传百地迅速蔓延开来。抵制运动当中的每一项困难与每一位坚持步行的老人去世之后举行的葬礼都在不断地鼓舞激励着人们坚持走下去，哪怕再走半年也无所谓。大家都知道此前半年有多么艰难，但现在境况正在大幅好转。现在的蒙改联已经很有钱了，购买了十几辆全新的旅行车，组织了自己的车队，从而大大降低了志愿者私家车的损耗。在联邦法庭上获得胜利的时候，蒙改联的存款总额已经超过十二万美元，这些钱分散存放在好几家银行里，银行的位置从纽约州一直分布到俄克拉何马州——蒙改联在阿拉巴马州的银行里没存多少钱，为的是保证资金安全，免得帕特森总检察长有心依法查抄。眼看着蒙改联形势不错，金决定出门散散心。于是他带上柯瑞塔与阿博纳西驾车出城，直奔着加州海岸一路绝尘而去，目的地就是旧金山的协进会年会会场。

金一行人前脚刚走，蒙改联后脚就闹出了乱子。有一位名叫乌利亚.菲尔兹（Uriah J. Fields）的牧师在蒙改联担任秘书。此人在蒙哥马利举行新闻发布会，痛斥蒙改联领导层腐败透顶。他声称数千美元的资金遭到了挪用，而且蒙改联领导层已经变得“过于自以为是，一心只想着维持自己的地位与利益……如今的抵制运动已经变成了一场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丑剧，我再也无法将自己当成运动的一份子了。”菲尔兹的公开辞职造成了大规模逮捕以来最轰动的新闻。菲尔兹是一位与金年龄相仿的领袖，为人直言不讳、标新立异且特立独行。当年他还在阿拉巴马州立大学上学时就蓄了一把山羊胡并且一直没有剃掉。这样一来与其他更具形象意识的领导人相比他总显得格格不入。在学生时代的一次竞选当中，他以反叛者的身份击败了一名广受拥护的兄弟会候选人，后者现在是金在德克斯特教会的门生。菲尔兹认为自己身为民权活动家的资历远比金更老，因此当选蒙改联主席的人也理应是他而不是金。对于逐渐爬升成为蒙改联二把手的阿博纳西他更是公开表示不服。眼看着金应邀走遍全国到处演讲，而自己却只能在匹兹堡乡下冒个头，菲尔兹心里着实憋着一把火。

菲尔兹看准了金与阿博纳西同时离开蒙哥马利之后才骤然发难。他希望自己这一招能够调动其他同样心怀不满的领导人集体要求改组蒙改联执行层的权力结构。但是他严重低估了广大抵制者与金之间的强劲纽带。不仅一般黑人民众纷纷痛斥他是叛徒，而且就连他自己的教会都全票罢免了他的牧师职位。得知后院起火的金中止了加州度假的安排急匆匆赶回蒙哥马利，却发现菲尔兹早已沦为了千夫所指的活靶子，以至于自己的首要任务与其说是追究责任，倒不如说是展现气度。在接下来的一场弥撒大会上金发表了长篇讲话。他全盘否认了菲尔兹的各项指控，但同时又呼吁蒙改联全体成员原谅菲尔兹这个“浪子”。捍卫领导权对于金来说相当容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简直太容易了，因为他并不用应对菲尔兹指控当中确有其事的部分。确实有上千美元从蒙改联财务部挪用了出去，因为有些拼车司机与各式各样的骗子经常信口开河地虚报油耗与备胎消耗数量。假如他们所言属实，那么他们消耗的汽油足以灌满大海，他们磨坏的备胎简直要用卡车来装载。经过改组的蒙改联交通委员会正在试图堵住报销制度的漏洞。此外，绝不是只有菲尔兹自己才认为蒙改联领导层专横霸道目中无人。以E.D.尼克松为代表的很多人对于蒙改联的做派都颇有微词。这些人认为现任领导层嫌弃他们做派不够文雅或者文化程度不高，因此冷落了他们。还有少数人认为自己之所以遭到冷落是因为自己不是布道人。但是无论如何，从今往后此类批评将永远只能在私下进行。菲尔兹的叛乱以及针对他的迅速镇压表明，针对蒙改联的公开批评不仅会让白人们抓住把柄，还会被视为针对金的人身攻击，而这两者都是不可容忍的。

摆平了家里的麻烦之后，金飞回旧金山为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第四十七届年发表致辞。会场上数百名代表纷纷挤上来想要与他握手，其中就包括密西西比州协进会干事梅格.埃弗斯（Medgar Evers）。埃弗斯邀请金前往密西西比，他认为“只要你到场就比……其他任何人都更能”提振密西西比州的希望。此前参会代表们在协进会内部惯于扮演配角，他们的任务仅限于支持那些在法庭上与种族隔离做斗争的律师。在一个有近五万名黑人的城市里发起群众运动的可能性令代表们大为着迷。于是他们在会场里起草了多项决议，支持抵制公交车的非暴力方法。而威尔金斯与瑟古德.马歇尔则反对代表们的立场，并且与他们展开了长期拉锯战。这一来金的处境就很尴尬了，就好像他故意跑到别人地盘上挑拨是非一样。在会场里他尽量压抑着自己的存在感，绝不乱说乱动。但是记者们并不肯这么轻易就放过他，他们逼问他是否认为非暴力方法有助于实现学校内部的种族融合。他回答道自己在这方面没什么想法，但是尝试一下也未尝不可。这句话惹恼了瑟古德.马歇尔，他宣称废除学校种族隔离是成年人的工作，不应该委托给一群孩子。有些记者随即抓住这句话大做文章，声称瑟古德认为金无非只是个“给成年人跑腿的小孩子”。另一方面，威尔金斯则采用更为圆滑的手段抑制住了会议失控的风险。经他一番运作之后，本次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文中仅仅呼吁协进会执行层“认真考虑”蒙哥马利模式的更广泛运用。

一直有人批评金忙于抵制运动却疏忽了自己的教会，对此金颇为在意。到了7月份，金开办了时事通讯《德克斯特回声》，以此保持自己与会众之间的联系。他还开设了亲笔撰写的专栏，名为“来自牧师的办公桌”，其中谈论得最多的就是教会的财政问题。德克斯特教会的捐款工作在夏天确实有所放缓，为了弥补不足，金举办了第二届年度最漂亮宝贝比赛并借此筹措到了两千多美元。最终优胜的宝宝是金的女儿尤姬，她代表8月俱乐部参加比赛，而8月俱乐部总共捐款645.6美元。此时的尤姬已经八个月大了。

接下来金前往中西部地区进行巡回演讲。他不在的时候，《德克斯特回声》发表了一篇公告，宣称布鲁塞尔世界博览会陈列了金的照片。正当金前往加拿大为黑人殡葬从业者会议致辞时，E.D.尼克松打电话通知他说A.菲利普.伦道夫为他搞到了一份参加民主党芝加哥全国党代会的请柬，他将会在民主党政纲草拟委员会面前进行陈述。此时的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论资排辈与礼数周到对于领导人之间的交往意味着什么，于是他告诉尼克松，除非得到罗伊.威尔金斯的首肯，否则他不想赴会陈词。尼克松又将电话打给了威尔金斯，对方答复说：“我同意，尼克松兄弟。这次他应该去，哪怕这样做会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人们对我的关注。”得到许可之后，尼克松随即放心地为金做出了安排。金告诉民主党参会代表们，民权问题是当下这个时代的“最高道德问题之一”。也许是因为一心专注于安抚威尔金斯这样的国家级民权运动领导人，金忘记了充分肯定尼克松为自己参会所付出的努力——至少尼克松本人这样认为。此后尼克松只在谈公事的时候才会和金说话。两人之间的冷淡关系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闲聊话题。这也是金注定要承受的负担——每当他在新领域获得成功之后都难免惹恼一些人，这些人的打击可能来自任何方面，以至于他的成功也显得黯淡了许多。

到了8月25日，两三根捆在一起的炸药束在罗伯特.格雷茨牧师家的前院爆炸，震碎了临近好几家住户的窗户。当时格雷茨恰好出城办事去了，回家之后他才发现警方以调查爆炸事件为借口从他家中没收了一大批文稿与信件，而且警员们审问格雷茨的口吻就好像他才是罪犯一样。格雷茨两岁的儿子见状大叫道：“走开，你们这些坏警察！”向来惯于自省自责的格雷茨后来承认，儿子的斗争精神令他心里陡然涌起了一阵自豪感。第二天的《广告报》报道，盖尔市长怀疑格雷茨家的炸弹是格雷茨本人安置并引爆的，目的无非是刺激其他各州为蒙改联捐款。“也许这件事只是一场宣传噱头，从而增强人们对于黑人运动的兴趣。”这次爆炸事件过去两天后，金向白宫寄出了他的第一封抗议信。他在信中告诉艾森豪威尔总统，蒙哥马利黑人的生活“丝毫得不到法律保护”。内阁秘书马克斯韦尔.拉布敷衍地代表总统回答道，“蒙哥马利的局势始终受到关注”。

金第二次在蒙哥马利被捕的那一周，内阁秘书马克斯韦尔.拉布（Maxwell Rabb）叫来了美国第一位任职于白宫的黑人雇员E.弗雷德里克.莫罗（E. Frederic Morrow），将此人结结实实地数落了一顿。此前莫罗屡次向拉布提交备忘录，敦促总统公开赞成废除种族隔离，闹得拉布厌烦不已。最让拉布感到气愤的是，艾森豪威尔在促进民权方面明明已经做了那么多工作——比如首都的公共场所几乎全都废除了种族隔离，白宫对于布朗案的官方态度也倾向于协进会一方——但黑人选民似乎还是更喜欢詹姆斯.伊斯特兰与哈利.伯德（Harry F. Byrd）的民主党。拉布指责黑人选民们不领情，并且表示自己现在很反感民权问题，不打算再为这种事冒险了。

莫罗像往常一样咽下反对意见退了回去。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牧师，之前他曾是CBS电视台的公共关系专家。来到白宫后他提出要在白宫内部找一个秘书，结果只来了个哭哭啼啼的马萨诸塞州妇女，声称天主教信仰迫使自己不得不来。自从莫罗来了以后，女性员工们都严格执行规定，只有在两人结伴的情况下才会进入他的办公室，以免招来不正当性行为的怀疑。如履薄冰的莫罗已经在白宫上班将近九个月了，但还没有正式宣誓就职。这又是一个令人不安的话题。莫罗和其他所有人都知道，他的存在本身已经为政府赢得了黑人媒体的赞誉，假如非要举行传统宣誓就职仪式，只会在白人选民中产生负面效果。（莫罗在接下来的三年时间里始终没有正式宣誓就职。最后政府为他举办了一场不公开的仪式——总统并未在场——算是追认了他此前的工作。）

被拉布数落过后几天，莫罗又被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幕僚长与铁杆亲信谢尔曼.亚当斯叫进了办公室。当初正是亚当斯将莫罗招进了白宫。亚当斯又开始担心种族问题了。前一年的麻烦发生在密西西比——轰动一时的爱默特.提尔（Emmett Till）私刑案件与大量性质稍轻的暴行产生了极大的政治压力，并且促使他雇用了莫罗。今年的麻烦则发生在阿拉巴马。一位联邦法官驳回了阿拉巴马大学暂停奥瑟琳.露西学籍的决定，然后校董会第二天就永久开除了露西。这起案件从头到尾都疯狂至极；露西还没有入学就遭到了停学处理，一天课都没上过就被剥夺了学籍。亚当斯担心眼前的局面预示着未来的暴乱。阿拉巴马州的白人纷纷吹嘘校园骚乱已经“产生了作用”，因为大学里恢复了隔离制度。至于黑人呢？最新的联邦调查局情报报告则表明美共的影响在黑人群体当中可谓无孔不入，而且亚当斯认为黑人领袖缺乏足够的手腕来控制美共安插在黑人团体内部的煽动者。莫罗没有争辩。他之所以敬重亚当斯是因为亚当斯的和善性格，而不是因为亚当斯对于公民权利问题的看法有多么进步。事实上莫罗很清楚，艾森豪威尔身边围绕着一群敦促他在民权问题方面尽可能戒急用忍的人物，其中最强势的一位就是亚当斯。

从实操层面来说，在艾森豪威尔政府内部，民权问题纷争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谢尔曼.亚当斯与司法部长小赫伯特.布劳内尔对于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不断吹风。两人都想把总统拉到自己这一边。总统要求联邦调查局局长J.埃德加.胡佛在1956年3月9日的内阁会议上提交一份有关种族问题的保密简报。此前布劳内尔计划要求众议院通过一份全新的民权法案，这次内阁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讨论是否应当批准这项计划，是否应当对计划进行修改，还是说干脆取消这项计划算了。事实上，自从南方战后重建以来，国会还从未批准过此类立法。

胡佛和助手们带来了一堆画架与展示图表。他的简报窥探进入了黑人抗议活动的内在世界，尽管他的措辞很粗糙，他的语句充斥着猎奇揭秘的口吻，他的分析也流于表面且错误连篇。比方说他对于蒙哥马利的近况不仅描述得极为粗略，而且说错了好几个日期，搞错了当地法律条文的内容，还歪曲了抵制运动的性质。然而内阁成员对于这些错误一无所知，而且此时此刻事实的重要性只能往后排。就政治角度而言，胡佛手法高超地切入了艾森豪威尔政府班子内部的断层线。他丝毫没有流露出对于民权运动的同情，并且浓墨重彩地描绘了种族融合人士所体现出来的颠覆性因素。他举了一个显然将要发展成为颠覆性事件的例子：芝加哥市市长理查德.戴利（Richard Daley）不久前几近露骨地公然批评了艾森豪威尔总统没有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来应对爱默特.提尔私刑案件。“我必须表明戴利市长不是共产党，”胡佛严肃地补充道，“但他却要承受共产党人策划出来的压力。”这些评论暗示了切实的政治危险。不过胡佛并没有进一步公然声称共和党的民权立法将会反映共产党的影响力，而是以联邦调查局的名义指控了若干起由激进种族隔离主义者制造的反黑人暴行，尤其着重强调了密西西比州的情况。他含糊其词地将白人公民理事会描述为一类不可忽视的新型组织，此类组织“既有能力控制不断激化的紧张局势，也能成为导致紧张局势显现出来的媒介”。总体来说，胡佛的表现为布劳内尔的计划留下了足够的政治空间，只不过反私刑立法一概不在考虑之列。胡佛带来的一份联邦调查局图表显示，自从1939年联邦调查局开始针对私刑开展非正式调查以来，私刑案件的数量已经从每年二十起下降到了每年不足三起。显然胡佛不想在这方面承担正式的法律责任。

布劳内尔立即在内阁发表讲话为自己的计划声辩。他打算提出一份法案，内容是创建一个独立的民权委员会，旨在收集涉嫌侵犯黑人投票权以及针对黑人进行经济报复的事实。此外该法案还将在司法部创建一个民权部门，从而加强司法部长要求联邦法院采取强制手段保护投票权时的法律立场。布劳内尔结束演讲后，农业部部长埃兹拉.塔夫脱.本森（Ezra Taft Benson）和卫生教育福利部部长马里昂.福尔瑟姆（Marion Folsom）就先后发表了反对意见的陈述。本森想等到共和党控制国会时再提交法案，而福尔瑟姆则认为任何比事实调查委员会更进一步的机构都不够谨慎，因为此类机构难免会“预设”调查结果。

总统打断了手下人的发言。“你们觉得司法部长在哪些方面操之过急呢？”他问道，“在我看来这些建议都是针对现状的改进措施。”和往常一样，总统的语气转移了辩论的基调。接下来有几个人对于法案的可行性提出了异议，然后布劳内尔就请求继续发言。“可以，”艾森豪威尔说道。“但是你做展示的时候要注意强调冷静与理智的必要性。绝大多数正派人应当也愿意听取冷静与理智的声音而不是极端分子的叫嚣。在做展示的时候要像在最高法院进行陈述那样小心。不要摆出一副威廉.萨姆纳第二的架势。”

谢尔曼.亚当斯在这次内阁会议上取得的最大成果无非是将布劳内尔的下一步行动推迟了一段时间：布劳内尔必须将这份历史性的一揽子立法方案带回白宫，得到总统最终批准之后才能呈交国会。在此期间，南方各州发表了《南方宣言》，令亚当斯受益不小。该宣言声称种族融合运动等同于颠覆宪法，还一口咬定整个南方地区都将激烈反抗种族融合运动。来自南方各州的九十名众议院议员与全部参议院议员署名支持这份文件，可是有两名惯于特立独行的田纳西州议员埃斯蒂斯.基福弗（Estes Kefauver）与艾伯特.戈尔（Albert Gore）并没有签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来自得克萨斯州的林登.约翰逊也没有凑这个热闹。约翰逊私下表示，这份宣言的唯一作用就是把北方关键摇摆州的黑人选票推到共和党那边去，而亚当斯恰恰希望看到这一点。他设法削弱了布劳内尔的几条建议的力度，并确保法案提交给国会人们都会认为该法案仅仅出自司法部长之手，而不是依照重大法案的惯例来自总统。

回到蒙哥马利，《广告报》编辑格罗夫.霍尔断然声称，市政府搞出来的这一轮大规模控告是“蒙哥马利史上最愚蠢的行为”。从当地白人的角度来看，本次行动事与愿违，反而重新提振了抵制者的士气。严重削弱了监狱长久以来给黑人带来的耻辱感。监狱从来都是专门打击黑人的社会控制武器，现在这件武器的威力却因为滥用而一落千丈。市政府的误算这才刚刚开始。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这场大规模诉讼吸引了蜂拥而至的记者，他们对于本次事件的各种报道又激发了规模浩大的公众支持。来自全国各地甚至遥远异乡的金钱源源不断地涌入了蒙改联的囊中。神气活现的城市官员们大肆宣扬自己的所作所为时，原本以为自己已经给对手造成了致命一击。可是他们轻率地忽略了一种可能：蒙哥马利以外的观众对于这出戏的观感未必一定是积极正面的。“现在大家都不得不承认这次的事情办砸了，”霍尔写道。

历来惯于整蛊搞怪的霍尔觉得自己“成为了超过百余位国际报社记者的老妈子与土著向导”。为了应付如此汹涌的媒体涌流，他本人不得不在短短几天时间里集中接触了一大批光怪陆离的种族议题，既包括波澜壮阔的宏观方面，也包括平凡琐碎的日常方面。媒体涌流刚刚袭来的时候，霍尔曾经打着护送《纽约时报》记者彼得.基斯（Peter Kihss）的旗号冒险走进德克斯特浸信会教堂，想要亲眼见识一下金到底是怎样一号人物。就霍尔看来，金“在很大程度上是个捉摸不透的人”，不仅自持身份，而且毫无幽默感；金对于死亡、痛苦和暴力的论述则贯穿着一根“显而易见的死亡观脉络”。不过霍尔也承认，金是一个“如假包换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卖弄口舌、大言欺人、拿着假文凭到处混饭吃的江湖骗子；至于金关于哲学的言论更是堪称“理解透彻，评述有力”。他将这些判断以及许多其他得罪白人读者的内容全都刊登在了自家报纸上。后来霍尔接到一个气急败坏的来电，骂他立场不牢，他则反问电话对面的女士凭什么说抵制行动的幕后黑手就一定是共产党，她理直气壮地回答道：“这种事想一想不就知道了吗？”这句回答逗得霍尔乐不可支，干脆将这条金句也一并发表在了报纸上。

就在针对抵制运动的案件即将开庭之际，黑人记者与国内“战地记者”的营地里又涌进了来自日本、意大利、荷兰、德国以及澳大利亚等十几个国家的记者。这些外国记者当中包括印度报业托拉斯的M.K.卡马斯（M.K.Kamath）《法国晚报》的丹尼尔.摩根（Daniel Morgaine），《经济学家》的基思.凯尔（Keith Kyle），最后还有《曼彻斯特卫报》的著名记者阿拉斯泰尔.库克（Alastair Cooke）（讽刺的是，尽管该报立场观点偏左，而且此前拉斯廷还拿着这家报社的名头来唬人，但是库克却可能是最同情当地种族隔离主义者的外国记者，甚至不惜将金称作“有色人种协进会的爪牙”。）在所有这些同行当中，霍尔最喜欢的一位似乎是法国的摩根。《广告报》原本为各位外国同行安排了一场美国地方文化简报会，结果开会之前摩根打来电话，操着浓厚的口音说道，“不好意西，霍尔先伸，我必西爽约了，因为我已经约到了金牧师。”对霍尔来说，这种讨好式关注将金变成了一根昨天蜇到身上的蜂针——这根抽搐不止的细刺虽然微不足道，却能让人又痛又痒，必欲拔之而后快。当地检察官的注意力也集中到了金的头上，眼里根本容不下其他人。于是他们宣布要暂时搁置另外八十九起案件的诉讼流程，只起诉金一个人，从而起到敲山震虎的效果。

为期四天的审判于1956年3月19日开庭。金坐在辩护席上，八名律师拱卫在金的身边。金的司法团队分成两组，一组负责指导金本人，另一组负责指导蒙改联的证人们。他们向金与证人们灌输了一整套辩护词与证言，证言内容虽然严格说来算不上作伪证，却也相差不远。霍特街浸信会的牧师声称，决定开始抵制运动那天晚上，他们想不起来当时是否在教堂里见过金。格雷茨做证说他不记得曾经听到金呼吁人们抵制乘坐公交车。这套抗辩策略源自恐惧与拘泥法条的结合，其核心在于闪烁其词地否认金参与过任何抵制活动——如果说抵制运动确有其事的话。另一批律师则试图证明抵制运动并非“没有正当理由”。他们传唤了一连串黑人女性出庭做证，当庭陈述了她们曾经在公交车上亲眼所见且亲身经历的各种冷酷蛮横行径。

这两条策略对于审判结果其实都起不到多大影响。此时对于各方各面来说这起案件都成为了极具象征性的标杆。本案法官是德克斯特教堂街道对面另一座教堂里的男性查经班教员。在控辩双方做完总结陈词之后他当即宣判金罪名成立，并判处金支付五百美元罚款或者接受一年强制劳役。各家报纸准确地记录了这一时刻：下午4时39分，金走出法院，向着一边欢呼一边围拢上来的人群宣布公交车抵制运动将继续下去。有人高呼：“国王驾到！”紧接着其他人也跟着高呼：“国王万岁！”“金就是王！”当天晚上人们回到了霍特街，回到了一切的起点。金在这里出席了当晚接连好几场大规模弥撒大会的第一场。主持人这样向众人介绍他：“今天站在这里的这个人为了你我被钉在了十字架上。”金则向大家宣告称：“这项判决与他们对我的一切诋毁全部加起来也无法将我的决心消磨一分一毫。”

此前近四个月的时间里金已经成了蒙哥马利黑人社区的公众人物，现在他的名声终于传播到了蒙哥马利之外。W.E.B.杜博斯历来很熟悉各位黑人领袖，往上能追溯到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他写道，如果消极抵抗能够征服种族仇恨——他本人对此持保留意见——那么甘地与以金为代表的黑人则一直在向世人演示如何征服战争本身。《射流》杂志在封面上推出了金的照片，并且将他称作“阿拉巴马州的现代摩西”；《纽约时报》的“新闻人物”版块在庭审期间将金描述成了一个相信“人性本善，无人例外”的人，他在布道坛上的演讲总能“以其深切的信念征服听众……他还特别精通康德与黑格尔的著作。”

金迅速意识到这次审判为他带来了惊人的个人影响力，并且远远超出了蒙哥马利的范畴。审判结束后，他踏上了自从抵制运动开始以来的第一次北上筹款之路，并且在纽约受到了热烈欢迎。一家报纸声称“通常只有布鲁克林道奇队才能（在纽约市）获得这样热烈的欢迎。”上万人试图挤进加德纳.泰勒牧师的协和浸信会教堂聆听金的演讲。仅仅这一次演讲就为蒙改联筹得了4000美元。就连纽约市议会的会长也亲临教堂。疯狂的崇拜者们成群结队地挤在金的身旁。黑人媒体还特意描述了女人们宠溺的叹息声。

远离家乡的大众追捧来得猝不及防，但金在这次纽约之行期间还必须争取其他方面的支持。比方说他向哈里.贝拉方特发出了私人会晤的邀请，地点设在亚当.克莱顿.鲍威尔牧师位于哈莱姆的教堂，并且得到了贝拉方特的谨慎回应。贝拉方特的脾气有时候相当反复无常。当时他已经录制完成了将会使他成为国际明星的卡里普索专辑——史上首张销量达到一百万张的个人专辑——但还尚未发行。贝拉方特很想知道金为什么坚持要和他单独见面。他对于牧师与黑人领袖历来抱有戒心，部分原因在于他认为这些人从来没有支持过自己的偶像杜博斯与保罗.罗伯逊（Paul Robeson）。他最终还是决定赴约，因为他觉得金代表了一类他从没见过的新型牧师。在交谈中金表示自己听说贝拉方特尽管在演艺界已经走了很远，但却依然极为关心种族斗争。这番话的确在政治层面将贝拉方特恭维得很舒服，但真正令他打消抵触情绪的因素还是金的行为举止——金的谦恭与他身边周遭的逢迎吹捧形成了鲜明对比。贝拉方特发现金并不像他此前担心的那样是个装腔作势的乡下神棍，而是一个思想缜密见多识广的人。走下讲台的金既有果决的一面，又有几乎像母鹿那样脆弱的一面，正是这种刚中带柔的个性打动了贝拉方特。“我需要你的帮助，”金再三坦承道。“我不知道这场运动将走向何方。”

拉斯廷坐车离开纽约前往蒙哥马利的同一天，金来到了纳什维尔参加菲斯克大学宗教重点周的活动。拉斯廷选择的时机很微妙。就在当天早上，阿博纳西收到了市政专员和一群白人商人的所谓最后通牒：如果黑人即刻接受此前被他们拒绝的和解条件，所有抵制行动参与者“都不必担心遭到任何报复”；如果黑人仍然拒绝和解调解，那就要依法办事了。阿博纳西猜不透这番话是什么意思。全程都在传言大陪审团已经做出了一大把刑事判决。一番讨价还价未果之后，他只好走到外面告诉记者，市政府方面不仅坚持种族隔离制度，还打算提高车票钱。“我们已经在寒风冷雨当中走了十个星期……现在天气已经转暖了。我们将会继续走下去，直到市政当局拿出更好的提案为止。”

说完这套讲给公众听的大路话之后，阿博纳西立刻召集蒙改联执行委员会举行紧急会议。与会人员普遍同意目前抵制运动的各方面进展都很不错，但是如果领导层与拼车司机全都进了监狱，抵制运动还能继续进行下去吗？那些白人到底打得是什么算盘呢？大家一致认为白人想对抵制运动实施“斩首打击”，而且他们最想抓的人就是金。谁也不敢公然声称这个想法令其他人颇感心安，不过确实有几个人表示就算金被抓走了他们也会将抵制运动坚持到底。一时间空气中充斥着逃避的气息，因为房间里谁也没有过遭受逮捕的经历。最后还是S.S.西伊好像着了魔一样站起来对大家说：“我们都知道他们想要把我们和金博士分开。金也知道他们的算计。他谈到过这个问题，我见过他脸上的不安神情。他们这点伎俩我在别处见多了。要我说我们就应该一起去坐牢！”

这番话无异于在房间里点响了炸雷。一位正向门口走去的牧师收住脚步开口问道：“那么我们要怎么做呢？”这是个很合理的提问，但却遇到了十分情绪化的反应——委员会成员与旁听人员全都腾地一声站起身来对西伊表示支持。现场洋溢着不蒸馒头争口气的氛围，以至于淹没了一切关于战术步骤的繁复讨论。那天晚上他们在圣约翰非裔卫理圣公会教堂举行的一场大规模弥撒大会上给出了执行委员会的一致意见。这次弥撒大会共有四千余人参加，其中只有两个人投票表示应当按照市政府的条件结束抵制。

第二天早上，阿博纳西通过电报向市政府通报了蒙改联的决定。此后没多久贝亚德.拉斯廷就敲响了他家的房门。阿博纳西很赏识拉斯廷提供的若干意见，但除此之外他真不知道应该怎么对待这位不速之客。拉斯廷很想详细讨论一下抵制运动的始末，阿博纳西却恳求他长话短说，因为他们的谈话环境实在太吵了——信使不断在他家里进进出出，门廊上驻扎着警卫员。他还建议拉斯廷回到旅馆房间之后要拉下窗帘并且反锁屋门。

相比之下，E.D.尼克松接待拉斯廷的时间要更长一些。一方面是因为他并不像其他担任实务的蒙改联领导人那样忙碌，另一方面他与拉斯廷都曾经接受过A.菲利普.伦道夫的提携与指教——事实上拉斯廷这次造访蒙哥马利全靠伦道夫为他筹款凑路费——因此两人刚一见面没多久就熟络起来。尼克松告诉拉斯廷，阿博纳西的周遭环境之所以几乎处于临战状态，是因为他们觉得警察随时有可能开始围捕遭到起诉的人们。拉斯廷认为焦虑地坐等警察上门的蒙改联领导人很可能犯下了战术错误。这样做很容易让人觉得执法人员是堂堂正正的正义之师，而蒙改联领导人才是鬼鬼祟祟的犯罪分子。他很温和地给出了一条更加贴近甘地主义的建议——相当于当年将棍棒递给攻击者的做法。那天晚上离开尼克松家之后，拉斯廷又来到南杰克逊街端详了一下金的住宅。为了保证安全，金家屋顶上串接了一排泛光灯，用来照亮房屋四周。尽管拉斯廷十分失望地得知金家人全都不在蒙哥马利，但是住宅外面依然站着很多负责警戒的志愿者。

那天晚上阿博纳西给纳什维尔打电话告诉金，情况已经确定了。大陪审团已经发回了该市史上涉案人数最多的起诉书，这一次非得有人坐牢不可。警察、检察官和白人记者已经在法院里忙了一整天，现在到处都说他们第二天就要开始收网行动。金答应阿博纳西，明天早上他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返回蒙哥马利。他马上订购了先到亚特兰大再到蒙哥马利的机票——他去纳什维尔之前先把妻子和女儿送到了亚特兰大，本来打算让她们在那里住上一个星期——然后又取消了在纳什维尔剩下的日程安排。当第二天的早班飞机在亚特兰大降落时，他知道自己首先必须通过来自家庭的严峻考验，然后才能返回蒙哥马利一步踏进吉凶难料的监狱深渊。自从炸弹事件以来，他的母亲已经卧床不起三个多星期了。金老爹本人更是从一开始就认为金根本不该去德克斯特教会，因此金知道这场危机的时机简直糟糕透顶。当时有一项很能说明问题的巧合：金老爹即将签署一份涉及十五万美元贷款的法律文书，这笔资金将用于以便以谢教堂的建设计划。在1956年全国没有几个牧师具有足够的信用去筹借这样一笔巨款。一段时间以来，每当金老爹描述教会发展规划的时候，总会将这个雄心勃勃的贷款金额当成规划核心。直到日后他取得更大的成就之前，这笔贷款的意义都将无可替代。在亚特兰大机场大厅里，金一步一步走向前来接机的父母。看到两位老人神气低落、脚步沉重，金的心里也是有苦难言。今天本来应该是二老人生中值得骄傲的一天，可是这一天已经毁在了他的手里。

从机场开车回家的路上，金老爹终于爆发了。他认为儿子决不能返回蒙哥马利。第二天早上家里的电话铃一直响个不停。那天的蒙哥马利《广告报》报道称，115名黑人令人难以置信地遭到了同时起诉，警方已经开始了大规模围捕。就连亚特兰大的电台都播报了这条新闻。老金说他已经和他的朋友、亚特兰大警察局局长赫伯特.詹金斯（Herbert Jenkins）谈过了，就他所知蒙哥马利的警探们已经来到了亚特兰大，希望能挖出几宗陈年旧案作为逮捕金的借口。詹金斯还说蒙哥马利当局想把金赶出阿拉巴马州。在金老爹看来，如今情况已经恶化到了这种地步，因此在局势降温之前儿子都应该留在亚特兰大。在这里金老爹能够得到黑人社区的强有力支持，甚至还有若干名白人当权者愿意支持他，比如警察局局长詹金斯与威廉.哈兹菲尔德（William B. Hartsfield）市长。

像往常一样，金默默地听任父亲自说自话。金老爹说他肯定自己是对的，但是为了打消儿子的疑虑。他还邀请了梅斯博士与其他几位最受金敬重的长辈下午到家里来给金做思想工作。这些人都很有身份，具有成熟的判断力，而且都很关心金，因为他们都是从小看着金长起来的。金可以亲耳听听他们有什么话想说。金同意留下来参加这场家庭峰会，尽管推迟出发意味着会错过前往蒙哥马利的转机航班。

约定的时间到了。金家聚集了梅斯博士、亚特兰大大学校长鲁弗斯.克莱门特、当地非裔卫理圣公会主教、《亚特兰大世界日报》编辑以及六位奥本大街最有影响力的富人。金老爹向各位客人重复了一遍回家路上的发言。这一次他比开车回家的时候更情绪化了。在场的各位全都轻声表示同意。金对此一点也不奇怪，他知道他父亲是个精明任性的人，原本就不会被邀请持有不同意见的客人上门。汇聚一堂的各界领袖们开始一个接着一个发言支持金老爹，直到最后金痛苦地打断了他们。“大家都不用说了，我必须赶回蒙哥马利。”此时此刻他的朋友们正在遭受逮捕与监禁，他怎么能一个人躲在亚特兰大呢？

房间里顿时陷入了沉默，然后金老爹就当着大家的面痛哭了起来。这一天他原本打算与在场客人当中的几位进行高达六位数的保证金互换，现在他的呜咽声却使得房间里的寂静氛围尤其折磨人。金哀求地朝着梅斯博士看去，后者随即开口表示小金的意见兴许也有些道理。在座各位也许都可以充分发挥各自的影响力，从而在阿拉巴马州保护金。这番话在很多不同方面打破了紧张局势，尤其是为大家提供了起身找事做的机会。在场的一名律师立刻跑去打电话呼叫了鼎鼎大名的瑟古德.马歇尔。他很快就带回了好消息：马歇尔给出了重磅承诺，表示将要投入协进会的全部法律辩护基金为小金抗辩。马歇尔的承诺和其他人的保证逐渐平复了老金的情绪，随即他就表示要去蒙哥马利去支持儿子，最起码也要亲自将儿子送到牢门口。此时的金老爹终于恢复了常态，但与此同时他又忍不住要拖延时间——至少在行程紧张的小金看来父亲正在故意磨蹭。金老爹也要去蒙哥马利，但他首先要办妥贷款事务。而且他不想坐飞机，只想坐车走公路。但是他既不想让金开车也不想自己开车，还不想让各自的妻子开车，因为他觉得这样做太危险。首先他得找个司机，然后一家人就能赶在明天一早出发了。

因为在亚特兰大的种种耽搁，金错过了正在蒙哥马利上演的一场别开生面的戏码。按照抵制行动起诉书，第一个要抓的人就是E.D.尼克松。但还没等警官上门，他就遵照贝亚德.拉斯廷的建议大大方方地走进了县法院，来到执法官的办公室里说道：“你是不是要找我？好了，我来了。”警官们面面相觑了一阵，然后就将尼克松迎进了牢房。没过多久尼克松就完成了做笔录、按指纹、拍照与缴纳保释金的全套手续并且得到了释放。回到法院大厅里，尼克松微笑着向几名黑人打了招呼，然后他的壮举就立刻口耳相传地传遍了整个蒙哥马利黑人社区。尼克松把被捕的恐怖过程彻底改造了一番——比起在牙医手下过一遍还要快得多，而且一点也不疼。不久，尼克松的老牧师同样一脸庄重地走进了法院。按照新闻快讯的说法，这位老人还有说有笑地与逮捕他的警察相互调侃了几句。

类似这样的行为引发了连锁反应。法院里的场面传得人人皆知，引来了更多的被指控人与看热闹的闲人。前来自首时不少人脸上的微笑都是硬挤出来的，但是缴纳完保释金离开监狱时每一个人脸上的微笑都是真诚的。围观人群逐渐增加到了数百人之多，掌声和鼓励的话语开始提振现场的情绪。已经交保出狱的人们建议那些正在走程序的人们要尽快交纳300美元保释金。至于遭到警方上门逮捕的人们——比如阿博纳西——总会在穿过人群时与围观者握手拥抱打成一片。很快警官撒出去的法网就空空如也地拖了回来，因为太多的黑人都自愿走向了市中心。人群当中洋溢着欢声笑语。有个热门笑话声称一部分包打听的黑人在电话上得知逮捕名单上没有自己的名字，反而气得心烦意乱，觉得自己折了面子。甚至有几位白人警官也受到了现场戏谑氛围的感染，脸上不由自主地挂上了笑容。眼看着法律的惩戒精神遭到了颠覆，恼羞成怒的巴特勒警长跑到外面大吼道：“这里不是杂耍园子！”但他的举动全无效果。监狱的大门几百年来以来都只会令人联想到恶臭扑鼻的囚室与不堪言状的暴行，但现在这扇大门正在转变成为指向荣光的通道，投案自首的罪犯们一个个就如同好莱坞首映式上的明星一样受人追捧。

乐见其成的拉斯廷也一直在幕后抓紧工作。随着事态继续发展，出现了保释金短缺的局面，尚未被逮捕的抵制者很可能因此而得不到迅速释放。于是拉斯廷说服一个朋友给他电汇了一笔5000元的贷款，然后把这笔钱移交给了尼克松。忙完这一天之后，拉斯廷像前一天晚上一样出去散步。抵制者们反复警告他说蒙哥马利当局正在迫切寻找一个“局外人”，将造成目前乱局的责任全都栽到此人头上，因此他最好不要抛头露面。不过拉斯廷并没有听从劝告。这一次他去造访了吉娜塔.里斯——也就是此前因为不堪重负而将自己的名字从蒙改联诉讼原告名单上撤下来的那位女性。两辆警车仍然停在她家门外。拉斯廷走上前去轻描淡写地告诉值班警官他想看看里斯太太。警察们自然从没见过或者听说过眼前这个人，他们满腹狐疑地打量着拉斯廷，开始反复盘问他的根底。一开始他们只是怀疑拉斯廷可能想伤害里斯夫人，但随着拉斯廷越说越多，警察们也越来越想查清他的身份。疑窦丛生的盘问威胁到了拉斯廷的真实身份，假如他的身份遭到曝光，蒙改联很可能会卷入丑闻。于是他昂首挺胸大声说道：“我是贝亚德.拉斯廷，我是为《费加罗报》和《曼彻斯特卫报》工作的记者。”接下来他大肆渲染了这两份报纸在法国和英国的重要地位，警察则把他的话全都记录了下来。拉斯廷整整花费了十分钟时间与警方软磨硬泡，终于说开了里斯夫人家的屋门。结果证明里斯夫人并不值得他花费那么大功夫。“我必须得那么做，要不然我就活不到今天了，”她能说的就只有这么多。

第二天早上九点，金家老小到达了蒙哥马利牧师宅邸。迎接他们的是电视摄像机与一群兴高采烈的抵制者——他们依然沉浸在前一天主动入狱的兴奋情绪当中。几分钟后，金和父亲就在阿博纳西的陪同下出发前往法院，后面还跟随着一小队德克斯特会众。路上阿博纳西向金家父子介绍了县监狱里的入狱程序（与县监狱相对的是市监狱，也就是一个月前把金关进去的那座监狱）以及他自己的被捕情况，并且认为这是他经历过的最棒的一件事。再次面临牢狱之灾的金对此将信将疑，而大惑不解的老金压根就不信，直到他本人亲身经历了法院里的节日气氛为止。众人热烈欢呼他们三个人的到来。金又经历了一次入狱过程，不过这次拍照的时候双手在胸前举着一块编号7089的监狱号牌。走完一遍程序后立刻得到释放的金随即被追随者团团包围了起来。他是第二十四个做笔录的牧师。

按照尼克松和阿博纳西的建议，金邀请拉斯廷参加了当天晚上的蒙改联战略委员会会议。这次会议决定从当天晚开始将弥撒大会更改为祷告大会，希望借此进一步培养人们的宗教献身精神以应对未来的长期严峻考验。他们还决定每次集会的议程都将围绕五场祷告来组织，主题分别包括为非暴力运动的精神力量祷告，为坚持行走的肉体力量祷告，以及“为所有那些反对我们的人祷告”。在工作计划当中如此直观地体现出来的甘地主义方法为拉斯廷留下了颇为深刻的印象。他私下里告诉金，自己走遍世界各地，还没有见过哪里的运动能够与他在蒙哥马利的所见所闻相提并论。他想帮助金把蒙哥马利的情况传递出去，尤其是要在信仰非暴力运动的人们中间传扬。他能做的事情太多了，他能撰写文章介绍这里的事态，能为抵制运动筹集更多的资金，还能向抵制运动参与者传授各种专门技巧。诚然他意识到“外来鼓动者”——尤其是来自北方的人们——会面临怎样的危险，但如果金认为他的意见可行，那么他很愿意躲在幕后为抵制运动效力。金平生第一次仔细端详了一阵拉斯廷，然后表示他们需要一切有可能得到的帮助。

然后拉斯廷来到了阿博纳西的教堂，晚上的弥撒大会预定在那里举行。令他吃惊的是，教堂里下午四点多就挤满了人，此时阿博纳西与其他蒙改联领导人都还没来。他眼看着众人在大会正式开始前的三个多小时里自行组织唱圣歌与集体祈祷。大会开始后的第一项活动就是将迄今被逮捕过的九十个人全部请上讲台。大多是平民百姓的会众们立刻全体起立。伴随着如雷的欢呼声，家长们纷纷领着孩子走上前去触摸英雄。在接下来的发言当中，金表示抵制的精神属于“无论黑白的所有人”。阿博纳西则宣称在金暂时离开的这段时间里抵制运动依然保持着团结一致的势头，这一点足以证明这场运动“并不是一场独角戏”。两位领袖都感受到了运动得到的巨大支持，于是提议把第二天当成感谢日，大家全都不拼车，不坐出租车，不开私家车。明天将成为祷告与朝圣的日子，这一天所有人都要步行。

与此前历次大会相比，那天晚上的大会并没有更加火爆的气氛激情或者更加充实的内容，唯一的特别之处在于现场多了三十五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记者。蒙哥马利的公交车抵制运动终于吸引来了一队公信力相当强的特派通讯员。但是拉斯廷却因此倒了霉，因为现场没有一个记者认识这个号称自己来自《费加罗报》的人，倒是有几个记者听说过他在格林尼治村的鼎鼎大名。他们几个与《广告报》的主办记者聊起此事，后者又与当地警方保持着密切联系。这样一来拉斯廷的身份就越来越可疑了。事态变得越发严重，以至于有传言声称有人为了调查他的底细专门把电话打到了巴黎和伦敦。

拉斯廷也很清楚这些险恶的迹象。他赶紧打电话给位于纽约的和解团契执行董事约翰.斯旺姆尼（John Swomley），让他向马斯特与其他领导传递了一条紧急信息。拉斯廷向他们描述了自己在蒙哥马利的所见所闻，并且表示蒙改联在非暴力运动方面很有天赋却又不够成熟。（说到后者，拉斯廷提到了他第一次造访金家时的情形：客厅沙发上随随便便地扔着一把已经上了膛的手枪，有个人差点就一屁股坐在手枪上面，还是拉斯廷大叫着阻止了他。）必须找一个合格的非暴力主义者来教导他们。现在全国包括拉斯廷自己也就只有四五个这样的人，而且他伤心地告诉斯旺姆尼说他不能在蒙哥马利停留太久。他知道自己没有权利指使老东家替自己做事，但他恳求斯旺姆尼相信他的判断，并派专人坐下一班飞机到蒙哥马利来。

拉斯廷参加了周日在德克斯特举行的礼拜仪式，然后花了一个晚上在金家详细了解抵制运动的由来。柯瑞塔记得几年前听过拉斯廷在安迪亚克发表的演讲。无论是她还是金都对拉斯廷长年以来的左翼政治运动资历不予置评，而且金在谈论马斯特等人的时候也说得头头是道。他告诉拉斯廷，自己正在试图实践非暴力，但他不赞成马斯特式的和平主义，因为他认为连警察都没有的社会不可能是正义的社会。拉斯廷含糊其词地支吾了一番，但尽管如此他依然没想到一位蒙哥马利布道人会说出金这样的观点。

拉斯廷在敌对的两个阵营里处境都糟到了极点。他越发喜爱蒙改联的人们，而且一直在设想自己还能够在抵制运动当中发挥怎样的新作用，尽管他的处境每时每刻都在恶化。有消息传来，白人们正在议论说《费加罗报》从没听说过拉斯廷这个人，报社正悬赏追查骗子的身份。大约在同一时间，一位颇有影响力的伯明翰黑人记者得到消息说拉斯廷就在蒙哥马利。此人很清楚拉斯廷的底细，于是赶紧闯进了正在召开的蒙改联领导碰头会，告诉他们白人肯定能查到有关拉斯廷的资料，然后就会用这些信息来诋毁抵制运动迄今为止的一切成果。这样一来拉斯廷就沦为了集火的靶子。周一有消息声称白人可能会以欺诈或煽动暴乱的罪名逮捕他；而那位知道内情的黑人记者则要求蒙改联领导主动把拉斯廷赶出城去，否则他就要在自己供职的报纸上掀开拉斯廷的老底。拉斯廷磨磨蹭蹭不愿离开。直到目前他在抵制运动当中都只是一位非正式的个人顾问，现在他却越发痴迷于为自己争取一个有名分的角色，成为来自和解团契的非暴力主义战术家。不过这样的角色注定与他无缘。随后的场面简直就是从西部片里浓缩提炼出来的。一位格伦.斯迈利（Glenn Smiley）来到蒙哥马利替换即将离开的拉斯廷。颇为伤感的拉斯廷向斯迈利匆匆介绍了抵制运动的简要情况，然后把这位相识十五年的老友介绍给了金。一切结束后，拉斯廷打起精神强颜欢笑与大家道别，然后金就不得不用车将他偷偷送到了伯明翰。

和拉斯廷一样，斯迈利也因为在二战期间坚持和平主义拒绝服役而蹲过监狱，后来也曾以和解团契成员的身份四处旅行。但是从外形和气质来看这两个老朋友完全不是一路人。只要不谈及暴力或种族话题，来自得克萨斯州的斯迈利无论言谈还是举止都是个温和的白人卫理会牧师。来到蒙哥马利之后，斯迈利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纽约州汽车牌照换成了佐治亚州牌照，他给金提出的的第一条建议就是撤掉他家周围的持枪警卫。斯迈利认为金最突出的个性就是倔强——无论事到临头他有多么害怕，他都会在顷刻间几乎有些愤怒地把恐惧弃置一旁，并且认为恐惧并不能干涉手头上的选择。“别拿战术细节来烦我，”他不止一次地这样说，“我就想知道我究竟能不能在内心里奉行非暴力原则。”每当这种时候斯迈利总会因为自己的甘地主义建议不够有力而心怀愧疚。在以后的四年里，斯迈利总会随叫随到地在蒙哥马利来来去去，经常是为了参加午夜召开的蒙改联战略会议。在这些深夜会议期间，金总会在凌晨两三点钟饿得跳起来，声称要是他们不去弄些灵魂食物回来，主的工作就没法继续推进。斯迈利本人与他的亲戚们都没想到，他居然逐渐喜欢上了猪耳朵三明治。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路德宗牧师罗伯特.格雷茨身上。

2月20日，金暂且离开了蒙哥马利，前往菲斯克大学为该校的宗教重点周布道。当他还在纳什维尔时，有一位贝亚德.拉斯廷（Bayard Rustin）来到了蒙哥马利。日后将会有很多外来者永久性地卷入金的人生当中，第一个登场的人就是拉斯廷。他在抵制运动战术家与外部世界之间开辟了一条双向车道。至今一直在支撑抵制运动的黑人教会精神自有其局限，拉斯廷则为抵制运动带来了远远超越局限之外的经验与影响力。拉斯廷是一位享誉国际的和平主义者，也是一名流浪歌手，一名身无分文的世界环游家，一位造诣精深的非洲与前哥伦布时期土著艺术品收藏家，还是一位奉行波希米亚生活的格林尼治村哲学家。拉斯廷到达蒙哥马利时已年近46岁，在此之前他一直或多或少地过着无业游民的生活，同时致力于实现世界和平与种族友爱的理想。阿博纳西与尼克松第一次见到拉斯廷之后都觉得他是个多姿多彩的人物——此人英俊高瘦，精力旺盛，长于谋划，满脑子主意，说话滔滔不绝，语调高亢自得，只不过操着一口刺耳的西印度群岛口音。就算是狄更斯或者雨果这样的文学巨匠也必须耗费不少脑力才能塑造出这样一号人物。

拉斯廷于1910年出生在一个黑人酒席承办人家庭里，在九个孩子当中排行最末。他家位于宾夕法尼亚州西切斯特市一条绿树成荫的大街旁，是一栋有十六个房间的豪宅。与脏兮兮的姐妹城市切斯特（也就是克罗兹神学院的所在地）不同，西切斯特具有开明富裕城市的所有优点。这座城市是一家颇有影响力的贵格会集会的所在地，拉斯廷一家都是该集会的成员。此外这里还进行了许多种族融合教育进步实验。拉斯廷知道这栋豪宅的产权并不归他们家所有，但他从来都不清楚自家人是怎么搬进来的。惯常的答案声称白人们“用不着”这栋房子了，而且希望他们最青睐的厨师兼宴席承办人住得离自己近一点。也有传言声称拉斯廷的母亲的家族是某印第安人部落的后裔，很久以前他们起诉了市政府，旨在夺回原本属于该部落的产业。但是拉斯廷从来都不敢肯定这个故事与自家住宅有没有关系，有什么关系。

沃伦.哈定当选总统那年，拉斯廷是一名十一岁的早慧少年。他在学校里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以至于招来了同学们的嫉妒。他们奚落他说他连自己爹妈是谁都搞不清。拉斯廷一开始完全不明白这番话是什么意思。进一步遭受嘲笑之后他回到家里想要问个明白，结果他的整个世界都遭到了颠覆。一直被他当作大姐的佛罗伦丝其实是他的母亲，而他的母亲和父亲——一对没有受过教育的膳食供应商——实际上是他的姥姥与姥爷；他的八位哥哥姐姐实际上都是他的舅舅与阿姨。自从他出生以后，所有的家庭成员就共同维持了一副假相，将非婚生的外孙打扮成了婚生的儿子。年幼的拉斯廷试图调整自己的心态，为此他进行了许多次心理跨越，其中跨度最大的一次就是他开始关注佛罗伦丝的现任男朋友。拉斯廷家很不喜欢这个人并且根本没拿他当回事，但现在拉斯廷却将这个男人看成了自己的继父。此前拉斯廷通过反复追问得知，自己多年来不见踪影的亲生父亲是一名西印度群岛移民，而佛罗伦丝的现任男友同样来自西印度群岛。这也正是此人在拉斯廷家里不受待见的原因。美国黑人向来厌恶西印度群岛移民，因为他们作风傲慢，操着英国口音，而且肤色意识极强。拉斯廷从小就听着黑人将西印度群岛移民称作“赶猴人”，现在他开始努力控制自己对于这些人的偏见，尤其包括住在自己家里的那一位。他在震惊之余做出的第一反应就是更仔细地听新继父讲话，并且在几周之内就学会了一口相当浮夸的西印度口音。这副口音从此伴随了他一辈子。

大萧条致使拉斯廷一家陷入了贫困，他本人也不得不离开了大学，前往哈莱姆投靠亲戚。他这一时期在餐馆当侍应生，在街角卖唱，谈爵士乐，谈革命，为白人做私房菜，去城市学院上免费夜校，剩下来的就是磨炼自己的生存艺术。他在1931年来到哈莱姆时，当地最火热的政治话题就是共产国际针对一位名叫奥古斯特.约金恩（August Yokinen）的芬兰移民进行的“公审”。此人在一家美共开设的夜店里担当门房，他的罪名是对三名黑人顾客言行无礼。这次公审共有1500人参观，还得到了《纽约时报》头版的报道，极其成功地宣传了共产国际在种族问题上的严格兄弟友爱政策。此外在整个哈莱姆只有美共经营的夜店奉行种族融合制度。拉斯廷是这些夜店里的常客。尽管身为贵格教徒的他一度倾向于更经常与社会主义者联系在一起的彬彬有礼的和平主义，但是社会主义者对于种族主义的官方立场却令他大失所望：他们认为等到社会主义最终实现的那一天，种族主义就会自然而然地消失不见。这一教条得出的推论致使社会主义者认为一切针对种族问题的躁动都是浪费资源。从实际层面来说，这一立场意味着信奉社会主义的白人从来不会涉足哈莱姆，而拉斯廷也因此越发厌恶他们。于是他转而加入了美国共青团。

拉斯廷的音乐才华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得到了蓬勃发展。忠于共产国际精神的拉斯廷在这一时期学会了数量惊人的多种歌曲，包括工人歌曲、英格兰牧歌与经典民谣。在纽约的咖啡馆，他找到了为民谣歌手利德贝利伴唱的工作，他还跟随乔什.怀特巡游了将近两年。无论他走到哪里都会在当地发展共青团员。他的各项资质使他成为了理想的组织者：他能用演讲或者歌曲抓住人群的注意力，能够流利地撰写政治宣传册，还能筹办会务。他是一个既无恐惧又无牵挂的人，在白人与黑人两边都能吃得开。因此他很快就成为了美共的青年纳新专员。

1941年6月，希特勒入侵了苏联。几天之后美共中央委员会就命令拉斯廷同志立刻停止一切反对吉姆克劳法的工作，因为美共的政治路线一夜之间就发生了转移。现在同志们必须暂停一切有可能分散美国社会注意力的活动，并且将希特勒的威胁摆到第一位。大吃一惊的拉斯廷要求给他一个晚上的时间好好考虑一下。过去几年是他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他多次穿越美国，在大学、中学与工会礼堂里发言。他已经找到了自我，因此他实在不能仅仅因为美共更关心苏联而不是种族问题就将过去几年的工作全都弃之不顾。另一方面，不服从中央号令就只有退党一条路，换句话说就是要舍弃掉过去十年里结识的绝大多数朋友与最稳定的参照点。第二天，拉斯廷来到中央委员会宣布退党，重新成为了一个没有组织的人。

几个星期后，拉斯廷获得了与搬运工兄弟会总裁A.菲利普.伦道夫见面的机会。在此之前身为美共党员的拉斯廷一直看不起伦道夫，认为他这一辈子都仅仅是个温吞水的社会主义者而已。现在突然之间伦道夫却摇身一变成为了最激进的黑人领袖。他公开威胁罗斯福总统，假如不颁布禁止在国防工业中执行种族歧视政策的命令，他就要在3月份的华盛顿发动大规模游行。这一次抨击伦道夫嗓门最大的势力恰恰正是美共，其中也包括不久前刚刚将拉斯廷驱逐出党的几位黑人党内领袖。他们认为伦道夫干涉美国备战的企图无异于卖国通敌。在伦道夫的办公室里，拉斯廷痛陈了自己的失误，认为自己为美共工作这么久实在是有眼无珠。向来宽宏大量的伦道夫则告诉他不必挂怀。鉴于拉斯廷的才华，伦道夫给他安排了一份临时工作，让他参与3月份华盛顿游行的前期筹备。罗斯福最终做出妥协并且签署了禁止国防工业部门种族歧视的命令。然后伦道夫就安排拉斯廷前往和解团契去面见了A.J.马斯特。

年轻的拉斯廷以和解团契秘书的身份开始了全新的职业生涯。这一次他成为了一名四处游走的甘地主义者。和解团契的领导人意识到，只要希特勒还在发动战争，招揽和平主义者的企图就注定徒劳无功。于是他们决定强调甘地非暴力主义的反殖民侧面。意识形态政治往往像跷跷板一样，一头压下去另一头肯定会抬起来。正当黑人权益活动家们在共产主义圈子里日益成为禁忌之时，他们却突然在甘地主义圈子里脱颖而出了。战争期间，和解团契发展出了一个全新的组织，更名为争取种族平等大会（Congress of Racial Equality）。拉斯廷不仅为和解团契工作，也效力于平等大会，就像另一位年轻的上层阶级黑人詹姆斯.法默（James Farmer）一样。他们两个都很崇拜一位四方游历的甘地门徒克里希纳拉尔.奚里哈兰尼（Krishnalal Shridharani），此人是《没有暴力的战争》（War Without Violence）一书的作者。这本书成了平等大会的半官方圣经。此外奚里哈兰尼并不忌讳喝酒抽雪茄，而且还是个情场老手。他以身作则地表明了甘地主义政治并不等同于沉闷禁欲的生活方式。这套做派让两位美国年轻人看得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

但是追随甘地主义确实需要在其他方面做出牺牲。贵格教徒历来有权在战争期间去医院帮工，从而代替服兵役。但是拉斯廷却在1943年放弃了这项权利，认为这是有悖于良心的特权。不过他依然拒服兵役，于是在二战后期被关进了路易斯堡监狱。获释后他成为了解放印度委员会的领袖，并屡屡因为在华盛顿英国大使馆门外示威而被捕。1947年，拉斯廷加入了平等大会发起的乘坐公交车穿越南部联邦的行动，以此来检验最高法院的最新裁决，即在州际公交路线上不能强迫黑人乘客坐到公交车的后面。怀有敌意的白人用殴打来应对黑人的挑战，并且给很多自由乘车运动参与者都扣上了违反当地种族隔离法的罪名，拉斯廷也位列其中。协进会原本打算将这起案件当成宣传最高法院裁决的典型案件，上诉工作也一直在推进。可是有一天罗伊.威尔金斯却将自由乘车人员叫到办公室里，告诉他们协进会律师弄丢了他们的跨境公交车票。这些车票是至关重要的证据，离开它们官司肯定打不赢。因此他认为上诉工作必须立刻停止，否则“你们几个都将被铁链串成一串去服苦役。”乘车运动成员们顿时一片哗然，他们指责当地协进会官员挺不住压力出卖了他们。但拉斯廷却采取了甘地主义立场，认为愉快地接受惩罚或许比合法规避惩罚更有助于种族事业。“如果我们理应坐牢，那我们就去坐牢好了。”他面带微笑对威尔金斯说。这一次获释之后，甘地的国大党邀请他来到印度旅行了六个月；而后他又来到了非洲，与克瓦米.恩克鲁玛这样的年轻非洲反殖民主义者共事，共同成立了支持南非抵抗运动委员会。关于他四方游历的故事成为了甘地主义知识分子圈子内部的传奇。

回国之后的拉斯廷迎来了进一步的囚禁与好几次殴打。有一次在新奥尔良他被打掉了几颗 门牙。 1951年6月25日，他率领一群宗教理想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和解团契成员中央公园游行到时代广场，游行主题是抗议朝鲜战争。途中有一名路人被他们的演说激怒，于是夺走一块标语牌，扯碎了上面的纸板，只剩下一根光秃秃的棍子。紧接着他抡起棍子就径直冲向拉斯廷，痛骂他们都是一帮共匪。拉斯廷冷静地递给此人第二根棍子，邀请他两根棍子一起上。此人一时间竟不知所措，两根棍子都不由自主地脱手了。但没过多久他就认准了另一位游行者并且劈头盖脸地砸下一顿老拳，而拉斯廷则兴奋地对路人大叫，让大家都看看心甘情愿地挨打如何彰显了非暴力原则的力量。

拉斯廷向来是个一眼看不穿的人。刚才他才进行了一场庄严的演讲，接下来就可能突然露出一副灿烂笑脸，表示他得去“甘地一下”某某人，让他们为游行运动捐款。他具有强烈的荒诞意识与杰出的恶搞天赋，而且还喜欢怪腔怪调地模仿加里.格兰特的口音——这副口音极大地强化了这两项特长。格林尼治村的波西米亚文化氛围十分赏识他在这方面的魅力。他常常在白马酒馆喝酒，他的酒友包括狄兰.托马斯、诺曼.梅勒以及其他许多知名文化人。回到公寓后他又会一边弹奏大键琴一边演唱各种晦涩小调为别人助兴解闷。他的个人生活是个谜，甚至连他的大部分朋友都不了解，但人们普遍认为他是同性恋。假如拉斯廷真有这方面的倾向，那么倒是与他生活中的诸多癖好相得益彰，起码也能解释一下有时候他为什么如此古怪——比如他很喜欢为公园大道的富人烹饪美食，再比如有好几个赞助人一直在向他赠送金钱或者艺术品。在当时的格林尼治村里同性恋算不得什么大事，但拉斯廷后来还是开始陷入了公开的麻烦，他的政治同僚们都担心在他的心灵深处可能潜藏着自我毁灭的冲动。

拉斯廷接连闹出了好几次事端，使得和解团契面临着被公共丑闻吞没的威胁。最后马斯特不得不向拉斯延以及和解团契的其他高层领导表态：他爱拉斯延就像爱亲生儿子一样，但如果下次他再闹出点什么事来，那么他将别无选择，只能解雇拉斯廷。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再发生什么事，直到1953年1月21日为止。这一天拉斯廷与另外两名男子在加州帕萨迪纳市一辆停靠汽车的后座上一起被捕，被判处有伤风化罪入狱三十天。第二天他就主动辞去了自己在和解团契里的职务。刑满获释后回到纽约的拉斯廷可谓落魄到了极点。在他看来本世纪最重要的一场社会斗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可是他却在这个关口失去了马斯特的领导层圈子的信任——这个圈子基本上就包括了所有能够雇佣他参与这场斗争的人们。拉斯廷的人生总共崩溃过三次：第一次他发现了自己的狗血身世，第二次他脱离了为之奉献多年的美共，如今这是第三次。此时他身上已经积攒了一大堆标签，包括无业游民、私生子、黑人、前共产主义者、前科犯人以及同性恋。无论根据哪一套社会标准来衡量，他都与残次品无异。但拉斯延坚信他不仅可以挽救自己，还能用积极的道德观影响整个国家。对他来说这就是宇宙的运行逻辑，是专属于这个时代的浪漫。他先于其他人看到了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运动当中暗藏着怎样的机遇。

到了星期二，蒙哥马利警察开始到处截停拼车系统的车辆。他们盘问司机，检查汽车的头灯和雨刮，经常抓住一丁点小毛病就乱开罚单，甚至不惜无中生有地构陷司机。为了避免挨罚，拼车司机就像驾校新手一样在公路上一点一点向前挪，转弯之前总会夸张地早早打开转向灯。可是警察照样给他们开罚单。乔.安.罗宾逊是一个从说话到开车全都一丝不苟的人，但是她却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吃了不下17张罚单——不是因为超速就是因为低速。日渐增加的交通违章罚款一方面充实了蒙哥马利市政府的财政收入，另一方面也对蒙改联的拼车系统造成了釜底抽薪的效果。拼车司机们无不忧心忡忡，唯恐当局会取消自己的汽车保险会遭到取消或者吊销自己的驾照。拼车系统的主事人鲁弗斯.刘易斯遭受了越发激烈的批评与中伤，有人认为他的手腕过于专断独裁，也有人认为他过于同情拼车司机，却不够关心拼车乘客。

1月26日星期四下午，金从德克斯特教会办公室下班并开车回家，他的秘书以及摩豪斯校友鲍勃.威廉姆斯与他同车。当经过市中心的一个拼车站时，他停车接载了几个候车的乘客，这时两名骑摩托车的警察在他后面冒了出来。坐在金车上的所有人都尽量摆出一副没事人的架势，但是过了三个街区这两辆摩托车仍然紧紧咬在金的屁股后面。威廉姆斯认为不妨试试减速慢行，说不定警察会自行离开呢。警察一直尾随着金来到了下一个拼车站，什么事都没发生。但是搭车的乘客刚刚从车上下来，一名警察就将摩托停在驾驶座一侧的车窗边上说道：“下车，金。你被捕了。罪名是在限速二十五英里的路段开到了三十英里。”

愕然的金没有抗议，而是交代威廉姆斯赶紧回家通知柯瑞塔，然后就走出了自己的汽车。两名巡警立刻用步话机叫来一辆警车并且把金塞了进去。坐上警车的金一遍又一遍低声宽慰自己，竭力想要相信自己不会出事。 即便意识到警车正在驶离市中心，他依然没有对警察开口说出一个字。恐慌攫住了他：为什么他们不去监狱呢？警车越开越远，穿过一片片陌生街区直冲着乡下开去，金也越来越害怕。他仿佛已经看到一群私刑暴徒正在前方张牙舞爪，自己的脖子上仿佛已经套上了绞索。警车在黑暗的街道上拐了个弯，驶向一座大桥。恐怖占据了金的整个脑海，他的眼里除了河水什么都没有了。浑身战抖的他花了好半天才看明白前方刺眼的霓虹标志写得究竟是什么——“蒙哥马利市监狱”。五味杂陈的情绪如同潮涌一般瞬间淹没了金——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欢欣鼓舞，因为自己毕竟不会死在暴徒手里了；随后是一阵难堪，因为他甚至从来不知道监狱在哪里，一直都以为监狱位于市中心；接着是自责与愧疚，因为他明明知道好几位抵制者都已经被关进了监狱，可是却从没想过自己也有可能遭到逮捕，以至于事到临头之际居然吓得魂不附体；最后是一阵比刚才更冰冷的恐惧，尽管并不像刚才那样扎心，因为他意识到自己这一回当真要进监狱了。当他走在监狱的走廊里，闻到监室散发出来的臭味时，最后这层恐惧一直在他心里不断翻涌。他走进牢房，听到看守说：“到了，就是这里，进去和其他人待在一起。”他麻木地站在原地，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铁门关闭的哐啷声在身后响起。他的人生从此再也不一样了。

不过金很快就从麻木中恢复了过来。当他还在打量木板条床铺和囚室角落的马桶时，其他囚犯纷纷认出了他。金自己也认出了一位因为参与抵制运动而被捕的小学教师。一群醉鬼与普通罪犯拥到金的面前，那位教师也挤在他们当中。他们都想知道金犯了什么事。蹲号子对于这些人来说当然算不上世界末日，而且每一位新囚犯都有值得一说的入狱经过。金的故事还没说完，一名囚犯就打断了他的话。他想让金帮忙把他捞出去。另一个人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然后所有人都七嘴八舌地附和起来。无奈的金只得大声叫道：“大家都静一静，咱自己总得先出去再来协助你们脱身吧？”这句话一出口整个囚室笑成了一片。金一贯保持着既能就高也能就低的气质——在这句话里既有受过教育的社区领袖惯用的正式措辞“协助”，也有其他囚犯们惯用的口语词汇“咱自己”。此时他已经完全放松了下来，平生第一次被捕的冲击就这样过去了。

此时威廉姆斯和柯瑞塔正在牢门外四处报信。第一个接到消息并且赶到监狱的人就是阿博纳西。他迫切想要赶紧把金营救出去，并且与警方官僚机构进行了激烈交涉。但是最终他不得不接受事实：这件事太复杂，轻易解决不了，而且当天已经太晚，就算缴纳保释金也不能放人了。于是阿伯纳西决定赶紧回去筹措现金。走出监狱之后他看到一车一车的德克斯特会众与蒙改联支持者已经围堵了监狱大门。在监狱里面，看守将金从牢房里提了出来。金还以为自己马上就要被保释出去了，同监的其他人也都这么想。其中有人嚷嚷道：“出去以后可别忘了哥几个啊！”金大声回答道：“不会的！”但他很快发现看守其实是要带他去做指纹记录。指纹留下了，希望破灭了，他也回到了监室。当看守再次传唤他的时候，他已经学会不抱任何希望了。即便当他意识到看守比他更害怕的时候——因为四面八方赶来的黑人已经包围了监狱——他也依旧没有流露出多少情绪。心惊胆战的看守自行垫付了保释金，然后就不由分说地将金从监狱正门轰了出去。几个小时之前，六神无主的金刚刚穿过这座大门；此时此刻他却发现自己要在同一座大门外面向一大片祝福者们发表致辞。当天再晚些时候，阿博纳西在一场弥撒大会上得知了事态的逆转。他辛苦筹集的现金这一回可是用不着了。

金被捕的消息很快就在蒙哥马利的所有黑人当中传播了开来，一时间流言四起，各种恐怖故事四处流传，许多人都发誓一定要采取报复。弥撒大会的场外挤满了激愤躁动的人群。在会场里，金和其他蒙改联领导人担心迟到的人们可能因为无法挤进会场而做出暴力之举。此外他们希望也与尽可能多的人们分享金的故事，让大家都能感受到弥撒大会团结一致的欢乐气氛。因此领导层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措施，他们派遣传话人向围在场外的群众宣布，这一场大会结束之后将在另一座教堂立即召开第二场弥撒大会。得到通知的场外群众立刻奔赴了第二座教堂——大多数人都依靠步行——第二座教堂也立刻填满了，于是人们又赶赴了第三座教堂。

这样的场面在当天晚上一再重复上演，最后召开的弥撒大会不下七场，很多人都参加了不止一场大会。事态发展到这种程度简直不可思议。金的几个朋友与同事们——其中以德克斯特会众为主——经过热烈讨论达成一致意见：从今以后再也不能再让金亲自开车上路了，因为这样做太危险了。为了保护他，他们要自发担任司机与保镖。金本人对于这一做法的任何异议都必须遭到无视，而且从当天晚上就要如此施行。有一位里士满.斯迈利（Richmond Smiley）径自去取来了他的0.25小口径巴雷塔手枪。后来给金当了多年司机的鲍勃.威廉姆斯（Bob Williams）被那晚的情景深深感动，他在大会后回到自己的工作室一直工作到凌晨，创作了他自己日后首部公开发行的合唱作品——《神啊，我只是不能回头》。他在阿拉巴马州的唱诗班当周就演唱了这首歌。

第二天早上金一醒来就面临着充满压力的全新一天。对于他来说，过去十几个小时的升沉起伏实在快得有些吓人，不仅让他见识了恐惧的深渊，也将他推上了激昂的高峰。这一天晚上，柯瑞塔已经睡着了，而他却躺在床上心潮起伏辗转难眠。这时电话铃响了。“听着黑鬼，”电话里传来一个声音，“我们想怎么收拾你就能怎么收拾你，下周之前你就会后悔不该来到蒙哥马利闹事了。”对面怒火满腔的声音还没有住口，金就把电话挂上了。安眠的希望越发渺茫了。他来回踱步了一会儿想要平复情绪，但是睡意最终还是彻底消散了。于是他来到厨房冲了一壶咖啡。很多黑人都往他家里打过电话，有些人只是对他的被捕细节感到好奇，也有些人是为了抱怨拼车系统。他从来都猜不到下一个电话的内容会是什么。每一通电话都伴随着一幅意象，每一幅意象都在向他步步紧逼——白人的仇恨与憎恶，中产阶级黑人在重压之下的耿介态度，以及普通百姓的淳朴勇气或者穷困潦倒。每当他在弥撒大会期间站上布道坛的时候，总能看到无数张如痴如醉的面孔组成一片大海，他将这片海与黑人的声音联系在了一起。打电话的黑人带来的压力与面孔海洋的意象形成了鲜明反差，正如同打电话的白人与他回忆当中的克罗兹神学院形成了鲜明反差一样。无论怎样的理念，无论怎样宽广的心胸，都不足以同时满足或者容纳针锋相对的反差双方。年轻的金具有无限的潜力，他可以思考一切问题，成为他想成为的任何人。但是这份潜力却遭到了现实的制约，现实不仅束缚了他的手脚，也界定了他的为人。金坐在餐桌旁，双手捂着脸。他在内心里不得不承认自己满心恐惧，自己已经用尽了所知所学的全部手段，想要从他身上汲取力量的人们将会因为失望而步履蹒跚。然后他就大声说出了心里想的这番话。他没有说出任何一位神祇的名讳，而是将内心疑虑如同祷文一般全部念诵了出来。最后他说：“现在我已经行走到仅凭自己应付不来的地步了。”这句话一出口，他内心的恐惧突然开始融化消散。他强烈感受到他所谓的“内心之声”正在告诉他要做他认为正确的事情。如此简单的建议却产生了奇迹一般的效果。刹那间金感到如释重负，突然就有了与整个世界为敌的勇气。这是金平生当中第一次经历超验的宗教感受。这一刻并不像弗农.约翰斯描述的那样充满了辉煌灿烂的异象或者黄钟大吕的声音，但是这点差别不过是源自语言描述的自由发挥而已。对于金来说，这个时刻唤醒并且证实了自己固有的信念，即宗教的本质并不是高大上的形而上学理念，而是立足于个体经历的个人感悟——当人类处于最脆弱且最崇高的关头之际，正是这样的感悟神秘地开辟了超越当下困境的坦途。

这一天是周六，金在蒙改联与德克斯特教堂的办公室一直工作到傍晚。这一天他处理了一大堆杂事。他给罗伊.威尔金斯写了一封信，感谢协进会向蒙改联提供的“慷慨捐赠”。金曾经公开批评协进会看不起抵制运动，可是之后没多久协进会的捐款就到位了。为了双方未来长期的共同合作，金第一次与这位被他尊称为“威尔金斯先生”的著名民权运动领袖交换了意见。这封信主要讨论了钱的问题，行文当中略微沾染着一丝怀疑的意味，措辞也礼貌得令人窒息。这是危机重重的一天，其中最令人警觉的一条传闻声称警方打算抄捡蒙改联设在鲁弗斯.刘易斯的“公民俱乐部”的办事处。那天金打了很多电话到处寻找备用地点，但是位于蒙哥马利市中心的黑人自有物业属于稀缺资源，因此这项工作进行的很不顺利。关于警方即将抄捡蒙改联总部的情报越来越密集地传递过来，以至于金和其他蒙改联领导人不得不在当晚将蒙改联的文件资料偷偷搬进几名可靠的公民俱乐部会员的汽车后备箱里。第二天早晨他们又趁着阿博纳西在第一浸信会教堂主持早间礼拜活动的机会将这批文件悄悄转移进了教堂地下室。几个星期后，E.D.尼克松在属于全黑人瓦工联盟的一栋大楼里为蒙改联找到了永久性的办公场所。

在下一周周一的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委员投票决定就蒙哥马利公交车上的种族隔离问题提起联邦诉讼。他们都知道这将是决定命运的一步。为了保证战术步伐一致，他们决定通知蒙哥马利的白人当权者以及他们自己的追随者，抵制运动将会独立于联邦诉讼继续进行。如果政府同意蒙改联目前提出的隔离政策改良方案，黑人将会停止抵制公交车，遵守这些条件并且等待诉讼结果。如果政府想把两件事掺和起来，主动提供隔离政策的修改方案从而换取蒙改联撤诉，那么蒙改联将会按照政府提出的具体条件加以考虑。坦率地说金与同事们对政府不抱希望，并且理所当然地认为协进会式的诉讼方式很可能收不到任何实际成效，而且还会加剧蒙哥马利白人市民的敌意。为了与政府将会进一步施加的惩戒手段相抗衡，蒙改联的领导人为人们描绘了一幅针对全套公交车种族隔离制度取得彻底胜利的愿景：届时人们将不再需要进行任何技术假设，不必再为了什么情况下什么人必须起身换座而纠缠不清。自由将会变得如此简单。只要有空座，任何人都可以坐下。

那天晚上，阿伯纳西的教堂里挤满了大约两千多人。在这场弥撒大会上，金向大家解释了蒙改联的策略。他试图提振人们的勇气，让他们团结起来共同支持诉讼决定和抵制运动；他试图拉近胜利的远景，并且驱散步步进逼的恐惧。这不是他最好的一场演讲。金说完之后，波拉德妈妈站起身来慢慢地走到教堂前面。这种情况并非没有先例。自从被奉为抵制运动的步行英雄后，经常有些心直口快的老太太们在弥撒大会期间出于激动直接站起来讲话。她们很喜欢与会众们分享朴实的人生智慧以及自己在有权有势的白人家里帮佣时耳闻目睹的日常生活故事——比方说女主人有时会偷偷塞给她们五美元，表示自己愿意支持公交车抵制运动，接着又告诫她们千万别告诉男主人；转过头来男主人也会偷偷塞给她们五美元，表示自己愿意支持公交车抵制运动，接着又告诫她们千万别告诉女主人——类似这样的故事成为了弥撒大会上广受欢迎的余兴节目，既能提供娱乐又能振奋士气。

所有人都认识波拉德妈妈，因此当她站起身之后大家都安静了下来。她说话的神气就好像自己在这种场合天然具有发言权一样。“孩子，到这儿来。”她对金说道。金走过去后，波拉德妈妈当众给了他一个慈母般的拥抱。“你今天不太对头啊，今晚你说话有些没力气。”

“不是的，波拉德妈妈，”金赶紧回答道。“什么事都没有。我很好，就和平时一样。”

“你少糊弄我，”她说。“我知道一定有什么不对劲。是不是我们做了错事让你不高兴了？还是那些白人骚扰你了？”

金的脸上还挂着微笑，但是神情已经有些慌乱了。波拉德妈妈一眼就看穿了他。还没等他再说些什么，她就把脸凑近他大声说：“这话我就跟你说这一次：我们都会陪你走到底的，但是就算我们不在你身边，上帝也会看护你。”说完这番话之后，波拉德妈妈又慢慢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人群当中爆发出一阵热烈喝彩，金的眼里也涌出了泪水。后来金表示正是她这番安慰的话语为自己带来了英勇无畏的能量。

几分钟之后，金发现现场的情况确实有点不对头。一个传信人悄悄溜进教堂并且来到阿博纳西身边，阿博纳西立刻冲进了地下室，再出来的时候看上去非常担心。此时金正站在教堂前面，捐献盘在人们手中传递着。他看到阿博纳西与其他蒙改联牧师正在窃窃私语。随后又有好几个传信人走进教堂又被派遣出去。难道蒙改联的文件到底还是被查封了吗？站在悠扬的管风琴乐声，金冷静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有几个传信人似乎想走过来，但又因为犹豫而止步不前。最后一位引座员向金招手，让金走讲台边上来，想要给他传递消息，但是S.S.西伊牧师插了进来，他对引座人摇头示意，阻止了他的行为。金见状挥手把阿博纳西叫过来低声问道：“怎么了？”

阿博纳西和西伊互相看了一眼，然后阿博纳西支吾着说：“你家让炸弹炸了。”

“柯瑞塔和孩子没事吧？”

“我们正在核实。”阿博纳西痛苦地回答道，他本来想在告诉金之间就得到答案的。

金的内心极为震惊，但他依然维持着平静的表象。过去几天大悲大喜的经历已经令他不堪重负，此时他的一举一动几乎都是下意识完成的。他对阿博纳西和西伊点了点头，走回讲台中心，告诉人们自己家出了什么事。他表示自己不得不先行离开，并且劝慰大家都应该平静地各回各家。几千名会众全都被这番话惊得倒吸了一口凉气，有几个人还忍不住惊叫了出来。金说完话便迅速从教堂侧门走了出去。

混乱嘈杂的景象和声音将金家四周包围得水泄不通，金只得在这一片乱象当中冲着家的方向一步步向前挪。左冲右突的小男孩们拿着敲断一半的汽水瓶随时准备干架，成年人则挥舞着刀枪。有人堵在路障跟前与白人警察对峙，而白人警察则扯着嗓子呵斥他们赶紧离开现场。一个暴怒的男人被警察控制住了，他一边竭力挣扎一边大声叫嚣，倒是要看看白人警察敢不敢当场掏出点三八手枪打死自己。愤怒的嘶吼声，叫好的鼓噪声以及刺耳的警笛声此起彼伏，其中还夹杂着郑重其事的黑人妇女齐声高唱《我的国家属于你》的歌声。在几位蒙改联领导层成员的左右护卫下，金踩着一地碎玻璃穿过门廊走进了客厅。这时屋里已经挤满了德克斯特会众，此外还有一群首次造访金家私宅的白人访客在房间里略显局促地聚成了一个小圈子，其中包括几名白人警察、记者乔.阿兹贝尔、盖尔市长、塞勒斯专员以及消防队队长。金挤过他们身边走进里屋，只见一群人正围着柯瑞塔与出生只有十个星期的小尤姬。看到金走进来，大家赶紧让开了座位。金紧紧抱住柯瑞塔，为家人的平安感谢上帝的保佑。然后他就彰显出了指挥官特有的凛然冷静气质。他知道还有很多非常重要的事要做，毕竟扔炸弹的行凶者尚未归案，而且屋外随时有可能爆发骚乱。于是他向还穿着睡袍的柯瑞塔俯身过去低声说：“亲爱的，先去换身衣服吧。”

接下来金回到客厅，从塞勒斯和市长那里签收了犯罪现场报告。两位官员都信誓旦旦地向他保证他们谴责爆炸事并且会尽一切力量来惩罚犯罪行为。“现在后悔固然不错，塞勒斯先生，”一个不容置疑的声音在金背后喊道，“但就是你的‘强硬政策’创造了导致本次爆炸的紧张气氛。在这方面你必须承担责任。”说话的是C.T.斯迈利（C.T.Smiley），他是德克斯特教会的理事会主席，他弟弟就是那位带着巴雷塔手枪给金开车的司机。此外房间里的每一个人都知道，更重要的一点在于斯迈利是布克.T.华盛顿高中的校长，他的生计完全取决于城市专员的态度。因此谁也没想到居然是他率先抛出这番硬话。

闻听此言的塞勒斯和盖尔并没有答话。乔.阿兹贝尔与其他几名白人记者则打算赶紧离开金家赶回去发布新闻稿。他们都是国家级报刊的特约评论员，都知道这次炸弹事件将会成为热点新闻。但是他们却没法走出去，因为房屋已经被手拿武器的愤怒黑人包围了。一位直喘粗气的警察冲进来说道，人群当中已经有人放话声称，除非金亲自出面保证一切安然无恙，否则他们绝不会离开。

于是金走出房门，来到前廊，举手示意大家安静下来。他试图用平静得有些夸张的语气平息众人的愤怒。他向人群保证自己全家一切都好。“大家不要恐慌。不要惊慌失措。不要使用武器。带着武器前来的人们请把武器带回家。要记住耶稣的教诲，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我们不崇尚暴力。我们要爱我们的敌人。我要你们爱我们的敌人。我们要对他们施以友善。我们必须像这样生活。我们必须用爱来对待恨。”围聚在一起的几百人静静地聆听着金的演说，金的内心感受也随着演讲的进行而越发高涨。“抵制运动不是我发动的，”金说。“是你们大家拣选我担任你们的代言人。我想让这片广阔土地上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就算我被阻塞住了，这场运动也不会遭到阻塞；就算我被阻塞住了，我们的事业也不会遭到阻塞。我们的作为是正确的。我们的作为是正义的。上帝与我们同在。”

现场人群齐声念诵“阿门”，金则趁势退到一边，把发言权让给了塞勒斯。但是塞勒斯刚一开口，方才平稳下来的人群情绪又突然躁动起来，一阵阵嘘声此起彼伏。警察试图依靠厉声呵斥来维持秩序，可是嘘声却更响了。

金再次举起了手，“别忘了我刚才说的话，”他对大家喊道，“请大家听专员讲话。”

塞勒斯开始重新发言。他保证警方会为金家提供全方位保护。盖尔市长在接下来的发言当中宣布政府将悬赏五百美元捉拿涉事嫌犯。两人说完以后，金敦促人们赶紧解散。“回家好好睡一觉吧，”他说。“都回家吧，不要担心。大家应该像我和我的家人一样保持冷静。我们都没有受伤。我没事，我的妻子也没事。”

人群中有人叫道：“让她出来见见我们！”于是柯瑞塔走出来和金站在一起，人群这才陆续散去，随后记者和白人官员也离开了。每一位离开的人都有各自版本的故事，第二天这些故事就在整个城市传播开来。有一则传闻声称现场有一个白人警察亲口承认，要不是那个“黑鬼布道人”安抚了局势，那天晚上他必死无疑。许多黑人都会把金举手示意的姿势与甘地的著名姿势或者耶稣平复惊涛骇浪的形象相提并论。而C.T.斯迈利的故事同样以口口相传的方式迅速散播了开来：一名黑人校长竟敢当众奚落白人警务专员，这种事从前谁都不敢想象。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才是整个晚上最惊人的事件。

当天晚上金把受到惊吓的家人转移到了布鲁克斯家里——两年前他来到蒙哥马利的第一天晚上与弗农.约翰斯一起在阿博纳西家里吃过晚餐之后就是在这户人家过的夜。距离天亮还有好几 个小时，金老爹与柯瑞塔的父亲俄巴底亚.斯科特就先后赶了过来，将房门敲得震天响，将屋里的人们吓得惊恐不已。两位父亲此行的目的都是带着孩子赶紧离开这块炸弹轰鸣的是非之地，金老爹尤其来势汹汹。“差不多就得了，M.L.，”他说。“你也该回亚特兰大了。”金搪塞道炸弹并没有造成太大伤害，而且他也必须考虑此时离开蒙哥马利将会怎样伤害到十分重要的原则。金老爹打断他说：“好死还不如赖活着呢。”父子二人争论了好几个小时，两人心里都很害怕。父亲强调运动已经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眼下的危险比起罗莎.帕克斯那时候还要大得多。儿子表示同意，这件事的性质确实已经远远超越了公交车座位本身。与此同时，柯瑞塔也坚决回绝了和自己的父亲一起回家的要求。两位老父亲撤退之后，金把妻子领到一边，深情地感谢她坚决站在自己这一边。尽管他并不缺乏力量，但是依然需要她的扶持。这番话深深地打动了柯瑞塔。

炸弹袭击过后的第二天也就是2月1日，弗莱德.格雷向联邦法院提交了诉讼文件。恰好也是在这一天，艾森豪威尔总统向国会提出要把普通邮资从3分钱涨到4分钱。这两项行动同时登上了全国各地报纸的头版。相比之下金家里遭到炸弹袭击的消息两天后才见报。艾森豪威尔的新闻当然引起了更大的反响，但抵制运动也在同一时间上升到了超越蒙哥马利的全国层面。

二月份不仅天气寒冷，而且危机四伏。就在2月1号晚上，E.D.尼克松家的庭院也遭到了炸弹的光顾，引来了另一群愤怒的围观者。三天后，《广告报》报道称格雷的一位委托人表示“没想到”她本人会被列为原告。她告诉盖尔市长：“您知道的，我可不想掺和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这位女性名叫吉纳塔.里斯（Jeanatta Reese），原本在市长亲戚家帮佣。此前黑白双方的访客都踏破了她家的门槛，强迫她做出了许多相互矛盾的承诺。如此巨大的压力致使她陷入了崩溃。自从遭到炸弹袭击以后金家门外一直停着警车。但是现在金家门外的警车消失了，里斯家门口却出现了警车。蒙改联的抵制者们认为警车的调动表明这位女士正在遭受巨大的恐惧，在目前局势下这一点意味着她投靠了白人阵营，而白人则立刻决定她已经成为了比金更有资格获得警方保护的人。这样一来弗菜德.格雷就陷入了杜尔曾事先警告过的麻烦。

三天后白人学生在阿拉巴马大学发动了暴乱，因为法院下令大学接纳建校以来的第一名黑人学生奥瑟琳.露西（Autherine Lucy）入学。一时间谣言满天飞，有人说暴乱的直接诱因是有几名白人看到露西乘坐一辆凯迪拉克车进入了校园，因此异常愤怒；也有人说白人们之所以愤怒是因为他们听说露西用一张百元大钞缴纳了注册费。鉴于白人学生反应激烈，大学理事会暂停了露西的入学资格，理由是为她的安全着想。为了能够入读这所大学，露西和协进会与校方周旋了三年才赢得官司，但现在校方竟然认为需要为暴乱负责的人是她而不是暴徒们，因此她与协进会都感到非常震惊。他们很快就再次向法庭提起诉讼要求重新入学。愤怒且茫然的罗伊.威尔金斯在纽约表示，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发生暴乱。不过暴乱事件已经“成为了套路”，这次暴乱无非是许多同类事件当中的一起而已。因此在他看来，“（暴力行径）已经成为了根深蒂固的原则，就像一台充分润滑的机器那样随时都能发动。”

蒙哥马利征兵局在阿拉巴马大学骚乱过后第二天取消了弗莱德.格雷的教士缓役资格。四天之后，密西西比州与阿拉巴马州的白人公民理事会在蒙哥马利体育馆举行集会，共有一万人参加了这场号称是本世纪规模最大的种族隔离集会。三名蒙哥马利市政府专员全部登台亮相，成为了本次大会的中坚分子。“我相信你们不会允许协进会来掌控你们的州，”明星发言人、密西西比州参议员詹姆斯.伊斯特兰（James Eastland）如此宣称。他开出的“唯一求胜处方”就是让南方白人“拿起武器组织起来。”这次集会之后过了三天，蒙哥马利某法官挑选了一个特殊的大陪审团来调查城里的种族骚乱现状，检察官在陪审团面前传唤了超过两百名黑人证人来举证抵制运动领导人的身份。社会上有传言声称陪审团的意图是要根据1921年的一条法律针对蒙改联领导人提出刑事起诉，这条法律禁止一切“没有正当原因或者法律理由”的抵制活动。正当证人们如同走马灯一般在大陪审团面前亮相的时候，蒙哥马利警方还以诉讼挑唆的罪名批捕了弗莱德.格雷。乔.阿兹贝尔在《广告报》上写到，蒙哥马利已经走向了“全面种族战争”的边缘。

这种历史转折事件恰恰最能吊起《蒙哥马利广告报》编辑小格罗夫.霍尔的胃口。霍尔根本算不上是传统的小镇白人公民。他蔑视宗教虔诚与大多数社会正统观念，并且一直在刻意培养自己的古怪作风，以至于在公寓里养起了八哥鸟，还修建了摆满山茶花的大号阳台。霍尔是一个花花公子，而且似乎很享受关于他这个单身汉的优雅做派的传闻——他为人讽刺幽默，喜好苏格兰威士忌，还收藏了大量音乐作品。凭借着上述各项元素的杂糅，他迷倒了一连串略带野性的年轻美女。他将自己包装成了一名自学成才的历史学家兼哲学家，尽管缺乏大学教育，但却依然继承了报社编辑工作。这套个人形象得到了他的精心呵护。他的偶像是H.L.门肯——尽管门肯曾经很出名地讽刺道，南方这块土地上到处充斥着自命不凡的小丑。事实上，性情乖张的霍尔很乐于采用门肯风格的言论拿着南方同胞的特点开涮。当克莱德.塞勒斯在市政会议厅进行了一番好莱坞式亮相后，霍尔嘲讽道：“总之，蒙哥马利的警察部队现在成为白人公民理事会的下设机构了。”

1月份，霍尔很不情愿地得出结论，抵制运动已经坚持了足够长久的时间，需要新闻行业进行特别关注。于是霍尔把一名年轻记者汤姆.约翰逊（Tom Johnson）叫到办公室并且向他布置了一项任务：找到“蒙改联的幕后主使”。黑人们或许会告诉他。约翰逊接受了这个令他提心吊胆的挑战。此前《广告报》从来没有将黑人生活当成过严肃新闻的主题。由于报纸在蒙哥马利黑人社区里没有可靠的消息来源，约翰逊首先采访了镇上的警察以及每一位著名的白人领袖。他发现最常见的看法认为抵制运动的幕后主使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这条指控随处可见但又十分含糊。进一步调查后，约翰逊发现各种疑点引人入胜地汇集到了同一个人身上。这个人全程参与了抵制运动，但却自称从未左右过运动的方向。有人认为嫌疑人的谦逊作风恰恰正是最完美的伪装。约翰逊与霍尔讨论了自己的初步调査结果，然后就写出了关于抵制运动系列报道的第一篇文章。文章主要内容讲的是罗伯特.格雷茨牧师。约翰逊认为，身为白人男性的格雷茨似乎具有担任神秘主脑角色的特殊资格。凭着这条论断，霍尔和约翰逊勇敢地带领读者们跨越了种族的藩篱。

约翰逊的报道《公交车抵制行动的机制》刊登在了1月10曰的报纸上，让白人公民第一时间看到了关于蒙改联内部运作的具体报道。新闻内容包括蒙改联的运营费用 （已经花费近7000美元），拼车体系中的汽车数量（高达每天350辆），以及领导者的想法。约翰逊把这些事实组织起来，借以显现格雷茨的轮廓。但他并没有明确提出格雷茨是“抵制行动背后的主脑”。他自己并不相信这些传言，部分原因在于他发现格雷茨抱有不惜自毁的直率态度。面对盘问处之泰然的格雷茨向记者讲述了很多故事，每一套故事情节的驱动力量都是如同孩童那般单纯的信仰以及全然不顾政治现实的态度。比方说格雷茨回忆道自己有一次被引荐给协进会的沃尔特.怀特，后者称赞他这个年轻白人在推进协进会事业方面做了许多实事。“这番话听得我喜上眉梢，”格雷茨告诉约翰逊，“因为这样的评价确实很适合我。”这番陈述听得约翰逊哑口无言（他一直认为怀特是个“煽动犯”）。由此他认定格雷茨根本没有能力暗中指使抵制运动，因为此人完全是个直肠子，一丁点城府都没有。

接下来的周六早晨，约翰逊按照约定来到德克斯特大街的牧师办公室采访金牧师。他登门的时候金正在整理第二天布道的文稿——《如何在邪恶的世界里相信良善的上帝》。第二天刚好是金的二十七岁生日。年龄与金相仿的约翰逊发现金的言行仪态要比他的实际年龄成熟得多——日后还会有很多记者意识到这一点，约翰逊在这方面可谓拔得了头筹。金说起话来不紧不慢，字斟句酌，似乎打算用一圈尊严的长城将自己保护起来。约翰逊带着满满记录着各种信息的笔记本返回了《广告报》办公室，他打探到的内容包括金的《论田立克与魏曼》博士论文的完整标题。他回到报社办公室后告诉霍尔，他对于金“评价并不甚高”。他当着编辑的面阅读了金对于田立克、康德乃至于尼采的引述。在约翰逊看来，这些言论无非表明金渴望用哲学行话来唬人。但约翰逊又不得不承认此类引言兴许真能唬住蒙哥马利的黑人，因为他看到城里好几位最年长的黑人牧师在金的面前都显露出了近乎谄媚的非凡敬意。金在谈论抵制运动时流露出了不容置疑的权威气质，这一点暗示着他很可能正是抵制运动的领导人。与格雷茨不同，他似乎很有能力进行各种战术运作。金曾告诉约翰逊，虽然他作为蒙改联的领导人不介意在种族隔离框架之内寻求妥协让步，但他个人的主张却是“立即实现种族融合”。因为身为一名传播福音的教士，他认为种族隔离十恶不赦。这样坦率的说法刚好印证了蒙哥马利白人长期以来的观点：激进黑人领袖们并不支持种族隔离，他们的对外宣传完全是谎言，目的无非是为了暗度陈仓。

约翰逊写到了许多关于金的个人背景，其中包括他的爷爷A.D.威廉姆斯在以便以谢教会担任牧师的确切年数，甚至还在威尔.杜兰的《哲学的故事》当中找出了“辩证法”一词的定义，以便读者们弄明白金挂在嘴边的这个词。在《广告报》上刊登出全面刻画黑人形象的文章本身就算得上是历史性事件。尽管充满敌意的读者可能通过这篇文章得出推论，认定金是一位傲慢自负且满腹机关之辈——约翰逊本人也这么认为——但是文章的语气基本上是中性的。霍尔希望这篇文章写得尽量直白。如果愤怒的白人读者表示反对，霍尔就会告诉他们，当年正是自以为自己对于当地黑人了如指掌的蒙哥马利市的先辈们将事情搞得一塌糊涂。现在也许是是时候了解一下这场叛乱的根源了。在这篇文章中约翰逊明确表示自己对于金只有一个判断。文章标题白纸黑字地写道：“金牧师是抵制行动的幕后老板”。但是在正文当中他又岔开了话头，“在蒙哥马利的白人社区，人们似乎并不确定公交车抵制行动指挥者的身份。”然后他又写道，“谁是抵制行动的公认领导者呢？这个人似乎是小马丁.路德.金牧师。”

约翰逊的文章刊登在了1月19日的《广告报》上。此时挫折与猜忌的恶性循环正在蒙哥马利愈演愈烈，这篇文章则起到了火上浇油的功效。无知与恐惧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结合起来，致使蒙哥马利的局面日渐朝着盲人互殴的方向靠拢。就在同一周，警务专员塞勒斯告诉美国青年商会，公交抵制之所以仍在继续完全是因为白人公民“袖手旁观”。他宣称 90%的黑人都想乘坐公共汽车，但他们不敢，因为他们受到了黑人精英指使的打手队的恐吓，而这些精英从来不会也永远不会乘坐公交车。塞勒斯的讲话同样登上了报纸头版，与约翰逊的文章互相呼应。这两篇文章合力兴起了一场直接针对金本人的抹黑攻势，指责他是个没有资格指挥抵制运动的局外人。白人之间以及白人与自己认识的黑人相互交流的时候总能听到这种论调。金从来没有坐过蒙哥马利的公交车；他是个冠冕堂皇不干实事的布道人；他一心只想着如何让自己的名字登上报纸。“那些黑人干的事太可怕了，我们这些黑鬼都快过不下去了。”这句话据称出自贫困的抵制运动一线走卒之口，很快就在白人群体当中成为了到处复述的最佳笑料。

在黑白双方之间以及各自内部不断散播的各种流言相互强化，产生了光怪陆离且出人意料的效果。一些急需女佣的白人妇女忍无可忍，直接开着私家车来到鲁弗斯.路易斯的拼车载客点接送女佣。为了给自己的行为找个台阶，她们拿着市政专员散布的反抵制运动宣传做起了文章：她们的接送行为绝不是对于抵制运动的支持，只是为了保护女佣免受打手队的恐吓。白人对抵制运动的愤怒日渐加强，一些对此感到害怕的黑人支持协进会的保守思路，建议把案件提交法院，哪怕这样做意味着迈出了挑战种族隔离政策的激进步伐。其他人则更强力地推进抵制运动，目的恰恰正是避免引爆协进会的火药桶。与此同时市政专员们正在关注另一项事实：几乎没有哪一个从前惯于乘坐公交车的黑人会在白人面前承认自己支持抵制行动。即便在杜尔这样的蒙改联支持者面前，普通的黑人市民也惯于闪烁其词，声称他们平时乘坐的公交车那天“出了故障”，或者他们走路是为了健身，又或者他们“远离公交车是为了躲开抵制运动”。这些荒诞的托词恰恰正是市政专员们最想听到的话。于是他们设计了一个厚颜无耻的政治骗局，满心以为这一回肯定能把黑人骗回公交车上，

1月21日周六晚上，一个名叫卡尔.罗文（Carl Rowan）的记者在明尼阿波利斯市的美联社电报上看到了一则消息：周日的《广告报》将会刊登新闻，黑人已经同意结束抵制行动。所有的黑人都将在周一早上回来乘坐公交车。这则消息提到的和解条件包括黑人将得到司机更加礼貌的对待以及在高峰时段启用“全黑人”专用公交车，而正常运行时段则会保留现有的座位安排。罗文曾经来到蒙哥马利报道过抵制运动，他很难相信蒙改联的领导人会接受像这样无可再低的和解条件，于是他给蒙哥马利打电话，向金核实了这则消息的真实性。

听到罗文逐条念出美联社电报上的内容，金一下子乱了方寸。他承认自己对这份协议一无所知。私下里他确实担心某些蒙改联的同事可能已经暗自背叛了他。金知道，他现在的公众形象已经变成了嘴上没毛的局外人，因此反对派很有可能私下与白人密谋。抵制运动前途堪忧，无论是通过谈判达成体面和解还是者长期坚持直到迫使对方妥协现在看来都希望渺茫。等到尘埃落定之际，他本人几乎必然会沦为灰头土脸的天然替罪羊。令人窒息的压力完全可能致使蒙改联领导层遭受内出血。但是变节者究竟是谁呢？罗文告诉他，《广告报》的消息并没有明确提及相关黑人代表团成员的名字，只说其中包括“三位杰出的黑人牧师”。金立刻让罗文打电话给塞勒斯 确定这则消息是否属实，如果可能的话最好弄清楚这三位牧师的名字。

罗文同意照办，于是金挂断了电话，开始等待罗文的打探结果。这则新闻的发布时机可谓刁钻至极，正好赶在黑人教会周日上午举行礼拜活动之前跳出来，足以在各家黑人教会里引发大规模混乱：条件如此苛刻的条款必然会激怒大量抵制者，其他人则会因为苦差事难终告结束而高兴，并且因为自己与白人好好较量了一番而自豪。维持抵制运动不至于解体的脆弱心理防线将被击垮，而蒙改联的领导人也将面临两难抉择：要么签署和解协议，要么承认这项协议的条款不是他们提出来的。

罗文把电话打了回来。塞勒斯已经证实了这条消息，但以保密为由拒绝说出三名牧师的名字。罗文能打探到的顶多是这三名牧师各自隶属的教会：浸信会、长老会以及圣洁会。金立刻一门心思扑上了这些线索。圣洁会？罗文没搞错吗？蒙哥马利黑人当中并不存在“杰出的”黑人圣洁会牧师，而且蒙改联领导层当中也没有任何一位出身圣洁会的布道人。一丝希望在金的脑海中一闪而过：根据罗文的线索，他应该可以挖出变节者，除非他们从一开始就不存在。浸信会传教为数众多，谁都有可能成为嫌疑人。但长老会的黑人牧师却非常少有，因此调查可以从这里入手。

怀抱着这样的希望，金打电话通知了蒙改联的整个领导层。他的语气与措辞极为严峻，令人感到这场危机的严重性前所未有，远比每天接送两万人次的拼车系统带来的一切问题更加棘手。于是不出半小时，蒙改联全体核心布道人就全都集中到了金家的客厅里。金告诉大家第二天早上的报纸上将会刊登一条如何惊人的新闻。同工们的当场反应令金大感宽慰。没有人主张和解不可避免，所有人都声称反对和解。这条新闻令每个都十分紧张，但谁也不打算束手就范，眼睁睁地看着这条新闻发挥出全部潜在破坏力。总之他们的反应和金当初的反应一样，这一点坚定了金的信念：变节者并不在他们当中。

当务之急是要把勾结市政委员的三个牧师找出来。他们在午夜前查出了这三个人的名字，结果对于蒙改联非常有利：与市政专员会面的三个人既不是蒙改联成员也不是有富有影响力的公民，而是三名在乡村地区工作的牧师。这三个人声称，盖尔市长语焉不详地叫他们前来讨论“保险事宜”。他们见到市长之后，市长就不容分说地塞过来一份公交车解决方案的文件。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市政专员们的无耻行径表明他们正在运作一场精心算计且毫不掩饰的骗局。假如他们奸计得逞，就能在顷刻间瓦解公交车抵制运动，就算没能得逞，至少也可以分化黑人群体，从而致使抵制行动无法长期坚持下去。在金家碰头的牧师们全都清楚意识到，敌人的伎俩很有可能奏效，一败涂地的前景正在步步逼近，因为专员们掌握了出其不意的优势，还有政府权威给他们撑腰。但是黑人却缺乏足以与《广告报》相抗衡的大众传播媒介。

事不宜迟，大家决定赶紧打电话叫醒蒙哥马利的每一位黑人教士外加罗伯特.格雷茨，希望他们全都能在明天早上登上布道坛之后谴责《广告报》刊登假新闻。到场人员随即兵分两路，一半教士回家打电话通知其他同工，金则带领着剩下的教士走进了夜色当中。他们当中有些人承认自己很清楚蒙哥马利周边各个乡村“路边夜店”的位置。此时是周六的晚上。罗文的警告带来了翻盘的契机：除了教堂以外，路边夜店也是黑人的传统聚会场所。金他们能在这里找到大量同胞，从而赶在第二天上午之前就将消息尽量广泛地传播出去。有些路边夜店的气氛很接近正规舞厅，例如鲁弗斯.刘易斯经营的“公民俱乐部”就是这样。但是大部分路边夜店都聚集在地图上找不到的乡间偏僻地点。一般来说在这些夜店里根本见不到像金这样着装考究举止文雅的人物。只有工人、农民和女佣才会出入此类场合。他们来不及换下工作靴与肮脏工作服就来到这里，在震耳欲聋的音乐、劲头十足的烈酒与大汗淋漓的舞蹈当中尽情放纵宣泄。当金带领着几名古板拘谨的布道人挤进这些声色犬马的场所时总会一下子就吸引住所有人的视线。现场音乐总会戛然而止，就好像遭受警察抄捡或者发生打架斗殴的时候一样。金和牧师们首先会清一清喉咙，进行自我介绍，然后就告诉现场全体人员白人妄图通过怎样的奸计来颠覆抵制运动。不管第二天早上的《广告报》胡说些什么，抵制运动都将继续进行。他们会恳请大家将消息传播出去，让所有人都知道金牧师与其他牧师亲口表示要继续抵制乘坐公交车。最后他们还会提醒大家下周一晚上别忘了参加弥撒大会。说完这番话之后，现场总会爆发出一阵欢呼声与附和声，有时还会有人提出一两个问题要求牧师们当场回答。然后金一行人就会分开人群，抄小路赶赴下一家路边夜店。

周一早上，就在《广告报》宣布抵制运动已经达成和解后的第一天，街上行驶的公交车依然空空荡荡。公交公司经理的声明很简洁：“黑人线路乘客数量没有增加。”露骨的现实揭穿了市政专员们此前一天信誓旦旦的公开主张，而他们绝不甘心忍气吞声。面对公众的嘲笑，无路可退的他们立刻从各个方向发动了反击。盖尔立即发表了声明。《广告报》编辑乔.阿兹贝尔在第二天头版上评价道，这篇声明写得“活力十足”。盖尔首先指责三名黑人牧师口是心非，致使这份他已经批准的周末协议土崩瓦解。然后他又声称市政专员一直试图“用真诚与恳切来结束抵制”，但现在“需要打开天窗说亮话了”。政府“在谨小慎微的路线上已经走得太久了”，以至于黑人还以为他们“已经将白人逼进了死角”，但事实上白人根本既“不关心”也“不操心”黑人是否抵制公交车。“对白人来说，黑人坐不坐公交车完全无关紧要，”他重复道。“等到黑人们渴望结束抵制的时候，或者说如果黑人渴望结束抵制，我的大门随时向他们开放。但是在他们诚心结束抵制之前，这个问题已经不值得继续讨论了。”

砸下这番硬话之后，市政厅紧接着宣布，弗兰克.帕克斯（Frank Parks）以及盖尔这两位市政专员一致同意加入白人人公民理事会。第二天，盖尔市长又在报纸头版敦促全城白人妇女停止接送她们的佣人。“黑人都在背后嘲笑白人，”他说。“黑人抵制公交车也就算了，可是反对抵制的白人居然给参与抵制的黑人当司机，这种事简直要让黑人笑话死了。”塞勒斯专员也在同一时间宣布自己已经做出指示，要求蒙哥马利警方采取强硬措施来打击站在街边等待搭车的黑人。帕克斯专员则宣布几十名商人已经主动解雇了支持抵制运动的员工。三名专员都声称他们没想到公众会如此热烈地支持最新推出的强硬措施。盖尔市长举起厚厚一沓贺电向记者们炫耀，塞勒斯声称大量志愿者来到他的办公室要求协助警方；市政厅电话交换机接线员声称她快被称赞市长的来电淹没了；乔.阿兹贝尔发现全城白人都群情激昂。有个男人对他说“我倒希望黑人尽管走下去，最好走到拇指长囊肿、脚底打水疱的那一天。”

蒙改联的领导层还没来得及充分品味成功破解周末危机的喜悦就陷入了深深的恐惧：公然对抗市政当局八个星期是一回事，羞辱当局权威人士并在城里的各个布道坛直呼他们是骗子又是另一回事。同样是在周一，面色阴沉的金向蒙改联提出辞职，因为他认为自己领导下的蒙改联现在已经完全没有机会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了。可是没有人愿意拿起桌子上的辞呈，因为所有其他有资格接任的人都知道此时此刻更换领导人就意味着分裂，而分裂必然导致败局。S.S.西伊牧师（S. S. Seay）是最受人尊敬的资深牧师之一，大家推举他站出来挽留金。西伊化用了弥赛亚的话语来劝说金：“你还年轻，你的灵性上接受了很好的训练。该我喝的杯我必要喝，可是你却要比我喝得又深又广。”

蒙改联执行委员会对金投出了全体一致的信任票。接下来他们就转向了更加艰巨的任务，也就是制定新的策略。鲁弗斯.刘易斯正在率领一帮人试图争取市政府批准他们运行一条由黑人运营的公交线路。成功的希望很渺茫，不过万一他取得了成功，将会极大地减轻拼车系统的压力。当然，市政府几乎一定会驳回刘易斯的特许经营权申请，否则的话必然会有人指责市政府不该将种族隔离带来的经济效益分赠给黑人。委员会进一步讨论道，如果刘易斯的计划最终失败，那么他们将会亮出终极武器——针对公交车上的种族隔离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格雷深知一旦委员会启动诉讼，就相当于在社会层面掀起了一场核战争，不用想就知道阿拉巴马州白人将会作何反应。因此在公交车抵制运动发起的第一周他就给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纽约分会的律师写过信，为诉讼成功的可能性暗中寻求建议，他还和克利福德.杜尔以及本州几位经验丰富的黑人律师进行了广泛的交谈。大家一致认为联邦诉讼是最有把握的方法。如果胜诉，就可以借助法院判决来破局。与罗莎.帕克斯案件的上诉相比，这样做的胜算当然要远远更大，因为后者正陷在州法院里寸步难行。杜尔警告格雷，他的原告一定要立场坚定，否则白人权威带来的巨大压力很有可能导致原告撤诉。一旦出现这样的结果，对方紧接着就可以针对格雷本人提起刑事诉讼，指控他犯有“诉讼教唆罪”或者进行了虚假法律陈述。杜尔说他认识一个黑人律师就是被这套手段赶出了本州。

联邦诉讼的道路上布满陷阱，数以千计的技术与政治圈套正在恭候着他们。格雷向委员会报告称，诉讼委托人的选择是个难题。他需要那些曾经在公交车上遭受凌辱并且愿意以原告的身份站出来的人。目前他还未能找到哪怕一个经历合适并且敢于出头的蒙哥马利黑人男性充当原告，不过却已经初步圈定了好几位女性，包括克劳黛特.科尔文和她的母亲。他告诉委员会他应该在几天之后就可以立案。从法律层面上来看这个案子似乎很能站得住脚，但是案件最终宣判可能需要几年，至少也需要好几个月。格雷的汇报致使蒙改联领导层面临着艰难的选择。如果他们取消抵制运动并且等待法庭终审结果，那么他们还不如当初就不发起抵制运动。如果他们继续坚持抵制运动，他们将不得不首次考虑设立永久性拼车体系的可能性，而眼下的拼车体系早已经不堪重负，每一天的压力都会为其增添几道裂纹。重压之下的蒙改联委员会的成员投票指示弗莱德.格雷与战略委员会在下周准备好提起诉讼的最终建议，但是在投票的时候大家心里全都没底。周一的蒙改联没有进行任何庆祝活动。可是在城镇各地的白人市民却兴高采烈。抵制运动就好比双方扭成一团的柔道比赛，乍看上去根本分不清谁胜谁负。经历了周末惨败的白人此时一个个欢天喜地，成功解除危机的黑人却因为自身行动的潜在后果而长吁短叹。抵制运动发起以来，双方每一次出手似乎都会被对方的新一轮应手压制住。自从公交车司机最初开口呵斥罗莎.帕克斯开始，情况就一直是这样。

12月8日，谈判各方举行了第一次会议。蒙哥马利市政府派出了三位地位平等的谈判专员，这三个人在一大群记者、抵制运动参与者和白人观众面前施展兵来将挡的手段，将金的各项主张全都抵挡了回去。有一位专员名叫W.A.“黏糊”盖尔（W. A. "Tacky” Gayle）（他的工作是监督市政府全体员工，因此被指定为市长的代言人），最后他建议以闭门会议的方式继续谈判，以便各方进行更坦率的讨论。公交公司的律师杰克.克伦肖也参与了谈判，而且就像在科尔文案当中那样毫不退让。蒙改联提出的第一项要求相当模糊，即要求公交车司机更有礼貌，对此克伦肖并没有异议。但是他坚决反对蒙改联提出的另一项要求——在黑人乘客为主的路线聘请黑人司机。克伦肖认为这是私营企业的内部事务，轮不到外人干涉。至于蒙改联提出的第三项也是最重点的要求——公交车座位的安排——在克伦肖看来更是非法的。当克伦肖靠着椅背和其他白人谈判员耳语交流时，金认为自己听到了这样一番话：如果白人在这一点上妥协了，黑人就会大肆吹嘘这场胜利，这样的局面绝对不可接受。后来克伦肖回忆道，他之所以反对蒙改联的计划，是因为这项计划可能导致一个黑人男子和一个白人女子“腿碰腿挤在一起”。四个小时后，傲慢与种族大防的深厚情绪致使谈判陷入了僵局，会议只得暂告一段落。

在12月17日的第二次会议上，金做出了一项让步：蒙改联不再要求公交车公司立即雇用黑人司机，而是转而要求公司在岗位空缺时体现出雇佣黑人的意向并且接受合格黑人的申请。在蒙哥马利商会的会议室里，三名地位显赫的白人牧师主导了这场尴尬别扭的试探性协商。这三人当中有一位卫理会牧师——蒙改联的谈判代表乔.安.罗宾森形容此人“庄严虔诚，近乎圣洁”——试图以雄辩的演说强调黑白双方共同尊奉的宗教价值观并以此舒缓紧张气氛。然而到最后他还是让蒙改联谈判团失望了，因为他把抵制运动称作人性弱点的夸张体现。他承认公共汽车司机对黑人乘客粗暴无礼，但他相信司机们对白人也同样不客气。灵魂的疆域要比公交车座位更广阔也更崇高，因此他认为宣讲福音的牧师居然沦为政治运动的领导实在令人感到万分遗憾。在他之后发言的长老会牧师亨利.“杰布”.罗素博士（佐治亚州参议员理査德.罗素的兄弟）指出，当一方对另一方施加伤害的时候，双方几乎不可能本着善意的基督教信仰来讨论问题。因此他建议蒙改联领导人首先取消抵制，营造有利于谈判的氛围。谈判期间他由始至终都坚持这一观点。

第一浸信会教会的亨利.帕克牧师（Henry Parker）（阿博纳西眼下任职的教会正是在八十八年前脱胎于这家教会）试图弥合双方之间的实质性分歧。他认为大多数人都将真正的问题想复杂了。在他看来，已知大多数公交车摩擦事件的根源都在于黑人乘客不能确定预留白人区的范围到哪里为止。为了消除混乱，他建议在所有公交车中安装标志，将前十个座位指定给白人，最后十个座位指定给黑人，中间的座位则由其余乘客任意使用。金与其他黑人强烈反对在公交车里设置“白人专用”标志，因为这个可恨的标志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经从蒙哥马利的公交车上撤除了。白人代表答道，他们对于任何其他确保消除混乱的建议全都洗耳恭听。此外他们还提请黑人代表团注意蒙改联建议的操作性缺陷：假设就像蒙改联所设想的那样，一辆公交车上从后往前的座位完全被黑人坐满，然后在某个站点有十名黑人乘客下车并且留下分布零散的座位，然后又有十名白人乘客上车，那么这些白人乘客应该坐在哪里呢？他们怎样才能遵守州立法律并且确保公交车上的种族隔离状态呢？双方代表团围绕着此类假设不停地兜着圈子，每一位与会者都精疲力竭。

在圣诞节前六天，商会谈判桌的白人一侧新添了一位成员。有人小声告诉金，此人名叫路德.英格尔斯（Luther Ingalls），是蒙哥马利白人公民理事会的秘书。当英格尔斯站起来发言时金立刻跳起来表示反对，因为英格尔斯不是谈判委员会的成员。“此外，”金有些暴躁地说道“只要委员会里有公开声明反黑人的成员，我们就永远也解决不了眼下的问题。”有人回答说市长已经批准英格尔斯出席，金则反驳道市长没有征询蒙改联代表的意见就增加己方成员并不公平。

听了金的这番抨击，第一浸信会的帕克牧师忍不住为英格尔斯出言辩护。“他就像你一样有权加入委员会，”帕克愤然说道。“你把你自己的观点表达清楚就行了。”帕克牵头发言后，其他几名白人也纷纷批评金不顾大体，还没等英格尔斯开口说出一个字就率先将敌意与不信任掺杂进了谈判当中。这些言论在双方代表之间引发了激烈的争吵，争吵的题目包括怎样的态度才算客观以及是谁首先挑起了事端。双方都在极力推动己方的提案并且通过集体投票阻止对方的提案得到通过。有些白人批评金搞一言堂，黑人一方除了他之外就听不到别人说话了。他们还认为他思想僵化固执，阻碍了谈判的顺利进行。这条指控致使谈判气氛当场陷入了凝滞，直到阿博纳西站起来表态：金博士就是他和其他所有黑人谈判员的发言代表。于是谈判在敌意浓厚的气氛当中继续了下去。最后金提议休会，他认为白人将“一整套成见”带到了会场上。

这一次白人代表们甚至都不需要帕克牧师带头反击。一直担任会议秘书的白人女性洛根.A.希普夫人（Logan A. Hipp）站起来冲着金说道：“你才是带着成见来开会的人。”她气得浑身发抖，“你竟然声称我们带着成见来开会，这样说实在太可恨了。至少我绝对不是这样。”为了佐证自己的主张，她表示自己已经决定投票赞成雇用黑人公交车司机。黑人已经担任私人司机了，毫无疑问他们也同样有资格担任公交车司机。另一名白人男性也附和希普夫人的意见，表示自己同样准备投票支持蒙改联的若干建议。

几个小时后，金离开了毫无进展的谈判会场，心头沉甸甸地压着他所谓的“可怕的内疚感”。参加谈判之前他原以为比较开明的白人能像克罗兹神学院与波士顿大学的白人所做的那样承认他的道德主张具有合理性，而不那么开化的白人——例如他在生活中遇到的态度更加粗蛮的白人种族隔离主义者——则会暴露出自我防卫的仇恨心态。可是谈判开始之后他才发现，这么多白人居然都真心实意地认为种族隔离问题并不牵涉道德对错。在他们看来，白人公民理事会或多或少算得上是蒙改联在白人这边的对应机构，两者都是代表各自种族利益的团体。这些白人的言谈做派就好像大国外交官正在小国外交官面前捍卫本国利益一样。毕生以来金一直秉承着坚定的道德立场，可是这些白人如此公事公办的谈判手段却将他驱赶出了道德阵地。憋了一肚子气的金在开口说话的时候也忍不住流露出了愤怒和怨恨的情绪。这样的言辞只会断送谈判并且促使更多理智的白人确信，如果眼下确实正在进行一场道德较量，那么占理的一方肯定是他们而不是金。满心自责的金打电话给帕克牧师，为自己在谈判期间的任何冒犯言辞进行了道歉。在电话里听到金的声音令帕克不知所措，而且他从没听到过这样一段谦逊庄重不卑不亢的开场白。无言以对的他只得紧张而又敷衍地背诵了一遍当天早些时候自己提出的论点。

帕克再没有召开进一步的谈判会议，于是坚持抵制运动所带来的沉重压力就落在了蒙改联头上。他们已经打破了巴吞鲁日市的拼车时长纪录并且还在继续向前艰难跋涉。日常交通的混乱程度日渐改善，可是压力与疲劳也与日倶增。每一场弥撒大会都会鼓励参与者们再接再厉。弥撒大会的参与者以女性为主，为了鼓舞士气，发言人总会挑选几位走路上班的女性当成英雄人物大加宣扬。有一位比较保守的牧师告诉众人，某天清晨他看到一群步行上班的女性。他声称她们的气质如此骄傲而又高贵，她们的步态“足以与任何一位女王相提并论”。同一位布道人还转述了一位老妇人告诉他的话：如果双脚撑不住了，她宁愿在地上爬行也决不乘坐公交车。还有一位布道人告诉人们，他努力想让另一位几乎人人都认识的老太太坐上公交车，但这位波拉德妈妈始终没有上车。牧师宣称他十分礼貌地向波拉德妈妈建议，她已经年老力衰，不必参与抵制运动，可是波拉德妈妈却十分干脆地拒绝了他的建议。他用波拉德妈妈不经意说出来的一句话来激励大家：“我的双脚确实很累，但我的灵魂是安宁的。”这句话成了抵制运动的经典名言。

金走上布道坛说道，他知道每个人都在担心圣诞购物怎么办。他建议大家共同支持抵制，同时还要回归圣诞节的本来意义，换句话说就是彻底放弃购物。原本打算用来购物的款项应当分成三份，一份存入自己的储蓄账户，—份捐给慈善机构，第三份捐给蒙改联。如果他们非得去什么地方过节，那么他们应该去探访贫困户，或者去教堂，或者参加弥撒大会。只要恢复圣诞节的真正精神，人们就可以互赠经久不衰、多少金钱也买不到的礼物。

黑人圣诞购物数额的急剧下降使得蒙哥马利的商店业主皱起了眉头，但他们并没有特别惊慌。毕竟黑人消费额只占圣诞销售总额一小部分，而且消费额下降的影响效果也得到了大量商家的分担，单独某一家商店受到的冲击并不大。可是公交公司却得不到缓冲垫的保护。芝加哥母公司总部很快就收到了蒙哥马利分公司陷入财务困难的报告，几位当地经理以直白务实的语言表明了分公司正在面临的财政窘境。从抵制运动一开始他们就向记者们公开声明抵制行动的效力足足可以达到99%。如此泄气的言论使得蒙哥马利的政客们很不舒服，因为政客们向同一批记者通报有关情况时总是轻描淡写，尽量把运动的影响降到最低。1956年的第一个星期，蒙哥马利公交公司的经理们告诉三名市政专员，他们即将面临破产。白人根本没有行动起来弥补黑人乘客造成的损失，无论市长与白人公民理事会会如何敦促白人光顾公交车都无济于事，因为大多数白人市民自己都有车，不愿意自降身份地爬到公共汽车上去。因此公交公司要求市政府允许他们紧急加价。三位专员别无选择只好批准，但与此同时这些万事不离政治的老油条们也强烈感到一定要保证选民们不会将这件事怪罪到他们头上。

市政府批准公交车涨价之后过了三天，大约有一千二百人在蒙哥马利市礼堂参加了白人公民理事会组织的集会。首先发言的是从阿肯色州来的两位嘉宾，他们向到场人员传授了白人抵制运动的先进经验。在他们看来，白人发动的抵制运动才算得上是真正的抵制运动。阿肯色州的理事会成员正在通力协作，针对那些被确定为反种族隔离积极分子的黑人发动全面制裁，切断信贷申请、物资供应、商品销售以及所有其他形式的经济支持。正当发言者挖苦某些胆小懦弱的阿肯色州商人害怕失去黑人顾客的时候，礼堂后面响起了一个洪亮的声音：“我可是就连一个黑人顾客都没有！”蒙哥马利警务专员克莱德.塞勒斯一边说着一边昂首挺胸地从过道走上了讲台。原来保持安静的在场人员认出了他，立刻集体起立并报以长久不息的掌声。大会主持人赶紧将塞勒斯请上讲台并且将他介绍给了全体听众。他向人们保证自己永远都不会“拿着南方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交换一百张张黑人选票”。这番话赢得了雷鸣般的喝彩。接下来他当场宣誓加入了白人公民理事会，这一举动引发了一轮更加热烈的喝彩，并且将集会气氛推向了高潮。第二天《广告报》头版刊登了塞勒斯与一名阿肯色州演讲者握手的大幅照片，标题是“塞勒斯在白人公民会谈现场赢得掌声”。报道声称他“出尽了风头”。

1956年1月8日，金老爹来到德克斯特教会布道。抵达蒙哥马利之后他才意识到儿子正在承受着几乎要令人崩溃的压力。抵制运动已经持续了一个月。交通主席鲁弗斯.刘易斯几乎已经把每一辆黑人自有车辆拉进了拼车系统——每辆车每天接送乘客在275人到350人之间——并且如果有车主想要退出拼车，他也找不到替代车辆。蒙改联的资金已经耗尽了，这意味着刘易斯不得不越来越依赖于好心与善意的扶持。弥撒大会振奋士气的功效也随着日复一日的艰辛抵抗而不断衰退。因此在老马丁.路德.金布道后的第二天，蒙改联领导人决定讲和。他们要求与塞勒斯以及其他两位市政府专员召开第四次谈判会议。这一次是弗莱德.格雷而不是金提出了新计划，这一点本身就相当于做出了寻求和解的姿态。格雷的法律陈述更是清楚表明蒙改联正在屈从于政府方面关于座位分区问题的技术性看法。他宣布蒙改联现在愿意做出重大让步：黑人将会主动填补位于车尾的空位， 白人乘客则应向前移动填补前方空位。这就意味着在上下站人次较多的情况下黑人与白人乘客将要不断地自行实施种族隔离。在实际层面上，这一让步意味着几乎所有的座位腾换都将由黑人来完成。在一辆满员的公交车上，许多黑人乘客就算坐下来也不能放松。他们将被迫保持警醒，以便在车尾出现空座的时候起身填补。但至少他们不必站在空荡荡的白人座位预留区。当公交车司机预料到白人乘客将要上车时，他们也不必因为司机的命令而被迫起身腾出座位。

三位市政专员断然拒绝了新的提议，因为这项提议暗藏着长远的技术缺陷，比方说乘客们可能因为谁应该起身的问题产生分歧。但更强大的反对原因源自政治与心理因素。根据新建议，白人乘客将不得不往前挪动以便填补前面的空座，同时给站在后面的黑人腾出空间。这种事简直闻所未闻。法律从来没有要求白人为黑人腾挪位置。城市专员在白人专属座位的问题上寸步不让，他们认为这是种族隔离法律的必要条件。他们的立场原本就极为强硬，看到蒙改联示弱之后更是有恃无恐。

在接下来的蒙改联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各位委员们沮丧地承认，他们一开始并没有搞清楚这场较量的本质。如果说公交车抵制运动曾经有可能通过恰当措辞达成最有利的妥协，那么从现在开始这样的可能性已经彻底破灭了。根据正式会议记录，委员会一致认为谈判已经破裂，抵制运动进入了长期相持阶段，对阵双方比拼的是“哪一方能坚持得更久或者将对手拖垮”。这样的全新战略形势对于蒙改联来说凶多吉少。面前的道路无非两条，要么继续坚守直到被迫投降，或者尝试发起一场豪赌来消解自身力量不断流失的不利局面，从而扭转步步后退的态势。讽刺的是，蒙哥马利黑人面临的战略劣势与1862年邦联势力的战场处境不无相似之处。罗伯特.E.李和“石墙”杰克逊当时正是通过一系列大胆的反击作战成为了南方的传奇人物。

霍特街弥撒大会之后过了几天，在印度那格浦尔附近的一座卫理会传教士学校里，一阵低沉的吼声刺破了清晨的宁静。一位老师冲出学校门外一探究竟，在校门旁边的棚屋里，他看到自己的同工詹姆斯.劳森（James Lawson）正在止不住地大喊大叫，鼓掌跺脚。如此肆无忌惮的欢乐令这位老师心慌意乱，几乎就好比劳森做出了他十分恐惧的暴力行径一样。他印象当中的劳森历来是一个理性压倒一切的人——劳森四岁那年就戴上了眼镜，平时言谈举止一板一眼，喜怒不形于色。可是现在，即便在西奥波利斯破门而入之后劳森依然还在手舞足蹈。面对同工的询问，极度亢奋的劳森说不出一句囫囵话，只能用手指着《那格浦尔时报》上的一篇文章，上面讲的是美国某小城里的上千名黑人拒绝乘坐实行种族隔离的公交车。

“终于开始了！”劳森哭叫道。非暴力运动是他长久以来的梦想，他曾经为了推行这项事业而被捕入狱。他之所以穿越半个世界来到印度，就是为了在非暴力运动的起源地求取真经。来到印度之后他却失望地发现，自从甘地遇害身亡之后，甘地主义就消解在了权力政治与口舌之争当中。可是圣雄的遗志如今居然在美国本土爆发了出来，就在自己位于俄亥俄州的故乡以南六七百英里的地方，如此讽刺的新闻实在令劳森情难自已。他立刻就意识到自己必须仔细研究一番马丁.路德.金这个人——按照《那格浦尔时报》的描述，金与他同岁，种族相同，而且还是同行。

回到蒙哥马利，深居简出的图书馆员朱丽叶特.摩根一连几天都在端详着空荡荡的公交车，然后就给《广告报》写了一封公开信。“自从在第一次马恩河会战期间运送士兵以来，出租车还从没有像上周的蒙哥马利那样得到如此充分的利用，”她写道。“众多黑人公民正在搭乘出租车或者步行穿越克洛弗代尔核心地区前往莫比尔路，不过激励他们这样作为的精神更贴近甘地的主张，而不是拯救了巴黎的‘出租车大军’。”摩根声称，抵制运动的参与者们“不仅吸取了甘地的教诲，也从美国土生土长的哲人梭罗那里获得了指引，而且正是梭罗影响了甘地。”她建议白人公民们读一读埃德蒙.伯克的《论与美洲的和解》，并且警告他们要避免“法利赛人式的热情”。在公开信的结尾她这样总结道：“人们难免觉得这几天的蒙哥马利正在创造历史，如今正是蒙哥马利建市以来最重要的一段时光。”

甚至就连那些一贯钦佩她的渊博学识的白人也觉得最后这句话表明她的脑筋不太清楚。不过就是一帮黑人女佣改换了惯用的交通方式而已，怎么会有神智健全的人认为这点小事居然会比蒙哥马利的整个辉煌历史更重要呢？摩根的公开信为她招来了白人青年的长期骚扰，他们向她家的窗户扔石头，在街头辱骂她，还在图书馆里捉弄她。摩根本来就是个性情极其敏感的人，这个弱点逗引得霸凌者们越发变本加厉。一年多一点之后人们将会在她家里发现她的遗体，死因是中毒，显然是自杀。白人公民理事会强调她的自杀缘由是情感脆弱，或者声称她有精神问题。黑人则认定她死于迫害，遭到迫害的原因就是“马恩河战役”公开信。

不过话又说回来，只有极少数最古怪的人们才能在当时就看出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运动留名青史的可能性。一开始只有为数不多的读者费心给《广告报》投稿讨论抵制运动，其中多数是白人妇女。在她们看来，这次事件无非是黑人为自己争取说得过去的待遇而已，因而完全无可厚非。一位女性来信人猜测这场纷争的背后一定有共产主义者暗中操纵。但为数众多的种族隔离主义者们并没有费心琢磨这个问题。《广告报》在头版社论当中，把蒙改联的主要诉求描述为种族隔离政策框架下的折衷——公车座位先到先得，黑人从后门上车，白人从前门上车，取消预留白人区。报社编辑小格罗夫.霍尔（Grover Hall, Jr.）劝蒙哥马利的白人干脆利落地接受建议，赶紧解决了这点破事。而蒙改联的温和要求又使得例如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在内的好些民权团体对于抵制运动冷眼相看。他们认为这场抵制运动想一出是一出，对于取消种族隔离并没有什么作用。

抵制运动参与者的日子也很不好过。每天晚上陪伴他们上床就寝的宗教激情总会在第二天早上冻结成冰冷的现实。在日常生活当中他们依旧不得不疲于应付暴雨、机械故障以及难以为继的穷亲戚。由于不能乘坐公交车从家里直接到达工作地点，他们不得不借助于复杂的接力式通勤方式，不能迟到，不能遭到解雇，不能与雇主顶嘴。他们下班以后大概还要想办法前往百货店买菜，回家做饭吃饭，照顾孩子，做家务。忙完这一摊子事之后，他们或许会出门参加弥撒大会，让阿博纳西牧师与金牧师的激昂言语重新为自己加满能量，然后再次回家，带着一身疲惫心满意足地入睡。直到第二天清晨在黎明刺骨的寒意中再循环一遍昨天的过程。大部分抵制运动的参与者都没有受过教育，他们当中最常见的职业就是女佣和零工工人。对他们来说，参与公交车抵制运动就等于放弃了最重要、最便利且最廉价的现代交通工具。抵制运动不仅严重影响到了他们的日常出行，也对他们的精气神造成了沉重的负担。

公交车抵制运动是一场日复一日的持久战。蒙哥马利警察局长在抵制运动开始的第一周就暗示，他将下令逮捕那些收费低于45美分最低定价的出租车司机。很显然这一招针对得是“出租车军”为了支持抵制运动而推出的10美分车费应急措施。假如警察局长出言必行，那么“出租车军”注定在劫难逃。金立即打电话给大学好友、全国浸信会牧师西奥多.贾德森.杰米森（T. J. Jemison），他是全国浸信会大会当中的一位秘书，也是全国教会当中的重量级人物，地位比金家父子高得多*。杰米森与金交情很深，可以直呼金为迈克。他在1953年夏天的巴吞鲁日市也领导过一次公共汽车抵制运动，巴吞鲁日当局同样禁止出租车资费下调以及私车提供出租车服务，于是他组织了大规模的拼车体系来应对当局打压。金从杰米森的回忆中尽力搜集了关于如何组织一个庞大拼车系统的一切有用细节。当天晚上他在弥撒大会上向人们解释了他们为什么必须在不依靠十八家出租车公司减价支持的前提下坚持抵制运动。金勇敢地宣布了一个好消息：他们可以组织一个类似巴吞鲁日市的拼车体系。要做到这一点，车主必须自愿提供私家车，司机必须是志愿者。司机与乘客之间不会直接进行付费交易，但乘客可以向蒙改联捐款，蒙改联则可以利用捐款来补贴拼车的费用。

金竭力用最炫目的辞藻向人们描绘了他的建议，但他心里很清楚，复杂的新系统肯定会引发一系列实际问题。富裕的黑人出借给抵制运动的汽车无疑会遭到破坏、磨耗与污损，或者被学生司机乃至于乘客滥用。在当时的美国，汽车仍然是社会地位主要象征之一，因此对于富裕的志愿者来说，把自己的私家汽车当成公共交通工具交给别人无疑是彰显共同进退精神的激进举措。可是乘客们却很可能因为越来越依赖于上位者的慷慨施舍而心生怨恨。道理全都清楚的金万万没想到，自己的提议居然再一次得到了集会人群的一致应和，人们的欢呼声震撼得教堂都瑟瑟发抖。抵制运动需要他们干什么，他们就愿意干什么。当天晚上就有一百五十多名车主报名把自己的汽车借给了抵制运动。蒙哥马利黑人原本因为阶层差距而四分五裂，现在却有了在日常生活当中融为一体的全新可能性。12月8日的弥撒大会之后，数千名与会者无不踩着乐观主义的祥云飘飘然离开会场，却把最严苛的数学难题留给了未来或者交给了上帝。每天都有三四万黑人乘客拒绝乘坐公交车。就算将步行者和留在家里不出门的人算得尽量多一些，将他们排除在外之后拼车体系依然需要每天接载两万人，换句话说每辆志愿者提供的汽车每天要接载130多人。金知道，尽管杰米森在巴吞鲁日市的抵制运动中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这场运动也仅仅勉强维持了两周就解体了。

蒙哥马利的全体黑人领袖早在当天下午重新碰头商讨当晚弥撒大会事宜之前就意识到了事情正在起变化。尼克松、阿博纳西以及一名叫做弗兰奇的主要卫理会牧师共同拟定了一份公交车抵制运动谈判条款清单。他们就像惯常那样认为，假如事先不想好各项要求，之后就免不了人多嘴杂乱作一团。集会主持人刚刚将他们三人的想法提交给全体集会成员，就有另一个两三人组成的小团体认为应当用油印机将这些提议印成传单分发给弥撒大会的全体参与者。这样一来黑人们用不着大声讨论就能对照着传单进行投票表决，免得将他们的计划泄露给可能在场的白人记者。同一个小团体里的另一个人还主张各位领袖的名字也应该保密，包括在场的各位。正当他们详细讨论隐秘与安全的问题时，尼克松在一旁终于按捺不住了。他愤怒地站起来质问道：“你们以为自己能隐姓埋名地进行公交车抵制运动吗？我跟你们这些大人先生们说句实话吧。你们这些教士过去一百年里都是靠这些洗衣女工供养起来的，可是你们什么实事都没为她们干过。”他还威胁声称假如他们打算隐藏身份，他就要在弥撒大会上公开斥责他们是懦夫。他斥责教士以及其他人听任女性遭到逮捕，自己却像“乳臭小儿”一样畏缩后退。“我们已经扎了一辈子围嘴了，”他说，“现在是时候把围嘴解下来了。如果我们还能成为男子汉，现在就是成为男子汉的时候了。”

正当尼克松甩出最后一句嘲讽的时候，迟到的金走进了集会现场。这个惹人注意的新来者一下子就吸引住了所有人的目光。或许是为了在众目睽睽之下维护自己的形象，或许是为了缓和一下气氛，以免现场局面演变成灾难性的意气纷争，总之他赶在其他任何人反唇相讥之前就开口了。“尼克松兄弟，我不是个懦夫，”他轻松地说道。“我也不想让其他人将我称作懦夫。”他也认为全体领袖都应当以真名公开行事。

鲁弗斯.刘易斯趁机发作了。他与尼克松一直相互看不惯，过去几十年两人无论在个人层面还是阶级层面都一直彼此作对。刘易斯很担心尼克松这番气势汹汹的演讲是预先商定的信号。只要尼克松发出信号，就会有人跳出来推举他成为抵制运动组织的领头人。假如真是这样，那么金的及时出场就实在太幸运了。他的讲话风格不卑不亢，一边让尼克松碰了个软钉子，一边又表示了对于尼克松的认同。一闪念之间刘易斯就打定了主意，他立刻起身推举M.L.金博士当选成为抵制组织主席。一位事先与刘易斯通过气的康利牧师赶紧跳起来附议。这一招使得会场暂时陷入了沉默，各个小团体的成员们面面相觑，一阵犹豫不决与低声讨论之后并没有第二个人被提名成为候选人——无论是尼克松、阿博纳西还是其他威望颇高的资深牧师都没有得到提名。日后理想主义者们会主张金的天资使他成为了不二之选，现实主义者则对此嗤之以鼻，认为金当时依旧声名不显，而且他最大的参选优势无非是未曾负债且没有私敌。犬儒主义者更是认为，之所以这么多功成名就的布道人纷纷让位给金，无非是因为他们觉得前方路上的责难与危险远胜于荣誉。之前克劳黛特.科尔文出事的时候，并没有哪位黑人领袖站出来向整个蒙哥马利承诺要为她争取公道。要是金当初就站出来为她出头，那么他的声誉还会像后来一样崇高吗？长远来看，私刑已经终结很久了，黑人社区也已经镇定下来了。就算罗莎.帕克斯必须缴纳14美元罚款，对于整个黑人社区来说又算多大点事呢？

接下来与会人员选举产生了抵制组织的其他负责人以及组织名称——蒙哥马利改良联盟（Montgomery Improvement Association）——然后有人提议在即将到来的谈判期间应当暂停公交车抵制。此人认为当天的公交车抵制确实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功，但是假如迁延时日，人们早晚会感到厌倦并且逐渐回到公交车上。这样一来新近成立的蒙改联就会沦为白人眼中的笑柄，白人自然也就不会在谈判当中做出任何让步了。正所谓一张一弛方为文武之道。其他发言人都认同他的主张，他们也认为应当将抵制武器当成引而不发的威胁手段，而不是一味滥用以至于损害其威力。鉴于所有人都取得了共识，这条提案并未立刻得到正式表决。牧师们转而开始为晚上的弥撒大会挑选圣歌、祷文以及发言人。忙完这一摊子事之后大家才急匆匆地把这条提案与其他提案整理在一起。然后各位领袖们就只能等着看当晚参加弥撒大会的人数究竟有多少了。

晚上六点钟过后，金急匆匆赶回家里与妻子以及刚出生的女儿碰头。他吞吞吐吐地告诉柯瑞塔，自己刚刚当选成为新成立的抗议委员会的主席。令他大感宽慰的是，柯瑞塔并没有反对这一既成事实。她平静地表示无论金打算干什么她都会支持他。金随即表示自己没时间吃晚饭了，半小时之内他就要赶到弥撒大会现场，然后他还要赶出席基督教青年会组织的一场晚宴并发表致辞——奉行种族整合政策的组织在蒙哥马利屈指可数，基督教青年会就是其中之一。此时的金满脑子想的都是霍特街的演讲——这是他以抗议领导人身份首次亮相，也是绝大多数听众第一次听到他的声音。他把自己反锁进了书房里冥思苦想起来，平时他至少需要十五个小时才能写好一篇布道词，眼下他却只有寥寥几分钟的时间来构思一篇如此重要的演讲。他的思绪运转如飞。他从心底里意识到自己想要回答《广告报》上两篇文章当中都出现过的刁钻指控——黑人的抵制招数是从白人公民理事会（White Citizens Councils）那里借鉴过来的。白人公民理事会一直都在公开采取严苛的经济报复手段来收拾那些胆敢对抗种族隔离的黑人。因此金搜肠刮肚地想要找到最合适的词语来区分公交车抵制运动与悖逆基督教精神的经济胁迫。他刚刚写下几行字，动身的时候就到了。

金的摩豪斯校友兼台球球友艾略特.芬利开车将他送到了集会现场。金抓住车上的几分钟时间继续构思了一阵。通向霍特街的道路上发生了交通堵塞，又为他争取了一点时间，然后车上的两人都意识到没法继续开车前进了——教堂已经被围了个水泄不通。敌视抵制运动的报纸估计现场来了五千余人，黑人自己的估算则是这个数字的两三倍。无论具体数字究竟是多少，总之教堂内部能够容纳的人数都只有一小部分。因此教堂门口架设了扩音喇叭，向门外的人群广播大会进程。人群绵延了好几公顷，排满了整条街道。横七竖八停在附近的每一辆汽车周围也挤满了人。克利福德与弗吉尼亚.道尔夫妇根本没能挤进距离教堂三个街区之内的范围。格雷茨牧师是唯一一位挤进教堂内部的白人支持者——教堂里除他以外的白人全都是记者与摄像师。“看出来了吧，芬利，”金在下车步行之前说道，“这次真能闹出点大事来呢。”他在人群中艰难穿行了十五分钟才走进教堂。很快霍特街教会的牧师就将他请上了布道坛。

金首先沉静地站了一会儿。他面前是一大片人头攒动的陌生人，他们挤满了窗台与过道，透过窗户往教堂里打量，从会众坐席投射过来无数道目光。金首先向这些人致意，他嗓音低沉，节奏舒缓，一字一顿地将各位听众引入了正文。“今晚我们相聚在此——为的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务，”他不紧不慢地说道，他的语调先升后降。当他暂停的时候，听众们附和了一两声“是啊”，音量并不大。金能看出来所有这些人全都憋着一肚子呼喊声，只不过还想看看自己打算把他们引向何方而已。“就广义而言，我们今天聚集在此的最首要原因在于——我们是美国公民——而且我们决心践行自己的公民权利——以最彻底的方式，”他说。 “但是我们今天聚集在此同样也是为了一件具体事由——因为蒙哥马利公交车上的情况。”听众们传来了一阵表示赞同的窃窃私语。金的语句越来越短，语速越来越快，语调也越来越高。 “这样的局面完全不新鲜。这样的问题已经存在了无尽的年月。就在几天前——就在上个周三——就有这样一个人——不仅是最优秀的黑人公民之一——而且还是整个蒙哥马利最优秀的公民之一——被人从公交车上扔进监狱并且遭到逮捕——因为她拒绝让出座位——拒绝将自己的座位让给一名白人。”

金的每一次停顿都伴随着零星几声“没错”与“阿门”。听众们已经被带入了他的节奏，不过就热情而言还比他略逊一筹。接下来金谈到了法律，他指出就算遵照种族隔离法律这次逮捕也依然站不住脚，因为车上并没有明确划分黑人区与白人区的各自界线。“法律在这一点上从来语焉不详，”他说。台下有位听众忍不住骂了一句粗口。“我想我这么说还是有法律依据的——并不是说我算得上法律方面的权威——而是说法律权威支持我的言论——这条法律——这条律令——这条蒙哥马利市的规定从未得到过彻底澄清。”这个句子彰显了金作为一名演讲家条分缕析的能力，但是显然没能进一步调动听众情绪。于是金再次提起了罗莎.帕克斯案件的特殊性质。“既然这种事是免不了的，那么我很高兴这种事发生在了帕克斯夫人这样的人身上。因为谁也不能质疑她的心胸多麽宽广，谁也不能质疑她的人格多么崇高，谁也不能质疑她的基督教信仰多么深厚。”这番话引起了一阵轻柔的应和声。“如今仅仅因为她拒绝站起来，结果就被捕了。”金重复了一遍这句话。听众开始躁动起来了，他们跟随着金逐渐加快了步伐。

这一次他停顿的时间稍微长了一点。“你们知道吗，我的朋友们，早晚会有这样一天，”他高叫道，“遭受压迫铁足无情践踏的人们将会感到忍无可忍。”一声声“没错”向他涌来，突然间个别的响应声融汇成为了一片高涨的喝彩，紧接着喝彩声之下又爆发了一阵掌声——这一切都发生在短短一秒之内。骇人的喧闹声久久不息，恰似不肯碎成水花的浪涛一般。正当这一阵吼声听起来终于要沉寂下去的时候，教堂门外人群的唤叫声又如同一堵移动的高墙那样排进了教堂里，将室内的音量推得更高了。低音部突然传来一阵轰鸣——无数只脚一下一下地跺着木质地板—— 如此震耳欲聋的巨响根本不用听觉就能凭借肺部的震颤感受得到。声浪凝结而成的厚重云层摇撼着教堂四壁，久久不肯消散。这一番浩荡阵势全都是由一句话引起来的。呼吁与应和的互动模式是黑人教会活动的传统，这一模式此刻将现场气氛推向了远远凌驾于政治集会之上的高度，金从未见识过如此这般的场面。搂草打兔子的布道模板收到了奇效，因为这一次躲在草丛里的兔子体型实在大得惊人。随着喧嚣声终于平静下来，金重新放开嗓门，再次点燃了听众的情绪。“我的朋友们啊，早晚会有这样一天，被别人恣意扔进屈辱深渊、承受凄苦绝望的人们将会感到忍无可忍。早晚会有这样一天，眼看着人生仲夏的灿烂阳光被别人霸占、自己只能在寒山严冬的刺骨冰风当中孤立无援的人们将会感到忍无可忍。早晚会有……”他还没说完，听众们的呼叫声就再一次淹没了他。谁也不知道这一轮呼声的起因究竟是因为演讲人触动了听众们的心弦，还是因为听众们对于演讲人的雄辩口才感到骄傲。如此华丽的辞藻从他的舌尖滚滚而出，竟如同毫不费力一般。“今天我们聚集在此——今天我们聚集在此是因为我们已经忍无可忍了。”金又将这句话重复了一遍。

或许是因为他本人也被听众当中爆发出来的能量吓到了，金立刻转向了抗议活动务须避免的注意事项。“我们来到这里不是为了主张暴力，”他说道。“我们已经克服了这项弊病。”一位听众叫到：“再说一遍！再说一遍！”金继续说道：“我想让整个蒙哥马利乃至美国全境都知道我们是基督徒。”他将“基督徒”这个词的三个音节全都咬得清清楚楚。“今晚我们手中唯一的武器就是抗议的武器。”说完这句话他停顿了一下，立刻引来一声清亮干脆的赞同。接下来金带领听众们暂时放慢了脚步。“如果我们被囚禁在共产主义国家的铁幕背后——我们肯定不能如此作为。如果我们身陷在集权政权的地牢里——我们肯定不能如此作为。但是美国民主的夺目光辉就在于为了自身权利而抗争的权利。” 支持的喊声逐渐平息之后，金提出了避免暴力的最后一项理由，也就是要体现出黑人抵制运动与三K党以及白人公民理事会等等死对头们之间的高下区别。“蒙哥马利的任何一座公交车站都不会出现燃烧的十字架。任何一名白人都不会被人从自己家里拖出来扔到荒郊野外遭受谋杀。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会触犯这个国家的宪法。”

金停顿了一下。教堂里安静了下来，但是气氛却一触即发。“我的朋友们啊，”他缓缓地说道，“我想让你们知道——我们将要凭借坚忍勇猛的决心在这座城市的公交车上实现正义。而且我们并没有错。我们眼下的所作所为并不是错的。”听众当中发出一阵充满期待的低吼，所有人全都预感到金马上就要切中这次演讲的主题了。“如果我们是错的——这个国家的最高法院就是错的！”金的调门陡然一变，刚才一直低沉浑厚的嗓音突然拔高了好几度。“如果我们是错的——全能的上帝就是错的！”他吼叫道，听众们第二次沸腾起来，就好像刚才他声称他们已经忍无可忍的时候一样。一浪又一浪的喧嚣声在人群头顶上炸响，直冲向屋顶的最高处。这一切已经远远不仅只是罗莎.帕克斯与公交车法律的问题了。金的最后一声怒吼简直带上了几分亵渎的色彩，同时却又将这份亵渎与自身的信仰以及听众的心灵熔炼成了一体。金的语句冲破了高涨不已的喧嚣声，义无反顾地越过了紧张情绪的承受极限。“如果我们是错的——拿撒勒的耶稣就无非是个不识人间疾苦的乌托邦空想家！如果我们是错的——正义二字就无非是谎言！”这一下听众们彻底遭不住了。金不得不暂停好一阵子，等到听众们充分宣泄了怒火与狂喜之后才抛出直冲天际的结尾语句：“我们已经下定了决心，就在这里，就在蒙哥马利——我们绝不会停止抗争，直到公平如大水滚滚，直到公义如江河滔滔！”这段选自阿摩司书的圣经引文简直让全场听众都陷入了情难自已的窒息。金在圣经当中最喜爱的正义权威有两位，其一是教士做派十足的以赛亚，其二就是出身低微的牧民先知阿摩司。

接下来金又从情绪高峰后退一步，谈到了保持团结的重要性，抗议行为的尊严本质，以及工人运动的历史先例。相对而言这一部分内容比较平淡，但是听众们的注意力依然紧紧跟随着他，即便在他用通俗语言解释拗口的尼布尔观点时也毫不放松。“今晚我想告诉你们，仅仅谈论爱是不够的。爱只是基督教信仰的若干顶峰之一，还有另一座顶峰名叫正义。所谓正义就是精心计算的爱。爱施展手段铲除反对爱的负面因素，这一过程就是正义。”金认为就连上帝也不仅只是仁爱之神，“祂也会矗立在万邦面前号令：‘你们要停手，要知道我是神——假如你们悖逆我，我就要敲断强权的脊梁——将你们抛弃到国际与国内关系的怀抱之外。’”金的大胆言辞不断满溢出来，听众们的呼叫声与拍手声也一直维持着稳定的节奏。“正义永远都与爱并肩伫立。我们不仅要运用说服的工具——也要运用胁迫的工具。”他再次呼吁团结一致，同心同德。此外他还恳请全体听众要胸怀历史大局，从而让未来世代回顾蒙哥马利黑人的时候能够说一句，这些人“彰显了捍卫自身正当权益的道德勇气。”他相信听众们肯定能做到这一点。“愿上帝保佑我们在为时太晚之前实现这一切。”有听众回应道：“那是一定的。”于是金接着说道：“在我们继续进行今晚其他各项事务的时候——希望大家都能好好想想这些事情。”

随着金走下布道坛，还没回过神来的听众们陷入了一片沉默。谁也没想到这场演说会有这样一个戛然而止甚至于虎头蛇尾的收场。按照一般演讲的规矩，大家都等着他在演说结尾掀起第三次高潮。过了几秒钟之后，失落的情绪才被回味与兴奋所取代。一开始的零星掌声很快就汇聚成了雷鸣海啸。当金走向教堂大门的时候，所有人都伸长手臂想要触摸他。从未见过金牧师火力全开的德克斯特教众一个个全都惊叹不已。阿博纳西留下来在布道坛上宣读了谈判条件。抵制运动这就算正式开始了。金还需要改进一下掌握时机的技巧，但是他的演讲才华已经让他永久性地成为了一名公众人物。他平生第一次政治发言仅仅持续了几分钟，但是他已经彰显出了非凡的沟通能力。就像圣经当中的每一位先知那样，无论是爱戴他的人还是憎恶他的人都无法回避这份力量。

此时的金二十六岁，他在人世间还有十二年零四个月不到的时间可活。

1955年12月1日，也就是约兰达两周大的那一天，罗莎.帕克斯在下午很晚才离开蒙哥马利公平百货大楼，搭乘平常乘坐的公交车下班回家。车上的全部三十六个座位很快就坐满了，后半截坐了二十二个黑人，前半截坐了十四个白人。司机J.F.布莱克（J. F. Blake）看到有个白人站在车厢前半部分，就让坐在紧靠着白人区那一排的四位黑人乘客起身站到后面去。四个人全都无动于衷。布莱克最后只得离开驾驶座，强硬地对四个黑人说道：“你们最好别找事，赶紧站起来把座位让给我。”听他这么说之后，三个黑人站到了车厢后面，但帕克斯却没动窝，因为她觉得自己正坐在隔离带里。布莱克则认为白人区的范围要由他说了算，因此只要他说帕克斯坐在了白人区，帕克斯就是坐在了白人区。在他看来设立隔离带本来就是为了赋予司机分隔黑白双方的裁量权，自己此刻的行为完全是职责所在。帕克斯再次拒绝让座。于是司机声称种族隔离法律赋予了他管理隔离带的权力，也让他能在紧急情况下行使警察的权力来执行种族隔离法令。换句话说如果有必要他可以逮捕帕克斯。如果你必须这么做，那就动手吧，帕克斯答道。她依然坐在座位上一动不动。帕克斯说话的声音很轻柔，平时车厢里的喧哗声足以使得布莱克听不清她的声音。但是当时车厢里却鸦雀无声。布莱克告诉帕克斯她已经被正式逮捕了，但直到布莱克把正牌的蒙哥马利警察带来之前帕克斯都没有起身。

回到警察局，警察为帕克斯做了笔录，让她按了手印，然后就把她关进了囚牢。帕克斯肯定不可能对于当前事态淡然处之。她已经逾越了文明社会当中区分黑人与黑鬼的界限，因此很有理由往坏处想。她不仅很可能在黑人当中遭受针刺般的羞辱，更有可能遭到白人的粗暴对待。当她终于获准给家里打电话时，她母亲接起电话就呻吟道：“他们打你了吗？”

手足无措的母亲赶紧给E.D.尼克松家里打电话求助。尼克松夫人乍一听到这个消息也是吃惊不小，回过神来之后立刻把电话打给了丈夫在城里的办公室。尼克松一直保留着这间办公室，为的是在火车上干活之余多少总有个正经地点与别人商讨民权事务。

“他们为什么抓她？”尼克松问道。

“我怎么知道？”尼克松夫人不耐烦地回答道。“你赶紧去把她弄出来。”

尼克松叹了口气。妻子下命令的口气就好像只要他一发话白人当局就得乖乖释放囚犯一样。然而尼克松也很着急，因为他知道帕克斯在监狱多待一分钟就多一分危险。如果她在监狱真有个三长两短，那这次的事情就毫无回旋余地了。尼克松给弗莱德.格雷的办公室打了电话，但他当天不在办公室。给格雷所有可能去的地方都留过言之后，尼克松终于鼓起勇气直接给监狱打了电话。他询问值班警员罗莎.帕克斯被控什么罪名——对方毫不客气地告诉他这不关他的事。尼克松挂断了电话。这下他知道事态多么严重了。作为公认的黑人社区领袖之一，警方平时对待他的态度总还带着三分客气。现在既然他们这么不客气，那就说明帕克斯肯定违反了种族隔离法律。

接下来尼克松给克利福德.杜尔打电话通报了自己了解的情况。杜尔承诺自己肯定会尽力从监狱打探消息。很快杜尔就给尼克松回电，告诉他罗莎.帕克斯被控的罪名是违反阿拉巴马州公交种族隔离法令，再没有其他罪名了。杜尔自告奋勇表示愿意一起去保释帕克斯，尼克松马上就同意了，还告诉杜尔先等他过来再说。尼克松在杜尔家门口停车时，弗吉尼亚.杜尔也和丈夫一起等在外面，准备一起去。弗吉尼亚之前雇用过当裁缝的帕克斯给三个女儿做褶边裙，因此也算是她的熟人。她对于帕克斯在协进会里的工作表现评价很高，因此推荐她前往迈尔斯.霍顿在高地人民俗学校开设的跨种族关系工坊里度假一周。度假归来的帕克斯表示自己的眼界得到了极大开拓，看到了种族和谐的新希望。一想到像她这样的人居然要遭受可怕的牢狱之辱，弗吉尼亚就气不打一处来。

尼克松签署保释文件时，警察把帕克斯从囚室中带了出来。很快，帕克斯、尼克松还有杜尔夫妇就到了帕克斯家，与她的母亲和丈夫雷蒙德——他是个理发师——坐下来商量对策。罗莎.帕克斯向来少言寡语，但是这一次的紧张气氛让她也绷不住了。她绘声绘色地讲述了事情的经过，也很庆幸至少眼前的危险已经解除了。尼克松深知帕克斯一家的心思，因此在与杜尔谈论正事的时候特意回避到了一边，不让帕克斯一家听见。他需要杜尔的法律意见：这个案子是不是他们一直在等待的突破口呢？他们能否利用本案上诉的机会来战胜种族隔离法律呢？唯恐被帕克斯一家听见的杜尔尽可能简洁地回答了他的问题。在他看来本案的唯一不足在于指控首先要由州政府而不是联邦政府审理。不过移交案件的办法也不是没有。除此之外，本案的其他条件都极为有利。本案没有横生枝节的其他指控来掩盖违反种族隔离法律的问题，而且罗莎.帕克斯肯定能为白人法官留下好印象。这番话对尼克松来说已经足够了。他早就本能地意识到罗莎.帕克斯是象征蒙哥马利黑人的不二人选——她的气质十分谦卑，足以获得大众的认同，她的言行举止和衣着打扮也足够庄重，足以赢得社会上层的尊敬。

于是尼克松请求帕克斯的丈夫和母亲暂时让帕克斯离开一下，这样帕克斯就能与自己还有杜尔夫妇单独谈话了。尼克松问帕克斯是否愿意把这场官司打到底，就像在科尔文案件与史密斯案件当中他们一度筹划过的那样。罗莎.帕克斯一听就明白了尼克松的意思，但她知道这个决定对自己的家庭来说干系重大，因此表示要和家人单独交流一下。她选择先和母亲谈，再和丈夫谈。这一提议吓坏了惊魂方定的母亲和丈夫。雷蒙德.帕克斯几乎快崩溃了。妻子之前被抓进监狱的事刚刚让他经历了发自心底的无助与恐惧，一想到妻子居然要主动重返险境他就难以忍受。之前的逮捕还有可能被当成偶然事件得到当局的谅解，可是如果妻子一意孤行，那下次再被捕就是明知故犯，事件的性质也要升级成政治案件了。“罗莎，那些白人会杀了你的。”雷蒙德苦苦请求妻子不要这样做。

罗莎.帕克斯最终宣布了自己的决定。“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做对蒙哥马利来说有些意义或者能带来好处，那我非常愿意。”她说。杜尔夫妇和尼克松随即告辞。这一天是周四，夜色已经深了。睡觉前尼克松拿出便携式磁带录音机梳理了一份明天要打电话的人员清单。与此同时，弗菜德.格雷终于得知了关于这次逮捕的消息。他赶紧给帕克斯家打电话表示愿意为她出庭辩护。接下来他又给妇女政治理事会的几位朋友去了电话。这些朋友当中有一位乔.安.罗宾森（Jo Ann Robinson），她是一位离异的阿拉巴马州立大学英语教授，她的父母总共生养了十二个孩子，她是老幺。从小她在一座占地一百公顷的佐治亚州农场里长大，父亲告诉她这座农场是她爷爷送给他们家的——她爷爷是个富有的白人农场主。罗宾森是家里面唯一一个读完大学本科的孩子，1949年她从克利夫兰回到了南方。金牧师在德克斯特大道浸信会教会新成立政治事务理事会之后她就成了理事会的女性领导人之一。就像蒙哥马利黑人群体当中的绝大多数职业女性一样，她非常同情罗莎.帕克斯，尽管她本人有车并且很少搭乘公交。当天晚上接到格雷的电话之后，她立刻通知了自己在理事会当中最亲密的几位朋友们。所有人就像接到火灾警报的消防员那样立即紧张行动起来。动手的时候终于到了。

罗宾逊将南方黑人女性不能在夜里独自外出的规定抛之脑后，在半夜里将这几位朋友叫到了自己在亚拉巴马州立大学的办公室，每个人出门的借口都是要加班批改试卷。她们共同起草了一封抗议信，信件开头写道：“有一位黑人女性被捕入狱了，因为她不肯在公交车上站起来将座位让给白人。”几个人越写想法越多，将这封信反复修改了好几次。“我们如果不采取行动制止这此逮捕，那么类似事件之后必将继续发生。下一次被捕的也许就是你、我、他。这位女性的案件将在周一审理。因此，我们请求每一位黑人在周一不要乘坐巴士，以此作为针对逮捕和审判的抗议。”几名女性一边赶工一边感到紧张感步步逼近。由于蒙哥马利的大部分黑人接触不到报纸和收音机，她们意识到传播消息的最好方式就是通过教会与妇女理事会的联系人，而印刷这封煽动性信件的最佳地点就是她们此时此刻的所在地——阿拉巴马州立大学，因为学校里就有油印机。她们需要秘密行动，因为阿拉巴马州议会为大学提供了大部分资金。万一白人们知道了州政府雇用的教师居然利用纳税人的设施谋划反抗种族隔离政策的活动，那很多人都会受到严厉处分，学校的资金来源也肯定会被掐断。于是几位女性决心在天亮前完成这项浩大的工程，并且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绝不透露一个字。很快她们就决定今天晚上要干个通宵。

罗宾逊决定给尼克松打电话，向他通报一下她们正在采取什么措施。令她大出所料的是，尽管当时是凌晨三点，但是电话对面的尼克松听上去却十分警醒，而且还向她通报了大量关于帕克斯案件的最新进展。尼克松马上就要登上亚特兰大到纽约的的往返卧铺火车，临出门之前他急急忙忙地想要安排好帕克斯的辩护事宜。他立刻就同意了罗宾逊提出的一日公交抵制计划，并且表示他也有类似的想法。他告诉她自己明天打算将蒙哥马利的黑人领导人物聚集在一起开会，组织协调一下辩护与抵制工作。再有新消息他肯定首先通知罗宾逊。*

后来包括E.D尼克松在内的所有人都表示，帕克斯出事后第一夜里在她家进行的长谈内容仅限于如何在法律层面上反对这次逮捕，并没有提到抵制公交车的问题。所有人也都承认在第二天天亮之前，政治理事会的女士们已经自行写好了号召抵制运动的信件。这些事实都支持了金分摊功劳的说法。然而这一核心争端衍生的更加主观的论点依旧在日后重新获得了可信度。主流历史并不太看重尼克松，金的支持者们也用高人一等的态度对待他。公然受伤的尼克松因此很可能故意夸大了自己的作用以示回应。而蒙哥马利的女性们更是遭受了比尼克松更甚的轻视。

尼克松在早上5点就开始打电话，首先打给了拉尔夫.D.阿博纳西，然后打给了自己的牧师，最后打给了金。他的时间很紧。金接起电话时，尼克松甚至都没工夫客套两句自己会不会吵醒了孩子，也没跟金打招呼，直奔开门见山地说起了帕克斯被捕的事情，并且告诉金自己决定打官司，还说了周一抵制公交车的计划。他问金是否愿意支持他的行动。

“尼克松兄弟，”金马上说，“容我先想想再给你回电话。”

尼克松说好。他还得打几个电话，但他告诉金下午他想将德克斯特教堂当成集会地点，因为德克斯特教堂位于蒙哥马利市中心，镇上各处工作的人到那里都很方便。金表示当然可以——他只想在支持尼克松的具体计划之前再斟酌一下而已。尼克松再次与金通话时，金已经和阿博纳西以及其他牧师谈过了。总体上他支持尼克松的计划，还帮助阿博纳西给尼克松列出的名单上剩下的人打了电话。

尼克松要打的最后几个电话中有一个要打给蒙哥马利《广告报》的主编乔.阿兹贝尔（Joe Azbell）。他承诺要送给阿兹贝尔一条“你遇到过的最烫手的新闻”，并且要求阿兹贝尔去火车站与他碰头。阿兹贝尔来到火车站，看到尼克松穿着白色外套，戴着乘务员的帽子，以秘密线人的身份告诉了他整件事，除了罗莎．帕克斯以外没有提到任何其他名字，接着就跳上了前往亚特兰大的火车。

尼克松在路上的时候，大约五十位黑人领袖在德克斯特教堂的地下室里碰了头。他们先是争吵了半天是否应当允许进一步辩论的问题，然后就基本上按照尼克松事先的安排同意了具体计划。所有人都答应要分头散播消息。金与另外几个人临时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并且起草了一份宣传单，基本上就是将妇女政治理事会已经散发了上千份的公开信又提炼了一番。“在12月5日下周一，请大家上班出行的时候乘坐出租车，拼车，或者步行。”这份传单在结尾多了一句话，传达了新的消息：“请于周一晚7点来到霍特街浸信会教堂参加集会并听取进一步指示。”接下来的场面也热闹非常，有人忙着用德克斯特的油印机印刷传单，有人忙着给蒙哥马利的十八家黑人出租车公司打电话，让他们做好到了周一当英雄的准备，其他人则忙着推敲各种各样的细节。直到午夜他们才散会。

第二天是周六。上千名蒙哥马利的黑人居民要么看过了传单，要么听到了口口相传的消息。圣三一路德宗教堂的格雷茨牧师也听到了些许风闻，可是尽管他极力追问自己的会众出了什么情况，却始终只能得到语焉不详的回答。再怎么说他也是个白人，因此谁也不想跟他说实话，唯恐自己要承担让蒙哥马利所有白人提高警戒的责任。越发心焦的格雷茨决定给会众之外自己在蒙哥马利最好的朋友打电话，这名女性经常借用他的教堂来组织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青少年理事会的集会。

“帕克斯夫人，”他问道，“我一直听说有人在公交车上被捕了，还听说要闹抵制。有这回事吗？他们说的是谁啊？”

电话对面半天才传来答话的声音。“确实有这回事，”罗莎.帕克斯几乎有些腼腆地答道。“他们说的是我，格雷茨牧师。我就是那个被捕的人。”

“是你？！”格雷茨惊叫道。他立刻赶到帕克斯家里了解情况。第二天早上他在圣三一路德宗教堂的布道坛上发表了一篇被他称作《针对罗莎.帕克斯被捕事件的基督教分析》的布道词，并且当场表示自己以及全家人都将会遵守抵制运动的要求，并且督促全体会众采取同样的做法。会众们纷纷低声表示赞同。金在德克斯特也做出了类似声明。第一浸信会的阿博纳西以及全市所有黑人教会的牧师们也都一样。

当天尼克松从火车上收工回家之后，发现阿兹贝尔的确在当天早晨的《广告报》上刊登了一篇新闻，题目是《黑人团体准备抵制公交线路》。不过这条新闻并不是报纸上最显赫的种族关系新闻，这一殊荣要归属于另一篇抓人眼球的佐治亚州报道，讲的是“一帮大呼小叫的佐治亚理工学院学生们”冲破了州首府的警察防线，为的是抗议马文.格里芬（Marvin Griffin）州长最近的一项声明。州长不允许佐治亚理工学院橄榄球队参加即将举行的糖碗全国大学联赛（Sugar Bowl），因为外界刚刚发现他们的对手匹兹堡大学队有一位黑人球员担任替补跑位，还因为糖碗的组织官员允许匹兹堡队的球迷们不顾种族隔离随便就座。自从布朗案宣判以来，佐治亚州州长一直在耀武扬威地捍卫种族隔离制度，他的人气也因此而一路走高。但是现在他却突然意识到本州公众并不愿意为了支持种族隔离而舍弃心爱的体育赛事。佐治亚理工学院是州长眼中的宝贝，如今这所学校的小伙子们居然砸碎了他的办公室门窗。惊骇不已的州长很快就做出了让步。

相比之下，阿兹贝尔对于蒙哥马利事态的报道则要温和得多。文章开头这样写道：“计划在周一抵制蒙哥马利公交车的黑人在周一晚7点霍特街浸信会教堂安排了一场‘绝密集会’。”接下来他毫无顾忌地大段引用了抗议信与传单上的原文。此时许多白人都从黑人女仆哪里弄来了传单并且将其上交给了当局，霍特街教会的牧师也表示本次集会向所有族裔开放。阿兹贝尔根本懒得解释为什么一场事先如此张扬的集会还要在报纸上冠以“绝密”二字。不过他也用不着解释，因为白人根本就不会过来，而且集会的目的涉及推翻种族隔离的可能性。任何此类集会都是不言自明的“绝密集会”，因为此时此刻的环境已经颠覆了这个词的字面含义。尼克松没心情咬文嚼字，也顾不得这篇文章显然旨在警告白人读者。这篇新闻起到了有效的宣传作用，能让更多黑人得知消息，这就足够了。

第二天星期一早上天色还没大亮尼克松就起床了。金夫妇也起得很早。金喝咖啡的时候柯瑞塔一直在透过窗户往外看，紧张地等待着当天第一班公交车从窗外驶过。她看到两盏大灯穿透了黑暗，立刻将丈夫叫到窗前，两人一起密切注视着越来越近的公交车。车厢里当真没有人！南杰克逊线路的早班车通常总是坐满了上工的黑人女仆，现在车辆的引擎依然轰鸣不止，刹车声依然刺耳，但是车厢却成了个空壳。下一辆车也是一样，再下一辆车还是这样。尽管早晨寒气逼人，尽管害怕白人打击报复，尽管迫切需要工资，但是蒙哥马利的黑人依然将全城的公交车变成了半个人影也见不到的幽灵车队。惊喜万分的金跳上汽车，想要看看城里其他地区的情况是否也是一样。确实到处都一样。他开车转悠了好几个小时，到处都能看见空荡荡的公交车拉着两三个白人乘客从身边经过。

在新任警务专员克莱德.塞勒斯（Clyde Sellers）的命令下，许多公交车后面都尾随了警车，车上坐着头顶钢盔手拿霰弹枪的警察。塞勒斯在广播上的警方特别通告节目当中亲口宣扬了自己对于当前事态的解释。在他看来只有来自黑人的暴力胁迫才能驱使其他黑人远离公交车。阿兹贝尔当天的头版新闻更是一开篇就写道：“据称黑人‘暴徒小队’已经集结完毕，今天正在到处威胁乘坐蒙哥马利城市公交车的黑人。”根据塞勒斯的计划，警方的巡逻队要四处巡游，在黑人暴徒恐吓黑人公交车乘客之前就将其吓退。这一做法可谓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许多不明就里的黑人乘客一看见车站周围逡巡着全副武装的警察就吓得偷偷走开了，唯恐这番大动干戈的场面把自己卷进去。塞勒斯的本意当然是想要安抚广大黑人群体，但是他的计划却吓得许多黑人不自觉地参与了抵制，因此反而进一步激化了事态。上级一层压一层地下令必须逮捕几个黑人暴徒以儆效尤，一线警察也感到了越来越大的压力。现在基本上全体黑人都开始抵制公交车了，按照局长的理论，黑人暴徒肯定满街都是。可是他们到底在哪儿呢？晚上七点一刻，警方逮捕了一名十九岁的黑人大学生，因为他正在帮助一名黑人老太太登上自己的汽车。警方逮捕这名学生的借口是他之所以让老太太搭车就是为了不让她坐公交车。可是他们心里也清楚这可算不上塞勒斯局长口中的暴徒行径。当天他们再没有逮捕其他人。

在当天上午的庭审当中，罗莎.帕克斯被判有罪，弗莱迪.格雷当庭提出上诉。之后尼克松离开法庭去缴纳保释金。法院前厅里的景象几乎就像当天清晨空荡荡的公交车一样令他震撼万分：五百多名黑人正等在法庭外面，他们挤满了法院走廊，围堵了法院大门，占据了门前的台阶，甚至就连台阶下面的街道上也站满了人。尼克松以前经手黑人案件时已经习惯了只有少数几名被告人家属到场的情形，此时他才意识到今天早上空荡荡的公交车并不是侥幸。人群躁动不安，手拿霰弹枪维持秩序的警察一个个眼神惶恐，甚至就连尼克松本人一时间也被这样的场面吓得有些心慌。他试图驱散人群，保证缴纳保释金之后就立刻将罗莎.帕克斯毫发无损地带出来。人群当中随即传来几声呼叫，声称假如几分钟之内帕克斯与尼克松不出来，他们就要冲进法院把人抢出来。从今往后的蒙哥马利再也不会像以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