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Taylor Branch：劈波蹈海——MLK三部曲之一 -- 万年看客

当然，金不仅只有慷慨激昂的一面。走下布道坛之后他也并不介意通过各种小手段来寻求影响力。他推迟了受邀拜访尼克松的安排，因为他担心这次会面可能危及进军华盛顿的祈祷朝圣——本次行动的出发点原本就在于政府拒绝倾听黑人的不满，因此在这个当口与政府高层会谈无异于说嘴打嘴。金很想实现这次游行计划。还在加纳访问的时候他就曾与伦道夫讨论过游行事宜，到了纽约之后他们两个又向罗伊.威尔金斯介绍了游行计划并且软磨硬泡地迫使威尔金斯认可了他们的安排。威尔金斯并不喜欢组织游行活动，他之所以接受了这次朝圣，是因为本次活动的宣传口径是支持现任政府投票权法案的大规模群众请愿。金同意就投票权问题向人们发表讲话，而把废除学校种族隔离这一重要问题留给威尔金斯与协进会来全权负责。

为了准备这次朝圣之旅，活动领导人们十分倚重于新近与友情会结成的联盟。斯坦利.利维森专心处理经费、合同以及宣传事务，贝亚德.拉斯廷起草了战略备忘录并在教堂地下室分发鼓舞士气的讲话稿，威尔金斯则在华盛顿周旋运作，因为只有他在华盛顿拥有属于自己的办事班子。他的人马上书政府，请求获准使用林肯纪念堂平台。当局对于这项请求推三阻四，因为他们认为允许成千上万心怀不满的黑人聚集在首都的心脏地带就算不会酿成灾难也纯属没事找事。于是威尔金斯决定采用红白脸战术。他与他的驻华盛顿代表克拉伦斯.米切尔（Clarence Mitchell）说服了白宫内部的助理人员相信金在3月份曾经打算来到华盛顿抗议艾森豪威尔的“执政失败”，但是协进会阻止了他的莽撞之举。此外他们还向白宫方面透露了协进会律师瑟古德.马歇尔私下里对于金的评价——他认为金是个“机会主义者”与“第一流的蛊惑家”。这套迎合政府的说辞将协进会包装成了更负责任的黑人运动务实派。马克斯韦尔.拉布向他在白宫里的上级保证说，金原本的计划已经得到了修改，“一切激进特征”都被抹去了，因此总统将“不会受到任何负面影响”。争取白宫准许使用林肯纪念堂是金与协进会的共同目标，但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协进会一方也趁机推进了自己的派系利益。所谓玩弄权术无非如此。

金的任务是撰写演讲稿。他很清楚自己即将面对踏上职业生涯以来规模最大的现场听众群体，因此丝毫不敢掉以轻心。朝圣游行开始之前的一次巡回演讲期间，他一有空闲就与自己的私人编辑拉斯廷和利维森反复打磨稿件，力求做到一字不可易。拉斯廷极力反对金的草稿当中最重要的一句话——“给我们选票！”在他修改过的草稿中，他将这句话改成了“当我们获得选票之际……”

金皱着眉头静静地琢磨了一会儿拉斯廷的改动，然后说道：“拉斯廷，你这句话的语感不太对。”

“那好，”拉斯廷说，“把你想说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我吧。”

“给——我——们——选——票！”金一字一顿地说道。他的吐字方式宛如歌唱一般，仿佛是要强调他更关心些文字的音响效果而不是纸面效果。

拉斯廷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开始耐着性子解释自己的批评。“马丁，有色人种再也不想让别人‘给’他们任何东西了。为什么你不说‘我们要求选票！’或者类似的话呢？‘给我们’这几个字就像土堆一样立不住。”

金看了拉斯廷一会儿——拉斯廷将这种眼神称作温柔的逼视——然后说道：“贝亚德，我不介意你批评我的想法，但是我不喜欢你批评我的措辞，因为我的语感比你强得多。”争论就这样结束了。拉斯廷并不服气，他担心金的失误会致使评论家们给他打上软弱无能的烙印。

祈祷朝圣游行于1957年5月17日举行，这一天正好是最高法院就布朗案做出裁决的三周年纪念日。大约三万人意气风发地聚集在林肯纪念堂前参加了历时三个多小时的活动。伦道夫是主持人，马哈丽亚.杰克逊登台献唱。在威尔金斯演讲时一架军用直升机嗡嗡作响地盘旋在集会上空，但轮到亚当.克莱顿.鲍威尔演讲时直升机却飞走了。人们开玩笑说鲍威尔通过在上次选举当中支持艾森豪威尔换来的影响力终于派上了用场。其他大部分发言者都是布道人——包括末底改.约翰逊、威廉.霍尔姆斯.鲍德斯和弗雷德.特沃斯——还有一批正在冲出黑人市场的新生演艺界名人，例如小萨米.戴维斯、露比.迪、西德尼.波蒂埃以及哈里.贝拉方特。金的演讲排在最后。当伦道夫宣布他出场时，人群早已忘记了保持虔诚礼节的规则。留在蒙哥马利看家的柯瑞塔在收音机里跟踪收听着集会的现场实况。当她的丈夫慷慨激昂地抗议南方黑人几乎被完全剥夺了选举权的时候，现场响起了山呼海啸似的怒吼声。“给我们选票！给我们选票！”一声声宛如礼炮轰鸣的咆哮从金的唇齿之间滚滚而出，站在一旁的贝亚德.拉斯廷听得目瞪口呆，恰似遭受了当头棒喝一般。接下来金干脆脱开讲稿即兴发挥，向听众们解释了“eros”、“filios”与“agape"这三个表示爱的希腊单词有什么区别。即便是如此晦涩的内容依然赢得了听众们的热烈欢呼。拉斯廷终于明白了：自己以前高估了文字内容的重要性。新闻评论人士普遍认为，金在这一天的表现证明他在蒙哥马利的领导地位绝非源自侥幸。这一点拉斯廷早就知道了，不过金的演讲能力依旧令他摸不着头脑：哪怕采用看上去摘抄自大学生笔记本的枯燥素材，金依然能轻而易举地打动身份背景差异悬殊的各种听众。

朝圣游行开始之前，金给副总统尼克松写了一封信，并且算准了邮递时间，让这封信刚好可以在活动当天送到副总统手里。这封信的主题是提醒尼克松别忘了他在加纳提出的邀请。金提出了四个在华盛顿会面的合适日期，尼克松也迅速做了确认。按照核武时代的流行说法，这次会面将会是黑人领袖与尼克松或艾森豪威尔举行的第一次“峰会”。金在朝圣集会上的表现还带来了更可喜的成果。演讲结束后仅仅过了三天，内阁部部长马克斯韦尔.拉布就来到了金在纽约下榻的斯塔特勒酒店，向金表示艾森豪威尔总统本人很乐意在近期与他见面。

拉斯廷与利维森事先预判了金与尼克松见面时究竟应该说什么以及会面结束之后应当如何回答记者提问。两人就发言内容进行了辩论并且与金一起反复操练。为了做到万无一失，他们起草了一份漫长的备忘录，内容包括在见面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及最佳答案。“重中之重的关键概念就是一定要恪守非党派路线，”他们这样写道。两位顾问都很担心尼克松可能会引诱金公开发表有利于共和党的声明，而金很容易轻信共和党的花言巧语，因为金老爹以及全国浸信会当中几乎所有最有权势的布道人都是一辈子的共和党人。两人不厌其烦地反复向金强调，“本次会面对于种族关系极端重要”，一定要以“超人的警惕性”避免在两党之间选边站。

1957年6月13日，金在阿博纳西的陪同下来到美国国会大厦的正式会见室，见到了副总统尼克松以及陪同尼克松的劳工部部长詹姆斯.米切尔（James P. Mitchell）。会晤开始前四个人摆出各种组合站位让获准入内的摄影师拍照。拍摄完毕后会面在闭门状态下进行。寒暄一番后金就开始了关于南方黑人如何遭受压迫的大段独白。他重申了此前提出的要求，即艾森豪威尔总统应该到南方来发表讲话，呼吁南方各州遵守最高法院要求在学校实现种族融合的裁决并且落实黑人投票权。金认为，如果总统不能来，那么尼克松就应该来。尼克松答道他也许可以在南方找个地方安排一场关于政府合同的总统委员会会议。他还请金和阿博纳西帮忙选择最佳地址。最终他们三人选中了新奥尔良或者亚特兰大。在讨论进程中尼克松确立了自己和两名布道人之间的联盟基调。他们三个人的共同对手是参议院当中势力强大的南方民主党人，这些人既不想让总统发表讲话也不想让政府召开听证会，既不支持学校废除种族隔离也不肯推出新的民权议案。在尼克松看来，自由派民主党人士往往喜欢哗众取宠，抛出一些根本没机会克服南方各州阻挠的极端法案来为自己造势；一部分共和党人对待民权问题的态度则要么懒惰要么疏忽，因为民权问题基本不会影响他们的选区。

副总统十分热衷于讨论政府通过民权议案的政治运作问题。他与金聊得热火朝天，完全忘记了时间，害得七十名记者在会客室门外眼巴巴地等了两个小时。金和阿博纳西终于走出了会客室，此起彼伏的闪光灯立刻照亮了他们的面孔。正当记者们一拥而上准备提问时，贝亚德.拉斯廷突然从旁边钻出来宣布金博士今天不会回答任何问题，然后就在一片哗然当中扯着嗓子大喊开路，将金与阿博纳西迅速送出国会大厦门外，坐进了早在门外等候的汽车里。好些黑人记者尤其因为没能现场采访到金的言论而忿忿不平。关于和尼克松会谈的内容，金只肯含糊其词地应付过去。按照拉斯廷的逻辑，金只要谈到会谈内容就难免会卷入党派之争或者与政府方面的宣传相冲突，因此还是尽量打马虎眼为妙。金也认同他的看法。

后来金在私下里告诉拉斯廷，尼克松是一个混合了热情与实用主义的人物。他的基本立场是愿意为民权议案提供帮助，但前提是他本人不会因此承受政治伤害。金对于副总统的最主要保留意见就是他似乎对所有话题都表现出了程度均等的喜好与信念，而他的内在本质却被掩饰了起来。金在一年之后写了一封基调介于奉承与怀疑之间的公开信，在信中他表示尼克松具有“磁石一般的魅力……我必须承认尼克松拥有待人接物的天赋，很容易就能让人相信他的态度十分真诚。当你接近尼克松时，他的诚意如此显而易见，以至于令你几乎会不由自主地打消戒心……所以我的结论是：如果理查德.尼克松并不是一个真诚的人，那么他就是美国最危险的人物。”

另一方面，尼克松则私下告诉他的白宫同事们，金曾向自己承诺，只要投票权议案成为法律，他就会发动一场大规模选民登记运动。金和阿博纳西都向尼克松透露了他们在1956年大选期间的选择，那一次两人都选择了共和党。尼克松还说金和阿博纳西认为大多数新注册黑人选民都会把票投给共和党。在另外的场合，尼克松还表示他认为艾森豪威尔会很享受与金的谈话。他向总统保证，金并不“信奉手段激烈且具有报复性质的亲黑人举措。”

同样是在2月份，金、利维森和拉斯廷正在进一步寻求着远离共产主义教条迷宫的切实战略。金认为一切的关键在于权力，而权力则源自领导人的声望与威信。为了寻求美国最高领导人对于他的事业的认同，他的目光对准了白宫。此前金在亚特兰大召开的牧师会议被蒙哥马利的教堂炸弹袭击之夜强行打断，许多牧师都不得不离开会场赶回去照顾自己的教会。金在奥伯林学院见到詹姆斯.劳森之后不久就将这批牧师再度召集了起来。在重新召开的会议现场，与会者们为了如何给称呼自己而经历了冗长反复的辩论，但他们的主要任务还是发送几份由斯坦利.利维森和贝亚德.拉斯廷起草的紧急全国通电。其中最重要的一篇电文恳求艾森豪威尔总统重新考虑他早前的回应——他当时认为自己不可能在南方发表一场敦促法律与秩序的讲话。电报还呼吁白宫召开一场关于如何遵守种族融合裁决的会议。“由于尽早且有效的补救行动未能到位，在道义层面上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发起一场前往华盛顿的祈祷朝圣游行。如果您——我们大家的总统——不能亲自来到南方解救饱受折磨的人们，那么我们就将不得不引领着我们的人前往首都与您见面，从而唤起全国人民对于暴力与有组织恐怖行径的关注。”

当时艾森豪威尔正准备前往佐治亚州南部享受为期两周的狩猎假期。动身之前他在罗得岛纽波特的一座教堂里听取了一场布道，主题是新增民权立法的必要性。走出教堂时艾森豪威尔握着海军牧师的手说：“你不能依靠立法来约束道德。”这句著名评论迅速成为了新闻，等于否决了牧师通电的要求。尽管这句话让金感到十分沮丧，但另一方面又为他接下来的好几场布道提供了核心主旨：总统误解了法律的基本功能。艾森豪威尔认为种族情谊首先是良心和道德问题，金承认总统在这一点上并没说错。但法律的首要目的却是在低于道德与良心的日常生活领域内维护正义。一切法律——无论立法的用意是禁止谋杀还是禁止逃税——都只能管辖外在行为而不是主观态度。因此饱受渴望的民权立法的真正目的是摘下“仅限白人”的标识以及确保黑人的投票权。用金的话来说，“法律不可能迫使某人爱我，但却可以阻止这个人实施私刑害死我。”

金希望在艾森豪威尔面前亲自阐述自己的主张——两人会面的场景还要得到公共宣传——但总统选择了回避。艾森豪威尔支持黑人享有基本公民权，因此他才会在1957年允许重新提交关于投票权立法的提案。但他很反感与黑人为伍的想法，因此他并不支持废除学校种族隔离法律，也很反感任何有可能导致白人与黑人的相互接触超出最低限度以上的提案，即便在公共场所也是一样。有着四十多年军旅生涯的艾森豪威尔早已习惯了军队内部的种族隔离环境，因此他想当然地认为黑人天生就理应服从白人的差遣。他在黑人面前总会自然而然地采取纡尊降贵的家长作风，乍一看上去简直好像出于善意。他经常在奥古斯塔的鲍比.琼斯高尔夫球场上与朋友们毫无顾忌地交换新近听来的“黑鬼笑话”，以至于他的私人秘书都会因为尴尬而不得不暂且回避。在佐治亚州托马斯维尔度假期间——艾森豪威尔就是在这里接到了金的通电——他带着一彪人马在财政部部长汉弗莱的农场里打猎并且射杀了平生第一只野火鸡。总统一行人坐在白骡子拉的柳条车厢里，他的一位朋友将赶骡车的车夫称为“有色老家臣”。此前艾森豪威尔从来没有在白宫接待过黑人代表团并与其讨论民权问题，这一次他也毫不意外地没有回复金的通电。

金会见的第一位国家领导人碰巧是一位非洲人，也就是克瓦米.恩克鲁玛。他与柯瑞塔赶去参加加纳的独立仪式。这片曾经被称作黄金海岸的土地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第一个赢得独立的国家。根据自己受到的尊重和厚待，金得出了一项很合理的判断：自己声望的高低与自己距离蒙哥马利的远近成正比——离家越远，声望越高。在纽约，记者经常把他从一大帮随行的黑人当中单独挑出来采访，却很少注意那些更著名的领导者，比如拉尔夫.邦奇（Ralph Bunche）、亚当.克莱顿.鲍威尔、莫迪凯.约翰逊以及A.菲利普.伦道夫等人。在大西洋上空，航班的机组成员通过《时代周刊》的封面认出了金，于是将他请进了驾驶舱，机长还半开玩笑地让他坐在控制台前体验了一把。在加纳首都安克拉，恩克鲁玛举办了一场私人午宴来招待金夫妇。在接下来的一轮轮招待会、晚宴与舞会上，金意外遇到了美国官方代表团团长、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蒙哥马利抵制运动期间尼克松收到过来自金的电报，却并没有费心回应，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对于种族政治的见解有多么昏聩落后。事实上他非常敏锐地意识到了自己在加纳诞生之初亲眼见证的喜悦氛围预示着即将到来的世界格局大变革。按照尼克松惯用的叙事口径，全世界共有三十亿人口，苏联集团与西方集团大致各有十亿，剩下的十亿人则居住在加纳这样的新兴贫穷国家，正是这些人掌握着全球影响力的平衡，而白人在这个群体当中只占极少数。在阿克拉，尼克松一方面以大使身份彬彬有礼地接待了他的黑人 同乡，另一方面又以私人身份邀请金回国后前往华盛顿就民权问题与他进一步详谈。金没想到自己离开美国绕行半个世界之后居然一不小心拿下了在国内一直躲着自己的听众。他将这堂政治课的教诲深深铭记在了心里。在国内政坛当中他原本只是个来自南方的无名小卒，而外交活动的逻辑恰恰弥补了他向来欠缺的名望。加纳的经历促使他进一步坚定了信念：如今的时代精神正在为世界各地遭受压迫的人民撑腰助力。他的所见所闻全都在支持这一信念。

金和柯瑞塔此前都没有周游世界的经历。夫妻二人在回国之前沿途游历了罗马、日内瓦、巴黎与伦敦，一路上他们到处都能听到人们正在众说纷纭地讨论动荡不安的南半球殖民地面临着怎样的未来。金在4月份回到美国，然后就走上德克斯特教堂的布道坛进行了行程汇报。会众们为这次出行补贴了2500美元——相当于他半年多的薪水——没有他们的支持也就没有这趟旅行，而金给予会众的最好报答就是重现旅途当中的高潮时刻，就像他父亲当年那样。这一次他的布道内容远远超出了日记或者游记的范畴。早在他采取相应的行动之前，他的演讲当中就已经充满了饱含先见之明的自我意识。

金由浅入深地开始了布道。他首先向听众们讲述了非洲的位置、人口、国家数量以及主要国家的名称。他为大家勾勒出了一副黄金海岸从殖民地到1957年3月5日成功独立的历史进程，以及五百余名国际贵宾观看象征英国统治的议会最终关门的胜利时刻。“那天晚上最令我难忘的场景就是恩克鲁玛和他曾经的狱友、现在的各位部长们一起走进房间里的情形：他们头上没有佩戴王冠，身上没有任何体现地位的装饰品，而是头戴囚帽，身穿坐牢期间的服装。”接下来金描述了为自己留下特别深刻印象的一幕，也就是恩克鲁玛和肯特公爵夫人在开国庆典舞会上共舞的场景。这对舞伴一个是加纳新任总理，另一个是英国女王的代表。两人相拥在一起，在舞池里飞旋不止。对于金来说，恩克鲁玛与公爵夫人共同构成了一套令他心醉的意象——“在平等的地面上与贵族共舞”——而途径伦敦的返程之旅更是充满了诱惑。 “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我们走向白金汉宫时在我的脑海里浮现出来的念头。我在那里看到了整个英国；看到了英国王室的全套盛大排场；我想到了每一位曾经走过这里的女王与国王；我看到了卫兵换岗的华丽仪式和他们胯下骑乘的神骏良驹。眼前的一切都如此美丽。”他深情地沉浸在宏伟场面的描述当中，但是挥之不去的殖民主义思绪却猝不及防地杀了出来。“我想到了很多东西。当我身处美丽的威斯敏斯特教堂时，我想到了曾经在这里唱响的每一首美妙赞美诗与圣歌。可是英国国教会从来没有采取过反对殖民制度的立场。国教会认可了殖民制度，国教会向殖民制度赋予了合乎道德的地位。长期以来大英帝国的剥削行径都得到了国教会的认可。我的脑海里还浮现出了别的事情。即使教会拒绝采取正确的立场，上帝依然出现在了画面当中。上帝……曾经说过，人类的尊严和价值必须在每个人身上得到体现。似乎就在今天早上我还能听到上帝这么说。”

金的情绪突然高涨起来。他试图摆脱权力与盛名的诱惑，在世俗荣耀和精神胜利这两个自古以来就遥遥相对的极端之间开辟出属于自己的道路。“后来我再次听到了以赛亚的启示，因为这段启示对我具有意味深长的含义。‘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这段启示的最美妙之处就在于‘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这句话。并不是说公园街的高楼*与贫民区的地库必一同看见，并不是说大英帝国的尖塔与非洲的黑沙漠必一同看见，并不是说富得流油的有钱人与凄惨麻木的赤贫者必一同看见，并不是说白种人、黑种人、黄种人或者棕种人必一同看见，而是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他们从蒙哥马利可以看见！他们从纽约可以看见！他们从加纳可以看见！他们从中国可以看见！如同约翰所见，我也能看到浩浩荡荡的人们正迈向伟大的永恒，因为此时此刻上帝正在这个世界里做工。上帝许诺我们有朝一日将与祂同行，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得到号令要打破推翻殖民主义、剥削制度以及帝国主义的束缚与壁垒，直到再也没有人会去践踏别人为止，直到每一个人都会尊重全人类的尊严与价值为止。从那以后我们将会生活在自由的迦南地。摩西可能看不到迦南，但他的子孙们将会踏上那片土地。甚至他本人都能登上山巅眺望迦南地上的美景。他所看到的一切足以令他坚信这样的前景必然到来。”在布道的结尾，金要求全体会众合唱唱传统的浸信会邀请赞美诗。在管风琴奏出的悠扬音乐声中，会众们从整洁的小教堂鱼贯而出。他们不仅获得了对于伦敦与加纳的全新认识，更记取了金本人心目当中天翻地覆的未来巨变。

抵制运动逐渐消解在了人们的记忆当中，酸痛的双脚与空荡荡的公交车都变成了故事里的情节。金也继续开辟了好几条战线，从而在南方各州推广他所谓的“蒙哥马利经验”。演讲邀请函如同洪水一般淹没了他，无论走到哪里都有如痴如醉的听众为他高声叫好。他希望自己演讲的力量能够为一场大规模皈依提供燃料，就好像十八世纪四十年代的黑人大觉醒一样。不过从更实际的层面来说他也很清楚，再高明的演讲术也只能起到启蒙作用，而仅仅实现启蒙还远远不够。权力是民权运动的必需品。为了获取权力，金设计了一系列计划。他一方面忙着筹建属于他本人的组织，另一方面也在不遗余力地推动上百万黑人进行选民注册，集结大众传媒机构的支持，收拢教士组织的影响力，争取最高层白人政治领导人的背书，还要动员一支由见证人组成的“非暴力军队”。每当种族隔离主义者的抵制威胁到上述各方面的努力时，金总会无休止地对自己的战略进行微调，尝试各种战术的搭配组合。他还咨询了几位自封的种族政治专家。这种人的数量相当稀少。由于白人多数派是日常种族政治的既得利益者，想要彻底推翻日常种族政治的希望也十分渺茫。因此专门投身于这一领域的专家们往往都是些五花八门的怪胎——虔诚派，煽动家，大同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以及其他各种冷门偏门意识形态的信徒。金逐渐学会了将不着调的怪人与堂吉诃德式的理想家区分开来

在抵制运动期间颇有一些局外人不请自来地拜访金，哈里斯.沃福德（Harris Wofford）就是其中之一。沃福德是个有着明显南方血统的纽约人，他曾就读于耶鲁法学院，但是他对世界联邦主义运动的兴趣却是自小有之。二战之后他在政治理想主义驱动下来到印度，花了几年时间观察甘地主义，并同他的妻子克莱尔合著了《燃烧的印度》（India Afire）一书。夫妻二人回国之后坚信甘地主义在美国最适合运用的焦点领域就是种族问题。接下来他又不顾家里人的极度震惊，前往华盛顿州霍华德大学法学院注册学习了两年，成为该校自从二十世纪最初十年女性投票权运动以来的招收的第一名白人学生。*毕业后他来到华盛顿，在迪安.艾奇逊开办的卡文顿和布尔灵律所找到了一份工作，这家律所在业内可谓首屈一指。在那里他一边应付大公司客户，一边与少数鼓吹种族融合的人们打交道，比如高地人民俗学校的迈尔斯.霍顿。1954年在给霍顿的一封信中他写道：“我希望我们能从甘地主义当中学几招。”沃福德的人脉甚广，从《时代周刊》的卢斯与麻省参议员约翰.F.肯尼迪到著名黑人布道者末底改.约翰逊都是他的熟人。但是无论在白人政客的圈子里还是在黑人宗教界的圈子里他都令人琢磨不透。

沃福德在1956年开始争取金的关注。他给金寄送了一份针对抵制运动的甘地主义分析报告，还附上了他本人的作品以及他写的一份关于非暴力主义的小册子。这封信没有得到回复，于是他又寄了另外一封信，在信中自称是“你的军师”，并且提问道：“难道现在不正是直接开展甘地主义非暴力不合作的时机吗？”金的一个助理在第二封信上写下了“请审阅”的字样。金潦草地批注了一句：“谢谢您的来信。”意思是让助手替他写一份感谢信充当回复。再次碰壁的沃福德并未因此感到气馁，反而越战越勇。他转而开始搜集金在北部地区的公开活动安排，并最终在纽约当面堵住了金并且抓紧时机抛出了自己的主张：他强烈建议金去印度见识一下正宗的甘地主义，他可以帮忙筹集路费。

这番说辞终于吊起了金的胃口。于是他邀请沃福德与自己一起踏上巡回演讲的行程，他们可以在路上好好研究一下去印度的问题。公交车抵制运动结束后不久，奥米加.珀西.菲黑人联谊会（Omega Psi Phi）在巴尔的摩举行“全国大会”，沃福德夫妇陪同金夫妇参加了会议。柯瑞塔在大会的才艺比赛中一展歌喉，金则在演讲中激烈地抨击了奥米加会员们一味贪图吃喝享乐的做派。当演讲谈及黑人中产阶级时，他转入了准备许久的标准主题，鼓动他们与处境较差的黑人同胞携起手来而不是对他们避之不及。如此不留情面的词锋将沃福德夫妇吓了一跳。更令他们震惊的是，联谊会的听众们对于金的演说的反应非常热烈。他们尽情地欢呼鼓掌，完全没有因为金对于他们的世俗罪孽的职责而感到遭受冒犯。金成了英雄，他在台上演说的时候台下其他黑人组织的代表都在一下一下地砸门以示应和。此外金还挤出时间快速参观了当地的共济会总部与几座教堂——他实在忍不住。在这一连串拜访黑人机构的行程当中，沃福德夫妇的举止始终自然得体，彰显了他们的跨种族社交经验。

在巴尔的摩，金和沃福德还拜访了莉比.霍尔曼.雷诺斯基金会（Libby Holman Reynolds Foundation）的官员，后者表示有兴趣资助金的印度之旅。由于事先得到了金的通知，贝亚德.拉斯廷也赶到了会面现场充当金的保护人。拉斯廷非常希望金能够去印度，但又不想让沃福德来安排，因为他们两人自从1942年的世界联邦主义大会以来就一直争论不休。当时的拉斯廷认为非暴力就意味着即使面对希特勒也不能抵抗，当时还是高中学生的沃福德则对这种观点予以了严厉抨击。由于拉斯廷和沃福德两人都认识到了金在非暴力主义运动中的巨大潜力，因此两人都在竭力争取成为金的甘地主义导师。沃福德的优势在于他与基金会很有交情。为了对抗这一优势，拉斯廷也从纽约带来了自己的金主斯坦利.利维森（Stanley Levison）。

利维森后来成了金最亲近的白人朋友，也是他一生最可靠的战友。他们两个第一次见面的环境相当不落俗套。莉比.霍尔曼.雷诺斯基金会在当时是典型的“黑人产业”。基金会的命名人与主管人莉比.霍尔曼.雷诺斯在娱乐界是一位颇有名气的伤情歌手，还曾与演员蒙哥马利.克利夫特出双入对。她曾经嫁给一位烟草大亨，后来遭到杀夫罪名的指控但最终被裁定无罪。脱身以后丈夫庞大的产业就落到了她的手里。如此黑白含混的形象与金或者甘地主义确实很不相称，然而正是她那放荡不羁的个性才促使她资助了许多别人都不肯沾边的事业。金就是与这样一帮人讨论了自己的印度之行——雷诺斯夫人，沃福德和拉斯廷这一对同样信奉甘地主义的对头（一个衣冠楚楚有头有脸，另一个则与逃犯相差无几），以及利维森。

利维森的背景就像其他三人一样堪称丰富多彩。尽管他自从在大萧条时期上大学时就是个左派激进份子，但同时却具有坚定认同资本主义的一面。时年四十四岁的他通过房地产投资赚了大钱。虽然他身为律师，却从不读法学书籍，也从不打官司。他握有好几张汽车特许经销牌照，但是自己却从来没有学过驾驶。他长期在美国犹太人协会任职，这个协会比美国犹太人委员会规模要小一些，而且更加偏向自由主义。他的专长是为协会募捐，以及为其他民权事业或者激进事业进行募捐——他参与过的活动包括救援罗森堡夫妇，以违反宪法的名义废除麦卡锡时代的《麦卡伦法案》以及其他限制政治观点表达的法案，以及援助《史密斯法案》公审的辩方。自1949年以来，《史密斯法案》已经将近百名美共高层官员关进了监狱或者踢出了国外。利维森频繁地与辩方委员会合作，在迫害势头最高涨的时期成为成为了美共的财政支柱。

利维森是个见解犀利的独立思想家，他的政治观点可谓兼收并蓄。1954年的参议院谴责摧毁了约瑟夫.麦卡锡的权力，司法部也减少了《史密斯法案》起诉的数量。此时处境艰难的南方黑人想要根据布朗案的判决结果努力在公立学校实现种族融合。利维森与A.菲利普.伦道夫以及其他人一起加入了支持这项事业的队伍。美共的官方立场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对伦道夫嗤之以鼻，现在对于这项努力同样不以为然。用来自莫斯科的最流行马克思主义术语来说，种族融合是“修正主义”的歪路。莫斯科主张的官方目标是效仿苏联模式让美国黑人实现“分离的全国发展”，而种族融合则与这一目标相悖。信奉这条晦涩纲领的美共在私下里对布朗案与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运动大加讥讽，但这条纲领也使得美共陷入了与广大美国黑人离心离德的境地。这些情况全都不新鲜，利维森也从未被此类言辞束缚过手脚。早在1956年爱默特.提尔遇害以后，他就与拉斯廷、伦道夫、福斯迪克、协进会以及其他许多宗教与人权团体共同组成了一个名叫友情会（Friendship）的紧急救援机构，主要职能是为种族隔离制度的受害者筹款，主要活动范围是密西西比州。 1956年5月友情会组织一批受益人参加了麦迪逊广场公园集会，其中包括了好几名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运动的参与者。在拉斯廷亲自把利维森介绍给金夫妇之前的几个星期，利维森还亲自为柯瑞塔.金、哈里.贝拉方特以及艾灵顿公爵三人联袂出演的音乐会募集了绝大部分广告赞助。

金的直率风格给利维森留下了深刻印象。两人刚刚见面他就决定要深入了解一下金这个人。至于金也并不觉得利维森身上有任何令他不耐的因素。至少他并不反感利维森与激进运动之间的牵绊。金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反对共产主义，但他从来都毫不动摇地支持麦卡锡主义受害者，也一直认同为受压迫者鼓与呼的共产主义宣传口径。此外他还高度认可美共在种族问题上做出的成绩。无论他们的教条多么拧巴，在现实层面上美共对于种族平等的倡导与实践都远远走在了美国国内任何其他政治组织的前头。金本人听说过好几位富有的南方白人在三十年代皈依共产主义之后不惜将养尊处优的生活抛在身后，来到纺织厂与工会商店里与黑人共同劳动。还有谣言声称联邦调查局辨识一名白人是不是共产党员的标准就是看他与黑人打交道的态度是否随和礼貌，或者干脆就看他是否经常与黑人打交道。这一现象对于黑人来说就像种族仇恨本身一样也是一个来自上帝的难解之谜——为什么只有共产主义者才会这样呢？在金本人求学期间，甚至就连最保守的老师也着力向他介绍了共产主义者对于种族问题的态度——比方说斯大林专门在苏联宪法当中添加了将种族歧视规定为国家犯罪的条款。1952年，一位摩豪斯教授这样告诉金，“我认为毋庸置疑的是，共产主义对于东方国家的吸引力在极大程度上源自苏联对待种族问题的态度。”

利维森和金都认识一位本.戴维斯（Ben Davis），在过去二十年里他一直是美共内部最有权势的四五个人之一。他也是摩豪斯校友，在二十年代初摩豪斯学院要求所有学生都要工作，戴维斯则得到了学校为最有钱且最有前途的年轻人预留的职位：为学院校长开车。每天早晨戴维斯都会让自家司机开着一辆皮尔斯阿罗汽车将自己风风光光地送进学院，然后跳出车外，戴上一顶司机帽，再钻进约翰.霍普校长的全新绿色道奇轿车履行职责。哈佛法学院毕业后，戴维斯在亚特兰大黑人顶尖贵族区里安顿了下来，一直到1933年他为安杰洛.赫恩登（Angelo Herndon）担任辩护律师为止。赫恩登是来自芝加哥的美共成员，时年不到二十岁，却已经遭受了死刑判决——后来减刑为有期徒刑十八年——罪名是向黑人散发传单并且宣称美共可以结束种族隔离和失业。上诉之后的赫恩登煽动叛乱案成为了大萧条期间轰动程度与审判时长仅次于斯科茨伯勒强奸案的种族案件。这次辩护经历让戴维斯亲身接触了来自官方与民间两方面的赤裸裸种族仇恨，他的世界观碎了一地，他的思想也变得离经叛道起来，认为美国民主和自己高高在上的黑人特权都不过是假象而已。他将这两者都弃如敝履并且与家人决裂，随后就在纽约加入了美共。从此以后亚特兰大黑人只要一提起他的名字就会压低声音。身为美共中央委员的戴维斯曾经在《乱世佳人》上映的时候斥责美共党报报社的评论员霍华德.拉什莫尔臣服于这部电影对于“种植园”的粉饰美化并将其开除。在二战期间又是戴维斯按照克里姆林宫的指示强令贝亚德.拉斯廷停止一切反种族隔离的工作。*在纽约市议会的定期选举中，戴维斯公开以共产党员身份参选并获胜，在纽约市议员的位置上干到了二战结束之后的1949年。这一年他沦为了第一场也是最大的一场《史密斯法案》审判的被告，被判处阴谋颠覆罪并且在亚特兰大惩戒所蹲了三年多。出狱之后的戴维斯在斯坦利.利维森的帮助下募集资金为其他几十名遭受相关指控的美共同志们进行了辩护。

利维森见到金的时候，美共已经走到了亡党的边缘。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运动爆发的这一年，苏联总理赫鲁晓夫在一次秘密讲话当中将斯大林贬斥为暴君、凶手以及背叛党纲的叛徒。克林姆林宫对于这番言论的支持致使美共成员普遍遭受了严重的心理创伤。有些人刚刚听说这一消息的时候气得以掌击墙，直到满手鲜血淋漓仍不肯罢休。 到了1956年秋天，赫鲁晓夫又派遣坦克镇压了一场匈牙利工人起义，尽管此前克林姆林宫个官方宣传口径一直声称这些工人都是快乐且自由的社会主义者。这一举动进一步加剧了美共内部的绝望情绪。越来越多对共产主义丧失信心的美共成员选择了离开，原本的退党细流很快就升级成了滔滔洪水。到1956年底，美共成员人数已经从战后最高峰的八万人锐减到了五千人，这五千人当中还有许多人是联邦调查局的线人。埃德加.胡佛曾一度考虑过要在1957年2月召开美共党代会时操纵线人们集体投票支持美共内部的某个派系，从而彻底将美共控制在自己的手掌心里。

在大会召开之前，三个敌对派系进行了一场人数极少的党团会议，与会者为了寻找避免美共解散的替代方案而争执不休。以约翰和莉莲.盖茨夫妇（John/Lillian Gates）为代表的自由派想要摆脱对于苏联的唯命是从，让美共真正实现“美国化”。以本.戴维斯为代表的强硬派则嗤之以鼻地认为这种自我改良的做法无异于缴械投降。在戴维斯的设想当中，唯有发起一场不亚于俄国革命的社会动荡才能根除他早已知根知底的社会弊端。此时的他为了追随克里姆林宫已经放弃了一切。有人建议他撤退到亚特兰大加入一支无甚可观的协进会纠察队，气得他当场咆哮起来。以阿尔伯特．“博士”．布隆伯格（Albert "Doc" Blumberg）为代表的中间派则忠于美共领袖尤金.丹尼斯（Eugene Dennis）。布隆伯格是前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哲学教授兼美共外联专家，负责联系各种美共的同路人或者与美共合作的外部团体。他正是凭借这一身份让斯坦利.利维森参加了党团会议。其他领导人征求了利维森在许多问题上的意见，包括各种妥协方案对于美共与劳工以及民权组织之间友好关系前景的影响，以及如何筹集资金为遭受起诉的党员进行抗辩。

在其他人还在争论不休之际，利维森抽出身来向蒙哥马利打了个电话想要联系金。自从在巴尔的摩会晤之后，几周以来他一直在为金提供进一步扩张种族融合运动的建议与战略草案。隔壁房间的人们听到了利维森打电话的内容，一场新的辩论随即爆发。盖茨夫妇愤怒地指责利维森正在让金遭遇不必要且不合理的危险。在这样一个全国最高级别美共成员的聚会上，如果间谍或者联邦特工的窃听器监听到这个电话，金肯定会因此而身败名裂。金的麻烦已经够多了，美共成员应该与他尽量保持距离，尤其不要鼓励他支持苏联，以免将他推向毁灭——就像多年前的保罗.罗伯逊一样。这套说辞激怒了本.戴维斯，他反驳说，盖茨一派只会指责本党，却从来不去批判反动派。他坚称美国需要一百个罗伯逊这样遭受官方封杀的殉道者，如果利维森能把金打造成另一个罗伯逊，那只会有益无损。双方针锋相对，气氛越来越紧张，直到利维森回来才打破僵局。他对双方的意见都有些不以为然：金不是共产党员，他知道如何照顾自己。

不久后的2月9日，美共全国大会在纽约市东村区召开。贝亚德.拉斯廷作为观察员列席大会。正如他事先预料的一样，很多满怀热忱的人们脱离美共之后都会转而投身于于和平主义与废除种族隔离的事业。大会本身充满了苦涩与黑色幽默，联邦调查局的线人们成群结队地在会场里游荡，周围的人们无不侧目而视。以盖茨为首的自由派提出决议以临时多数票获得通过，但这项决议注定难逃不可回避的逻辑问题：对美共进行民主化和美国化改革的最有效方法就是脱党。最后一次大规模脱党很快就使得美共沦为了一个空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专制且更盲目地亲苏。参加过党团会议的所有核心领导成员全都退了党，只有本.戴维斯还留在党内。他已经太老了，思想也太僵化了，实在转不过弯来。对于金、利维森、拉斯廷以及其他许多人来说，戴维斯的教训比罗伯逊更能说明问题。在人生最后六年的职业生涯中，戴维斯把自己与苏联方面扭曲颠倒的战略牢牢焊在了一起，变成了一个越发教条且暴躁的老顽固。迫害与控告伴随他走到了生命的终点——纽约州甚至试图吊销他的驾驶执照。在讲求实际的金眼里，戴维斯集中体现了共产主义的徒劳与浪费。尽管如此，他依然认为是戴维斯并不是一个登峰造极的坏人，而是一个极其不幸的悲剧角色。

1957年1月20日，E.弗雷德里克.莫罗参加了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连任就职庆祝游行。游行过后他和妻子凭借特别邀请成为了坐在总统就职观礼台上的第一对黑人夫妇。同样是在1月，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大使、《时代》创始人亨利.鲁斯的妻子克莱尔.布思.卢斯（Clare Boothe Luce）以粉丝身份给金写了一封自我介绍信。这位共和党世界主义者刚从意大利的使馆岗位上回国。她在信中写道：“意大利共产党人每一天都在指责我国南方发生的事件，在他们眼里这些事件证明了美国的民主不过是‘资本主义的神话’……某些美国人对于本国《宪法》的否定令我们在国外的敌人获益匪浅。在所有为了争取平等而发动斗争的人们当中，还没有人采用过比您的所作所为更合法且更符合基督教精神的方式。”

卢斯写完这封信之后过了几个星期，一名《时代周刊》通讯员受命撰写了一篇蒙哥马利新闻特稿，文中以同情的笔触全面描述金的形象做了，还提到蒙改联弥撒大会上传唱《信徒精兵歌》的场景。《时代》的纽约总部编辑在审阅初稿的时候反对提及这个细节，认为这首歌的好战精神与文中关于金的甘地主义倾向的描写相互冲突。《时代周刊》这样描述金自学甘地主义的方式：“最重要的是，他把他能找到的每一篇关于甘地的文章全都读了又读。”这篇稿件经历了疯狂的校改过程，金的形象也经历了大幅调整。一名艺术家为杂志准备了一幅金的特写肖像画，这幅帅气逼人的画作几乎填满了那一期《时代周刊》封页著名红色边框内的全部空间。

《时代周刊》将金打造成了扎根在美国大众文化当中的永恒形象。《纽约时代》紧随其后刊载了抵制运动大事记，将金的经历当成了叙事主线。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的劳伦斯.斯皮瓦克则邀请金参与《与媒体见面》节目，金也成为了第二个登上这档节目的黑人。抵制运动过后，金越发真切地体会到了盛誉加身的感受。他告诉《时代周刊》，他和他的父亲为自己选择了新教创立者马丁.路德的名字，现在“我们或许终于赢得了使用这个名字的权利。”“或许”二字不仅折射出了他内心的骄傲，也反映了他内心的惶恐。抵制运动为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让他经历了惊慌失措的煎熬、焦头烂额的试炼、心胸洞开的彻悟以及激情燃烧的高潮。现在这一切都告一段落，家门口小世界当中的喧嚣搅扰已经无法继续令他萦怀了，只能驱使他加快步伐走向更广大的群众基础。

到了2月，就在金登上《时代周刊》封面的那期杂志上市之前，他在俄亥俄州奥伯林学院——也就是弗农.约翰斯四十年前的深造地点——度过了一个晚上。学校有一位基督教青年会的官员名叫哈维.考克斯（Harvey Cox），当时刚刚从神学院毕业。他邀请金为一场集会致辞，集会结束后又举办了一场私人晚宴。受邀的学生与教师在金的面前都颇为拘束。席间金发现其他宾客纷纷对自己敬而远之，以至于左右两边的座位全都没人坐。可是有一个学生却大大咧咧地直接坐到了他的正对面并且开始自我介绍。此人正是詹姆斯.劳森，自从一年多以前在《那格浦尔时报》上第一次读到金的名字以来他就一直期待着这次见面。金顿时来了兴致。他问起了关于印度的事情，并且表示自己希望能尽快去一趟。劳森则描述了他的卫理会传教工作。劳森取道非洲回国，其间他在非洲与几位独立运动领导人相处了一个月。金再次感到眼前一亮。他告诉劳森他刚刚收到克瓦米.恩克鲁玛的邀请，出席一场标志着英国殖民主义在加纳宣告结束的仪式。

这两人越聊越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他们很快就意识到了各自的经历与兴趣多么相似。他们两个都认识的人数量很多，他们读过的神学书籍也多有重合。劳森的父亲是个共和党牧师，他在传播爱之福音的同时屁股上总会挂着一支点三八手枪以防白人骚扰。劳森说来自母亲的爱影响了他的一生。劳森在高中与大学里都是一名冠军辩手。1946年他曾经主张辩称，为了遏制共产主义的威胁而针对苏联发动预防性质的核战争是完全正当的——今天的劳森一想起这段中二气息浓厚的言论就忍不住微微皱眉。两年后的劳森彻底扭转了自己的立场，转而认定由耶稣向世人彰显的爱之法则不允许暴力，除非是为了他人而放弃自己的生命，此外他还认为涉及兵役与种族隔离的法律在本质上否认了宗教良知，并且发展了一系列理论来支持自己的观点。1951年他担任了联合卫理会青年团契的主席，并且以自己是和平主义者为理由拒绝参军入伍，为此蹲了一年多联邦监狱。贝亚德.拉斯廷与格伦.斯迈利都曾经专门来到俄亥俄州指导他。

这些名字几乎就像劳森口中的每一句话一样在金的心头迸出了似曾相识的火花。他们两个如此默契，以至于尽管刚刚认识就几乎已经达到了心有灵犀的程度。他们尽管个性不同，却有着共同的追求。身为活动家的劳森在许多方面走在金的前面，但金发起的非暴力群众运动已经实现了劳森的梦想。金表示现在他打算找出在整个南方地区推广蒙哥马利模式的方法，但直到目前为止他能想到的最好办法就是借助浸信会大会或有色人种协进会，但他还不敢肯定在实际层面上究竟应当如何操作。劳森尖刻地评论道，这种做法很可能收不到任何成效，因为协进会从根本上只是一个充斥着律师与宴会的黑人中产阶级联谊组织，而黑人中产阶级不仅人数稀少，而且性情谨慎怕事，因此协进会注定不会有太大的作为。金沮丧地承认劳森也许是对的。但他反问道，数以百万计的白人和黑人每天都在施行种族隔离的做法，你要如何凭空建立一个新组织来攻击种族隔离呢？

晚餐结束后，金邀请劳森来到南方为他的问题寻找或者创造出一个答案。劳森表示自己正有此意，但他首先要完成因为坐牢与前往印度传教而中断的学业，毕业之后他肯定会在第一时间去投奔金。

“我们现在就需要你，”金恳求道。“我们在南方没有任何黑人领导能够理解非暴力。”劳森答应尽快动身。这两人从此开始了密切合作，直到1968年劳森邀请金前往孟菲斯去帮助环卫工人为止。不过眼下他们正在共同畅想着美好的愿景，丝毫没有意识到命运对他们有着怎样的安排。

金邀请贝亚德.拉斯廷返回蒙哥马利。他之所以敢于发出邀请，完全是依仗着目不暇接的胜利庆典活动分散了别人的注意力。因为他们两个人都很清楚拉斯廷亲身来到蒙哥马利可能造成怎样的危险。一方面当地白人仍然记得这个神秘的冒牌《费加罗报》记者，另一方面金自己也感觉到蒙改联的同事——尤其是各位同工们——可能会造成比白人更大的政治威胁，因为他们对于同性恋全都深恶痛绝，认为容忍同性恋无异于在正义的阵营里插进邪恶的楔子。金很喜欢拉斯廷，可是他身边的好些黑人却并非如此。在他们的印象里，拉斯廷是一个怪诞傲慢的家伙，在2月份给他们的阵营造成了极大的恐慌。更糟的是，拉斯廷刚刚在他的杂志《解放》里刊登了尼克松的文章。尼克松在文中极力鼓吹自己在抵制运动发起过程当中的贡献，甚至达到了罔顾事实的程度。*这篇文章惹得金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朋友们将尼克松狠狠讥讽了一通。金非常希望拉斯廷来到蒙哥马利的时候不会被任何人看见，于是他请求拉斯廷首先飞往伯明翰而不是蒙哥马利。鲍勃.威廉姆斯在那里接到了拉斯廷，让他低着头坐上了汽车后座。按照金的要求，直到汽车安全抵达蒙哥马利的德克斯特牧师寓所之前，拉斯廷在这一路上都不能抬头。

12月23日星期日，拉斯廷到达了蒙哥马利。当天一早金家遭到了猎枪射击，家里人都被吓坏了，好在没人受伤。拉斯廷一进金家屋门就看到了屋里的狼藉景象。金与拉斯廷找了个僻静之处畅谈起来，他有一大堆事情需要拉斯廷帮忙，包括纽约筹款事宜，伦道夫为了改善金与威尔金斯的关系而做出的努力，金下一步的出书安排，前往印度会晤甘地主义者的可能性，等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金已经被南方各地黑人的陈情信件团团包围了，每一位来信人都希望金能帮助他们废除当地公交系统当中的种族隔离，每一封信都需要金予以答复。就在金和拉斯廷刚刚开完战略会议的时候，金老爹突然就像查抄犯罪窝点的政府警探一样突然闯进了牧师寓所的正门——猎枪袭击的消息气得他火冒三丈地冲到了蒙哥马利。柯瑞塔赶忙问他要不要来点吃的。

“我不是来吃饭的，”金老爹愤然宣称，“我是来祈祷的。”他命令儿子双膝跪下，然后自己就放声祷告起来。退到隔壁房间的拉斯廷倾听着金老爹与上帝的对话，听起来上帝似乎正在告诫小金要见好就收。现在抵制运动已经结束了，而上帝在政治领域以外还有很多任务需要他去完成。祷告持续了一段时间。祈祷结束后金老爹干脆单刀直入地挑明了同样的主题。随之而来的争辩致使家里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气急交加的金当场流下了眼泪。直到最后金才为自己辩解了一句。他直言不讳地告诉父亲，他就是要做他觉得非做不可的事情。不知为什么，父子之间的争论就这样戛然而止了。这一刻的强大气场致使拉斯廷觉得他亲眼见证了一场只能发生在金家父子之间的危机。

第二天是平安夜，一辆轿车停在蒙哥马利某公交车站边上，五名成年男子窜出车外，将一名正在独自等车的十五岁黑人少女围殴了一顿，然后立即逃之夭夭。也是在这一天，弗雷德.夏特沃斯在伯明翰宣布他将在圣诞节后第一天带领一群人坐上公交车的前排座位。圣诞节的夜晚他一直与一名执事在牧师寓所里为明天的考验做准备，却没想到有人往寓所地下室里扔了一捆十五根炸药，几乎摧毁了整栋房子。前来勘查现场的警方打着手电在浓烟中搜索着寓所的废墟，他们听到地下室传来了夏特沃斯的声音。却原来地板坍塌了一个大坑，夏特沃斯和执事都掉了进去。只听见这位布道人大叫道：“我不要光着身子出来！”在爆炸之前他已经准备上床了。警方用毯子裹住夏特沃斯，又搬开了压在执事身上的木梁，并且表示他们两人居然在如此猛烈的爆炸当中保住了性命堪称奇迹。几名警官劝夏特沃斯离开伯明翰避避风头，但夏特沃斯高声宣布自己永远不会离开。“上帝不打算让区区一捆炸药夺走我的性命，”他宣称道。这次袭击进一步强化了他的天命在身信念。第二天他按照原计划带领两百名追随者坐上了伯明翰公交车的白人座位，其中超过二十人遭到逮捕并因违反种族隔离法律而被定罪。

回到蒙哥马利，几名狙击手用猎枪射击了一辆种族融合公交车。事发之后金发表声明，呼吁市政当局“采取坚定立场”反对暴力行径。大多数白人官员对此都装聋作哑，少数几名公开回应的官员当中就包括弗兰克.帕克斯专员。他宣布，如果枪击事件继续发生，蒙哥马利市将不得不暂停公交车运营。这项声明令金的追随者们感到很不痛快，因为他们相信狙击手们的目的恰恰正是逼停运行阿拉巴马州唯一的非隔离公共设施。两天后另一辆非隔离公交车遭到伏击，这次枪手们躲在路边树丛里对汽车进行了一轮排枪齐射。一位黑人孕妇被子弹击中双腿，不得不接受急救。于是市政官员们暂停了夜间公交车服务。

金发出了邀请函，呼吁召开非暴力种族融合第一次黑人领袖会议。来自十个南方州的六十名牧师回应了他的邀请，并于1957年1月初聚在了亚特兰大的以便以谢教堂。与会人员仅仅是南方黑人牧师总量的一小部分，但这些人当中包括了许多富有影响力的独立活动家。弗雷德.夏特沃斯来自伯明翰；C.K.斯蒂尔（C.K.Steele）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塔拉哈西——他在蒙哥马利运动的鼓舞之下领导了塔拉哈西的公交车种族融合运动；威廉.霍尔姆斯.鲍德斯是亚特兰大当地人——就在会议之前，他在亚特兰大发起了自己的非暴力公交车示威行动。愤怒的佐治亚州州长命令州民兵进入警戒待命状态，随时准备出动。来自纽约的贝亚德.拉斯廷不动声色地起草了会议决议和组织机构章程。

阿博纳西与金一起来到亚特兰大，并且借宿在了老金夫妇家里。1月1 0日凌晨2点30分，也就是会议即将开始当天，老金夫人摇醒了阿博纳西，让他赶紧下床接听一个紧急电话。“阿博纳西，他们把咱们家炸了，”胡安妮塔.阿博纳西战战兢兢地从蒙哥马利打来了电话。 “不过我没事，孩子也没事。”她在电话里告诉丈夫，房子的门廊和前厅基本上已经荡然无存了，就连赶来的警察似乎都吓得不知所措，因为他们此前还听到了其他爆炸声。警察告诉她，哈钦森街浸信会教堂也被炸毁了，教堂屋顶塌陷了下来。出事街区陷入了木然的恐惧。有些人吓得不敢出门，也有些人吓得不敢回家。前者躲在屋子里打电话，后者则开车在街上乱转。

在亚特兰大，老金夫妇家里灯火通明。阿博纳西转述了家里传来的消息，牧师们为他做了祈祷。然后阿博纳西公开表示自己很担心第一浸信会教堂的安危。“我不想让斯托克斯牧师的教堂也被炸毁，”他伤心地说道。金老爹气得在屋里来回踱步，他恶狠狠地答道：“想得美，他们肯定会下手的。”阿博纳西的情绪越发激动，不停地给妻子打电话，直到最终两人成功联系上为止。阿博纳西在电话中了解到，蒙哥马利的恐慌气氛越来越严重了。在他家遇袭之前还发生了另一起炸弹事件，爆炸声响彻全城。哈钦森街浸信会教堂确确实实被炸了——人们已经看到了废墟——格雷茨家也再次遭到了炸弹袭击。阿博纳西太太的电话断了一会儿线，但她很快打电话回来说刚刚又发生了另外一起爆炸，地点就在他们家附近，她都能感觉到地面在震颤。还有另一所教堂也遭到了袭击，不过她不知道是哪一座，也不知道上一颗炸弹究竟扔在了哪里。

进一步报道证实了阿博纳西的担忧：最后遭到袭击的教堂正是第一浸信会教堂。他与金等不到天亮就离开亚特兰大赶回蒙哥马利，柯瑞塔和拉斯廷则留下来继续操持会议。阿博纳西与金走访了昨天晚上遭受袭击的四座教堂与两户人家。就教堂而言，第一浸信会遭到的破坏最轻，尽管地下室确实被炸裂了，但是地上建筑基本没有受到破坏。尽管如此市政当局仍然以建筑结构不安全为由禁止第一浸信会的会众们继续使用教堂。

大致了解了一下遇袭情况之后，金急忙赶回亚特兰大参加会议的投票议程。各位布道人们投票决定成立一个组织。几经改名之后该组织最终得名南方基督教领导联合会（Southern Christian Leadership Conference），金被推举为会长。选举结束后金以新成立组织的名义分别给艾森豪威尔总统、司法部部长布劳内尔以及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拍发电报。对于金的要求，谢尔曼.亚当斯代总统答复说艾森豪威尔不可能按照金的要求在南方安排一场反对种族隔离暴力的演讲；布劳内尔的一名助手回复道司法部将会研究一下爆炸案与其他袭击事件，但维护法律和秩序的主要权限还是归属州政府；尼克松则没有回复。

阿博纳西留在蒙哥马利第一浸信会教堂监督志愿者们在周五周六两天疯狂赶工维修教堂。他们要在两天内加固好地下室的横梁并清理所有残骸。市政府的安全监察员们也很体谅阿博纳西希望在教堂里举行周日礼拜活动的迫切愿望，不过他们依然明智地要求教会全体人员不得上楼，因为他们的体重可能会压垮地下室里的临时横梁。阿博纳西同意了。人们将一台钢琴抬进了地下室，又搭建了简易的布道坛。到了周日，会众们在地下室里纷纷落座，人们无不面色焦虑地端详着头上刚刚完工的崭新木梁与地上来不及彻底清扫的瓦砾。刚开始礼拜仪式一直笼罩在愁云惨雾当中，然后教会书记员威廉.比斯利的母亲比斯利太太就站了起来。老太太是会众当中的老一辈，现在她有些话实在不吐不快。“我不喜欢今天看到的情形。牧师兄弟，你可不能让随便哪家教会整天都这么烦恼。我还记得1910年那会儿，这座教堂让火烧得只剩下了一个大坑。有两个德克斯特教会的夫人们路过坑边上说道：‘瞧啊，这是什么玩意？后代们都会说这个坑就是第一浸信会原来的位置。’可是她们错了！斯托克斯博士盖起了这座教堂，我希望你坚定大家的信心，咱们一定能把这座教堂重新盖起来！”地下室里的会众顿时欢呼雀跃起来，教堂钢琴家多萝西.波西也情不自禁地弹奏起了《哈利路亚大合唱》。

在第一浸信会里飙升的激情一定程度上源自教会之间的竞争心态。蒙改联的领导层沮丧地发现，危机心理在最大限度激发善意的同时，也显露出了人们从未见过的丑陋一面。即使那些熬过了抵制运动的人也无法解释这一现象，只能认为蒙改联群体正在承受着高潮之后的天然失落。一旦共同奋斗阶段过去之后，危急关头的情绪很容易就会转化成抑郁或者嫉妒。在蒙改联领导层中，只有阿博纳西的教堂与住宅双双被炸。他的威信因而急剧提升，以至于招致了不少人的反感。此外格雷茨形象也变得高大起来，因为在最近的恐怖之夜里他家遭遇了两次炸弹袭击，其中一枚炸弹哑火了（一位勇敢的邻居及时扯断了点燃的导火索，导火索另一头共有十一根炸药）。不过没多久就有流言声称格雷茨家的两枚炸弹当中有一枚其实并不是为他预备的，而是针对着蒙改联内部的另一位卫理会牧师。这位牧师因为遗憾自己家没被炸到而意气消沉，后来甚至一度陷入了精神崩溃。至于在这一年夏天成为“叛徒”的乌利亚.菲尔兹牧师则暂时恢复了蒙改联里的领导职位，因为在他重新成为贝尔街浸信会教堂的牧师之后，这座教堂在炸弹袭击之夜里承受了最严重的破坏。

万幸或者说不幸的是，E.D.尼克松的住宅这一次并没有遭受炸弹袭击。这一轮袭击之前他就算再看不惯金的办事风格与重要地位也至少还尽量维持着表面上的和气。这一轮袭击过后他再也不打算藏着掖着了。金家遇袭之后不久他给金写了一封信，一上来就话里带刺地将金称作“亲爱的先生”。他在信中辞去了蒙改联司库的职位，并且抱怨自己“被人当成了小孩子”。一部分金的党徒们对待尼克松的态度确实非常尖酸刻薄居高临下，以至于他们当中有人居然公开贬斥罗莎.帕克斯无非是“抵制运动的花瓶”。就连金身边最老练的几位领导人一时间也被这种心态冲昏了头脑，一致同意废除种族隔离的下一个目标应该是蒙哥马利机场。格雷茨、弗莱德.格雷以及其他几个人都认为这个观点既荒谬又自私，实在不足取，因为只有为数极少的蒙改联成员曾经坐过飞机。但包括阿博纳西在内的领导人都想拿机场开刀。继续推进公交车种族融合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有些没意思了。

这股浑浊的潜流彻底断绝了蒙改联在美国种族政治领域进一步发挥更重要作用的可能性。尽管抵制运动的影响力将会逐渐地波及全国各地并且产生连绵不绝的回响，但是蒙哥马利的贡献已经成为了历史。金本人的情绪也因此跌入了低谷。炸弹事件令他担惊受怕，公交车种族融合情况的倒退令他伤心不已；蒙改联内部认为他只顾得四方巡游抛头露面的批评令他满腹委屈，蒙改联领导层相互攻讦人心涣散的状况又令他有苦难言。他本能地将所有这些恐惧与担忧全都压在了自己身上。他既内疚又苦闷，而过分沉重的内疚又发展成了自责。阿博纳西的地下室礼拜过后的周一晚上，金在蒙改联组织的又一场弥撒大会现场公开乞求上帝的指引。“主啊，我希望我们在蒙哥马利争取自由的斗争不会导致任何人的死亡。我本人尤其不想死。但如果非得死人不可，那就让我去死吧！”这句话一出口，观众席登时炸开了锅。深陷宗教狂热情绪的人们此起彼伏地呼喊道：“不行！不行！”群情激奋的场面终于崩断了金的神经。他双手紧紧抠住布道坛的边缘，一个字也说不出来，直挺挺地在台上站了许久，直到听众们逐渐平静下来之后他依然纹丝不动。会场陷入了一阵令人局促不安的沉默。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听众们纷纷交头接耳起来。金依旧一言不发地站着，最后还是另外两名牧师挽着他的胳膊把他从布道坛上搀扶了下来。

两周之后的星期六晚上，鲍勃.威廉姆斯在德克斯特牧师寓所值夜班。柯瑞塔与尤姬都在亚特兰大。这天晚上与往常并没有什么不同，不断有善意或者恶意的电话打进来。但不知何故金越发感到心神不宁，最后干脆从床上爬起来叫醒了威廉姆斯。“鲍勃，我想我们今晚最好不要呆在这里。”二人立刻赶赴了威廉姆斯家。几个小时后，就在天亮之前，一枚炸弹在距离牧师寓所最近的街道拐角处爆炸了。爆炸摧毁了寓所的正面门脸结构，紧邻的一辆黑人出租车站也遭到破坏。此外还有三辆临近出租车的车窗被震碎，车里的司机被玻璃割伤，只得赶紧去医院。在接下来的一片惊恐当中，有人冲进早已空无一人的牧师寓所寻找金，结果又在门廊前面发现了另一捆十二根尚未引爆的炸药，导火索散发着刺鼻的气味。赶到现场的警方立刻拉起了警戒线。警戒线里面的气氛高度紧张，警戒线外面更是几乎随时都会发生骚乱。大约过了一个小时，阿拉巴马州的首席弹药专家终于拆除了炸弹。有两名黑人因为斥骂警方至今都没能抓住哪怕一名炸弹袭击人而遭到逮捕，后来被判煽动暴乱罪。接到电话后金立刻赶到现场发表了演讲，这才平息了人群的骚动。

这天早上，金在德克斯特教堂的布道坛上将自己一年前在自家厨房里经历的启示告诉了会众们——这场体验刚好发生在第一次炸弹袭击之前不久。那一次他听到内心的声音告诉自己要无视萦绕心头的一切困惑与恐惧，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一名跟踪采访炸弹事件的《广告报》记者也来到了礼拜仪式现场，他的报道撩起了格罗夫.霍尔的恶毒快意。在《广告报》的版面上，霍尔对于他所谓的“厨房异象演讲”大加嘲讽，拐弯抹角地暗示金之所以一心一意地对抗种族隔离仅仅是因为他相信上帝在厨房里跟他说了几句话。几天后，阿拉巴马州以外的某卫理会学院刊发了一封不起眼僻的通讯文章，一位教授在信中声称金在抵制运动当中展现出来的非暴力姿态足以与圣徒相提并论。看到这篇文章之后，霍尔随即发表了措辞尖刻的社论，题目是《金博士业已侧身卫理会圣徒之列》。这篇社论在整个南方引发了激烈的争论。阿拉巴马州的若干教会干脆投票决定从此以后切断对于卫理会高等教育的一切资金支持。

出租车候车处炸弹事件之后又过了几天，蒙哥马利警方指控七名白人男子涉嫌参与了这场犯罪以及之前的好几起炸弹袭击。蒙改联内部一度满心以为正义将会得到伸张，可是陪审团却宣告最早出庭的两名被告无罪，尽管他们已经签署了认罪书。大约在同一时间，阿拉巴马州最高法院否决了金对于“非法抵制”罪名的上诉，裁决依据则是一项技术细节——弗莱德.格雷错过了申报期限。由于害怕在同一个技术细节问题上再吃一次亏，金沮丧地决定不再向美国最高法院上诉，并为此痛苦地支付了五百美元罚款。他痛恨败诉，更痛恨抗议的合法性没能得到非此即彼的实质性裁决。他希望其他89名被告当中有人能得到依据《宪法》的无罪判决，或者法官在经过严格检视之后决定抵制者确有“正当理由”。但是蒙哥马利的检察官驳回了所有涉及抵制参与者的指控，从而堵死了这条讨说法的渠道。与此同时检察官也撤销了对其余涉嫌爆炸案的白人被告的指控。

法官卡特接受了检方提出的这个一揽子解决方案，金则强烈谴责这种双重特赦的做法，因为这种做法蛮不讲理地把抵制行动与爆炸案件当成了性质相同的一回事——根据阿拉巴马州的法律，过去几周大多数爆炸案件的嫌疑人都应该判处死刑。尽管如此他却并没有公然谴责这种关联行为，因为他知道这样做最终不仅起不到任何实际效果，还会进一步扩大他与89名蒙改联领导人之间的嫌隙。金的无助反衬了检方在政治层面上的精明。种族隔离主义者们大可以因为这项判决感到宽慰，因为法庭终究宣告了黑人领袖的错误——他受到审判，被判处有罪，得到了充分的上诉机会，最终还是成为了罪犯。金缴纳的罚金就是证明。另一方面，黑人民众整体上吸取了当地法律和随机暴力的历史教训。尽管黑人社区在抵制运动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的确被种族隔离主义者占了些许便宜，但是他们在现实生活当中争取得来的成果却远比这点损失大得多。悄然之间，夜间公交车服务已经恢复，炸弹攻击也停止了。

1956年也是美国总统大选的年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不想将把民权议题带入竞选当中，这样的想法遭到了罗伊.威尔金斯的尖锐批评。原本就担心黑人选票流失的史蒂文森现在更不放心了。他回应道：“我们必须认识到，理性是决定进步速率的唯一因素。”不依不饶的威尔金斯继续措辞激烈地指责史蒂文森发言轻佻暧昧，气得史蒂文森的朋友埃莉诺.罗斯福威胁要退出协进会的董事会。到了10月份，担心种族问题会影响选情的史蒂文森参加了在哈莱姆区举行的一场集会，在集会现场他批评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公开声明过于被动，以至于无论总统本人对于最高法院废除学校内部种族隔离的裁决抱有怎样的支持态度都“无关紧要”。然后他高声叫道：“而我支持这项判决结果！”史蒂文森的支持者认为这段发言彰显了他与艾森豪威尔的不同，体现了他对待黑人的更友善立场。而他的批评者则反唇相讥，认为身为总统竞选人这样空口说白话实在很没意思，因为他就像艾森豪威尔一样口口声声表示自己支持依法办事，但同时却又拒绝表明自己将要采取怎样的手段将法律落到实处。

艾森豪威尔的竞选策略则与史蒂文森大相径庭。10月10日，总统来到艾比斯球场观看了布鲁克林道奇队和纽约扬基队之间的世界大赛，并且邀请弗雷德里克.莫罗与他坐在同一个包厢里。官方正式报道当中并没有提及莫罗的存在，但这条消息依然通过黑人报纸迅速传播了出去。黑人报纸还指出，因为害怕得罪南方民主党人，史蒂文森恐怕不敢公然与黑人交往。第二天，艾森豪威尔又邀请哈莱姆区众议员亚当.克莱顿.鲍威尔牧师来到白宫参加私人会议。身为民主党的鲍威尔在会上流露出了赞成艾森豪威尔竞选连任的态度，并且表示现任总统将会为民权事业做出更大贡献。这番表态同样成为了大新闻。

不过黑人问题很快就被人们抛到了一旁，因为在接下来的竞选活动期间发生了两场世界级危机，首先是匈牙利爆发了反对苏联统治的起义，其次是以色列、英国与法国为了夺取苏伊士运河控制权向埃及宣战。艾森豪威尔在私密场合严厉抨击了苏伊士运河袭击事件，认为这种做法“完全是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蛮横做派”。如果美国支持这种公然的殖民主义行径，那么“从达喀尔到菲律宾群岛的世界各地恐怕都会成为我们的对头。”他含蓄地威胁要切断美国对欧洲的石油供应从而为纳赛尔解围——尽管他很厌恶这个人——英国人挽救大英帝国的最后努力就这样落了个一地鸡毛的下场。

艾森豪威尔成功连任的可能性原本只能算是比较大而已。但是对于战争的恐惧却使得他赢得了将近一千万张选票的压倒性优势。在大选之夜，一名助手手舞足蹈地走进艾森豪威尔的酒店套房，为总统带来了一条喜讯：共和党在历史上第一次赢下了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没有人知道这是为什么。众所周知，在过去十一个月的公交车抵制运动期间，艾森豪威尔政府一直在向蒙哥马利的黑人提供非官方性质的援助，将蒙哥马利的白人公民气得不轻*。事后分析表明这是自罗斯福新政以来黑人选民首次大批倒向共和党，大约60%的黑人选民都选择了艾森豪威尔。共和党战略家认为美国政治格局将会迎来重大调整，财政保守派、受过教育的城郊居民与黑人将会整合成为一个开明多数派。这次选举的很多方面都令史蒂文森心灰意冷，黑人的倒戈只是其中之一。“我实在搞不懂黑人到底在想什么，”他说。

回到蒙哥马利，市政府官员上书州法院申请了一份禁制令，以蒙改联拼车系统没有获得市政交通系统执照照为由禁止其运行。该禁令是金的律师们最担心的法律武器，因为在法院做出实质性判决前，法庭命令有权规范行为。总检察长帕特森取缔取缔阿拉巴马州蒙改联的命令就是这种权力的显著例证，蒙改联为了推翻这一命令而经历了长期诉讼，期间该命令一直在发挥效力。假如蒙哥马利出现了类似的禁令，那么继续运营拼车系统的抵制运动领导人就会被控藐视法庭罪而遭到强制性监禁。这样一来，法律裁决滞后性带来的优势就会从蒙改联一方转向市政府一方。

在《广告报》上，格罗夫.霍尔怒骂政府在抵制运动进行了将近一年之后才想起来采用这一手实在过于迟钝，只能算是“另一项失策”，因为种族隔离问题如今已经被提交到了最高法院面前。霍尔督促城市官员们考虑一下更基础的防线。他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安慰金，金也不觉得这篇文章给自己带来了多大安慰。在金看来，最高法院的决定依旧悬而未决，可是已经提出的禁令却能在几个小时之内就造成致命的影响。这项禁令将会摧毁拼车系统苦心孤诣累积起来的家底——蒙改联自有的旅行车、整个预算支持体系以及有组织的司机系统一下子全都没了用武之地。抵制者将不得不依靠步行来应对快速逼近的第二个冬天。

11月13日星期二，也就是艾森豪威尔获得压倒性选战胜利一周后，市政府的律师告诉法官尤金.卡特（Eugene Carter）法官，他不应该仅仅禁止拼车，还应该向蒙改联强制性罚款一万五千美元用来补偿城市的税收损失，于是满面愁云的金再次坐上了被告席。在法庭上金把拼车描述成了基于自愿与合作的“搭车”行为。但是政府方面请出了一位出人意料的证人，此人声称蒙改联在他经营的蒙哥马利银行存了十八万九千美元。政府律师利用这套证词将金的主张狠狠挖苦了一通。控辩双方堆砌的大量论证即使在当时看来也非常具有讽刺意味。比方说政府律师不顾自己的保守派立场，指责拼车系统是“私人企业”，因此必须加以规范或者取缔；金则更新了他的失忆防御战术，他说抵制运动是广大黑人自行发起的，他不太记得任何组织或领导人曾经指挥过抵制运动。

在休庭期间，一位美联社记者悄悄走到法庭前面递给金一张纸条。纸条里夹着这名记者从美联社收报机撕下来的新闻快报：“美国最高法院今天宣布，维持三人法官特别小组的裁定，判决阿拉巴马州关于公共汽车上种族隔离的州立法和地方立法违反《宪法》。最高法院做出裁定时没有听取任何辩论，只是宣布‘准予维持原判的动议并且维持原判。’”

大势已定了。刹那间金只觉得一股热血冲得双耳嗡嗡作响，他拔腿冲到法庭后排把这条喜讯告诉了阿伯纳斯、尼克松与柯瑞塔。这时原告席上也骚动起来，政府律师同样得到了消息。新闻通过低声耳语在法庭里迅速扩散开来，直到一名再也无法继续沉默下去的黑人旁听者噌的一声站起来朗声说道：“全能的上帝已经在华盛顿特区发话了！”法庭登时炸开了锅。卡特法官徒劳地反复敲击小木槌企图维持法庭秩序，并且最后做出了禁止拼车的判决——尽管最高法院裁决已经让他的判决沦为了无足轻重的空文。

蒙哥马利的黑人此时此刻根本没心思为了这条禁令而犯愁，他们正忙着大举庆祝。那天晚上举行了两场盛大的弥撒大会。大会一开始S.S.西伊牧师就报告说三K党正准备在蒙哥马利发动游行。无所谓了，他高呼道。“我们无所畏惧，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按照《广告报》的描述，西伊在布道坛上说着说着就老泪横流起来，与此同时“若干名似乎陷入宗教极乐的女性则尖叫不止。”报纸还报道了金步入会场的精确时间：晚上7点23分。金一到场全体会众就集体起立并报以长久的热烈掌声，过了好半天阿博纳西才让会场安静下来，并且带着众人一起阅读《圣经》。当罗伯特.格雷茨走上布道坛时，会场陷入了短暂的沉寂，每一个人都在翘首以待。这位长着一对招风耳的瘦削白人牧师在布道坛上念诵了哥林多前书第13章，也就是著名的爱之章。“我作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还没等他说完，教堂里的每一个人就全都欢呼雀跃起来。这句经文如同醍醐灌顶一般敲响了刚刚萌生的自尊之弦。

金知道，法律层面的技术性细节致使最高法院的裁决并不能立刻得到执行，而是需要等到恰当的命令送达蒙哥马利之后才能生效，然而针对拼车的恶意禁令却已经到位了。换句话说公交车上的种族隔离制度在此之前仍然有法律撑腰，而蒙改联却丧失了替代运输系统。为了熬过这段延迟，同时又不至于引发白人的法律骚扰，蒙改联的领导层鼓励全体追随者们挤出最后一丝力量将抵制运动坚持到底，直到取消隔离的命令送达为止。如果不能拼车，那他们就走路，就好比运动员冲过终点线后为了庆祝胜利还要咬紧牙关绕场跑一周那样。

飘飘然的兴奋感驱动着他们。金在听到判决后发表了一篇洋溢着青春热情的声明。他的情绪如此炽烈，甚至有些语无伦次。“我们时常身处于躁动不安的生活大海的汹涌呢喃当中。多少个日夜里都肆虐着逆境的狂风。”但他还是劝告大家要谨慎从事。“我们只要再坚持步行或者与朋友们搭车三四天就行了。”事实证明，金的法律专家们对于最后这段时间的估计实在过于乐观。法院文书足足花了五个星期才不紧不慢地抵达了蒙哥马利。这五个星期对于一心只想绕场一周的抵制者们来说可谓异常艰难。

但是不管怎样，赢了就是赢了。许多知名人士从最高法院作出裁决的第一天起就开始给金打电话祝贺。著名歌唱家马哈丽亚.杰克逊自告奋勇要来到蒙哥马利献唱以庆祝胜利。几位黑人神学院的校长纷纷表示要对抵制运动当中体现出来的基督教精神提供神学评估。这么多令人心动的好意令金应接不暇，于是他安排了整整为期一周的座谈会与礼拜活动，并将其称为非暴力与社会变革讲习会。记者卡尔.罗文、小说家莉莲.史密斯、唯一神论白人领袖荷马.杰克都同意参加这次活动，黑人浸信会内部的强力人物也纷纷前来捧场，其中包括专门从亚特兰大赶来的老金牧师的老对手威廉.霍姆斯.博德斯，来自规模庞大的布鲁克林“百万美元”协和浸信会的加德纳.泰勒，还有来自巴吞鲁日的T.J.杰米森。

金的讲习会于12月3日召开，地址又选在了霍特街的浸信会教堂。差不多一年前，这里举行了标志着抵制运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场弥撒大会，那一次金的演讲将全体会众的情绪推向了最高峰。在讲习会上他宣称过去的一年让他们学会了六项课程：“第一，我们发现我们能够为了共同的事业团结在一起；第二，我们的领导人未必非得出卖自我；第三，威胁与暴力未必一定能吓倒那些得到充分调动的非暴力人士；第四，我们的教会正在变得越发斗志昂扬，除了传播个人救赎的福音之外，还要强调社会福音；第五，我们刚刚体验到了尊严与使命的感受；第六，我们发现了一件全新的强大武器，那就是非暴力抵抗。”

对于金来说，这六课当中最重要的就是领导力和团结的重要性，其次是教堂的战斗性，“发现”非暴力的斗争策略排在最后。这份表单上的内容全都经过了精挑细选与认真排序，简明扼要地总结了抵制运动的经验。非暴力就像抵制运动本身一样或多或少源自偶然。抵制运动领导人的责任则包括激励人心、应付打击以及坚定不移。直到六年多以后的伯明翰斗争期间，金的领导力理念才涵盖了深思熟虑的斗争手段创新或者对于战略战术的有意识进阶选择。就目前而言，他依然认为领导力的关键在于展现学识。在讲习会的致辞当中他尽情挥洒了自己的智慧，谈到了技术、殖民主义、时间节律等等各方面的话题。但是就整体而言这篇演讲未免显得有些繁芜。金在演讲中引用了古往今来的大量名人名言，远自赫拉克利特，近到鲍勃.霍普。这篇演讲的主旨在于向往正义，而且他还在一段关于勇气的沉思当中颂扬了殉难的价值。但是一旦摆脱了抵制运动带来的具体压力，他的演讲就明显流露出了过于抽象的缺点。

l2月9日星期日对于金来说是一个尤其可喜可贺的大日子。这天早上他将德克斯特教会的布道坛交给了客座布道人弗农.约翰斯。约翰斯的布道主题是纪念德克斯特教会从第一浸信会分离出来七十九周年。当天下午，金又来到第一浸信会主持了规模宏大的礼拜仪式，将讲习会推向了高潮。来访的唱诗班用一个小时的音乐充分调动了会众们的情绪，接下来弗农.约翰斯克制住自己的骄傲，按捺下他对全国浸信会大会的厌恶，用独一无二的沉郁嗓音做了祈祷。金的朋友鲍勃.威廉姆斯表演了独唱之后，下一位出场的嘉宾就是J.H.杰克逊。此前杰克逊从来没有公开赞同抵制运动，他当天的讲话也几乎没有提到抵制运动。然而杰克逊毕竟是当时由美国黑人掌控的规模最大且最有权势的教会协会的名义领袖，因此他的出席依然吸引来了将近八千多名恭敬有加的会众。每当金和阿博纳西谈到通过激进教会来扩展运动的话题时，总会梦想着自己能拥有足以与杰克逊比肩的权势。在当年9月份召开的最近一届全国浸信会大会上，杰克逊邀请柯瑞塔前往他在芝加哥的教堂举行了独唱音乐会，以此表达了他对金的认可。现在杰克逊更进一步承认金已经打入了黑人浸信会的顶级成员小圈子，有资格与杰克逊、加德纳.泰勒以及杰米森父子平起平坐，尽管依然略逊于小亚当.克莱顿.鲍威尔。金在牧师队伍当中的声望已经超过了他的父亲。在讲习会的漫长议程当中，金的名字以及关于他的一切信息都以大写字母拼写，除了杰克逊之外再没有其他人享有这样的待遇。

12月20日，最高法院的通告书终于抵达了蒙哥马利联邦法院，执行法警将通告送到了各位市政府官员手上。当天晚上金在弥撒大会上告诉人们，抵制运动到此正式结束了。他强调了和解的重要性，并且表示抵制运动的胜利是公平与正义的胜利，两个种族都将因此而受益。换言之金认为这不是一场黑人击败白人的胜利，但是大多数白人政客们似乎并不敢苟同。盖尔市长与塞勒斯警务专员都在通告书送达当天借故离开了蒙哥马利，免得要在记者面前发表意见。有一位当地法官被迫废除了此前自己做出的支持种族隔离政策的判决。他公然表示最高法院的裁定“于法无据，于理不合”，完全是“一套歪理邪说”。

第二天一大早天刚放亮，金就穿好西装，戴好礼帽，在弗雷德.格雷、阿博纳西、格伦.斯迈利以及一队摄影师与记者的陪同下一起登上了公交车。“欢迎乘车，”公交车司机很有礼貌地说道。汽车隆隆地行驶在城市街道上，金精神饱满地坐在公共汽车前排，身旁坐着斯迈利。随行摄影师拍下了这一场景。这群种族混同的乘客们与司机有说有笑地聊了起来，兴之所至的司机干脆不顾原本的行车路线安排，将公交车停在了罗伯特.格雷茨牧师家门口。嘟嘟的喇叭声将格雷茨从家里叫了出来，一出门他就看见斯迈利倚靠着公交车前门向外探出身子冲着他大声嚷嚷道：“今天晚上几点你请我吃饭啊？”他说这番话的口吻就仿佛自己刚刚将这辆公交车变成了加长豪华轿车一样。金与满车乘客全都放声大笑起来，格雷茨也笑着登上了公交车。此前多少沉重代价终于换来了眼下的纯真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