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Taylor Branch：劈波蹈海——MLK三部曲之一 -- 万年看客

同样是在2月初，重伤初愈的金又一次来到了纽约，这一次是为了踏上他的印度访问之旅。他在纽约与柯瑞塔和雷迪克这两位旅伴会合，此时雷迪克为金写的传记《非暴力十字军》（Crusader Without Violence）刚刚出版，为三人启程时的情绪平添了一层兴奋之情。在动身之前的最后一次碰头会上，拉斯廷提供了一沓关于印度的新材料，其中有一篇文章谈到了甘地的“香提塞纳”（shanti sena），或者说“非暴力军队”。拉斯廷认为这篇文章是“对于甘地运动最新理念的最新思考”。金很想抽时间把甘地主义作为一门学科来加以吸收，因为他很害怕自己从此会止步不前，沦为一名徒有其表的样子货，只能在晚餐会上做做演讲，却无法切实推动任何社会变革。研究甘地兴许能帮助他摆脱这样的厄运。就个人而言，他想好好研究一下甘地毕生的斗争，从而在自己的人生与人生观之间实现和谐。这些文章当中的许多内容都让金与柯瑞塔忍不住自嘲。甘地是一个放弃了个人财产、性生活以及除了缠腰带以外所有衣物的苦行者，而专程前往印度学习甘地思想的金夫妇却带着好几口装满男女礼服的箱子，并且在英国统治时期兴建的最华丽酒店里预定了房间。临行前两口子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超重行李支付关税。

类似这样横生枝节的意外情况令雷迪克相当恼火。他对金忠心耿耿，但生性敏感易怒而且极有主见。他认为金的耳根太软，老婆说带多少行李就带多少行李，所以才会闹出这种事来。讽刺的是，雷迪克自己在旅途之初也提出了一条节外生枝的建议，差点毁掉这趟出行。他说服金取消在伦敦逗留的计划，改道去巴黎与自己的老朋友、《土生子》的作者理查德.赖特叙谈几日，然后赶到苏黎世，乘坐经停当地的伦敦到新德里航班。开始一切都进展顺利，然后金一行人突然得知由于苏黎世突降大雾，从伦敦出发的飞机已经根据指令绕过苏黎世直飞德里了。地理、天气和语言都在跟他们过不去。当本该搭载他们的飞机飞越伊朗上空时，他们自己却坐在穿越瑞士阿尔卑斯山脉的火车上。在德里，大约有500人聚集在机场恭候金博士的到来，许多人还拿着花环。可是左等右等金博士就是不来。最后调查人员宣布，金一行人虽然购买了航班机票，但并没有在伦敦登机。机场里的人群这才一头雾水地纷纷散去。

金拼命想在第二天晚上赶到德里，但终究未能如愿。到了本该与尼赫鲁总理在砂岩宫共进晚餐的钟点时，还在孟买的金已经放弃了努力。一行人就像普通游客一样孤独地坐在机场大巴上，眼看着挤在狭窄街道两旁与各家各户门口的贫民们。这些人一个个面容憔悴，无家可归，如同人肉地毯那样覆盖了触目所及的每一寸土地。此情此景令一行人不忍直视。错失与尼赫鲁的会面已经很糟了，突然见到印度最悲惨的一面也并不能给他们带来一丁点安慰。

两天后，星期天的欢迎人群中有一小部分人又来到德里的帕兰机场迎接了金一行人，后者满脸都写满了尴尬二字。资助金出访的两个组织各自为金安排了一位全程导游——美国公谊服务委员会派出了一位詹姆斯.布里斯托（James Bristol），甘地纪念信托基金派出了一位斯瓦米.维什瓦南达（Swami Vishwananda）。二位导游都给金带来了一条非同寻常的好消息：尼赫鲁已经同意将与金共进晚餐的时间改到当天晚上。印度政务专家认为这只能说是一个奇迹，谁也没想到身为一国总理的尼赫鲁居然愿意为一个毫无外交身份的平民修改自己的日程安排。

总理迎接金一行时身穿那件令他蜚声国际时尚界的白色夹克，胸前还别着一枝玫瑰。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担当了宴席的女主人。其他宾客还有尼赫鲁的红颜知己蒙巴顿夫人和帕米拉.蒙巴顿，她们分别是前英国驻印度最后一任总督蒙巴顿勋爵的妻子和女儿（蒙巴顿勋爵曾于十二年前与甘地和尼赫鲁总理就印度独立的细节进行过谈判）。晚宴上，尼赫鲁总理就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运动和金随后的经历发表了富有见地的评论，给金留下了深刻印象。总理极力捍卫印度的“不结盟”外交政策，他认为面对美苏两国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不结盟政策并非被动消极无所作为，而是积极进取的战略，因为这项战略能敦促两个超级大国通过没那么受到仇恨与骄傲蒙蔽的视角增进相互了解。金多次提出想要多了解些甘地的非暴力运动，因此尼赫鲁觉得有责任提醒金：圣雄具有出人意料的务实侧面，谁也不敢说他会怎样处理当代印度的具体问题，更不用说金在美国面临的问题了。尽管尼赫鲁的回答令金很失望，但在将近四个小时的时间里两人依然一直在不住口地商讨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甘地主义、共产主义与非暴力运动等各方面的问题。其他与会客人一直在彬彬有礼地旁听，尽管多少有些坐不住的意思。柯瑞塔一直栩栩如生地记得这场晚宴的盛况。

又过了两天，在一连串的务虚演讲和茶会之后，金一行人早早起床，搭乘早六点的航班飞到了巴特那。在那里他们见到了甘地的著名门徒贾亚普拉卡什.那拉扬（Jayaprakash Narain）。那拉扬住在一处偏远的灵修村庄里，在路上这名先见者表示他相信印度应该废除一切工业设施以及中央集权组织，因为这两者对于宗教和乡村生活造成了致命的打击。那拉扬反对尼赫鲁，因为尼赫鲁坚持要将印度改造成为现代化工业国家。金很有礼貌地听取了那拉扬的意见，一方面被他颂扬纯洁的赞歌所打动，同时也注意到那拉扬前往灵修村庄的方式并不是步行，而是乘坐工厂生产的吉普车。在一行人沿着印度东海岸去往加尔各答的路上，他们注意到社会地位与肤色深浅之间很难建立直截了当的关系。比方说最为卑下的贱民未必肤色最深，街头乞丐的肤色更是深浅各异。金一行人很清楚，他们之所以在印度得到了如此热情的款待，与他们自己的肤色也脱不开关系。印度人显然将他们当成了共同反抗白人统治的深肤色盟友。但是肤色的意义在印度人内部更难确定。比方说金一行人注意到报纸的征婚广告通常注明了对浅色皮肤新娘的偏爱。

与那拉扬会面后，金一行人又参加了全印度牛只拍卖会以及一场愤怒的工人领袖会议。一路上金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物——穆斯林、神秘主义者、富有的实业家、掌管一邦的印共党员以及愤世嫉俗的官僚。他和班加罗尔的首席部长讨论了经济发展问题，还与一群非洲留学生进行了辩论——这些非洲学生一致以为恩克鲁玛的非暴力方式绝不可能废除刚果的殖民主义与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金一行人就这样一路回到了西海岸的孟买——他们错过原定航班后就是从这个计划外口岸进入了印度——这一次金没有住酒店，而是住进了孟买的甘地故居。这栋房舍里既没有家具，也没有暖气、热水或者浴室，只有两个印度风格的厕所——就是在地板上挖个洞，洞下面掏个坑。不过金夫妇并没有抱怨。他们的东道主S.K.德（S. K. De）将自己的房间腾出来让金夫妇入住。他发现唯一能让金开口抱怨的事情就是遍布孟买街头的枯瘦乞丐。这种反应让德想起了之前的一位客人亚瑟.库斯勒，此人也曾在小说中令人心神不安地详细描写过孟买的贫困景象。

金一行人于3月1日到达了艾哈迈达巴德，这里是甘地的修行地，也是甘地发动反食盐税游行的出发点。接下来在偏远的北部树庄吉申格尔，金会见了印度的“在世圣徒”与最著名的甘地追随者维诺巴.巴韦（Vinoba Bhave）。维诺巴为人温文尔雅，蓄着一口美髯，很有些不食人间烟火的气质。他没有家，并不从属于任何实质性的组织，也不敬重任何超出他本人道德诉求的规矩。多年来他一直穿梭往返于印度各地，劝说富裕的地主们捐出五分之一的自有土地来援助失地农民。金在村里见到了维诺巴身为现象级人物的一面——当时他正置身于闹哄哄的朝圣者与追星者当中安心冥想，恰似一团一眼看不穿的烟尘。透过这团烟尘，金惊愕地发现维诺巴简直无法理喻。他的做派完全符合西方讽刺漫画当中惯用的东方智者模板：他的言谈好似猜谜，惯于以问代答，说着说着就会离题千里。金一直在头脑中利用印度的所见所闻来印证美国的社会环境，而维诺巴实在让他忍不住想起“神经病”这个最能触动美国黑人中产阶级内心恐惧的字眼。就在去年年底，一个受过高等教育且性情古怪的黑人男子——此人还是金的本家——仅仅因为申请入读密西西比大学就被送进了精神病院，这件事令金始终无法释怀。即便在民权活动家的圈子里，这位克莱农.金（Clennon King）也正在变得越来越不招人待见，因为大家都觉得不值得为了一个神经病强行出头。

这几天金的胃部一直不太舒服，见到维诺巴之后产生的焦虑情绪更是造成了火上浇油的效果。按照原计划，第二天早上他原本打算“与维诺巴同行”——这项活动几乎已经成了甘地主义朝圣者的应尽仪式。维诺巴总是每天凌晨三点半起来步行，在上午七八点开始一天的祈祷与会面之前要走上九英里的路程。刚刚在身体与心理两方面遭受双重打击的金实在没有这么折腾的体力与精力，可是沐浴在月光下长途跋涉的神秘意象又令他欲罢不能。于是他与维诺巴商量，想要来一次“美国式”的步行。第二天凌晨他和雷迪克陪同维诺巴踏上了远足之路。维诺巴步行，金与雷迪克坐车。

为了最大限度地从信步而行的旅伴身上获得教益，金向维诺巴提出了一个这些天以来始终令他纠结不已的问题。来路各异的甘地主义者们对于这个问题各执一词，听得金头都大了。他想知道，作为全世界第一个基于非暴力原则创建起来的国家，印度难道不应该主动解除武装从而为世界各国树立榜样吗？这样做的风险是什么呢？难道当真会有哪个现代国家竟敢攻击乃至消灭世界上第一个非暴力国家吗？提出这个问题之后，金感到自己与维诺巴之间的迷雾骤然散去了。维诺巴突然显露出了惊人的说服力，至少在刹那间是这样。这样一来金就陷入了许多观察家都曾经遭遇过的两难境地：他实在不知道维诺巴究竟是疯子还是天才？两者之间的界限究竟在哪里？有权划线的人究竟是他自己还是维诺巴？尽管单方面解除武装就像无政府主义或者反工业地方自治主义一样只是空中楼阁而已，但是这一理念依然在金的心里扎下了根。他在印度的其他见闻——例如家庭纺织运动、修行地以及其他形式的经济原始主义——则没能取得相同的效果。这正是他一直在寻求的启迪——如何将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运动的精神在宗教与政治领域扩展到极致。现在金意识到，他可以以一个黑人、一个自然人、一位美国人、一名牧师以及一个战争研究者的身份倡导国际范围内的非暴力运动。

3月9日，金一行人即将返程。在告别新闻发布会上，金很谨慎地表示他想要提出一条“与维诺巴交谈时想到的建议”。在他看来，美国与苏联都没有停止军备竞赛的“信仰与道德勇气”。正因为这两个超级大国都失败了，金才打算提一点不知当不当讲的意见。记者们纷纷点头深表赞同——印度人向来很喜欢谴责超级大国的黩武主义。“也许，”金继续说道，“就像过去的印度不得不带头向世界展示民族独立可以通过非暴力手段来实现一样，现在的印度也必须以身作则，呼吁世界各国裁军。如果其他国家打算观望，印度就应该宣布自己将会单方面裁军。”

这句话一出口，新闻发布会现场立刻炸了锅。满怀敌意的提问像雨点一般向金袭来，记者们全都认为印度单方面裁军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因为印度正面临来自巴基斯坦的威胁——而美国正忙着重新武装这个印度的死对头。金博士怎么能看不到嗜血的巴基斯坦人最喜欢屠杀非暴力的印度人呢？金试图平息记者们的忧虑，努力降低风险，并力图提醒他们，甘地主义非暴力运动的真正考验总会来自最艰难的人生试炼。可是大部分记者依然反复表示金根本不了解巴基斯坦人，他的观点纯粹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他们在电讯中普遍以轻快的笔调报道了“黑人甘地信徒”的离开，同时曲笔掩饰了他的异想天开。

金一行人途经埃及与希腊于3月18日回到了纽约。当天晚上他们在哈里和朱莉.贝拉方特的私宅——金称之为“宫殿公寓”——度过了愉快的一夜。东道主夫妇在自家的私人银幕上为客人们播放了新近上映的好莱坞电影《安妮日记》。贝拉方特表示愿意为领导大会举办另一场募捐音乐会，这个好消息令刚刚回家的金喜不自胜，因为贝拉方特一个晚上的演唱收入就能将领导大会的预算数额翻几倍。四天后，金走上德克斯特布道坛进行了印度之行的汇报。他详细描述了反食盐税游行的情况，为听众们提炼出了圣雄身上最吸引他的品质。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甘地的“绝对自律”，金相信这是甘地得以成为圣徒的关键。圣雄曾经在公开出版的笔记当中进行过严厉的自我批评，彰显了“神奇的内省能力”，这也是金反复颂扬的品质。

“我们大多数人都有批评外界事物的惊人能力，”金半开玩笑地说道，“我们总能在别人身上看到邪恶，尤其能在压迫者身上看到邪恶。”他认为早在甘地之前印度人民就已经敏锐地感受到了英国殖民主义的不公正，但是甘地却迫使他们承认了种姓制度的不公正，后者的起源远远早于第一个英国人踏足印度土地之时。为了尽力驱散甘地殉难的悲哀，金极力渲染了精神榜样具有怎样的力量。随后他以一段跨教派风格的祷告为自己的汇报收尾，这段祷告的内容像极了某个有点脱线的密西西比白人学生十年前在克罗兹神学院食堂里语惊四座的言论。“上帝啊，我们仁慈的天父，”金吟诵道，“我们感谢您为世间万国与一切文化定义了男人与女人。我们用这个名讳称呼您，也有人称您为安拉，有人称您为埃洛希姆。有人称您为耶和华，有人称您为梵天，也有人称您为不动的推动者。”

在1959年1月的华盛顿发生了若干引人注目的变化，其中之一就是参议员林登.约翰逊重新装修了办公室。民主党以28票的优势赢得了1958年参议院选举的多数党地位，身为多数党领袖的林登.约翰逊趁此机会吞并了一大块办公面积，并且从纽约聘请了一名室内装饰设计师。新办公室的装修风格堪称金碧辉煌，将其所有者大权在握的得意心态彰显无遗。人们都将这座办公室戏称为泰姬陵。在这座办公室里，约翰逊很快就将改选之后的参议院打上了他的个人印记。他一上手就抓住了辩论终结规则这个参议院当中最难以捉摸的体制问题，并且顺便掌控了日后民权法案的命运。他把参议员们一个接一个地叫进自己的办公室，软硬兼施地将他们拉拢了过来。约翰逊告诉每个人，不管有多少自由派在1958年当选，他都绝不会允许急切放松辩论终结规则，尽管改革者们认为时机已到，因为急于求成只会毁掉南方民主党，更糟的是还会正中副总统尼克松的下怀，因为尼克松一直打算利用北方自由派民主党人来为共和党赢取黑人选票。这一次约翰逊展现了可圈可点的个人影响力，诱使许多民权支持者帮助他扼杀了改选后参议院的辩论终结制度改革运动。

2月4日，总检察长威廉.罗杰斯（William Rogers）在共和党领袖的白宫会议上表示，尽管辩论终结制度改革未能成功，但政府依然必须提交一份新的民权法案。他认为1957年的《投票权法案》存在技术缺陷，而且新的提案至少也会减少现行法律遭受的政治阻力。大多数共和党领袖——尤其是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查尔斯.哈勒克（Charles Halleck）——不想与新的民权法案扯上关系。这些人让艾森豪威尔总统想起了他自己的推测：1957年的法案至少将会延续一二十年。但艾森豪威尔还表示，既然已经坐实的反对黑人投票权的手段有很多，那么他也很乐意看到任何针对这些手段的新法案得到落实。白宫幕僚长威尔顿.珀森斯劝告罗杰斯，最近不可能有任何新法案送交国会，因为总统已经私下承诺要充分保障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约翰逊的知情权。

这则消息让罗杰斯感到相当震惊。“对不起，总统先生，”他飞快地说，“我认为将我们的打算告诉约翰逊将会是严重失策。他会窃取我们的法案并且让别人觉得这是他的主意。我认为他在给你下套。”

艾森豪威尔皱起了眉头。“你真的以为林登是这个意思？”他立刻传信要求约翰逊马上到白宫来。共和党领袖们纷纷散去，留下罗杰斯和总统单独密谈，直到多数党领袖抵达为止。“比尔，如果林登试图绕到我的办公桌后边来，你负责挡住他。”总统下达了命令。“我可不想让他揪住我的领子。”总统确实很有先见之明，因为约翰逊冲进椭圆办公室之后不久就跳着脚要绕到总统办公桌的另一边。罗杰斯见状迅速插了进去，他不仅用肩膀顶住了来自约翰逊的冲击，还用胸口挡住了对方的指指戳戳——这是约翰逊谈话时特有的补充手势。这次会面结束时，约翰逊表示自己决不打算将整套民权法案的构思之功都算在自己头上，他只打算获取足量的功劳从而确保法案能得到参议院的批准。艾森豪威尔对这个承诺还算满意。但是接下来法案在立法委员会里遭受了整整一年的冷落，根本没能在参议院里露面，因此约翰逊的保证也失去了意义。

民权问题广泛侵入了艾森豪威尔的各项政治交易当中，其中也包括他与尼克松副总统之间不甚稳定的联盟。在去年秋天一塌糊涂的竞选运动中，尼克松曾尝试过一套不寻常的混合式宣传口径。由于艾森豪威尔不许他鼓吹提高国防开支来应对苏联卫星上天的局面，急于从强硬派那里拉选票的尼克松转而破口大骂民主党是“社会主义者的避风港”。与此同时艾森豪威尔又不允许他过于具体地谈及民权问题，因此同样急于从自由派与黑人那里拉选票的尼克松只得在种族关系方面做出含糊的承诺。这两方面的宣传都因为党派偏见严重而遭到了拖累，而且两套宣传口径之间还存在着极其尖锐的冲突，以至于尼克松的人品再次遭到了质疑。1958年的选举迫使他重新评估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那年冬天的一次政治会议上，尼克松建议政府大力推动将私立学校学费纳入税款抵免范围的政策。根据他的解释，越来越多的家庭想把孩子送进私立学校，但苦于学费负担而不能如愿，他的计划就是要帮助这些家庭。他希望共和党抓住他所谓的“中产阶级流失现象”做文章：中产阶级怨恨现有的社会分层并且总觉得自己失去了原有的特权地位，而共和党应当善加利用这样的心态。听完了尼克松的演讲，艾森豪威尔当着其他共和党领袖的面将他批驳了一通。总统认为中产阶级并没有消失，事实上这个群体比任何历史时期都更加富裕也更为庞大。实际正在消失的其实是工人阶级，因为工人阶级成员正把数目惊人的子女们送进大学。艾森豪威尔强调了自己生平经历的社会进步具有怎样惊人的幅度，但尼克松通过越发诉诸情感与切身感受的辩论坚守住了自己的立场。他坚称新一代职业人士与其他正在上升进入中产阶级的人们都觉得自己受到了威胁，原有的中产阶级则相信他们正在“下沉”，这方面的事实并不如感觉更重要。在政治层面上，尼克松正开始减少对于理论的依赖。他很清楚像他自己这样的人们多么渴求社会地位，因此越发依仗这一点来制定政治策略。换句话说他逐渐偏离了民权倡导者的形象，变得越发锱铢必较，他的做派也越来越像人口统计学家了。相比较而言，艾森豪威尔依然是个理想主义者。

死里逃生的金回到家中开始养伤。自从成年以来，他还从未经历过这么长一段相对无所事事的时间，以后也再没有过。在接下来好几个星期当中，他既没有在德克斯特布道坛以外的地方发表过任何演说或者布道，也没有离开过蒙哥马利。一位名叫怀亚特.蒂.沃克（Wyatt Tee Walker）的神学院老熟人从弗吉尼亚州给金寄来了求助信。这一年秋天，弗吉尼亚州新近推出了一批所谓的“大规模抵抗”法律，旨在抗衡最高法院关于布朗案的审判结果。依仗这批法律，当地的白人领导人关闭了全州境内的公立学校，将一万两千余名白人与黑人学童锁在了校门外。沃克希望金能赏光参加当地举行的抗议游行。“迈克，我们现在确实很需要你的支持。”他在信中写道。金只得恳求沃克放自己一马，因为他现在的身体状况实在没办法出门。此外他原本承诺要参加伦道夫组织的种族融合学校青年游行，现在也不得不爽约了。按照事先安排，贝拉方特与轻松快活的拉斯廷将会率领一千名中学生从纽约走到华盛顿。就连向来矜持的利维森也认可了这种新颖的抗议形式。他在给金的信中写道：“如果我们能够通过这场斗争唤醒更多浑浑噩噩的年轻人，那么这场斗争不仅将在全国各地产生广泛影响，还会深切触及社会上的各个经济阶层。如此说来，这场斗争与三十年代的学生运动颇为相似。当年的学生运动旨在支持当年最重大的自由问题——也就是组建工会的权利……现在我在民权领域也看到了学生运动的兴起，因此我深受鼓舞。”

到了11月21曰，爱德华.戴维斯案件从早到晚整整审了一天。种族、性与宗教因素混杂在一起，致使控辩双方对于每一句证词的每一个字眼都做出了相反的解读。许多黑人旁听者都认定白人检察官其实是在帮助被告戴维斯，而辩方律师其实是在针对受害人阿博纳西。维维安.戴维斯在出庭做证时陷入了情绪失控，因为法庭要求她讲清楚在亲戚家中与阿博纳西发生的“自然与非自然”性行为究竟是怎么回事。被逼无奈之下她只得勉强描述了一番她眼中的非自然性行为——其实就是一般人所谓的口交。爱德华.戴维斯则做证说妻子已经对他承认了自己的婚外情，而且他曾在5月份警告过阿博纳西，要他远离自己的妻子。

阿博纳西承认案发以前自己确实与被告交谈过，但是他口中的谈话内容却与戴维斯的说法截然不同。他声称戴维斯向他提出愿意刺杀蒙改联的白人反对者，只要他肯付钱就行。这个念头他连想都不愿想，因此就干脆利落地拒绝了戴维斯。阿博纳西的证言不仅抹黑了戴维斯，而且还不至于让人觉得敌视蒙改联的白人买通戴维斯发动了这场极尽中伤毁谤之能事的骗局来搞垮自己——黑人们普遍相信这一理论，而白人检察官与全由白人组成的陪审团则普遍认为这一理论难以接受。戴维斯自然矢口否认了阿博纳西的说辞，他的激烈态度逗乐了法庭上的一部分黑人听众。但是戴维斯的辩护律师们设法削弱了这个故事的合理性。他们认为戴维斯是个光天化日之下就敢公然袭击布道人的无脑莽夫，他的性格与行为似乎都并不符合阿博纳西描述的雇佣杀手形象。而且并没有证据证明戴维斯曾经收到过来路不明的钱款，因此他不太可能为了钱而采取必然将自己送进监狱的行动，也不太可能为了钱而败坏他妻子的名誉，更何况同时他还要在黑人社区里背负上政治叛徒的恶名。辩方主张戴维斯的犯罪动机是一时盲目的非理性嫉妒，这一动机也确实很符合他的犯罪细节。

陪审团仅仅用了十三分钟就达成了一致意见，裁定免除针对戴维斯的所有指控。这个裁决并不令人惊讶，而且也证明不了什么，因为在案情相同的前提下就算是白人被告也完全可以逃脱有罪判决。在法庭之外，这起案件的社会效应更为真实地反映了案件的影响力。戴维斯很快与妻子离婚，而她随即离开了蒙哥马利寻求新的开始。阿博纳西本来就不想控告戴维斯，这个结果正好遂了他的心意。他在当地报纸上发表了事先准备好的声明为本次事件定性：“这是邪恶势力企图分化并进而征服我们这个群体的另一次徒劳尝试。”他还感谢“全国的朋友们在我历经磨难期间体现了深厚坚定的信赖以及持久的忠诚。”

当天晚上，阿博纳西在金以及其他朋友的陪伴下来到德克斯特教堂的地下室宣泄压力。他烦躁不堪、几欲疯狂。维维安.戴维斯的证词抹杀了他平常的诙谐情绪。朋友们纷纷鼓励他，认为他的表现很不错，而且在他的教堂或者社区里不会有人相信戴维斯夫妇强加在他头上的指控。事实证明他们的预测很准确，这件事很快就被人们遗忘了。这其中原因有很多，例如布道坛带来的特权地位与强烈的政治侧风都有助于保护阿博纳西在蒙哥马利黑人当中的地位。任何还算得上客观的意见都需要足够坚实的基础来支撑，但是在种族之间的巨大鸿沟里这样的基础根本就不存在。在金的生平当中，阿博纳西丑闻最有力地证明了回避心态的力量。就连沃尔特.麦考尔在克罗兹神学院里闹出来的父子争议都没有这么大的效力。维维安.戴维斯口中关于阿博纳西的下流情节很快就成了金用来戏弄阿博纳西的笑料。

在亚特兰大，另一类不同性质的人际关系紧张加剧了领导大会公民十字军运动的低效状态。领导大会最终聘任了一位来自巴尔的摩老资格布道人约翰.蒂利（John Tilley）担任执行主管。事实证明这一决策很令人失望。蒂利是个有条不紊的人，他为金描画了一幅领导大会的主要功能纲要图，还标注出了“令基本功能具有可行性的次要功能”。他在规划领域的才干为领导大会聘任委员会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是却并没能提升选民登记人数。这一点又加剧了艾拉.贝克对于布道人圈子拉帮结伙作风的反感。尤其令贝克恼火不已的是，金的身上不仅体现了最不像布道人的气质，同时还具有最典型的布道人作风。私下里他风度翩翩，不求闻达，乐意倾听，乐意为别人服务，工作十分勤奋——贝克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些品质才勉为其难地将自己在领导大会当中的志愿岗位延长到了一整年。然而在领导大会内部，金却是布道人当中的佼佼者，他也因此成为了阿谀奉承的对象。很少有哪位黑人布道人能在教会之外的其他机构里得到这样的对待。在12月上旬举行的蒙改联第三次非暴力讲习会上，会务清单明确要求参会人员“赞颂金博士的领导力”，其他会务包括六名布道人分别进行正式演讲，此外还有半小时预留给“现场听众发言”。在艾拉.贝克看来，此类务虚活动不仅无益，甚至还有害。领导大会目前最要命的问题在于入不敷出以及选民登记运动陷入瘫痪，这两项弊病令贝克越发忍无可忍。有一天她干脆直接质问金为什么默许别人专门开会研究如何表扬他——金的朋友经常私下里开小会集体构思赞扬他的文字，并且印成传单在大会上分发。“这不是我的意思，”金告诉贝克，“都是他们自己要这么做的。”

金的选择似乎总会殊途同归。什么也不做就等于心安理得地接受赞誉；采取进一步承担危险的行动就等于主动寻求赞誉；即便是精神病凶犯的狂乱罪行也会给他带来赞誉；甚至就连阿博纳西的私人丑闻也间接将赞誉引向了他那边。金越发感到自己配不上外界的交口称赞，因此他需要设法做出改变。在1958年冬天的半隐居期间，金整天都在担心自己行得不正坐得不直，并且痴迷于历经苦难方得救赎的个人观点，以至于柯瑞塔觉得自己的丈夫简直变成了一个“罪孽缠身的人”。L.D.雷迪克此时即将完成金的第一部传记。他在书中写道，纽约遇刺事件是“他人生当中的一个自然转折点”。这次事件如此醒目，以至于金的整套人生观都遭到了“彻底的重新审视”。雷迪克认为金应当加强自我磨炼与约束，提升政治组织能力并且进一步舍弃世俗层面的挂念。总之他想让金在投身于民权事业的同时趁机完成自我改造。

不久之后，金飞到纽约庆祝《迈向自由》（Stride Toward Freedom）一书的出版。这段搜肠刮肚的码字苦旅终于结束了。他将亲笔签名的书赠送给了艾森豪威尔总统、尼克松副总统、首席大法官沃伦、前总统杜鲁门以及雷茵霍尔德.尼布尔，还委托斯坦利.利维森将新书赠送其他好几位各界著名人士以示敬意——包括批评家德怀特.麦克唐纳、劳工领袖乔治.米尼、第一位成功进入国会的女性民主党党员海伦.道格拉斯，还有河滨教堂名誉牧师哈利.爱默生.福斯迪克。此外来路各异的布道人、国会议员以及新近成立的民权委员会成员也都收到了赠书。哈里斯.沃福德读完赠书当天刚好看到金在蒙哥马利遭遇警方暴力的新闻照片。他随即给利维森写信，认为种族隔离主义者的暴力行径很可能炒热这本在沃福德看来过于平淡的书，使其成为热门畅销作品。

9月17日，金在纽约进行了新书推广活动。他受邀成为了戴夫.加罗韦的《今日秀》现场直播节目的嘉宾。那一周周末他又在哈莱姆的布隆斯腾百货公司进行了现场签售。布隆斯腾百货公司平时并不卖书，因此这次签售活动可谓不同寻常。商场在鞋品部的后侧放置了一张桌子以供金签字。纽约市的民权活动领袖们络绎不绝地涌向了这个略显简陋的场所。这些访客们以黑人与犹太人为主，几乎所有人都穿戴着最精神的衣帽，佩戴着最漂亮的饰品。金的出版商聘请了一位摄影师，他先拍了一张协进会主席亚瑟.斯平加恩与金并肩而立的照片，随后又指挥其他人排队站好，打算拍一张合影。熙熙攘攘的活动现场大约有五十多人，一名挂着廉价耳环、戴着亮片眼镜、披着蓝色雨衣的女子就在此时从人群当中走了出来。

“你就是马丁.路德.金？”她问道。

“没错，就是我。”金爽快地答道，仿佛在问候粉丝一样。

说时迟那时快，这名女子突然从雨衣下面探出手来向前一挥，登时闪过了一道寒光。金本能地猛然往上一抬胳膊，锋利的刀刃划破了他的左手，然后又深深插进了他的胸口。这名刺客正想要拔出刀来再捅一下，一位站在金身边的女性眼疾手快地击中了刺客的手，致使她松开了刀柄。袭击者根本没有逃离现场的打算，她只是后退了几步并且大叫道：“六年了！我想干掉他已经想了六年了！今天总算让我得手了！”

这一声凄厉的尖叫打破了刹那间的愕然与死寂，现场立刻乱成了一锅粥。好几个人七手八脚地试图制服这名女子，他们发出的响动又被此起彼伏的“抓住她！”与“怎么回事？”盖了过去。这名女子则不停地用刺耳的脏话咒骂金与协进会。角鹿社的长女主君内蒂.卡特.杰克逊（Nettie Carter Jackson）是本次签售活动的赞助人之一。她冲着那些心思全在金身上的人们厉声呵斥道：“谁都不准动那把刀！”刀刃插进了金的领带打结左下方几英寸的胸口处，只有刀柄还露在外面。金靠坐在椅子上，“我没事，”他面无表情地说道，“我很好。一切都会过去的。”杰克逊让他赶紧闭嘴，现在他绝对不能说话。商场保安把袭击者推搡到外面交给了警方，然后尖叫声与呐喊声全都平息了下来。杰克逊为金擦拭了左手伤口的出血。旁观者们什么忙也帮不上，只能心有余悸地盯着她的一举一动。

四十五分钟之后，警探们押解着袭击者走进了哈莱姆医院的急诊室。此时金正躺在轮床上等待救治，刀片依然插在胸前。经警方查明，袭击者名叫伊佐拉.维尔.库里（Izola Ware Curry），时年四十二岁，家住在佐治亚州一个名为阿德里安的小镇。警方担心金可能死于刀伤，因此想要让他尽快辨识凶手身份并做完笔录。他们成功地说服了高度紧张的医生们，然后谨慎地把这名女性带到了金能看到的地方。金还没开口，库里就先哭叫了起来：“就是他！我非要把他报告给我的律师不可！”她傲慢地挺立在众人面前，骄傲得像个女王。这一番举止加剧了警探们的另一项担心——这次的犯人恐怕不会遭受刑事处罚，而是会被精神病院接管。库里语无伦次地叫嚷着自己遭受了多么可怕的迫害与折磨，她之所以痛恨金则是因为金削弱了她的罗马天主教信仰。就算她真是疯子，她也是一个极度危险的武疯子。一名女警还在库里的上衣口袋里面发现了一把上满膛的意大利全自动手枪。尽管金越来越虚弱，但却仍然保持着冷静且清醒的头脑。他确认了库里就是行凶者，然后她就被推出了病房。

又过了一个小时，刚刚在连任选战当中输给纳尔逊.洛克菲勒的现任纽约州州长埃弗里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也赶到了哈莱姆医院。此时金仍然还在等待救治。哈里曼轻拍受害者的手表示慰问，金则勇敢地向他保证一切都会好的。哈里曼从院方了解到，医生们之所以迟迟不肯施救，是因为X光照片显示刀片刚好卡在了心脏与肺脏之间的凶险位置。医院正在组织一队外科医生准备移除刀片。哈里曼州长在走廊里一直等了四个多小时，直到医生走出手术室告诉他，他们刚刚成功完成了一场极其精细的外科手术。医生们不得不切除金的两根肋骨和部分胸骨才得以安全拔出贴在主动脉边上的刀片。后来一名外科医生告诉金，当时哪怕他打个喷嚏都会让刀锋割破主动脉，那样的话他必死无疑。

公诉方安排了一场不同寻常的周日传讯来审问伊佐拉.库里。治安官文森特.劳叙述案情时她一直挑衅地站着，直到劳说她被指控用一把刀刺伤了金。“不对！”她尖声打断了劳的叙述，“那是一把开信刀。”侦探支持了库里的纠正。城市持刀伤人案件的最常见凶器就是厨房刀具，但是本案的凶器却别具一格，是一把细长的日本款式削笔刀，刀身呈现出柔和的曲线，刀柄还镶嵌着象牙。就像意大利全自动手枪一样，这把刀也是一件时髦值颇高的武器。作为一名未能得手的刺客，库里有着昂贵的外国口味，这一点却与她的现实身份极不协调——她是一名四处打零工的黑人女佣，自从多年前家庭破裂婚姻失败之后就一直独自漂泊在外。很快治安官又重新开始他的叙述，但库里再次打断了他并且宣布她要谴责金“整天与共产主义者混在一起”，还补充说她已经“把情况报告给了联邦调查局，他们已经开始调查了。”这些言论把她送进了贝列佛医院，在那里她被诊断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法官下令麦迪亚湾州立医院将她当成犯罪精神病人进行无限期收容。库里从此永久离开了公众视野，只留下了一场神秘难解的恐怖行为。

8月中旬，甘地纪念信托基金主席R.R.迪瓦卡（R. R. Diwakar）带领一批印度名流专程来到蒙哥马利拜会金。印度人很高兴地得知他仍计划访问印度，不过迪瓦卡还是特别有担当地警告了金要小心前路艰险。他向金指出了甘地的经验与教训，并且建议金不仅要准备好讨论痛苦，还要亲自承受肉体上的牺牲，因为他为自己规划的人生道路必然免不了这样的劫难。金表示自己早就准备好了。但就眼下而言他更关心自己的名声得到了怎样的拔高。印度人离开后他把亲笔题写献词的新书送给了印度总理尼赫鲁。斯坦利.利维森在8月15日的来信中通报了一条好消息：哈珀兄弟出版社已经安排了再版，尽管不会在下个月马上付印。

与此同时在蒙哥马利市的另一头，拉尔夫.阿博纳西的处境可谓麻烦不断。过去十九个月里蒙改联内部一直在争论下一个废除种族隔离的目标究竟应该是什么。眼下就连阿博纳西的教堂里的炸弹损伤都已经修缮完成了，蒙改联依然没能得出定论。有一个领导派别仍然想攻击当地机场的种族隔离公共设施，格雷茨与一群非神职领导人则将目光投向了公园、游乐场以及其他更贴近日常生活的市政设施。双方都吵吵得不亦乐乎，也都做了不少准备工作，可是两项计划都没能取得切实成果。另一方面市政专员们也采取了很多行之有效的反制措施来遏制蒙改联，例如宣布宁肯将公园全部关闭也不肯实行种族融合制度。由于金整天在外奔波，寻找其他斗争手段的重担于是就压在了阿博纳西的肩头。此外阿博纳西还要担任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的司库，这份责任同样并不轻松。同样是在8月份，艾拉.贝克再次提醒他，领导大会办公室仍然缺少一名秘书与一台油印机。对于一个宣称正在十个州运作选民登记的组织来说，此类基本办公需求的欠缺实在令人面上无光。

1958年8月29日星期五下午晚些时候，阿博纳西正在第一浸信会教堂地下室的办公室里办公。此时一名会众的丈夫突然径直闯了进来。“我想你知道我是干什么来的，”这位爱德华.戴维斯（Edward Davis）说道，“我是来杀你的。”说着他就从衬衣里面抽出一把小斧头，用手柄那一头冲着阿博纳西敲了下去，两人立刻打成了一团。吓坏了的阿博纳西伸手去抓电话，但是戴维斯随即用一把手枪抵住了他的后背。不过戴维斯并没有立刻扣动扳机——或许是因为他本来就不打算开枪，又或许是因为他还没有被怒火冲昏头脑——于是阿博纳西趁机撒开双腿冲出办公室，一边逃命一边尖叫道“他要杀我！”他从秘书阿弗雷达.布朗身边跑过，冲上楼梯逃出了教堂门外。

戴维斯抡圆了斧头紧追不舍，他追着阿博纳西足足跑出了两个街区，两人你追我赶地一直来到了哥伦布大道中间。吃惊的现场目击者当中包括两名驾驶警车巡游街道的蒙哥马利警官，他们在戴维斯追上阿博纳西之前抓住了他。戴维斯一看到警察追过来就扔掉了斧头，至于他究竟是为了摆脱凶器还是为了朝向阿博纳西发泄最后的怒火，事后的描述多有互相抵触。但毫无疑问现场被他搅得乱成了一团，所有人全都不知所措。几乎仍然处于狂暴状态的戴维斯冲着警车尾部将手枪扔了过去，手枪落地之后走火了。两位过路的警察一开始并没有将这次逮捕太当回事，骤然响起的枪声先是把他们吓了一跳，随后便勃然大怒起来。被押回警察局之后戴维斯又进一步爆出猛料，声称他之所以攻击阿博纳西是因为自从他妻子十五岁那年以来阿博纳西就经常与她发生过性关系，直到今天仍不收敛。谁也没想到在蒙哥马利地位仅次于金的民权运动二号领袖居然会遭受如此骇人听闻的控告，于是戴维斯的妻子维维安.麦考伊.戴维斯很快也受到了讯问。维维安听说了丈夫的言行之后羞愧得无地自容，以至于冲着警方大发脾气。于是警方以行为不检的罪名也将她逮捕了。与此同时在警察局那边，惊魂未定、一身瘀伤与轻微割伤的阿博纳西拒绝在针对戴维斯的逮捕令上签字——后者否认自己曾经碰过扔在街上的那把枪。于是一名警官根据自己的目击陈述签署了逮捕令，这样一来戴维斯夫妇就要双双出庭受审了。

到了第二天早上，这条丑闻已经成了蒙哥马利街头热议的第一号题材。故事当中充满了言之凿凿的震撼细节——疯狂挥舞的斧头以及光天化日之下从教堂里一直跑到大街上的追逐——而且这些细节已经无可挽回地暴露在了大庭广众之下，于是各种小道消息与八卦留言裹挟着性爱与神职人员这两个素来被视为忌讳的话题汇成了一道滔滔洪流。城里几乎每个黑人都将戴维斯称作“大二”，这个绰号的起源已经不可考证了。戴维斯好些年前曾经是亚拉巴马州橄榄球队的明星中卫。大学毕业后他到空军服役，退役后就直接回家乡当了一名小学教员。仅仅从职业生涯模式来看，他无非是又一名循规蹈矩的蒙哥马利黑人中产阶级成员而已。但许多人都怀疑他的性格是否符合教师的举止规范要求。“大二”素来有着风流成性的名声，同时又是个人尽皆知的醋坛子。许多人都记得他在亚拉巴马州立大学打球时与教练闹出的不愉快。教练要求他放弃一段特别火热的恋情，保存体力认真打球，可是戴维斯却不买账。据说他是这么告诉教练的：“嘿，她给了我一套房一辆车，你都给了我些什么？”这样的态度使得人们普遍认为戴维斯算是个人物，但是与阿博纳西的布道人气度相比显然并不太值得认真对待。他针对阿博纳西的指控因此也遭到了质疑。另一方面，戴维斯恰恰正是那种只要相信有人给他戴绿帽子就很可能会发疯的人——挥着斧头拿着枪冲进城里最古老的黑人浸信会教堂里袭击牧师确实算得上相当疯狂。

若干年后金私下对同事透露，他不仅很早之前就知道阿博纳西在蒙哥马利有婚外情，而且甚至就连他本人也与阿博纳西的几位情妇有关联。他的坦白如果属实，那就意味着他的出轨行径最早可以追溯到蒙哥马利任职期间。换句话说戴维斯丑闻肯定触及了他的人生当中最隐晦的秘密与最尖锐的恐惧。

9月3日，蒙哥马利市政厅刑事庭召开戴维斯案的初步听证会，金一早就赶到了市政厅。法庭挤满了以黑人为主的旁听者。走廊和过道上排队等着入场旁听的人们挤成了好几条队列。法庭里的白人法官正在勉力维持秩序，白人检察官正在为这起充满下三路情节的案件准备陈词，听众们热切地期待着控辩双方的黑人当事人宣誓证言属实之后对于彼此有什么说法。蒙哥马利仅有的两名黑人律师因为这起案件陷入了对抗。尽管阿博纳西明面上是控方目击证人，但是由于戴维斯的证词肯定会对他不利，他还是聘用了弗莱德.格雷为自己辩护，而戴维斯则聘请查尔斯.兰福德（Charles Langford）就他所受到的刑事指控进行抗辩。金和柯瑞塔紧随阿博纳西夫妇之后到达法庭，但他们发现警察只允许阿博纳西一个人入场，因为他手里挥舞着一张传票。于是金告诉一名警官，“我在等着见我的律师弗莱德.格雷。”他希望格雷能够帮他们在里面弄到座席。

“你他妈赶紧滚，要不然你就真得找律师了。”警官毫不客气地斥骂道。

正当金往法庭里面望去，指望着格雷能赶来帮忙时，这名警官突然大发雷霆：“够了小子，不滚是吧，你给我等着。”他一边说一边招呼过来了两名法警。这两人粗暴地从后面揪住了金，推搡着他走向门口。突如其来的暴力举动把旁观的黑人们吓得倒抽了一口凉气，见此情形的法警们把金抓得更牢了。他们粗暴地把金推进走廊后又焦躁地冲着柯瑞塔大声咆哮，不准她出声抗议：“老实点，要是乱说乱动你也得去坐牢。”

一名正好走向市政厅的摄影师碰巧抓拍到了这一非同寻常的场面——腕戴金表、身穿棕色西装、头顶宽带翻檐浅顶软帽的金一脸痛苦地被一名警察押送着，另一名警察则在金背后狠命反扭他的右臂，以至于他的右手都快够着左肩膀了。一队黑人在远处跟着。金的遭遇将一部分人从法庭里吸引了出来，没出来的人们基本上也对庭审失去了兴趣。一边是摄影师不停地按快门，另一边是警察一路沿着阶梯将金押送进了警察局并且把他的肩膀按在了前台桌子上。其中一名警察喊叫道金被捕了，罪名是恣意游荡。几分钟后他们离开镜头范围走进了牢房。一名警察从后面一把揪住金的衬衣领子向后拽，几乎令他窒息，其他人则趁机将他全身搜查了一遍。随后有人飞起一脚踹在金的后背上，将他蹬进了牢房里。金试图让自己尽快镇定下来，因为他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时一名他认识的警官走过来温和地宽慰金，并且表示自己不会允许任何人过来打扰他。金为此非常感激。

警方很快就允许金交保候审。当金走出警察局时，看到警局门前已经聚集了一大群支持者，他的妻子与朋友们都在其中，好些人都哭了出来。金站在警局门前的台阶上向人群进行了简短致辞，表示自己将会继续为了获得公正对待的权利而抗争，“哪怕这样做意味着重新被捕甚至丧命。”然后他就嘱咐大家尽快平静散去，因为他一切都好。这一幕实在无法让人不去联想公交车抵制运动时期的场景，现场的人们又重新体验了一把激昂亢奋乃至不堪重负的感受。法庭那边很快也传出了消息：维维安.麦考伊.戴维斯公然站在了丈夫一方。她因行为不检而被定罪并被判处罚款二十五美元，随后她对法庭表示她愿意支持爱德华.戴维斯以遭受刺激为理由的无罪抗辩。不承认其挑衅罪的指控。阿博纳西被传召发言，他证实戴维斯确实对他提出了指控，但他表示这些指控并不属实。法官决定于11月对有争议事实进行全面审讯。

对于外地的新闻媒体来说，戴维斯审判立刻降级成了无关紧要的本地新闻，无非是一场晦暗暖昧的法律冒险而已。反而是金遭到逮捕的照片遇报道迅速吸引了新闻受众们的注意力。这一事件的冲击影响极其迅速，以至于第二天《广告报》就登载了义愤填膺的罗伊.威尔金斯从纽约发来的抗议电文。国际通讯社也纷纷转载了这些照片。大规模逮捕事件发生两年半以后，四面八方的消息再一次大量涌入了蒙哥马利。蒙改联执行委员会一直相对连续地召开着特别会议。金身边最亲密的顾问们轮流组团与他会面，讨论应该如何应对意料当中的有罪判决。

第二天一早，金很快就被审判定罪并被判处缴纳十四美元或监禁十四天的处罚。宣判之后弗莱德.格雷明确宣布金选择服刑。这项主张令法官大为意外。金站起来简短地证实了他的决定，并且表示希望有机会充分解释一下自己的选择。法官同意了金的请求，于是阿博纳西拿出了一份早就准备好的文件。金的这份声明在语气和内容上甘地的著名宣言惊人地相似。1922年3月18日，甘地在印度艾哈迈达巴德接受了英国法庭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审判，他在布鲁姆菲尔德法官面前发表了这段著名宣言。“大人，您在裁决本案时无疑相信自己正在维护公平语正义，”金这样开始道，“而我的行为动机则是发自良心的告诫。”

金的决定在法庭里引发了一片交头接耳之声。记者和观众都嚷嚷着想要拿到这份声明的复印件，阿博纳西很大方地将许多复印件散发了出去。随后阿博纳西陪同柯瑞塔走到了大街上，街头早已聚集了一大群人。因为没有看到金本人，大家都很失望。阿博纳西试图解释金没有出来的原因，但警方不允许他发表演讲。于是阿博纳西大声喊道：“大家都去德克斯特教堂！”一行人随即浩浩荡荡地走过七个街区到达了金的教堂。这一幕其实是事先计划的一部分，旨在重新拾起抵制运动当中的“步行之城”精神。过去两天始终灰头土脸的阿博纳西此刻终于神采飞扬起来。他主持了一场临时弥撒大会来赞扬金的行为，包括柯瑞塔在内的许多人都登台讲话。然后阿博纳西向蒙改联成员宣布了他的下一步计划：他们决定在金的十四天刑期内守候在城市监狱门外轮班守夜。

这套庄严的计划后来却促成了一场逻辑喜剧。回到市政厅，金坐在看守区与一群等着进监狱的同日被告攀谈起来。但是等到囚车开过来押运囚犯的时候，一名警官却禁止金上车。不知所措的金又回到看守室，等待第二组犯人凑够人数。然而第二次押车的警察依然不让他上车，反而叫他赶紧回家，因为已经有人替他支付了罚款。金坚称一定是搞错了。他自下而上地询问了好几位法院工作人员，最后干脆来到议事厅向法官抗议，表示自己不希望缴纳罚款，而是希望进监狱服刑。法官耸耸肩回答说他已无权改判了，因为一位匿名人士已经支付了十四美元。这一回金被锁在了牢门的另一边，很快他就孤零零地站在了市政厅门外。上次遭到逮捕并关进城外的监狱时他曾经一度吓得魂不附体，至今想起来依旧心有余悸。现在他主动想要走进监狱，监狱却不要他了。突然间的角色转换多少让金有点泄气。他赶紧回到德克斯特教堂的集会现场，可是已经太迟了。人群早已散去，监狱外面的守夜行动也已经开始了。与此同时，警务专员克莱德.塞勒斯在市政厅里遭到了各路记者的围追堵截。在记者们的再三逼问下，他最终只得承认确实是自己替金支付了罚款。他宣称之所以要自掏腰包缴纳这笔罚款，是因为他不想让纳税人白白供养金两个礼拜。他认为金在法庭上的陈述“不过是宣传噱头而已”，其用意无非是为即将出版的新书进行炒作。

当晚在博特尔浸信会教堂举行了一场五百来人的弥撒大会。按照抵制运动的标准这个人数不算太多，但是鉴于当天充满了各种混乱，能来这么多人已经很不容易了。听说塞勒斯专员替金支付了罚金之后，在场的人们无不笑得前仰后合。大家全都表现出了良好的新闻触觉。一名南方警务专员为一个自己憎恶的黑人支付罚款，其目的仅仅是为了把他挡在监狱外面。当他们散播金宁愿入狱服刑也不愿交纳小额罚款的消息时，全都将这条段子一样的情节当成了宣传重点。阿拉巴马州的司法实践充满了种族歧视，平时大家一想起这一点就难免闷闷不乐。但是这一次开怀的笑声却驱散了阴郁的心情。人们在弥撒大会上从目击者口中听说了警官怎样就差点扭断了金的胳膊以及其他各种虚虚实实的暴行。蒙改联支持者与金之间的情感纽带则进一步放大了这些内容的影响力。甚至就连爱德华.戴维斯的案子都被这种休戚相关的感受卷了进去。查尔斯.兰福德辞去了为戴维斯担任辩护律师的工作，把戴维斯丢给了抵制期间代表蒙哥马利市政府的白人律师。这样一来整个案件的味道就全变了。在人们眼里，戴维斯沦为了一条与白人检察官、法官以及其他白人当权者沆瀣一气的走狗，其用意无非是想搞垮被害人阿博纳西在这次弥撒大会上，参会人员毫无异议地全体起立支持阿博纳西。接着金也站起来友表了一场略带自责却又充满激情与向往的演讲：“我很高兴我也能略微品尝一点受苦的滋味，我很高兴我也能受些磨难……这让我觉得与你们更近了一些。”

与金相熟的杰出布道人们则持有更专业的磨难观。几天后在底特律举行的全国浸信会大会上，J.雷蒙德.亨德森牧师拦住阿博纳西和金这两位后辈，对他们进行了一番严肃的教牧辅导。早在二十七年前亨德森就是老金牧师在小麦街的第一个竞争对手，后来他曾为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运动提供过资金以及其他支持。现在他很担心这两位著名的年轻布道人低估了自己面对的风险。从底特律返回洛杉矶之后的第一个晚上，亨德森因为担心而无法入眠。在黎明前他给这两人写了一封信，警告两位后辈要小心前路上的各种危险——阴谋、税务丑闻、暴力，尤其是耽于女色造成的“毁灭性的影响”。“与异常杰出的男性有染经常能给女性带来极大的满足感，”亨德森在给金的信中写道。“敌人们肯定会利用女性来毁灭你。白人女性很可能成为毒饵。你必须加倍小心。你必须保持警醒。”亨德森的紧迫感很重，他认为金“已经沦为了活靶子”，并建议金赶快举家迁出蒙哥马利。他的态度很友好，甚至堪称温柔，但同时也很固执。这封信件不仅忽视了金的教牧职责，更没有考虑广大女性读过信后会怎么想。信中的所有警告就仅仅关心金的名声而已。

白宫内部官僚机构的人事变迁为金的这次突破帮了大忙。此前内阁秘书麦克斯韦尔.拉布刚刚辞职，谢尔曼.亚当斯雇佣了一位罗科.西西利亚诺（Rocco Siciliano）来承担拉布在民权事务上的责任。西西利亚诺原本是某石油公司的劳工律师，亚当斯为他安排的职务是总统的个人事务特别助理。西西里亚诺其实并不太想接受这份工作。他在白宫里最上心的任务有两项，首先是推动给予联邦高级雇员更高薪酬的立法，其次是颇有争议的“长周末”提案。关于后一项任务，艾森豪威尔总统日后确实下令对一部分联邦假日进行调整，如果这些假日赶上了周日，那就顺延到下周周一。一旦与“自由派”三个字扯上任何关系，都必然会损害西西里亚诺的两大奋斗目标，此外他对于民权事务一无所知。尽管如此，他还是无法拒绝亚当斯。

第一次翻阅了拉布提交的民权事务文件后，西西里亚诺注意到一个问题：过去五年来黑人领袖一直要求面见总统，但是白宫官员始终在推脱搪塞。此外总统的主要黑人支持者、众议员亚当.克莱顿.鲍威尔最近因所得税问题被起诉，导致总统在民权领域受到了重创。西西里亚诺决定设法让艾森豪威尔摆脱守势。于是他给金打去了电话——这位阿拉巴马州黑人布道人的名字目前还不会在共和党人当中引发特别的敌意。

像往常一样，在总统接见之前总会发生激烈的内讧。当金6月9日独自一人走进白宫时，西西里亚诺和弗雷德里克.莫罗立刻明确向他表示今天只有两个议题：哪一位黑人领袖有资格见到艾森豪威尔，以及他们都会对总统说些什么。西西里亚诺和莫罗属意的只有金和伦道夫，而且特意指出鲍威尔与威尔金斯应当遭到排除。金对于排除威尔金斯的要求提出了异议，他认为自己“不可能”不和协进会领袖一起来面见艾森豪威尔。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金敦促白宫幕僚把城市联盟的执行董事莱斯特.格兰杰加上。谢尔曼.亚当斯试图阻挠会议，最起码也要阻止威尔金斯参加会议，但随后众议院小组委员会指责亚当斯涉及一场金额不大的受贿案件，结果一不小心捅出了艾森豪威尔总统任期内最惊人的私人丑闻。这场“羊驼毛大衣”丑闻毁掉了亚当斯的名声与事业，迫使他不久后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辞去公职。尽管此次白宫会面受到的阻力因为亚当斯麻烦缠身而有所减弱，但是亚当.克莱顿.鲍威尔却又从后方发动了攻击。鲍威尔对自己被排除在外感到愤怒，于是发表了一场旨在挽回颜面的讲话，声称本次会面由他本人一手策划，参加会面的黑人代表也是由他选定的。白宫新闻秘书詹姆斯.哈格蒂（James Haggerty）简短地否认了鲍威尔的主张，结果却招致了鲍威尔的激烈抗议，以至于弗雷德里克.莫罗不得不离开华盛顿从而躲开鲍威尔的电话轰炸。这位斗志昂扬且情绪激动的同工一直在敦促金为他提供支持，压力山大的金只得委托拉斯廷与利维森代笔起草了一封含糊且小心的声援信件*。后来利维森在信中告诉金，他们两个“精心炮制”了一封措辞谨慎的表扬信，称赞鲍威尔“坚持原则”。利维森希望这句含蓄的警告能够 “帮助亚当成熟起来”。

1958年6月23日星期一，金、伦道夫、威尔金斯和格兰杰四个人一大早就赶到了白宫。头一天晚上他们四个几乎没合眼，共同起草了一份联合声明。西西里亚诺、莫罗以及新任司法部部长威廉.P.罗杰斯（William P. Rogers）迎接了他们并将陪同他们 面见总统。三名政府官员把黑人代表们领进西西里亚诺的办公室让他们稍待片刻，然后就与艾森豪威尔进行了会谈之前的最后一次内容提要。在谈话当中西西里亚诺焦急地给两位同事打眼色，想要提醒他们别忘了之前已经同意要向总统特别强调的一处敏感点，但不管是罗杰斯还是莫罗者都没有做出回应。于是略有些焦躁的西西里亚诺鼓起勇气主动说道：“总统先生，有两个词通常会导致负面反应，我建议你在与他们交谈时不要使用‘耐心’和‘宽容’这两个词。”

艾森豪威尔眉头一皱，“嗯，西西里亚诺，你觉得我应该主动回避表达善意的单词吗？”

“不是，先生，”西西里亚诺不安地答道。“我只是想提醒您，有些词语可能导致对方的误会。”

预先商定好的会议形式对于金来说很有利，因为他是黑人一方的唯一一位布道人，他的三位同伴全都拥有熟练的谈判技巧，但是今天艾森豪威尔远远没有做好讨价还价的准备，他不过是想听听黑人代表们有什么意见而已。金等人拟定了一套九点计划，旨在增强白宫对于民权事务的领导力。伦道夫向总统宣读完计划内容后，金做了一场简短的布道，题目是道德领袖的力量。他以令人印象深刻的积极语调为总统描绘了一幅生动的画面：总统只需做些姿态就能为民权事业带来极大的裨益，例如公开演讲、白宫会议以及关于种族融合的道义必要性的简单陈述。他的任务就是激发艾森豪威尔的责任感和荣耀感，从而引诱他采取更显著的行动。金讲完后，威尔金斯提出了三项立法建议，最后莱斯特.格兰杰以一反常态的直率汇报结束了发言。他告诉艾森豪威尔，黑人现在承受的痛苦比他有生以来的任何时候都强烈。格兰杰认为艾森豪威尔呼吁黑人保持耐心的主张致使黑人温和派更难维持领导地位。如果目前的黑人领袖们不能尽快指明取得更大进展的方向，就必然会出现更擅长制造分裂的黑人领袖。

格兰杰一说完，总检察长罗杰斯就开口为总统辩护。他趁着四名黑人代表发言的时候已经浏览了九点计划的前言，其中谈到了黑人群体当中的愤怒、失败与绝望情绪，并且包含着威尔金斯最喜欢的说辞：政府不能指望通过“偶尔开一片阿司匹林以及倒上一杯表达善意的饮品”就能治愈种族隔离。罗杰斯不喜欢这篇前言。他尤其担心这段文字会被泄露给记者，因此向伦道夫抱怨道这段序言与他刚刚为总统做的口头介绍丝毫没有相似之处。罗杰斯说话很有分量，因为他认为自己在政府内部的职责就是分管种族问题*。

艾森豪威尔接过了总检察长的话头。他表示自己实在没想到本届政府苦干五年之后黑人的痛苦感受居然达到了最高峰，得知这一点令他十分难受。如果痛苦是进步的结果，那他倒是想要大声问一句继续一味向前推进算得上是明智之举吗？艾森豪威尔采取了与罗杰斯相同的策略，把自己摆在了受害者的位置上，并且将自己的苦恼与四位黑人领袖描述的黑人的痛苦相提并论。总统的苦闷语气打动了格兰杰，他向总统保证，黑人痛苦的根源既不在总统个人也不在本届政府。参会人员一致同意本次会议具有建设性，但是本次会面的唯一实际成果就是艾森豪威尔承诺要向投票权立法给予更强有力的支持。

金与三名同伴们迈着轻快的脚步走到白宫的费什厅与等在那里的白宫记者团见了面，这一天还有十几名黑人记者也加入了记者团行列。“我可以说我们此行收获丰厚……”伦道夫说，“总统在整个问题上都表明了深刻关切的态度。”自从上次和尼克松副总统会面后，因为担心自己的发言可能疏远政府或者遭到白宫事后否认，金一直保持着沉默。这一次又是同样的逻辑迫使四位黑人领袖们不敢透露会面的详细内容，以至于他们的口齿仿佛陷入了瘫痪状态，只能抛出些许政治空话来搪塞记者们的提问，不耐烦的记者们则变得越发咄咄逼人起来。他们越发尖锐地质问威尔金斯，仅仅在一个月之前他还曾经抨击艾森豪威尔总统麻木不仁无所作为，为什么现在他却拒绝发表批评总统的言论呢？威尔金斯只能闪烁其词，疲于招架。最终华盛顿新闻俱乐部的第一位黑人成员干脆要求他与其他人说清楚，他们是不是被艾森豪威尔“洗了脑”。威尔金斯赶紧终止了新闻发布会。

在公众眼里，艾森豪威尔见面会是一幅空洞的静物画，画框倒是做工精美，可是画面却乏善可陈。白宫方面则认为这一点是大好事。西西里亚诺向艾森豪威尔报告说，这次会议“空前成功——即使这个领域的成功往往只是沙上筑塔。”私下里西西里亚诺很在意自己的预言。后来《商业周刊》刊发了一张亚当斯离职后白宫工作人员的合影，照片下方的解说文字将他称作“罗科.西西里亚诺——少数派”。这件事让他断定继续参与民权事务必将危及他的职业生涯。被这张照片气坏了的西西里亚诺直接冲进新任白宫幕僚长威尔顿.珀森斯将军（Wilton Persons）的办公室。“我不能再干这种事了，”他说。出身于蒙哥马利的珀森斯没有反对，而艾森豪威尔政府再也没有指派任何人专门负责民权事务。

1958年新年伊始，斯坦利.利维森和贝亚德.拉斯廷为了拯救公民十字军运动而苦苦谋划。他们决定向领导大会内部安插一位特殊人才担任临时幕僚长。此时金又开始了飞来飞去的平权活动，他的航班要在纽约拉瓜迪亚机场中转。利维森与拉斯廷看准时机在机场与金单独会面了一次，两人谨慎地建议金授权他们招募一位艾拉.贝克（Ella Baker）。贝克、利维森与拉斯廷是主持友谊会日常工作的三驾马车。她于1940年加入了协进会并且在南方组织青年礼拜堂，在此期间展现了传奇一般的非凡工作能力。在1946年辞去协进会全国分会主管职务后，她曾担任了一段时间的纽约分会会长，成为了第一位担任这一级别职务的女性。从那时起她一直凭借着基督教女青年会以及其他友好团体的补助以自由民权顾问的身份过着清苦的生活。

不出拉斯廷和利维森所料，金拒绝了他们的主张。他觉得女性在这个岗位上发挥不出多大作用。金认为领导大会肯定更希望聘用一位布道人担任幕僚长，而且再怎么说他也要先跟聘任委员会协商一下。利维森和拉斯廷没有理会他给出的反对意见。如今已经到了火烧眉毛的关口，十字军运动原定于2月12日林肯生日这一天在南方二十一座城市同时展开，但是领导大会至今连一间中央办公室都没有。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如今的领导大会正在得过且过地走向灾难。聘任委员会还在一大帮为领导大会工作的布道人候选人当中来回周旋，而且所有候选人都希望做兼职从而保留自己原本的教职。相比之下贝克没有家庭或工作的负担，她不需要领导大会为她花钱，因为纽约那边会提高她的生活费，而且她比任何领导大会有希望找到的人选都更有工作经验。利维森和拉斯廷告诉金，虽然他们还不知道贝克是否会接受这份工作，但他必须允许他们去游说她。金最终勉强表示同意，但是他要求贝克必须承诺不在领导大会领工资，并且她的头衔只能是“代理主管”而不是幕僚长。

利维森和拉斯廷带着如此受限的授权离开了机场。这两个人很有先见之明地没有一上来就带着贝克与金见面，如今他们都感到庆幸不已。两人知道贝克肯定会极度反感关于教会规章的的晦涩讨论以及金对于职业女性纡尊降贵的态度。贝克对这两个问题都很敏感。只有最亲密的朋友才知道她在很久以前曾与一名布道人有过一段短暂而痛苦的婚姻。现在她自豪地宣称她不从属于任何男人。虽然贝克是纽约基尔戈教堂的一名忠实会众，但她却经常针对布道人们自以为是的作风发表相当刻薄的评论，认为这些人只知道“追逐荣光”。利维森与拉斯廷将消息传达给贝克之后，她毫不意外地流露出了极度厌恶的情绪——这两个家伙事先没有征求她的同意就擅自为她张罗了一项如此繁重的任务，而且就连正经名分都不给她，仅仅让她充当什么“志愿者”。利维森与拉斯廷只得又花费了大量时间给她做工作。

尽管起初颇有些不情不愿，但是艾拉.贝克还是比约定时间提前一步飞到亚特兰大并住进了奥本大街的萨沃伊酒店。一开始她甚至连就连电话或者打字机这样最基本的办公器材都没有。可是到了一个月后的十字军运动发起日当天，她已经编制完成了所有二十一个城镇的活动事项列表，制作并分发了大量宣传印刷品，搜集了各州选民登记法律的资料，并且成为了一名专门克服黑人登记法律障碍的谋略家。开幕当天的活动以教会集会为主，领导大会的领头布道人纷纷互换布道坛，来到别人的教堂里慷慨陈词。金本人来到了迈阿密会场并且宣布了本次运动的目的。这场讲话就像平时一样慷慨激昂，可是讲话内容却比平时单薄得多。“我们现在就要投票权，我们不想再耗费另一个一百五十年，等着别人一勺一勺地把自由喂进我们嘴里。”

各地黑人民众普遍热情踊跃地参加了同时举行的集会，但是登记法旅的苛刻标准致使只有极少数人登记成功。一个月后的美联社报道指出，领导大会发动的十字军运动仅仅将黑人选民注册人数提升了微不足道的一丁点。留在亚特兰大的艾拉.贝克援引了正在进行选民登记的十几个城市的报告为十字军运动辩护，但她私底下也赞同美联社的批评。她觉得领导大会的教士们只喜欢大鸣大放出风头的宣传活动，对于后续跟进工作——例如辨识、指导、运送以及通过其他方式支持潜在的注册选民——却并不感兴趣。领导大会里有一位布道人竟然告诉金，他自己在活动当天已经“向教会里面塞满了道理”，所以不需要贝克制作的“多余的印刷品”。对贝克来说，这条抱怨体现了最恶劣的布道坛心态。她告诉金，他需要更加努力地以身作则，从而说服其他教士们相信激情洋溢的大规模活动只是漫漫征途上的第一步。选民注册事业依旧充满变数，远远没到功德圆满的那一天。贝克小心地避免与金发生激烈争执，但在她到亚特兰大来的几个星期里，两人之间依旧迸飞出来了几颗微妙的火花。金是个大忙人，一般人轻易见不到他，想要与他取得联系只能打电话，在这方面她的运气并不比其他人更好。金的秘书报告称，每当贝克得知金不方便接听电话的时候态度总会变得有点“唐突”。

由于正式主管的甄选仍然深陷在聘任委员会的漫长谈判当中，贝克在领导大会的应急兼职岗位上工作了整整一个春天，而且一时半会并没有离职交接的指望。她把南方各州打算注册成为选民的人们所遭遇的迫害整理成资料发给利维森充当友情会新闻简讯的内容，她还在密西西比州的克拉克斯组织了一场领导大会选民讨论会。参加本次公众集会的人数不到二百人，金只得面对一间半空的屋子，这样的场面对于他来说并不常见。尽管人气稀疏，他依然就投票权问题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讲。领导大会的代表们随即拍发了一系列电报，恳求艾森豪威尔总统安排一次接见。

回到蒙哥马利的金发现自己的案头像往常一样积压了大量信件。新墨西哥州一位因法定强奸罪被判服刑198年的犯人宣称自己是蒙冤入狱并且恳求金伸出援手。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位少女想要寻求生活建议：“跳舞是罪过吗？摇滚乐是罪过吗？我喜欢它们是罪过吗？”一名布道人与兼职大学教授想知道金为什么没有回复之前他寄来的两封求助信。此人在5月11日向密西西比大学提出申请，想要成为第一个入读该校的黑人。最后这件事如今特别紧急，因为密西西比州当局把这名教授关进了州立精神病院。当局毫不掩饰地认为只有发了疯的黑人才打算进入密西西比州大学，因此精神病院才是此人的最佳归宿。金随即发表了抗议声明，艾拉.贝克则要求领导大会派一名代表去精神病院拜访这位新病人。正当金忙得不可开交之际，他首次接到了白宫主动打给他的电话。一位总统助理间他是否能到华盛顿来讨论与艾森豪威尔会面的相关事宜。“什么时候？”金问道，“我后天就能赶过来。”

除了写书之外，金还在寻求另外两条通过大众传播来推进种族运动的备选路线。首先，他认为或许可以在特定的城镇筹划一系列弥撒大会，夜复一夜地宣扬他在蒙哥马利所展示的前景，借此来攻击种族隔离。说来也怪，他提出的这套模式完全照搬了福音传教士葛培理的“十字军征伐”理念。葛培理手下有很多业务熟练的组织人员，他们会用几个月的时间在目标区域进行准备——准备内容包括编制邮件列表，争取教会赞助与志愿者团体的支持，安排宣传活动与特殊公交路线——然后葛培理就会抵达当地开始为期两周的晚间弥撒大会。金相信这套复兴风格的活动组织版式大有可为，因为他就像葛培理一样首先是一名传教士。

葛培理也很看好金的奋斗目标，于是在1957年长达六十八夜的麦迪逊广场花园十字军布道会期间，他专门邀请金来到现场主持了一场祈祷。身为福音派传教士葛培理正在黑人群体当中日渐获得开明派白人原教旨主义者的声誉。小石城危机期间，葛培理手下的一位黑人员工一发表了一篇题为《天堂没有肤色分界》的文章，在文中汇编了葛培理针对种族隔离主义基督教教条的批驳。葛培理在哈莱姆区举行过多次集会，他的十字军委员会当中还包括了两位与金关系最亲密且对他影响力最大的朋友——友情会的加德纳.泰勒与托马斯.基尔戈（Thomas Kilgore）。在他们的建议下，葛培理和金在纽约进行了三次私人战略会议，之后葛培理就成了少数几名可以直接按照金的出生姓名将他称为迈克的白人之一。两人都极为乐观地相信，连续发动的十字军布道具有可观的潜力，能够通过群众组织与大众传播来推进着福音的权柄。金这边的人们甚至梦想过让金与葛培理联袂发动一场面向混合种族听众群体的十字军布道。布道活动首先在北方开头，然后来到边境各州，最后推进到南方各州的腹地。然而这些梦想最终因为政治议题与纯宗教议题之间的分歧而没能成为现实。基尔戈和泰勒发现葛培理越来越不愿意谈论种族问题的世俗层面，但是如果不谈这方面的内容，跨种族复兴的大戏也就无从唱起了。此外种族分化也使得葛培理越发难以举行种族融合的集会。像无数南方温和派一样，他也被迫做出了选择。一年之后金将会写信恳求“葛培理兄弟”不要让种族隔离主义政治家登上圣安东尼奥十字军布道讲台。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两位布道人只得心照不宣地掩饰了彼此之间的合作关系。

金的第二条备选路线则是发挥全国浸信会大会的力量。他并没有轻易撤回他为大会制订的计划。全国浸信会大会旗下足有五百万会员与两万多名布道人，足以令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相形见绌。至于由几百名布道人创建而成的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相比之下就更是微不足道了。金的目标是要把庞大笨拙且在政治领域反应迟钝的全国浸信会改造成为社会变革的载具。即便对于最精明的布道人政治家来说，这项企图依旧充满了挑战。J.H.杰克逊曾在1957年9月的大会召开之前允诺自己将会主动下台。而金也在大会召开之前痴迷地讨论过改组大会的计划。但是正如许多布道人所怀疑的那样，事到临头之际杰克逊对于自己在大会当中承担的职责又有了新的想法。待到时机成熟的那一刻，一名杰克逊的心腹突然跳起来要求暂时搁置大会规章，从而让杰克逊留任大会主席，在他的引导下，全场登时掌声雷动欢呼四起。这次选举结束得比卡车司机工会的选举还快。随后杰克逊逐步稳固了自己的势力并且越发反对浸信会大会积极参与民权运动。他成为了一名日渐专制且日趋保守的领袖。和金关系密切的布道人们纷纷在各自的教会里发动了叛乱。他们开玩笑说葛培理貌似比杰克逊更有可能拥抱民权事业。

眼看此路不通，金又咬紧牙关策划了一套新方案。在10月18日举行的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第一次执委会会议上，他向聚集一堂的布道人们提交了一份详细的活动计划，将其称之为“公民十字军”。这是葛培理十字军的修改版本，目标是推动黑人参加公民登记。计划的内容包括在弥撒大会上言辞恳切地说服尚未登记的黑人采取行动，并且向打算登记的黑人提供登记手续介绍课程，还要成立委员会来支持他们的举动。金很清楚他的执委会成员几乎全都是协进会的员工，因此他再三表示罗伊.威尔金斯赞成十字军行动，试图让大家放宽心。但是有些不肯轻信的布道人却告诉他，各个地区的协进会分会并没有接收到来自上层的许可。

接下来金几乎有些铤而走险地宣布了他的计划——到了来年2月，他打算在全国至少十座城市同时发动公民十字军运动。就算不考虑协进会方面的观望态度，这个计划依旧有些一口吃成胖子的嫌疑。当时的领导大会羽翼未丰，全部成员就是此刻与金一起在教堂里开会的布道人们。更糟糕的是，这些成员丝毫没有干事创业阶段要一切从简的觉悟，反而个顶个地摆足了架子。他们沉浸在相互致敬的长篇演讲当中，他们举手投足的架势全都做足了功夫，他们的工作步骤则充斥着各种指令、委任与搁置。当金意识到领导大会甚至就连一间办公室都还没有的时候，他任命了一个委员会（包括金老爹在内）负责讨论最佳城市的选址，然后大家就开始谈论领导大会的第一位领薪水员工最应当具备怎样的个人素质。等到大多数人都发言完毕之后，金又指定了一个委员会负责为领导大会挑选一位事务主管。接下来委员们提出了几项不太重要的杂务动议，然后就休会了。

五天之后，金主持了德克斯特教会年度工作会议。三年之前的这一天，金通过一场大胆的政变在德克斯特教会实现了集中管理，将德克斯特的骄傲信众们牢牢掌握在了自己手中。三年以来他为这家教会带来了远近闻名的美誉，但是金的发言依然充满了歉意。他首先承认自己在过去这一年里“耽误了许多分内应尽的教会管理责任”，尤其是在教会纳新方面差一点就交了白卷。这次讲话以回顾为主，除了新建两个教会委员会之外再没有提出其他新项目。金痛苦地描述了“我目前被迫承受的、简直要把人压垮的超强度日程安排”，并且感谢全体会众并没有因此而批评他，反而还为他提供了安慰与支持。他的感伤调门尤其能够打动人心：“当白人与黑人两边的批评家都试图把我打倒并且削弱我的影响力的时候，你们总会走上前来鼓励我：‘我们一定陪你走到底。’”在他汇报工作的时候，一名信使从医院带来了令人兴奋的消息：柯瑞塔生下了他们的第二个孩子，马丁.路德.金三世。金当场宣布了喜讯，但同时又敦促大家尽快将自发的庆贺情绪收敛起来，以便重新恢复工作会议。教会当中最有影响力的妇女们凑在一起交头接耳，对于金的做法相当不满。她们认为金牧师早就该去医院陪老婆了，一直拖到现在实在有失体面，但她们实在张不开嘴让金中断会议。最后有一名妇女打电话给医院说金博士被其他事务缠住了。

这场演讲表明金经历了一段忧郁时期。他的布道比平时更加尖锐，对于个人感受的表达也更加鲜明，简直逼近了自伤自怜的程度，然而与此同时他依然是个极其倔强的人，不肯轻易屈服于自身的脆弱一面。在12月初蒙改联第二届非暴力运动与社会变革年度讲习会上，金追忆了抵制运动的力量之源，也就是不分阶层的团结精神。然后他话锋一转，谈到了种族团结的最大障碍——也就是黑人这个标签带来的普遍耻辱感受。金认为白人几百年来一直依仗着遭到曲解的“亚里士多德逻辑”。“他们会这样说：所有的人都按照上帝的形象造就，这是大前提。众所周知上帝肯定不是黑人，这是小前提。由此得出结论：黑人不是人。”除了反驳这套三段论以外，金还批驳了圣经当中所谓“含的诅咒”。他指出挪亚是在醉酒期间发出的诅咒。金继续批驳了当代人对于种族隔离的辩护，这种观点认为黑人的“暂时性”低劣表现其实是根深蒂固的既定事实，因此种族混同将会阻碍白人的进步。这套论证尤其闹得金心神不安。他一方面基于种族隔离在过去对黑人造成的恶劣影响来反对未来的种族隔离，同时又呼吁黑人要有意识地改进自己的行为表现以免授人以柄。原产巴黎的香水他们兴许买不起，可是五分钱一块的肥皂他们总该买得起吧？他历数了涉及黑人犯罪、依赖救济以及非婚生子女的统计数据，并且宣称来自白人的压迫决不能成为这些行为的借口，因为“人生当中最首要的一点就在于任何人都能够成为善良正直、德行无愧且品格过硬的人。”

激烈批判了一通下层阶级黑人的弊病之后，金又将抨击的矛头对准了黑人当中的职业人士。“我最近遇到的张嘴露怯的中学老师越来越多了……就算某个动词像动词表一样大，他们照样记不住。堂堂大学毕业生居然一开口就是‘you is’这样的低级错误。简直不可原谅！好些像这样的人如今正在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与其说是教育还不如说是糟蹋。”越说越来气的金彻底抛弃了最后一丝矜持，高声喊道：“我今晚就要做个黑人了！”然后就冲着其他与自己地位相当的与会人员痛快淋漓地发泄了一通。之前他出席了阿尔法.斐.阿尔法兄弟会的联谊活动，活动现场有人炫耀道全体会员们仅仅为了买酒就花费了五十万美元。金尖刻地评论道，“就这么一小撮黑人……一个星期花在威士忌上的钱居然比全体一千六百万黑人整整一年为联合黑人学院基金以及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捐献的钱还多。这是个悲剧。这就是个悲剧……我知道这种事就像针扎一样疼……”

这是一场令人不安的讲话，讲话内容已经逼近了精神错乱的边缘。平时金在公开演讲的时候总是很注意分寸，但是这一回他终于绷不住了。在个人抗争当中令他不堪重负的严峻现实终于压倒了他的外交风度。此时的蒙改联已经陷入了对于斗争时光的缅怀当中，这一点很可能败坏了金的情绪。金在蒙哥马利的朋友兼智识伙伴、历史学家L.D.雷迪克毫不客气地将这一周称作“彻底的失败”，闹得金“心烦意乱”。接下来为了推动公民十字军运动，金试图将许多知名人士招募进运动领导层，可是这方面努力的结果依然丝毫无助于改善他的心情。他将小心起草的信件寄给了诺贝尔奖得主拉尔夫.邦奇、J.H.杰克逊以及其他好几位全国闻名的杰出黑人，邀请他们站出来支持公民十字军全国顾问委员会。他在信中指出推动选民注册与协进会的目标并不冲突。但大多数收信人都没有接受金的邀请。邦奇告诉金，他全力支持协进会，因此不想“在公众心中引起任何误会”。全国城市联盟（Urban League）的莱斯特.格兰杰（Lester Granger）同样拒绝了金，不过他的答复显然是在巧言搪塞。他声称签名支持公民十字军已经突破了自己的底线——“已经醉醺醺的人只要再喝一杯就起不来了。”罗伊.威尔金斯则警告金说，他已经为自己规划了一套全国活动行程，在时间上仅仅比金的2月安排提前几天。他还告诉金，他刚刚指示协进会南方各州地方分会的干事们要将选民登记“当成1958年的头等大事来抓”。面对这些令人灰心气馁的信件，金一时间竟然无言以对。他告诉自己的一位秘书给威尔金斯回信，就说自己需要先想一想再答复对方。他就用这样一封模棱两可的信件结束了1957年的工作，一位大学里的朋友将这一年称作金的“异议之年”。

就在金逆势奋斗的时候，来自协进会的竞争很难说是他在同盟当中遭遇到的唯一障碍。在战术层面上他知道种族事业必须超越公交车抵制运动的层次。但是图书馆、学校、公园、餐馆以及其他公共场所原本就不让黑人进入，这样一来抵制二字又从何说起呢？公交车系统为大批蒙哥马利黑人提供了政治斗争的武器，而且远离公交车的黑人并不需要面对面地与白人当局进行非法对抗，因此这件政治武器的力量得到了十分有效的发挥。除了公交车系统以外，没有其他奉行种族隔离的机构具备这样的优势。

由于缺乏现成的答案，金索性将全副精力都转向了演讲。他将自己最显著的天赋发挥到了极致，每周进行四场演讲，一年下来就是二百场。一本杂志在采访金之后估计他每年出行78万英里。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哪怕金的实际出行里程只有这个数字的四分之一，也依然意味着他每年要乘坐螺旋桨驱动的客机绕行地球整整八圈。他赢得了全能传道者的美誉，他宣讲种族融合的对象既包括社会精英也包括底层民众，既包括饱学之士也包括无知之人，既包括实用主义者也包括理想主义者。然而正当金口若悬河之际，传道者的诅咒却降临在了他的头上。不管他受到多少欢呼或者有多少张热泪纵横的面孔向他保证他已经改变了许多人的人生，明天报纸上的内容却几乎总是与今天大同小异，种族隔离制度依然稳如泰山。人们全心全意地听讲，但听完之后却无所作为。而金本人也觉得自己更能肯定人们听了他的演讲之后会想些什么而不是会做些什么。在这样的环境里，金就像吸毒一样越发依赖演讲，因为他十分享受演讲的体验。但是在演讲结束后他却越来越难以感到满足了。

要想改进现状，方法之一就是借助公共媒体来放大他的声音。“我们只需要赞助商每周拨给我们一个半小时而已，”利维森半真半假地给金写道，“反正明星是现成的。”不过此时黑人尚且没有打入电视领域的指望，利维森至多只能帮助金获得哈珀兄弟出版社的写作合同，为他们写一本关于蒙哥马利抵制运动的书。这项冒险计划有利因素在于作者声望颇高且读者群人数众多。但文化与商业两方面的压力还是对这个项目造成了相当可观的妨碍。出版商希望金的作品在富有内涵的同时又不太枯燥，一方面要充满正能量，另一方面“黑人”风格又不能太过浓重。有一位编辑特别担心金在列举黑人遭受的苦楚时一不小心碰到政治高压线，致使读者们认为他的言论是在绕着弯子为共产主义捧场。此外所有的编辑都告诫金不要一味拉近自己与白人读者之间的距离，因为他们在宣发环节打算将金包装成为“他的同胞的领袖”。如此错综复杂的写作要求即使对金而言同样很有难度。对于出版社来说，金是一个刚刚出道还没经受过市场考验的作家。他要讲述的故事时效性极强，随时都可能沦为明日黄花。而且眼看着出版商设定的截稿日期一天天逼近，金的写作进度却拖泥带水越落越远。

出版社面临的压力日益增加，最后一位在纽约工作的编辑干脆飞到蒙哥马利要求金停止一切布道活动。回到纽约之后他又在一封后续信件里写道，“布道的筹备与宣讲都会耗尽你的创作能量，而你的身体和灵魂需要这些能量来写书。”金并没有从命，但他最终还是接受了出版社的最后通牒，从3500美元版税垫付款中拿出了2000美元支付给哈珀兄弟出版社的工作人员爱米娜.波普尔（Hermine Popper）。波普尔既是作家也是编辑，她受聘成为了金的写作指导。几天之内波普尔就成为了一张编辑网络的中枢，这张网络的其他组成人员包括金、利维森、拉斯廷、哈里斯.沃福德以及蒙改联的历史学家劳伦斯.D.雷迪克。最新的修订内容在他们之间相互传递，书稿也逐渐成型起来。日后金在私下里向利维森坦言，这次写书计划“是我所遇到过的最困难的工作”。

金与利维森相识不出一年就对他产生了高度依赖。利维森成为了金的顾问、业务经理以及纽约上层政治引路人。不过他的最重要身份还是一位对金毫无所求的挚友。金的其他顾问总是忍不住将他们自己的渴望、抱负或者最迷恋的理论寄托在金身上，但利维森却似乎避开了如此轻浮空想的行径。他毫不吝惜自己的时间，而且工作十分高效。他很少与金讨论高层次问题，因为他们对于这些问题往往抱有心照不宣的一致意见。不过利维森的确在个人理财方面为金提供了非常详细的建议，例如“普通股票走弱时债券总会走强”。他甚至还会研究金的纳税记录。对金来说，利维森活生生地证明了一点：投身社会变革的活动家并不必然沦为穷困潦倒饱受欺凌的傻蛋。另一件值得欣慰的事情就是利维森与老金夫妇相处得很好。利维森第一次来到亚特兰大拜访金的时候，金老爹就把他请进家门用家常饭菜招待了他。老金夫人还特意为他烘烤了儿子最爱吃的柠檬馅饼。即便在亚特兰大，像这样其乐融融的跨种族交际场面依然十分值得注意。金老爹在亚特兰大市长办公室里很有几位白人朋友，不过即使是他们也从不曾来到老金夫妇家里吃饭。老金夫妇对待利维森的态度要比对待拉斯廷这样的黑人顾问更加热情，因为他们觉得后者很可能会给儿子招灾惹祸。此外还需要指出的是，金老爹向来偏爱有钱人。

利维森对于金的评价同样很高。在巴尔的摩初次遇到这位“最非凡的青年教士”之后不久，利维森就向愕然无语的妻子宣布马丁.金是他在世界上结交的唯一一位真朋友。利维森特别喜欢与金讨论政治。金通常会在午夜时分打电话过来，然后两人就会坦诚友好地聊上好几个小时。金从来都不会曲意奉承利维森的衣着品位，而利维森来到南方做客的时候也从来不会假装喜欢吃水煮卷心菜。两人的交往似乎根植于一片理想天真且超越种族的中立地带。利维森自称是个不可知论者，金对于这套说法向来不以为然。“斯坦，其实你是相信上帝的，只不过现在你还不知道罢了。”他经常这样调侃利维森。

9月4日，阿肯色州州长欧瓦.福伯斯（Orval Faubus）命令国民警卫队阻止九名黑人学生前往此前只招收白人的中央高中注册入学。早在三年前的布朗案裁决之后学校管理人员就一直在预备着这一天的来临。现在他们在学校走廊里巡逻，敦促那些不太服管教的学生对于“本次事件”保持克制，并且要求他们每时每刻都要为自己、为学校以及为国家着想。福伯斯的军队不仅禁止九名新学生走进校门，就连黑人校工都不让进。有些教职员工抱怨道他们不得不自己亲手做饭以及打扫教室。但大多数教师都表现出了无懈可击的正直态度，大部分白人学生的表现也同样如此。几乎所有人都反对种族融合，但是站在窗边外叫嚣“黑鬼滚蛋”的家伙却数量很少，而且平时就是不守规矩的捣蛋鬼。

当天的事件为不久后闹得沸沸扬扬的小石城危机揭开了序幕。越来越多愤怒的白人暴徒每天早晨都会聚集在中央高中门外，为的是监督军队将黑人学生赶回去。大批记者也闻讯赶到小石城报道军队、暴徒、学生、州长以及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一举一动。旷日持久的拖延与围堵在学校门口的军队致使小石城危机成为了现代电视时代的第一场实况新闻盛事。福伯斯也成为了全国关注的焦点人物。他与联邦法院斗得有来有往，拒绝承认联邦法院有权迫使他撤销自己下达给部队的命令。法律专家一致认为，福伯斯动用州武装部队对抗联邦政府权威的举动致使宪法遭受了内战以来最严重的考验。人们纷纷给总统发电报要求他采取坚定立场，金和威尔金斯也在其列。

危机进入第十天，福伯斯飞往罗得岛纽波特与艾森豪威尔举行了一场私人协商。在总统及其助理人员看来，福伯斯似乎有人格分裂的毛病。上一刻他还是个饱受煎熬的政客，一心只想设法结束业已失控的对抗局面；下一刻他又变成了宣传天才，咆哮着说什么联邦政府企图把他锁上链子拖走。白宫的工作人员们都觉得福伯斯州长的举止就像心理剧一样令人摸不着头脑，而且这出心理剧还与公共场域纠缠得难解难分。福伯斯的父亲曾用假名给报纸写过几封信，公开抨击儿子的种族主义立场。他认为儿子的真正动机是要让当地其他白人显贵们感到难堪，因为他们自顾自地跑到了郊区躲清静，将偌大一片种族主义烂摊子留给他来收拾。无论出于怎样的动机，福伯斯都让艾森豪威尔感到不胜其烦。他一开始同意总统提出的声明草案内容，可是回到阿肯色州发布消息之前又擅自更改了草案的措辞。艾森豪威尔多次表示法律必须得到遵守，但他实在想不到还有什么事情能比使用联邦武力制服福伯斯的部队更糟糕。福伯斯则利用这些声明来大肆宣称总统正在种族隔离者们秘密协作。

接下来的一周危机日益加深。联邦法院终于使出杀手锏，以一纸藐视法庭的传票把福伯斯逼进了死角。此前州长一直在与国会议员、律师、白宫助理以及其他调解人进行激烈谈判。他似乎愿意更改部队的任务，从保护白人学校免遭九名黑人学童“入侵”改为保护九名黑人学童免遭暴徒伤害，此时白人暴徒的人数已经达到了一个营的规模。“现在该我上十字架了！”州长这句自暴自弃的言论随即登上了报纸头版。然而到了9月23日星期一，他再一次出卖了白宫，直接将国民警卫队从现场撤走，把学校留给了暴徒。那天上午愤怒的白人至少殴打了两名黑人记者，还砸烂了学校里的许多门窗，甚至差一点就抓住了黑人学生，小石城警方拼尽全力才把这几个孩子送出学校。中央高中在午餐之前再次恢复了种族隔离状态，这一回就连学生们都加入了暴徒庆祝胜利的欢呼。

到了第二天早上，福伯斯依然眼看着白人暴民四处乱窜而不加制止。艾森豪威尔的耐心终于耗尽了。他不再假装小石城危机算不上大事，转而坚信眼下的问题并不是种族融合，而是叛乱造反，就像当年的谢司起义一样。“好吧，既然我们不得不这么做，而且我也看不出还有别的路可走，”他告诉总检察长布劳内尔，“那我们就应该运用最佳军事原则来解决这个问题。要让人们知道我们派出的军队足够强大，不容挑战，并且足以压倒一切诱发冲突的苗头。”总统这番话听得布劳内尔顿时感到肾上腺素激增，这种感觉他日后始终不曾忘记。接下来艾森豪威尔打电话通知五角大楼的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Maxwell Taylor），让他放弃派遣美国法警前往小石城的计划。总统要的是专门经过防暴训练的第101空降师连队，而且总统还想看看泰勒究竟能以怎样的速度将兵力部署到中央高中所在地。泰勒在天黑前就把一千名士兵送进了小石城。

第二天早上中央高中就恢复了种族融合制度。美军既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也没有卷入战斗，单纯凭借自身的存在感就驱散了白人暴徒。仅仅在学校内部还有学生借助恶作剧进行零星抵抗。此类抵抗运动将会持续大约一年，令九名黑人新生以及学校管理层不胜其扰。在校门外，这一轮抵抗种族融合的风潮已经被粉碎了。福伯斯对于当前局势的评论越是激烈，他掌控局势的能力就越是软弱。随着他陷入彻底无能为力的窘境，他的公开发言基调也变得忽高忽低，刚刚爬上幻想的顶峰就掉进了种族恐惧的深渊。在一次不着边际的广播讲话中，他甚至指责“占领军”中的白人士兵允许黑人女学生使用中央高中的女厕所。按照福伯斯自己的标准，他这次可谓一败涂地，阿肯色州也沦为了国际舆论的笑柄。但阿肯色州的其他政客们依然不得不承认，他这次的表现足以保证他在下次州长选举当中不战而胜，因为当地白人选民就吃这一套。

一周之后的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尼克号。关于这项成就的新闻不仅吓得美国政界打了个寒颤，还严重挫伤了美国人的骄傲心态。一夜之间，几乎关于美国的一切——科研实力、道德水准、数学教育甚至道路系统——都变成了二流货色。氢弹专家爱德华.特勒告诉艾森豪威尔，苏联的人造卫星令美国遭受了更甚于珍珠港的惨败。一个蓝带委员会在报告中措辞尖锐地指出，除非迅速大幅增加武器支出并且抓紧为每一名美国公民修建地下“防辐射尘掩体”，否则西方在苏联面前毫无防御能力。用林登.约翰逊的话来说：“控制太空就意味着控制了世界。”美国很快也进行了首次卫星发射尝试，一心想要将苏联的壮举比下去。但是运载火箭在摄像机镜头面前起飞两秒之后就化作了一团火球，也断绝了美国人挽回颜面的指望。除了卫星以外，记者们根本不会向艾森豪威尔提出任何其他问题。骤然闯进新闻报道的福伯斯又以同样突然的方式消失不见了，种族问题的热门程度也同样一落千丈。

参议院很快就迎来了八十二年以来第一次民权议案辩论。本次辩论耗时121小时31分钟，期间南卡罗来纳州的斯特罗姆.瑟蒙德（Strom Thurmond）以连续发言24小时多一点的成绩打破了阻碍议事的时间记录。除了像他这样鞠躬尽瘁的铁杆种族隔离主义者之外，还有许多人不顾自己身上贴着的传统政治标签，以出人意料的立场投入了这次立法纷争。比方说多数党领袖、来自德州的林登.约翰逊就大张旗鼓地想要推动一项民权议案获得通过，而且这项议案看上去更像是出自他的手笔而不是艾森豪威尔。约翰逊在参议院里面满场巡行，将双臂挥舞得如同风车一般，一心想要加速推动参议院事务的进度。他将这项法案删减到了可以接受的最低限度，仅仅保留了他眼中的核心政治内容。然后他开始说服相持不下的双方承认这项议案必须也只能以现在这样的形态获得通过：他告诉自由派这份议案的力度已经不可能更强了，又告诉南部民主党人这份议案的力度已经不可能更弱了。约翰逊软硬兼施，威逼利诱，为了每一张选票而讨价还价。这一回他的对手更是令人大跌眼镜：立场向来极其保守的共和党领袖、来自加州的威廉.诺兰（William Knowland）居然一马当先地主张要通过一份效力尽可能强大的民权议案。诺兰家族是《奥克兰论坛报》的所有者，这份报纸历来因为敌视黑人的立场而声名远播。

劳工组织也参与了这一轮纷争，并且总体上加入了南方阵营，致使局面变得愈加错综复杂起来。劳工组织认为，正是由于各州民兵可以根据单独某一位法官发出的禁令而采取行动，才致使太多次罢工遭到破坏。劳工领袖们认为解决之道在于强化陪审团的地位从而牵制法官的权力。此时有人提出了一项修正案，内容是被控违反法庭关于投票权裁决的各级州政府官员应当接受陪审团审判而不是由法官自行宣判。劳工领袖们支持这项法案，威尔金斯则表示强烈反对。假如这条修正案生效，那么关于投票权的法律条款就等于作废了，因为所有人都承认在涉及黑人投票权的案子当中没有哪个南方陪审团会反过来对州政府官员定罪。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劳工领袖加入了反劳工的南方阵营，而威尔金斯则与长期以来的死对头、参议员诺兰成为了同盟。

8月2日午夜刚过，这场纷争迎来了高潮时刻。此前约翰逊刚刚删除了法案当中的一项条款，内容是授权司法部为强制学校废除种族隔离而提起诉讼，然后他就要求针对陪审团审判修正案进行最终投票。少数自由派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这些人的处境相当难堪，他们的一边是黑人和艾森豪威尔，另一边则是约翰逊、南方各州与劳工组织，夹在中间的他们可谓两头不讨好——选择支持约翰逊。参议员亨利.杰克逊（Henry Jackson）和约翰.F.肯尼迪也在最后关头倒向了约翰逊一方——民权领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会忘记这两个人的叛变。陪审团审判修正案最终以51对42票获得通过。挤满参议院会场的记者听到尼克松副总统谴责参议院“投下了反对投票权的一票”。接下来余怒未消的尼克松干脆在衣帽间里堵住了约翰逊。他一把揪住约翰逊的衣领，向对方砸下了狠话：这次他只是暂时受挫而已，明年他发誓要通过一项更加强硬的法案。协进会的克拉伦斯.米切尔来到威廉.诺兰的办公室，惊讶地看到这位坚韧不拔的保守派与少数党领袖居然因为民权事业的挫败而流下了眼泪。在当天上午晚些时候的内阁会议期间，艾森豪威尔表示陪审团审判修正案是本届政府最严重的政治失败之一。投票权是他坚决支持黑人运动的领域，投票权遭到阻碍使得艾森豪威尔不得不面临黑人群体在其他方面的施压，而他在这些方面的私人态度更倾向南方白人。

修订后的《民权法案》不到一周之后在参议院获得通过。这是内战重建以来国会通过的第一份此类法案。某一份法案的出台时机往往要比具体内容更重要，这次就是个好例子。前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称赞该法案是“二战以来最伟大的成就之一”，而《纽约时报》则将其称之为“在本世纪任何一届国会处理过的国内事务当中具有无与伦比的深远意义”。如此热忱的赞扬难免令人生疑，至少各位民权领袖们都觉得这些言论很可能是在忽悠人。罗伊.威尔金斯在约瑟夫.劳（Joseph Rauh）的驻华盛顿办事处召开了一次会议——劳是一位著名白人劳工律师，他曾与雷茵霍尔德.尼布尔以及其他人共同创建了美国民主运动协会（Americans for Democratic Action）。会议讨论的唯一议题是是否应当力促艾森豪威尔总统以毫无用处的名义否决这份遭到削弱的法案。在拥挤的房间里，参会人员展开了整整一天的白热化争论，几张桌子上堆满了咖啡杯和电话留言条。威尔金斯最后决定接受该法案，金也跟着宣布他同意威尔金斯的决定。各家黑人报纸纷纷抨击他们两人态度中庸。“你怎么能这么糊涂？”《芝加哥捍卫者报》这样质问金。威尔金斯则采用一贯的风格为自己的决定辩护：“你在用小勺挖沟的时候有人送给你一把铁锹，你却因为他没给你送来推土机而拒绝了铁锹，你说你是不是脑子有病？”

虽然金与威尔金斯都认可1957年的《民权法案》，但是这部法律却突出了他们两人之间的差异。对于威尔金斯来说，这部法律意味着协进会的立法运动终于取得了初步成果——尽管这次的成果并不算丰硕。用他的话来说，民权运动终于“破处了”。金则认为这部法案带来的最主要收获就是给黑人群体上了一课：黑人应该减少对白人机构的依赖，自行承担起更多的责任，要不然下次还得吃瘪。就在参议院最终通过这份《约翰逊法案》的同一天，金打电话给自己在蒙哥马利的布道人协会，通知大家召开另一次会议。参会人员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更改了这个新组织的名称，协会从此定名为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Southern Christian Leadership Conference）。根据金的建议，他们采取了一套经过精心设计的永久性组织结构，旨在尽量减少与协进会的摩擦。金的领导大会从根本上是一个由教会与民间社团组成的共同体。与协进会不同，领导大会不吸纳个人成员，只招收加盟团体，这样一来两个组织就不会在纳新方面相互竞争了。领导大会的领导人们强调他们是一个辅助机构，其目的是确保各地区的黑人领袖们在筹划民权活动时与协进会的同类型活动齐头并进而不至于交叉重叠。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在1960年总统大选前完成两百万黑人新选民的注册。

尽管金的手腕如此圆熟，但却并不能给威尔金斯带来多少安慰。因为他意识到围绕在金周围的布道人们代表了南方最显赫的黑人教会组织，而这些组织正是协进会收入的主要来源。蒙哥马利的领导大会会议召开几天后，《匹兹堡快递报》提问道：“既然有一个组织始终都在卓有成效地发挥作用，那么究竟有什么健全的理由再另外成立一个目标相同的组织呢？”威尔金斯认为领导大会占据了一片真空地带，而这片地带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出自金的手笔。此时的协进会正在手忙脚乱地应付二十五起独立诉讼，每一起诉讼都针对他们在南方各州的运营权利发起了挑战，大多数诉讼的原告都是敌视协进会的州政府与市政府。身为始作俑者的阿拉巴马州已经在自己的地盘上彻底取缔了协进会，而这起诉讼的原本目标正是金的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运动。威尔金斯担心金主张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很可能会彻底扼杀协进会在南方各州的事业。协进会长期致力于在学校废除种族隔离的斗争。在协进会的战略家们看来，这二十五起由敌对白人发起的集体行动已经构成了针对这项事业的最大威胁。接下来的小石城危机恰逢其时地证明了他们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