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Taylor Branch：劈波蹈海——MLK三部曲之一 -- 万年看客

南方各个城市的静坐运动可谓各具特色，各地打压静坐运动的氛围与手段同样差别显著。这一轮示威彰显了黑人内部以及种族之间的分歧。一边是学生抗议活动如火如荼，另一边是最具影响力的黑人领袖们固执地踌躇不前，并不只有阿博纳西一个人面对着两头为难的局面，金同样不能幸免。此刻他仍然还在四处奔波，与此同时黑人群体内部的对立双方也都在向他不断施压。但是他眼下最要命的麻烦还是即将到来的阿拉巴马州刑事审判，这场审判不仅加重了他肩上的负担，还影响了他的立场。为了打赢这场官司，他急需金钱、律师和会计。这三项事物主要由保守的上一代人所把持，学生们则基本与其不沾边。

金打算借助自己发明的办法同时拉拢两边的人马。3月5日，他将艾拉.贝克在在领导大会担任的代理职位正式交给了怀亚特.蒂.沃克。他这样做既是为了表明自己不打算继续等待阿博纳西。同时也是为了迎合领导大会理事会当中各位布道人的意见，其中有许多人从来都只把贝克当成照顾各位神职人员的看护员*。但是金坚持要求出任这个职位的人必须持有与贝克一致的活动家观点，同时还必须是自己的同辈。沃克是个火爆脾气，他在四十年代的新泽西上中学时曾经听到保罗.罗伯逊宣称，假如争取自由平等意味着成为赤化分子，那么他就是一个如假包换的赤化分子。在前辈榜样的激励下，沃克很快就加入了美国共青团。他在学校里写过一篇长达五页的论文，内容是如何在美国实行苏联经济模式。他还梦想过要对种族隔离主义的主要领袖们执行天衣无缝的暗杀。进入大学以后，他购买了一副深色边框眼镜整天戴着，看上去酷似沉思当中的托洛茨基。然而他的野心并不仅限于此，因为他还想成为最富有的实业家、最优秀的画家以及最激进的革命家。他惯于向朋友们吹牛：无论他选择什么事业，都能在干事业的同时顺便搞到一百万美元。

沃克的大学导师引领他走上了布道讲坛，天赋又把他送进了弗吉尼亚州匹兹堡市历史悠久的吉尔菲尔德浸信会（Gillfield Baptist Church）。就像蒙哥马利的德克斯特教会一样，组建于1797年的吉尔菲尔德教会是当地黑人上层阶级的聚会中心。在沃克于1952年来到此地执掌布道坛之前，会众们还会按照肤色彼此隔开，浅肤色的黑人坐在一边，深肤色的坐在另一边。此时职场失意的弗农.约翰斯刚刚离开蒙哥马利流浪到了匹兹堡，得到消息的沃克立刻登门请教约翰斯，请求这位业界名宿帮他构思几篇抨击阶级鸿沟的布道词。沃克十分崇拜约翰斯，他刻意模仿了约翰斯的布道风格，向对方借阅了很多书籍，甚至还自告奋勇地为约翰斯兴办的农场合作社卖鸡蛋。一天沃克开车送约翰斯去参加合作社会议，行至半途车上的收音机突然传出了布朗案的判决新闻，于是两位布道人停车靠边，在弗吉尼亚州460号公路的路肩上跪下来做了感恩祷告。

六年后，沃克通过自愿坐牢证明了自己对于静坐运动的狂热支持，而此时金提供给他的工作邀请还没到达匹兹堡。他很不乐意仅仅在运动当中担任一名监督者，而是打算赶赴第一线。于是他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几位同工与若干名学生一起来到了专门面向白人的匹兹堡公共图书馆。当时他刚刚开始意识到媒体宣传的重要性，于是平生第一次特意戴上了牧师的硬领。出于他对弗农.约翰斯的炽烈崇拜，他做出了一项违反种族隔离法令的古怪举动：在聚集的警察和记者面前，沃克请求图书管理员为他找出道格拉斯.索萨尔.弗里曼创作的罗伯特.爱德华.李传记。约翰斯一方面鄙视李所为之付出的目标，另一方面也很佩服李的人品。每当他讨论内战话题时常常引用弗里曼书中的内容。于是沃克忍不住想到，如果他在白人图书馆里借阅关于南方白人最珍爱的英雄的图书，白人们是否会逮捕他呢？果不其然。匹兹堡警察局局长礼貌地走上前表示，他可以在图书馆里就为沃克与其他人垫付保释金，从而让他们免去牢狱之灾，但沃克要求警方一视同仁地对待对他与其他普通囚犯。于是所有人在牢里待了三天才最终接受保释

由于考虑到薪资和布道坛安排的复杂因素，沃克整整拖延了好几个月一直没有答复领导大会的来信。但他的被捕入狱却进一步强化了金聘请他的愿望。他向沃克与狱友们发了一封电报以示支持。不久之后，他又给刚刚在伯明翰被捕的弗雷德.夏特沃斯发了内容相似的电报。他还很欢迎学生们在3月中旬不断升级的“入狱”运动中借用他的名字。有一位帕特.史蒂芬斯（Pat Stephens）因为领导了一千名学生参加的游行活动而被捕入狱，她在塔拉哈西市监狱的囚笼里发表声明：“我们可以选择上诉并且出狱，但我们坚信马丁.路德.金是对的：‘为了赢得平等的权利，我们必须填满监狱。’”史蒂芬斯和其他四名学生是第一批将刑期服满的抗议者，总计在监狱里蹲了六十天。金称赞他们说，“没有什么行为”能比为了正义事业而甘愿受苦受难“更加宏伟壮丽”。

只有在亚特兰大金才会绝口不提对于静坐运动的称赞。3月9日，亚特兰大学生们汇编发行了《为人权呼吁》（An Appeal for Human Rights）。也是在这一天，金给艾森豪威尔发电报抗议蒙哥马利的“恐怖统治”，但却只字未提学生们的刊物。六天后，当学生们不顾校方忠告发起静坐示威时，他也没有予以评论。学生、警察乃至目瞪口呆的旁观者们全都近乎一致地保持了最大程度的克制。比方说警方并没有强行押送参与示威的斯佩尔曼学院女生去警局做笔录，而是允许她们穿长袜戴手套骑自行车主动来到警察局自首。这一天警方总共逮捕了七十七名学生，不过并没有要求绝大多数学生登记个人姓名，仅仅记下了他们所属院校的名字。

亚特兰大黑白双方的权力结构都在呼吁理性与协商，于是当地的学生抗议活动仅仅持续了一天就被捂死了。有些学生领袖尖刻地抱怨上一辈人贪慕虚荣，蓄意阻挠学生们的正义之举。《亚特兰大世界日报》的编辑C.A.斯科特也遭到了学生们的抨击，因为他要求学生们支付在报纸上刊登宣言的广告费用。学生们认为他的要求要么出于贪婪，要么出于自我保护的欲望——他害怕白人指控他支持抗议活动。学生们尤其痛恨斯科特撰写的居高临下的社论，他在文中赞扬学生目标远大，但又不断敦促他们停止制造麻烦，把问题留给更加沉稳的成年人去解决。

这场争执尤其让金感到难受，因为C.A.斯科特不仅是金老爹的老朋友，还是以便以谢教会的受托人，因此严格意义上说他也是金的老板。此外作为南部唯一一份黑人日报的编辑和运营伙伴，斯科特还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金在广大南方黑人眼中的个人形象。金从小接受的教育就要求他透过斯科特这样的权势人物的视角来看世界，他也实事求是地意识到了自己对于这些人的依赖。以便以谢教会的另一根支柱杰西.布莱顿（Jesse Blayton）对于金所处的困境提出了更有针对性的暗示。过去几年间，担任公民银行总裁的布莱顿还在主业之外建立了隶属于个人名下的会计事务所，金老爹还是事务所的受托人之一。自从金在阿拉巴马遭到指控，布莱顿就一直在仔细检查他的财务记录，希望能帮他准备一份能在法庭上站住脚的账单。让金感到很不舒服的是，布菜顿对待他的态度或多或少就像斯科特对待学生刊登宣言的态度一样，换句话说就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布莱顿一开始就不假思索地向金收取了一千美金，理由是他“花了两周时间研究案件资料，从而决定工作文件流程的模式”。他总共为金审查了两份税单，在查账快结束时收取的费用甚至超过了金在以便以谢的年薪。

就连律师们都认为布莱顿这是在趁火打劫——既然他是金家的老朋友，这么宰人实在不太厚道。然而律师们的感慨并不能为金带来多少安慰，尤其是还要考虑到他本来就与各位律师们在财务上纠缠不清。金的律师团队共有五名成员，牵头的是两位威尔金斯推荐的协进会会员。来自芝加哥的威廉.明（William Ming）以及纽约的休伯特.T.德兰尼法官分别是享有盛名的法庭律师与上诉专家。其余三名律师都来自阿拉巴马州。伯明翰的亚瑟.D.肖尔斯（Arthur D. Shores）是其中较年长的一位，在1956年协进会在阿拉巴马州遭遇禁令以前——此时禁令依然有效——他曾是协进会在当地的主要律师。另外两位律师则是金的熟人，一位是弗雷德.格雷，另一位是S.S西伊牧师的儿子小西伊。这两位资历较浅的年轻律师要负责开庭之前的大部分准备工作。律师团当中每一位成员都具有在法律或者政治层面上不可或缺的特质，但是这个团队并不算十分灵活。几位律师此前互不相识，分别来自三个州四个城市的五家律所。他们经常重复进行别人已经完成的调查工作，并且对责任划分争论不休，与此同时金还得为这些无用功支付律师费。更糟的是，律师们还会因为收费问题发生口角。北方律师抱怨南方律师收费过高，配不上他们的实际能力；南方律师则抱怨北方律师虽然能力强，但却不愿透露自己的收费标准，就算面对合伙律师都不肯透底。全体律师意见一致的时候少之又少，不过他们确实全都认为金几乎不可能在阿拉巴马州的白人陪审团面前赢下这场税务诉讼。假如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么布莱顿的账目审查无论揭示了怎样对金有利的事实都没什么卵用，而他那高得离谱的收费标准自然也就更加扯淡了。律师们的辩护策略是凭空制造法律问题，诱使上诉法庭推翻依据税法判定的伪证罪。

金发现自己正在向任何可以为他带来希望的专家寻求鼓励，不论这份希望有多牵强或者专家有多昂贵。形势严峻的案情将他的顺从天性压榨到了极致，到最后只要他觉得某人有可能帮助自己就拉不下脸来与对方交恶。他发现虽然他所支付的费用比他的合理预期要高，但却比最大牌的律师们为最重大案件提供辩护时自认为有资格收取的费用更低。因此金的心态也很纠结，一方面觉得自己沦为了听任各位律师放血的冤大头，同时又非常感激各位律师的辛劳与付出；一方面觉得自己软弱无助，同时又坚信自己一定能逢凶化吉。金并不像斯坦利.利维森那样充满自信且惯于直言不讳——他的遭遇气坏了利维森，以至于后者当面将各位律师呵斥了一顿，骂他们眼里只有律师费，却顾不上金的反迫害辩护，因此理应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在所有全心全意帮助金的专业人士当中，最坚定且最无私的就是利维森。正是这份榜样的力量才使得他在默默坚持游说各方的时候没有遭到反感。利维森之所以得到了金的爱戴正是因为他惯于有话直说。不过金太害羞，不敢直接向其他民权领袖们求助，也不好意思将自己的个人利益与民权运动的集体利益划上等号。恰恰相反，他一直在试图拉开两者之间的距离。他曾经不厌其烦地与利维森以及哈里.贝拉方特等人讨论过个人责任与政治责任之间的哲学区别，并且表明了令对方大感惊讶的态度。金坚持认为他绝不能动用一分钱的“运动资金”来支付自己的私人开支，为此他还试图制定一套无懈可击的指导方针。交通罚单很显然是个人的责任，那么所得税指控书呢？满足哪些条件才能使其成为政治责任呢？他如何才能心安理得地动用运动资金来为自己辩护昵？贝拉方特与利维森都没有闲情逸致陪着金浪费唾沫。在他们看来，仅仅凭借帕特森州长幸灾乐祸的声明，这次的税务指控就无疑属于政治责任。

在纽约，贝亚德.拉斯廷成为了马丁.路德.金辩护委员会与“为南方自由而战”组织的执行董事。这两个组织已于3月底之前在纽约筹集了足够在《纽约时报》购买一整版广告页面的经费。筹措资金的呼吁启事由拉斯廷和贝拉方特共同起草。广告以“倾听他们日渐高涨的呼声”为题*，简要介绍了官方对静坐运动的反应以及对金提起公诉并且加以威胁的经过。文中写道：“在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学生们在州议会大楼门前的台阶上高唱《一曲我的国家属于你》之后，他们的领袖就遭到了学校的开除，好几卡车警察手持霰弹猎枪和催泪瓦斯环绕了阿拉巴马州立学院的校园……”广告继续写道，针对金的伪证指控是南方政府采取的反民权策略的一部分，旨在“针对这场平权运动实施斩首行动，从而打击非裔美国人的士气并且削弱他们的斗争的意志。”

3月29日的《纽约时报》刊登了这则呼吁，随后各界捐款纷纷涌向了金的辩护委员会，达到了广告费用的好几倍。一周后，阿拉巴马州总检察长宣布，帕特森州长命令他着手起诉《纽约时报》以及广告刊登者，罪名是诽谤阿拉巴马州政府的官方代表。4月8日，蒙哥马利治安专员苏利文写了四封一模一样的信，分别寄给了广告署名支持者名单上的四位阿拉巴马牧师——阿博纳西、夏特沃斯、莫堡的约瑟夫.洛厄里（Joseph Lowery）以及S.S.西伊，信中要求他们“充分且公正地撤回这条充满虚假与诽谤的广告”。收到通知的四位牧师全都吓了一跳，因为事先全都不知道这则广告的存在，更不知道别人用了自己的名字。

表达恐惧与甩脱嫌疑的电话立即将金家的电话线路堵了个水泄不通。四位牧师痛苦地向金抱怨，他们并没有允许拉斯廷使用他们的名字。他们还担忧地指出了广告文本当中的细节错误：蒙哥马利的学生们所演唱的不是《我的祖国属于你》而是《星条旗永不落》，警察也从未“环绕”阿拉巴马州立学院的校园，“环绕”这个词就好像警察把学校包围了一样。事实上警察全都集结在了校园的一侧。压力很快就被转嫁给了拉斯廷，他只是简单地告诉金，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小问题，肯定够不上中伤的标准。此外拉斯廷还提醒金，这四位牧师全都是领导大会理事会成员。别看现在他们抱怨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可要是报纸没有刊登他们的名字，而且他们也没有收到威胁信，那么他们肯定还会抬出自己身为领导大会负责人的身份更大声地抱怨自己受到了冷落。在双方彼此咆哮相互拌嘴的初始阶段，苏利文诉《纽约时报》案看上去并不太可能成为最高法院受理的里程碑式案件。对于金来说，这场纠纷最让他沮丧的一点在于他似乎已经陷入了某种定式当中：只要他呼吁求助，就总会陷入更深的困境，致使进一步求助变得更加困难。

2月26日星期五，劳森讲习会的学生们在纳什维尔发动的每日静坐运动已经进入了第二周。这一天警察局长宣布当局的忍耐已经达到了极限。他警告称，如果学生们继续在市中心的商店里示威，那么店家就会要求警方以非法入侵或者以扰乱治安的罪名逮捕他们。学生们已经做好了闯过这一关的准备。约翰.刘易斯连夜制定了一套非暴力行为规范，引导学生克服对于被捕的恐惧。神学院院长秘书将规范内容敲在打字机蜡纸上，结尾还添加了来自刘易斯的诚挚的诫：“要记住耶稣、甘地、梭罗以及小马丁.路德.金的教诲。”

第二天，示威队伍默默行进到市中心并且抵达了原定的店铺，每个学生都拿着一张油印单。充满敌意的白人青少年冲着他们大声叫嚣“胆小鬼”和“黑鬼”。一部分白人用石头、拳头和点燃的烟头袭击劳森手下毫不反抗的队伍，警方对此视而不见。当场共有七十七名黑人示威者与五名白人同情者遭到逮捕，上百名白人围观者纷纷鼓掌喝彩。当警察告诉约翰.刘易斯“你被捕了”的时候，这位一生都在致力于避免任何违法行为的人陷入了恐慌。首先他遭到搜身，然后被扣上了手铐，接着就被塞进了囚车。此时的他试图在脑海里屏蔽一切杂念，心里只想着自己制定的行为规范。等到囚车载着他和其他人驶向监狱的时候，刘易斯已经不再恐惧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阵从未体验过的兴奋之情。他相信他们已经挺过了最艰难的时期，就算以最严格的标准来看，正义也无疑站在他们这边。他们的热情随即高涨起来，以至于刘易斯与其他几名资深讲习会参与人员约定要推动他们的甘地主义见证运动更上一层楼。

2月29日星期一是刘易斯他们出庭受审的日子。正当法官毫无抑扬顿挫地宣读各位被告的有罪判决与罚款金额时，劳森讲习会指定的发言人突然站起来打断了法官的念诵。这位黛安.纳什（Diane Nash）是芝加哥本地人，和刘易斯一样专注于民权运动，不过口才更好。她告诉法官，几位被告人都决定宁愿坐牢也不缴纳罚金。她紧张地宣布：“遭到逮捕与定罪的各位被告都是不公正与不道德行径的受害者。如果我们缴纳罚金，那就等于助长与支持了此类行径。”纳什、刘易斯以及其他十四人随即被带进了监狱，实现了一年半以前金本人在蒙哥马利没能成功做出的甘地主义姿态。他们所树立的榜样立刻就显现出了极其动人的情感力量。同一批被告人当中有六十多人改变了主意，将准备好的罚金重新装回了口袋里，与纳什和刘易斯他们一起走进了监狱。这项判决结果令法庭外面的许多黑人大为震惊：一边是本地最为品学兼优的学生，另一边是暴力袭击他们的白人暴徒，事到临头之际他们的城市居然选择了将前者投入监狱。也有些人感到自惭形秽，因为非暴力学生遭受迫害的同时自己却选择了独善其身。詹姆斯.贝弗尔便是这批人当中受影响最深的一个。他不再躲在厕所自言自语，而是领导了新一轮示威。然后他就追寻着刘易斯的足迹一路来到了监狱，并且得到了刘易斯的热烈欢迎。

静坐活动的壮观景象对于贝弗尔的转变起到了关键作用，类似的转变也正在情绪激动的黑人群体当中快速蔓延了开来，以至于市长本.韦斯特（Ben West）不得不出面调停。为了换取示威活动的暂停，他表示愿意释放被捕的学生并且成立由黑人与白人共同组成的委员会，从而对市中心商店里的种族隔离问题提出解决建议。于是纳什、刘易斯、贝弗尔以及其他学生们就昂首挺胸地走出了监狱。老资格民权组织长期以来与南方各地政府之间的较量始终徒劳无功，他们的众多要求一直都遭到了政府的拒绝，而学生们初次上阵就成功地迫使一个南方城市认可了其中的一项要求。不过胜利的喜悦还没来得及消散，紧接着便传来了坏消息：范德堡大学的受托人既没有召开听证会也未经学院批准就将詹姆斯.劳森从神学院开除了。这条消息随即占据了《纽约时报》的头条，随后全国报刊都开始报道范德堡大学与全体教员之间激烈的冲突。大约四百名范德堡教师选择辞职以示抗议并最终成功地恢复了劳森的职务。与此同时，勇敢无畏的黛安.纳什带领一批抗议者来到了位于灰狗巴士总站的午餐中心——抗议者与市长签订的停战协定并不包括这里。让整个城市吃惊的是，这里的管理人员若无其事地满足了学生们的午餐要求，一点乱子都没出。正当范德堡大学的受托人对劳森展开打击报复的同时，种族隔离的藩篱却在灰狗巴士车站被人推得东倒西歪。早期静坐活动的模式就这样得到了确定：不断的奇袭与彻夜的会议，接踵而至的胜利与挫折，以及在黑白双方年青人的挑战面前往往采取守势的老一辈们。

2月25日，蒙哥马利的阿博纳西家中举行了一场计划会议。会议结束后，三十五名阿拉巴马州立大学的学生走进州议会大厦地下室的自助餐厅要求用餐并且毫不意外地遭到了拒绝，然后他们就起身走了出去。这场表面上波澜不兴的事件随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尤其是彰显了蒙哥马利和纳什维尔之间的区别——以阿拉巴马州的标准来看，纳什维尔堪称大城市，而且还具有南北边境城市所特有的灵活属性。学生前脚刚刚离开州议会大厦，帕特森州长紧接着就召见了阿拉巴马州立学院院长H.康瑟尔.特伦霍姆博士——这位黑人群体的支柱多年以前曾经遭到弗农.约翰斯的公然嘲讽，说他是“半年才来访问一次教堂的稀客”。州长开门见山地命令特伦霍姆辨认出所有要求在白人餐厅用餐的黑人学生并将他们开除。帕特森并不担心他会像范德堡大学的劳森事件那样触动全国对于学术自由的敏感神经。事实上他还专门叫来了记者报道宣传他发号施令的场面从而彰显自己的强硬路线。日后他这样复述了自己与特伦霍姆的对话：“阿拉巴马州的公民们不愿意浪费纳税人的钱来教育违法份子与种族煽动家，如果你坐视不管，那么你们的学校休想再从政府拨款当中拿到一分钱。”管理阿拉巴马州立学院五十多年的特伦霍姆只回应了记者一句话：“除了顺从我别无选择。”第二天怒火难平的学生领袖们公开抗议了州长羞辱学院院长的行径，并且强调他们只不过是要求在公共建筑内用餐而已。从伯明翰赶来的弗雷德.夏特沃斯声称帕特森对特伦霍姆的恐吓“本质上是极权主义的体现。”

这一周周五夜晚，大约四千名黑人——其中包括阿拉巴马州立学院的大部分学生——在哈金森大街浸信会教堂举行了集会。这也是自从公交车抵制运动以来蒙哥马利举行的人数最多的集会。学生领袖伯纳德.李（Bernard Lee）发现自己一不小心居然与好几位大人物站在了同一座讲台上，包括夏特沃斯、阿博纳西以及刚从亚特兰大回到蒙哥马利接受伪证指控的马丁.路德.金，而且他得到的热烈掌声丝毫不亚于后面这三位阿拉巴马最著名的黑人领袖。突如其来的地位提升使得沐浴在群口赞美当中的李忍不住飘飘然起来——一周之前他还只是一个社区大学的学生，拉扯着三个孩子的已婚父亲，以及蒙大拿州战略空军指挥基地的老兵，职责是看守核武器。他经常夸口声称自己负责照管的核武器威力如此巨大，足以让整场二战相形见绌，沦为“轻松愉快的野餐”。李的外号是“果冻”，因为他最爱吃果冻。李的这些举动以及在社会上的见识促使他在过去两年间成为了校园餐厅抗议活动的领袖。这段经历带来的历练又在两天前把他推到了州议会大厦抗议活动的第一线。如今正是李发起集体签名反对帕特森州长，他的大名也得到了同学们的一致赞扬。在集会上大家对李的发言报以震耳欲聋的掌声，他也被推上了新一轮运动的舞台。金笑着对李说：“好家伙，这里的人还真爱戴你啊，不是吗？”

当晚散会之后，参与抗议的三位牧师来到阿博纳西家聚餐并且邀请了李。这顿饭同样给李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这是他第一次见识到布道人政治圈子里的惯常做法。讲台之下三位布道人讨论得热火朝天，话题从《圣经》跳到了布道坛上的笑话，又跳到了高深的非暴力运动策略。更令李大开眼界的是，这三人在谈笑间就轻松消灭了一大堆炸鸡。这天晚上的经历与见闻对于李产生了脱胎换骨的影响。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也完全可以成为一名牧师。过去四年里他的奋斗目标一直是拿下会计学位，现在这个目标与曾经的人生规划以及对于妻子家人的牵挂全都被他抛到了脑后。如今他开始向着一个崭新的目标进发——也就是成为金的贴身侍卫。他如此投入这个全新的身份，以至于日后曾经夸口声称自己的情绪、冲动乃至健康周期都完全与金步调一致。

纳什维尔第一次大规模逮捕抗议学生的当天，蒙哥马利各方情绪高涨，全市到处流传着学生要在市区快餐厅静坐的消息。这条传言引起了几支自发组成的愤怒白人巡查队的注意——队员们全都配备了棒球棍。蒙哥马利还没有开始静坐行动，但在白人义警与普通黑人顾客之间偶尔也会闪出暴力的火花。到了周六，一名白人男子与黑人妇女在人行道上扭打了起来，白人男子的同伴趁黑人妇女不备一棍抽在了她的后脑勺上。这场冲突的性质或者涉事人员的姓名全都确凿无疑，因为周日出版的《广告报》刊登了冲突现场的照片，还在说明文字当中提到了袭击者的姓名。在场的白人摄影师和记者都表示，冲突现场旁边的警察始终在袖手旁观，敲打在黑人妇女头上的球棒断裂声隔着半个街区都能听到。帕特森州长宣布将本次事件的调查工作交给地方官员，他本人并不打算过问这件事。在公交车抵制运动后接替克莱德.塞勒斯担任警务专员的L.B.苏利文（L. B. Sullivan）随即指责黑人学生们才是本次事件的根源，他还指责《广告报》不该刊登冲突现场的照片。《广告报》报社编辑小格罗夫.霍尔一方面认为造成当前局势的主要责任并不在黑人学生身上，而是要归咎于“莽撞且遭到误导的黑人青年”与“白人暴徒”，另一方面又为自家报纸出言辩护并且还击了治安官的指责。“苏利文的问题并不在于端着相机的摄影师，苏利文的问题在于挥舞棒球棍的白人。”

袭击发生后的次周周一，金在蒙哥马利法院大楼接受了偷逃所得税的指控。他完成了讯问笔录，按压了指纹，并在缴纳四千美元保证金之后得到释放。随后他穿过繁华的购物区步行了六个街区，途中经过了黑人妇女上周六遭遇袭击的地点。他告诉跟着他的一小群黑人，他要立即向世人表明重新致力于非暴力运动的决心，他坚信黑人们绝不能听任自己被逆境吓倒。之后金回到阿博纳西家参加了一场热烈的战略会议。学生们希望效仿南方其他地区的同龄人在蒙哥马利也举行静坐活动，但大多数成年黑人更担心阿拉巴马州立学院还能不能办下去。特伦霍姆院长一边竭力争取州政府的支持，另一边又不愿辜负学生们对他的尊敬，内外夹攻的压力令他几近崩溃。最后还是学生们做出了让步，同意将静坐运动改为在州议会大楼前的台阶上举行祈祷仪式。

第二天，超过一半的阿拉巴马州立学院学生走上了市区街头。伯纳德.李做了简短发言。一位女生演唱了高音版《主祷文》。这名女生的声乐老师，也是金的老朋友罗伯特.威廉姆斯被这段演唱深深打动，以至于当场表示她已经提前通过了本学期的乐理课考试。接下来全体学生齐唱《星条旗永不落》并步行返回了学校。第二天，尽管特伦霍姆院长苦苦哀求，希望对涉事学生仅仅给予留校察看的处罚，但阿拉巴马州立学院董事会仍然开除了伯纳德.李以及其他八名“元凶”。从街头进军到开除学籍，学生们面临的挑战正在加速升级。

金回到亚特兰大为出庭受审做准备，但来自纳什维尔、蒙哥马利以及南方各地沸腾校园的快讯就像炸弹一样向他砸了过来。蒙哥马利举行祈祷仪式的同一天，在南卡罗来纳州奥兰治堡县，四百多名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和克拉福林学院的学生前往市区游行并且来到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快餐厅静坐。提前得到消息的警察与州政府派遣的特勤小组集中部署兵力拦截学生示威者，并且使用了催泪瓦斯和高压水枪。最后有388名学生被捕。浑身湿透、几乎窒息的学生们被赶进封闭的公园里，警方的凶狠手段以及他们自身的沉着冷静都令他们感到颇为意外。查尔斯.麦克杜（Charles McDew）是奥兰治堡游行示威的领导者，他在混战中被警方押上警车之后看到一位女生因为被高压水枪击倒而摔伤了腿，体格庞大的当地橄榄球明星大卫.迪肯.琼斯（David "Deacon” Jones）把她搀扶了起来。琼斯脸上见不到一丝怒火，只有平静的悲伤。日后这一幕时常在麦克杜的眼前浮现，尽管他并不特别认同非暴力精神甚至基督教，但他依然坚信，宣扬温顺与人性的教义当中潜藏着无法回避的力量。

奥兰治堡是3月份第一个举行游行示威的城市，接下来又有四十多座城市爆发了学生示威活动。此时静坐运动已蔓延到了佐治亚州、西弗吉尼亚州、得克萨斯州以及阿肯色州。在蒙哥马利，阿拉巴马州立学院的学生在群众大会上发誓，假如此前被开除的九名同学不能复学，今年春天他们就拒绝注册入学。而校方则在州政府的持续重压下决定禁止未注册的学生去餐厅就餐。对此，阿博纳西承诺将领导一场从城市各个黑人教堂出发的祈祷行军从而支持学生。苏利文专员则公开警告，“如果这些黑人坚持在州议会大厦跟前聚众闹事，公然炫耀他们的傲慢与嚣张气焰”，那么警方必将展开报复行动。当阿博纳西带领行军队伍走出德克斯特教堂，正试图向不远处的议会大楼进发的时候，他发现警察、消防车和大群来自附近区县的武装暴徒挡住了去路，他只好折返了回去。第二天，学生们试图重振抗议运动的势头，打算就在小区内部举着标语牌游行一番。这样一来学校的管理层就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他们的雇主一再向他们施压，公交车抵制运动的记忆也灼烧得他们越发难受。为了保护学校，他们将示威学生赶出了校区。学生们刚刚走出校门，大批警察立刻蜂拥而至，以免学生们下一步进城示威。随后赶来的增援警力带来了催泪瓦斯与卡宾枪，甚至还有几挺冲锋枪。学生们被困在了学校院墙外的街道上，只能漫无目的地乱转。这是静坐示威以来蒙哥马利首次大规模逮捕示威者，共有三十五名学生被警察拖走。眼看着此情此景，一位女教授陷入了焦虑与挣扎，实在不知道警方与学生谁更不像话。万分憋屈的她向几位女学生发起了脾气。她冲着五名被赶进巡逻车后座的女生叫道：“你们非得挤在一起干什么？就不会让他们再调一辆车来？”结果警察立刻把她也抓了起来，罪名是干扰执法。

眼看着蒙哥马利学生运动遭到打压，白人当局的力量也完全调动了起来，阿博纳西发现自己遭到了黑人领导层的孤立。尽管他竭尽全力想要召集各位领导人团结一致，但就连他本人担任一把手的蒙改联理事会都拒绝批准任何支持学生的声明或者弥撒大会。不同于公交车抵制运动，学生静坐运动遭到了公然的暴力镇压，并且对阿拉巴马州黑人社区经济中心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压力之下每个人的神经都紧绷了起来。夏特沃斯私下批评阿博纳西，说他接替金执掌蒙改联才过了五周就已经无法控制理事会了。阿博纳西厉声呵斥道：“弗雷德，听好了，我可不是独裁者！”他还毫不客气地指出，夏特沃斯自己也没能在伯明翰的静坐运动当中为学生们争取到更多来自成年人的支持。*

最初一波学生抗议活动持续了两周时间，这段时间恰好是在金成为以便以谢教会新任联合牧师并且发表最初两场布道之前。当然这只是个无伤大雅的巧合而已。对于金来说，此时发生的另一项巧合则要凶险得多。正当这一轮抗议活动开始时，一条相当阴毒的谣言也传到了他耳中：阿拉巴马州的官员们在1月18日从他身上榨取了一笔退缴税金之后依然不满意，还想进一步收拾他。从法院大楼内流传出来的闲言碎语声称阿拉巴马州政府的律师们正在把金的名字置于大陪审团的审视之下，并且打算给他安上足以导致数十年牢狱之灾的罪名。甚嚣尘上的谣言使金警觉起来，于是他开始提前下手寻求法律与财务援助。他向哈里.贝拉方特和演员西德尼.波蒂埃发去紧急电报，同时请求罗伊.威尔金斯为他介绍全美最好的刑事辩护律师。威尔金斯推荐了两位协进会委员会成员。这两人当中有一位在纽约任职的休伯特.T.德兰尼法官（Hubert T. Delaney）。金言辞谨慎地给他写了一封信，请求他接待自己的“特别助理”贝亚德.拉斯廷并且听取拉斯廷关于案情机密的汇报。随着静坐活动进入第三个星期，金本人也赶赴纽约向他的潜在辩护人说明了情况。

从纽约返回亚特兰大的路上，金中途在北卡罗来纳州停了一站去拜访道格拉斯.穆尔，还在刚刚从蒙哥马利赶来的阿博纳西的陪同下参观了达勒姆市中心F.W.伍尔沃斯百货店的快餐厅。他到场的时候柜台已经歇业了，因为商场主管们徒劳地希望延期营业能让学生们忘却抗议。当晚金在当地的一场集会上发言声援北卡罗来纳州中部各个城市继续推进静坐运动。“早晚会有这样一天，遭受压迫铁足无情践踏的人们将会感到忍无可忍。”他重复了自己在公共汽车抵制运动刚开始时的煽动性台词。“种族隔离所体现的价值体系与民主观念以及基督教教义截然相反，全世界所有逻辑学家的逻辑论证都无法让双方同床共枕。”

这些都是金的演说当中的常见主题。这一次的演说与平时的明显不同在于他很早就明确支持这场抗议运动。他这样描述道：“（本次运动）注定会成为当前时代彪炳史册的事件之一。”在黑白双方的民权领袖当中唯有他将学生们视为成人政治当中的成熟力量并且不吝溢美之词：“你们这场斗争的新颖之处在于它完全由学生发起、领导与维持。美国学生正是通过这样的新型斗争走向了成熟。现在你们在全世界争取自由的斗争当中也占有了光荣的一席之地。”这段发言透露出来的尊敬语气在当时十分不同寻常，当时的公众往往认为无论学生们取得了怎样的成就，他们依然不堪大任，只能在社会活动中担当配角。而静坐这种新颖且法无明文的抗议方法此时尚未赢得主流民意的支持，仅仅招致了困惑的审视与广泛的猜疑。在这一阶段，就连主流黑人报纸在报道静坐运动时的口径也同样谨小慎微，将其视为青少年追逐新潮的玩闹之举，尽管其目的在一定程度上还算值得称道。学生们没有得到成人民权组织的控制或者批准，因而协进会的法律辩护基金会也没有为遭到拘捕的首批学生进行辩护。

过去三年里金一直想做却没有做成的事情就是寻找一种对抗种族隔离法律的非暴力斗争方法。今天的学生们恰恰正是采取了这样的行动，因此他才会对学生们大加赞扬。金曾经绕行半个地球，只为努力克服晦涩的甘地主义难题。他无数次宣称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为信念而牺牲，但却一直不太愿意在相对安全的演讲台之外实践自己的想法。他在理论深厚的非暴力讲习所里面费劲心思想要解开一堆纠缠不清的死结，可是单纯天真的学生们面对同一堆死结却来了个快刀斩乱麻。金的宽厚品性使他能够毫不费力地给予学生们应得的赞扬，至于萦绕在他心中的顾虑则无疑加深了他对学生的钦佩之情。即便是现在金也没有准备好与学生们一起静坐，没有准备好亲身触犯种族隔离法律。他在达勒姆并没有承诺这样做，但这一做法的吸引力还是促使他向学生们说出了肺腑之言：“不要害怕坐牢。如果政府官员因为我们打算捍卫自己的权利而威胁要逮捕我们，那么我们一定要这样回答：‘我们情愿填满南方各州的每一座监狱，并且已经做好了准备。’因此我恳请你们继续斗争下去。”“填满监狱”成为了金的全新战斗口号，根据黑白双方的标准来看都极具煽动性。

就在金刚刚开始热情地鼓励学生们的抗议活动时，他自己的危机预感也在另一处地区得到了应验。就在达勒姆演说之后的第二天，两名佐治亚州治安官带着阿拉巴马州签发的逮捕令来到以便以谢教堂办公室抓走了金，罪名是作伪证。金没有反抗并且随即被关进了县法院。正所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充满震惊的小道消息立刻从奥本大街迅速蔓延到了西区。金老爹立刻率领一大帮律师以及其他好几名素有名望的黑人冲进法院，想要尽快摸清金的罪名究竟是什么。一开始他们听说金犯了重罪的时候还不敢相信，随后法院进行了确认，最终他们只得接受了这一令人揪心的事实。然而进一步消息却表示金的罪名源于阿拉巴马的税收问题，律师们先是感到大惑不解，然后纷纷气得火冒三丈。他们当中有好些人都很清楚金已经缴纳了有争议年份的退缴税。一名接受并缴纳了州定税额的纳税人遭到起诉并沦为罪犯几乎是前所未有的奇闻。退一万步说，正常的诉讼程序也应该是由州政府指控逃税，而逃税只是轻罪。在阿拉巴马州的历史上，金是第一位因为逃税重罪而遭到起诉的公民，指控的具体内容是伪造1956年与1958年的纳税申报单并签名。人们纷纷猜测阿拉巴马政府之所以起诉金是为了在政治层面杀一儆百，就算将州政府的权力推向极限也在所不惜。当年担任总检察长时曾经领导镇压公交车抵制运动与协进会地方分会的现任州长约翰.帕特森丝毫不打算否认这种猜测。当他签署将金从佐治亚州引渡回来的文件时曾经愉快地当众讽刺道：“想要跳舞却不给乐师付钱怎么能行呢？”

静坐运动偏赶上伪证指控，这两者的相互交织对于金来说真是充满讽刺的残忍一击。就在他决定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动员理想主义青年抗议者们填满监狱时，阿拉巴马州政府却精准地击中了他的软肋。一旦逃税罪名成立，即使是被白人法院定罪，金的公众形象也依然将会蒙上一层阴影。锒铛入狱的他将不会被人们视作种族迫害的殉道者，而是会被他们当成一名言清行浊铜臭熏心的神棍。自从踏上事工道路那天起，金就下定决心不能成为这种人，并且一直竭尽全力在自己的教会里扭转此类歪风邪气。在金看来，很有一些布道人惯于散播看似有理实则充斥着犬儒主义的教诲，并且将原教旨主义教条当成剥削信众的工具。作为一名布道人，他的毕生抗争都源于针对此类作风的反叛与抵制。帕特森州长的行径却毫不留情地嘲讽了他的奋斗目标。万一州长的意图得逞，不仅会毁灭金的自我认同，还会破坏他的信仰基础。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前路渺茫。被捕当天经受传讯过后，他一回到家里就取消了几天后前往芝加哥与加利福尼亚演讲的行程安排。他觉得自己无法面对观众，无法昂首挺胸，无法确定自己是否还有勇气。不过很快他就想通了：如果他一味患得患失，不能继续前行，那么他还没上阵就已经输了。一鼓作气的金重新预约了演讲安排，并在当天下午乘坐随后的一班飞机飞到了芝加哥。

尽管针对金的逃税指控并没有登上美国主流报纸的头版，但相关消息依然在民权团体之间迅速扩散了出去。罗伊.威尔金斯立刻宣布协进会将要竭尽所能地为金提供辩护。各家黑人报纸纷纷公开指责这一指控带有政治色彩。尽管源源不断的支持为金带来了极大的鼓舞，但他依然意识到了外界支持的局限性。即便是那些交口赞美他品格高尚的人们也不会一口咬定他清白无辜。假如遭到逼问，他们只会岔开话题：就算金在纳税的时候犯了一点小小疏漏，但他遭到迫害的原因依然是身为黑人领袖为族群谋福利。换句话说他们的心中总还是存在着一丝怀疑。如果金最终遭到定罪收监，那么他可就真要掉进沟里爬不出来了。走投无路的金试图先发制人，另行组建一个审理委员会从而对抗阿拉巴马州法院的审判。他试图召集最有声望的白人领袖——哈佛法律学院域神学院的院长、全国基督教促进会会长、南部浸信会主席——组成第一流的委员会来审查自己的税务记录，但这项努力没有成功。

亚特兰大市最有名望的黑人教士们高调聚集在一起起草了一份声明以谴责针对金的指控——这条新闻已经占据了各大黑人报纸的头版头条——也就在这一天，城里的另一群领导人低调碰面，旨在化解亚特兰大学静坐运动的威胁。塞缪尔.威廉姆斯博士——金在摩豪斯的哲学教授、浸信会牧师以及领导大会当地分支机构负责人——与亚特兰大大学所有六所学院的院长们一起出席了后一场会议。摩豪斯院长本杰明.梅斯告诫学生们，在亚特兰夫发生的任何“激烈事件”都会被归罪于金，因此眼下这个当口他们千万不能为金添乱。最终学生们同意暂时先不参与静坐运动，转而仿照《独立宣言》的文风起草了一份申诉声明。亚特兰大的具体情况与其他城市不同，因此在这里的斗争手法也要因地制宜。学生们做出妥协的同时并没有说明这份宣言是不是下一步发动静坐运动的序曲。摩豪斯学院的朱利安.邦德（Julian Bond）起草了声明的大部分内容并将其呈交给了各位学院院长。邦德的父亲是亚特兰大大学的系主任以及两所黑人学院的前任院长，他小时候由W.E.B.杜博斯亲自开蒙，还旁听过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课程。

当时谁也没工夫细想格林斯博罗静坐示威与以往的示威活动有什么不同。在过去三年里，至少十六个城市里都发生过类似活动，而且全都只是一阵风而已。得到新闻报道的示威活动少之又少，而且所有此类活动全都迅速消失在了公众视线之外，对于其他地方的民权运动形势没有起到一丝一毫的催化作用。相比之下，格林斯博罗静坐示威却成为了整个六十年代民权运动大潮的标志性事件。几乎可以肯定，示威初始阶段的欣欣然氛围是缺乏规划的结果。四名伍尔沃斯的学生一开始并没有自我设限，没有明确的战术目标，事先没有接受训练或者进行演习，更没想过自己将会面临多少反对力量。最重要的是，他们没有料到伍尔沃斯百货店的白人经理非但没有威胁要叫警察来把他们抓走，反而手足无措满面羞赧。学生们惊讶地发现，奉行种族隔离的白人世界居然在他们面前采取了守势。他们心中原本的恐惧随即变成了兴高采烈。

第一天的格林斯博罗静坐示威完全是一场随心所至的活动，这场活动的欢脱特质很快就在民权活动家的人际网络当中传播开来。这些活动家们全都正在朝着相同的目标摸索前进，这次事件自然令他们颇感兴趣。示威第一天晚上，第一批四名抗议者自行联系了弗洛伊德.麦基希克（Floyd McKissick）——一位特立独行的律师以及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青年委员会的领导人。麦基希克曾参与道格拉斯.穆尔牧师的达勒姆冰淇淋店诉讼以及其他小型静坐活动。这次得到通知后，麦基希克与穆尔随即赶到了就在达勒姆附近的格林斯博罗。与此同时这个消息也在各种相互平行的信息渠道上迅速传播开来，以至于2月2日事发第二天，早在公共媒体刊登出关于本次静坐示威的任何消息之前，白人占大多数的全国学生联合会的一名副会长也赶到了格林斯博罗。

到了第三天，示威人数超过了八十人。道格拉斯.穆尔向身在纳什维尔的詹姆斯.劳森电话通报了一连串的新闻简讯。他认为这次抗议活动的规模将会持续扩大。许多成年人已经到达当地从事幕后组织协调工作，而且热情的学生志愿者们全都非常乐意接受这些成年人提出的组织原则。静坐示威的指挥中心设在了北卡罗莱纳农工州立大学。中心的运作简单干脆，就像军队一样高效——主要工作包括向新加入的抗议者就非暴力运动的注意要点进行指导，平息谣言，根据需要派遣精力充沛的新人来取代现场抗议人员。穆尔还报告称，最重要的是达勒姆、来罗利以及北卡罗来纳州其他城市即将各自发动静坐示威，从而声援格林斯博罗。穆尔知道劳森此前一直在纳什维尔筹备一场全新的抗议活动，于是他敦促劳森加快工作进度，促使运动扩展到其他州。劳森答应尽力而为。随后穆尔又打电话通知了其他人，包括和解团契的格伦.斯迈利。麦基希克则打电话通知了平等大会的高级职员戈登.凯利（Gordon Carey）——他曾经在去年为怀亚特.沃克（Wyatt Walker）的里士满游行和迈阿密静坐活动工作过。静坐第一周的周末凯利就从纽约飞到了达勒姆。周六这天，四百余名学生参加了格林斯博罗的静坐活动，城里另一家大型廉价商场克雷斯也被添加到了示威场所的名单上。一条炸弹恐吓中断了当天的示威游行，接下来三K党徒和青年帮派成员也挤进商店里恐吓示威者，整个星期都在拼命保持礼貌的商店经理们则威胁要采取法律手段。

如此严重的报复还没来得及降临在格林斯博罗，第二周周一在罗利、达勒姆和温斯顿-塞勒姆等等好几个北卡罗来纳州城市都爆发了全新的静坐活动。三天后，在动身前往市中心的种族隔离快餐厅之前，学生们聚集在格林斯博罗附近的海波因特的一座教堂里，当时从伯明翰赶来的弗雷德.夏特沃斯正在为该教堂的牧师进行周中布道，于是他就成了第一位来自北卡罗来纳州以外南方腹地的静坐运动目击者。他看到衣冠整洁的学生们井然有序地走出教堂，就像在一场民心所向的战争初期阶奔赴前线的士兵那样士气高昂。他听说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其他城镇也正在发生同样的情形——只不过规模更大。夏特沃斯立刻打电话通知了亚特兰大领导大会办公室的艾拉.贝克。他不是第一个向她汇报静坐活动的人，但他是领导大会布道人内层圈子里第一个发出声音的权威人物。他如此这般地告诉贝克：“你必须告诉马丁，这次的事情我们必须跟进。”他还补充道，这次静坐将会“震撼世界”。

在海波因特静坐后的第二天，这一轮示威运动首次跨越了州界。一位领导大会的布道人在南卡罗来纳州石山市打电话向麦基希克报告说，他这边的示威者们已经“蓄势待发了”。示威者在周五从他的教会出发前往快餐厅，这一天罗利警方逮捕了坐在格林斯博罗市伍尔沃斯百货店的四十一名学生。戴着手铐、双目紧闭、心跳怦然的学生们拖着脚步跨过了监狱的门槛，但是就像四年前的公交抵制者们一样，他们很快就被保释出狱了。他们发现自己的身份并没有因为入狱而被碾碎。他们不仅安然无恙，而且并不觉得自己已经沦为了社会渣滓。一股如释重负的暖流随即托举起了他们的情绪。

在周五晚上的纳什维尔，劳森主持了静坐示威开始以来的第一场弥撒大会。大约有五百名新加入的志愿者与七十五名非暴力讨论会的资深参与者挤进了第一浸信会教堂。考虑到只有一小部分学生接受过培训，劳森和其他成年人主张推迟这次示威。非暴力运动不是儿戏，这个城市早晚会把示威者关进监狱，而他们的组织——纳什维尔基督教领导大会，也就是金的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的当地分支机构——连一百美元的准备金都没有，他们需要时间来筹集保释金。然而成年人的谨慎告诫到底没能拗过学生们的高涨情绪。于是劳森亲自在弥撒大会现场主持了一期非暴力速成班，一直说到了深夜。他列举出了百余种可能的突发事件并且告诉大家应该如何应对：如何避免违反《游荡法》，如何有序地在餐台边上轮班静坐，某位静坐者上厕所的时候其他人如何占住空位。甚至就连服饰打扮都要统一要求：女生一律穿丝袜蹬高跟鞋，男生一律穿正装打领带。劳森还强调，如果新人们遇到拿不准的情况，应该效仿曾经做过示范的研讨会成员的行为方式。

到了午夜时分，示威参与者们在紧张不安的祈祷声与“祝你好运”的低声祝福声中分头散去。劳森的后勤计划在第二天早上执行得很顺利。教会的汽车从第一浸信会教堂出发，途经纳什维尔四个黑人学院（菲斯克大学、田纳西州立学院、梅哈里医学院和浸信会神学院）附近的指定接载点跑了一圈。当所有人都聚集在第一浸信会集结区之后，劳森带领着五百多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出发了。纳什维尔曾在南北战争期间反复易手十几次之多。这天早上，当衣着整齐的黑人大学生们鱼贯进入市中心的餐厅里等待上菜的时候，城里的白人们逐渐意识到他们再次迎来了一支闻所未闻的攻城大军。

纳什维尔的学生注定要将自己打造成为南方非暴力运动领域规模最大、纪律性最强、斗争意志最坚决的团体。他们把静坐运动扩展到了第三个州。他们的成功强化了民权运动学生团体的运作模式——从校园里招募人手，在教堂里整顿兵马，由布道人出谋划策。静坐运动的初期成果令人鼓舞。劳森一直与金、艾拉.贝克、道格拉斯.穆尔以及许多其他人保持着密切的电话联系，这些人又会打电话联络那些可能有助于开辟其他战线的熟人。截至2月底，静坐运动已经遍及了南方八州三十一个城市。但是大部分白人与黑人媒体对于静坐运动的新闻依然鲜有关注，主要是因为人们觉得学生的古怪行径无非是一时兴起的玩闹之举。穆尔预测接下来的静坐运动很快就会捅破这种自以为是的心态。他告诉记者，“如果伍尔沃斯和其他商店认为这次的事情就像大学男生闯进女生宿舍抢内裤一样不值得认真对待，那么他们最近显然并没有咨询社会学家的意见。”

1960年1月底，金夫妇回到蒙哥马利参加了金在德克斯特教会主持的最后一场礼拜仪式。夫妻二人从德克斯特会众手中接过了一套雕花银质茶具，也从他们口中听到了无数依依不舍的道别。到了第二天，也就是2月1日星期一晚上，阿博纳西主持了一场场面更加华丽的“爱与忠诚见证大会”，两极分化的谦卑与庄严情感交相辉映，将大会现场淹没在一片几乎不存在于其他任何场所的温暖和谐当中。当阿博纳西讲到蒙哥马利的黑人依然还在遭受心理遇政治两方面的压迫时，拥挤的听众席上传来了一片震耳欲聋的“阿门”——即便在公交车抵制运动取得胜利之后，依然有太多黑人一上车就被打发到车厢后半部分；公交车上依然看不到黑人司机；街头看不到哪怕一个黑人警察“在学校门前护送我们的孩子横穿街道，就像白人孩子得到护送那样”；拥有投票权的听众依旧寥寥无几；甚至就连金本人也没能在公共场所的入口处移除“白人”与“有色”的标牌。这些悲叹进一步反衬了听众们对于金的崇拜之情。就像耶稣一样，金也被人们颂扬成为了一名谦谦和和骑着驴驹的救主。至少由九家教会唱诗班组成的合唱团在仪式开始前演唱了一首名为《融合之歌》的进堂诗，歌中把传统的浸信会叠句“当我们全都去了天堂”改为“当我们全都知晓了正义”。

在仪式进程中还有另外五个唱诗班向金表达了敬意。在金将蒙改联的议事槌正式移交给阿博纳西之前，蒙哥马利各大黑人行业协会与社团的代表们——其中包括理发师、商人、美容师、医生、牧师以及其他群体——都纷纷走上前来向金致敬并献上礼物。最后登场的是搬运工协会，他们的赠礼是一个装满现金的木头箱子。箱子的宽度与金的双肩齐平，深度从金的下巴直到胸腹交界之处。金像国王一样接受了所有的礼物，但是接下来他立刻表示最后这口箱子里的钱要平均分配给蒙改联与领导大会，这一姿态令很多人都摇头称奇。“我是说一分钱都不能留，”他打趣说道。这句俏皮话不动声色地挖苦了神职人员惯于账目作假损公肥私的名声。接下来他又非常认真地补充道，“这么重的礼物我可配不上。”然后全体人员一起唱起了《以爱相连》这首歌并且接受了祝福。

这场欢送会标志着金切断了他和蒙哥马利之间最后的羁绊，也标志着他的职业生涯的第一阶段就此告终。在许多方面这一阶段都为他带来了多年的挫折。即使是出国旅行与白宫谒见这样看似风光的活动也令他遭受了难以言说的烦恼。在职业生涯刚刚起步的时候，他满心以为可以通过政治福音来实现更为宏大的目标，因此他才会毫不吝惜地将大量精力投入上千场演讲中，但是事实却证明他寄托在政治福音身上的希望只是水中捞月而已。这些挫折对于金造成了极大的打击，尽管他身边的大多数人都猜不到他究竟多么郁闷。但是这一阶段同样给他带来了许多此刻他还意识不到的好处。金很早就厌倦了荣誉，因此也就摆脱了声名鹊起带来的头脑发热与自以为是。盛誉加身的锤炼进一步强化了他身上原本就已经相当可观的沉稳气质。雄辩家的形像使他迅速蜚声全国，以至于他在短短几年里就积累了足够毕生受用的人脉，其中不乏青史留名的重要人物。金还通过一场场演讲学会了辨识各种听众群体的情绪与反应，更重要的是让他意识到了自己的演讲天赋并不足以包打天下，必须得到其他手段的补充。

正当“爱与忠诚见证大会”进行得热火朝天之际，命运设计了一系列妙到毫巅的事件，为金这些年来积累的经验教训找到了用武之地。就在举行大会的同一个晚上，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博罗周边几所黑人院校的学生们纷纷激动起来，因为他们听说了四位大一男生当天白天的所作所为。这四位年轻人的举动已经成为了传说，甚至就连他们在动手之前的言论都成为了传说的一部分。在一次闲谈中有人说：“我们还不如现在就去。”另一个人回答说：“你说真的？”第一个人说：“当然说真的。”然后四个人就去了市中心的伍尔沃斯百货店并且溜到神圣不可侵犯的白人用餐专区就座。黑人女服务员对他们说：“都是你们这样的家伙给我们的种族抹黑。”并且拒绝为他们服务。但四位学生不仅整个下午都泰然自若地坐在原地，还许诺第二天早上十点钟还要回来继续他们所谓的“静坐抗议”。那天晚上，四位陡然成名的学生在北卡罗来纳州大学校园里与当选学生领袖们碰了头，更有传闻声称其他志愿者也打算第二天早上跟他们一起去。随着校区间的电话通信越发频繁，这则消息也越传越广递，甚至有小道消息声称格林斯博罗学院的一些白人学生也想参加本次抗议。学生领袖安排了明天的行动日程，以便学生们可以轮流参与同时避免缺课。到了周二，十九名学生和昨天的四名新生一起来到伍尔沃斯坐了下来。到了周三“静坐抗议”蔓延开来时，参与学生人数已经增加到了八十五名。

1959年年末，金终于承认自己无法克服当前环境的限制。他决定亲自动手来巩固已经苦苦挣扎了将近三年的领导大会。这项决定意味着他几乎必然要搬到领导大会总部所在地定居——换句话说就是要回到亚特兰大。亚特兰大是美国南方各州的门户，几乎一切出入南方的人流与物流都要经由此地，金也不例外。搬到亚特兰大意味着每年能节省好几个月的转机候机时间，用不着在亚特兰大机场里空耗时光。当然，回到亚特兰大也意味着回到以便以谢教会与父亲身边。刚刚步入花甲之年的老金牧师一直不停地敦促儿子回家继承以便以谢的布道坛。自从二十世纪开始以来，这座布道坛一直在家族内部传承，老金牧师实在不想便宜外人。

金很清楚，返回亚特兰大却躲开以便以谢教堂肯定会令父亲伤心欲绝。他也知道这几年以便以谢的会众数量正在减少——他怀疑出现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父亲已经开始厌倦了这份工作，对待会众的态度也不像过去那样走心了。据他所知，父亲现在经常事先不做准备就登坛布道，想起什么说什么。金的弟弟A.D.最近刚刚辞去以便以谢教会助理牧师的工作。此时A.D.的叛逆心态已经收敛了很多，所以他才会子承父业走上事工道路；但A.D.的叛逆心态还没有彻底收敛得一点不剩，因此他依然无法忍受在工作当中接受父亲的全天候监督。金相信自己与弟弟不一样，他可以与父亲达成共生互补的工作关系，与父亲分享教牧权柄与职责：父亲可以继续管理教会事务，他则能够为教会吸引来大量新成员。事实上搬回亚特兰大似乎意味着柯瑞塔要承担更大的压力，因为她将不得不与婆婆分享教会第一夫人的地位，在生活上也要依赖曾经强烈反对她与金成婚的金老爹。

临行之前的几个月里，金一直在撺掇阿博纳西跟着他一起前往亚特兰大去担任领导大会的全职执行主管。阿博纳西并不太乐意。他很喜欢在富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浸信会教会任职，而且他还觉得自己很有可能在金辞职之后继任蒙改联主席。更重要的是，他无法面对在亚特兰大没有专属布道坛的生活。无论金向他保证多少次他在亚特兰大每周日都能找到客座布道场所——甚至可能赚到比常驻牧师更多的客座费用——阿博纳西还是断言那样的生活肯定与现在不一样。只要有办法让他继续保持教会掌舵人的身份，他就愿意追随金走到天涯海角。

金最终失去了耐心。“赶紧拍板吧，”他直截了当地说，“我不可能一直这耗在这里等着你。”

阿博纳西很受伤。“你从来没有用这种语气对我说过话，迈克。”（阿博纳西和金已经习惯了在谈私事时相互称呼“原名”）阿博纳西抱怨说金现在根本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他明明正在准备接手以便以谢教会，却指望自己舍弃布道坛。

这番话似乎立刻让金陷入了自责。沉默许久后他说道：“大卫，我告诉过你，我还记得小时候看着父亲走长椅的情景。”

“我知道。”阿博纳西平静地回答道。“走长椅”是黑人教会的特色之一。布道期间兴奋欲狂的牧师会突然跳下布道坛，手舞足蹈地冲进听众席，脚踩长椅靠背凌空行走，从兴奋昏厥的会众头顶上迈过去。阿博纳西知道金非常鄙视这种做法，他认为这是自己所继承的教牧遗产当中最粗陋卑下的一部分，简直就像杂耍戏子一样全无体统可言。

“他走过长椅，”金既屈辱又感慨地反复说道。“他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养活家人，为了供养孩子们上学受教育。现在轮到我去帮他了，难道你不明白吗？”

“我知道，迈克，我知道。”阿博纳西说。他不再反驳，但也没有同意去亚特兰大。两人的情绪都平复下来以后，金留给阿博纳西两周时间做决定。

金本人也是在权衡良久之后才下定了离开蒙哥马利的决心，之后就将该走的过场一丝不苟地走了一遍。首先他打电话请来了六年前引领他走上德克斯特布道坛的教会执事R.D.奈斯比特。两人第一次见面是在老金牧师家里，当时金正忙着消灭一盘肉排。这一回两人坐在德克斯特牧师住宅的门廊里面再次畅谈了一通。金告奈斯比特，他将于1959年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辞职，并于1960年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离职。在11月29日这个星期天，金在德克斯特布道坛上宣布了他的决定。他首先试图将声誉与责任强加在自己身上的负担全都展现在会众面前。过去几年里他一个人承担了“五六个人”的工作量，四处巡游演讲，不仅要为蒙哥马利当地的事情操心，还要满足全国各地的需求，时时刻刻都在经受着“盛名之下的压力”。由于总是在“给予、给予、给予，未曾想过退却”，他现在已经沦为了“一堆身心疲惫的残骸”。在这次布道当中金彻底暴露了自己堂皇生猛的自怜心态，摆足了未经雕琢的殉道者的派头。两天后他又在一份滔滔不绝的媒体声明当中展露了他的另外一面。“充分而大胆地推进南方种族平等运动的时代已经到来……我坚信心理层面上的时机已经成熟……我们必须训练我们的青年与成年领袖掌握通过非暴力抵抗来实现社会改革的技能。我们必须采用带动广大民众的全新斗争方法。”

同样在周二，有记者询问佐治亚州州长欧内斯特.范迪瓦（Ernest Vandiver）如何看待金打算搬回亚特兰大的消息。范迪瓦州长义正辞严地驳斥道：“小马丁.路德.金所到之处，一轮轮犯罪行径总是尾随其后，从持刀伤人到炸弹袭击，从煽动暴乱到教唆破坏等等。出于这些原因，佐治亚州现在并不欢迎他。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种族关系。”

亚特兰大是南方最显眼、最具自我意识的城市。金很担心自己回归亚特兰大在人际社交方面会带来怎样的问题。在所有美国主要城市当中，恐怕只有亚特兰大的开明白人寡头集团会直言不讳且稀松平常地自称为“权力结构”，这里的黑人领袖在自己的圈子里也采取了完全相同的做法。因此金很清楚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了严密监视。《亚特兰大宪法报》主编拉尔夫.麦吉尔认为亚特兰大的白人全都提高了警惕，就像“听说大瘟疫正在逼近的中世纪围城居民一样。”。金要回归的这个城市拥有“甜蜜奥本”大道、黑人银行和舒适的住宅，它们绵延分布在亚特兰大大学建筑群的西区。老金夫妇早已搬到了西区，现在老两口每次前往以便以谢教堂都要长途跋涉穿过整个市区。金则决定在教堂附近租一间不那么气派的居所，在没那么风光的东区住下来。这项决定让不少人感到意外。另外金的座驾也不是什么好车，而是一辆1954年的老式庞蒂亚克。金的置业选择很快就在亚特兰大的黑人圈子里口耳相传开来。在有些人看来，金夫妇之所以打算在遍布陋居寒舍、毫无体面可言的东城区买房子无非是为了刻意卖弄谦卑姿态。金家夫妇从不参与奢华的娱乐活动，金每年仅从领导大会象征性地支取一美元工资，从以便以谢教会收取六千美元薪金，这个数字在亚特兰大只能算是中游水平。总而言之这些人认为金的生活标准与他享誉世界的地位严重不符。

金告诉黑人记者们，他回到故乡的目的并不是接管黑人领袖的职位，而是尽其所能地为当地黑人社区“提供协助”。他尽量低调地处理了自己的返乡计划，从而安抚当前的亚特兰大黑人领袖，他们当中有很多人都是从小看着金长起来的。金向领导大会的一位同事坦言：“我在这些人身边长大。如果我捅了篓子，他们非得活吃了我不可。”但他对于他所谓的资产阶级生活标准十分敏感。当年那个要求大人们“教我几个长单词”的孩子平生最早的记忆就是大萧条时期领取救济面包的漫长队列。金对待物质生活的态度也因此充满了矛盾——活像是一位低调朴素的贵族。他会在街头驻足与最贫困的穷人亲切交谈，但同时他又会让领导大会发布特别通稿宣布他已经接到了哈佛大学礼拜堂的演讲邀请。虽然柯瑞塔与他政治价值观一致，但她依然从蒙哥马利带来了一位私家厨师，而且她搬到亚特兰大之后立刻充分熟悉了亚特兰大黑人上层阶级的生活方式。为了找一个保姆与差使人，她还拨通了斯佩尔曼学院院长妻子的电话，让对方挑一名合适的学生送过来。

金搬回亚特兰大是五六十年代新旧交替的标志性事件。在纳什维尔，詹姆斯.劳森连续好几个周六都派出十几个最守纪律的甘地主义者学生——其中就包括约翰.刘易斯——一起前往市中心百货商店的种族隔离区域，进去之后就拒绝离开并且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乱。但无论任何情况下他们都始终保持着彬彬有礼的态度，而且其他人也从没见过如此新颖的做法。因此现场气氛从来没有激化到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程度，商店方面至多觉得这帮熊孩子们非常烦人而已。随后这些学生则会在劳森的研讨会上点评他们的示范活动。

与此同时，在旧金山的劳联-产联年度大会上，A.菲利普.伦道夫一天内三次在听众席上起身发言，每一次都呼吁工会成员采取反对种族隔离官方政策的切实行动。头两次发言的时候劳联-产联主席乔治.米尼（George Meany）一直按捺着没有表态，到了第三次他终于忍不住发作了。“谁他妈任命你担当全美国黑人的监护人了？”他在台上咆哮道。公开受辱的伦道夫一气之下在劳联-产联之外又组织了一个黑人劳工联合会，从而给米尼施加压力。

在白宫方面，古巴革命政府采取的财产充公政策以及其他反美行为令艾森豪威尔总统非常焦躁。他气冲冲地对助手说道：“卡斯特罗现在就像个疯子。”他大致同意了通过海上封锁来扼制古巴的计划。与往常一样，艾森豪威尔始终保持着警惕。在过去几年里他凭借着长辈一般的耐心态度与军人特有的稳健作风多次化解了有可能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机，现在他也并不打算因为一个弹丸小岛而进退失据。另一方面，尽管他认为有些人正在存心激化局势从而增加武器开支，但是他也并没有针对那些人大发雷霆。他相信这些人之所以要求增加军费主要是因为贪婪和焦虑而不是理性的军事判断，而且他们的要求正在颠覆政治和军事两方面的职业操守。许多军官都喜欢通过政客与记者进行游说，求取已经被政府否决的军备开支。艾森豪威尔在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将此类行径斥责为“近乎叛国”。

离开蒙哥马利之前，金与斯坦利.利维森一起处理了最后一项妨碍他动身的麻烦：国家税务局和阿拉巴马州税务局都在对他进行烦人的税务审计。审计员要求金证明在他的银行账户流水当中超出申报收入额度的钱并不是应缴税收入——这个要求击中了金的软肋。此前所有社会活动的开支以及社会各界的捐款都会流经他的个人账户，现在他却发现几乎不可能证明这些款项可以合法扣税。阿拉巴马州审计员尤为难缠，无论金如何软磨硬泡，他都拒绝把领导大会或者蒙改联收到的捐款归入免税项。金无奈地意识到，直接缴税并且表示抗议要比继续折腾下去容易得多。他向国家税务局补交了将近五百美元税款，给阿拉巴马州留下了一张1667.83美元的支票权当分别纪念品。

非暴力讲习会结束后，金感到十分气馁。在领导大会的年度会议上他直截了当地向董事会承认公民十字军运动已经失败。筹措资金与选民注册这两条战线上的表现都非常惨淡，完全无法满足一年半以前提出的目标。“本着有一说一的原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在这个领域的进展就连浅尝辄止都算不上。”金认为领导大会与协进会正在相互掣肘，而他开出的药方是召开一场地区会议，希望能在选民登记方面与协进会南方分会以及其他当地组织达成合作协议。金的实际打算是想绕过协进会总会，但更讲究现实主义的与会者则指出这个方案绝对躲不过威尔金斯的注意。

无奈之下金只好指望公关。他抱怨“报刊或其他媒体上面从没见过关于领导大会的报道”，因此提议聘请一位专业公关人员，聘任期至少六个月。金心目中的理想人选是贝亚德.拉斯廷，但他并没有马上表态，唯恐重新点燃曾在抵制运动期间迫使拉斯廷离开蒙哥马利的论战。金很清楚将一名前共产党员兼男同性恋推荐给一群浸信会布道人有多么困难，此外他也希望先赢得其他人的支持。各位牧师们投票决定开始寻找一位宣传助理，然后就通过恭敬讨论将金聘请拉斯廷的打算请进了冷宫。不久之后《喷气机》杂志发表了一则不署名的小道消息：“神职人员发起的南方各州选民登记运动几乎陷于停顿。”这篇文章将领导大会内部的窘境掀了个底朝天，提到了蒂利的离职，远远低于领导大会预计目标的选民登记人数，以及金本人最近向同僚们承认的其他败象。文章进一步写道：“与此同时协进会正在悄悄地扩展其在南方地区选民登记领域的影响力，在许多州都取得了切实进展。由此可知：空喊口号并没有用。”

最后这句话浓缩体现了威尔金斯对于金的评价。这些字句深深刺痛了金，以至于他立即打电话给《喷气机》华盛顿办事处主管提出了强烈抗议。一周后他在领导大会会议当中呈交了一系列提案，旨在“反制那些已经散布开来的错误观念”。几乎每一项提案的着力点都位于公共关系领域。金要求召开一次新闻发布会，对外宣称领导大会的“活动范围正在扩张”；他还打算发表一封“寄给至少五千人”的公开信，信中要重申新闻发布会上的内容并提出募捐请求；最后，“在经过虔诚认真的思考之后”，他推荐拉斯廷掌管领导大会的公关事务。领导大会面临着如此紧迫的危机，迫使金不得不收起了平日里温文尔雅的做派，直言不讳地敦促同事们去冒一冒“风险”。当然他也很清楚聘用拉斯廷“可能引发十分凶险的局面”，并且向大家保证一旦出现令人尴尬的公众反应，拉斯廷肯定会“悄然辞职”。

此外金还建议另外安排一个寻求和解的特派团访问协进会纽约总部，从而“清除那些似乎由协进会高层人士种下的异议种子”。金想和威尔金斯做交易，但领导大会里的布道人随即指出，聘请拉斯廷会损害金的谈判筹码，因为威尔金斯很熟悉拉斯廷的背景。假如金当真任用了拉斯廷，那么威尔金斯就捏住了金的短处。就像以往一样，这一回金的一个目标再次遭到了另一个目标的劫持。推荐拉斯廷为领导大会工作的提案就这样遭到了无限期搁置——至少要等到拉斯廷旅行回来再说，因为他新近参加了一场深入法属非洲殖民地的政治大篷车旅行。

与此同时，远比私刑更为低调的不公正也正在向金步步紧逼。在路易斯安那州，州政府官员审查了注册选民名单上本来就为数不多的黑人姓名并且剔除了一万个名字，彻底摧毁了领导大会此前在选民登记方面做出的努力。尽管这件事鲜有新闻报道，但民权工作者仍然沮丧不已，以至于艾拉.贝克只得再次主动离开纽约回到了亚特兰大。虽然她被领导大会排挤了出去，尽管领导大会当中的布道人们不紧不慢的办事作风让她感到憋气，但贝克还是花费五周时间紧急走访了什里夫波特。之所以她要到这里来，是因为这座城市居住着一位与她关系不错的领导大会牵头运作人员，此人名叫C.O.辛普金斯（C. O. Simpkins），本职是牙医，他也是领导大会高层当中唯一一位不是布道人的成员。两人竭尽全力试图重振公民十字军的势头，但是响应号召前往法院登记的人数只有区区二百五十人。负责登记的前台人员仅仅与其中四十六人谈了话，最后成功登记的只有十五人。按照这个速度，就算仅仅要想将登记选民人数恢复到公民十字军运动之前的低下水平也依然需要数十年时间。

一段时间以来类似的失败案例在南方各州持续增多。金从印度回来以后针对这种境况采取了与他的惯常性格大相径庭的一招，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几乎算是仅此一例：他亲自解雇了一名手下员工。在指出公民十字军运动“一直没有提出与其开销相匹配的高效方案”之后，金要求领导大会执行主管事约翰.蒂利立即辞职。然后领导大会又再次开始寻找他的继任者。最理想的人选必须满足两条完全不可能共存于一身的品质：此人必须是地位足够高的布道人从而使得领导大会董事会感到放心，同时此人还必须心甘情愿地放弃自己的教会从而全职从事民权活动——没有哪一个董事会成员愿意为了民权事业做出这么大的牺牲，就连金也不例外。在此期间金邀请艾拉贝克回到领导大会主持工作，这一次是聘请她担任带薪执行主管。董事会同意了金的安排，不过依然要求贝克的工作只是“代理”性质而不是永久任职。在她任职期间寻找继任者的行动还应继续。于是贝克再次搬回了屋顶漏水且没有空调的亚特兰大办公室，在熟悉的困难环境里继续处理往来公文信函。领导大会的悲惨财务状况更是导致了办公环境的进一步恶化。

金之所以解雇蒂利是因为他正在丧失耐心。他不知道怎样才能重新点燃抵制运动的精神——无论是他差点殉难的经历、他造访白宫的经历，抑或是他的千场演讲如今看来都像是泥牛入海，没能掀起半点波澜。回家后的金决心带着在印度学到的知识开始新的征程。到了4月份，他给自己的黑人神学导师之一、威廉.斯图尔特.纳尔逊（William Stuart Nelson）写了一封信*，认为领导大会“之所以未能在南方传达甘地主义哲学是因为没有花时间认真研究这门哲学。”金提议到了夏天在亚特兰大召开为期三天的非暴力运动讲习会，从而进一步组织一场美国式的反食盐税进军。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他决定最好把一年一度的讲习会从蒙哥马利搬出来。‘自打从印度回来之后我就越来越按捺不住这个想法了。”他在给尼尔森的信中写道。

非暴力抵抗种族隔离讲习会于7月份在斯佩尔曼学院召开。令人失望的是，到场签名的与会者不足百人，尤其是没有特别像样的亚特兰大本地代表。不过非暴力运动小团体的每一位领袖都做了发言：金与阿博纳西自不必说，贝亚德.拉斯廷、詹姆斯.劳森以及格伦.斯迈利也都发表了指导意见。《甘地传》的作者理查德.格雷格指导了一组讨论。雷迪克就甘地反对印度种姓制度的运动做了报告。金在摩豪斯学院的指导老师梅尔文.沃森也前来捧场，他的演讲主题范围从教士求职一直包括了斯大林主义，此外他还带领大家进行了祈祷。什里夫波特的C.O.辛普金斯博士主持了一次会议。领导了里士满元旦大型游行并且积累了一肚子实战经验的新人怀亚特.蒂.沃克主持了另一场会议。艾拉.贝克则与威尔.坎贝尔（Will Campbell）进行了一场相互问答——此人是一位身兼布道人与作家双重角色的自由派南方白人。

这次讲习会的主要目的是为民权运动寻求新的斗争手段与新的突破口。此前的斗争经验告诉他们，基督教精神必须加以改造才能发挥政治效力，甘地主义也必须加以改造才能适应美国文化。这两套体系都需要塑形调校取长补短，然而究竟要怎么做却没有人知道。他们面临的问题就像“黑鬼”一词一样直截了当，他们寻求的解决方案却像“美国化非暴力”之类的措辞一样含混不清。稍微深入讨论一下，上百种语义差别就会浮现出来。发言人们把非暴力变成了一门社会科学，一种对实践者和实践对象都能产生复杂影响的处世态度。很多人都谈到了如何应对暴力以及甘地主义者如何准备亲身承受殴打。拉斯廷、斯迈利以及其他人本着过去二十年来的经历向听众们传授了许多消除敌意的非暴力招数。劳森在抨击他所谓的常见非暴力迷思时指出，当看到示威者逆来顺受地像胎儿一样蜷缩成团时，大多数诉诸暴力的种族隔离主义者只会更加恼火。这个看似自我保护的姿势很容易招致内脏破裂与脊柱骨折。他建议反抗者尽量与打人者保持目光接触。

劳森认为理论研讨需要“配合具体情况下的实际应用”。自从按照金的请求从俄亥俄州搬到纳什维尔以来，劳森一直在和学生志愿者们一起测试各种非暴力创意。他将他的纳什维尔研究小组称作“工坊”而非班级，每次讨论都会围绕一个“项目”来开展。项目可能是针对某家种族隔离剧院或者某位顽固投票登记员进行的示威、游行或者纠察封锁，又或者是三种手段的结合。劳森打算等到了秋天针对纳什维尔的种族隔离百货商场进行示威测试。一位来自争取种族平等大会、曾帮助怀亚特.蒂.沃克组织里士满游行的戈登.凯里（Gordon Carey）正计划在迈阿密实施静坐示威。

劳森和其他新派美国甘地主义者就像化学家一样精心推进着他们的项目。每一个步骤都经过了精心策划、执行和评估，同时还着眼于分解对方的行为并控制他们的反应。如此精密的培训固然培养了受训者的自信，但也使得非暴力运动变成了一项深不可测的特种作业。在反对种族隔离的人士中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在游行示威之前花费几个月的时间来训练自己，而且甚至就连这些人的支持者们往往也会认为他们都是一帮怪胎。北卡罗来纳州的很多非暴力活动都可以追溯至道格拉斯.穆尔的影响，但金在波士顿大学时一直与这位激进人士保持着距离。穆尔此前已经在北卡罗来纳州领导了一场静坐行动，并且与一家种族隔离冰激凌店打起了官司。金在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期间的表现令穆尔大为意外，于是他给金写了一封信，在信中痛苦地谈到了“压在心头的事情”，并建议金组建一支甘地主义突击队的骨干队伍。“多年来我一直坚信，一支纪律严明的百人队伍可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打敲断北卡各地种族隔离体系的脊梁骨。”不到两年后穆尔就成了领导大会董事会的北卡罗来纳州代表。在北卡罗来纳州再没有哪位布道人如此在意这个非暴力研讨会，以至于不惜独自长途驾车来参加会议。

面对似是而非的非暴力主张，金难免要与道格拉斯.穆尔这样的人们结盟。但是这样做并不能彻底解决眼下的问题：新甘地主义者怎么能指望组建一支由非暴力怪胎和空想家组成的人马呢？就算能找到大量的新兵，又要怎样将如此艰苦的行为准则有效传授给他们呢？非暴力运动专门吸收那些有胆量将挨打培养成特长并且有耐心在持久战当中坚持到底的人，但是这样的人似乎并不多，因此非暴力信条看上去也充满了自我设定的局限。

那年夏天的某日，一条解决问题的线索在蒙哥马利浮现了出来。当时阿博纳西邀请金马上到第一浸信会教堂来一趟。金赶来之后发现教堂里除了阿博纳西与弗莱德.格雷之外还有一个十八岁的小伙子，名叫约翰.刘易斯（John Lewis）。阿博纳西告诉金，这个小伙子是纳什维尔的一名神学院学生，并且已经成为了劳森的非暴力研讨会的忠实成员。由于立志于成为亚拉巴马州白人大学中的第一名注册黑人学生，刘易斯想要起诉位于他家乡的特洛伊州立大学（Troy State College）。刘易斯在信件与电话当中表达了相当的诚意，深深打动了阿博纳西和格雷。他们两个为刘易斯支付了从纳什维尔到蒙哥马利的长途车票，从而当面考察此人究竟有没有能力实现如此前途莫测的抱负。

金面前的这个年轻人在外表上与他自己有点像——矮小壮实，肤色极深，长着一张保暖性能更胜于审美功能的圆胖脸——但是却完全没有金的风度与气场。刘易斯有口吃的毛病，而且就算不口吃的时候也几乎无法讲出一个完整的句子。他说他家的位置如此偏僻，以至于想不起来少年时代曾经见到过哪怕一个白人。这一点决定了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律师们决然不会选择他作为种族融合的试验品，因为他似乎是一个再怎么受教育也洗不掉一身土气的黑人。然而在刘易斯身上有一团耀眼夺目的光芒，遮蔽了他所有的缺点。他说他已准备好了拼上这条命也要进入特洛伊州立大学，但如果遵循非暴力原则，那么他很可能会避免这样的命运。会面结束时两位布道人同意想办法为诉讼筹钱，格雷也同意接下这个案子，但前提是刘易斯要获得父母的许可，因为他还是一个未成年人。

在返回纳什维尔的长途车上，追星族刘易斯不住嘴地自言自语，因为今天他终于见到了金博士，还与对方聊了半天。令刘易斯感到自豪的是，早在金通过公交车抵制运动而一战成名以前他就知道了金的存在。当时是1955年，刘易斯偶然收听了一场布道，名为“致美国基督教徒的保罗书”，金在布道当中模仿圣保罗的风格和神学思想批判了美国基督教徒的自私与兄弟情谊的败落。刘易斯仍记得自己当时坐在收音机前受到了何等的震撼。他一直梦成为一名布道人，而在那一个小时当中他的梦想已经聚焦到了一位全新的偶像身上。

刘易斯从小就被大人们打上了怪小孩的烙印，因为他特别喜欢异想天开。他在一个不通水电的小农场长大，从小就不喜欢干农活，气坏了他的父母。刘易斯反对农业活动，认为这样做无异于与大自然赌博。他的父母一开始认为他只是存心偷懒，后来他们才逐渐意识到儿子的古怪借口背后潜藏着怎样强烈的意志，急得他们简直巴不得儿子只是个懒汉而已。少年时代的刘易斯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他对猪狗之类的大多数农场动物都没什么特别感觉，但是漫长的研究让他坚信鸡是纯洁无罪的生物，值得被人收养。因此每当家里杀鸡做菜的时候刘易斯总会哭得歇斯底里，不惜绝食抗议，一连好几天都不跟家里人说话。刘易斯并没有因为年龄的增长而摆脱对于鸡的执迷，反而将这份情感与八岁以来就在他身上显露头角的宗教热情嫁接在了一起。

没过多久少年刘易斯便开始对鸡布道。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会偷偷溜到鸡舍里，结结巴巴地面向鸡群发表长篇大论的布道词，从而缓解自己的口吃症状。每天睡觉之前刘易斯都要在鸡舍里举行宗教仪式，他会凝望着这群叽叽喳喳的教众，用祈祷将它们平静地送进梦乡。十岁那年他已经围绕着鸡的生活发展出了一套完整的法事活动。如果小鸡死了，他就会用猪油罐收殓并且安葬小鸡的遗体并且在坟头栽种鲜花。他还会为刚刚孵化的小鸡施洗。有一次他为一只小鸡施洗时只顾着祈祷，让小鸡在水里泡得太久，结果把小鸡淹死了。这件事成了他最糟糕的童年记忆之一。将一动不动的小鸡从水里捞出来的恐怖情景一直让他噩梦连连。

布道一直是刘易斯这个农家孩子的梦想。1957年他成为了家里第一个完成高中学业的人。怀着前往摩豪斯学院追随金博士的梦想，他写信向摩豪斯索取了一份招生手册，可是立刻就发现他的家庭根本负担不起摩豪斯的学费。他最终选择了他唯一能找到的免费学校，也就是纳什维尔美国浸信会神学院。刘易斯是个乡下孩子，从小到大只进过一次城，此前他对城市的最深刻记忆就是于搭乘电梯的神奇感受。因此纳什维尔的独立大学生活一方面吓得他手足无措，同时又让他心里充满了冒险的刺激感。在学校的教堂里，刘易斯听说有人正在开班传授金博士的非暴力哲学，在他看来这简直是上天的完美安排。詹姆斯.劳森和刘易斯同时来到了纳什维尔。1958年秋天，身为和解团契地方联络员的劳森在纳什维尔开设了每周一期的非暴力哲学课程。若是他碰巧外出办事，他的同事格伦.斯迈利就会代他上课。在所有课程参与者当中就属刘易斯最热忱，他觉得这些课程远比平时的神学课更引人入胜。在完成英语与数学补习课之前，他已经如饥似渴地汲取了大量关于甘地、梭罗和美国宗教信仰自由先驱们的知识。刘易斯在纳什维尔经历了两年历练，接受了金的激励与劳森的培训。他激动地乘车从蒙哥马利回到家里，做好了为社会福音运动冒险的准备。

这一年秋天，劳森把一车纳什维尔的学生送到了高地人民俗学校，并且拉上了他在神学院的室友詹姆斯.贝弗尔（James Bevel）。一年多以前贝弗尔曾拒绝参加劳森的研讨会，这次他答应拜访高地人是因为觉得这次出行听起来更像是去度假。神学院里的人们都认为贝弗尔是个天生的领袖。他从小父母分居，母亲住在密西西比三角洲，父亲住在克利夫兰（贝弗尔青少年时期曾在那里的轧钢厂工作过），他则往返穿梭于两地之间。贝弗尔是一个性格急躁、心直口快、善于社交的人。在就读纳什维尔神学院之前，他和他的兄弟刚好签下一份摇滚唱片合约，但突然的宗教皈依促使他来到了学院。有传闻说他的一位女伴给他生了个儿子，而他还没有当爹的打算，所以才躲进神学院里。不管怎么说，总之他成了一名崭露头角的布道人，在学校里名气很大。他能够长时间以最大音量连续布道，惯于尝试大胆的理论与古怪的即兴发挥，满口都是天花乱坠，很容易就会陷入狂热状态。有人开玩笑说贝弗尔给别人洗脑后自己也需要洗澡，因为他全身上下肯定会大汗淋漓。贝弗尔对社会福音和刘易斯的非暴力理论都不感兴趣，但刘易斯是个不屈不挠的传教者，他劝诱贝弗尔先去高地人看看再说，希望能借此赢得对方的支持。

贝弗尔一直觉得自己在布道领域已经达到了大师级别，来到高地人学校之后他的信心首次遭到了打击。来自高地人的发言人当中有一位迈尔斯.霍顿，他向学生们提出了严肃的质疑。学生们声称他们已经与种族隔离主义断言他们生来劣等的主张拉开了距离，霍顿却并不这么认为。他要求学生们质疑自己到底是谁，自己到底在说什么。贝弗尔从没听到过有哪个白人说话如此直白却又如此巧妙。这个人就像苏格拉底一样，总是提出假设再加以质疑，从而进一步向更深层次的核心掘进。这样的说话方式让贝弗尔感到如坐针毡，逐渐感到了沉重的压力。在接下来的一次会话中，另一位发言人训斥这群学生怯懦无为：“看看那些波兰学生吧，他们正在忙着矫正政府的错误，而你们却在这里忙着缠五朔节花柱、搭伙看电影或者玩桥牌，你们是不是还自我感觉挺好啊？”贝弗尔的脾气噌地一下就上来了。他当场起身离开了气氛压抑的演讲现场，并且砰地一声甩上了门。

刘易斯则继续留下来听课，与他一起留下来的是一位赛提玛.克拉克（Septima Clark）。金对于高地人学校里的很多人都寄予了看似不切实际的厚望，希望他们能在校门外发挥润物无声的作用，克拉克就是其中之一。现年六十岁的克拉克是奴隶的女儿，她的父母曾属于南卡罗来纳州的波因塞特家族（这个家族的姓氏后来成为了一种冬日盛开的花卉的名称）。她专门从事成年人扫盲，让彻底不识字的人学会阅读，将几乎不识字的人培养成老师。克拉克在教育领域的非凡天赋引起了迈尔斯.霍顿的浓厚兴趣，于是霍顿委托她在高地人学校里负责一个名为“公民学校”的实验项目。在每周例行研讨会上，克拉克承诺把佃户与其他没有受过教育的黑人变成潜在的选民，用基本的读写能力武装他们，让他们掌握自己的民主权利。她甚至希望设计一套教学进度呈几何式增长的系统，从而迅速地将有天赋的文盲训练成这一领域的老师。她的性格在坚韧的激情与无尽的耐心之间保持着近乎奇迹的平衡。即使那些预言克拉克肯定会失败的知识渊博的批评家们也不得不承认她具有圣徒一般的品行。有一位访问高地人的教授抱怨道，约翰.刘易斯并不是一位合适的领导者——他说话结巴，拆分不定式，朗读的时候全然不顾抑扬顿挫。“那又怎么样呢？”克拉克反问道。意思到了就行。再说需要他引导的人们已经了解他了，贝弗尔也是。她预言贝弗尔肯定会回来的，并且劝导大家要耐心。她一如既往地在阶级鸿沟的两侧做工作，而自己的心灵却丝毫不受摩擦的伤害。

那年秋天，艾拉.贝克专程来到高地人学校，试图将克拉克的公民学校项目和领导大会尚不成熟的公民十字军项目结合在一起。贝克早就听说克拉克正在招收的老师几乎全部来自在她眼里最有潜力可挖的南方人力资源——也就是女性黑人群体——而且克拉克的项目还专门针对完全不识字的黑人，这部分人在尚未进行选民登记的黑人群体当中占据了压倒性的比例。但贝克也知道，正是这些因素会致使领导大会当中的布道人们本能地打起退堂鼓。扫盲学校里的工作烦琐乏味，引不起神职人员的日常兴趣，更不能满足他们的控制欲。此外所有人都承认，黑人神职人员高人一等的地位完全取决于在黑人当中广泛存在的无知境况。许多民权领袖都在竭力塑造举止得体的“新黑人”公众认同，他们很担心与神职人员走得太近会产生形象问题。出于这些原因，贝克回到亚特兰大后并没有大张旗鼓地宣扬自己对于扫盲学校的热情，她只要求“得到进一步探索这一领域的授权”。

1959年春天，访印归来的金迈入了而立之年。在这一年里接连发生了好几件足以改变世界的大事，但是发生的时候却不声不响。5月，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去世；此后不久，世界上第一艘装载北极星核导弹的潜艇从纽波特下水潜入大西洋海岸；也是在纽波特，18岁的史坦顿岛人琼.贝兹凭借着银铃般的女高音在民谣音乐界崭露头角；在4月1日的佛罗里达州棕榈滩，商界巨头约瑟夫.P.肯尼迪为帮助儿子约翰获得1960年总统选举提名而举办了第一次私人战略会议，参会人员当中有一位民调专家路易斯.哈里斯（Louis Harris），这一点证明了营销专家们正在从广告界转战政治界。同样在佛罗里达州，五角大楼也体现了正在成长起来的公关力量。当五角大楼将第一支宇航员队伍呈现在公众面前的时候，他们成功地将七位不苟言笑且常常难以相处的试飞员包装成了全新的典型美国人格——也就是缺乏特色的英雄。所谓的“水星七人组”全都是来自小城镇的白人男性新教徒，其中六个人留着平头。接下来的一系列宣传创造了颇有些可疑的历史印象：代表全人类走进未知宇宙空间的人们全都身心健康，从头到脚挑不出一点毛病。

在纽约，贝亚德.拉斯廷为A.菲利普.伦道夫组织了第二次青年进军华盛顿活动。在向首都行进的路上，拉斯廷走在庄严的示威游行队伍的前头，他情不自禁地打破了惯常的沉默，不仅低声打趣路边伸长脖子傻看的旁观者，还取笑了与他同行的怪人们。“这个社会真要乱套了”，拉斯廷愉快地说道。他把“社会”这个词咬得特别重。这是他为社会变革开的药方。当游行队伍到达华盛顿后，金出席了集会并发表了关于投票权的演讲。“你们知道三百万黑人的名字加入南方各州选民册意味着什么吗？”他问人群。但集会的影响并不足以唤起民权圈子以外的人们的兴趣。

不过这次活动引起了一个圈外人的注意，此人就是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胡佛看到联邦调查局的一份报告说，A.菲利普.伦道夫公开感谢斯坦利.利维森帮忙安排了这次行动。这份报告似乎重新唤起了胡佛对利维森的兴趣——联邦调查局在好些年前就已经给利维森贴上了共产党员的标签。联邦调查局的文件还指出，利维森与金“联系密切”，而金则被文件称作“这次游行示威背后的推动力量之一”。言外之意很清楚——在华盛顿游行和金的职业生涯当中利维森都起到了出谋划策的作用。胡佛指示联邦调查局纽约办事处报告利维森参与活动的细节。他的命令把金、利维森和种族示威搅和在一起，又打上了恶意颠覆的险恶印记。

诚然，胡佛是一个十分仇视共产主义的人，也是一个非常歧视黑人的人。但是他这次的激烈反应却不仅仅出于这两方面的因素。身为联邦调查局局长的胡佛首先是一个手段高明的官僚，对于重大历史潮流十分敏感。 二十年前，联邦调查局为了防备纳粹间谍而迅速扩大规模。在大萧条中期，联邦调查局的暗探队伍不过五百人多一点。珍珠港事件后调查局人数翻了三番，诺曼底登陆之后又翻了三番。胡佛不用别人教也知道情报机构高于执法机构的先天优势：在保密二字的掩护下，情报机构地位更高，情报部门公然出丑的风险更小，情报部门的手脚更自由，情报部门的权力也更大。进一步说，情报部门比执法部门更能塑造一个国家的价值观与象征。为了避免联邦调查局遭遇战后裁员，胡佛打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场大战，一心想要成为一个覆盖全世界的情报机构的一把手——尽管他不会说任何一门外语，而且终其一生都未曾出国。最终联邦调查局输给了新创建的中央情报局，失去了在国际领域一展身手的机会。不过恶狠狠的胡佛依然从杜鲁门总统那里强夺来了一项分量很重的安慰奖：联邦调查局将会负责联邦政府雇员的“背景调查”与忠诚度调查。这项任务不仅在整个麦卡锡时代维持了联邦调查局的人数规模，还大大增加了胡佛的政治影响力。他不仅是国家安全的捍卫者，还赢得了先知一般的地位。

1956年美共最终瓦解之后，胡佛意识到自己麾下的这家机构再次面临着二战结束时曾一度遭遇过的定位危机。美共灭亡之后，各级法院以及司法部根据宪法做出裁决：除非涉嫌间谍活动，否则仅仅身为共产党员将不能成为遭受起诉的理由。这样一来胡佛手下成千上万的密探们立刻就成了多余的人。面对不利现实的胡佛随即授权全体密探们对共产主义者以及其他抗议团体进行法外骚扰，免得这支队伍因为无所事事而人心涣散。从1956年起，联邦调查局出台了正式的反情报程序（COINTELPRO），进一步深入进行了国内间谍活动。通过秘密行动与公然政治审查，联邦调查局越发成为了一个传统模式的情报机构，与中央情报局难分彼此。胡佛把反情报程序当作高度机密，因为这一纲领违反了宪法对国内警察权力的基本限制。多年后，一位最优秀的胡佛传记作者查阅了当年文件并且做出结论：胡佛治下的联邦调查局的大部分活动都缺乏明确法律依据，“以至于每当有人质疑联邦调查局秘密行动的权限时胡佛都会采取态度粗暴的防守姿态。”不过遭遇质疑的情况很少发生，反情报程序行动也确实帮助胡佛维持住了他想要的探员队伍。1959年联邦调查局针对斯坦利.利维森重新开展调查的时候，调查局纽约办事处为国安稽查队分配了四百名特别探员，与此同时负责调查有组织犯罪的探员只有四人

对于当时的胡佛来说，关注利维森只是为了未雨绸缪，因为当时调查局里人手调配的严重倾斜状况尚且不为公众所知，胡佛的统治更没有遇到任何值得一提的政治挑战。要是政治家们试图声称共产党人在美国已经被彻底消灭，胡佛将联邦调查局的人手用在了错误的方向，胡佛就会举出利维森这样的例子来证明威胁依然存在。在此之前他并不特别关心利维森。事实上同年晚些时候胡佛还授权特工们招募利维森充当线人。经过多次尝试后，一贯敏感的联邦调查局官员向胡佛保证，虽然利维森拒绝当线人，但他也并没有口出恶言。

这一时期胡佛对金的敌意也不算特别旺盛，因为民权运动对于联邦调查局的势力范围尚且没有造成迫切的威胁，而且社会大环境依然会使得金与胡佛彼此独立地站到民权危机战线的同一侧阵营当中。马克.帕克私刑事件就是个好例子。1959年4月，一群蒙面男子冲进密西西比监狱，劫持了被控强奸白人妇女的在押犯人马克.帕克（Mack Parker）。金第二天立即打电报给总检察长敦促对帕克的失踪进行联邦调查，他指出寥寥可数的已知事实表明“暴民看起来几乎好像是被有意放进了监狱一样。”罗杰斯表示同意，密西西比州州长詹姆斯.P.科尔曼也认同这一看法并向联邦调查局求助。按照密西西比的政治标准，做出此等示弱之举的科尔曼从此沦为了“温和派”。

没过多久，帕克的尸体就漂在了珀尔河上，浑身血肉模糊。胡佛派出了一支六十人的探员队伍抵达了波普勒维尔。这是自1955年埃米特.提尔案以后最轰动的一次私刑调查工作。特工提取了三名私刑参与者的口供，辨识了其他若干同案人员的身份，还确定了执法人员同谋参与绑架的事实。当地检察官拒绝向大陪审团出示联邦调查局的报告，于是胡佛授权探员们自愿为密西西比州大陪审团提供证词，这一回陪审团干脆无视了来自联邦调查局的证人，气得总检察长罗杰斯痛斥本次调查是“对于司法正义公然且蓄意的歪曲”。司法部试图利用效力不强的联邦法令提起指控，但密西西比州联邦大陪审团拒绝依从。这场原本十分出色的联邦调查局调查就这样被糟蹋殆尽，行凶者逍遥法外，所有证据都被封藏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