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颤栗的产痛 --第三章 被剥落的支撑 -- 史文恭

纵然如此，整个的反右运动，却并非简单的因为执政党对一部分越线的民主党派人士的反击，实际上，这个当时狂飙一样席卷中国的运动包括三个层面：

第一部分，是中央级别的，针对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比较突出的一些以政治人物标准评定相当轻佻而且突出的右派，执政党展开了宣传上的严厉打击并做了相应的组织调整，但最后落地的处分其实相当和缓。“章罗同盟”里的章伯钧还保留了汽车，和相当的行政待遇（对此，罗隆基表示非常羡慕）。因为究其根本，此时的TG领导层保持着比他们对手清醒的多的政治头脑，知道从根本上，这些民主党派这此时的历史阶段，还有着其历史作用。----而且，毕竟大多数民主党派的领袖们还有几十年政治生涯留下的经验，并没有在1958年的风云变幻里，神魂颠倒，站稳了立场。---最后，必须指出的是，在反右的过程里，轰击到章罗等大右派身上的炮火，大多数来自他们党派的同事，有些，比如像风流的罗隆基，还遭受了情人的揭发。

总之，在中央层面，大部分的反右更像是一种思想斗争和思想教育，并没有在肉体上和生活上对被定下的右派分子进行大规模严酷的摧残。----但是在地方和中层级别的各级机构里，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这里面夹杂着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即此时公务员队伍里，不同来源的干部之间的文化冲突。

第二部分的反右涉及到全国各地，在最初阶段，毛泽东估计右派分子全国也就4，5千人，到狂飙过后，有55万遍及全国的知识分子和其他人物被打成右派，并严重影响到了他们的家庭成员。这个百倍以上的增长背后，隐藏着一个重要的文化冲突。即很多从“农村包围城市”大战略下成长起来的“工农干部”一方面没有必要的专业技能来赢得所领导的知识分子们的尊敬，另一方面却有比知识分子们高深的多的“党内斗争经验”来整治他们。于是，他们”以长击短“，给自命清高的知识分子们“好好上了一课“。----如果从中国公务员队伍成长的角度观察，这种冲突就是历史的必经阶段，-----但从国家的发展来说，这种大规模的“因言获罪”的打击，使得全国的政治局面陷入了一种短期看来“耳根清净”，远期望去却是毛骨悚然的沉默。

第三部分是非常特别也是非常值得说一下的，那就是对于执政党而言，他们的反右不仅针对党外，也同时针对党内。比如浙江省长沙文汉，比如周总理的秘书杨刚，事实上，有相当一部分的党内高级干部和年轻干部在这一轮的风暴中，命运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值得提及的一点是，被称为“引蛇出洞”的策略，不仅对民主党派的“右派”们用了一遍，对党内的同志，这个策略同样玩了一遍，实施的，就是后来新中国政坛的第八号人物，彭真同志。

而这一层面的反右，说明了一个本质的问题，那就是这次毛泽东主导的运动实质并非对民主党派的一次“剪草”，而是对整个政坛的一次手段严厉的“教育”，其初衷是为了铲除那些还梦想“议会制”的，“大民主”式的，西方式的所谓的“民主”制度，统一整个中国的思想，并向社会主义制度坚定地走过去。但从后来者的角度看去，当时毛泽东所坚持的思想，是否有能够实现的社会基础，是一个被一片红彤彤的热火朝天所掩盖的残酷问题，而问题的答案，将在几年后的狂热和饥饿的过程里，被人们痛苦地认识到。---不幸的是，到了那时，或者如果把历史的观察再拉长一些，比如到了文革之后，---当人们回望“反右”的那场风暴时，就忘了其初衷可能的一些必要性和合理性，凸显的只有运动中当政者那些压制反对意见的粗暴手段和惨痛后果，这是历史认知领域的一个令人悲伤却合理的结果

余生也晚，赶上的大革命，就是文革。说是赶上了，也是懵懵懂懂，不明里就，因为还是个孩子，1966年，我9岁。长大以后，读历史才发现革命不一定要禁欲，辛亥革命就不禁欲，革命党人该泡妞的泡妞，逛窑子的逛窑子。革命党人的风流逸事，是革命的佳话。后来的大革命也不禁欲，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一杯水主义盛行。男男女女，都在性的享受中非常欢愉。大革命中的武汉，还出现过裸体游行。但是，我赶上的革命，在男女性事上，却相当严厉。性似乎专属资产阶级，一度，大人们谈性色变，也感染了孩子，觉得那种事特别不好，特别可恶。记得当时的我，还跟一个父母都是医生的同学争起过，说我们的父母绝对不可能做过那样的事。

但是，我当时所在北大荒，却是个在性事上特别开放的地方。自打有人以来，人们都正经不起来。男多女少，而且都是移民，原来的社会的规矩，到这个地方就不大灵光了。一个女人，尤其是有几分姿色的女人，有一个或者几个拉帮套的（副夫），稀松平常。土著（其实也是移民的二三代）如此，我所在的由转业兵组织起来的农场，也好不了哪儿去。我家周围的若干位漂亮的阿姨似乎都有拉帮套的，也没有什么人看她们不起。我一个同学的妈妈就有这样的风流逸事，大人们说起来，眉飞色舞，说是他妈妈对拉帮套的特好，每晚上只要栅栏门一响，只一脚，就把他爸从床上踹下去，他爸也只好乖乖让位。其实那时，大家的住房都挺紧张，所谓让位，也就是从这个炕上挪到另一个上面，大抵还是在一个屋檐下。当年的北大荒，有多少多夫制的家庭？没数。但从来没听说有争风吃醋打架动家伙的。都说东北人野，动辄拔刀子，但好像那时候真的挺和谐的。这和谐，不能说没有性开放的功劳。北欧国家性开放之后，犯罪的事也直线下降。看来无论中外，食色性也，疏与堵，自是不同，天下的道理都一样的。

可是，革命一来，一切都变了。一大批出身贫下中农的男女，突然发现，他们的乐事，变成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派生物。若干农场局的头头，在挨批的时候，虽然说是走资本主义当权派，怎样反对毛主席，但真正让大家兴奋的，还是他们跟女护士、女办事员之间的那点事儿。反复细致地让他们交待，死抠细节，就是要细节，多多益善。斗来斗去，最后发现耗费最多时间的，还是性事。凡是揪出反革命，只要是女的，游街的时候一律挂上一串破鞋。我们一位女老师，也被学生揭发，在丈夫不在家的时候，跟一个号称表哥的人一个被窝。斗的时候大家同声喝问：为什么一被窝？！一个低我一班但似乎已经成熟的女同学，突然之间被大人们发现跟她的姨父睡了很长时间，这点事，由于涉及乱伦，居然让大人们兴奋了好几个月，几个月里，大人们一直在纠缠这个事情，深挖每个细节，细到每次的过程，从头到尾。最后发现其实整个事情，都是小女孩的主动。但革命中的性事，一旦大白于天下，就是性虐，必须带有惩罚性，所以，最终那个倒霉的姨父，在审讯中被打得半死的家伙，还是被定性为强奸。并且将情节公布，让所有人举手表决，该给他什么刑罚，连我们这些小学生，也有表决权。记得好像我们当时就在操场上举手投票，所有人都是同意判他死刑。人们对所有的性事都兴奋，但对所有的涉案人都残忍。性，就这样扭曲地在这革命热潮之中肆虐着。

但是，上面说的是革命已经深入时候的事。革命刚来那阵，在我们那里，有点像狂欢。斗争还没开始，人们只知道有了红卫兵，弄块红布，用纸板刻上红卫兵仨字，印上去就行。红卫兵在我们这里盛行的时候，其实在北京老兵的鼎盛时期已经过去。我们这里的人，根本分不清联动之类的老红卫兵跟后来的造反派有什么区别。大家只是感觉，能当上红卫兵挺神气，连场领导都另眼相看。排成一队，走到哪个连队，都可以白吃饭，吃好的。那时候，我们那些享受多夫制的阿姨们，还挺年轻，觉得红卫兵她们也可以做。但是她们心里也知道，一边跟拉帮套的鬼混，一边当毛主席的红卫兵，似乎不大好。于是想了又想，一咬牙，一跺脚，就断了帮套，挺身，扭着硕大多肉的屁股，上街革命去也。说实在的，这样的阿姨红卫兵，其实相当不错。她们上街游行，喊口号，扭秧歌，甚至还演节目，但斗争性却不强。对我这样的狗崽子，也狠不起来。有时候，阶级阵线还挺模糊，看见你，如果手里刚好有个胡萝卜，还可能塞给你。所以，到了后来两派打起来的时候，她们就悄然隐退，重新跟旧相好重续前缘，享受性福。当然，经过一番变故，她们跟相好之间也有一些重组的迹象。

再后来，我们这些狗崽子不能在场部待了。跟一些来自农业连队的子弟，一并塞到一个废弃的连队，挂了牌叫五七中学。这种学校，是半工半读的，每天半天上课，半天劳动。虽然是废弃的连队，但老职工还都在，只是没了知青。原来知青住的宿舍，给了我们住。由于要半天劳动，不得不跟老职工接触，实际上，等于是让我们这些半大的孩子，提前进入了农场人最底层的生活。农场的老职工，多半都是从山东、河北和辽宁一带来的盲流。不知道他们在老家如何，反正到了北大荒，早就一切从俗，在性事上随随便便。革命在高潮的时候，上面管的严，收敛一下，高潮一过，大家的嘴巴连带身子有开始“犯自由”，领导管都管不了。

那时候，没有电视，电影放映队一个月才能来一次，放的不是样板戏，就是三战，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别说麻将，连扑克都没有一副。谈性，说性，操练性，是大家唯一的消遣。学校没有电，老职工都不喜欢电灯熬油，天一黑，就脱衣睡下。无论男女老幼，睡觉都是绝对的裸睡，每人都坚信“睡一宿穿三朝”的古训，即穿衣服睡觉，对衣服的磨损，睡一晚等于白天穿三天。那时大家都穷，买布还需布票，省着点也对。这样的睡觉习惯，只是让我们这些场部来的学生娃有点尴尬。那时候我们接到指示，要帮贫下中农做家史，做村史。白天不是上课就是劳动，只好晚上访贫问苦。到一家敲门人家不开，换一家还不开。最后才知道，人家都脱光光了，不乐意为了这种事再费事穿衣服，况且还得点灯费油。后来时间长了，跟老职工混熟了，我们的同学也有家就在此地的，带我们去他们家玩。时间一到，人家爹妈什么的，还是到点就脱衣睡觉，根本不避我们这些半大小子。后来才听说，我们这些土著同学，他们爹妈做爱，也不避他们，就在一个炕上。底层社会的性教育，就是这样直接。所谓男女授受不亲，闺房，闺训之类的玩意，大概只给绅士们准备的。后来做社会史研究了，发现在多数的时候，中国农村，从南到北，生活居住条件都不怎么样，农民男女之间的间隔，根本做不到。所以，孔夫子说，礼不下庶人，绝对是对的。

晚上访贫问苦，唯一给我们开门的，是一位叫二哥的人。他姓甚名谁，现在我不记得了，其实当时大家也都不记得。人人都管他叫二哥。在东北，二哥就跟上海骂人戆肚，四川说人哈儿一样，是个贬义词，意思是说人傻。二哥很能干，待人也热情，但就是喜欢吹点小牛，吹的又不高明，经常被人识破。年轻的时候，据说跟老毛子（俄国人）干过（可能是给俄国人做过苦力），因此会两句俄语，真的会说，每次吹牛都说。说是在老毛子那里还做了官，有老毛子娘儿们喜欢他，非要跟他上床。俄国娘儿们如何高大，皮肤如何白，奶子大到什么地步云云。每到这种时候，大家都会追问：上了没有？二哥肯定支支吾吾，从来不肯给人个肯定的回答，只是有一次吞吞吐吐地说，那些俄国人，生活作风可那个了。二哥喜欢说话，一说就是当年俄国“稍鞑子”（士兵）如何，“格皮但”（军官）如何，稍鞑子和格皮但加起来又是如何的蠢，他如何高明。讲到兴奋处，还会唱歌，因此，经常给人带来欢乐。其实，二哥最令人传诵故事是他的婚姻。我们那里，老职工找老婆，多半得回老家，老家半数以上在山东。二哥当然也不好破例，攒了些钱，也回老家找媳妇。只是二哥出来的早，山东老家没有正经亲戚了，加上他钱又不多，找起来就有困难。正好当地有个寡妇，一个人拖着四个孩子，活的很艰难。于是有人就打二哥的主意，说是给二哥介绍一个对象，让着寡妇的妹妹出来跟二哥见面。二哥一看不错，答应了。临到上火车，才发现原来是寡妇，还带着四个孩子。二哥想要不干，架不住寡妇哭，大伙劝，二哥心一软，带着寡妇连同四个孩子回来了。牛还是要吹的——人家找媳妇找一个，我一找就是五个。二哥好吹牛，其实是个实在人，在学校，苦活累活净他一个人干。吹牛说自己力气大，吹到最后让人绕进去了，有一阵子，学校磨豆腐居然不用驴了，二哥在那里亢哧亢哧地抱着磨杆推。所以，唯有二哥这样的实在人，我们去访贫问苦的时候，才会给我们开门，但麻烦的是，他经常会忘记穿上衣服，下体赤裸，后来我们也就不敢去了。

我们学校的老职工里，还有一位著名的“破鞋”，很多老职工谈起她来，都眉飞色舞，兴奋异常。谈的内容，好像都是她如何如何自己送上门，跟她做爱如何如何有趣，她的技巧如何如何的高之类。当然，听那口气，几乎每个人都跟她有一腿。但是，如果看见这个“破鞋”本人，却似乎一点都感觉不到人们所说的风骚。长得也不怎么好看，说话平平常常，眼睛似乎还有点呆滞，只是比较丰满而已。那时候我已经看过了《红楼梦》，觉得按老职工的说法，此人就应该是《红楼梦》里的多姑娘，可是怎么看，就是看不出多姑娘的感觉来。由于是半工半读，我们学生也要养猪，第一批猪是原来连队的猪号拨过来的刚断奶的小猪。我们这些什么也不懂的孩子，弄了一群刚断奶的猪崽，根本喂不了，猪崽什么都不吃，吱哇乱叫。一时间，师生束手无策。“破鞋”是饲养员，走到小猪群里，摸摸这个，摸摸那个。说：小猪想妈妈。你们养不了，还是让我来吧。然后她就到校长那里，把小猪换给她养了，把一些半大的猪给了我们。我看过她养小猪，真像猪妈妈似的，真叫上心，真叫慈祥。说实在的，后来在农场连队干了四年，见过的贫下中农多矣，干活卖力，真正让我感动的，还就是这个“破鞋”。那时候，每个人的工资都是每月32元，干多干少，一个样。像她这样操心的饲养员，不会多拿一分钱，而且，什么表彰也不可能有，因为她是“破鞋”。那个时候，几乎每个连队（相当于村庄）都有一两个“生活作风”不好的女人。是不是都像我们学校那位温和而慈祥，我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她们无非是比其他结过婚的女人的尺度稍微大了一点而已。她们的风骚甚至淫荡，多半是占了便宜或者想占便宜的男人，用自家的嘴巴制造出来的。造出来好叫单调的生活，多一点滋味。

再后来，革命在名义上还在继续，我已经从中学生变成了一个农场连队的养猪人。在黑灯瞎火的村庄里，除了知青还偶尔开开会，出期板报之外，革命其实早就死了。大家最热衷的，其实就是性事。知青有知青的性事，老职工有老职工的性事，基本不交叉。老职工们有条不成文的禁忌，知青不碰，碰了倒霉。那是个全体人民出工不出力的时代，上班磨洋工，工休期间就做性游戏。结过婚的男女们，互相扒裤子，在性器官上做文章，每次花样不多，但人人乐此不疲。这种游戏的规矩是，不跟没结婚的女子做，据说也不兴玩真的。只是私下里，还是断不了有玩真的的，因此争风吃醋，打架的，还真不少。其实，这种游戏，看起来像模拟，实际上真摸，真弄，真假之间很难分辨，玩大了，自然就真了。由于游戏不像拉帮套那样伙伴固定，流动性过强，所以纠纷就难免。好在即使有纠纷，也不厉害，小醋一壶，没人会为了这个玩命。如果都是男人，老职工就讲段子，没有一个段子不黄的。东北人，越到底层，口才越棒，段子合辙押韵，朗朗上口。老职工告诉我们，在解放前，这种事都是由二人转包办，过瘾极了。除了性游戏和黄段子，扑克也开始被默许了，买不到，就有能人开始自己做扑克，用薄纸壳，高级一点的用医院里的X光底片。居然这种自造的扑克，也有性。我就见过一付扑克，老K就画一根棍，Q就画一个圆圈，大王画一头公猪，小王画一头母猪，性器官写意而清晰。这样的扑克，如果还能找到的话，博物馆该收藏的。

现在回想起来，我真的很幸运，在我年少莽撞，经常触犯政治禁忌的岁月，能生活在北大荒。那里的人们，由于对性事的爱好，长期的“死不正经”，即使在革命最火热的年月，革命的激情也不那么高。因此像我这样的人，犯了事，跟性事无关，固然挨整，也整得比较马虎，虎头蛇尾。中学毕业那年我被人出卖，一封发牢骚的信，白纸黑字，有反文革的言论。全团批判，每个连队都要把我的言论挂出来开大会批。我也躬逢了其中的几次，但在特别难堪的时候，总是能看到阿姨大妈们慈祥怜悯的目光。听到她们喃喃私语：这小伙子，白瞎了，这下找不到对象了。然后，我就去放猪，除了个别小孩子，没有人再提这回事。我这样的人如果放在城里，多半是要进监狱的。

前一章节的问题的答案很简单，所谓的“反右”，并不是因为此时的共产党没有纳谏的雅量，而是有一部分民主党派的领袖人物，把对共产党的整风演化成一个带政治性质的攻击，从而触发了一个雷厉风行的反击。

说起这事，我们要把话头引得远一点。如果说，民国是一段交织着各种矛盾的乱世的话，那么在乱世里，没有军事力量为依托的政治组织都是业余爱好者。所以追溯各个民主党派的起源，就知道除了民革，这个一些国民党的叛将为主的组织还有些军事背景外，其余的如民盟、农工之类，都是本质上属于民国政坛的“特邀嘉宾”。

他们的影响只有在几个特殊的时间点才能有所提升，---比如在1946年国共和谈之际，当两大巨头在一个巨大的跷跷板两边维持一个危险的平衡时，民主党派的各个清流们才能够发挥他们所谓的作用，而就算如此，他们也曾几乎犯了一个严重的历史性错误，其代表就是现在被捧为“儒家最后的大家”---梁漱溟。----他居然把周恩来都弄哭了。

”1946年10月份，国民党向解放区大举进攻，连续攻占张家口、长春、安东和苏北、山东等大片土地，并下令召开伪国大。至此，国共之间已经没什么可谈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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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中国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刻，国民党一方面加紧进攻解放区，一方面积极筹备召开伪国大，向各民主党派许愿封官。这种形势下，有的民主党派负责人为和平焦急，又为国民党诱惑，办了糊涂事。

　　10月28日，民盟秘书长梁漱溟提出一个对中国共产党极为不利的停火方案，没和中国共产党商量，也未打招呼，先把方案分送了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长孙科和美国驻华特使马歇尔。之后，梁漱溟才到梅园新村来向周恩来解释这个方案。

　　周恩来拿到方案，听说方案已经送给了孙科和马歇尔，脸色就开始有变。因为前不久，他刚同民主党派的负责人一道订有“君子协议”，一致同意在采取重大行动时，要事先打招呼，相互关照，共同协商，共同行动，一致对付国民党。现在，梁漱溟的行动显然违背了这个君子协议。

　　周恩来看着方案，勉强听梁解释了几句。当梁漱溟讲到“就现地一律停战”时，（史注：这是梁案关键，实质是要求TG在接受被国民党侵占了大批解放区城市土地后，才谈判停战，这是最明显的城下之盟，根本不是一个公平的条件，而且，就这么一条件，梁漱溟居然事先通知了此时国共会谈三方中的国民党方和美方，然后才通知周恩来，这几乎就是企图逼迫共方就范了。所以，他的愚蠢和卑劣迎来了周恩来的暴击-----）

周恩来忽然把手一摆，双眉深锁地望住梁漱溟：“你不用再往下讲了，我的心都碎了。”他把头向梁漱溟伸过去，失望、痛苦的神情一泄而出：“怎么国民党压迫我们不算，你们第三方面也一同压迫我们？”

　　梁漱溟赶紧解释：“恩来兄，现在的形势，我们也不能不考虑国民党的态度，目的是为了和平……”

　　“做人要讲信义，你们不守信用。”周恩来难过地摇头，“我们有君子协议，我们有协商好了的意见，你们单方面不打招呼就这么做了。你们跟蒋介石打招呼，不跟我们打招呼。抗战以来，我们一直团结得很好，交了朋友。现在我们困难，你们不是尽力帮忙，反而……”周恩来越说越激动，胸脯开始起伏。他突然憋住声，忍了几秒钟，蓦地迸出一声：“你们不够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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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是多年的朋友，关键时刻做出对不起我们的事。你们这是出卖朋友，不讲信义！”周恩来做着激烈的手势，苍白的脸孔在愤激中胀得通红，眼里有泪水涌流，更有灼人的火星迸出：“你不用辩解。我们早有君子协议，事前商量，一致行动，共同对付国民党。现在你们是怎么做的？哪一条够我们的君子协议？你们对得起共产党吗？对得起李公朴、闻一多、陶行知诸烈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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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不同我商量，搞了这种提案，而且先给蒋介石，后来通知我。行啊，我们没啥，大不了再去打游击。我们本来就是打游击出身的。可你们怎么办？没有共产党你们怎么办？你们不就是靠了共产党才能存在下去吗？国民党要不是有共产党同它斗，它能允许你们存在？你们可以出卖朋友，不讲义气，但我要劝你们一句，眼光放远些，没有共产党，你们一天也存在不下去……”

　　“恩来兄，你别说了。这件事我理亏了，我们想办法来挽回。”梁漱溟“诚恳”地“自我批评”，并且马上采取行动，把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都找到梅园新村来，大家一商量，一致决定将已经送出的方案全部收回来，并且立刻分头行动。

　　到马歇尔处，因为马歇尔外出未回，文件还没有拆封，所以很容易很顺利就拿回来了。到孙科那里，国民党已对这个方案进行过讨论。他们赶紧借口方案中漏抄一条，需要补上，把文件拿到手就带回来了。

　　一场风波就这样过去了。“

（引自权延赤的《走进周恩来》）

这段叙述略带文学色彩，但事实没错。在这件事情中，梁漱溟的不仅做事的目的完全缺乏战略眼光，提出的方案是毫无可行性的偏袒方案，而且连做事的程序，也没有最基本的信义。 “疾风知劲草”，从这个事件里，我们充分的看到了所谓的民主党派里一部分领袖人物的真正形象。---而从周恩来发怒时吐出的真言，更让我们学习到，民主党派在那时中国政坛的真实分量。

所以，本章用很不恭敬的“如夫人”形容民主党派在新中国政坛的作用，并非刻薄，而是历史本就如此。

而在建国之后，各个民主党派的领袖因为和TG的蜜月纷纷坐上高位，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开国部长都为他们所任，加上其本来的优越感，陶然间忘了自己在政坛的真实地位。1956年的春天，当毛泽东号召他们对执政党整风时，一部分民主党派的精英们，以赵姨娘的身份，却企图要王熙凤的权力，这种包装在“建言献策，批评帮助”的帽子下面的愚蠢和疯狂最终推动着事物的发展走向了反面。

毛泽东发布的反右运动的信号《这是为什么》一文的契机就是当时一位在批评执政党的浪潮中说出“共产党有错误，民主党派也有错误”的民革成员卢郁文收到了匿名恐吓信和说他“为虎作伥”，警告他“全家小心”。

老实说，1956年整风之际，执政党确实犯了各种不同程度的错误，但这些错误和他们抗美援朝胜利，全国土改和一五计划胜利实施的伟大成就相比，完全是云壤之别。抓住执政党的错误不放，甚至恶意的渲染、攻击，并以改变国家制度作为解决手段的做法，决不是一个朋友的做法，更像是一个趁火打劫的小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