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颤栗的产痛 --第三章 被剥落的支撑 -- 史文恭

反右之后，中国政坛的力量构成和运作流程都有了根本的改变。从此，作为“如夫人”的民主党派更进一步地沦为一种政治意义上的点缀。---诚然，其中的少数几个人，比如陈叔通，黄炎培，或是和毛泽东有特殊渊源的章士钊，在后来历史的进程里，还有进言的机会，但从总体上，历史已经翻过了这一页。

如果从大历史的角度，我们可以将“反右”运动视为古老中国的最后一点政治遗产的结束。----在科举制度为根本的旧中国，知识分子和统治阶级事实上是一个实体，但反右之后，他们彻底地随着家族的传承告别了政坛。----复古地说，他们的政治地位穿越回了元朝。

以后，将有一大群以“我是贫农的后代”的年轻人昂首挺胸地成为中国政坛的接班人，这个转变，----如果那些叶公好龙式的“民主爱好者”们足够诚实的话，他们应该欢呼，这些从田埂和机床边走来的新的当政者意味着“（最底层也是最广泛）人民当家作主”这一通常在世界历史范围内都是空洞口号的理想在新中国成为了现实，------但这种转变或许开始令人鼓舞，其效果却未必同样如此。

总之，此刻，我们还是回到反右之后的那个中国，当所有独立的批评者沉寂之时，执政党成为主席台上唯一拿话筒的那位。这是一个高大威猛的包装下岌岌可危的内核，----庞大、古老、亟亟追赶世界的中国，需要一个谨慎、理性和均衡的发展之路，但没有一个集思广益的基础，没有一个从善如流的领导，是无法实现这样一条稳妥的发展道路的。

有一个不那么著名的故事可以做过不那么响亮，然而有力的证据，

“......1955年，广西遭遇了严重自然灾害，许多地方几乎是颗粒无收。但当时的省委书记陈漫远同志，却不顾这一严重现实，仍好大喜功，坚持要农民如数缴纳公粮，造成一些地方强迫农民缴粮的恶性事件。平乐地委书记杨林同志也表现得相当“激进”，逼缴问题十分突出。我在一四五师政治部时的一个警卫班长包德君(50年转业地方前是师警卫营排长) ，当时在平乐贺县当县长，为了完成缴粮任务，竟然在一个晚上吊打捆绑七百二十个农民。这种做法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是不难想象的：广西当时饿死的人达XX万，一个一百六十多万的平乐地区，竟然就饿死了X万多人。这就是后来许多人都知道的“平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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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接而来的，便是大批农民逃荒要饭，平乐接近湖南，灾荒使这个地区两万多农民涌入湖南，引起了有关方面的强烈反应。不得已之下，当年6月，地委建立了一个由农业、监察、民政等几个部门组成的五人工作小组，由农村部长晨光同志带队，骑上自行车，昼夜兼程，从湘桂边界进入湖南。我们一路走一路做说服动员工作，向逃荒的灾民解释政策。经过耐心工作，大约有一万多灾民返回了平乐.......面对这一严重事件，我身为地区监察处长，认为自己有责任向上级反映情况，就以个人名义个省民政厅写了一封信（为此，杨林同志还在地区三级干部会上批评过我）。虽然后来中央严肃处理了广西的问题，对陈漫远、杨林等同志进行了严厉处分，降职使用，但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这样一个问题上，我却吃了比他们还要大的苦头（1957年一调往汕头地委的何志范被开除党籍，行政降级）。” (平乐事件，当事人何志范的回忆）

这个发生在1955年的饿死人事件后来被严肃处理（当时负责处理的就是总书记邓小平）的重要因素就是原来广西三巨头之一的黄绍竑了解了此事，并向中央提出意见。这使得整个事件解决的比较快，处理的比较好。（虽然，在后来的反右扩大化中，黄很快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一个独立的批评可能是一个健康的政治体制所必须的支柱。-----至少，它能防止住平乐事件成为一场遍布全国三年的惨痛经历，而后者，正是诱发文革的一个非常强烈的动机。-----但在我们展开对大灾荒的追溯时，必须知道，这样的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庞大灾害，是如何能持续三年之久的，为此，必须从陈云挑起的两包火药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