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颤栗的产痛 --第三章 被剥落的支撑 -- 史文恭

第一节 下堂的如夫人

本集里，我们将看到新中国的政治局面如何从一个相对混杂的松散阶段步入一个严厉而鸦雀无声的新境界的。这段历史从本质上讲，是斩断旧中国的脐带，开始真正意义上的新型国家的过程，-----正如“斩断”这个字眼告诉我们的，这是一段痛苦的进程，而且，它所带来的，肯定是一个全新的局面，但未必是一个明亮的开始。

是的，这就是“反右”和“民主党派”边缘化。

这是一段陡峭然而蓄势很久的历史，与后来的文革遥相呼应，因此，需要用较长的篇幅来做一个略为深入的介绍。

一， “剥削阶级出身”以及其他

在新中国的社会评价体系里，“剥削阶级”曾经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归类。后来，出于各种原因，这个令人生畏的字眼似乎被人遗忘了，但实际上，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在，这个字眼所代表的那个强大的阶级和他们强大的力量，从未沉寂。

在旧中国，确实存在着这样一个庞大的，压迫人民，盘剥人民的集团，而其中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蒋氏政权主体，随着落花流水般的溃败后，滚到了台湾，从整体上看，似乎1949年之后，“劳动人民当家做了主人”，但其实并不如此。

先讲一个故事，勾勒一下什么是现实中的“剥削阶级”。

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有一个和张大千齐名的中国画杰出人物---吴湖帆。他本是世家子弟，其祖父是鼎鼎有名的甲午战争败将吴大澂，有一次，有一个世家前辈袁海观之子袁伯夔向他索画，他不给，起了争执，怒气之下，吴说：“尔父做过广东巡抚，吾祖亦做过；尔父两江总督，吾祖河督（河道总督），均尚书衔也，尔父‘戈什哈’出身，不通文墨之行伍出身者，两两相较，尔尚不及我了。”

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两个部级干部的官二代（官三代）“拼爹”，-----拼的结果，吴湖帆的爷爷是进士出身，比袁海观这位镇压太平天国立了军功底层出身的，要牛一些，所以按照他们“官后代”的标准，吴湖帆赢了。

这就是清代和民国时候的统治阶级，----官员和官员的家族，通过联姻，同学，世交等等手段组合成了一个庞大的阶层，在这个阶层内部，评定的标准正如吴湖帆上面所举的，而其中的成员，无疑认为自己们从骨子里高人一等。

可以想象的，在贫富悬殊的旧中国，只有这些锦衣玉食的官宦人家才能有优质的教育资源培养出更为专业的知识分子，从大的概率说，无疑在那个时代（刚刚建国不久），大部分的知识分子都来自之前的统治阶级（或者说的好听点，上流社会），而他们心中的优越感，确实与生俱来。

比如，吴湖帆的好友，陈巨来，也是民国篆刻界高踞榜首的人物。他是一个比较小一点的官二代，其父的官职在州县之间，在陈的回忆里，就提到了顿立夫，后者原来是另一位篆刻名家王福庵的人力车夫，因为勤奋向上，得到主家指点，才进入篆刻界。---就为这，陈巨来就把顿立夫的“出身”奚落了好几次。---也因为同样的原因，木匠出身的齐白石，在民国时代的国画界精英眼里，是属于‘野狐禅’，不入流的。（于是，新中国后，人民政府从新的伦理标准出发，把齐白石标榜为“人民艺术家”。）

所以，在理解了这些背景后，我们才会明白，反右时对TG和政府提意见的各位知识分子们，有多少是出于纯粹的“爱国真情”，有多少是因为他们与生俱来的优越感的。讽刺的是，这些很有优越感的精英们在历史大转折时，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高大，上面提到的吴湖帆，在汪伪盘踞上海期间，组织门人徒弟，画了一堆画给汪精卫祝寿献媚，而他的朋友陈巨来，则直接做了汉奸。

另一方面，和大多数因为“反右”的灾难性后果给人们留下的印象不同，在建国初期，中国的知识分子得到了相当大的优待，他们的收入和待遇都远远高于一般干部。也举一个较为夸张的例子，

1956年，20岁的“神童作家”刘绍棠，靠他自己的稿费，就在北京买了"三合院"，“住房五间，厨房一间，厕所一间，堆房二间，并有五棵枣树、五棵槐树”，虽说才花了2000多元 ，但相比同时的工人和干部的居所，要阔气的多了。

大部分的专业人才都得到了照顾，个别如马连良这样京剧表演大家，甚至连吸食鸦片的癖好都得到了每个月的“特供”。

因此，用比较俗气的说法就是，反右之前的“臭老九”们还延续了解放前的上等生活。---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和中共的蜜月突然破裂了呢？

那还追究提意见的人是什么居心？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加勉就免了，当耳旁风吹过也就罢了。

至于要毁掉人的一辈子吗？

反右的结果，是上层人士看透了

文革的结果，连下层人士也看透了

体制内的级别工资制度，体制外的股本红利制度、对旧知识分子阶层的优待制度以及……占人口绝大多数土里刨食只能靠双手的农民。

现在看这段历史，再也无法同情那些所谓倒了霉的哭哭啼啼的知识分子了。

座山雕等大批土匪之所以敢于跟解放军对抗，首先是他们的历史经验：清兵、鬼子、国军，每一个能把土匪如何，所以解放军也不能把土匪如何。但是，解放军代表着一股全新的政治力量，所以土匪们全部悲剧了。

“剥削阶级”或“文人”们的境遇也是类似。新朝鼎立，历来是要收买这批人的，连清兵入关都少不了这个程序，可TG不仅仅是改朝换代，而是天翻地覆。

如果具体些，汉武以后，历代都是用儒家学说治国（元朝例外），但TG另有一套理论，而且与儒家的学说根本对立。前朝遗老们如果不能及时认识，真心输诚，后果就是后来那样了。

这场变革的深刻性，在当时，恐怕变革者自己与被变革者一样，没有足够的认识。

举个实际例子：零几年的时候俺在魔都参加了几次汉网组织的汉服活动，后来因为汉网管理层争权夺利影响了心情就不去了。咋回事哪？据说汉网是一个网名“大汉”的人创建的，影响大了后引进了一些赞助资金和管理员、理事之类的人，他自己则一直是网站的所有人。后来有的理事就提出轮流坐庄，他居然答应了，还交出了网站的管理权，包括所在服务器的账户和密码。那位接任者任期过了以后大汉想再坐庄时，却被拒绝了，人家说：可以给你个管理员当，但账户和密码不能给，因为网站换服务器了，新的服务器是我个人开的账户，资金也是我出的，赞助费也都是冲我个人来的，所以网站的所有权属于我个人。

前一章节的问题的答案很简单，所谓的“反右”，并不是因为此时的共产党没有纳谏的雅量，而是有一部分民主党派的领袖人物，把对共产党的整风演化成一个带政治性质的攻击，从而触发了一个雷厉风行的反击。

说起这事，我们要把话头引得远一点。如果说，民国是一段交织着各种矛盾的乱世的话，那么在乱世里，没有军事力量为依托的政治组织都是业余爱好者。所以追溯各个民主党派的起源，就知道除了民革，这个一些国民党的叛将为主的组织还有些军事背景外，其余的如民盟、农工之类，都是本质上属于民国政坛的“特邀嘉宾”。

他们的影响只有在几个特殊的时间点才能有所提升，---比如在1946年国共和谈之际，当两大巨头在一个巨大的跷跷板两边维持一个危险的平衡时，民主党派的各个清流们才能够发挥他们所谓的作用，而就算如此，他们也曾几乎犯了一个严重的历史性错误，其代表就是现在被捧为“儒家最后的大家”---梁漱溟。----他居然把周恩来都弄哭了。

”1946年10月份，国民党向解放区大举进攻，连续攻占张家口、长春、安东和苏北、山东等大片土地，并下令召开伪国大。至此，国共之间已经没什么可谈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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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中国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刻，国民党一方面加紧进攻解放区，一方面积极筹备召开伪国大，向各民主党派许愿封官。这种形势下，有的民主党派负责人为和平焦急，又为国民党诱惑，办了糊涂事。

　　10月28日，民盟秘书长梁漱溟提出一个对中国共产党极为不利的停火方案，没和中国共产党商量，也未打招呼，先把方案分送了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长孙科和美国驻华特使马歇尔。之后，梁漱溟才到梅园新村来向周恩来解释这个方案。

　　周恩来拿到方案，听说方案已经送给了孙科和马歇尔，脸色就开始有变。因为前不久，他刚同民主党派的负责人一道订有“君子协议”，一致同意在采取重大行动时，要事先打招呼，相互关照，共同协商，共同行动，一致对付国民党。现在，梁漱溟的行动显然违背了这个君子协议。

　　周恩来看着方案，勉强听梁解释了几句。当梁漱溟讲到“就现地一律停战”时，（史注：这是梁案关键，实质是要求TG在接受被国民党侵占了大批解放区城市土地后，才谈判停战，这是最明显的城下之盟，根本不是一个公平的条件，而且，就这么一条件，梁漱溟居然事先通知了此时国共会谈三方中的国民党方和美方，然后才通知周恩来，这几乎就是企图逼迫共方就范了。所以，他的愚蠢和卑劣迎来了周恩来的暴击-----）

周恩来忽然把手一摆，双眉深锁地望住梁漱溟：“你不用再往下讲了，我的心都碎了。”他把头向梁漱溟伸过去，失望、痛苦的神情一泄而出：“怎么国民党压迫我们不算，你们第三方面也一同压迫我们？”

　　梁漱溟赶紧解释：“恩来兄，现在的形势，我们也不能不考虑国民党的态度，目的是为了和平……”

　　“做人要讲信义，你们不守信用。”周恩来难过地摇头，“我们有君子协议，我们有协商好了的意见，你们单方面不打招呼就这么做了。你们跟蒋介石打招呼，不跟我们打招呼。抗战以来，我们一直团结得很好，交了朋友。现在我们困难，你们不是尽力帮忙，反而……”周恩来越说越激动，胸脯开始起伏。他突然憋住声，忍了几秒钟，蓦地迸出一声：“你们不够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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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是多年的朋友，关键时刻做出对不起我们的事。你们这是出卖朋友，不讲信义！”周恩来做着激烈的手势，苍白的脸孔在愤激中胀得通红，眼里有泪水涌流，更有灼人的火星迸出：“你不用辩解。我们早有君子协议，事前商量，一致行动，共同对付国民党。现在你们是怎么做的？哪一条够我们的君子协议？你们对得起共产党吗？对得起李公朴、闻一多、陶行知诸烈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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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不同我商量，搞了这种提案，而且先给蒋介石，后来通知我。行啊，我们没啥，大不了再去打游击。我们本来就是打游击出身的。可你们怎么办？没有共产党你们怎么办？你们不就是靠了共产党才能存在下去吗？国民党要不是有共产党同它斗，它能允许你们存在？你们可以出卖朋友，不讲义气，但我要劝你们一句，眼光放远些，没有共产党，你们一天也存在不下去……”

　　“恩来兄，你别说了。这件事我理亏了，我们想办法来挽回。”梁漱溟“诚恳”地“自我批评”，并且马上采取行动，把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都找到梅园新村来，大家一商量，一致决定将已经送出的方案全部收回来，并且立刻分头行动。

　　到马歇尔处，因为马歇尔外出未回，文件还没有拆封，所以很容易很顺利就拿回来了。到孙科那里，国民党已对这个方案进行过讨论。他们赶紧借口方案中漏抄一条，需要补上，把文件拿到手就带回来了。

　　一场风波就这样过去了。“

（引自权延赤的《走进周恩来》）

这段叙述略带文学色彩，但事实没错。在这件事情中，梁漱溟的不仅做事的目的完全缺乏战略眼光，提出的方案是毫无可行性的偏袒方案，而且连做事的程序，也没有最基本的信义。 “疾风知劲草”，从这个事件里，我们充分的看到了所谓的民主党派里一部分领袖人物的真正形象。---而从周恩来发怒时吐出的真言，更让我们学习到，民主党派在那时中国政坛的真实分量。

所以，本章用很不恭敬的“如夫人”形容民主党派在新中国政坛的作用，并非刻薄，而是历史本就如此。

而在建国之后，各个民主党派的领袖因为和TG的蜜月纷纷坐上高位，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开国部长都为他们所任，加上其本来的优越感，陶然间忘了自己在政坛的真实地位。1956年的春天，当毛泽东号召他们对执政党整风时，一部分民主党派的精英们，以赵姨娘的身份，却企图要王熙凤的权力，这种包装在“建言献策，批评帮助”的帽子下面的愚蠢和疯狂最终推动着事物的发展走向了反面。

毛泽东发布的反右运动的信号《这是为什么》一文的契机就是当时一位在批评执政党的浪潮中说出“共产党有错误，民主党派也有错误”的民革成员卢郁文收到了匿名恐吓信和说他“为虎作伥”，警告他“全家小心”。

老实说，1956年整风之际，执政党确实犯了各种不同程度的错误，但这些错误和他们抗美援朝胜利，全国土改和一五计划胜利实施的伟大成就相比，完全是云壤之别。抓住执政党的错误不放，甚至恶意的渲染、攻击，并以改变国家制度作为解决手段的做法，决不是一个朋友的做法，更像是一个趁火打劫的小偷。

枪杆子，印把子都在我们手里，怕什么？

可是，匈牙利事件的时候，共产党也是枪杆子，印把子在手的。

甚至死亡威胁。

既然是提意见，为什么只准自己批评，不准别人说好话？这就是多数所谓民主人士的一言堂。

这不是简单的提意见，而是要趁机抢班夺权。如果土共不反击的话，以后就没法混了，还怎么管理国家。

旧中国环境下的传统：一旦识俩字，就觉得自己了不起，就想当人上人，就想着当家，幻想着国家在自己的管理下，沿着一条根本不存在的、理想的康庄大道一口气达到盛世。

其实除了发牢骚、批评、鸡蛋里挑骨头的本事，狗屁能耐没有。有功劳往上扑、出了问题就推卸责任。妥妥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主席担心的是经济基础一变，其他变起来，快得很。

到现在体制还是排斥纯私人资本。要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老板拼命拿个绿卡？

东北那样的封建社会是另外一回事。

毛派运动的亮点：阻止资本的自我毁灭，平衡社会力量。

缺点：平均水平太低，遇到事情全要指望体制力量或者资本力量解决。拿着毛主席的旗帜，其实只能暴走，连统一战线都不会。经济政治知识贫乏，万事都是阴谋论。

例子：西西河打大牛运动。

倒计时开始数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