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颤栗的产痛 --第三章 被剥落的支撑 -- 史文恭
家园 【原创】颤栗的产痛 --第三章 被剥落的支撑 第一节 下堂的如夫人
本集里，我们将看到新中国的政治局面如何从一个相对混杂的松散阶段步入一个严厉而鸦雀无声的新境界的。这段历史从本质上讲，是斩断旧中国的脐带，开始真正意义上的新型国家的过程，-----正如“斩断”这个字眼告诉我们的，这是一段痛苦的进程，而且，它所带来的，肯定是一个全新的局面，但未必是一个明亮的开始。
是的，这就是“反右”和“民主党派”边缘化。
这是一段陡峭然而蓄势很久的历史，与后来的文革遥相呼应，因此，需要用较长的篇幅来做一个略为深入的介绍。
一， “剥削阶级出身”以及其他
在新中国的社会评价体系里，“剥削阶级”曾经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归类。后来，出于各种原因，这个令人生畏的字眼似乎被人遗忘了，但实际上，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在，这个字眼所代表的那个强大的阶级和他们强大的力量，从未沉寂。
在旧中国，确实存在着这样一个庞大的，压迫人民，盘剥人民的集团，而其中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蒋氏政权主体，随着落花流水般的溃败后，滚到了台湾，从整体上看，似乎1949年之后，“劳动人民当家做了主人”，但其实并不如此。
先讲一个故事，勾勒一下什么是现实中的“剥削阶级”。
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有一个和张大千齐名的中国画杰出人物---吴湖帆。他本是世家子弟，其祖父是鼎鼎有名的甲午战争败将吴大澂，有一次，有一个世家前辈袁海观之子袁伯夔向他索画，他不给，起了争执，怒气之下，吴说：“尔父做过广东巡抚，吾祖亦做过；尔父两江总督，吾祖河督（河道总督），均尚书衔也，尔父‘戈什哈’出身，不通文墨之行伍出身者，两两相较，尔尚不及我了。”
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两个部级干部的官二代（官三代）“拼爹”，-----拼的结果，吴湖帆的爷爷是进士出身，比袁海观这位镇压太平天国立了军功底层出身的，要牛一些，所以按照他们“官后代”的标准，吴湖帆赢了。
这就是清代和民国时候的统治阶级，----官员和官员的家族，通过联姻，同学，世交等等手段组合成了一个庞大的阶层，在这个阶层内部，评定的标准正如吴湖帆上面所举的，而其中的成员，无疑认为自己们从骨子里高人一等。
可以想象的，在贫富悬殊的旧中国，只有这些锦衣玉食的官宦人家才能有优质的教育资源培养出更为专业的知识分子，从大的概率说，无疑在那个时代（刚刚建国不久），大部分的知识分子都来自之前的统治阶级（或者说的好听点，上流社会），而他们心中的优越感，确实与生俱来。
比如，吴湖帆的好友，陈巨来，也是民国篆刻界高踞榜首的人物。他是一个比较小一点的官二代，其父的官职在州县之间，在陈的回忆里，就提到了顿立夫，后者原来是另一位篆刻名家王福庵的人力车夫，因为勤奋向上，得到主家指点，才进入篆刻界。---就为这，陈巨来就把顿立夫的“出身”奚落了好几次。---也因为同样的原因，木匠出身的齐白石，在民国时代的国画界精英眼里，是属于‘野狐禅’，不入流的。（于是，新中国后，人民政府从新的伦理标准出发，把齐白石标榜为“人民艺术家”。）
所以，在理解了这些背景后，我们才会明白，反右时对TG和政府提意见的各位知识分子们，有多少是出于纯粹的“爱国真情”，有多少是因为他们与生俱来的优越感的。讽刺的是，这些很有优越感的精英们在历史大转折时，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高大，上面提到的吴湖帆，在汪伪盘踞上海期间，组织门人徒弟，画了一堆画给汪精卫祝寿献媚，而他的朋友陈巨来，则直接做了汉奸。
另一方面，和大多数因为“反右”的灾难性后果给人们留下的印象不同，在建国初期，中国的知识分子得到了相当大的优待，他们的收入和待遇都远远高于一般干部。也举一个较为夸张的例子，
1956年，20岁的“神童作家”刘绍棠，靠他自己的稿费，就在北京买了"三合院"，“住房五间，厨房一间，厕所一间，堆房二间，并有五棵枣树、五棵槐树”，虽说才花了2000多元 ，但相比同时的工人和干部的居所，要阔气的多了。
大部分的专业人才都得到了照顾，个别如马连良这样京剧表演大家，甚至连吸食鸦片的癖好都得到了每个月的“特供”。
因此，用比较俗气的说法就是，反右之前的“臭老九”们还延续了解放前的上等生活。---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和中共的蜜月突然破裂了呢？
家园 【原创】第四节 大背景下的新局面 反右之后，中国政坛的力量构成和运作流程都有了根本的改变。从此，作为“如夫人”的民主党派更进一步地沦为一种政治意义上的点缀。---诚然，其中的少数几个人，比如陈叔通，黄炎培，或是和毛泽东有特殊渊源的章士钊，在后来历史的进程里，还有进言的机会，但从总体上，历史已经翻过了这一页。
如果从大历史的角度，我们可以将“反右”运动视为古老中国的最后一点政治遗产的结束。----在科举制度为根本的旧中国，知识分子和统治阶级事实上是一个实体，但反右之后，他们彻底地随着家族的传承告别了政坛。----复古地说，他们的政治地位穿越回了元朝。
以后，将有一大群以“我是贫农的后代”的年轻人昂首挺胸地成为中国政坛的接班人，这个转变，----如果那些叶公好龙式的“民主爱好者”们足够诚实的话，他们应该欢呼，这些从田埂和机床边走来的新的当政者意味着“（最底层也是最广泛）人民当家作主”这一通常在世界历史范围内都是空洞口号的理想在新中国成为了现实，------但这种转变或许开始令人鼓舞，其效果却未必同样如此。
总之，此刻，我们还是回到反右之后的那个中国，当所有独立的批评者沉寂之时，执政党成为主席台上唯一拿话筒的那位。这是一个高大威猛的包装下岌岌可危的内核，----庞大、古老、亟亟追赶世界的中国，需要一个谨慎、理性和均衡的发展之路，但没有一个集思广益的基础，没有一个从善如流的领导，是无法实现这样一条稳妥的发展道路的。
有一个不那么著名的故事可以做过不那么响亮，然而有力的证据，
“......1955年，广西遭遇了严重自然灾害，许多地方几乎是颗粒无收。但当时的省委书记陈漫远同志，却不顾这一严重现实，仍好大喜功，坚持要农民如数缴纳公粮，造成一些地方强迫农民缴粮的恶性事件。平乐地委书记杨林同志也表现得相当“激进”，逼缴问题十分突出。我在一四五师政治部时的一个警卫班长包德君(50年转业地方前是师警卫营排长) ，当时在平乐贺县当县长，为了完成缴粮任务，竟然在一个晚上吊打捆绑七百二十个农民。这种做法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是不难想象的：广西当时饿死的人达XX万，一个一百六十多万的平乐地区，竟然就饿死了X万多人。这就是后来许多人都知道的“平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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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接而来的，便是大批农民逃荒要饭，平乐接近湖南，灾荒使这个地区两万多农民涌入湖南，引起了有关方面的强烈反应。不得已之下，当年6月，地委建立了一个由农业、监察、民政等几个部门组成的五人工作小组，由农村部长晨光同志带队，骑上自行车，昼夜兼程，从湘桂边界进入湖南。我们一路走一路做说服动员工作，向逃荒的灾民解释政策。经过耐心工作，大约有一万多灾民返回了平乐.......面对这一严重事件，我身为地区监察处长，认为自己有责任向上级反映情况，就以个人名义个省民政厅写了一封信（为此，杨林同志还在地区三级干部会上批评过我）。虽然后来中央严肃处理了广西的问题，对陈漫远、杨林等同志进行了严厉处分，降职使用，但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这样一个问题上，我却吃了比他们还要大的苦头（1957年一调往汕头地委的何志范被开除党籍，行政降级）。” (平乐事件，当事人何志范的回忆）
这个发生在1955年的饿死人事件后来被严肃处理（当时负责处理的就是总书记邓小平）的重要因素就是原来广西三巨头之一的黄绍竑了解了此事，并向中央提出意见。这使得整个事件解决的比较快，处理的比较好。（虽然，在后来的反右扩大化中，黄很快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一个独立的批评可能是一个健康的政治体制所必须的支柱。-----至少，它能防止住平乐事件成为一场遍布全国三年的惨痛经历，而后者，正是诱发文革的一个非常强烈的动机。-----但在我们展开对大灾荒的追溯时，必须知道，这样的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庞大灾害，是如何能持续三年之久的，为此，必须从陈云挑起的两包火药说起。
通宝推：一个地址,豪哥的江湖,老顽童,邻居大哥,普鲁托,時千峰,盲人摸象,红军迷,胡一刀,家园 从科举退回到元朝的族裔政治再退到眼下的宫廷政治 “我们可以将“反右”运动视为古老中国的最后一点政治遗产的结束。----在科举制度为根本的旧中国，知识分子和统治阶级事实上是一个实体，但反右之后，他们彻底地随着家族的传承告别了政坛。----复古地说，他们的政治地位穿越回了元朝。”
家园 加强文革时期的理论学习，让自已以后面对文化人时不至心慌 非常愿意看到文中（当时负责处理的就是总书记邓小平）括号内容能同时注释到反右扩大化那段文字后，要说理由嘛，，这扩大化的功劳应该是，，，具体所占份额嘛，，唉，没办法，肚里没货啊，，还是心怀卑微继续学习。
家园 文革中，广西是个怪胎 我也懒说了，比如人家其它省份两派分畸是对本省老大的斗或保之争，而广西是两派都对当权者不满，为斗而斗，比一比谁斗得更狠的奇葩……
家园 内斗厉害是广西的地理历史决定的 看中国地形图就明白，广西基本都是山地，典型的地少人多，历史上又有客家土家之争，太平天国在这里发源不是无缘无故的。虽然中国各地都有地少人多的矛盾，但是矛盾的像广西那么尖锐、斗争的像广西那么惨烈的很少见。
家园 人为地把两件事情扭成了因果关系 反“右”和广西等地农业问题一定具有因果关系吗？这里需要厘清很多问题。第一，反“右”过程中，是否广西的反“右”最严重？第二，是否其他地方的反“右”会波及到广西？第三，如果不反“右”，是否广西就不会出问题？第四，那些传统意义上的“右”派文人是否真的具有处理农业问题的能力？
通宝推：七天,家园 估计是排长军转民的思路还没调整过来。 在战争年代“保证完成任务”、“坚决完成任务”的军人作风随处可见。
打仗是人和人斗，比决心、比毅力是常常能超额完成任务的。然而，搞生产、促发展是与天斗，是无法违背自然规律的。
TG的干部很多都是军队转业，习惯了打胜仗、完成上级任务是革命的唯一方式，却模糊了革命的根本目的是什么。以前是“只要塔山，不要伤亡报告”，转业后是只要粮食，不管老百姓死活。
通宝推：阴霾信仰,邻居大哥,老老狐狸,家园 吊打捆绑农民，是原则问题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忘了？官兵一致、不许打骂士兵忘了？还别说吊打捆绑农民、军官就是打捆绑士兵都是要被清除出革命队伍的。
共军的战斗力从哪里来？军民鱼水、官兵平等。作为一个转业军官他不懂？
最为农民的上级，吊打捆绑下属，违背的是基本的建军原则，是原则问题，和“只要塔山”完全是两码事。
明明是在地方上染上的官僚的臭毛病，为什么非要归结到军队里去。
家园 往小了说是军转民，往大了说是革命党转执政党的问题。 兄台把问题推到地方上，这个俺不同意。
试想，TG造反起家，干掉的就是国民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然后建立起新政府。“在地方上染上的官僚的臭毛病”，这是从何说起。
TG就没有原汁原味的地方官僚，都是军队出身。即使有来自旧政府的，那都是经过了改造的。
家园 存粹是革命党转执政党的问题 留在军队的干部相对好多了。
“一切行动听指挥”的基石是士兵的荣誉感，一个官兵不平等、打码士兵的部队，是不可能产生这种荣誉感的。从这层意义上说，军民鱼水、官兵平等是共军战斗力的源泉。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共军打骂、虐待士兵的情况相对其他军队要少得多。
一旦转业到地方，各种各样的毛病就来了。因为新解放区的百姓没有老解放区百姓的组织力，无法对新官僚产生足够的制约，官僚主义很快就产生了。
所以，那些臭毛病跟军队关系不大。如果有关系，也是转业地方后把军队的好传统丢了。
家园 打仗的时候，尤其是底层，哪怕大家都错了跟上大部队也没问题 毕竟那些大部队错了被吃掉的人不会复活，当时的干部大都是跟着大部队走活下来的
所以跟着领导走，跟着大家走没问题的思想观念根深蒂固
我觉得为啥放卫星的时候，那么多地方那么多干部会跟着风上，也和这个有关系
军事上我们再坚持坚持敌人可能就完蛋了撤了，可搞起生产来，经济规律是不会完蛋不会撤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学费是必须付的
通宝推：邻居大哥,老老狐狸,
家园 问题就在这里 提上来的工农干部，能搞定这个国家吗？
不说所有工农出身的干部都不行，但是很大一部分都存在自身思考能力不足，盲目服从上级的问题。
改开后提出干部四化，其中的“知识化”，就是对这个问题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