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Marr：当代英国的诞生 -- 万年看客

要想评论某人伟大与否，迹象之一就是看看此人能否吸引段子手们的注意。今天的人们在点评政客的时候有两条最为滥用的段子，其一是“一切政治生涯都以失败而告终”，其二是认为某人能在政坛“呼风唤雨”。这两条短语最早都被用来形容维多利亚晚期二十世纪早期英国政坛当中砸碎党派的彗星乔.张伯伦。日后的破除偶像先锋艾诺.鲍威尔——就像前辈一样，他心里也有一股按捺不住的危险冲动，总想遵循必然逻辑将自己的理念推导出最后结果——这样评论他这位英格兰中部同乡与大刀阔斧的政坛前辈：“一切政治生涯都将以失败而告终，除非它们在顺风顺水之际突然横遭截断，因为这就是政治与人类事物的本质。”温斯顿.丘吉尔有时很敬佩乔，有时则是他的敌人。根据丘吉尔的说法，乔“是一个无与伦比的人，充满了活力、闯劲与冲动，在英国事务当中……乔就是呼风唤雨的人，他也是公众最熟悉的人。”今天他的姓氏通常被人们用来指代他的小儿子，也就是试图在慕尼黑安抚希特勒的亚瑟.内维尔.张伯伦，这一现象恐怕会令爱德华时代的英国人大为惊骇。在爱德华时代，乔才是家喻户晓的名人。他的卡通画像无处不在，音乐厅的歌曲当中经常出现他的名字。他的演讲总能吸引成千上万的听众并且占据第二天报纸的各个版面。从柏林到莫斯科都在密切关注他的观点。法国的政治漫画把他画成了丑角，纽约报界则将他捧上了头版。但是这一切都在1906年以一场粉碎性的选战失利而告终，后来的情况还要更糟。在七十岁生日那天，他在他的政治堡垒伯明翰受到了盛大的欢迎。人们举行了盛大的游行、演讲与聚餐，参与者无不欢呼雀跃——就像今天捧回奖杯的足球队受到的待遇一样，只不过更加盛大。两天后乔回到伦敦的宅邸约朋友吃晚饭，但是却没能及时下楼。他躺倒在楼上厕所地板上遭受了中风。这一变故使他陷入了不堪言说的余生，只能默默地在自己一度叱诧风云的下院长凳上闲坐着。

在他的职业生涯期间，张伯伦曾经是一个激进的政坛信新人，后来逐渐成长成为了英格兰最伟大的改革领袖。为了抗议格莱斯顿赋予爱尔兰自治权的决定，他不惜分裂自由党。他是一位奉行帝国主义的政治家，他在南非战争当中的领导地位助长了他的名声，也使得人们对他的看法更加两极分化。但是我们这里主要讲得是张伯伦平生最后一场也是最富戏剧性的一场斗争，也就是关税改革之争。所谓关税改革意味着在大英帝国周围构建一圈税收之墙，就此终结自由贸易。今天第三世界的活动家们呼吁进行“公平贸易”来帮助处境困难的农夫，当年的关税改革家们也希望减少竞争与残忍的效率。这一尝试的目的是在一个越发危险的世界里维持帝国的统一，让处境挣扎的英国与欧洲以及美国竞争者隔离开来。假如张伯伦领导下的关税改革家们获得胜利，当代英国以及当代西方世界的二十世纪早期历史将会非常不一样。

早期的张伯伦非常能干。他是一个鞋厂老板的儿子，从小在伦敦长大，学会了做鞋的手艺，后来又来到伯明翰制作螺钉螺母。正是这些螺钉螺母组装起来了维多利亚的工业帝国。一段时间里他的公司供应了英格兰三分之二的螺丝。就像很多维多利亚时期的创业者一样，他很早就退出商界并且投入了政治领域。在伯明翰他成为了反国教群体与激进圈子的领导者，一位典型的中产阶级现代革新派。他主张无论男女人人都应当拥有投票权，主张进行义务免费世俗教育，还大力反对农村贫困。按照他的说法就是“自由的教堂，自由的学校，自由的土地，自由的劳动力。”这四条当然都很不错，但是张伯伦人生早期最伟大的胜利还是发生在1873年他当选成为伯明翰自由党市长之后。凭借着超常的精力、乐观精神与务实手段，他解决了足以致命的城市供水不卫生问题，收拾了无能且相互掣肘的煤气供应商，延长了严重不足的下水管道，清扫了污秽的贫民窟。这些事迹至今仍被人们当做地方政府施政的典范。在他治下的伯明翰很快就兴建了博物馆与图书馆，公共空间得到了清扫重建，充满了远比其他城市更健康的市民。

维多利亚时代接连出台的改革方案打造了范围更广的政治圈。张伯伦也披挂整齐，做好了投入更广大世界的准备。他吸引了一群追随者，并且成功地将自己推销给了公众。他穿着漂亮的黑色天鹅绒大衣——很快又插上了一支兰花做装饰——围着猩红色的围巾，还带着单片眼镜。这套行头很快就像丘吉尔的礼帽与雪茄、威尔逊的烟斗或者玛格丽特.撒切尔的手包那样家喻户晓了。他很擅长用鲜明生动的语言描人状物，任何广告从业者都愿意为此类妙语打破脑袋。进入下院之后他立志成立一个全国机构，好让自由党更加高效。并且在格莱斯顿治下推出有用的立法来解决切实的日常问题，例如电气照明与破产改革。但是乔很快就转向了更黑暗更危险的一面。他梦想一套新的政治策略，将大鸣大放的帝国主义鼓吹宣传与本土工作岗位创造以及社会改革绑定在一起。爱国主义加上发到手里的现金从来都是民意煽动者的惯用二连击。

寻求新政策的政坛非主流们注意到了他的举止，在仰慕关注他的人群当中就包括温斯顿.丘吉尔的父亲兰道夫以及年轻的劳合.乔治——更不用说他那位出人意料的朋友，英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革命家亨利.海德曼了。这个时期的政治认同流动不定，变化迅速，远比那些头顶高礼帽的冷漠人物留下的泛黄照片更加活跃。1886年，乔与格莱斯顿以及绝大多数自由党成员在爱尔兰自治问题上决裂，并建立了他自己的自由工会组织，从而与自由党分庭抗礼。之后他与托利党党首萨里斯伯里勋爵结盟（他曾经将此人骂作“无用的粪便”），在这个大力开拓非洲殖民地、与中国发生冲突、与德国相互竞争的时代成为了主导政坛的政治家。乔的民粹主义将许多传统自由派甩在了身后，与此同时也让他与旧托利党英格兰的财阀与贵族拉开了距离。他经常被人称作两面三刀——他的确喜欢这么玩——而且他对政治的嗜血侧面似乎享受得有些过分了。在一次著名的爱尔兰议题下院辩论上，议员们从动口降级为动手，地板上落满了撕裂的衣服碎片与打掉的牙齿。那一天乔的表现格外骁勇。他还非常怀念布尔战争，以至于人们将其称为“乔的战争”。此外他在1900年掀起了“卡其布选举”，攻击自由党反战者是叛徒，并且在国内掀起了一阵狂热的帝国主义自我标榜风潮，导致了后世所谓的“乔的选举”。

1901年12月，劳合.乔治在张伯伦的后院伯明翰发表了一篇反对布尔战争的演讲。通过这次事件我们可以体会一下当时的公众情绪。劳合.乔治很久以前就失去了对于这位激进帝国主义者的仰慕。这位威尔士人遭受了凶狠甚至触及皮肉的威胁，因为他是“亲布尔者”的领袖。有人要求张伯伦保证劳合.乔治来到伯明翰之后至少能得到公平的讲话机会。他回复道，要是劳合.乔治不想死的话就趁早不要来伯明翰。要是他不来，那说明他怕了；要是他敢来，发生什么事都是他活该。从来都不是胆小鬼的劳合.乔治在伯明翰直面了一群人声鼎沸的暴徒。一群支持战争的听众——估计人数达到了令人惊骇的十万之众——包围了他讲话的市政厅，砸碎了每一块窗户，压倒了维持秩序的警察，并且手持武器冲进了建筑内部，此时劳合.乔治连一句囫囵话都还没说完。由于担心人身安全，他套上警服，戴上警盔，偷偷逃到了安全地带。这次暴乱致使四十人受伤，两人死亡。张伯伦在伦敦的间谍给他发电报，告诉他这位叛徒至始至终没能开口说话。可是张伯伦对于这个结果却有些失望，因为他的敌人逃脱了。有时候乔似乎根本意识不到议会与政治活动的合理界限在哪里。在新兴民主政体当中许多其他新人也有这种特质。

此时乔的心中已经整合了一套英国当前面临的问题以及未来的解决方案。自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关于《玉米法案》的激烈战斗以来。自由贸易就成了英国霸权与英国工业革命的同义词。英国的基本政策是从美国与阿根廷进口廉价粮食来供养城市人口，同时让本国农夫尽可能生存下去。比方说苏塞克斯的玉米地就已经被奥尔德姆的梯田比下去了。但是精明的观察家们知道，一旦旨在补贴布尔战争的进口玉米税在1902年春天得到宣布，是否围绕大英帝国修建一道更高大围墙的争论肯定还会卷土重来。过去十年里张伯伦花了太多时间忧心忡忡地眼看着德国的崛起。德国的工业社会繁荣与社会福利在高耸的关税壁垒之后逐渐积累，法国、意大利以及奥匈帝国的情况也是如此。美国的关税甚至还要更高，美国的增长速度也还要更快。因此现在或许应当接受现实：这世界是由各个相互竞争的贸易团体组成的，因此围绕大英帝国建造一圈税收壁垒也无可厚非。英国的真实工资止步不前，工业增长过于缓慢，张伯伦提出要维持来自南非、加拿大、新西兰与澳大利亚的廉价粮食进口，并且向此外的一切征收高额关税。这样一来英国工业还可以再度繁荣并且供应已经向外界关闭的帝国内部市场。基本上这就是在全球尺度上推行了新芬党的“关门自己过”政策。

有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食品的成本肯定会上升。张伯伦极力主张，更为繁荣的英国工业以及关税收入对福利体系的支持可以帮助穷人抵消这一影响。不过此外还有更大的政治问题：假如英国走上了贸易保护路线，关税壁垒越来越高，整个世界会不会变得更穷呢？英国与其他国家之间是否会相互敌视呢？这样做是否等于承认失败，赤裸裸地表明多年来一直都是世界奇迹的英国工业已经再也无法与其他国家平等竞争了呢？另一方面来说，关于保护主义的国内政治也非常棘手。有可能从中获益的群体不仅包括苦苦挣扎的工业家，还包括原本遭到冷落的的农民与地主——旧自由党与旧托利党各自的立身之本就这样找到了共同利益。肯定会支持帝国的群体都是帝国主义的受益者，例如军属家庭与殖民地的行政人员。自由党党首的妻子、牙尖嘴利的玛格特.阿斯奎斯很清楚国内正在发生什么。她认为关税改革“就像野火一样四处蔓延，吸引了多少有些头脑的人们，受过一些教育的人们，帝国主义者，公爵，记者还有军队。”就当时而言，这些人的联盟可谓相当强大。

温斯顿.丘吉尔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当时他与张伯伦坐在下院同一边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1902年4月份预算案辩论期间他说：“人们很快就会询问为什么我们不能一石三鸟——获取商业收入，支持英国工业并且巩固帝国。”他继续思考道，“假如公平贸易问题【也就是对于贸易保护的委婉称呼】被某些地位显赫且具有权威的负责任人士大胆提出来的话，会发生怎样的情况呢？我们会再次踏上旧日的战场。我们身边将会布满残损的刀枪，长满荒草的战壕，无人料理的坟茔……以及党派之间的恶意。我们这一代人还没有见过这样的局面。这一天将会怎样分裂现存的政治组织呢？”丘吉尔的儿子为父亲撰写传记时认为这场演讲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先见之明”，但是当时年轻的丘吉尔本来就交游广泛，消息灵通。一周之后，丘吉尔和他的年轻伙伴们——他们自称“休正派”，因为日后将会成为新保守主义思想家的休.塞西尔也是他们当中的一员——邀请张伯伦过来吃晚饭。酒宴终了之际，为了答谢这群年轻人的盛情款待，张伯伦向他们透露了“一个价值无量的秘密：关税！这就是未来的政治，也是切近的政治。仔细研究关税，成为关税领域的行家，你们不会因为今天的热情好客而后悔的！”

当时乔正在着手摧毁索尔兹伯里组建的保守党政府。当时的政府领导人是这位长相好似北美野牛的政坛大佬的侄子阿瑟.贝尔福。贝尔福是英国最古老最气派的政治王朝的后裔，在其他议员看来有些文弱。起初索尔兹伯里给他第一份工作的时候，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家庭长辈对晚辈的一味庇护，即便按照维多利亚晚期英格兰政坛的标准也有些过分。从那以后英语当中就多了“鲍勃是你叔叔”这个短语，用来形容万无一失。被人称作“漂亮范尼”的贝尔福是“灵魂社”的一员，这个组织的成员都是聪慧且自视甚高的精英年轻贵族，经常聚会并且相互炫耀才智。他的哲学文章确实受到仰慕，但是这种文体此时已经行将就木了。他的名言包括“一切事物都不十分要紧，还有少数事物一点都不要紧。”他最著名的著作题目是《为哲学质疑辩护》（A Defence Of Philosophic Doubt）。在社会学与科学辩论如火如荼的时代，他却奉行着了无生趣的悲观主义，甚至还有些宿命论倾向。他的观点很长远：“我们体系中的能量将会竭尽，太阳的光辉将会黯淡。潮汐衰落、自转停止的地球届时将不再容忍打破自身寂寥的种族，哪怕仅仅打破片刻而已。”这番话虽然无可辩驳。但却与绝大多数英国首相的思路南辕北辙。

但是一旦正式上任并且接手了爱尔兰事务之后，贝尔福立刻彰显出了冷酷无情的一面，以至于为自己赢得了“血腥贝尔福”的凶名，并且成为了当时主要保守派政治家之一以及叔叔的天然继承者。成为首相之后他经受了一系列危机的考验。绝大多数时候他仅仅是在努力维持保守党与自由工会党的联盟，而张伯伦则拼命想将联盟撕裂。此前张伯伦已经打输了重要的一仗。1902年他反对贝尔福的教育法案未能成功。反国教者讨厌这一法案，因为尽管这项法案在英格兰创建了统一的学校制度。但是同时却也要求地方纳税人补贴圣公会学校。贝尔福一直担心张伯伦可能会从他手中抢走首相的位置，因此除了维持自己的政府不至于散架之外就再没有余力做其他事情了。在关税问题上他并没有什么强烈的观点。他闪烁其词，极力拖延——具体手段包括承诺召开帝国大会，还试图模棱两可地宽慰双方势力——很像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约翰.梅杰在保守党内阁因为欧洲问题争执不休时采取的对策。然后他狡猾地哄骗内阁当中的死硬自由贸易支持者们与张伯伦双双辞职，从而颜面扫地但却相对平静地熬过了这段一般人根本挺不过来的日子。

随着争吵日益升温，丘吉尔给一名选民写信写到：

“在我看来，用一圈篱笆将大英帝国封锁起来是不切实际的政策。大英帝国很大，帝国境内可以生产很多东西。但是全世界比大英帝国更大，能够生产比大英帝国更多更好的东西。我们为什么要情愿放弃全世界能够提供的各种商品呢？与其他天体相比我们的行星并不算很大，我认为实在没有必要在我们的行星内部再分割出另一颗更小的行星，将大英帝国隔离成为无法逾越的空间。”

诚然，当时丘吉尔刚刚从美国赚钱回来，而且他还有一位美籍母亲。但是他之所以感到担心却并不是出于自己的利益。在另一封信件当中——这封信的收信人是张伯伦大本营伯明翰市的一位支持自由贸易的托利党员——丘吉尔担心关税壁垒会切断英国与美国之间的联系。万一欧洲战争爆发，英国将得不到美国的援助。“我不想要一个自给自足的帝国。”早期的丘吉尔而经常被人讥讽成为一根筋的帝国主义武斗派，但是这一论点却非常理智。很快丘吉尔就将抛弃张伯伦——他因为丘吉尔的叛变而倍感伤心——而且还将抛弃整个保守党。

丘吉尔撰写这封“小行星”信件之前五天，张伯伦打响了二十世纪初期最扣人心悬的政治角斗的第一枪。1903年5月15日，在伯明翰市政厅的演讲当中——劳合.乔治友好访问期间被抗议者砸碎的玻璃已经修好了——他甩开了其他一切题目，非常厌恶地告诉自由党首席党务干事，“把你们的宣传册都烧了吧，我们要谈点别的问题。”整个国家随之分成两队人马，报纸分列两边，论点针锋相对。在绝大多数报社的支持下，张伯伦散发了大量海报宣传单，并且有很多全职雇员为他工作。

张伯伦说，目前的选择要么是捍卫大英帝国。要么就坚持“一小撮小英格兰岛民”的自由贸易信仰。根据他的描述，未能实施贸易保护的英国将会宛如世界末日一样可怖的未来。11月11日他在格林诺克的演讲就非常典型：“农业作为英国百业之首已经基本上被摧毁了。白糖已经消失了，丝绸已经消失了，钢铁遭到了威胁，羊毛遭到了威胁，很快就要轮到棉花了。你们还要忍受多久啊？”在他看来英国工业就像“草地上的绵羊一样，一头接一头地被人领进了屠宰场。”在一开始的十几场大型宣传活动当中，张伯伦将自己的论调从格拉斯哥传播到了纽卡斯尔与泰恩茅斯，然后又向西进军利物浦，向南挺进卡迪夫与纽波特，接下来又调转头杀回了利兹。随着制造业从业者越来越担心，他的论辩也越来越流利——捍卫帝国的论调也逐渐让位于拯救具体行业的呼吁。有一张关税改革联盟海报上绘制了一头缩头缩脑的约翰牛被从天而降的美国火车与有轨电车、德国汽车，澳大利亚家具以及比利时钢铁砸的抬不起头来。在华裔移民聚集的伦敦莱姆豪斯区，张伯伦开始了新一轮攻击，这次的攻击对象是新近的移民。社会改革家张伯伦已经消失了。支持他的自由工会主义者们都是中产阶级出身，非常敌视大规模改革，于是他也就改弦更张，比方说放弃了对于养老金制度的热情拥护。早年间与右派合力之后，现在他自己也成了右派的一份子。

因为布尔战争而分裂的自由党又为了反对张伯伦而团结起来并且发动了反击。劳合.乔治尤其一马当先。梅富根守城战胜利之后，布尔战争的支持者们特意当街焚烧了他的偶像来助兴。如今他终于盼来了收拾老对手的机会，因此他的攻讦言辞尤其恶毒入骨。在一场演讲当中他告诉听众，英国将要倒退五十年，回到面包都要交税的时代。“再倒退三千年，也有一位约瑟管理过一个伟大的帝国……但是有一项不同：古代的约瑟在梦境当为他的百姓提供了丰盛的谷物，现代的约瑟则梦想着要将谷物从百姓嘴边夺走。”（没有什么培训比圣经教育更能提升骂人不吐脏字的水准）此外张伯伦还将自己比作铁血首相俾斯麦，只可惜张伯伦的质地并不是铁与血，而只是“几颗螺丝钉而已……张伯伦先生的帝国主义体内总共就仅仅含有这一丁点铁质。”但是真正打垮了张伯伦的却并不是劳合.乔治，而是更加沉闷的自由党成员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这位看上去有些古板的律师同样在全国往来游说，走过了克莱德赛德、纽卡斯尔、帕斯利与沃切斯特，利用冷冰冰的事实耐心地逐一批驳了张伯伦的论点，斥责了张伯伦的历史观。就像他一贯相信的那样，基本上张伯伦没想到的疏漏他都想到了。张伯伦在伯明翰打响第一炮之后，阿斯奎斯将报纸拿到卧室里向妻子宣称：“今天有大新闻。我们横扫全国已经指日可待了。”

有一阵子张伯伦看上去确实赢面很大。他的调游说人员走街串巷解释他的论点并且寻求支持。年轻的P.G.伍德豪斯在《每日快报》上发表了支持张伯伦的诗句，诗歌的主角是一只鹦鹉，喋喋不休地重复着自由党的廉价粮食论调。这些诗歌如此成功，以至于被改编成了音乐厅歌词，还有好事者以此为题举办了鹦鹉选美大赛。另外一首音乐厅歌曲这样唱道：“当财富与欢笑充斥大地/让每个人都告诉他的邻居/我们全都欠张伯伦一份恩情。”似乎全国都卷入了这场经济理论大辩论当中。但是这场辩论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几届政府的更替。当代英国是一个具有强健金融传统的国家，总想破坏贸易壁垒，并且受到了外在联系的塑造，与美国的联系尤其重要。如果当初关税改革获得成功，这个英国肯定会被扼杀在襁褓当中。

事实证明阿斯奎斯是正确的。张伯伦遭到了粉碎。部分原因在于商业环境改善了，因此早期曾经助他一臂之力的失业与大规模破产的幽灵到了1905年已经消失了。不过另一方面他在辩论场上也落了下风。1906年的选举以自由党的压倒性胜利而告终。就连首相贝尔福也失去了自己的议会席位，尽管他很快又赢得了另一个席位。自由党政府将会一直持续到一战正酣之时。对于爱德华时期的英国来说，保守党变成了满心怨气的反对党。张伯伦砸碎了自己的第二个党派。张伯伦在中风之后并未立刻退出政坛。用比阿特丽斯.韦伯的话来说，他彰显了“机械一般强横的毅力”，一直坚持到1914年才最终因为心脏病突发而死。一个新的政治时代正在降临。那些打败他的人们将会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应对贫困问题与帝国问题。这些人包括阿斯奎斯、劳合.乔治与丘吉尔——现在他已经离开了托利党，独自踏上了一段漫长而奇特的旅程。

弗朗西斯.高尔顿是英雄辈出的维多利亚时代科学界的最后几位幸存者之一。他看上去像是小一号的达尔文。这个说法很合适，因为他确实与达尔文是表亲。他们两人有同一位祖辈，也就是十八世纪科学界抱负远大的名人之一伊拉莫斯.达尔文。高尔顿的家谱上布满了各种天才与公务员。他曾经是一名探险家、统计学家以及著名数学家，他的发现从怪异到有用不一而足。比方说正是他率先发现了每个人的指纹都独一无二且终生不变。这一发现很快就被苏格兰场善加利用起来。尽管他并未全盘接受达尔文的进化论理念，但却对这一主题大为着迷，尤其喜欢将进化论应用在人类身上。在南肯辛顿科学画廊——这个地点将会在本书当中多次亮相——高尔顿收集了大量英国中小学生的身体素质数据，包括身高、体重、握力与拉力，试图建立一个人类数据库。但是他的突破时刻来自他偶然翻到的一本书，作者是一位拉斐尔前派画家的儿子。身材壮硕的乡绅约翰.爱维特.米莱斯爵士。这本书既不是科学论文也不是小说，而是1874年至1876年巴赛特猎犬俱乐部会员手册与种犬记录。约翰爵士一直在乐此不疲地详细记录每一对巴塞特猎犬生下的每只小狗的毛色与斑点数量。高尔顿认为这些记录为遗传理论提供了不容辩驳的论据——我们每人继承了双亲、祖辈以及先辈的多少特质。孟德尔的关键发现此时尚未被英国科学界所知，因此这项研究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基因科学。于是加尔顿发明了一个新词，也就是优生学。

1901年10月，高尔顿在人类学研究所发表了第二次赫胥黎讲座（为得是纪念最近刚刚去世的“达尔文的斗犬”与辩护士）。他为这次讲座起名叫做“在现有法律与情绪条件下可行的人类种族改进方案”。就这样，巴塞特猎犬育种手册与纳粹德国种族政策之间的智识联系马上就要形成了。加尔顿相信自己创造了一条关于人类特质的钟形曲线，确定了总人口当中特别聪明健康的人口比例，一般聪明健康的人口比例，以此类推。他的做法非常详尽，远远超过了身高这样容易识别的差距，而是将人们根据“公民价值”进行分类。然后高尔顿应用他的理论分析了查尔斯.布斯针对伦敦东区穷人进行的规模庞大且偏见极深的统计数据。就像济贫法守护者辩论以及当时其他常见辩论一样，经济与道德总是纠缠得难解难分。因此高尔顿笔下的“A类人口”包括“罪犯、半罪犯与游手好闲者”，B类人口包括“只能打零工的极端穷人，其中很多人都因为得过且过、游手好闲或者酗酒而陷入了不可避免的贫困”。人数最多的类别是E类人口，也就是“所有每周总能挣到22到30先令的人。这一类别……是工会的存在基础，本质上是中庸的群体，位于最低等级的罪犯与公民价值最高的等级的正中间。”位居最高等级的人们当然是有钱人与聪明人。

接下来高尔顿试图计算各个分类当中儿童的价值，也就是从儿童的毕生收入当中减去抚养他们长大成人的成本以及“等到他们年老无助”之后的照料成本。根据他的计算结果，“一名埃塞克斯工人的妻子生下的孩子平均而言……大约值五英镑。”相比之下，顶层分类人口的子女“大约值几千英镑……他们会建立伟大的事业，增加广大公众的福祉，也为他们自己积累大量财富。至于其他人无论贫富都是国家的向导与光明，他们能够提振国家的体质，照亮国家的困难，实施国家的理念【简而言之就是像高尔顿这样的人】。”激进自由派与社会主义者坚称这套分类不公平，高尔顿却认为自己的分类非常自然。社会理应积极阻止低等群体的繁育并鼓励精英群体加紧繁育。“如果所有惯犯都能得到坚决的隔离……并且强制剥夺他们生育后代的机会，那么全国都会大受裨益。”与此同时，档次较高的群体则应当尽早获得生育补助、生育许可以及鼓励彼此通婚的奖赏。可以通过考试以及检查家谱来选择有资格获得生育鼓励的男性。“不幸的是，用这种方式选择女性的机会要少一些。在选择女性的时候，由于不知道她们的身体运动能力，尤其有必要进行严格仔细的体检。”高尔顿希望贵族阶级能够协助鼓励缺乏现金的高价值夫妻，因为“这样做很光荣……贵族家庭可以将众多优秀的人类样本集中在身边，就好像购买与饲养良种奶牛一样。成本固然高昂，但回报也非常可观。”

我们很容易就会将这番话当成胡言乱语，埋没在《自然》杂志的泛黄纸页当中无人问津，排在前面的文章讲的是西藏地区的农业，排在后面文章讲的则是海洋洋流。这种想法可谓大错特错。高尔顿是当时的科学巨星。在世纪最初十几年里，尽管他本人年事已高（并且膝下无子），但却一直在精力旺盛地推广优生学，最常用的手段就是在最近成立的社会学协会里面进行讲座，而讲座内容随后会通过报纸得到广泛传播。在他看来，关键在于要求全社会对不合适的婚姻进行施压：必须将优生学“当成新兴宗教引入全体国民的意识当中”，从而“使得最优秀的种族成为全人类的代表”。他选择了1905年的情人节来宣扬自己的乐观看法，认为限制结婚自由的法律终将出台。《泰晤士报》不遗余力地记录了他的言辞，左翼与右翼都有他的支持者。当时名声如日中天的进步主义剧作家萧伯纳宣称只有宗教化的优生学才能拯救我们的文明。在他看来，关键在于“我们绝不能犹豫，无论是依靠绞刑架还是战争，总之要充满热情地实行优生学的负面拣选。”

H.G.威尔斯的经纪人J.B.平克劝说威尔斯收集一些他在英美两国报纸上发表的预测未来的论文。1901年，正当朗特里发表了关于贫困的调查研究时，威尔斯也出版了《预测》（Anticipation）一书。这是当年最热门的书籍之一，初版发行十二个月之内就翻印了八次。当时影响力极大的流通图书馆与书店穆迪图书馆与史密斯父子图书馆都将这本书列为了年度畅销书之一。韦伯夫妇都认为这是他们那一年最喜欢的书。夫妻二人还专门来到肯特造访了威尔斯，并且将他拉进了自己的圈子。后来他又被引荐给了即将成为首相的阿瑟.詹姆斯.贝尔福，还得到了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的款待。丘吉尔也买了一本《预测》而且手不释卷。按照一位威尔斯传记作家的说法，《预测》一书“将威尔斯的思想送进了中上层阶级的客厅、火车车厢与俱乐部。”那么这本书里都写了什么呢？一部分内容是针对未来的精确描述。比方说他预言到2000年英语将会成为全世界通用的语言，科技将会抹杀仆役阶层的存在。但是他的另一些信息则极大地彰显了爱德华时期的思想与当代思想之间的差距。“假如犹太人具有无法消弭的社会寄生倾向，而我们又根除了社会寄生的可能性，那么犹太人就会遭到消灭。假如犹太人并无此类倾向，那么也就没有必要根除犹太人了。”威尔斯还认为，“许多犹太人的面容非常丑陋，但是许多非犹太人的面容同样粗糙可厌……许多犹太人的着装举止都极其粗鄙低俗，思维理念极其拜金唯物，行事手段极其狡诈卑下。但是许多非犹太人也比他们好不到哪里去。”他还指出犹太人反正寿命更短，因此不太值得担心。不过在讨论其他种族的时候他就没这么首鼠两端了。“至于其他人，那些成群结队的黑人、棕人、肮脏的白人以及黄人，那些无法满足高效新需求的人们要怎么办呢？我们的世界不是慈善机构，我认为他们必须全都离开。这个世界的宗旨与意义就是他们必须离开……他们理应灭绝消失。”

说句公道话，威尔斯在几年之后还是修正了自己的种族观点。但是在谈到酗酒者、贪食者与其他遗传疾病患者的时候，优生学依然坚守着强硬的立场。在1903年出版的下一本书《正在成形的人类》当中，威尔斯声称：“我们养马、养羊、养猪、养鸡鸭都要搞良种选育，但是却听任人类以最无序的方式进行交配，这也太可笑了。”对于那些患有遗传疾病或者酗酒的人们来说，国家理应采取“除了酷刑折磨以外”的一切手段来惩罚他们的繁育企图（威尔斯本人的性生活只能用放纵无度来形容，这也使得他针对其他人无序生育的批评指责显得尤其虚伪）。关键在于当时他非常自信地与主流先进政治思想齐头并进。前任自由党首相罗斯伯里勋爵就表达了他对于高尔顿优生学的强烈兴趣。1907年英国优生学教育协会成立，其中至少一半成员是职业女性。协会很快就获得了极大的社会影响力。人们将中产阶级成员之间的聊天内容报告给了高尔顿。如果谁家孩子表现不好或者青少年走上歪路，他就会说，“你看吧，他们的婚姻肯定没有遵照优生学原则。”几年之后有一位博尔思夫人将他的女儿命名为优姬奈特，以此来炫耀自己与丈夫的卓越血统。

1912年7月，也就是高尔顿在家中去世之后半年，第一届国际优生学大会在泰晤士河畔的塞西尔大饭店召开。大会副主席包括首席大法官、伦敦市长、伦敦大学校长、里彭与伯明翰主教、发明家亚历山大.贝尔、海军部部长以及温斯顿.丘吉尔。达尔文的最后一位在世后人莱昂纳德.达尔文上校发表了一番激动人心的开幕演讲。号召人们采取行动对抗携带不良基因的劣等群体。这次大会的目的在于“广泛传播最新信条，这一信条的闪亮目标就是通过选择繁育改进种族与阶级。”悲剧的是这个目标确实实现了。美国某些州开始实行针对不同群体的强制绝育。1924年美国总统卡尔文.柯立芝在《移民法案》当中解释道：“生物定律表明……日耳曼民族与其他种族的通婚会导致前者的退化。”更糟糕的是，欧洲大陆那边也有人注意到了这条信息。在法国，在斯堪迪纳维亚，尤其是在德国都有人正在撰写优生学论文。1905年一个名为种族卫生协会的组织正式在德国成立了。

1900年7月7日星期六，天气闷热。在约克的一条狭窄后街上，一大清早街头已经有很多人了。其中有个不言不语、衣着肃穆的男子，手拿一个笔记本，谨慎地站在阴影里，目不转睛地盯着一家肮脏小酒馆的门口，这里是当地十四所酒馆之一。下午6点之后不久，人们就开始涌入酒馆大门。尽管那天早上人来得比较慢。只要有人进出这扇门，就会在笔记本上留下记号。总计有550人走进酒馆，其中有113名儿童。在原地站了十二小时之后，这位观察家潦草地写下了以下文字：“下午5点至6点期间，一位女性被扔出酒馆门外。一场打斗随即爆发，期间这名女性使用了很多不忍猝闻的词汇。像平常一样，一群儿童正在热切地观赏这一场景。打斗持续了大约45分钟。”一周之后的7月15日星期日，调查员又回来了。尽管当天是安息日，而且当地还居住了很多爱尔兰天主教徒，但是所有的小商铺都没有关门，生意十分兴旺，尤其是炸鱼店。绝大多数站在街头闲聊的女性都是所谓的“deshabille”，根据语境这个词大概意味着敞开衬衫且头上不戴帽子。“成群的儿童呼啦啦地到处乱跑。晚上爆发了好几场女性邻居之间的口角骂战，用语全都非常粗鄙。七八点之间，三名男性进行了一场福音会议，但是唱了一首赞美诗以及简短致辞几句之后就散了。人们显然没有注意他们，而是继续着他们的对话。”然后这位记录员也伤心地溜走了。

维多利亚女王病危期间发生在约克的这一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女王的儿孙从来没有遭遇过颠覆了表亲尼古拉沙皇与比尔皇帝的革命暴乱。这其中的头号功臣是一位不到三十岁，身材高大，留着小胡子，被穷人的处境气得火冒三丈的人。这位本杰明.西伯姆.朗特里既有丹麦血统，也有约克郡血统。他并不是什么叛乱分子，而是来自英国国民生活当中充满力量与精力的分支，完全不属于伦敦政坛熟悉的范畴。早年间他通过可可与糖果生意赚了大钱。尽管他很聪明，但却并没有上过遍及全国的公立学校，也没有接受过牛剑大学的教育，尽管牛剑大学的学费对他的父亲而言根本不算什么负担。朗特里一家都是贵格教徒，所以本杰明在约克当地上学，然后去了曼彻斯特的欧文学院。英国的精神生活主要由身穿褶皱长袍的主教、教区牧师以及公祷书主导，在大学里也少不了要向国教会略行礼数。而欧文学院的成立目的就是教育那些不愿意这么做的人们。伦特里的父亲约瑟夫也写过关于贫穷的文章，一边不留情面地批评所谓的英国文明。一边构建着自己的可可与蜜饯帝国。针对英国贫困人口生活状态的调查在当时很常见，既有政府蓝皮书，也有伦敦社会调查员查尔斯.布斯的作品，以韦伯夫妇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者更是不甘落后。但是在约克不动声色地记录世态的朗特里才是真正震撼了威斯敏斯特的人。

朗特里并没有关注主要工业城市的著名贫困地区——所有人都知道这些地方有问题——而是将目光投向了一个相对正常的中等规模英格兰城镇，此地向来以杰出的教士与古色古香的中世纪街道而闻名。朗特里的调查极为细致入微。他与他手下的调查员们从1899年的秋天开始走街串巷，最终走访了388条街道上的11560户家庭。他们的笔记本至今依旧提供了大英帝国全盛时期大量普通英国土生居民生活的最鲜明最生动的描述。首先是一家一户的情况简介，从鞋匠到苦力，从寡妇到工人。“五个孩子（三个是第一任妻子生的），丈夫的情绪不太稳定，妻子看上去很纤弱。很可敬的一家。一名男孩被送进了逃课学校，父亲失去了一只眼睛，房屋不算很脏……声名有亏的老太太，一有机会就偷东西。房屋非常脏，很可能是半开门……四个男孩，三个女孩（较小）。很穷，没什么工作，房屋很脏，几乎没有家具……九个小孩子，因为有非婚生子女而失去了接受教区救济的资格。孩子们很脏，很不讲规矩。调查问题：他们怎样生活呢？”

随着调查员们一条街一条街地深入调查住房条件，他们的描述也越来越详细并且越来越吓人了。比方说某一条街上有两座房子：“整个街区只有一个水龙头，没有水槽，废水直接流进了街边的下水口格栅。院子里有两个厕所，但只有一个能用，而且要由十五户家庭共用。”随着调查员越发深入地挖掘约克街道的内幕，干巴巴的笔记当中也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了恶心与愤怒的情绪。比方说有一位女性调查员名叫梅.肯戴尔，大概是个很强悍的女性。她拒绝为自己的调查工作领取工资，并且似乎已经被历史忘记了。她曾走过一片滑腻污秽的砖铺地面，看到“一张肮脏的板床，架在一个箱子和两把椅子上。房间里充斥着尘土与污浊空气的难忍异味。”在附近，她发现十六个家庭共用一个水龙头。“水龙头下面的格栅也用来冲刷排泄物，在检查时已经被堵塞了一大半……检查时发现居民家庭的桌面与地面布满了面包屑、土豆皮、裹肉的废报纸，脏夜壶，等等。”

英格兰各地的城镇乡村很快都会经历类似的调查。朗特里的工作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他深深挖掘了贫困的根源。在他之前，英国富人应对贫困的方式向来是志愿服务与宗教救济并举，还要掺杂大量的道德说教。贫民窟确实很令人恶心，但真正的贫民窟数量很少（朗特里的研究却表明贫民窟到处都是），而且贫民窟的成因完全是因为穷人不懂勤俭，酗酒无度，或者违背道德。按照《泰晤士报》的说法，在维多利亚女王去世那年结集出版的朗特里调查报告一经面世就掀起了轩然大波。《泰晤士报》认为，“穷人的工资足以保证他们身体强健，但他们不知勤俭，好酒好赌，不知道或者不在意维持室内清洁的益处。”朗特里也很熟悉道德说教的论调——他毕竟是一个不沾酒水的贵格教徒——但是他一心想要刀刀见血地摧毁“贫困是穷人的过错”这一论点。他发现三分之二的穷人根本就没有足够的生活来源，“这些人要么是遭到男性抛弃的女性，要么是守寡的女性，要么是由于疾病衰老而无法工作的人们。”还有些人家中人口太多，一份工作难以供养。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他所写书的时候贸易循环正在上行，商业活动也很景气，但是对于最底层的工人来说，他们的处境依旧“极其绝望，身体不适意味着低工资，低工资意味着食物不足，食物不足意味着缺乏体力。恶性循环就这样完成了。”很多女性反复告诉他，她们在丈夫面前不得不强作欢颜，隐藏自己忍饥挨饿的事实，只为了能让他们足够健壮地继续工作。饥饿发生在私密的角落，发生在妇女儿童群体当中。用一位受访女性的话来说，“吉姆吃了晚饭就去干活，我给他照常做了晚饭，他根本不知道我们没吃晚饭，我也根本没告诉他。”

但是足够的食物是多少呢？朗特里与营养学家深入交谈，并且研究了约克郡济贫院向赤贫人员提供的伙食。然后他将这一标准削减到了仅能满足“基本体力效能”的程度，然后他发现约克郡非熟练工的工资并不足以维持一个中等规模家庭全体成员的基本体力效能，因为这笔钱根本无法为所有人提供足量的食物、衣物与居住条件。朗特里的著作名叫《贫困：对于乡镇生活的研究》。这本书的行文极为克制，毫无火气，但有时他也会毫无保留地发泄出来：

“让我们搞清楚所谓的‘基本体力效能’是什么意思吧。生活在这一档次的家庭……永远不能花一分钱来坐火车或者公共汽车，除非步行否则不能去乡间踏青【朗特里本人非常热爱自然】。他们永远不能购买一份半分钱的报纸或者花一分钱买票去听音乐会。孩子离家以后他们不能写信报平安，因为他们买不起邮票……他们的孩子没有零钱买娃娃、弹子或者糖果。父亲不能抽烟，不能喝啤酒。母亲不能买新衣服……如果孩子病了，只能让教区医生料理。假如孩子死了，也只能由教区负责掩埋。最后，挣工资的顶梁柱一天也不能旷工。”

上述条件只要打破一条，全家人的口粮就会难以为继。朗特里发现，任何养活三个或者以上孩子的工人“必须度过长达十年的艰苦时光……期间他与家人总会经常挨饿。”他还通过详尽的表格与分析图表表明，按照他的定义，在约克郡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此等程度的贫困当中。

但是调查当中也记录了若干欢乐时刻。朗特里和他的调查员们留下了1901年穷人们自得其乐的生动画面，很值得在报告其余部分描绘的的惨淡景象面前保有一席之地。例如他发现穷人们很喜欢唱歌：

“这些房间无一例外全都灯火通明，室内的廉价装潢往往失之艳俗。在冬天，房间里总是暖意融融，屋里几乎全都是年轻人，小伙子们和姑娘们团团围坐在小桌周围，有时还会有好几位士兵在场。所有人都在喝酒，但并不过量。绝大多数男性都在抽烟。时而会有一群人被喊起来唱歌。如果有唱诗班在场，所有人都会加入。绝大多数歌曲都以伤感抒情为特色，还有一些歌曲则毫无保留地走上了三俗路线。整场聚会期间始终洋溢着欢乐的气氛。在工厂或者商店的工作环境里忍受了一天的限制之后，这种缺乏制约的氛围想必非常有吸引力。在1901年5月一个周日晚上针对众多公共酒馆进行的调查当中，此类场合的社交吸引力令笔者大受触动。”

朗特里的书在英国政坛掀起了炸弹引爆一般的效果。这本书表明，尽管帝国如此风光富有且志得意满，但在帝国中心将近还有三分之一的人口穷得食不果腹，其中许多人都已经陷入了沙皇帝国境内司空见惯的彻底穷困当中，而沙皇帝国正是共产主义者兴风作浪的乐园。这本书条理清晰，数据详实，根本无从反驳。该书出版后得到了反复重印，其影响力一直延续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日后还会被视为社会学的奠基之作以及爱德华时代无可置疑的最重要作品之一。另一位非国教社会改良家兼朗特里的偶像大卫.劳合.乔治总会在会场上慷慨陈词的时候挥舞这本书。朗特里本人尽管有怯场的毛病，但还是在英国各地进行了多场巡回演说，将自己的信息从格拉斯哥宣扬到了布里斯托。当他来到伯明翰并且耐心地向公众解释自己的数据时，当地的螺丝生产商阿瑟.张伯伦——也就是伟大的政治家乔.张伯伦的哥哥——缓缓站起来宣称，尽管他非常有心反驳朗特里的言论，但却始终无法从这番言论当中找到任何漏洞。因此他明天上班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查清公司里有多少人的周薪在22先令以下并且纠正这一问题。他是个说到做到的人（随后周薪在22先令以上的工人就爆发了罢工，因为他们希望维持工资差额；但是他的行为依然是对本书的非凡致敬）。

在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的回廊上，老师们告诉一名名叫威廉.贝弗里奇的年轻学生，一旦他学会了大学能教给他的所有知识，他就必须走上社会探索为什么英国保有这么多财富的同时却还存在如此严重的贫困。

温斯顿.丘吉尔在这本书刚刚出版时就买了一本。很快他就在黑潭市告诉自己的听众这本书“气得我汗毛倒竖。”在一份读书笔记当中他这样描写约克镇的穷人：“尽管大英帝国如此广大，但是这些人却上无片瓦下无立锥。尽管大英帝国如此富丽堂皇，但是这些人却像南海群岛上的食人土著一样没有追寻幸福的机会……英国本土的恶劣生活环境使得我们的全球霸权沦为了笑柄。”后来丘吉尔在给密德兰保守党主席的信件当中又提到了这个题目。与英国工人相比，美国工人伙食水平更高，效率也更高：“我们这些昂首挺胸的帝国主义者在不假思索地扩充军备、提升税率以及扩张领土之余也绝不应当忽视上述事实。就我本人而言，我认为大英帝国纵然能够统御万顷波涛，假如下水道不能疏通也毫无荣耀可言。”

朗特里开始向人们表明贫困并不仅仅是穷人的道德失败。狄更斯本人以及其他人已经转变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感受，将纯粹且生硬的道德说教转化成为了对于辗转沟壑之间的英国穷人真实生活的逐渐认识。但是绝大多数人都将目光转向一边，梦想找到其他应对穷人的方式，既不必承担革命的威胁，也不会像更加慷慨的福利水平那样腐蚀领取者的人格。在这些年里，工党刚刚作为自由派工会主义者的联合体走上政坛，社会主义者的理念也通过知识分子与煽动者小群体的活动渗透了英国各个部分。但是绝大多数思想家都还不算是社会主义者。早在劳合.乔治与丘吉尔打破洋洋自得的硬壳之前，他们两个都反对福利国家。那么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这就引入了第二个人。随着年老的女王撒手人寰，他也在忙碌地工作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