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Marr：当代英国的诞生 -- 万年看客

要想评论某人伟大与否，迹象之一就是看看此人能否吸引段子手们的注意。今天的人们在点评政客的时候有两条最为滥用的段子，其一是“一切政治生涯都以失败而告终”，其二是认为某人能在政坛“呼风唤雨”。这两条短语最早都被用来形容维多利亚晚期二十世纪早期英国政坛当中砸碎党派的彗星乔.张伯伦。日后的破除偶像先锋艾诺.鲍威尔——就像前辈一样，他心里也有一股按捺不住的危险冲动，总想遵循必然逻辑将自己的理念推导出最后结果——这样评论他这位英格兰中部同乡与大刀阔斧的政坛前辈：“一切政治生涯都将以失败而告终，除非它们在顺风顺水之际突然横遭截断，因为这就是政治与人类事物的本质。”温斯顿.丘吉尔有时很敬佩乔，有时则是他的敌人。根据丘吉尔的说法，乔“是一个无与伦比的人，充满了活力、闯劲与冲动，在英国事务当中……乔就是呼风唤雨的人，他也是公众最熟悉的人。”今天他的姓氏通常被人们用来指代他的小儿子，也就是试图在慕尼黑安抚希特勒的亚瑟.内维尔.张伯伦，这一现象恐怕会令爱德华时代的英国人大为惊骇。在爱德华时代，乔才是家喻户晓的名人。他的卡通画像无处不在，音乐厅的歌曲当中经常出现他的名字。他的演讲总能吸引成千上万的听众并且占据第二天报纸的各个版面。从柏林到莫斯科都在密切关注他的观点。法国的政治漫画把他画成了丑角，纽约报界则将他捧上了头版。但是这一切都在1906年以一场粉碎性的选战失利而告终，后来的情况还要更糟。在七十岁生日那天，他在他的政治堡垒伯明翰受到了盛大的欢迎。人们举行了盛大的游行、演讲与聚餐，参与者无不欢呼雀跃——就像今天捧回奖杯的足球队受到的待遇一样，只不过更加盛大。两天后乔回到伦敦的宅邸约朋友吃晚饭，但是却没能及时下楼。他躺倒在楼上厕所地板上遭受了中风。这一变故使他陷入了不堪言说的余生，只能默默地在自己一度叱诧风云的下院长凳上闲坐着。

在他的职业生涯期间，张伯伦曾经是一个激进的政坛信新人，后来逐渐成长成为了英格兰最伟大的改革领袖。为了抗议格莱斯顿赋予爱尔兰自治权的决定，他不惜分裂自由党。他是一位奉行帝国主义的政治家，他在南非战争当中的领导地位助长了他的名声，也使得人们对他的看法更加两极分化。但是我们这里主要讲得是张伯伦平生最后一场也是最富戏剧性的一场斗争，也就是关税改革之争。所谓关税改革意味着在大英帝国周围构建一圈税收之墙，就此终结自由贸易。今天第三世界的活动家们呼吁进行“公平贸易”来帮助处境困难的农夫，当年的关税改革家们也希望减少竞争与残忍的效率。这一尝试的目的是在一个越发危险的世界里维持帝国的统一，让处境挣扎的英国与欧洲以及美国竞争者隔离开来。假如张伯伦领导下的关税改革家们获得胜利，当代英国以及当代西方世界的二十世纪早期历史将会非常不一样。

早期的张伯伦非常能干。他是一个鞋厂老板的儿子，从小在伦敦长大，学会了做鞋的手艺，后来又来到伯明翰制作螺钉螺母。正是这些螺钉螺母组装起来了维多利亚的工业帝国。一段时间里他的公司供应了英格兰三分之二的螺丝。就像很多维多利亚时期的创业者一样，他很早就退出商界并且投入了政治领域。在伯明翰他成为了反国教群体与激进圈子的领导者，一位典型的中产阶级现代革新派。他主张无论男女人人都应当拥有投票权，主张进行义务免费世俗教育，还大力反对农村贫困。按照他的说法就是“自由的教堂，自由的学校，自由的土地，自由的劳动力。”这四条当然都很不错，但是张伯伦人生早期最伟大的胜利还是发生在1873年他当选成为伯明翰自由党市长之后。凭借着超常的精力、乐观精神与务实手段，他解决了足以致命的城市供水不卫生问题，收拾了无能且相互掣肘的煤气供应商，延长了严重不足的下水管道，清扫了污秽的贫民窟。这些事迹至今仍被人们当做地方政府施政的典范。在他治下的伯明翰很快就兴建了博物馆与图书馆，公共空间得到了清扫重建，充满了远比其他城市更健康的市民。

维多利亚时代接连出台的改革方案打造了范围更广的政治圈。张伯伦也披挂整齐，做好了投入更广大世界的准备。他吸引了一群追随者，并且成功地将自己推销给了公众。他穿着漂亮的黑色天鹅绒大衣——很快又插上了一支兰花做装饰——围着猩红色的围巾，还带着单片眼镜。这套行头很快就像丘吉尔的礼帽与雪茄、威尔逊的烟斗或者玛格丽特.撒切尔的手包那样家喻户晓了。他很擅长用鲜明生动的语言描人状物，任何广告从业者都愿意为此类妙语打破脑袋。进入下院之后他立志成立一个全国机构，好让自由党更加高效。并且在格莱斯顿治下推出有用的立法来解决切实的日常问题，例如电气照明与破产改革。但是乔很快就转向了更黑暗更危险的一面。他梦想一套新的政治策略，将大鸣大放的帝国主义鼓吹宣传与本土工作岗位创造以及社会改革绑定在一起。爱国主义加上发到手里的现金从来都是民意煽动者的惯用二连击。

寻求新政策的政坛非主流们注意到了他的举止，在仰慕关注他的人群当中就包括温斯顿.丘吉尔的父亲兰道夫以及年轻的劳合.乔治——更不用说他那位出人意料的朋友，英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革命家亨利.海德曼了。这个时期的政治认同流动不定，变化迅速，远比那些头顶高礼帽的冷漠人物留下的泛黄照片更加活跃。1886年，乔与格莱斯顿以及绝大多数自由党成员在爱尔兰自治问题上决裂，并建立了他自己的自由工会组织，从而与自由党分庭抗礼。之后他与托利党党首萨里斯伯里勋爵结盟（他曾经将此人骂作“无用的粪便”），在这个大力开拓非洲殖民地、与中国发生冲突、与德国相互竞争的时代成为了主导政坛的政治家。乔的民粹主义将许多传统自由派甩在了身后，与此同时也让他与旧托利党英格兰的财阀与贵族拉开了距离。他经常被人称作两面三刀——他的确喜欢这么玩——而且他对政治的嗜血侧面似乎享受得有些过分了。在一次著名的爱尔兰议题下院辩论上，议员们从动口降级为动手，地板上落满了撕裂的衣服碎片与打掉的牙齿。那一天乔的表现格外骁勇。他还非常怀念布尔战争，以至于人们将其称为“乔的战争”。此外他在1900年掀起了“卡其布选举”，攻击自由党反战者是叛徒，并且在国内掀起了一阵狂热的帝国主义自我标榜风潮，导致了后世所谓的“乔的选举”。

1901年12月，劳合.乔治在张伯伦的后院伯明翰发表了一篇反对布尔战争的演讲。通过这次事件我们可以体会一下当时的公众情绪。劳合.乔治很久以前就失去了对于这位激进帝国主义者的仰慕。这位威尔士人遭受了凶狠甚至触及皮肉的威胁，因为他是“亲布尔者”的领袖。有人要求张伯伦保证劳合.乔治来到伯明翰之后至少能得到公平的讲话机会。他回复道，要是劳合.乔治不想死的话就趁早不要来伯明翰。要是他不来，那说明他怕了；要是他敢来，发生什么事都是他活该。从来都不是胆小鬼的劳合.乔治在伯明翰直面了一群人声鼎沸的暴徒。一群支持战争的听众——估计人数达到了令人惊骇的十万之众——包围了他讲话的市政厅，砸碎了每一块窗户，压倒了维持秩序的警察，并且手持武器冲进了建筑内部，此时劳合.乔治连一句囫囵话都还没说完。由于担心人身安全，他套上警服，戴上警盔，偷偷逃到了安全地带。这次暴乱致使四十人受伤，两人死亡。张伯伦在伦敦的间谍给他发电报，告诉他这位叛徒至始至终没能开口说话。可是张伯伦对于这个结果却有些失望，因为他的敌人逃脱了。有时候乔似乎根本意识不到议会与政治活动的合理界限在哪里。在新兴民主政体当中许多其他新人也有这种特质。

此时乔的心中已经整合了一套英国当前面临的问题以及未来的解决方案。自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关于《玉米法案》的激烈战斗以来。自由贸易就成了英国霸权与英国工业革命的同义词。英国的基本政策是从美国与阿根廷进口廉价粮食来供养城市人口，同时让本国农夫尽可能生存下去。比方说苏塞克斯的玉米地就已经被奥尔德姆的梯田比下去了。但是精明的观察家们知道，一旦旨在补贴布尔战争的进口玉米税在1902年春天得到宣布，是否围绕大英帝国修建一道更高大围墙的争论肯定还会卷土重来。过去十年里张伯伦花了太多时间忧心忡忡地眼看着德国的崛起。德国的工业社会繁荣与社会福利在高耸的关税壁垒之后逐渐积累，法国、意大利以及奥匈帝国的情况也是如此。美国的关税甚至还要更高，美国的增长速度也还要更快。因此现在或许应当接受现实：这世界是由各个相互竞争的贸易团体组成的，因此围绕大英帝国建造一圈税收壁垒也无可厚非。英国的真实工资止步不前，工业增长过于缓慢，张伯伦提出要维持来自南非、加拿大、新西兰与澳大利亚的廉价粮食进口，并且向此外的一切征收高额关税。这样一来英国工业还可以再度繁荣并且供应已经向外界关闭的帝国内部市场。基本上这就是在全球尺度上推行了新芬党的“关门自己过”政策。

有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食品的成本肯定会上升。张伯伦极力主张，更为繁荣的英国工业以及关税收入对福利体系的支持可以帮助穷人抵消这一影响。不过此外还有更大的政治问题：假如英国走上了贸易保护路线，关税壁垒越来越高，整个世界会不会变得更穷呢？英国与其他国家之间是否会相互敌视呢？这样做是否等于承认失败，赤裸裸地表明多年来一直都是世界奇迹的英国工业已经再也无法与其他国家平等竞争了呢？另一方面来说，关于保护主义的国内政治也非常棘手。有可能从中获益的群体不仅包括苦苦挣扎的工业家，还包括原本遭到冷落的的农民与地主——旧自由党与旧托利党各自的立身之本就这样找到了共同利益。肯定会支持帝国的群体都是帝国主义的受益者，例如军属家庭与殖民地的行政人员。自由党党首的妻子、牙尖嘴利的玛格特.阿斯奎斯很清楚国内正在发生什么。她认为关税改革“就像野火一样四处蔓延，吸引了多少有些头脑的人们，受过一些教育的人们，帝国主义者，公爵，记者还有军队。”就当时而言，这些人的联盟可谓相当强大。

温斯顿.丘吉尔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当时他与张伯伦坐在下院同一边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1902年4月份预算案辩论期间他说：“人们很快就会询问为什么我们不能一石三鸟——获取商业收入，支持英国工业并且巩固帝国。”他继续思考道，“假如公平贸易问题【也就是对于贸易保护的委婉称呼】被某些地位显赫且具有权威的负责任人士大胆提出来的话，会发生怎样的情况呢？我们会再次踏上旧日的战场。我们身边将会布满残损的刀枪，长满荒草的战壕，无人料理的坟茔……以及党派之间的恶意。我们这一代人还没有见过这样的局面。这一天将会怎样分裂现存的政治组织呢？”丘吉尔的儿子为父亲撰写传记时认为这场演讲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先见之明”，但是当时年轻的丘吉尔本来就交游广泛，消息灵通。一周之后，丘吉尔和他的年轻伙伴们——他们自称“休正派”，因为日后将会成为新保守主义思想家的休.塞西尔也是他们当中的一员——邀请张伯伦过来吃晚饭。酒宴终了之际，为了答谢这群年轻人的盛情款待，张伯伦向他们透露了“一个价值无量的秘密：关税！这就是未来的政治，也是切近的政治。仔细研究关税，成为关税领域的行家，你们不会因为今天的热情好客而后悔的！”

当时乔正在着手摧毁索尔兹伯里组建的保守党政府。当时的政府领导人是这位长相好似北美野牛的政坛大佬的侄子阿瑟.贝尔福。贝尔福是英国最古老最气派的政治王朝的后裔，在其他议员看来有些文弱。起初索尔兹伯里给他第一份工作的时候，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家庭长辈对晚辈的一味庇护，即便按照维多利亚晚期英格兰政坛的标准也有些过分。从那以后英语当中就多了“鲍勃是你叔叔”这个短语，用来形容万无一失。被人称作“漂亮范尼”的贝尔福是“灵魂社”的一员，这个组织的成员都是聪慧且自视甚高的精英年轻贵族，经常聚会并且相互炫耀才智。他的哲学文章确实受到仰慕，但是这种文体此时已经行将就木了。他的名言包括“一切事物都不十分要紧，还有少数事物一点都不要紧。”他最著名的著作题目是《为哲学质疑辩护》（A Defence Of Philosophic Doubt）。在社会学与科学辩论如火如荼的时代，他却奉行着了无生趣的悲观主义，甚至还有些宿命论倾向。他的观点很长远：“我们体系中的能量将会竭尽，太阳的光辉将会黯淡。潮汐衰落、自转停止的地球届时将不再容忍打破自身寂寥的种族，哪怕仅仅打破片刻而已。”这番话虽然无可辩驳。但却与绝大多数英国首相的思路南辕北辙。

但是一旦正式上任并且接手了爱尔兰事务之后，贝尔福立刻彰显出了冷酷无情的一面，以至于为自己赢得了“血腥贝尔福”的凶名，并且成为了当时主要保守派政治家之一以及叔叔的天然继承者。成为首相之后他经受了一系列危机的考验。绝大多数时候他仅仅是在努力维持保守党与自由工会党的联盟，而张伯伦则拼命想将联盟撕裂。此前张伯伦已经打输了重要的一仗。1902年他反对贝尔福的教育法案未能成功。反国教者讨厌这一法案，因为尽管这项法案在英格兰创建了统一的学校制度。但是同时却也要求地方纳税人补贴圣公会学校。贝尔福一直担心张伯伦可能会从他手中抢走首相的位置，因此除了维持自己的政府不至于散架之外就再没有余力做其他事情了。在关税问题上他并没有什么强烈的观点。他闪烁其词，极力拖延——具体手段包括承诺召开帝国大会，还试图模棱两可地宽慰双方势力——很像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约翰.梅杰在保守党内阁因为欧洲问题争执不休时采取的对策。然后他狡猾地哄骗内阁当中的死硬自由贸易支持者们与张伯伦双双辞职，从而颜面扫地但却相对平静地熬过了这段一般人根本挺不过来的日子。

随着争吵日益升温，丘吉尔给一名选民写信写到：

“在我看来，用一圈篱笆将大英帝国封锁起来是不切实际的政策。大英帝国很大，帝国境内可以生产很多东西。但是全世界比大英帝国更大，能够生产比大英帝国更多更好的东西。我们为什么要情愿放弃全世界能够提供的各种商品呢？与其他天体相比我们的行星并不算很大，我认为实在没有必要在我们的行星内部再分割出另一颗更小的行星，将大英帝国隔离成为无法逾越的空间。”

诚然，当时丘吉尔刚刚从美国赚钱回来，而且他还有一位美籍母亲。但是他之所以感到担心却并不是出于自己的利益。在另一封信件当中——这封信的收信人是张伯伦大本营伯明翰市的一位支持自由贸易的托利党员——丘吉尔担心关税壁垒会切断英国与美国之间的联系。万一欧洲战争爆发，英国将得不到美国的援助。“我不想要一个自给自足的帝国。”早期的丘吉尔而经常被人讥讽成为一根筋的帝国主义武斗派，但是这一论点却非常理智。很快丘吉尔就将抛弃张伯伦——他因为丘吉尔的叛变而倍感伤心——而且还将抛弃整个保守党。

丘吉尔撰写这封“小行星”信件之前五天，张伯伦打响了二十世纪初期最扣人心悬的政治角斗的第一枪。1903年5月15日，在伯明翰市政厅的演讲当中——劳合.乔治友好访问期间被抗议者砸碎的玻璃已经修好了——他甩开了其他一切题目，非常厌恶地告诉自由党首席党务干事，“把你们的宣传册都烧了吧，我们要谈点别的问题。”整个国家随之分成两队人马，报纸分列两边，论点针锋相对。在绝大多数报社的支持下，张伯伦散发了大量海报宣传单，并且有很多全职雇员为他工作。

张伯伦说，目前的选择要么是捍卫大英帝国。要么就坚持“一小撮小英格兰岛民”的自由贸易信仰。根据他的描述，未能实施贸易保护的英国将会宛如世界末日一样可怖的未来。11月11日他在格林诺克的演讲就非常典型：“农业作为英国百业之首已经基本上被摧毁了。白糖已经消失了，丝绸已经消失了，钢铁遭到了威胁，羊毛遭到了威胁，很快就要轮到棉花了。你们还要忍受多久啊？”在他看来英国工业就像“草地上的绵羊一样，一头接一头地被人领进了屠宰场。”在一开始的十几场大型宣传活动当中，张伯伦将自己的论调从格拉斯哥传播到了纽卡斯尔与泰恩茅斯，然后又向西进军利物浦，向南挺进卡迪夫与纽波特，接下来又调转头杀回了利兹。随着制造业从业者越来越担心，他的论辩也越来越流利——捍卫帝国的论调也逐渐让位于拯救具体行业的呼吁。有一张关税改革联盟海报上绘制了一头缩头缩脑的约翰牛被从天而降的美国火车与有轨电车、德国汽车，澳大利亚家具以及比利时钢铁砸的抬不起头来。在华裔移民聚集的伦敦莱姆豪斯区，张伯伦开始了新一轮攻击，这次的攻击对象是新近的移民。社会改革家张伯伦已经消失了。支持他的自由工会主义者们都是中产阶级出身，非常敌视大规模改革，于是他也就改弦更张，比方说放弃了对于养老金制度的热情拥护。早年间与右派合力之后，现在他自己也成了右派的一份子。

因为布尔战争而分裂的自由党又为了反对张伯伦而团结起来并且发动了反击。劳合.乔治尤其一马当先。梅富根守城战胜利之后，布尔战争的支持者们特意当街焚烧了他的偶像来助兴。如今他终于盼来了收拾老对手的机会，因此他的攻讦言辞尤其恶毒入骨。在一场演讲当中他告诉听众，英国将要倒退五十年，回到面包都要交税的时代。“再倒退三千年，也有一位约瑟管理过一个伟大的帝国……但是有一项不同：古代的约瑟在梦境当为他的百姓提供了丰盛的谷物，现代的约瑟则梦想着要将谷物从百姓嘴边夺走。”（没有什么培训比圣经教育更能提升骂人不吐脏字的水准）此外张伯伦还将自己比作铁血首相俾斯麦，只可惜张伯伦的质地并不是铁与血，而只是“几颗螺丝钉而已……张伯伦先生的帝国主义体内总共就仅仅含有这一丁点铁质。”但是真正打垮了张伯伦的却并不是劳合.乔治，而是更加沉闷的自由党成员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这位看上去有些古板的律师同样在全国往来游说，走过了克莱德赛德、纽卡斯尔、帕斯利与沃切斯特，利用冷冰冰的事实耐心地逐一批驳了张伯伦的论点，斥责了张伯伦的历史观。就像他一贯相信的那样，基本上张伯伦没想到的疏漏他都想到了。张伯伦在伯明翰打响第一炮之后，阿斯奎斯将报纸拿到卧室里向妻子宣称：“今天有大新闻。我们横扫全国已经指日可待了。”

有一阵子张伯伦看上去确实赢面很大。他的调游说人员走街串巷解释他的论点并且寻求支持。年轻的P.G.伍德豪斯在《每日快报》上发表了支持张伯伦的诗句，诗歌的主角是一只鹦鹉，喋喋不休地重复着自由党的廉价粮食论调。这些诗歌如此成功，以至于被改编成了音乐厅歌词，还有好事者以此为题举办了鹦鹉选美大赛。另外一首音乐厅歌曲这样唱道：“当财富与欢笑充斥大地/让每个人都告诉他的邻居/我们全都欠张伯伦一份恩情。”似乎全国都卷入了这场经济理论大辩论当中。但是这场辩论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几届政府的更替。当代英国是一个具有强健金融传统的国家，总想破坏贸易壁垒，并且受到了外在联系的塑造，与美国的联系尤其重要。如果当初关税改革获得成功，这个英国肯定会被扼杀在襁褓当中。

事实证明阿斯奎斯是正确的。张伯伦遭到了粉碎。部分原因在于商业环境改善了，因此早期曾经助他一臂之力的失业与大规模破产的幽灵到了1905年已经消失了。不过另一方面他在辩论场上也落了下风。1906年的选举以自由党的压倒性胜利而告终。就连首相贝尔福也失去了自己的议会席位，尽管他很快又赢得了另一个席位。自由党政府将会一直持续到一战正酣之时。对于爱德华时期的英国来说，保守党变成了满心怨气的反对党。张伯伦砸碎了自己的第二个党派。张伯伦在中风之后并未立刻退出政坛。用比阿特丽斯.韦伯的话来说，他彰显了“机械一般强横的毅力”，一直坚持到1914年才最终因为心脏病突发而死。一个新的政治时代正在降临。那些打败他的人们将会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应对贫困问题与帝国问题。这些人包括阿斯奎斯、劳合.乔治与丘吉尔——现在他已经离开了托利党，独自踏上了一段漫长而奇特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