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Marr：当代英国的诞生 -- 万年看客

亲爱的别担心

宝贝不着急

我们生活在未来

这一切都还没发生

布鲁斯.斯普林斯汀，《Living in the Future》，2007

他们距离我们如此遥远，同时却又切近得有些怪异。如今在世的人们当中几乎没有人还记得爱德华时代的英国。就这一层来说，这一时期已经成为了正经的历史，成为了被时光之海淹没的失落世界。死板的阶级划分，帝国的骄傲，各种奇特的理念——从神学到种族纯洁——这些都是覆盖在失落世界表面的鲜活珊瑚。我们当中的任何一员在那个世界里都会觉得很不舒服，哪怕仅仅停留片刻而已。任何一座城镇都有贫民窟，里面充斥着赤脚上街的孩子以及因为营养不良而面黄肌瘦（而不是体态肥胖）的成人。城镇里弥漫着人类排泄物与汗臭的味道，还掺杂着烟草、啤酒与煤烟的气味以及马匹身上的臭气。雏妓在繁华街头随处可见。全国最大的雇佣就业群体并不是工人而是仆人。每一户中产阶级人家都有一名或者一群女仆，一名厨师，往往还会有一名花匠或者马夫。阶级分界并非抽象事物，而是沉默矗立在绝大多数人家当中的默认背景。

今天我们依然会用服装来相互鉴别。巴伯尔的风衣是一回事，兜帽罩衫又是另一回事。每个人都能看出你穿得是为了应付第一份工作而特地买回来的打折西装。但是在爱德华时代的英国，服装的区分远比今天更加犀利严苛。商店店员不穿燕尾服就不能在周日的海滨大道上散步。一位扎着彩色领带搭配晨礼服的贵族会在觐见君主时遭到训斥。身份可敬的女性在户外活动时一定要戴上帽子与手套。绑腿，扎缎带的高礼帽，马裤，浆洗得笔挺的三英寸高领子，这些服饰全都传递着穿衣之人的身份信息——运货马车夫，主教，女性投票权活动家，招蜂引蝶的花花公子。对于穷人来说，当时还没有福利制度，只能领受慈善救济或者面对感化院的可怕威胁。每一座大楼的楼顶都飘扬着米字旗。所有人都相信英国人肩负着种族天命。我们如今拥有一个国家，他们则拥有一个帝国。

街道非常拥挤，就像现在一样嘈杂喧闹。但是当时的公交车是马拉的，货车与出租车也是一样。当时的街头噪音是马蹄声，嘶鸣声，鞭花噼啪声，还有马车夫的咒骂声。自行车出行已经普及起来，偶尔也会有汽车经过，令过路人忍俊不禁或者心存疑惧。按照一位观察家的说法，汽车司机的穿着活像是“体型过大的山羊与门口擦鞋垫子的杂交产物”。今天的人们一般认为，英国历史上第一起涉及一名行人以及一辆汽车的车祸致死案件发生在苏塞克斯郡胡弗市下肖海姆地区，当时肇事汽车正以每小时八英里的危险时速疯狂飞驰。按照今天的标准，当时的犯罪率低得令人惊讶。但是任何人都可以随便走入众多商店当中的随便哪一家购买左轮手枪。当时最时髦的枪型是韦伯利-格林，可以根据买家要求进行烤蓝或者镀镍处理，枪柄上还可以镶嵌象牙或者珍珠母。爱德华时代的英国是一个全民武装的国家，甚至在1903年的《手枪法案》非常体贴地禁止了向十八岁以下人员或者“醉汉与疯人”出售手枪之后，英国人的持枪率依然高的吓人。在1909年的托特纳姆大劫案（1）当中，追逐劫匪的警察从行人手里借到了好几把手枪。另外还有多名见义勇为的持枪路人加入了追逐。当时的地方口音比今天起明显的多，对于外国人的怀疑也远比现在更加强烈。正如乔治.奥威尔日后注意到的那样：“中国佬既阴险又滑稽，非洲人一根筋，印度人要么很忠诚要么很狡诈。”到处都飘荡着音乐，但全都是现场音乐而不是录播的音乐，要么来自酒吧里的表演，要么来自扯着嗓子的露天吼唱。但是城市头顶的天空几乎从不会暴露在人们的视野里。高度工业化的约克郡、克莱德与伦敦上空从来都覆盖着厚重的雾霾。1906年自由党政府赢得雪崩式的胜利之后，新任内阁大臣受邀觐见国王，但是当他们从白金汉宫出来之后却无法在浓雾当中找到各自的马车，只得伸出双手才能摸清自己走过了几匹马。

在很多其他方面，爱德华时代的英国都会用彻头彻尾的熟悉感受令我们大出所料。假如我们走进当时的绝大多数英国城镇中心并且只看商店前门，那么爱德华时代与维多利亚时代毫无疑问已经过去了。旧式的专营店铺门口总会停放着店主的自行车，进店的台阶总是擦得锃亮。如今此类店铺已经不在了，取而代之的是安装着大块玻璃橱窗的连锁店，门前挤满了或停或走的汽车。但是如果把眼光抬高几度，你就会发现那个看似消失的世界依然与我们在一起。连锁店的上层都是些精美的砖砌建筑，例如装饰塔楼，老旧的烟囱，褪色的商店招牌，尖塔与精美的窗户。这一切都表明这些建筑早在一战之前就已经修建起来了。当年它们刚刚建成的时候，围绕在建筑四周的木制手脚架上还会响起爱尔兰口音的大呼小叫。搬进这些房舍的人们就像我们一样痴迷于廉价报纸与流行杂志刊载的名人八卦。他们也吃鱼和薯条并且酒量很大——即便以我们的标准来看也很大。婚外性行为与非婚生子女依然是耻辱之源，但是空气中还是充满了性紧张的气氛。上层阶级与工人阶级的行为表现都会令中产阶级惊惶失措。此时的中产阶级就像我们一样也会追踪谋杀报道，也会担心年轻一代不服管教，也会高声辩论离婚、国家福利、社会主义与失业等等问题。在新兴的综艺音乐厅与大型剧院里，工人阶级文化也占据了中产阶级的想象力。所谓工人阶级文化的内容包括情歌、魔术、舞蹈、插科打诨，洗脑的曲调与低劣的笑话——基本上就相当于六十年后电视文化的内容。此外当时的中产阶级也是优秀的俱乐部组织者，创建了各种各样的协会与联合会，包括许多今天依旧活跃的足球联队以及其他体育俱乐部。

就像今天一样，当年的中产阶级也希望科学能让生活更加轻松，并且将世界从可能的灾难当中拯救出来。在1901年出版的《伦敦新闻画报》上。许多知名科学家都预测了自己心目中的新世纪。天文学家诺曼.洛克耶爵士认为对于太阳黑子的研究将会赋予人们预报天气的能力，从而为“印度的饥荒与澳大利亚的旱灾”提前做好准备。无线电报的共同发明人威廉.普利斯爵士认为“2000年的人们回顾我们现在的技术成就的时候肯定会像我们现在回顾1800年的技术成就一样忍俊不禁。”但他还认为无线通讯已经没有多少发展空间了，而且他很怀疑人类究竟能不能飞上天空。修建伦敦塔桥的工程师约翰.沃尔夫.巴里爵士认为潮汐发电与水力发电将会在二十世纪得到普及，不过他同时还预言城市街道的上方与下方都会出现缓解拥堵的“活动平台”。理化双修的威廉.克鲁克斯爵士怀疑电话将会步入寻常人家，此外他还认为镭很有希望成为未来的能源来源——他同时还做了一些不太靠谱的预测，例如整个伦敦都会被一个巨大的玻璃罩子扣起来，旨在应对恶劣天气。化学协会主席亨利.罗斯科认为“针对距离的歼灭战”在二十世纪不会取得多大进展，“比方说我们现在能以五天时间进行的跨大西洋航行恐怕并不能缩短到一天之内。”

如果说科学界的未来预测还算是有得有失，政治界的未来预测基本上就全部脱靶了。比方说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就连自封的激进派与自由派人士也不能免俗——帝国将会继续保持庞大的体量，而政府将会继续保持小规模。布尔战争促使进口税一飞冲天，已经达到了令人难忍的每英镑一先令——也就是5%。这场战争使得公共开支占全国收入的比例达到了将近15%。布尔战争结束后这一比例还会回落至10%，直到一战使其再度逼近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水平。得到改良并且相当高效的公务员体系共有11万6000人（尽管今天有了电脑辅助，公务员队伍却膨胀到了50万人），这一数字将会在爱德华时期翻一倍。上院依然是贵族们的斗场，首相要在上院而不是下院接受质询——尽管索尔兹伯里勋爵（2）将会是最后一位接受上院质询的英国领袖。当时最富有贵族的生活标准即便在我们今天这个充满了对冲基金经理与互联网巨头的时代也几乎无法理解。一名贵族拥有几百名仆役是正常现象，一位贵族拥有私人军队，另一位贵族豢养了一支陪同他一起出国旅游的私人管弦乐队。查茨沃斯庄园曾经安排三百名火炬手分列道路两旁欢迎王室访客。在伦敦市内，大贵族的私宅看上去活像是欧洲小国的宫殿。但是工业家与金融家的财富正在深切侵蚀着土地士绅阶层的社会地位，稀释了旧贵族的纯度。贵族阶级指导手册《德布雷特氏贵族名鉴》当中充满了新近获得名号的准男爵。在下院，左翼自由党依然由贵族或者身家显赫如同贵族的平民组成。几乎没有哪个议员是工人阶级出身。

二十世纪初最严重的危机就是南非战争。一支竭力挣扎的英军试图将帝国统治施加在一个说荷兰语的小小共和国头上。这场战争在国内掀起了一阵爱国主义热潮。城市工人排队签名充当战争志愿者，贵族慷慨解囊，各种广告都采取了拥军主题。一开始英军的大红色军服使得士兵沦为了易于瞄准的目标，而取代红布的卡其布（“卡其”是印度语言当中“灰尘”的意思）也在国内成为了时尚女性的新宠。遭受围困的梅富根镇最终得到解放的时候，群情振奋的场景如此激烈，以至于“梅富根”成为了一个动词，大致意味着在公共场合撒欢。温斯顿.丘吉尔从布尔人的战俘营里逃出来之后，各家报纸都进行了大幅报道，音乐厅编排了各种段子来讽刺这个傲慢自大的年轻人。但是所有这些热情都无法掩饰以下事实：英军一开始打得非常不顺，最终胜利完全取决于残忍无情的新战略，致使其他欧洲国家全都厌恶得浑身发抖。

战争初期，辎重繁多行动缓慢的英军经常被当地的布尔民兵耍得团团转。布尔人熟悉地形，理解战壕的意义，并且能用忽而来去的所谓突击队阵型发动攻击，将英军大部队撕成碎片。就像日后越共的游击队战术将美军打了个措手不及一样，布尔人的战术也令大英帝国惊骇不已。最终在基钦纳勋爵（3）的领导下，整个战区被铁丝网与堡垒分割成了小块。布尔人的农场被付之一炬，剥夺了游击队的食物来源与庇护所。布尔女人与孩子流离失所，全都被送进了条件恶劣的集中营，这也是“集中营”这个词首次得到使用。共有26000名布尔俘虏死在了肮脏污秽的环境里，绝大多数都是儿童。法国、美国、奥地利与德国对此都深为骇然。当时有一位勇敢的妇女名叫埃米莉.霍布豪斯（4），是康沃尔郡教区牧师的女儿。她只身前往南非调查当地情况，回国之后向英国公众报告了肆虐在集中营里的苍蝇、营养不良与伤寒。她将战俘营里的环境称作“批发的残忍”与“针对儿童的谋杀”，并且赢得了极大的政治支持。霍布豪斯仅仅是爱德华时期英国众多激进活跃女性的一员。这个帝国依然统御着横跨世界各地的土地，但是国内已经出现了愤怒的自我质疑。而且这个国家的国民也算得上消息灵通了。

在当时的报纸与杂志上，国外新闻的数量——这些新闻来自帝国内部的殖民地与属地，也来自美国、欧洲大陆以及俄国——简直多得吓人。帝国疆域之内的旅行用不着护照，因此一批又一批英国移民纷纷涌向港口，前往澳大利亚、加拿大与南非。无数才能卓著的英国人由于受不了阶级鸿沟、惨淡的城镇与发展机会的缺乏，纷纷投向了美国的怀抱。与此同时，无数逃离沙皇屠杀或者拉美贫困的移民也纷纷涌入英国，绝大多数人都来到了伦敦，但也有人会前往大型制造业城镇与大型港口城市。布拉德福有着大型德裔移民聚集区，曼城则有着意大利商人与波兰犹太人聚集区。对于幸运的富人来说，这是旅行与冒险的伟大时代。家境优渥的人们会搭乘游艇或者火车连续游历几个月，在法国蓝色海岸观光，在德国温泉疗养，或者在威尼斯水乡徜徉。热爱打猎的贵族们正在忙着屠杀非洲的羚羊、北美的野牛与亚洲的老虎。整整一个尽心尽力的公务员与管理员阶层正在经营着最伟大的帝国资产——也就是印度。英国控制着四分之一的全球领土面积以及人口，似乎整个世界都在英国面前敞开了大门，任凭英国随意塑造。识字人口——也就是当时英国绝大多数人——恐怕比今天的人们更加了解世界大事，尽管我们的时代拥有互联网与二十四小时新闻滚动播出。他们对于国外新闻的兴趣恐怕比我们更强烈，因为外国在其他方面也意味着祸乱。德国的威胁正在日益引起重视，不过法国入侵本岛的可能性也是热门话题。美国则被视为极其富有、精力旺盛但是在政治领域并不算重要的新兴力量。

在这个英国历史上最鲜活、最丰沛、变化最迅速、最令人兴奋的时代，我们今天的世界已经清晰可见了，正在奋力从娘胎中挣脱出来。伦敦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是全球的首都，吸引着世界各地正在逃亡的无政府主义者与革命者，来自美国的百万富翁与来自波兰、爱尔兰以及意大利的无数贫民。科技进步的速度就像今天一样令人目眩。汽车、摩托车与第一架飞机都即将问世，此外还有快得不像话且大得不像话的船只——越洋邮轮与最新的无畏级战列舰。建造战列舰如此昂贵，以至于改变了英国人的收税方式。其他科技奇迹还包括最新的电报体系，电力照明，以及在遥远地平线上若隐若现的德国齐柏林豪华飞艇。但是上层阶层以及中产阶级模仿者依然坚持古典教育的重要性。学习古希腊语与拉丁语的人们远比学习德语或法语的人多得多，尽管充满野心的年轻人们都将科学与工程学当成了建功立业的新边疆。

这些人究竟长什么样呢？爱德华时代的静止照片就像维多利亚时代的静止照片一样用各种化学制剂绘制了一幅错误的图像，因为这些图像是静止的。为了保证相似性，拍照人必须要僵住五官，摆出一脸严肃神情，因此看上去特别死板或者毫无感情。可是文字记录却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充满嬉笑与争辩的时代。早期电影的搞怪气质更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这个时代。那么艺术怎么样呢？能够通过艺术理解爱德华时代的生活现实吗？这是一个讲故事的伟大时代。爱德华时代的人们依然生活在维多利亚伟大小说家的阴影之下——尽管乔治.梅瑞狄斯与托马斯.哈代都活到了二十世纪，后者身为伟大诗人的鼎盛创作时期还没有到来——但是要说起通俗文学，爱德华时代的的成就可谓空前绝后。在短短十五年时间里，柯南.道尔创作了《巴斯克维尔的猎犬》以及其他几起最伟大的夏洛克.福尔摩斯案件。约翰.巴肯已经出版了《祭司王约翰》，正在致力于《三十九级台阶》的创作。约瑟夫.康拉德的海上冒险小说与无政府主义惊悚小说《密探》已经问世，萨基也创作了一大批令人捧腹且入骨三分的短篇小说。H.G.威尔斯最优秀的小说都创作于这一时期，此前他刚刚发明了现代科幻小说。吉卜林已经写出了质量未必最高但是却最出名的作品。这一时期见证了《柳林风》、《彼得潘》与《铁路边的孩子们》的问世。这三本童书将会在未来几十年里陪伴无数英语世界的儿童。这一缕金光笼罩着我们对于爱德华时代的回忆，现实生活的困窘始终未能使其褪色分毫。就像教士那样一本正经的当今学术界将这些讲故事的高手们按照严肃程度划分成了三六九等，但当时的人们却并不这么看。亨利.詹姆斯曾经帮助吉普林筹划婚礼，康拉德曾经在扉页上向威尔斯致敬。他们的许多故事都刊登在销路广泛的杂志与期刊上，例如《斯特兰德杂志》或者《伦敦画报新闻》。这个国家需要娱乐。当时还没有全国广播，因此与我们今天大多数人相比，爱德华时代的人们普遍具有更丰富的内心生活。他们的作家也会在这本书的后续情节当中屡屡露面。

图像艺术与建筑领域的情况也大同小异。爱德华时代的人们就像我们一样也是不管不顾的消费主义者。摄影还没有得到大规模普及，而且彩照技术也还没问世，因此广告插画依然主要依赖手绘。在插画领域爱德华时代同样空前绝后。埃尔弗雷德.芒宁斯是一位维多利亚时代萨福克郡磨坊主的儿子。他笔下的骏马与吉普赛人会让他大发横财。当初他入行的契机就是绘制广告招贴画，最著名的作品就是卡莉的巧克力工厂（5）。威廉.尼克尔森与詹姆斯.普莱德是两位极其有才的艺术家，他们在詹姆斯.惠斯勒的鼓励下成立了J & W Beggarstaff工作室，专门为剧院绘制海报，还为郎特里牌可可制作了版画广告。绘画无所不在，从《间谍》杂志上的政治漫画到G.D.Amour与Phil May在《笨拙》杂志上张贴的作品，后者是艺术史上最伟大的线绘天才。一般来说，爱德华时代艺术家的画工远比今天的后辈们更出色。他们受过专门的训练，尤其擅长大胆惊人并且往往令人忍俊不禁的设计。各个城市都拥有明亮欢快、五颜六色的市容。最有钱的客户订购的大幅画作受到了美国艺术风格的支配。约翰.辛格.萨金特的精湛技艺与华美风范至今依然能令观赏者屏息凝神。他在当时的英国地位很高，足以与同为外来者的凡.代克相提并论。在他之下还有许多其他同样自信的艺术家，例如菲利普.德.拉斯洛与威廉.奥宾，前者没能很好地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后者的表现还算可以。随着一个十年又一个十年慢慢过去，后印象主义画作的远征逐渐抵达了终点，野兽派、立体主义以及苏格兰彩色画派的影响力也逐渐消逝了。艺术的历史不可避免地喜新厌旧，但是爱德华时期的英国艺术绝不仅仅是跟在法国人身后的亦步亦趋。

类似的自信也荡漾在爱德华时期的众多公共建筑当中。市政厅、大型公司总部与政府办公楼都采取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风格，从繁复华丽的荷兰哥特式风格到砖石堆砌的威尼斯风格，从打了鸡血的英格兰乡村民居风格到煤气灯映照下的高仿法国庄园式风格，正可谓百花齐放。凭借着钢结构的支撑，他们创建了庞大的砖石门脸，兼顾复杂与优雅，有时还带有几分幽默。这些建筑远比两次世界大战间期焦躁刻薄的建筑更加赏心悦目。它们的风格并不像厚施粉黛的维多利亚建筑那样沉重，而是显现出了天真无邪的神气，真心享受着即将被理论家与极简主义者弃如敝履的内外装潢。萨金特笔下志得意满的金融家或者头顶多重头衔的贵族向我们微笑的时候，周身总是笼罩着人性十足的自嘲神气。同理，爱德华时期最好的建筑在体现帝国气概的同时也设法避免了浮华虚夸的弊病。衡量建筑质量的方法之一就是看看多少特定时期的建筑遭到了拆毁与替换。一般来说，我们总会选择保留爱德华时期的建筑，包括第一批真正受人欢迎的半独立住宅，这些建筑的“艺术与手艺”传承都可以向上追溯到维多利亚时期。

简而言之，爱德华时期的英国与当代英国颇有暗合之处。他们因为海外的小规模战争而挣扎。他们因为新技术而目眩——他们所谓的新技术指的是汽车、飞机、电影以及海底电缆而不是生物科技、数字平台与网络。他们与更广大的世界联系紧密，但同时又对家庭生活情有独钟。他们高度爱国却又极不信任政客。他们痴迷于犯罪故事并且在拥挤的市中心相互推搡，同时却又高度守法。阶级与收入的差异分裂了他们，令外人一头雾水的共同偏见与笑话又团结了他们。这是一个喧嚣躁动、步伐飞快的时代，但同时也是一个高度自我批判的时代。爱德华时代的英国在很多方面既不公平又很奇怪。但是爱德华时期的人们正在飞速地进化。过去并不是陌生的国度。

（1）https://en.wikipedia.org/wiki/Tottenham_Outrage

（2）http://baike.baidu.com/link?url=0MmF96j7JZH6DSyUpTzeaXBziypn5GSH8nSzyUwFLXU59o3Yc37sq9SUvXMFYT7izOszGuZLvDvVoAcHSOwxA_

（3）http://baike.baidu.com/link?url=_OXf3L-raFX_ANba2YUWWZWQ4V_Ivp90RdEIO9Mw9HAjd32otPp5AIwYAlmPMN6iO8X2Xz3Co6txr2w9QSIgc

（4）http://baike.baidu.com/link?url=gztswGHo_VYlusVGQtKB1HNjLYqU9ST8lSDSSZmnXa4V2mBFruytmIKAFiqssZjEdMQOP5IUe4oINMFVr4v6j_

（5）http://www.caleys.com/

万年看客的帖子，署名就是精品的保证，不花没人性，不顶没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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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女王在眠床上寿终正寝，手中握着基督受难十字。如果说受难十字的效力是用来驱散恶灵，那么法力未免有些不够。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她那位危险的外孙——从背后扶着她，他的胳膊撑在枕头上。女王去世之后不久，比尔皇帝就沉思道：“她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女性。想一想吧，她还记得乔治三世的时代，而我们已经进入二十世纪了。”英国王室家庭口中的威利表哥将会尽力确保二十世纪成为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世纪。此外他的历史观也并不准确。尽管乔治三世去世时维多利亚确实已经降生人世，因此多少也算是构建了一座通向纳尔逊与塞缪尔.约翰逊的时代的人体桥梁,但是当时她只有八个月大。尽管如此，她的统治时期如此之长依旧令人叹为观止。她在新世纪初年的逝世并不能算是意外，但却依然让世界绝大部分地区都陷入了一阵愕然。

维多利亚女王生于1819年，当时的欧洲依然在努力适应着滑铁卢战役的后果。英国骑兵在曼城杀死了十一名抗议者。济慈撰写了《夜莺颂》。贝多芬开始了伟大的《安魂曲》的创作。在这一年里，老乔治国王的第四子的妻子也怀孕了。这位肯特公爵体态肥硕，一身大蒜气味，喜好施虐并且已经年逾五旬。一位同代人将他称作“尚未被吊死的最恶劣的恶棍”。他的妻子的怀孕之所以意义重大仅仅出于一个原因。尽管英国的王冠将会传承给倒行逆施的摄政王，也就是日后的乔治四世，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没能解决：国王有五十六名孙辈，但却全都不具备合法继承权。公爵与即将临盆的妻子当时生活在德国。为了保证自己的孩子有朝一日能够成为女王，两人带着借来的路费以及一支九辆马车组成的车队横穿法国，车上拉着医生、宠物狗、小鸟、女佣、仆役与厨师。一行人紧赶慢赶，终于让这孩子及时降生在了伦敦。这名女婴一生下来“就像鹌鹑一样丰满”，她的体型一生都没有改变过。她的叔叔——日后的乔治四世国王——非常讨厌她。当她的父亲因为肺炎死于德文郡锡德茅斯的时候，新生儿和她那位说德语的母亲的前途可谓非常暗淡。但是他的态度终究还是软化了下来。维多利亚记得他那满面油光的面容和假发。再下一位国王——也就是乐呵呵的威廉四世——非常努力地想改掉她那出格的名字，为她登上王位那一天做准备。

假如他心愿得偿地更改了他中意的名字，那么他的侄女就会成为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实际上她在1837年成为了年仅十八岁的维多利亚女王。每一个说英语的人都将会熟知她的名字。她在政治层面上非常活跃，观点坚定，才华超群。她不仅能说德语、法语以及一点意大利语，后来还自学了印地语。她熬过了周期发作的共和主义潮流，躲过了好几次暗杀企图，还挺过了她那备受人爱戴的德裔丈夫阿尔伯特的壮年早逝——尽管丧夫之痛使她陷入了长达几十年的抑郁情绪，也为她招致了“温莎寡妇”的贬损外号。早些时候她曾经是一个爽朗质朴的人，吃饭大吞大嚼，笑声中气十足。当她的第一任首相墨尔本勋爵用各种刻薄故事挑逗她的时候，她的笑声尤其开怀。但是随着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更广大的英国逐渐让位给更加沉稳且自以为是的十九世纪晚期帝国心态，她也逐渐变成了一尊庄严肃穆不苟言笑的活雕像。今天的我们往往只记得她的这副形象：一位体态肥硕、白衣白裙的蜂后，终日都在大口吞咽着帝国骄傲酿造的蜂王浆，身边围绕着例如迪斯雷利这样嗡嗡作响的奉承者以及众多睡眼惺忪的后代。

但是在她将近六十四年的统治时期，英国已经从一个由少数贵族家族统治、由地主阶级价值观主导、由橡木质地风帆战舰保护的国家转变成了一个全球帝国的中心，一个工业化的城市国家。工人纷纷成为了选民。一波又一波的政治改革在1832年、1867年以及1884年为前赴后继的社会群体带来了投票权——先是有产者，然后是“可敬的中产阶级”，最后是工人阶级。当然妇女在当时还没有投票权。在英国的土地上，唯一一位具有真正政治权力的女性就是维多利亚本人。女王非常清楚工业化早期英国的生活环境多么恶劣。早在少女时期她就曾经游历过英格兰中部的煤矿开采地区。1832年，也就是第一份伟大的《改革法案》得到通过的年份，她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男人、女人、孩子、乡村与房屋全都是黑色的……青草也被煤烟染成了黑色并且萎靡不振。我看到了一座火光冲天的高大建筑物。继续前进，乡村依然是黑色的，引擎冒着火光，到处堆满了煤炭，到处都在冒烟，到处都是煤火，中间掺杂着破落的茅屋、咯吱作响的马车与瘦骨嶙峋的孩子。”就算是布莱克、恩格斯或者奥威尔也很难写得更加传神了。但是民主在宫廷以及绝大多数拥有贵族头衔的大臣看来依然是国家的敌人，是一股神秘的威胁力量，就算不能完全抗拒也必须加以驯化。当她成为女王的时候，英国的政治主要还是在少数几个家族之间闭门进行，政治家们通过手写便条传递信息，下院与上院里依然回响着刻意模仿古典风格的演说。当她去世的时候，政坛纷争的参与者已经变成了顶着贵族头衔的阶级叛逆，白手起家的英格兰中部工业家，以及粗声大嗓喜欢骂人的傲慢律师。政治活动的发生地点也转移到了嘈杂的公共集会现场或者报纸专栏上面。

在当时，英国看待自己的方式以及英国的本质之间的鸿沟——英国人将会在这道鸿沟当中度过二十世纪的生活——早已昭然若揭了。浩浩荡荡的铁甲舰队，马蹄嘚嘚的枪骑兵与轻骑兵，烈火烹油的公众庆祝活动，这一切都不足以遮掩布尔战争的巨大尴尬：一群荷兰农夫狙击手在南非的土地上狠狠地折辱了英军的气焰。在外交部的煤气灯灯光照射下，写得一手优美希腊文的年轻贵族们正在忧心重重地研究德国与俄国向南进军的可能性，唯恐他们打通穆斯林中东地区直逼印度。分散在非洲、加拿大、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白人定居者或许能在地图上刷出一片赏心悦目的粉红色，但是他们的人数太稀少了。在1900年，大英帝国的白人人口（5400万）已经比德国的白人人口更少了（5630万），美国的白人人口更是已经达到了7500万。曾经的世界工厂正因为高耸的海外关税壁垒与老旧的工业体系而苦苦挣扎。维多利亚去世的时候。英国正在大量进口德国与美国钢铁，并且试图通过挖煤卖煤来堵塞贸易逆差，毕竟英伦三岛的相当一部分就坐落在厚实的煤层上。这样的表现很难说是先进工业化成功的标志。英国的船坞依然领先世界，但是在技术层面上却未必总是领先。女王去世之前四年，她的儿子威尔士亲王伯蒂刚刚放弃了他最喜欢的考斯周游艇竞逐。他的侄子德国皇帝凭借着一艘新船打败了伯蒂的布列塔尼亚号。与此同时德国海军的最新船队也在怀特岛门前耀武扬威地走了一遭。伯蒂抱怨道：“威利就会欺负人，”然后气鼓鼓地金盆洗手了。也是在这一年，英国邮轮首次将象征着横渡大西洋最快速度记录的蓝绶带输给了德国邮轮威廉大帝号，1900年又输给了德意志号邮轮。放眼望去，从戈特利布.戴姆勒的最新高速内燃引擎到最新的有轨电车，英国的原创性正在一步步丢城失地。

此时的女王躺在内衬铅板的棺材里，身边摆放着一幅贴身男仆约翰.布朗的照片和他的一缕头发。当棺材运到普利茅斯的时候，一道忧郁与迷茫的灰暗潜流正在英国国内缓缓流淌。登比女伯爵看着皇家海军舰队从面前驶过，也看到造访的德国战舰在皇家游艇阿尔伯塔号驶过时鸣响一声声礼炮。下午三点，蓝天黯淡了下来，“一道美丽的金粉色在天空中闪现，硝烟缓缓地从炮口升起，就像国王下令悬挂的紫色帷帐一样。”在她看来，“白色的阿尔伯塔号停靠在巍峨的德国战舰旁边，显得如此娇小而脆弱。我们能看到素白棺罩周围站着一圈好似泥塑木雕的人们。棺材盖上面的女王卧像头戴王冠，手拿宝球权杖。阿尔伯塔号缓慢地滑过了平静无波的蓝色海面……这一幕让人莫名有些哽咽，心中没来由地一颤。”几天之后，伦敦进行了大规模纪念阅兵。这次阅兵的参加人数甚至超过了1914年英国远征军前往法国之前的欢送阅兵。女王最终被送进了温莎的皇家礼拜堂，但是由于器械原因（牵引绳断裂），原本应当由马车拖拽的最后一段旅程不得不改由多名水兵来完成。送葬队列仓促间找不到替换的牵引绳，只得从附近火车上拆下来一根通信线缆。这一幕被人们称作非常感伤的英国时刻。显而易见的是，这一幕并没有体现普鲁士或者美国的高效风格。

《伦敦新闻画报》的主编L.F.奥斯汀认为，当旧世纪结束的时候，“谁的心弦也没有遭到触动，因为这世界不会因为一个不可理解的时间点而伤心。但是在维多利亚时代结束之际，谁会意识不到伟大空白的存在呢？”他还觉得“天佑国王”这句话听上去很怪。“这句话在我们唇边的感受如此诡异，简直让他成了一个陌生人。在过去几天里我听到不少人都在默默念诵‘国王’二字，就好像他们正在搜肠刮肚地回忆某种古老晦涩的符咒一样。”然而还有一些人早已满心不耐烦，急切想要看到些许改变。例如几天之后，比阿特丽斯.韦伯——她与丈夫西德尼一起成立了英国最成功的社会主义智库费边社——就在寄给友人的信件当中刻薄地写道：“我们终于摆脱了葬礼，这真是一场全国范围的守灵，耗尽了所有的感伤与忠诚——令人侧目地彰显了全体国民如何热爱君主主义原则。街头依然充斥着哀悼程度不一的黑衣路人，从马车里的贵族女性到街头的卖花姑娘身上都挂满了黑纱。国王特别受欢迎……至于德国皇帝，我们简直爱死他了！”

科幻小说作家H.G.威尔斯则感到如释重负。他觉得年迈的女王“就像是一块硕大的镇纸”。现在镇纸终于被拿掉了，他希望各种新理念能够蓬勃发展。情况确实如他所愿，但是我们很快就会看到新理念未必等同于好理念。客居英国的美籍小说家亨利.詹姆斯从来都是一位品味高雅的势利眼，他认为“伯蒂”——也就是新任国王——“非常粗俗”，还相信维多利亚女王是被布尔战争的难堪局面羞辱而死的。“我哀悼这位稳重母性的老派中产阶级女王。她用肩头那块硕大丑陋的苏格兰针织围巾温暖地包裹了整个国家。”他承认女王的逝世令他感触颇深，并且预言“我们即将驶入凶险的水域”。年轻的温斯顿.丘吉尔在白雪皑皑的温尼伯听到了女王去世的消息，当时他正在为自己即将进行的巡回演讲四处募捐。丘吉尔的父亲曾经与伯蒂发生过冲突，因此他在与母亲的信中丝毫没有显出感情用事的迹象：“我很想知道国王的情况，他会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吗？他会卖掉他的马匹，遣散他身边的犹太人吗（这里指的是伯蒂的金融圈朋友）？还是说皇家珠宝与徽章也会戴在鲁本.沙宣（1）身上呢？科佩尔（伯蒂的情妇）会被指派为内廷女侍总长吗？”至于粗人伯蒂呢？鉴于他飞速摧毁了许多饱受珍视的布朗雕像，清除掉了女王的照片与报纸，捐赠了她心爱的奥斯本别墅，并且用缭绕周身的雪茄烟气糟蹋了自己的各处新宫殿，想来他也并没有感伤的心情。伯蒂肯定觉得自己在维多利亚时代已经生活得够久了。

（1）https://en.wikipedia.org/wiki/Reuben_David_Sassoon

1900年7月7日星期六，天气闷热。在约克的一条狭窄后街上，一大清早街头已经有很多人了。其中有个不言不语、衣着肃穆的男子，手拿一个笔记本，谨慎地站在阴影里，目不转睛地盯着一家肮脏小酒馆的门口，这里是当地十四所酒馆之一。下午6点之后不久，人们就开始涌入酒馆大门。尽管那天早上人来得比较慢。只要有人进出这扇门，就会在笔记本上留下记号。总计有550人走进酒馆，其中有113名儿童。在原地站了十二小时之后，这位观察家潦草地写下了以下文字：“下午5点至6点期间，一位女性被扔出酒馆门外。一场打斗随即爆发，期间这名女性使用了很多不忍猝闻的词汇。像平常一样，一群儿童正在热切地观赏这一场景。打斗持续了大约45分钟。”一周之后的7月15日星期日，调查员又回来了。尽管当天是安息日，而且当地还居住了很多爱尔兰天主教徒，但是所有的小商铺都没有关门，生意十分兴旺，尤其是炸鱼店。绝大多数站在街头闲聊的女性都是所谓的“deshabille”，根据语境这个词大概意味着敞开衬衫且头上不戴帽子。“成群的儿童呼啦啦地到处乱跑。晚上爆发了好几场女性邻居之间的口角骂战，用语全都非常粗鄙。七八点之间，三名男性进行了一场福音会议，但是唱了一首赞美诗以及简短致辞几句之后就散了。人们显然没有注意他们，而是继续着他们的对话。”然后这位记录员也伤心地溜走了。

维多利亚女王病危期间发生在约克的这一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女王的儿孙从来没有遭遇过颠覆了表亲尼古拉沙皇与比尔皇帝的革命暴乱。这其中的头号功臣是一位不到三十岁，身材高大，留着小胡子，被穷人的处境气得火冒三丈的人。这位本杰明.西伯姆.朗特里既有丹麦血统，也有约克郡血统。他并不是什么叛乱分子，而是来自英国国民生活当中充满力量与精力的分支，完全不属于伦敦政坛熟悉的范畴。早年间他通过可可与糖果生意赚了大钱。尽管他很聪明，但却并没有上过遍及全国的公立学校，也没有接受过牛剑大学的教育，尽管牛剑大学的学费对他的父亲而言根本不算什么负担。朗特里一家都是贵格教徒，所以本杰明在约克当地上学，然后去了曼彻斯特的欧文学院。英国的精神生活主要由身穿褶皱长袍的主教、教区牧师以及公祷书主导，在大学里也少不了要向国教会略行礼数。而欧文学院的成立目的就是教育那些不愿意这么做的人们。伦特里的父亲约瑟夫也写过关于贫穷的文章，一边不留情面地批评所谓的英国文明。一边构建着自己的可可与蜜饯帝国。针对英国贫困人口生活状态的调查在当时很常见，既有政府蓝皮书，也有伦敦社会调查员查尔斯.布斯的作品，以韦伯夫妇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者更是不甘落后。但是在约克不动声色地记录世态的朗特里才是真正震撼了威斯敏斯特的人。

朗特里并没有关注主要工业城市的著名贫困地区——所有人都知道这些地方有问题——而是将目光投向了一个相对正常的中等规模英格兰城镇，此地向来以杰出的教士与古色古香的中世纪街道而闻名。朗特里的调查极为细致入微。他与他手下的调查员们从1899年的秋天开始走街串巷，最终走访了388条街道上的11560户家庭。他们的笔记本至今依旧提供了大英帝国全盛时期大量普通英国土生居民生活的最鲜明最生动的描述。首先是一家一户的情况简介，从鞋匠到苦力，从寡妇到工人。“五个孩子（三个是第一任妻子生的），丈夫的情绪不太稳定，妻子看上去很纤弱。很可敬的一家。一名男孩被送进了逃课学校，父亲失去了一只眼睛，房屋不算很脏……声名有亏的老太太，一有机会就偷东西。房屋非常脏，很可能是半开门……四个男孩，三个女孩（较小）。很穷，没什么工作，房屋很脏，几乎没有家具……九个小孩子，因为有非婚生子女而失去了接受教区救济的资格。孩子们很脏，很不讲规矩。调查问题：他们怎样生活呢？”

随着调查员们一条街一条街地深入调查住房条件，他们的描述也越来越详细并且越来越吓人了。比方说某一条街上有两座房子：“整个街区只有一个水龙头，没有水槽，废水直接流进了街边的下水口格栅。院子里有两个厕所，但只有一个能用，而且要由十五户家庭共用。”随着调查员越发深入地挖掘约克街道的内幕，干巴巴的笔记当中也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了恶心与愤怒的情绪。比方说有一位女性调查员名叫梅.肯戴尔，大概是个很强悍的女性。她拒绝为自己的调查工作领取工资，并且似乎已经被历史忘记了。她曾走过一片滑腻污秽的砖铺地面，看到“一张肮脏的板床，架在一个箱子和两把椅子上。房间里充斥着尘土与污浊空气的难忍异味。”在附近，她发现十六个家庭共用一个水龙头。“水龙头下面的格栅也用来冲刷排泄物，在检查时已经被堵塞了一大半……检查时发现居民家庭的桌面与地面布满了面包屑、土豆皮、裹肉的废报纸，脏夜壶，等等。”

英格兰各地的城镇乡村很快都会经历类似的调查。朗特里的工作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他深深挖掘了贫困的根源。在他之前，英国富人应对贫困的方式向来是志愿服务与宗教救济并举，还要掺杂大量的道德说教。贫民窟确实很令人恶心，但真正的贫民窟数量很少（朗特里的研究却表明贫民窟到处都是），而且贫民窟的成因完全是因为穷人不懂勤俭，酗酒无度，或者违背道德。按照《泰晤士报》的说法，在维多利亚女王去世那年结集出版的朗特里调查报告一经面世就掀起了轩然大波。《泰晤士报》认为，“穷人的工资足以保证他们身体强健，但他们不知勤俭，好酒好赌，不知道或者不在意维持室内清洁的益处。”朗特里也很熟悉道德说教的论调——他毕竟是一个不沾酒水的贵格教徒——但是他一心想要刀刀见血地摧毁“贫困是穷人的过错”这一论点。他发现三分之二的穷人根本就没有足够的生活来源，“这些人要么是遭到男性抛弃的女性，要么是守寡的女性，要么是由于疾病衰老而无法工作的人们。”还有些人家中人口太多，一份工作难以供养。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他所写书的时候贸易循环正在上行，商业活动也很景气，但是对于最底层的工人来说，他们的处境依旧“极其绝望，身体不适意味着低工资，低工资意味着食物不足，食物不足意味着缺乏体力。恶性循环就这样完成了。”很多女性反复告诉他，她们在丈夫面前不得不强作欢颜，隐藏自己忍饥挨饿的事实，只为了能让他们足够健壮地继续工作。饥饿发生在私密的角落，发生在妇女儿童群体当中。用一位受访女性的话来说，“吉姆吃了晚饭就去干活，我给他照常做了晚饭，他根本不知道我们没吃晚饭，我也根本没告诉他。”

但是足够的食物是多少呢？朗特里与营养学家深入交谈，并且研究了约克郡济贫院向赤贫人员提供的伙食。然后他将这一标准削减到了仅能满足“基本体力效能”的程度，然后他发现约克郡非熟练工的工资并不足以维持一个中等规模家庭全体成员的基本体力效能，因为这笔钱根本无法为所有人提供足量的食物、衣物与居住条件。朗特里的著作名叫《贫困：对于乡镇生活的研究》。这本书的行文极为克制，毫无火气，但有时他也会毫无保留地发泄出来：

“让我们搞清楚所谓的‘基本体力效能’是什么意思吧。生活在这一档次的家庭……永远不能花一分钱来坐火车或者公共汽车，除非步行否则不能去乡间踏青【朗特里本人非常热爱自然】。他们永远不能购买一份半分钱的报纸或者花一分钱买票去听音乐会。孩子离家以后他们不能写信报平安，因为他们买不起邮票……他们的孩子没有零钱买娃娃、弹子或者糖果。父亲不能抽烟，不能喝啤酒。母亲不能买新衣服……如果孩子病了，只能让教区医生料理。假如孩子死了，也只能由教区负责掩埋。最后，挣工资的顶梁柱一天也不能旷工。”

上述条件只要打破一条，全家人的口粮就会难以为继。朗特里发现，任何养活三个或者以上孩子的工人“必须度过长达十年的艰苦时光……期间他与家人总会经常挨饿。”他还通过详尽的表格与分析图表表明，按照他的定义，在约克郡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此等程度的贫困当中。

但是调查当中也记录了若干欢乐时刻。朗特里和他的调查员们留下了1901年穷人们自得其乐的生动画面，很值得在报告其余部分描绘的的惨淡景象面前保有一席之地。例如他发现穷人们很喜欢唱歌：

“这些房间无一例外全都灯火通明，室内的廉价装潢往往失之艳俗。在冬天，房间里总是暖意融融，屋里几乎全都是年轻人，小伙子们和姑娘们团团围坐在小桌周围，有时还会有好几位士兵在场。所有人都在喝酒，但并不过量。绝大多数男性都在抽烟。时而会有一群人被喊起来唱歌。如果有唱诗班在场，所有人都会加入。绝大多数歌曲都以伤感抒情为特色，还有一些歌曲则毫无保留地走上了三俗路线。整场聚会期间始终洋溢着欢乐的气氛。在工厂或者商店的工作环境里忍受了一天的限制之后，这种缺乏制约的氛围想必非常有吸引力。在1901年5月一个周日晚上针对众多公共酒馆进行的调查当中，此类场合的社交吸引力令笔者大受触动。”

朗特里的书在英国政坛掀起了炸弹引爆一般的效果。这本书表明，尽管帝国如此风光富有且志得意满，但在帝国中心将近还有三分之一的人口穷得食不果腹，其中许多人都已经陷入了沙皇帝国境内司空见惯的彻底穷困当中，而沙皇帝国正是共产主义者兴风作浪的乐园。这本书条理清晰，数据详实，根本无从反驳。该书出版后得到了反复重印，其影响力一直延续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日后还会被视为社会学的奠基之作以及爱德华时代无可置疑的最重要作品之一。另一位非国教社会改良家兼朗特里的偶像大卫.劳合.乔治总会在会场上慷慨陈词的时候挥舞这本书。朗特里本人尽管有怯场的毛病，但还是在英国各地进行了多场巡回演说，将自己的信息从格拉斯哥宣扬到了布里斯托。当他来到伯明翰并且耐心地向公众解释自己的数据时，当地的螺丝生产商阿瑟.张伯伦——也就是伟大的政治家乔.张伯伦的哥哥——缓缓站起来宣称，尽管他非常有心反驳朗特里的言论，但却始终无法从这番言论当中找到任何漏洞。因此他明天上班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查清公司里有多少人的周薪在22先令以下并且纠正这一问题。他是个说到做到的人（随后周薪在22先令以上的工人就爆发了罢工，因为他们希望维持工资差额；但是他的行为依然是对本书的非凡致敬）。

在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的回廊上，老师们告诉一名名叫威廉.贝弗里奇的年轻学生，一旦他学会了大学能教给他的所有知识，他就必须走上社会探索为什么英国保有这么多财富的同时却还存在如此严重的贫困。

温斯顿.丘吉尔在这本书刚刚出版时就买了一本。很快他就在黑潭市告诉自己的听众这本书“气得我汗毛倒竖。”在一份读书笔记当中他这样描写约克镇的穷人：“尽管大英帝国如此广大，但是这些人却上无片瓦下无立锥。尽管大英帝国如此富丽堂皇，但是这些人却像南海群岛上的食人土著一样没有追寻幸福的机会……英国本土的恶劣生活环境使得我们的全球霸权沦为了笑柄。”后来丘吉尔在给密德兰保守党主席的信件当中又提到了这个题目。与英国工人相比，美国工人伙食水平更高，效率也更高：“我们这些昂首挺胸的帝国主义者在不假思索地扩充军备、提升税率以及扩张领土之余也绝不应当忽视上述事实。就我本人而言，我认为大英帝国纵然能够统御万顷波涛，假如下水道不能疏通也毫无荣耀可言。”

朗特里开始向人们表明贫困并不仅仅是穷人的道德失败。狄更斯本人以及其他人已经转变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感受，将纯粹且生硬的道德说教转化成为了对于辗转沟壑之间的英国穷人真实生活的逐渐认识。但是绝大多数人都将目光转向一边，梦想找到其他应对穷人的方式，既不必承担革命的威胁，也不会像更加慷慨的福利水平那样腐蚀领取者的人格。在这些年里，工党刚刚作为自由派工会主义者的联合体走上政坛，社会主义者的理念也通过知识分子与煽动者小群体的活动渗透了英国各个部分。但是绝大多数思想家都还不算是社会主义者。早在劳合.乔治与丘吉尔打破洋洋自得的硬壳之前，他们两个都反对福利国家。那么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这就引入了第二个人。随着年老的女王撒手人寰，他也在忙碌地工作着。

弗朗西斯.高尔顿是英雄辈出的维多利亚时代科学界的最后几位幸存者之一。他看上去像是小一号的达尔文。这个说法很合适，因为他确实与达尔文是表亲。他们两人有同一位祖辈，也就是十八世纪科学界抱负远大的名人之一伊拉莫斯.达尔文。高尔顿的家谱上布满了各种天才与公务员。他曾经是一名探险家、统计学家以及著名数学家，他的发现从怪异到有用不一而足。比方说正是他率先发现了每个人的指纹都独一无二且终生不变。这一发现很快就被苏格兰场善加利用起来。尽管他并未全盘接受达尔文的进化论理念，但却对这一主题大为着迷，尤其喜欢将进化论应用在人类身上。在南肯辛顿科学画廊——这个地点将会在本书当中多次亮相——高尔顿收集了大量英国中小学生的身体素质数据，包括身高、体重、握力与拉力，试图建立一个人类数据库。但是他的突破时刻来自他偶然翻到的一本书，作者是一位拉斐尔前派画家的儿子。身材壮硕的乡绅约翰.爱维特.米莱斯爵士。这本书既不是科学论文也不是小说，而是1874年至1876年巴赛特猎犬俱乐部会员手册与种犬记录。约翰爵士一直在乐此不疲地详细记录每一对巴塞特猎犬生下的每只小狗的毛色与斑点数量。高尔顿认为这些记录为遗传理论提供了不容辩驳的论据——我们每人继承了双亲、祖辈以及先辈的多少特质。孟德尔的关键发现此时尚未被英国科学界所知，因此这项研究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基因科学。于是加尔顿发明了一个新词，也就是优生学。

1901年10月，高尔顿在人类学研究所发表了第二次赫胥黎讲座（为得是纪念最近刚刚去世的“达尔文的斗犬”与辩护士）。他为这次讲座起名叫做“在现有法律与情绪条件下可行的人类种族改进方案”。就这样，巴塞特猎犬育种手册与纳粹德国种族政策之间的智识联系马上就要形成了。加尔顿相信自己创造了一条关于人类特质的钟形曲线，确定了总人口当中特别聪明健康的人口比例，一般聪明健康的人口比例，以此类推。他的做法非常详尽，远远超过了身高这样容易识别的差距，而是将人们根据“公民价值”进行分类。然后高尔顿应用他的理论分析了查尔斯.布斯针对伦敦东区穷人进行的规模庞大且偏见极深的统计数据。就像济贫法守护者辩论以及当时其他常见辩论一样，经济与道德总是纠缠得难解难分。因此高尔顿笔下的“A类人口”包括“罪犯、半罪犯与游手好闲者”，B类人口包括“只能打零工的极端穷人，其中很多人都因为得过且过、游手好闲或者酗酒而陷入了不可避免的贫困”。人数最多的类别是E类人口，也就是“所有每周总能挣到22到30先令的人。这一类别……是工会的存在基础，本质上是中庸的群体，位于最低等级的罪犯与公民价值最高的等级的正中间。”位居最高等级的人们当然是有钱人与聪明人。

接下来高尔顿试图计算各个分类当中儿童的价值，也就是从儿童的毕生收入当中减去抚养他们长大成人的成本以及“等到他们年老无助”之后的照料成本。根据他的计算结果，“一名埃塞克斯工人的妻子生下的孩子平均而言……大约值五英镑。”相比之下，顶层分类人口的子女“大约值几千英镑……他们会建立伟大的事业，增加广大公众的福祉，也为他们自己积累大量财富。至于其他人无论贫富都是国家的向导与光明，他们能够提振国家的体质，照亮国家的困难，实施国家的理念【简而言之就是像高尔顿这样的人】。”激进自由派与社会主义者坚称这套分类不公平，高尔顿却认为自己的分类非常自然。社会理应积极阻止低等群体的繁育并鼓励精英群体加紧繁育。“如果所有惯犯都能得到坚决的隔离……并且强制剥夺他们生育后代的机会，那么全国都会大受裨益。”与此同时，档次较高的群体则应当尽早获得生育补助、生育许可以及鼓励彼此通婚的奖赏。可以通过考试以及检查家谱来选择有资格获得生育鼓励的男性。“不幸的是，用这种方式选择女性的机会要少一些。在选择女性的时候，由于不知道她们的身体运动能力，尤其有必要进行严格仔细的体检。”高尔顿希望贵族阶级能够协助鼓励缺乏现金的高价值夫妻，因为“这样做很光荣……贵族家庭可以将众多优秀的人类样本集中在身边，就好像购买与饲养良种奶牛一样。成本固然高昂，但回报也非常可观。”

我们很容易就会将这番话当成胡言乱语，埋没在《自然》杂志的泛黄纸页当中无人问津，排在前面的文章讲的是西藏地区的农业，排在后面文章讲的则是海洋洋流。这种想法可谓大错特错。高尔顿是当时的科学巨星。在世纪最初十几年里，尽管他本人年事已高（并且膝下无子），但却一直在精力旺盛地推广优生学，最常用的手段就是在最近成立的社会学协会里面进行讲座，而讲座内容随后会通过报纸得到广泛传播。在他看来，关键在于要求全社会对不合适的婚姻进行施压：必须将优生学“当成新兴宗教引入全体国民的意识当中”，从而“使得最优秀的种族成为全人类的代表”。他选择了1905年的情人节来宣扬自己的乐观看法，认为限制结婚自由的法律终将出台。《泰晤士报》不遗余力地记录了他的言辞，左翼与右翼都有他的支持者。当时名声如日中天的进步主义剧作家萧伯纳宣称只有宗教化的优生学才能拯救我们的文明。在他看来，关键在于“我们绝不能犹豫，无论是依靠绞刑架还是战争，总之要充满热情地实行优生学的负面拣选。”

H.G.威尔斯的经纪人J.B.平克劝说威尔斯收集一些他在英美两国报纸上发表的预测未来的论文。1901年，正当朗特里发表了关于贫困的调查研究时，威尔斯也出版了《预测》（Anticipation）一书。这是当年最热门的书籍之一，初版发行十二个月之内就翻印了八次。当时影响力极大的流通图书馆与书店穆迪图书馆与史密斯父子图书馆都将这本书列为了年度畅销书之一。韦伯夫妇都认为这是他们那一年最喜欢的书。夫妻二人还专门来到肯特造访了威尔斯，并且将他拉进了自己的圈子。后来他又被引荐给了即将成为首相的阿瑟.詹姆斯.贝尔福，还得到了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的款待。丘吉尔也买了一本《预测》而且手不释卷。按照一位威尔斯传记作家的说法，《预测》一书“将威尔斯的思想送进了中上层阶级的客厅、火车车厢与俱乐部。”那么这本书里都写了什么呢？一部分内容是针对未来的精确描述。比方说他预言到2000年英语将会成为全世界通用的语言，科技将会抹杀仆役阶层的存在。但是他的另一些信息则极大地彰显了爱德华时期的思想与当代思想之间的差距。“假如犹太人具有无法消弭的社会寄生倾向，而我们又根除了社会寄生的可能性，那么犹太人就会遭到消灭。假如犹太人并无此类倾向，那么也就没有必要根除犹太人了。”威尔斯还认为，“许多犹太人的面容非常丑陋，但是许多非犹太人的面容同样粗糙可厌……许多犹太人的着装举止都极其粗鄙低俗，思维理念极其拜金唯物，行事手段极其狡诈卑下。但是许多非犹太人也比他们好不到哪里去。”他还指出犹太人反正寿命更短，因此不太值得担心。不过在讨论其他种族的时候他就没这么首鼠两端了。“至于其他人，那些成群结队的黑人、棕人、肮脏的白人以及黄人，那些无法满足高效新需求的人们要怎么办呢？我们的世界不是慈善机构，我认为他们必须全都离开。这个世界的宗旨与意义就是他们必须离开……他们理应灭绝消失。”

说句公道话，威尔斯在几年之后还是修正了自己的种族观点。但是在谈到酗酒者、贪食者与其他遗传疾病患者的时候，优生学依然坚守着强硬的立场。在1903年出版的下一本书《正在成形的人类》当中，威尔斯声称：“我们养马、养羊、养猪、养鸡鸭都要搞良种选育，但是却听任人类以最无序的方式进行交配，这也太可笑了。”对于那些患有遗传疾病或者酗酒的人们来说，国家理应采取“除了酷刑折磨以外”的一切手段来惩罚他们的繁育企图（威尔斯本人的性生活只能用放纵无度来形容，这也使得他针对其他人无序生育的批评指责显得尤其虚伪）。关键在于当时他非常自信地与主流先进政治思想齐头并进。前任自由党首相罗斯伯里勋爵就表达了他对于高尔顿优生学的强烈兴趣。1907年英国优生学教育协会成立，其中至少一半成员是职业女性。协会很快就获得了极大的社会影响力。人们将中产阶级成员之间的聊天内容报告给了高尔顿。如果谁家孩子表现不好或者青少年走上歪路，他就会说，“你看吧，他们的婚姻肯定没有遵照优生学原则。”几年之后有一位博尔思夫人将他的女儿命名为优姬奈特，以此来炫耀自己与丈夫的卓越血统。

1912年7月，也就是高尔顿在家中去世之后半年，第一届国际优生学大会在泰晤士河畔的塞西尔大饭店召开。大会副主席包括首席大法官、伦敦市长、伦敦大学校长、里彭与伯明翰主教、发明家亚历山大.贝尔、海军部部长以及温斯顿.丘吉尔。达尔文的最后一位在世后人莱昂纳德.达尔文上校发表了一番激动人心的开幕演讲。号召人们采取行动对抗携带不良基因的劣等群体。这次大会的目的在于“广泛传播最新信条，这一信条的闪亮目标就是通过选择繁育改进种族与阶级。”悲剧的是这个目标确实实现了。美国某些州开始实行针对不同群体的强制绝育。1924年美国总统卡尔文.柯立芝在《移民法案》当中解释道：“生物定律表明……日耳曼民族与其他种族的通婚会导致前者的退化。”更糟糕的是，欧洲大陆那边也有人注意到了这条信息。在法国，在斯堪迪纳维亚，尤其是在德国都有人正在撰写优生学论文。1905年一个名为种族卫生协会的组织正式在德国成立了。

但还是坚持下来了。

不能不说，翻译得很粗糙。时间的，地点，主语的变化太凌乱，看了两三行后才发现说的事情已经变了。

只要在第一句的后面加上“早上”两个字，就不用我揣摸三分钟了。

虽然没有理论指导，但是在实践上却是暗合这种“优生学”理论。

有经济实力养活多数妻儿的人，一定拥有优良的基因。

朱八八的后代，800年后还能当上总理。

我一定尽快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