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Marr：当代英国的诞生 -- 万年看客

要想评论某人伟大与否，迹象之一就是看看此人能否吸引段子手们的注意。今天的人们在点评政客的时候有两条最为滥用的段子，其一是“一切政治生涯都以失败而告终”，其二是认为某人能在政坛“呼风唤雨”。这两条短语最早都被用来形容维多利亚晚期二十世纪早期英国政坛当中砸碎党派的彗星乔.张伯伦。日后的破除偶像先锋艾诺.鲍威尔——就像前辈一样，他心里也有一股按捺不住的危险冲动，总想遵循必然逻辑将自己的理念推导出最后结果——这样评论他这位英格兰中部同乡与大刀阔斧的政坛前辈：“一切政治生涯都将以失败而告终，除非它们在顺风顺水之际突然横遭截断，因为这就是政治与人类事物的本质。”温斯顿.丘吉尔有时很敬佩乔，有时则是他的敌人。根据丘吉尔的说法，乔“是一个无与伦比的人，充满了活力、闯劲与冲动，在英国事务当中……乔就是呼风唤雨的人，他也是公众最熟悉的人。”今天他的姓氏通常被人们用来指代他的小儿子，也就是试图在慕尼黑安抚希特勒的亚瑟.内维尔.张伯伦，这一现象恐怕会令爱德华时代的英国人大为惊骇。在爱德华时代，乔才是家喻户晓的名人。他的卡通画像无处不在，音乐厅的歌曲当中经常出现他的名字。他的演讲总能吸引成千上万的听众并且占据第二天报纸的各个版面。从柏林到莫斯科都在密切关注他的观点。法国的政治漫画把他画成了丑角，纽约报界则将他捧上了头版。但是这一切都在1906年以一场粉碎性的选战失利而告终，后来的情况还要更糟。在七十岁生日那天，他在他的政治堡垒伯明翰受到了盛大的欢迎。人们举行了盛大的游行、演讲与聚餐，参与者无不欢呼雀跃——就像今天捧回奖杯的足球队受到的待遇一样，只不过更加盛大。两天后乔回到伦敦的宅邸约朋友吃晚饭，但是却没能及时下楼。他躺倒在楼上厕所地板上遭受了中风。这一变故使他陷入了不堪言说的余生，只能默默地在自己一度叱诧风云的下院长凳上闲坐着。

在他的职业生涯期间，张伯伦曾经是一个激进的政坛信新人，后来逐渐成长成为了英格兰最伟大的改革领袖。为了抗议格莱斯顿赋予爱尔兰自治权的决定，他不惜分裂自由党。他是一位奉行帝国主义的政治家，他在南非战争当中的领导地位助长了他的名声，也使得人们对他的看法更加两极分化。但是我们这里主要讲得是张伯伦平生最后一场也是最富戏剧性的一场斗争，也就是关税改革之争。所谓关税改革意味着在大英帝国周围构建一圈税收之墙，就此终结自由贸易。今天第三世界的活动家们呼吁进行“公平贸易”来帮助处境困难的农夫，当年的关税改革家们也希望减少竞争与残忍的效率。这一尝试的目的是在一个越发危险的世界里维持帝国的统一，让处境挣扎的英国与欧洲以及美国竞争者隔离开来。假如张伯伦领导下的关税改革家们获得胜利，当代英国以及当代西方世界的二十世纪早期历史将会非常不一样。

早期的张伯伦非常能干。他是一个鞋厂老板的儿子，从小在伦敦长大，学会了做鞋的手艺，后来又来到伯明翰制作螺钉螺母。正是这些螺钉螺母组装起来了维多利亚的工业帝国。一段时间里他的公司供应了英格兰三分之二的螺丝。就像很多维多利亚时期的创业者一样，他很早就退出商界并且投入了政治领域。在伯明翰他成为了反国教群体与激进圈子的领导者，一位典型的中产阶级现代革新派。他主张无论男女人人都应当拥有投票权，主张进行义务免费世俗教育，还大力反对农村贫困。按照他的说法就是“自由的教堂，自由的学校，自由的土地，自由的劳动力。”这四条当然都很不错，但是张伯伦人生早期最伟大的胜利还是发生在1873年他当选成为伯明翰自由党市长之后。凭借着超常的精力、乐观精神与务实手段，他解决了足以致命的城市供水不卫生问题，收拾了无能且相互掣肘的煤气供应商，延长了严重不足的下水管道，清扫了污秽的贫民窟。这些事迹至今仍被人们当做地方政府施政的典范。在他治下的伯明翰很快就兴建了博物馆与图书馆，公共空间得到了清扫重建，充满了远比其他城市更健康的市民。

维多利亚时代接连出台的改革方案打造了范围更广的政治圈。张伯伦也披挂整齐，做好了投入更广大世界的准备。他吸引了一群追随者，并且成功地将自己推销给了公众。他穿着漂亮的黑色天鹅绒大衣——很快又插上了一支兰花做装饰——围着猩红色的围巾，还带着单片眼镜。这套行头很快就像丘吉尔的礼帽与雪茄、威尔逊的烟斗或者玛格丽特.撒切尔的手包那样家喻户晓了。他很擅长用鲜明生动的语言描人状物，任何广告从业者都愿意为此类妙语打破脑袋。进入下院之后他立志成立一个全国机构，好让自由党更加高效。并且在格莱斯顿治下推出有用的立法来解决切实的日常问题，例如电气照明与破产改革。但是乔很快就转向了更黑暗更危险的一面。他梦想一套新的政治策略，将大鸣大放的帝国主义鼓吹宣传与本土工作岗位创造以及社会改革绑定在一起。爱国主义加上发到手里的现金从来都是民意煽动者的惯用二连击。

寻求新政策的政坛非主流们注意到了他的举止，在仰慕关注他的人群当中就包括温斯顿.丘吉尔的父亲兰道夫以及年轻的劳合.乔治——更不用说他那位出人意料的朋友，英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革命家亨利.海德曼了。这个时期的政治认同流动不定，变化迅速，远比那些头顶高礼帽的冷漠人物留下的泛黄照片更加活跃。1886年，乔与格莱斯顿以及绝大多数自由党成员在爱尔兰自治问题上决裂，并建立了他自己的自由工会组织，从而与自由党分庭抗礼。之后他与托利党党首萨里斯伯里勋爵结盟（他曾经将此人骂作“无用的粪便”），在这个大力开拓非洲殖民地、与中国发生冲突、与德国相互竞争的时代成为了主导政坛的政治家。乔的民粹主义将许多传统自由派甩在了身后，与此同时也让他与旧托利党英格兰的财阀与贵族拉开了距离。他经常被人称作两面三刀——他的确喜欢这么玩——而且他对政治的嗜血侧面似乎享受得有些过分了。在一次著名的爱尔兰议题下院辩论上，议员们从动口降级为动手，地板上落满了撕裂的衣服碎片与打掉的牙齿。那一天乔的表现格外骁勇。他还非常怀念布尔战争，以至于人们将其称为“乔的战争”。此外他在1900年掀起了“卡其布选举”，攻击自由党反战者是叛徒，并且在国内掀起了一阵狂热的帝国主义自我标榜风潮，导致了后世所谓的“乔的选举”。

1901年12月，劳合.乔治在张伯伦的后院伯明翰发表了一篇反对布尔战争的演讲。通过这次事件我们可以体会一下当时的公众情绪。劳合.乔治很久以前就失去了对于这位激进帝国主义者的仰慕。这位威尔士人遭受了凶狠甚至触及皮肉的威胁，因为他是“亲布尔者”的领袖。有人要求张伯伦保证劳合.乔治来到伯明翰之后至少能得到公平的讲话机会。他回复道，要是劳合.乔治不想死的话就趁早不要来伯明翰。要是他不来，那说明他怕了；要是他敢来，发生什么事都是他活该。从来都不是胆小鬼的劳合.乔治在伯明翰直面了一群人声鼎沸的暴徒。一群支持战争的听众——估计人数达到了令人惊骇的十万之众——包围了他讲话的市政厅，砸碎了每一块窗户，压倒了维持秩序的警察，并且手持武器冲进了建筑内部，此时劳合.乔治连一句囫囵话都还没说完。由于担心人身安全，他套上警服，戴上警盔，偷偷逃到了安全地带。这次暴乱致使四十人受伤，两人死亡。张伯伦在伦敦的间谍给他发电报，告诉他这位叛徒至始至终没能开口说话。可是张伯伦对于这个结果却有些失望，因为他的敌人逃脱了。有时候乔似乎根本意识不到议会与政治活动的合理界限在哪里。在新兴民主政体当中许多其他新人也有这种特质。

此时乔的心中已经整合了一套英国当前面临的问题以及未来的解决方案。自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关于《玉米法案》的激烈战斗以来。自由贸易就成了英国霸权与英国工业革命的同义词。英国的基本政策是从美国与阿根廷进口廉价粮食来供养城市人口，同时让本国农夫尽可能生存下去。比方说苏塞克斯的玉米地就已经被奥尔德姆的梯田比下去了。但是精明的观察家们知道，一旦旨在补贴布尔战争的进口玉米税在1902年春天得到宣布，是否围绕大英帝国修建一道更高大围墙的争论肯定还会卷土重来。过去十年里张伯伦花了太多时间忧心忡忡地眼看着德国的崛起。德国的工业社会繁荣与社会福利在高耸的关税壁垒之后逐渐积累，法国、意大利以及奥匈帝国的情况也是如此。美国的关税甚至还要更高，美国的增长速度也还要更快。因此现在或许应当接受现实：这世界是由各个相互竞争的贸易团体组成的，因此围绕大英帝国建造一圈税收壁垒也无可厚非。英国的真实工资止步不前，工业增长过于缓慢，张伯伦提出要维持来自南非、加拿大、新西兰与澳大利亚的廉价粮食进口，并且向此外的一切征收高额关税。这样一来英国工业还可以再度繁荣并且供应已经向外界关闭的帝国内部市场。基本上这就是在全球尺度上推行了新芬党的“关门自己过”政策。

有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食品的成本肯定会上升。张伯伦极力主张，更为繁荣的英国工业以及关税收入对福利体系的支持可以帮助穷人抵消这一影响。不过此外还有更大的政治问题：假如英国走上了贸易保护路线，关税壁垒越来越高，整个世界会不会变得更穷呢？英国与其他国家之间是否会相互敌视呢？这样做是否等于承认失败，赤裸裸地表明多年来一直都是世界奇迹的英国工业已经再也无法与其他国家平等竞争了呢？另一方面来说，关于保护主义的国内政治也非常棘手。有可能从中获益的群体不仅包括苦苦挣扎的工业家，还包括原本遭到冷落的的农民与地主——旧自由党与旧托利党各自的立身之本就这样找到了共同利益。肯定会支持帝国的群体都是帝国主义的受益者，例如军属家庭与殖民地的行政人员。自由党党首的妻子、牙尖嘴利的玛格特.阿斯奎斯很清楚国内正在发生什么。她认为关税改革“就像野火一样四处蔓延，吸引了多少有些头脑的人们，受过一些教育的人们，帝国主义者，公爵，记者还有军队。”就当时而言，这些人的联盟可谓相当强大。

温斯顿.丘吉尔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当时他与张伯伦坐在下院同一边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1902年4月份预算案辩论期间他说：“人们很快就会询问为什么我们不能一石三鸟——获取商业收入，支持英国工业并且巩固帝国。”他继续思考道，“假如公平贸易问题【也就是对于贸易保护的委婉称呼】被某些地位显赫且具有权威的负责任人士大胆提出来的话，会发生怎样的情况呢？我们会再次踏上旧日的战场。我们身边将会布满残损的刀枪，长满荒草的战壕，无人料理的坟茔……以及党派之间的恶意。我们这一代人还没有见过这样的局面。这一天将会怎样分裂现存的政治组织呢？”丘吉尔的儿子为父亲撰写传记时认为这场演讲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先见之明”，但是当时年轻的丘吉尔本来就交游广泛，消息灵通。一周之后，丘吉尔和他的年轻伙伴们——他们自称“休正派”，因为日后将会成为新保守主义思想家的休.塞西尔也是他们当中的一员——邀请张伯伦过来吃晚饭。酒宴终了之际，为了答谢这群年轻人的盛情款待，张伯伦向他们透露了“一个价值无量的秘密：关税！这就是未来的政治，也是切近的政治。仔细研究关税，成为关税领域的行家，你们不会因为今天的热情好客而后悔的！”

当时乔正在着手摧毁索尔兹伯里组建的保守党政府。当时的政府领导人是这位长相好似北美野牛的政坛大佬的侄子阿瑟.贝尔福。贝尔福是英国最古老最气派的政治王朝的后裔，在其他议员看来有些文弱。起初索尔兹伯里给他第一份工作的时候，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家庭长辈对晚辈的一味庇护，即便按照维多利亚晚期英格兰政坛的标准也有些过分。从那以后英语当中就多了“鲍勃是你叔叔”这个短语，用来形容万无一失。被人称作“漂亮范尼”的贝尔福是“灵魂社”的一员，这个组织的成员都是聪慧且自视甚高的精英年轻贵族，经常聚会并且相互炫耀才智。他的哲学文章确实受到仰慕，但是这种文体此时已经行将就木了。他的名言包括“一切事物都不十分要紧，还有少数事物一点都不要紧。”他最著名的著作题目是《为哲学质疑辩护》（A Defence Of Philosophic Doubt）。在社会学与科学辩论如火如荼的时代，他却奉行着了无生趣的悲观主义，甚至还有些宿命论倾向。他的观点很长远：“我们体系中的能量将会竭尽，太阳的光辉将会黯淡。潮汐衰落、自转停止的地球届时将不再容忍打破自身寂寥的种族，哪怕仅仅打破片刻而已。”这番话虽然无可辩驳。但却与绝大多数英国首相的思路南辕北辙。

但是一旦正式上任并且接手了爱尔兰事务之后，贝尔福立刻彰显出了冷酷无情的一面，以至于为自己赢得了“血腥贝尔福”的凶名，并且成为了当时主要保守派政治家之一以及叔叔的天然继承者。成为首相之后他经受了一系列危机的考验。绝大多数时候他仅仅是在努力维持保守党与自由工会党的联盟，而张伯伦则拼命想将联盟撕裂。此前张伯伦已经打输了重要的一仗。1902年他反对贝尔福的教育法案未能成功。反国教者讨厌这一法案，因为尽管这项法案在英格兰创建了统一的学校制度。但是同时却也要求地方纳税人补贴圣公会学校。贝尔福一直担心张伯伦可能会从他手中抢走首相的位置，因此除了维持自己的政府不至于散架之外就再没有余力做其他事情了。在关税问题上他并没有什么强烈的观点。他闪烁其词，极力拖延——具体手段包括承诺召开帝国大会，还试图模棱两可地宽慰双方势力——很像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约翰.梅杰在保守党内阁因为欧洲问题争执不休时采取的对策。然后他狡猾地哄骗内阁当中的死硬自由贸易支持者们与张伯伦双双辞职，从而颜面扫地但却相对平静地熬过了这段一般人根本挺不过来的日子。

随着争吵日益升温，丘吉尔给一名选民写信写到：

“在我看来，用一圈篱笆将大英帝国封锁起来是不切实际的政策。大英帝国很大，帝国境内可以生产很多东西。但是全世界比大英帝国更大，能够生产比大英帝国更多更好的东西。我们为什么要情愿放弃全世界能够提供的各种商品呢？与其他天体相比我们的行星并不算很大，我认为实在没有必要在我们的行星内部再分割出另一颗更小的行星，将大英帝国隔离成为无法逾越的空间。”

诚然，当时丘吉尔刚刚从美国赚钱回来，而且他还有一位美籍母亲。但是他之所以感到担心却并不是出于自己的利益。在另一封信件当中——这封信的收信人是张伯伦大本营伯明翰市的一位支持自由贸易的托利党员——丘吉尔担心关税壁垒会切断英国与美国之间的联系。万一欧洲战争爆发，英国将得不到美国的援助。“我不想要一个自给自足的帝国。”早期的丘吉尔而经常被人讥讽成为一根筋的帝国主义武斗派，但是这一论点却非常理智。很快丘吉尔就将抛弃张伯伦——他因为丘吉尔的叛变而倍感伤心——而且还将抛弃整个保守党。

丘吉尔撰写这封“小行星”信件之前五天，张伯伦打响了二十世纪初期最扣人心悬的政治角斗的第一枪。1903年5月15日，在伯明翰市政厅的演讲当中——劳合.乔治友好访问期间被抗议者砸碎的玻璃已经修好了——他甩开了其他一切题目，非常厌恶地告诉自由党首席党务干事，“把你们的宣传册都烧了吧，我们要谈点别的问题。”整个国家随之分成两队人马，报纸分列两边，论点针锋相对。在绝大多数报社的支持下，张伯伦散发了大量海报宣传单，并且有很多全职雇员为他工作。

张伯伦说，目前的选择要么是捍卫大英帝国。要么就坚持“一小撮小英格兰岛民”的自由贸易信仰。根据他的描述，未能实施贸易保护的英国将会宛如世界末日一样可怖的未来。11月11日他在格林诺克的演讲就非常典型：“农业作为英国百业之首已经基本上被摧毁了。白糖已经消失了，丝绸已经消失了，钢铁遭到了威胁，羊毛遭到了威胁，很快就要轮到棉花了。你们还要忍受多久啊？”在他看来英国工业就像“草地上的绵羊一样，一头接一头地被人领进了屠宰场。”在一开始的十几场大型宣传活动当中，张伯伦将自己的论调从格拉斯哥传播到了纽卡斯尔与泰恩茅斯，然后又向西进军利物浦，向南挺进卡迪夫与纽波特，接下来又调转头杀回了利兹。随着制造业从业者越来越担心，他的论辩也越来越流利——捍卫帝国的论调也逐渐让位于拯救具体行业的呼吁。有一张关税改革联盟海报上绘制了一头缩头缩脑的约翰牛被从天而降的美国火车与有轨电车、德国汽车，澳大利亚家具以及比利时钢铁砸的抬不起头来。在华裔移民聚集的伦敦莱姆豪斯区，张伯伦开始了新一轮攻击，这次的攻击对象是新近的移民。社会改革家张伯伦已经消失了。支持他的自由工会主义者们都是中产阶级出身，非常敌视大规模改革，于是他也就改弦更张，比方说放弃了对于养老金制度的热情拥护。早年间与右派合力之后，现在他自己也成了右派的一份子。

因为布尔战争而分裂的自由党又为了反对张伯伦而团结起来并且发动了反击。劳合.乔治尤其一马当先。梅富根守城战胜利之后，布尔战争的支持者们特意当街焚烧了他的偶像来助兴。如今他终于盼来了收拾老对手的机会，因此他的攻讦言辞尤其恶毒入骨。在一场演讲当中他告诉听众，英国将要倒退五十年，回到面包都要交税的时代。“再倒退三千年，也有一位约瑟管理过一个伟大的帝国……但是有一项不同：古代的约瑟在梦境当为他的百姓提供了丰盛的谷物，现代的约瑟则梦想着要将谷物从百姓嘴边夺走。”（没有什么培训比圣经教育更能提升骂人不吐脏字的水准）此外张伯伦还将自己比作铁血首相俾斯麦，只可惜张伯伦的质地并不是铁与血，而只是“几颗螺丝钉而已……张伯伦先生的帝国主义体内总共就仅仅含有这一丁点铁质。”但是真正打垮了张伯伦的却并不是劳合.乔治，而是更加沉闷的自由党成员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这位看上去有些古板的律师同样在全国往来游说，走过了克莱德赛德、纽卡斯尔、帕斯利与沃切斯特，利用冷冰冰的事实耐心地逐一批驳了张伯伦的论点，斥责了张伯伦的历史观。就像他一贯相信的那样，基本上张伯伦没想到的疏漏他都想到了。张伯伦在伯明翰打响第一炮之后，阿斯奎斯将报纸拿到卧室里向妻子宣称：“今天有大新闻。我们横扫全国已经指日可待了。”

有一阵子张伯伦看上去确实赢面很大。他的调游说人员走街串巷解释他的论点并且寻求支持。年轻的P.G.伍德豪斯在《每日快报》上发表了支持张伯伦的诗句，诗歌的主角是一只鹦鹉，喋喋不休地重复着自由党的廉价粮食论调。这些诗歌如此成功，以至于被改编成了音乐厅歌词，还有好事者以此为题举办了鹦鹉选美大赛。另外一首音乐厅歌曲这样唱道：“当财富与欢笑充斥大地/让每个人都告诉他的邻居/我们全都欠张伯伦一份恩情。”似乎全国都卷入了这场经济理论大辩论当中。但是这场辩论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几届政府的更替。当代英国是一个具有强健金融传统的国家，总想破坏贸易壁垒，并且受到了外在联系的塑造，与美国的联系尤其重要。如果当初关税改革获得成功，这个英国肯定会被扼杀在襁褓当中。

事实证明阿斯奎斯是正确的。张伯伦遭到了粉碎。部分原因在于商业环境改善了，因此早期曾经助他一臂之力的失业与大规模破产的幽灵到了1905年已经消失了。不过另一方面他在辩论场上也落了下风。1906年的选举以自由党的压倒性胜利而告终。就连首相贝尔福也失去了自己的议会席位，尽管他很快又赢得了另一个席位。自由党政府将会一直持续到一战正酣之时。对于爱德华时期的英国来说，保守党变成了满心怨气的反对党。张伯伦砸碎了自己的第二个党派。张伯伦在中风之后并未立刻退出政坛。用比阿特丽斯.韦伯的话来说，他彰显了“机械一般强横的毅力”，一直坚持到1914年才最终因为心脏病突发而死。一个新的政治时代正在降临。那些打败他的人们将会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应对贫困问题与帝国问题。这些人包括阿斯奎斯、劳合.乔治与丘吉尔——现在他已经离开了托利党，独自踏上了一段漫长而奇特的旅程。

爱德华时代是从哪年到哪年？这不是谈论汉朝或者明朝，我们都知道

BBC特别强的是自然类纪录片, 他是为数不多的我喜欢的政治历史类的纪录片主持人。他的纪录片代表作还有history of modern britain 和 history of world，一定程度上展示了英国人内部的视角，对于我还是很有益的。注重回到当地重现社会各阶级的发展和联系, 经常选取一些意义重大也许当时并不惹人注目的历史瞬间, 尤其语言辛辣风趣。几年前不幸中风之后沉默了好多。

也算因祸得福吧

甚至就连《泰晤士报》都认为一次铺陈三百万支玫瑰或许有些过头了。但是报纸依旧不得不承认，在1912年7月1日的晚上，这些玫瑰花与紫藤花、挂满花环的彩灯以及金碧辉煌的文艺复兴风格装潢一起营造了“明亮优雅的效果”。位于伦敦沙夫茨伯里大道的宫殿剧场在1891年正式开放时原本是一家豪华歌剧院，当时上映的剧目是亚瑟.苏利文的《艾凡赫》。但是伦敦公众对于歌剧的胃口并不大，因此这家剧院没过几天就转向了低端市场，转而主打综艺表演，尤其以高踢腿的艳舞闻名全城。眼前的无数箱玫瑰正是为了这家综艺剧场订购的，但是当天晚上的观众并没有穿着夹克外套与廉价连衣裙，因为这是英国历史上第一场御前献映表演。乔治五世国王与玛丽皇后与其他观众们一起观看了当晚的节目。歌舞女郎凌空踢腿，维斯塔.提利（1）女扮男装，哈利.劳德（2）演唱了“暮色徘徊”，乔治.罗比与小迪奇（3）表演了小品，保罗.奇科瓦利（4）的抛接杂耍看得人眼花缭乱，此外还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其他节目。某种程度上这也算得上是历史性的一刻。在大约七十年的时间里，源自酒馆室内的工人阶级文化传统逐渐涌入了城市中心，挤进了越来越豪华的场馆。有人对音乐厅文化嗤之以鼻，有人对其大肆抨击，演艺圈子内部也充满了残破的婚姻，酗酒成性的醉鬼以及一夜暴富或者一夜返贫的故事。但是不管怎么说。爱德华时期的音乐厅都已经成了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源自歌厅、舞厅与宫殿剧场的歌曲流传进入了街头巷尾、火车车厢与高广厅堂，现在甚至就连白金汉宫的代表也要前来赏光了。

但是有一个问题：在这个温暖的7月夜晚，有些事情似乎不太对头。御前献映的演出阵容当中少了一个人。尽管报纸将这次试验称作伟大的成功，但是显然这场演出并不像真正优秀的音乐厅之夜那样火花四射。《泰晤士报》认为有些演员的表演“略显生涩”，缺乏让他们在常规观众面前“饱受喜爱的灵气”。也有人觉得“这场演出非常无聊”。尽管国王与王后莅临现场助兴，尽管演出阵容星光闪耀——足有一百五十名演员参加了这场王室花园茶会的压轴演出，尽管演出现场铺陈了三百万支玫瑰，但是真正的演出有没有可能发生在其他地方呢？确实是这样。从宫殿剧场往西走上几百码就是伦敦亭台剧院（也就是今天的Trocadero 中心），一位非常愤怒非常骄傲的女性正在独自一人登台演出。观众们如痴如醉，她在台上唱了又唱，人们根本不让她下台。玛丽.劳埃德被人们认为太过粗鲁下流，不能参加御前献映，尽管她是综艺歌手中最著名的一位。吃了闭门羹之后，玛丽包下了打对台的亭台剧院。根据传说，她贴出海报宣称“玛丽.劳埃德的每一首歌曲都是献给英国广大公众的的御前献映。”

音乐厅不可能遭到驯服或者专门服侍可敬的中产阶级，否则就会失去灵魂并且死去，这一情况很快就会发生。音乐厅是工人阶级的娱乐方式，由人民创作，为了人民创作。音乐厅的氛围融合了感伤、爱国与低俗。音乐厅里最为人称道的演出节目往往令人瞠目结舌，其中的歌曲更具有洗脑的力量。直到今天，英语世界依然在哼唱《雏菊雏菊快回答》（5）、《画廊少年》（6）以及《我属于格拉斯哥》（7）。但是尽管这些歌曲依旧活在纸面上或者某些老唱片上，但却只能为音乐厅的精神提供只鳞片爪的记录。绝大多数最伟大的音乐厅表演艺术家从未录制过唱片，绝大多数现场表演未曾得到过拍摄。少数幸运儿确实留下了影像资料，但当时他们的全盛时期已经过去了。我们听不到当时最杰出的喜剧演员如何抖包袱砸段子，部分原因在于他们的段子过于三俗，以至于不能留下文字记录。我们很难想象维多利亚与爱德华时代音乐厅里的喧嚣与气味。音乐厅里充满了汗水与脏衣服的气息。绝大多数音乐厅里的男性观众都会抽烟斗或雪茄烟，许多人在进场之间都已经喝了不少酒，还会在表演期间吃东西。煤气灯非常危险，很多音乐厅都毁于火灾。

表演者们只有短短几秒来抓住观众的注意力。不同的城镇对待失败演出的传统也各有特色。格拉斯哥或者纽卡斯尔这样的造船城市擅长向台上投掷铆钉，伦敦东区则更喜欢使用猪蹄骨头与烂蔬菜。分量不轻的锡镴啤酒杯也是很好的投掷用品，只要砸在跑调的歌手头上就肯定能留下一道赏心悦目的血口子。死猫死狗也不算罕见。有些观众甚至会脱下鞋子扔到台上。在氛围较为生猛的音乐厅里，伴奏乐队必须坐在在铁丝网下面，以免受到投掷物的误伤。

音乐厅的时代开始时，维多利亚女王本人还是一个小姑娘。最早的音乐厅表演发生在小酒馆里，专业娱乐人员与业余票友都会登台献艺。此类演出被称作“消遣秀”，演员收入来自酒水以及门票。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伦敦各地的地下室里都能发现这样的表演。1842年正式在博尔顿开始营业的明星酒馆经常被人们当作英国第一家位于伦敦以外的音乐厅。十年之后，博尔顿已经有了十家消遣秀场所。到了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苏格兰，有人开始抗议几乎全裸的女性舞蹈，粗鄙亵渎的歌曲与观众——其中很多人都是光着脚的男孩女孩，年龄还不到十三岁。早期的专门音乐厅与同时代的体面剧院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它们的门外摆着吃饭喝酒的桌子，舞台的一端还站着一位主持人，他的工作不仅是报幕——杂耍，演唱、喜剧、腹语——同时还要在一定程度上维持剧场秩序。到了维多利亚统治末期，英国首都已经具有了五百多所规模各异的音乐厅，此外还有至少五十座专门修建的豪华音乐厅，全国各地的音乐厅大约有二百多家。

当时的科技——火车、报纸与钢琴——直到一战降临之前都一直在推动着音乐厅的发展，英国全境覆盖了一张纵横交错的铁路网，演员们可以乘坐火车到达几乎全国各地，他们的火车车厢上贴满了宣传自己的海报。伦敦的热门歌曲只要几天就能流传到艾克赛特、贝尔法斯特或者丹迪。有些最著名的演出最早发源自欧洲或者澳大利亚，与此同时美国市场对于英国歌手的需求也很大。有些从来没被外来娱乐人士光临过的乡镇如今也经常能听到别有风味的苏格兰或者考克尼伦敦口音。当然这些口音多少比正宗口音弱化了一些，以便当地人理解。在维多利亚时代晚期，各地英语方言之间的生猛多样性刚刚开始软化。遥远的明星成为了全国的名人。多亏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越发兴盛的报纸市场，他们的各种癖好、口头语与纠结不清的私人生活也成了家喻户晓的谈资。最后，大规模生产的廉价钢琴——绝大多数来自德国——意味着急速增加的家庭有机会在第一时间学习演奏新歌曲。这一点又推动了音乐厅明星体系。歌手可以从作曲家那里直接购买歌曲，假如歌曲走红了，曲谱销售的分成也颇为可观。廉价钢琴对于音乐厅时期英国的冲击力就像电吉他与半导体收音机对于摇滚时代的影响一样。

最伟大的英国音乐厅建筑师是一位德文郡啤酒厂老板的儿子弗兰克.马彻姆。从1879年到1920年之间，他负责兴建的剧场不少于一百五十所，其中最重要的大约有四十所。这四十所音乐厅当中有二十七所已经被拆毁了，有几所被烧毁了，其余绝大多数也都已经改头换面无法辨识了。如今存世的建筑只剩下了最豪华的寥寥几座，例如伦敦大剧院与竞技场大剧院。在被拆除剧院的原址上，我们现在兴建了无疑更有用的分岔路、游戏厅与写字楼。马彻姆的音乐厅拷贝了传统剧院的经典分层与包间布局，并且添加了更加引人入胜的装饰。伦敦大剧院是全世界第一部安装了电梯的剧院，还为马术表演以及其他大场面安装了旋转舞台，还有一条小铁路能将国王及其宾客直接送进皇家包间。医生以及其他可能接到紧急消息的人们会将自己的座位号留在前台，好让消息员及时找到他们。在新建的音乐厅里，电动与通风设备使得扔猫扔狗吃饭喝酒的场景被更有剧院感受的体验取代了。尽管如此。假如某个节目演砸了或者不受欢迎，喝倒彩者的噪音与嬉笑依然经常会将演员的声音完全压下去。一两个人的倒彩有可能扩散开来，以至于演出不得不停止。按照当时的说法，演员被“给了个鸟”。典型的夜晚包括二十场不同的节目，每个节目都非常短——杂耍，面色涂黑的“黑人歌手”，浪漫歌谣，讽刺汽车风潮的喜剧小品，还有魔术。在伦敦以外的地区每晚一般会进行两场表演，第一场的内容比较文明，第二场则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远远更为放荡。在伦敦以及其他城市，演员们会在剧院之间赶场，一个晚上就要表演好几场。到了周五晚上，许多音乐厅都会允许业余演员上台献艺，就像今天的电视选秀一样。在有些音乐厅里，表演者们要取悦的人并不是毒舌刻薄的明星评委，而是在舞台侧翼冷眼旁观的剧院经理。他手里拿着一根一头安着钩子的长竿，一旦演出失败他就会将演员勾着脖子从台上拽下来。

音乐厅文化与现当代流行音乐文化之间的对比非常引人入胜，远不止于科技造成的冲击。音乐厅歌曲的题材——爱与心碎——与现在并没有多少不同，尽管当时的歌曲风格以感伤为主，宣扬个人叛逆的题材很少见。歌曲结构与今天的流行歌曲也没有多少不同，同样具有朗朗上口的歌词与节奏鲜明的副歌。当年的演艺圈同样充满了各种诱惑，同样也有很多青少年歌星通过酗酒、滥交甚至毒品一路冲向了自我毁灭。当时的歌星也也会感到痛切的绝望。比方说有一位马克.谢礼丹，他在1909年推出了《我爱去海边》（8）并且一炮走红，但此后他的事业就走上了下坡路。他在格拉斯哥大剧院遭到了观众的倒彩迎接，心情万分抑郁的他随即来到凯文葛罗夫公园开枪自尽了。当代明星文化依靠炒作，音乐厅表演者对于炒作之道也并不陌生。比方说哈利.胡迪尼在外出巡演的时候肯定会设法将自己关进当地的监狱然后逃出来。他的战绩包括从谢菲尔德三重挂锁的死囚牢当中脱身——当地警方提前在牢门上额外安装了了一把七重杆锁，但是依旧没能拦住他。其他歌手则会乘坐马车来到现场来一番盛大亮相。炒作的回报非常显著，尤其是假如歌手打算去澳大利亚、南非、巴黎或者纽约进行巡回演出的话。尽管只有二十岁出头，但是玛丽.劳埃德已经拥有了一整套车厢、仆人以及随行人员，她是一个非常慷慨的人，经常仗义疏财资助地位较低的其他艺术家。她在索霍区为父母二人各自购买了一间酒吧，自己出行的时候也很讲究排场。起初在亭台剧场一炮走红的同性恋歌手弗莱德.巴恩斯很快赚了大钱，在蒙地卡罗的赌场里一掷千金，还购买了四辆汽车——当时汽车还是有钱人的玩具——并且雇佣了一大批仆人。澳大利亚歌手弗洛丽.福德的主打歌曲包括《老牛与树丛》以及《谁见到了凯利》（9），这两首歌在1909年的流行程度就像六十年后的披头士主打歌曲一样，她也因此成为了一名非常富有的女性。许多音乐厅歌手都嫁给了贵族，哈利.劳德还获得了骑士封号。

但是绝大多数音乐厅表演者就像绝大多数摇滚歌手一样辛苦。他们的生活就是无休止的赶场苦役，总是要在路上奔波，要在脏乱的环境中睡觉，永远梦想着一炮打红的那一天。音乐厅歌手不能灌注唱片，因此不知道怎样的歌曲更受欢迎，只能依靠音乐厅里的现场反应来判断。在唱片出现之前的时代，一名歌手只需要唱响几首主打歌曲就可以一连好几年持续自己的事业。在两场现场演出之间没有人会听到你的声音，这也意味着功成名就的歌手只要体力跟得上就可以一直表演下去。衡量成功的最简洁途径就是看看剧院经理愿意支付多少钱。哈利.劳德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歌星的时候，美国那边有人约他前去表演。一开始他不太想去，于是开出了一个自己认为高得离谱的价格，但是对方却爽快地付了钱。另一条收入来源则是乐谱销量分成。比方说《前往蒂伯雷利的漫漫长路》（10），这首歌曲的作者是一位职业作曲家与一位兼营水产店的半职业歌手。这首歌在1912年刚刚问世的时候就大受欢迎。到了两年之后的一战第一年年底，歌曲曲谱的日销量更是达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一万份。但是绝大多数音乐厅的歌星只是依靠听歌而已。假如观众们在一两周之后加入了合唱，这首歌就很受欢迎。如果观众的情绪始终调动不起来，就要放弃这首歌。《雏菊雏菊快回答》的歌手凯蒂.劳伦斯曾经表示，一开始她将这首歌唱了好几周，发现观众始终不置可否，她差点就想放弃这首歌。然后她在一次外地巡演之后回到伦敦，听到有人在火车站哼唱这首歌。“几分钟之后，我又听到了哼唱的声音，然后就发现这首歌在伦敦已经唱开了。我感到非常意外，于是就把这首歌保留了下来。”但是这一行的随机性质意味着人们对于更多的歌曲抱有无法餍足的胃口。《雏菊雏菊快回答》的作曲者哈利.达科里表示，在他成为作曲家的最初两年里一共编写了七百首歌，卖出去了六百首。

当然我们必须要小心黄金时代主义的影响。音乐厅里的绝大多数歌曲都是唱完就忘的口水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小说家兼音乐厅传统爱好者科林.麦金尼斯总结道，音乐厅歌曲并不如传统民歌或者蓝调那样历久弥新。“它们在情感层面太压抑，在智识层面太局限，在用意层面也太商业化了。我觉得人们至多能将这些歌曲称作工商业帝国时代的混血民歌。”但是他也承认这些歌曲反映了超过一个半世纪社会变革之后工人阶级英国的心声。关于音乐厅歌曲的每一项单纯主张都可以找到反例。这些歌曲有军国主义倾向吗？当然有。事实上“军国主义”（jingoism）一词的词根jingo本来就来自关于俄土战争的音乐厅歌曲。但也有其他歌曲提出了相反的观点。“我们不想打仗/但万一非打不可”很快就遭到了另一首歌曲的回敬：“我不想打仗，打仗我就会完蛋/我想换上游泳装，卖掉装备与步枪/我不喜欢战争，我不算英国人/至于君士坦丁堡，不如让给俄国佬。”这些歌曲很感伤吗？很多歌曲确实如此，但也有些歌曲极为愤世嫉俗。这些歌曲有伤风化吗？这就要重新谈一谈玛丽.劳埃德了。

玛丽.劳埃德的星运持续了三十多年，尽管她在五十二岁那年就去世了。她出生在伦敦东区，原名玛蒂尔达.伍德。她的父母以做假花为生。十五岁那年她以贝拉.戴尔梅的艺名首次登台亮相，这个艺名的姓氏取自一份当时流行的报纸。她的个人生活完全是一团糟，前后嫁过三任丈夫，其中两人都性情暴烈，动辄出手打人。她才智机敏而且很清楚自己永远都不会离开工人阶级。有一次出海巡游的时候，由于受不了上层社会旅行者的势利眼态度，她拒绝在一等舱演唱，只为二等舱乘客以及海员们表演。在1907年剧院罢工期间她更是站在了纠察线前列，身体力行地支持工资较低的同行们。但是许多人听到她的名字之后，第一反应就是她的歌曲有些不成体统。人们认为许多黄段子都出自她的原创。尽管她素有牙尖嘴利的美名，这一点依旧看似很难理解，假如你读一首她最受欢迎的歌曲的歌词，并不会感到有什么不对。“波特先生，我该怎么办？/我想去伯明翰，他们却要带我去克鲁。”这些歌词听上去非常天真无邪，尽管确实充满了温和细微的暗示。她的另外许多歌曲则浪漫得令人心醉。但是显然，劳埃德身上那层足以教坏无知少女的过来人气场使得许多观众都感到坐立不安。伦敦郡议会证照发行委员会进行过一次关于音乐厅不良风气的听证会，玛丽.劳埃德也遭到了传唤。她在听证期间首先演唱了三首歌，演唱风格极尽天真无邪之能事，令一干委员们大惑不解。接下来玛丽又选了另外一首歌，《毛德，到花园里来》（11）。任何中产阶级父母都会认为这首诗歌非常体面，很适合教育子女，但是这首歌从她嘴里唱出来却听得人们面红耳赤。然后玛丽看着委员们的眼睛——就像面对任何观众一样——高声大笑起来。这个故事恐怕要比几十篇论文都能更好地说明音乐厅艺术的本质。

这里又揭示了爱德华时代公共行为的另一个小秘密：性暗示比直截了当的色情内容更有颠覆性。因为要想承认你理解歌词中的意义，也就等于公开表明你理解前弗洛伊德时代隐晦俚语与肢体意象的秘密世界。脸红就意味着坦白。伦敦郡议会放过了劳埃德，将注意力转向了兰开斯特广场上的帝国剧院。就像当时的许多音乐厅一样，这里也有为数众多的妓女在观众席后方的马蹄形回廊里公然揽客。当局试图勒令剧院封闭回廊，这一决定引发了剧院员工以及伦敦马车夫的抗议——后者通过了一项动议，旨在“阻止那些对于伦敦市民道德水准如此感兴趣的人们毁灭公共娱乐场合以及马车行业。”这起事件引发了自由派与所谓的“拘谨派”之间的激烈辩论，尤其是在有关部门决定要在帝国剧院后门树立一圈帐幕之后。这样一来，充斥着烟酒气息与性激素的回廊区域就等于被废掉了。很多人都对这一决定感到愤慨，丘吉尔就是其中的一员。当时还是桑赫斯特军校学员的丘吉尔不顾车马劳顿赶赴伦敦参加抗议，并且在报纸上发布了自己平生第一封公开信，告诉《威斯敏斯特公报》，“在英格兰我们听从那些假道学们的声音已经太久了。”按照丘吉尔自己的记述，接下来他带领几百人一拥而上撕碎了帐幕。他对自己的兄弟夸口说，“这帮人都是我领导的。”随即他又站在帐幕的废墟上发表了平生第一次公共演说，向公众呼吁道，“今晚你们看到我们拆毁了这些屏障。下次选举到来的时候也希望大家能拽倒那些树立屏障的人们。”

但是如果说伦敦郡议会一时之间确实被年轻气盛的丘吉尔以及眉目传情的玛丽.劳埃德所组成的意外联盟吓了一跳的话，那么针对音乐厅精神的闷杀过程却并没有停止——具体的凶器包括观众口味的转化、体面观念的发展以及电影院的兴起。尽管自从1900年以来音乐厅就开始向观众们放送早期电影，但是表演者却对这种新兴艺术形式不以为然，而且当时电影的视听效果显然也赶不上声色俱全的现场演出。按照J.B.普里斯特利的说法。他最早在布拉德福与英格兰北部工业区第一次观看了音乐厅演出。“源自炼焦城镇的文化终于耀武扬威地逼近了皮卡迪利广场。”。但是尽管中产阶级观众大量涌进了音乐厅，“综艺节目的内容依旧源自工业化工人阶级并且从来没有远离过工人阶级。”在爱德华时代的英国，无论我们将目光投向何方，都会发现民主思潮正在压倒旧秩序，但是同时也能看到英国社会正在将公众潮流整合进自身并且安抚下来。早期工党是这样，工会主义一定程度上也是如此，音乐厅自然不能免俗。要想迎合伦敦西区的观众，就必须进行自我审查而不是一味只走下三路，甚至还要排演短剧。音乐厅将会坚持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但是届时已经沦为了早期自身形象的甜净模仿。宫殿剧场的玫瑰花茎上长满了致命的尖刺。

（1）https://en.wikipedia.org/wiki/Vesta_Tilley

（2）https://en.wikipedia.org/wiki/Harry_Lauder

（3）https://en.wikipedia.org/wiki/George_Robey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ttle_Tich

（4）https://en.wikipedia.org/wiki/Paul_Cinquevalli

（5）https://en.wikipedia.org/wiki/Daisy_Bell

（6）https://en.wikipedia.org/wiki/The_Boy_I_Love_is_Up_in_the_Gallery

（7）https://en.wikipedia.org/wiki/I_Belong_to_Glasgow

（8）https://en.wikipedia.org/wiki/I_Do_Like_To_be_Beside_the_Seaside

（9）http://monologues.co.uk/musichall/Songs-D/Down-At-The-Old-Bull-And-Bush.ht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as_Anybody_Here_Seen_Kelly%3F

（10）https://en.wikipedia.org/wiki/It%27s_a_Long_Way_to_Tipperary

（11）https://en.wikisource.org/wiki/Come_into_the_Garden_Maud

他也是那个逼着刘晓明大使说出英国搞核电，你们有资金吗，技术吗，专家吗的主持人，也在某一集纪录片中说中国随着北韩侵略南韩。所以，和国外很多比较客观的媒体一样，对于中国等议题也有明显的偏见。这不一定是出于利益或宣传的目的，我感觉他们是真这样看的，不自觉受两百年处于优势地位而产生的道德优越感支配的。而我看中的除了语言音像配合很爽以外，就在于增添不同的视角，可以磨练我自己的比较初级的判断工具，因为无论是唯物辩证法也好，民主人权高过天也好，感觉做判断还是自己磨练的工具称手，只要是开放性的，就可以不断提高。

看了三分钟也没有分清主谓宾定状

主语是艾诺.鲍威尔，也就是“他”，谓语是“评论”，宾语是“英格兰中部同乡与大刀阔斧的政坛前辈”即乔.张伯伦。中间的插入语，主语是“他”即艾诺.鲍威尔，谓语是“按捺不住”，宾语是“危险冲动”，“从理念当中推导出逻辑必然结果”是对宾语的修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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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爱德华时代政治回忆录的人们都会注意到君主的意见有多么重要。在丘吉尔、阿斯奎斯以及其他很多人的文章当中都散布着来自王室的电文，并且记录了与爱德华七世以及乔治五世充满龃龉的会面。这两位国王都抱有天生的反动立场，也都被倾向自由党的顾问调教过——调教过爱德华的亲自由党人员还包括他的情妇。尽管当时是民主时代的开端，但是皇室通婚的古老网络依然遍布了整个欧洲，各国之间的外交很大程度上成了家务事。爱德华时期的两位国王都不仅仅是英伦三岛本土的君主，同时还顶着大英帝国皇帝的头衔，因此他们非常关注帝国事务。正如前文所见，爱德华七世很不信任自己的德皇表兄。他更喜欢法国而不是德国。1903年他对巴黎的访问大获成功，尽管当时英国在法国还很不受欢迎。第二年4月两国政府就签订了著名的英法协约。这是英国君主进行的最后一次意义重大的外交活动，这一活动也将英国拖入了一战的泥潭。爱德华对巴黎了如指掌。当初身为威尔士亲王的他很是在巴黎花天酒地了好几年。他对巴黎的青楼楚馆如数家珍，本着真抓实干的态度与许多头牌名妓打成了一片。他尽情享受着法国美好时代的放纵氛围，活像是土鲁斯.劳特累克笔下头戴礼帽、大腹便便的海报人物。这套福斯塔夫式的做派也使得他在国内颇受欢迎。他的众多情妇既包括伦敦当地姑娘，也包括一位爱丽丝.科佩尔夫人。

在这群占据了爱德华时代生活的强力女性当中，爱丽丝.科佩尔特别值得记上一笔。爱德华所有其他情妇全都不如她那样重要，不如她那样出名，不如她那样富有政治影响力。按照爱德华时期的标准，科佩尔相当左倾，是张伯伦的对头，还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劳合.乔治。爱德华最终接受反战派自由党领导人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担任首相之后，自由党人专门设宴款待了科佩尔。爱德华国王去世之后，亚历山大王后还邀请科普尔夫人来到国王床前吊唁。有一个小故事很能反映她的名声：有一次她坐上马车宣布去国王十字车站，车夫转过身来问道“您说国王怎么了？”——其实车夫的操心很是多余，不管国王心情如何，只要假以时日肯定能被科佩尔夫人劝回来。（爱德华时期的很多故事里都有车夫的形象。另外一位车夫曾经接待过未来的国王与另一位更加放荡的伦敦本地情妇罗莎.路易。一路上威尔士亲王与怀中美人在门窗紧闭的车厢里颠鸾倒凤，可是到了下车的时候他却舍不得支付车费，气得车夫破口大骂。最后还是罗莎支付给车夫两个金镑。“一看您我就知道您是上等人家的夫人，”车夫说，“不过您从哪里挑出来这么个货啊！”）

事实证明坎贝尔.班纳曼爵士将会成为国王的主心骨。他经常去德国的马里昂巴德温泉疗养，在那里，见过威尔士亲王爱德华也见过国王爱德华。当时的政客们都很担心围绕在国王身边“数量极其众多的名节有亏的女士”。假如爱德华七世曾经担心自己不得不忍受一个由该死的自由党激进分子组成的政府，那么造型活像猫头鹰，唇边留着小胡子坎贝尔.班纳曼正是让他镇定下来的不二人选。他最著名的激进主义时刻发生在布尔战争期间，当时他激烈地反对这场战争，极力攻讦英军的“野蛮行径”。但是几年之后，除了直接遭到针对的军事指挥官之外，所有人都将这番言论抛到了脑后，坎贝尔.班纳曼在人们眼中也成为了稳妥可靠的象征。他曾经很有名地谈到过自己的身体状况，或许还暗指了自己的政治哲学：“个人来说我非常相信床铺的功能，相信养生关键在于尽量平躺着不动，让心脏与其他脏器减速运行，这样一来身体就能焕然一新。”但是还不够焕然一新，因为他在1908年不得不因病辞职，三周之后就在唐宁街去世了——他也是英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死在唐宁街的首相。

阿斯奎斯的继任意味着英国政坛顶层出现了一个更冷峻更强硬的形象，君主制也因此迎来了更加艰难的时刻。钦佩他的漫画家将他称作“最后的罗马人”，他的同事日后则因为他寻欢作乐的习惯将他称作“老醉鬼”。他的渊博学识令其他议员大为倾倒，他的私生活则令他们大为着迷。他曾经幸福地迎娶了一位安静贤惠的海伦小姐，她为他生育了五个子女。后来海伦得了伤寒，在苏格兰度假的时候去世了，就在这一年他在一次下院宴会上遇见了玛格特.田奈特。阿斯奎斯当时已经成为了一颗冉冉升起的政坛新星，也是一名成功的律师。但是马格特依然很难追到手。两人的结合非常奇怪，阿斯奎斯出身于简朴虔信的约克郡中产阶级家庭，通过学术才华与艰苦奋斗将自己推入了上层社会。他是一名谦和低调的中产阶级维多利亚时代自由派，起初在格莱斯顿手下作为内政部长赢得了广泛称赞。他为人朴实诚恳，穿着正统，与经常厮混在玛格特身边的贵族阶层形成了鲜明反差。但是玛格特始终都是一个热切的自由党，政治兴趣浓厚，向来非常钦佩高级知识分子，而阿斯奎斯正是知识分子当中的翘楚。两人的婚姻吸引了整个威斯敏斯特的目光，但是婚后的生活并不像两人期望的那样幸福。

玛格特.阿斯奎斯是一个很可畏的女性。她是一位酿酒富商膝下八名长大成人的子女之一，从小在苏格兰边境上的一座现代化贵族宅邸里长大，家庭环境热烈而又机智。她人生当中最大的悲剧就是深爱的姐姐因为难产而死。她是上层贵族政治圈子的成员，与格莱斯顿、萨利斯伯里、贝尔福以及罗斯伯里都是熟人。她平时最主要的爱好是狩猎。1906年她这样写道：“我的马术比绝大多数人都好……我摔断过两根锁骨、鼻梁、肋骨与膝盖骨，我的下巴曾经脱臼，我的颅骨曾经碎裂，我遭受过五次脑震荡，但是——尽管我的马下周就要被卖掉了——我从未感到过胆怯与恐惧。”她的口才甚至比骑马的爱好更加危险。她有一些非常奇怪的信念，例如她相信牙齿齐全是神经不正常的表现，并且必然意味着早夭——后来她的管家与仆役都在她的鼓励下把牙齿拔掉了。作为当时最重要的交际圈女主人之一，她是国王的朋友，也是上层社交圈的一部分，一直在自由党与白金汉宫之间扮演着牵线搭桥的角色。

但是到了阿斯奎斯成为首相的时候。爱德华与自由党大臣之间的关系正在迅速恶化。上院危机与人民预算事件使得这一趋势达到了顶点。但是王室对于税务、沙皇以及爱尔兰局势等问题的狙击都需要非常小心的应对，在乔治五世于1910年登基之前以及之后都是这样。并非所有的大臣都作出了恰当的反应，比方说丘吉尔的脸皮就一直特别厚，尤其让乔治国王火冒三丈。当时丘吉尔的职责包括每天整理一份下院当日消息汇总呈交给白金汉宫，而他的汇报总是写得夹叙夹议，存心惹人不痛快。在1911年2月份的一份报告中丘吉尔写道，有议员提议“游民与浪荡汉们”理应被送到劳工殖民地去承担强制劳役，接下来他又补充道，“不过我们不应当忘记社会阶层的上下两头都充满了游手好闲之徒。”这句话把乔治国王气得七窍生烟，以至于授命自己的秘书给唐宁街十号写信声称：“国王认为丘吉尔先生在随信附带的文件当中表达的观点极其近似于社会主义理念……在陛下看来，丘吉尔先生在写给他的信中发表的‘社会阶层上下两头都充满游手好闲之徒’言论非常轻佻。”后来丘吉尔又给国王写了一封道歉信，但是却在信中傲慢地暗示道，如果国王陛下不喜欢他的随意文风，那么以后陛下不妨直接从报纸上阅读议会辩论记录。国王秘书回信道“陛下很遗憾您的感情遭到了伤害”，并补充道“国王要求我告诉您，您的信件一直富含教益且趣味十足，如果以后收不到您的信件他将会感到非常遗憾。”最终这场小小的争端就这样缓和过去了。但是自由党人不喜欢被国王恐吓的倾向却非常具有显著的意义，这一幕肯定不会发生在柏林或者圣彼得堡。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德俄两国的君主制才会在不久的将来崩溃解体，而肥胖淫邪的爱德华与他那位喜爱集邮与道歉的儿子乔治却一直迈着小碎步向前挪动着。

1900年10月的一个早晨。一名相貌英俊、穿着旧夹克衫与灯笼裤的十五岁少年正在花园里挖土玩。他家的宅院如今已经被烧毁了，但是花园保留了下来，地点位于伦敦西南郊区的埃尔特姆。当年的院墙外面有护城河，院墙里面鲜花遍地，高大的雪松树上布满了猫头鹰的巢穴，住宅本体的古老砖墙可以追溯到都铎时代。根据传说，托马斯.摩尔的女儿曾经在父亲被处斩之后将他的头颅藏匿在住宅内部。这是一片充满了魔法与黑暗的土地。上午11点，一名医生与一名麻醉师来到宅院门前。男孩的母亲刚刚起床，她让孩子洗个澡，换上新衣服，准备接受即将到来的扁桃体切除小手术，因为他感冒太重了。两小时后，这男孩父亲脸色苍白地走了出来。医生给孩子使用了氯仿，完成手术之后就离开了。没过一会儿，这个名为费边的孩子就不幸夭折了。家中有两位女性悲痛欲绝，一位被称为老鼠，另一位则是费边的母亲伊迪丝。绝望之下她试图用热水瓶恢复孩子的体温，让他活过来。后来谈到家中一位十三岁大的小姑娘时，她对丈夫咆哮道：“为什么死得就不能是罗丝蒙德呢？”罗丝蒙德很不幸地偷听到了这番话，她的世界从此开始崩溃了。她开始意识到自己并不是伊迪丝的女儿，而是老鼠的女儿。这户家庭的家长是一个带着单片眼镜、留着小胡子的男人，名叫赫伯特。他将妻子与情妇安排在了同一个屋檐下，他的妻子伊迪丝将情妇的两个孩子都当成自己的子女抚养了起来。

伊迪丝.内斯比特当时就很出名，今天她的芳名依旧广为人知。这位伟大的儿童文学作家为世人奉上了《寻宝六人组合》、《想做好孩子》、《五个孩子和一个怪物》以及《铁路边的孩子们》。有些人说正是她一手发明了现当代儿童文学。费边去世的时候她时年四十二岁，她的外貌光华夺目，特别喜欢丝绸长裙与白银手镯。正如孩子的名字所暗示的那样，伊迪丝是一位热切的社会主义者，也是费边社的奠基成员之一。家里人将她称作黛西。她成长在一个混乱且缺乏安全感的家庭里，她的父亲在她还没记事之前就去世了，她的母亲带着孩子颠沛流离，从法国搬到德国，然后又搬回英国，因此转学对她来说成了家常便饭。黛西长成了一名机敏、犀利且冲动的姑娘。还没等到完全长大成人，她就打入了舰队街上的新兴杂志市场，通过诗歌与言情小说稿件赚了一笔小钱。接下来她爱上了一位英俊的商人与兼职作家赫伯特.布兰德。此人此前已经承诺要迎娶另一位女性，但是没有告诉伊迪丝。当她怀孕七个月之后，他转而娶了她。此后伊迪丝就下决心要与自己的对头交朋友。她的生活标志着一整套社会行为模式的开端：自相矛盾的嬉皮士生活方式，性与政治的交织，崇高的理论与低下的实践，这一切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之前就为人熟知了。

赫伯特与黛西的婚姻生活刚开始时并不富裕。赫伯特手下的牙刷工厂没能挺过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严苛经济气候，最终关门倒闭了。与此同时黛西很快就开始生儿育女，并且通过写作的稿费来贴补家用——直到她的丈夫慢慢转型成为一名成功的新闻记者，她才卸下了这幅重担。黛西从小就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她剪掉了维多利亚风格的长发，留起了假小子式的短发。她拒绝穿着紧胸衣与缀满荷叶边的流行女装，还喜欢在大庭广众之下公然吸烟。黛西的少女时光正值社会主义思想的第一次繁荣时期，当时她会整天待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里撰写小说。她的朋友们当中有一位安妮.贝赞特夫人，当时此人正在与臭名昭著的无神论者查尔斯.布拉德劳同居。两人游历全国宣讲计划生育，贝赞特还因此失去了对于儿女的监护权。日后贝赞特将会领导著名的伦敦火柴女工罢工，并且成为费边社社会主义者当中的一员干将，直到最终转向神智论的神秘主义蹩脚信条为止。黛西的另一位新朋友是埃莉诺.马克思，卡尔.马克思的女儿。她曾经长期照料父亲的日常起居，并且帮助他完成了《资本论》的修订，再后来她本人也投入了社会主义政治运动。她曾经与另一名社会主义者爱德华.埃夫林未婚同居，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将这种行为称作罪孽。埃夫林娶了一名女演员却没有告诉埃莉诺，然后他又提议要与埃莉诺一起自杀。埃莉诺喝下了氢氰酸，而他却不声不响地溜走了，后来又活了很多年——要说罪孽的话，这才真是造孽。

英国生活的偏僻区域遍布着满脑子理想主义但是行为卑下恶劣的男性，以及强健但是深受折磨的女性。赫伯特是一位不知餍足的性掠食者。面对他的反复出轨，黛西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态度。她在家门之外找了很多情夫，其中就包括萧伯纳以及许多倾心于她的年轻男性。日后伊迪丝.内斯比特的第一位传记作家找到萧伯纳的时候，他的秘书回复道，“萧伯纳先生想让我转告您，伊迪丝是一位不走寻常路的女性，赫伯特是一位极其不忠的丈夫。他不知道究竟怎样才能写出一本拿得出手的传记，他也丝毫不想为一篇粉饰文章贡献材料。”赫伯特的行为表现或许只是传统的男性做派，就像许多其他维多利亚与爱德华时代的男性一样，从爱德华七世到劳合.乔治都是这副德性。但黛西或者说伊迪丝却始终在苦苦寻觅着一个飘忽不定的答案：身为一名更自由更独立的女性究竟意味着什么？一边是传统且欲求不满的男性，另外一边是摆脱了不幸婚姻限制的全新恋爱理念的些许微光，一名女性在两个世界的夹缝之间应当如何自处呢？这是一个棘手的两难问题。在社会阶层的顶层，通奸司空见惯，以至于情妇可以公然组织乡间别墅的周末聚会。至于在工人阶级当中，就像罗恩特里、布斯与其他观察家们所展示的那样，非婚生子女的数量很大，母亲往往不敢肯定父亲的身份。在上下压力的共同作用下，中产阶级更加顽固地固守着体面做派的理念。通奸者与未婚母亲会被毫不留情地扔进社交生活的黑暗地带。

理解这一困境的方法之一就是看一看离婚究竟会不会伤及当事人的名誉，这样至少能够让一部分男性与女性摆脱令他们厌恶的关系。1890年，第二任罗素侯爵取了一位梅布尔.斯科特，但是两人的婚姻并不幸福。梅布尔很快就搬回了娘家。十年之后罗素侯爵来到了美国内华达州，因为这里是全世界唯一能让他离婚的地方。然后他就在内华达州再婚了。这种做法在英国属于违法行为。1901年他回到英国，立刻遭到审判并且以重婚罪名被捕入狱。他为自己进行了一番打动人心的辩护，推动了1903年《离婚法案》改革协会的成立以及1909年皇家委员会的成立。委员会当中还有若干名女性成员，尽管国王对此提出了抗议，因为在他看来委员会的研究目标“并不是一个女性意见能够得以方便表达的题目。”阿诺德.本涅特在1915年创作的小说《天作之合》（Whom God Hath Joined）当中直接描写了不幸婚姻的苦境与离婚法院的危险。“这是世界上最寻常不过的事情了！两个人曾经相互关心，如今不再相互关心，第三个人插进了他们中间。既然他们已经不再相互关心，那么凭什么就容不下第三人呢？”这篇小说的高潮发生在阴森的伦敦斯特兰德区离婚法庭上。“离婚法庭（对于旁观者）具有隐秘而又无法抗拒的吸引力，这一点在满心厌恶与惊惧的劳伦斯眼中逐渐变得明朗起来了……在这里人们坦然承认一名男性总会‘追求’其他女性，而女性也总会从他身边逃开并且不停向后观望，直到她不慎摔倒被俘为止……隐藏的耻辱被暴露在公众眼前，让看客们大饱眼福，每个人心中的兽性都在满心欢喜地舔着嘴唇。”

当时还有两位身陷失败婚姻的名人。一位是托尔斯泰的英文译者，英俊且留着一口美髯的阿尔莫.毛德，与他纠缠在一起的已婚女性当时是他的房东。这位女子是一位三十三岁的生物学家，也是英国最年轻的理科博士。她在德国留学期间曾与一位日本科学家陷入了热烈但最终失败的恋爱。此时她嫁给了一位脾气很大的加拿大遗传学家，此人是个彻底的阳痿患者。她非常想要投入阿尔莫.毛德的怀抱，但是就像罗素勋爵一样发现自己无法离婚。就像许多女性一样——包括她自己的母亲——结婚之前她的性知识少得可怜，根本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因此有一天早上，本着科学研究的精神，她来到大英博物馆阅览室，借阅了每一本与女性有关的书。

接下来的半年时间里，这位玛丽.斯特普博士通读了一大堆英文、法文与德文的性学论文与宣传册，还至少翻阅了一本锁在色情文学专柜里的文章。其中最有用的一篇论文是哈维洛克.艾利斯的性研究。这一系列文章发表于1894到1910年之间，但是只有获得医生或者律师资质的男性才能阅读（更不用说女性了）。艾利斯相信不能继续将女性当成天使与白痴之间的存在，男性也要理解伴侣的性需求。阴道就像一把锁，仅仅将钥匙插进去还不够。锁芯必须经常润滑保养，扭动钥匙的方式也必须正确无误，唯此才能顺利开锁。“最令人难忍的野蛮行为或许——而且经常——出自一名无知的丈夫。他在伤害妻子的时候还满心相信自己正在履行‘婚姻责任’。”斯托普慢慢积累了离婚所需的知识，证明了自己的婚姻“法律上无效”。但是当她离开图书馆回到伦敦大学学院教书的时候，他依旧等在那里辱骂她。她说感到自己掉进了污水坑，承受了永久性的头痛，还想到了自杀。

玛丽.斯托普最终还是成功离婚了，尽管在此之前她与丈夫还要经历了一系列可怕的争吵，她本人也不得不离开伦敦——一战爆发时她住在诺森伯兰海滩上的一顶帐篷里，还被当地民兵当成了间谍。但是她的个人研究的真正成果是一本名为《已婚之爱》的书，这本书直到1918年才出版。此时她遇到了美国的计划生育先锋玛格丽特.桑格。当时还是处女的斯特普斯对于避孕的具体操作一无所知，这两名女性在费边大厅见面之后一起去吃了一顿晚餐，一边吃烤羊肉一边讨论避孕套的用法。斯特普将会成为无数女性的解放者，尽管她后来与桑格闹翻了。日后她的观点还会越来越奇怪，但是《已婚之爱》点燃了无数读者的想象力。这些人都觉得受困在无性或者无爱的环境里，而斯特普说出了他们的心声。想将妇女解放到选举权之外的女性投票权运动领袖尤其为这本书大声叫好。在私人信件与公开运动当中，在小说与丑闻缠身的报纸文章当中，关于性与性别的辩论越来越激烈了。不过这场辩论依然处于社会边缘并且潜藏在表层之下。甚至绝大多数费边社社员都维持着非常体面且传统的婚姻。爱德华时代家庭生活的黑暗秘密——酗酒或者天性暴力的丈夫殴打妻子的行为、婚内强奸、无性婚姻以及男同骗婚——从来都不会得到公开讨论，只有在信件与回忆录中才会显露一鳞半爪。但是越来越多的女性确实加入了劳动力，科学界对于人体生理学也确实有了越来越深入的了解，这两项事实都不能用漂亮的辞藻遮掩过去。

当年的社会主义完全依赖未来的愿景与梦想而不是现成的模型，而小说正是愿景与梦想的关键表达方式。H.G.威尔斯将他的科幻小说背景设定在了萨里郡的沃金市。他也撰写奇幻小说，但是其中的奇幻因素全都来自未来。而小说的双脚则牢牢站在爱德华时期英格兰的土地与硬化路面上。威尔斯是一位很积极的费边社社会主义者，很快就成为了内斯比特-布兰德夫妇家里的常客。威尔斯就像当年的布兰德一样欲火熊熊，因此很快就和布兰德与老鼠的女儿罗丝蒙德搞在了一起。八年之前那个悲惨的日子里，罗丝蒙德意识到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如今身处热恋当中的她干脆女扮男装与威尔斯一起私奔了。但是布兰德在帕丁顿火车站拦截住了他们，并且将威尔斯从火车上拉下来一拳打倒在地。

此时的威尔斯早已经与其他费边社成员在政治问题方面闹得不可开交了，这起私奔事件导致的进一步争吵更是耸人听闻。威尔斯坚称他想要将罗丝蒙德从罔顾人伦的父亲手中解救出来。“我非常反对乱伦，并且迫切地想让罗丝蒙德远离乱伦的魔爪。为此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让我本人将她拥入怀中。”他告诉萧伯纳，内斯比特与布兰德夫妇苦心经营的家庭其实是“一座充满谎言的地狱”。萧伯纳徒劳地试图在开战双方之间相互说和，结果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的威尔斯毫不客气地糊了他一脸。他越是想到萧伯纳，

“我就越是觉得你实在是一个不打折扣的维多利亚中产阶级混蛋。你就像个饶舌的老处女一样玩弄各种理念，但是一旦出现了布兰德一家这样的丑事，你就立刻显露了原型。你满脑子只知道因循守旧，你的判断力与母鸡相差无几……事实上你就是一个没骨气的文人，整天只会多管闲事，在一个你不理解的世界里逛来荡去说三道四。你根本不像我那样了解鲜血、实质、情欲、失败、耻辱、仇恨、爱与创造激情……接着逗人发笑去吧！”

尽管威尔斯的表现非常可恨，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他的话确实有理。但是理想主义者、素食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群体当中的男性猎艳情节这才仅仅开了个头而已。

女性投票权运动时期伟大的小说之一就是威尔斯的《安.维尼罗卡》。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一名聪慧但饱受挫折的年轻女科学家，她逃离了父亲的掌控与郊区住所，试图在伦敦自由生活。然后她就闯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其中充斥着存心猎艳的男性——其中有一个人的形象与赫伯特.布兰德出奇地相似——与咄咄逼人的女性。身为作者的威尔斯很了解这两种人。在爱德华时期的伦敦，女性几乎不可能自食其力而不受到威胁与侮辱。小说同样雄辩地揭示了这一现状，威尔斯对于费边社一干人等的描述可谓穷形尽相，丝毫不留余地。比方说小说里有一对谷普斯夫妇，他们不仅是素食主义者，而且只吃水果。谷普斯夫人既没有子女也没有仆役（在1909年单凭这一点就是神经不正常的证据），还为一份名为《新理念》的期刊撰稿，题材包括“素食烹饪、活体解剖、退化、泌乳、阑尾炎以及崇高思想……他们家的家具都浸染着知识分子的气息。”但是《安.维尼罗卡》很容易就会被人当成针对一位真实女性的虚构描绘，这位女性就是安珀.里弗斯（1）——她也是威尔斯最近得手的猎物。她满头黑发，聪慧美丽，还没完全成年的时候就赢得了“美杜莎”的绰号。此外她还是一名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与哲学家。她与威尔斯曾经热切地在大树下露天做爱，地上垫着一份《泰晤士报》，报纸上还刊载着流行小说作家汉弗莱.瓦德夫人抨击当代背德行为的文章。也有人说摩擦着汉弗莱夫人的道德文章的光屁股实际上属于威尔斯的另一位情人伊丽莎白.冯.安尼姆。致使情况更加复杂的是，沃德夫人在报纸上的攻击指向了一位瑞贝卡.韦斯特，她本人后来也会成为威尔斯的情人。安珀后来怀上了威尔斯的孩子，她的另一位追求者同意娶她，免得她丧失名节。极其相似的情节后来也发生在了瑞贝卡身上（安珀、伊丽莎白与瑞贝卡日后都会成为小说作家）。上述情节与内斯比特-布兰德夫妇家里的烂摊子实在相似得有些让人不舒服。

伊迪丝.内斯比特将婚外恋与咬牙容忍当成了自己的出路，其他人则通过维持不幸的婚姻来留存体面。这正是伟大的儿童小说作品背后的真实故事。内斯比特的大部分小说描写得都是学校里的玩闹，但是她笔下最优秀的作品全都充满了细思恐极的设定。比方说在1906年出版的《铁路边的孩子们》当中，不仅有一位因为蒙冤入狱而缺席的父亲，还有一位就像内斯比特一样通过撰写新闻稿来勉强维持生计的母亲。此外书中还出现了一位流亡英国的俄国社会主义者，在现实生活中对应着内斯比特-布兰德一家的朋友克鲁泡特金。1902年出版的《五个孩子和一个怪物》不乏调侃地谈到了费边社的政治诉求。题目当中的怪物是一位史前沙精灵，具有满足人们愿望的法力。他恳求孩子们不要将自己的存在泄露给成年人，因为“他们会要求累进制所得税，养老金，全体男性无差别投票权，免费的二级教育，以及其他各种无聊的东西。他们相信，只要得到了这一切，整个世界都会天翻地覆。”在1906年出版的《护身符的故事》当中，巴比伦女王穿越到了爱德华七世的伦敦，并且抱怨伦敦东区的奴隶们生活条件过于艰苦，“你们要是不小心，奴隶可是要造反的。”内斯比特与同时期其他作家的作品利用奇幻、魔法与充满童真的奇观抓住了读者的注意力，因为他们身边的成年人生活太危险，太难预料，太不公平，而且往往残破不堪。儿童成为了成人世界失败的明眼观察者。

除非我们在一定程度上采取儿童的视角，然后再采取一部分挑战男性权威的坚韧自信的非凡女性的视角，否则就不可能彻底理解爱德华时代。并不令人意外的是，她们当中很多人都成了恨男者。例如在《安.维尼罗卡》当中，激进的女性投票权运动家米尼维尔小姐就是一个尖酸刻薄且反对性行为的人。她相信男人都是牲口，母性与怀孕是女性的灾难。“我们正在照料子女的时候，他们趁机窃取了我们的权利与自由。子女让我们沦为了奴隶，男性则利用了我们的劣势……最早期的动物当中没有雄性，一只也没有，科学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然后雄性就在较低下的物种当中出现了……在甲壳纲以及其他小型生物当中，雄性都是雌性的附庸，甚至还要寄生在雌性身上。”尽管性欲旺盛的威尔斯支持女性投票，但是你还是能够听到性别战争磨刀霍霍的声音。实际上他并非危言耸听，女权投票权运动家弗朗西丝.斯温尼（2）相信男性精子有毒，男性性欲“是病态的赘生物而不是自然的冲动”。女权组织伊西丝联盟则认为女性每四到五年才应当出于生育目的而进行一次性交。克丽斯塔蓓尔.潘克赫斯特本人更是相信80%的男性人口都患有淋病并且必须加以约束。1913年她还针对这个题目写了《祸根》（The Great Scourge）一书。爱德华时代的家庭当中充满了各种怒火。

（1）https://en.wikipedia.org/wiki/Amber_Reeves

（2）https://en.wikipedia.org/wiki/Frances_Swiney

如此鸿篇巨制又精彩纷呈的文章值得细细品尝，分散在众多帖子未免埋没，何不集中为一个单独的文集？

曼城的博格特霍尔水闸公园造型宛如一只大碗或者一座简陋的露天剧院。1906年7月的一个美丽的周日早晨，一位神色坚毅的年轻女孩正在向一大群人慷慨陈词。她与和她同行的其他发言人同伴站在碗底仰着头说话，碗壁上的听众们的态度并不算完全友好。突然，一大群年轻男性——其中很多都是当地的足球队员——挥舞着棍子从山坡上冲了下来。围观人群四散奔逃，这群男性则趁机挽起手臂团团包围了碗底的女性。年轻的女性发言人尤其遭到了特殊关照，袭击者们扯着她们的胳膊绕着公园转圈，活像橄榄球一样从一个男性手中推搡到另一个男性手中。她们的衣服被扯裂了，脸上被人打出了血，有些老头开始喊叫污言秽语，然后全体袭击者“就像生番土著那样狂呼起来”。最终另外一批男性与女性发动了反击，将这些姑娘们护送进了附近的房屋里。这位年轻的女性发言人名叫阿黛拉.潘克赫斯特，女权主义活动家埃米琳.潘克赫斯特的小女儿。她总觉得母亲没有给她足够的爱与支持，但是至少在此时此刻她拼着头破血流为自己赢得了尊重。阿黛拉曾经因为扰乱公共会议而被捕入狱，这次袭击发生时她正在宣讲自己的亲身经历。她那位不好惹的母亲这次也专门来次从伦敦赶来听她演讲，十年之前埃米琳本人也在同一所公园里就言论自由问题与当权者发生过冲突。

爱德华时代的女性投票权运动特别暴力，其中的情节包括纵火、死亡、游行与砸烂窗户。埃米琳.潘克赫斯特的女性社会政治联盟（WSPU）的成员曾经在自由党政治家组织的集会现场高呼倒彩，曾经在街头四处请愿并且售卖报纸，也曾经闯进议会，冲撞警察，发动往往以暴力收场的大规模游行，砸碎大量店铺橱窗，烧毁路边的邮筒，毁坏画廊里的著名画作，扰乱法庭秩序，故意被捕并且拒绝支付罚款以致身陷囹圄。在铁窗后面，很多女性进行了绝食并且不得不接受强迫喂食。她们还喜欢袭击政客。阿斯奎斯首相曾被她们一拳捣脸，她们曾经向他挥动斧头，还曾经向他的汽车投掷石板。丘吉尔曾经在布里斯托火车站被一位女性用马鞭抽过。袭击者是特蕾萨.加内特（1），她一边抽一面喊：“接招吧，你这混蛋，你这混蛋！我让你看看英国妇女有多大本事！”劳合.乔治位于萨里市沃顿西斯的住宅刚刚建到一半就被炸弹部分摧毁了。女性投票权运动家们并不打算闹出人命来——她们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恐怖分子——但是她们的行为确实比日后甘地风格的被动和平抗议更加暴力，其中相当一部分暴力是她们有意让男性施加在自己身上的。这一点尤其让爱德华时代的传统社会感到不适与震撼。

女性投票权运动当中最著名的事件发生在1913年的埃普瑟姆赛马会上。有一位艾米莉.威尔丁.戴维森冲上跑道，被国王的赛马踩踏而死。从各个方面来说，艾米莉都是一个坚定且充满理想主义的姑娘，她是赫特福德郡某中产阶级家庭的九个孩子之一，早年的生活就像威尔斯笔下的女主角一样前途光明。她是赢得过金牌的游泳选手、热切的自行车骑手、虔诚的基督徒以及话剧爱好者，尤其喜欢萧伯纳的作品。她考进大学并最终获得了牛津大学圣希尔达学院的一等学位。但是就像潘克赫斯特家的姑娘们以及好几位著名女性投票权活动家们一样，她很早就失去了父亲——这一点不仅影响了她的性格，也为她带来了切实的经济问题。她起初不太情愿地做过一段时间教师，后来又更快乐地做了一段时间家教。如今很难确定艾米莉的性取向是直是弯。女性投票权运动充满了女性之间相互倾慕以至于同居的故事，但是那个时代含蓄克制的社会公众并不会过分关注她们的私人生活，当时人们谈论性问题的时候不像今天这样露骨，不像今天这样喜欢追根问底，对于性知识的了解不如今天这样详细，恐怕更不像今天这样喜欢揣测别人的隐私。不管怎样，艾米莉被朋友们拉进了女性投票权运动的行列，很快成为了一名激进人士。她首先参加了公开演讲，然后在集会现场呵斥自由党政治家，接下来又学会了硬闯下院。她曾经三次躲在下院里面过夜，依靠香蕉与巧克力充饥，为的是第二天早上给各位议员先生们一个大惊喜。

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被捕入狱、被迫进食与粗暴对待。始终恪守宗教信仰的艾米莉曾经在牢房墙壁上留下过“反抗暴君就是服从上帝”的字样。她实施过纵火，很可能还参与了针对劳合.乔治住宅的破坏，1912年11月她在阿伯丁用一条训狗的鞭子攻击了一位温和的浸礼派牧师，显然是将他错认成了自由党财长。当她冲上埃普瑟姆的赛马跑道时恐怕并没有求死之心——因为她事先买了返程车票——但是殉道的理念显然点亮了她的心灵。她安稳地坐在观众席上看完了前两场比赛，甚至还在赌马卡片上做了标记，然后才冲上跑道，试图在乔治国王的赛马“安摩尔”飞驰而过之际将其一把抓住。赛马不出所料地撞倒了她。骑手遭受了脑震荡，艾米莉则于四天之后死在了埃普瑟姆医院，死因同样是脑震荡。可以想见的是，尽管全国民众都对她的兴趣命运大感兴趣——王室成员也不例外——但是送到医院里的信件却充满了敌意：她怎敢伤害那匹可怜的赛马呢？（值得一提的是，安摩尔并无大碍，只是小腿上擦破了一块皮而已。）

这件事几乎无人不晓，部分原因在于拍成了电影，部分原因在于埃米琳.潘克赫斯特决定让艾米莉成为女性解放事业的烈士。她的葬礼也成了女性社会政治联盟的一件大事。但她绝不是第一位献出生命的女性投票权运动家。在她之前至少还有两名女性英年早逝，几乎肯定是死于警方的虐待。对于在监狱里进行绝食的女性强制喂食本身就是非常野蛮的行为。撬开绝食者的嘴巴并且塞进金属装置经常会导致牙齿缺损与牙龈撕裂。另一种方法是将橡胶管插入鼻腔并且将液态食物灌进胃里，不过这种方法的危险性同样很高。伦敦霍洛威监狱关押过一位时年二十一岁，来自兰开斯特、从小受训成为舞者的的工人阶级女孩莉莉安.兰顿。她在被迫接受强制喂食的时候鼻饲管不慎插入了气管，将她的左肺叶灌满了流质食物，以至于她几乎死于脓毒性肺炎，监狱方面只得急忙将她释放。这一案件导致了“猫鼠法案”的出台，允许病情严重的女性投票权活动家得到释放，在监控环境里疗养身体，待到康复之后再将其重新拘捕入狱。不过身材纤弱的莉莉安也是一名非常投入的纵火者。在她的生日之后，她又开始了一系列的捣毁橱窗活动。后来她来到女性投票全活动总部，宣布要改变策略。“我的目标是每周烧毁两栋建筑……只要发现了没有人的空屋子就应当放火。”她的纵火目标甚至包括邱园里的凉亭。常年遭受警方追捕的莉莉安非常擅长乔装改扮，曾多次借助女扮男装的手法逃脱了警方的围追堵截。

上述案例以及许多其他类似的故事使得激进女性投票权运动成为了最广为人知二十世纪英国政坛胜利之一，但是在讲述她们的故事时还需要补充其他几个侧面才能让人们看到完整的图像。首先，绝大多数支持女性投票权的女性都不是“活动家”（suffragettes）（这个词最早是《每日邮报》编造出来的讥讽词汇）。在运动的高潮期，也就是一战开战之前，埃米琳.潘克赫斯特的女性社会政治联盟大约有两千名成员。但是早在1887年就由米丽森.嘉利特.福赛特（2）创建的女性投票权协会全国联盟（NUWSS）则大约有十万成员，分支遍布全国。较大的组织内部结构往往更加民主，而且并不像女性社会政治联盟那样分裂——假如没有战争的干预，女性社会政治联盟很可能会彻底分崩离析。态度较为温和的女权投票活动家更激进的竞争对手之间通常保持着还算友好的关系，而且前者通常也像后者一样勇敢。对于很多中产阶级女性来说。参与户外抗议本身——例如在议会门前进行的“泥地游行”——就已经非常难受了。在很多家庭当中她们还要用对冥顽不化的男性亲属。米丽森.福赛特与埃米琳.潘克赫斯特之间有很多可供比较之处。两人都嫁给了自由党的政客，尽管福赛特的丈夫在格拉斯顿手下升任成了内阁大臣，而潘克赫斯特的丈夫无论是作为激进自由党候选人还是日后作为社会主义者都从未取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两名女性都受到了维多利亚后期英国新思想的激励——福赛特是早期女权政治家与哲学家约翰.穆勒的朋友。两人丧夫的时间都相对较早。两人都是优秀的组织者而且意志坚定。但是福赛特与她手下的人马选择了从内向外变革体系的路线，悄无声息地影响着议员们的立场。直到二十世纪初期，议会下院不反对女性投票权的的议员已经成为了多数派。

她的问题在于议员们总是微笑点头，但是很少进一步推动这个话题，而是一味拖延下去。这使得女性投票权运动家们首先与正规自由党以及独立工党组织分道扬镳，然后又将这些组织当成了主动打击的对象。除此之外，爱德华时代的议员们也还没有想过来自工人阶级女性的投票。最新成立的独立工党与激进自由党议员们非常担心女性投票权可能会仅限于中产阶级女性——他们的阶级敌人的妻子与女儿——并且导致英国变得更加保守。尽管如此，独立工党创始人、下院第一位工党议员凯尔.哈尔蒂依然不动不摇地支持女性投票权。早期工党历史的另一位巨人乔治.兰斯伯里甚至还因为支持女性投票权而被捕入狱并且遭受了强制喂食。日后到了女性投票权运动的高潮期，他还会在下院公开斥骂阿斯奎斯：“历史将会将会牢记你折磨无辜女性的罪行，公共生活应当把你驱逐出去。”但是1912年兰斯伯里辞去了自己的伦敦弓杨区议席，专心支持女性投票权事业，并且很容易就被击败了，男性工党领袖与女性投票权活动家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都不曾消失。而且正如我们将要见到的那样，当一战爆发之后，女性投票权活动家们的表现也会让社会主义者大失所望。

激进自由党与工党担心女性投票权从根本上只能局限于中产阶级。对于这一顾虑的最强力反驳来自越来越多的工人阶级激进份子，也就是所谓的“叛逆女孩”。她们当中极少有人留下书籍或者日记，其中的少数例外之一是曼城的激进份子汉娜.米歇尔。她的回忆录《艰难向上》（The Hard Way Up）在她于1956年去世时被人从她的文稿当中翻了出来，直到1968年才正式出版，上文中关于博格特霍尔水闸公园暴乱的记述正是来自这本书。汉娜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人，因为她揭示了女性投票权运动以及社会主义历史的很多隐秘侧面，这些信息在处境更优越的运动领袖生平当中并没有得到体现。她来自德比郡的一户偏远农庄，家务与各种杂事经常逼得她的母亲乱发脾气。她在回忆录中坦诚地记录了自己多么讨厌繁重的家务工作，汉娜讨厌烹饪，对于当母亲也没有多大兴趣。缺乏正规教育的汉娜后来离家出走，游历了英格兰北部的若干城市，依靠缝补手艺糊口，最终嫁给了一位年轻的打工人员。此后她开始读书以及参加社会主义集会。她觉得自己的婚姻大概是一场错误，因为她更喜欢同志关系，并且很快就接受了避孕的重要性——“目前为止这是女性在一定程度上获得自由的最佳方式。我见到很多年轻漂亮的姑娘在工资很低的时候就草率结婚，很快就生了孩子，接下来没过几天就邋遢衰老得不像样子了。”汉娜本人生了一个儿子，分娩的时候既没有用麻醉药也没有用助产钳。她认为如此简陋的分娩“是彻头彻尾的野蛮行径，理应被视为有意识残忍犯罪并且加以相应的惩罚。”但是从那以后她的丈夫“将社会主义信念转化成了人生的勇气”，此后夫妻二人再也没有要过孩子。在煤矿村镇与阿什顿下安林恩，汉娜成为了一位社会主义者聚会上的演说家，参与了工党教会，1904年还成为了一名济贫法督察员——这是当时少数几个女性能够担任的公共职位之一。第二年她几乎不可避免地投入了潘克赫斯特的女性投票权事业，开始频繁发表公开演说，地点包括“剧院门前的台阶上，在路口，在市场里，在街头巷尾，站在椅子上，站在附近店铺里借来的肥皂箱子上，不指望有人认真听，只要能吸引几个看热闹的路人就很不错了。”

汉娜.米歇尔在1906年选举期间曾经在曼城自由贸易大厅呵斥过丘吉尔。当时丘吉尔还将她拉到台上与她唇枪舌剑了一番。后来她基本经历了女性投票权活动家的一整套仪式。她进过监狱——囚服质量非常糟糕，“根本没有吊袜带与内裤，使得受刑人员觉得自己几乎赤身裸体。”但是她的精力非常旺盛，以至于没有遭受强制喂食就出狱了。她参与过针对下院的突袭，撒过传单，尤其还在全国各地进行过无休止的巡回演说，直到身体累垮为止。从汉娜的书中，人们得到的最主要印象就是女性投票权运动为她提供了逃避繁琐重复日常家务的机会，这幅重担对于爱德华时期的家庭女性而言可谓司空见惯。她反对母亲与妻子的角色，对于爱德华时代绝大多数因为家境穷困而请不起仆人的家庭来说，这两个角色就意味着无休止的苦役——洗涮擦拭，烹煮熨烫，这正是爱德华时期体面家庭的物质基础——因此她最终加入了从潘克赫斯特手下分离出来且组织原则更加民主的女性自由同盟。女性投票权运动的阵营里一直潜藏无数名未曾留下只言片语的家庭主妇，汉娜正是她们这支幽灵军团的形象代表。

直到关于当年的人口普查信息最近得到公布为止，关于约克郡与兰开斯特郡的纺织城镇以及英格兰北部工业城镇当中的女性投票权运动的全部故事并未受到充分重视与完全表述。许多运动参与者都来自父亲酗酒或者根本没有父亲的家庭，母亲才是家中的顶梁柱。在汉娜的案例当中，她的母亲是个凶恶的泼妇，他的父亲为人和善但是非常软弱。其他家庭里的情况还要更激烈一些，比方说利兹有一位奈丽.格瑟普，她长大成人之后将贪酒好色的父亲从家中踢了出去，与妹妹和母亲一起成立了另一个家庭。还有一位安妮.肯尼，她是纺织工人的女儿，家住在约克郡西瑞丁。一位强健的母亲主导了她早年的生活。安妮本人十岁的时候在纺织厂工作，被机器扯掉了一根手指。母亲去世之后她就没了亲人。对她来说，女性投票权运动为她带来了一个由女性组成的全新家庭。伊迪丝.凯也是一位纺织女工以及一位纺织厂厂主的女儿，她的父亲完全就是二流小说里的人渣色狼，勾引员工得手之后就将其一脚踢开。当时的女性经常被男性社会体系辜负——具体方式包括死亡、酗酒或者遗弃——女性投票权运动则让她们得以一瞥更加宽广的地平线。潘克赫斯特家的女儿们尽管处境相对较好，但是依然由于父母从事的无休止激进政治运动而苦不堪言。她们的父亲因为溃疡穿孔而英年早逝，从那以后她们的生活就完全改变了。爱丁堡的少女瑞贝卡.韦斯特给《苏格兰人报》撰写了很多支持女性投票权的信件，并且在学校里佩戴着女性投票权徽章到处招摇。她的父亲是一位满嘴大话的探险家、一位右翼记者以及一位赌徒，很久以前就抛妻弃女，住进了利物浦的一栋公寓里。后来病入膏肓的他给爱丁堡去了一封低声下气的信件：“再见了，丽特、温妮与茜茜。我要死了，我爱你们。爸爸。”整整五年没见过他的妻子独自前去利物浦收殓了他。

显然，很多女性投票权活动家与更多的温和派女性投票权支持者都有着幸福的童年与稳定的婚姻，并且得到了同样热衷于这一事业的男性的支持。但是爱德华时期的生活在经济层面上充满了风险。人行道上布满了择人而噬的坑洞，随时准备吞噬那些不幸者。婚姻失败的女性尤其会受到严苛的限制。早在当时人们就意识到女性投票权运动不仅仅是投票权的问题，卡通画、明信片与反女性投票权宣传册都将这些活动家们描述成了憎恨男性的偏执狂，一心想要压倒软弱的丈夫，出门穿长裤而不是裙子，而且还存心打算掀翻社会秩序——简而言之就是一帮牝鸡司晨的怪胎。恐怕并不令人奇怪的是，女性投票权活动家当中确实存在着女同与恨男者，此外还包括一位坚定独立的作曲家埃塞尔.史密斯，她穿着粗呢外套，带着软檐平顶帽，根本不在乎男性的看法。但是在传统主义社会当中，因为性取向以及缺乏女性气质而遭到攻击的女性总会受到极大的心理压力。或许正是因为如此，日后才会有那么多活动家们在其他问题上极力张扬保守派与传统派的观点，从照料儿童与性病再到德国人的凶残本质等等不一而足。与强硬的男性政客公然对峙，忍受围观男性的怪叫嘲笑与鸡蛋袭击，更不用说肢体抗议与随后的被捕入狱，采取这一切行为所需要的勇气绝不应当受到低估。女性投票权活动家们砸碎了爱德华英国的自满面具。爱德华时代的英国在世界面前将自己装扮成传统稳定的社会，这些女性却毫不留情地戳破了这个谎言。

（1）https://en.wikipedia.org/wiki/Theresa_Garnett

（2）https://en.wikipedia.org/wiki/Millicent_Fawcett

位于伦敦莱姆豪斯区深处的爱丁堡城堡是劳合.乔治最伟大的一篇演讲的发表地点。这是英国政界激进派系当中最具戏剧性的一篇演讲。历史学家一般将爱丁堡城堡称作酒吧，其实这里是一栋非常奇怪的粉墙建筑，配备着城垛、角楼、旗杆与射箭孔。这里曾经弥漫着杜松子酒与烟草的味道，此时已经改建成了福音教派在伦敦东区的集会中心，因此也很适合劳合.乔治发表抨击贵族的煽动性布道。1909年7月30日的晚上，一大群警察正在爱丁堡城堡外面执勤，费尽力气想要驱散早已打点兵马包抄过来的女性投票权示威者们。在城堡内部，四千多名男性正在翘首以待。房间的窗户是开着的，愤怒女性的呐喊声清清楚楚地从窗外传了进来。好几名女性投票权运动的男性同情者们已经偷偷潜入了会场。有一名男性穿着象征女性投票权运动的绿紫相间外套，他设法爬上了讲台边上的一根立柱并且将自己捆在了柱子上。立刻就有五六个服务员围了上来。有一个服务员也爬到柱子上，用小刀切断绳索，并且将示威者拽了下来。当他与其他示威者被架出去的时候，沿途的自由派听众们纷纷向他们投以老拳。然后一阵响亮的掌声将财长送上了讲台。他身材不高，瘦削结实，留着长发，很有些鹤立鸡群的气质。今天以及过去几十年里的财长们早已经习惯了在下院与广播采访当中为自己的预算计划进行辩护，不过当时这种做法依然非常罕见：一位财长不得不将自己的预算——当时已经被称为人民预算了——带到人民面前接受评判。但是劳合.乔治并不是随便哪位财政部大臣，而是英国政坛当中最具争议的政客，对于很多人来说也是最危险的政客。

在劳合.乔治年富力强之时，很多人都认为他是英国民主政治产生过的最伟大的演说家，甚至比起日后的丘吉尔都更胜一筹——就连丘吉尔本人似乎也认同这一看法，当时他还是劳合.乔治的追随者与门徒。对于最狂热的仰慕者来说，他是来自威尔士的巫师，是激进政治领域的梅林。有一次在里尔演讲的时候，会场主持人甚至将他称作“继基督耶稣以来最伟大的人”。但是对于很多其他人来说，劳合.乔治这个名字就是腐败与虚伪的同义词。谋求私利是他的不懈追求。他就像张伯伦一样不惮分裂自己所属的党派，而且也像张伯伦一样是个满心虚妄的自我主义者。假如活到二战爆发前夕，他也会像张伯伦一样在希特勒面前卑躬屈膝，历史学家罗伯特.布雷克曾经真诚地发问道：“他究竟是一位坚守原则与既定目标的不择手段之辈呢，还是一个凭借热爱权力的本能见风使舵的机会主义者呢？”

劳合.乔治是一名来自威尔士北部沿海村镇的年轻律师——村镇的具体位置是威尔士公国指向爱尔兰的凸起处——他最早以一名威尔士民族主义者的身份登上政坛。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攻击托利党的演讲稿中，他谈到了“英格兰的食人怪，栖息在威斯敏斯特的食人母狼”。要想看看劳合.乔治行事风格的早期体现，我们可以研究一下名称拗口的兰弗罗森埋葬案件。当时英国已经更改了法律，允许威尔士的不信国教者在圣公会教会墓地里下葬，但是兰弗罗森教区拒不执行。于是劳合.乔治找到了一位命不久长的卫理会信徒，并且说服他的家人允许自己利用当事人的遗体来挑战教区的规定。不久后劳合.乔治与死者的女儿一起硬闯进教区墓地，不顾教区长的反对强行埋葬了死者，紧接着又代表这家人出面打赢了官司，顺便将自己塑造成了威尔士的民族英雄。这起事件完美地结合了炒作天赋、恶劣品味、非凡勇气与自我包装，所有这些特质都将会在劳合.乔治的生平当中反复出现。作为自由党议员，他很快就奠定了自己在党内激进势力当中的地位。他就像支持淳朴的威尔士农夫那样支持布尔人，就像支持威尔士不信国教者那样支持爱尔兰天主教徒。他一面将道德高调越喊越响，同时也越来越热火朝天地与多名女性偷情，而他的妻子玛格丽特则留在了威尔士。不过尽管如此高调张扬，但是劳合.乔治依然是一名自由党人而不是社会主义者。早在1964年他就警告称，假如他的党派不能成功推行社会改革，那么最新成立的工党代表委员会早晚有一天会把他们扫到一边，到时候“自由党将会被铲除殆尽。”他说的一点儿也没错。关税纷争之后，丘吉尔叛出保守党并且盯准了劳合.乔治身边的下院议席。当贝尔福手下的保守党终于精疲力竭之时，劳合.乔治成为了内阁成员以及贸易委员会主席。按照他的传记作家的说法，此时的他成为了“全世界权力最大的董事会的成员之一。”但是他的激进本能却没有丝毫减退。1906年他在伯明翰声称，假如下一届自由党政府无所作为，“不能严肃对待人民的社会状况，不能在这片财富横溢的土地上清除令我国蒙羞的贫民窟与四处蔓延的贫困……那么这片土地上将会涌现组织新党派的呼声，今天在座的很多人都会加入那个党派。”

英国上层阶级的传统体育项目之一就是拔除危险激进分子的牙齿。白金汉宫谨慎地欢迎了劳合.乔治，主流媒体对他大加吹捧，漫画家则把他打扮成了一个温和逗笑的威尔士人。在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的自由党政府当中担任内阁大臣之后，劳合.乔治也逐渐软化成了一名扎实可靠的干员。他是一名才智机敏的激进改革者，但同时也很务实讲理。为了改善海员工作环境与船只安全，为了优化工业数据的统计方式，为了革新专利法，为了解决铁路领域的危险劳资纠纷，他付出了艰苦的努力。这些事务虽然看似乏味，但却是任何一个现代化政府在国际贸易与工业增长时代必须完成的任务，威尔士人的火爆脾气也在此期间慢慢地收敛了起来。然后坎贝尔.班纳曼去世了，阿斯奎斯任命劳合.乔治担任财长。他连续担任这一职务的时间比任何其他前任都要长，直到1997年戈登.布朗上台之后才打破了他的纪录。这一来乐子就大了：劳合.乔治终于回归了自己的狂野本性。

很多人都相信，现任自由党政府当中真正的激进派是阿斯奎斯而不是劳合.乔治。身为外向财长的阿斯奎斯为早期的老年养老金制度打下了基础，并且开始为其寻找资金来源。劳合.乔治也是类似养老体系的长期拥护者。正如我们所见，罗恩特里的书对他触动很大。布尔战争期间他曾经抱怨这场战争纯粹是浪费资源，因为每一颗爆炸在非洲的炸弹都是从养老金当中调走的真金白银。第一场养老金改革规模不大并且没什么成效。决心更进一步的劳合.乔治利用了1908年8月夏季议会休会期间的假期，前往德国与奥地利掌握第一手资料，亲自研究良好的福利体系应该是什么样子。德国在很多方面都沉甸甸地压在爱德华时期英国的头上。德国不仅在海陆两线构成了日益强盛的军事威胁，同时还是工业发明的第一线。此外德国也为激进分子提供了展望未来的机会，让他们看到了怎样更公平且更有组织地对待人民。德国的煤矿工人自从1776年以来就享有工时限制与工作环境要求的保护，童工与青少年用工自从1839年以来就受到了法律限制，这大概也是德国没有出现狄更斯的原因之一。早在1881年到1889年之间，俾斯麦治下的德国就扩展了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与失业保险的覆盖范围，令其他欧洲强权国家望尘莫及，后者甚至直到此时都没能提出同等程度的构想。

劳合.乔治造访了德国的工厂、养老保险办公室、海员组织、港口以及社会民主党的政客。回到南汉普顿以后，他告诉一位等着采访他的《每日新闻报》记者，“我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德国养老金体制的规模多么庞大……一个人无论呆在国内进行多少研究，都无法清晰认识到国家保险政策对于德国的意义。”此时丘吉尔刚刚接手了劳合.乔治在贸易委员会的职位，而且他对于福利制度的热情比起前任更有过之。他一直在游说阿斯奎斯开设职业介绍所，建立失业保险与医疗保险制度，推进公共建设项目，从而降低失业率；此外他还主张向十七岁以下的人口进行义务教育以及将铁路收归国有——事实上，日后的工党党首克莱门特.艾德礼在1945年与丘吉尔争夺首相职位时拿出的施政纲领差不多也就是这些内容了。至于1908年的丘吉尔则这样告诉首相：“德国的气候远比我们更恶劣，德国的财富家底也远比我们更薄弱，但是德国却想方设法为国民营造了多少还能活下去的环境。德国内部的组织方式不仅能够应付战争，也能够应付和平，而英国的组织方式却只能应付党派政治……要我说的话，我们应当在英国工业体系的肚皮上抹上厚厚一层俾斯麦主义的药膏，然后平心静气地等待结果，因为无论怎样的结果都不会比现状更难看。”用丘吉尔后来说过的一句话来概括，“我们必须利用平均值的魔力来拯救千百万人。”

劳合.乔治与丘吉尔心中逐渐成型的未来愿景假如在爱德华时代就化为了现实，那么此后的英国当代史必然会遭到彻底改写，日后的许多艰难困苦也都会得到避免。但是英国国内存在着敌视德国的悠久传统：德国人的办事方式过于专横包办，不适合热爱自由的英国小政府体制。当时有一位W.J.布拉斯维斯，此人是受命赴德进一步详细研究俾斯麦主义的关键官员之一。他在研究报告中声称德国人的办事方式过于官僚主义。要说到保险，最好还是依靠志愿互助社团以及私人保险公司。劳合.乔治并不太擅长分析细节，而且他的社会主义倾向也没那么严重，因此这番说辞确实打动了他。在1911年《国家保险法案》正式生效之前颁布的先导文件这样解释道，“一切此类性质的福利体系都必须加以防范的最大弊病就是装病装穷骗取补贴的行径……唯一真正有效的制衡手段……就是发动工人自己的自利倾向。因此纯粹的国家设计……必然会导致不受限制的欺诈。”我们今天的社会现状表明这番话确实有几分道理，不过这番话抛弃了德国国家福利体系的根本原则，至多仅仅“在最微不足道的层面上零星借用了若干招数。”。话又说回来，钱从哪里来呢？一方面衰退与失业一直如影随形地纠缠着工业化英国。另一方面爱国主义高涨的人群正在街头路边为最新建造的天价战争机器——也就是英国的无畏级战列舰——大唱颂歌：“战舰要八条，我们等不了！”大炮还是黄油？福利还是军火？正是这个问题使得激进派自由党领导人与传统上层势力迎头冲撞在了一起。

根据劳合.乔治的计算。他需要筹措800万英镑来建造无畏舰，需要“800万英镑来拯救70万人免于贫民习艺所的苦难，此外还需要200万英镑来赈济20万老年贫民。”大部分资金都将来自额度更高的所得税以及房地产遗产税，但同时也要来自烟酒税，此外机动车税与燃油税的额度也正在上升（尽管总量依然很小）。劳合.乔治还打算征收行业附加税与地产税，这两项税种都将会受到人数有限的超富阶层的激烈反对。所得税的征收范围大约有几百万人，其中收入水平高到会被新税收政策影响的人寥寥无几，需要交纳行业附加税的人只有12000名，只有80000人需要面对房地产遗产税。但是这些人在爱德华时期的英国全都具有极大的社会影响力。总体而言，自由党内阁被劳合.乔治的构想吓坏了。后来的实践表明，土地税的征收成本比税额还高，因此等到劳合.乔治担任首相的时候又被废弃了。但是就眼下来说，要不是丘吉尔的坚定支持，劳合.乔治大概挺不过接连几周怒火熊熊的大臣会议。在这一时期，威尔士火药桶与公爵的侄子之间的紧密政治友谊看上去实在非常奇怪。丘吉尔结婚时到场宾客当中唯一的政坛人物就是劳合.乔治。丘吉尔还曾经邀请这位崭露头角的阶级斗士来到布伦海姆宫游玩。为了寻找一处合适的非国教祈祷场所，劳合.乔治“在这座宏伟宫殿的阴影里寻觅良久——最终在附近的田地里找到了一处联合祈祷会。他们很快发现了我，态度都很友好。这些穷人们啊。”随着劳合.乔治的社会主义手段越发引起争议，丘吉尔也越来越被家人以及社交圈子里的其他成员视为阶级叛徒。或许他在心理上已经做好了准备。四十年前丘吉尔的父亲伦道夫爵士也遭到了伦敦社交界的驱逐，尽管并非出于政治原因：他当时威胁威尔士亲王要曝光与其有关的某起离婚案的内幕细节，还有人声称他提出要与威尔士亲王决斗。他这样做的原因是对于家庭的忠诚：他这是在保护自己的哥哥布拉德福，日后的第八任马尔伯勒公爵。根据当时报纸的描述，此人“行事野蛮放荡……满嘴污秽，殴打妻子。假如议会中的多数人心愿得偿，那他肯定躲不过令其颜面扫地的鞭笞刑罚。”由于几乎所有高门大户都将丘吉尔一家视为不受欢迎的人，全家人不得不搬迁到爱尔兰暂避风头。丘吉尔长大成人之后依旧对于贵族阶层的凶狠排挤耿耿于怀。或许正是因为这段遭遇，丘吉尔从来都没把爱德华国王太当回事，而且早在年轻的时候就随时做好了从贵族圈子的魔法花园当中抽身而退的准备。第九任博福特公爵在1909年认为，尽管丘吉尔在上层社会人脉广泛，但他就像劳合.乔治一样是个危险的人物。他很乐意看到“二十对猎犬将这两人撕成碎片。”

劳合.乔治于1909年进行的预算演讲非常冗长乏味，但是这番演讲将会引发1914年以前英国公共生活当中规模最大的一场冲突。他声称英国至少需要四艘无畏舰。当然，挪用其他方面急需的资金用来“建造庞大的舰队从而对抗虚无缥缈的海上敌寇”只能算是“罪大恶极的疯狂之举”。但是对于英国来说，“海权对于国家的生存确实至关重要。”接下来他又赞扬了德国的国家福利体系。号召人们更有效地利用英国的土地与自然资源，并且不厌其烦地解释了自己为什么要提升某几项税种的额度。不过最后他又总结道，自己的作法旨在筹集“战争预算……我们要集结财力打赢这场不死不休的战争，彻底消灭贫困与污秽。”接下来他又展望未来，届时“悲惨与堕落……将会像曾经在英国森林里横行肆虐的野狼一样沦为国民脑海中的遥远回忆。”

上层社会一开始的反应还算冷静，但是当针对富人的税收政策传播开来之后，他们的态度立即焦躁起来。政府面对着越来越自以为得计且咄咄逼人的托利党反对派，尤其是在上院。上院已经否决了若干项自由党的筹款举措，例如酒馆经营执照制度。丘吉尔警告说，上院议员们“将会在6月份得到一份令他们心惊肉跳的预算。他们主动挑起了一场阶级战争，那他们最好小心点。”前任自由党首相、疲惫的政坛大佬罗斯伯里伯爵在看到预算草案时指出：“这不是预算，而是革命。”接下来他还暗示下院没有权威通过这项预算，因为这项预算是“纯粹的社会主义……彻底否定了信仰、家庭、个人财产、君主制与帝国的存在意义。”从报纸到金融城，从地主到上院，上层阶级发动了反击的攻势。金融家们频繁集会，贵族与富有的自由党党员向阿斯奎斯当面提出抗议，反预算联盟正式成立，报纸的公开信版面溢满了精心炮制的苦水。

在这个炎热的7月晚上，当女性投票权抗议者被赶出会场之后，全体听众终于安静了下来，翘首等待着劳合.乔治的演讲。在包括托利党贵族在内的很多人看来，保守党已经通过上院成功击倒了民选政府。保守党领袖阿瑟.贝尔福得意地欣赏着激进派的窘境。曾经在选举期间将他击败的家伙们如今也在金碧辉煌且摆满红木家具的贵族宫殿里变成了别人的靶子。劳合.乔治从来都抱有反对地主阶级的强硬立场。他看上去非常厌恶贵族体系。热衷于所谓的“新钱”与日后会被称作创业人士的粗野豪横的企业家。他的事业基于反对上院的悠久激进传统之上。他希望看到上院遭到取消，或者至少遭到阉割，再也无法挑战民选内阁。这是一场真刀真枪且历史意义重大的对抗，对阵双方一边是主要依托城市人口的民主体制，另一边是主要依靠地产的贵胄集团。冲突的焦点并不仅仅在于如何筹款。在这天晚上，劳合.乔治如同一头施展了全部威力的喷火魔龙，将局势加热到了即将沸腾的临界点。

他告诉听众们，他需要筹款建造无畏舰，而且工人阶级“已经投下了他们的铜板。”但是当他前往贝尔格拉维亚高档住宅区筹款的时候，“却只听到了一阵惨叫。”像英国这样富裕的国家居然允许那些终日操劳的人赤贫饥饿而死，这难道不是奇耻大辱吗？他极为动人地描述了自己在煤矿矿井半英里深处的一段见闻。

“我们在大山底部行走，头上覆盖着四分之三英里厚的岩石与页岩。我们身边与头顶上的泥土似乎正在合谋将我们压碎。巷道里的立柱已经弯曲了，变形了，开裂了。强大的压力劈开了木柱的纹理。一旦木柱撑不住，就会导致惨重的残疾与死亡。经常一个火花就会让整条巷道陷入火海，上百个胸膛当中的活气都会被吞噬一切的烈焰焚烧殆尽。”

他与阿斯奎斯向地主们寻求帮助，让他们出钱保护这些矿工不至于沦落进贫民习艺所。“这些可怜的穷人冒着生命危险，从地下挖出了巨额矿区土地使用费。他们很多人年事已高，一贫如洗，再也不能赚钱了。”贵族却对他们嗤之以鼻，不管不顾，将他们称作窃贼。那么你们就好自为之吧，劳合，乔治说。“算账的日子就快到了。”

到了这个阶段，有些地主开始了规模不大的抗议，例如拒绝缴纳当地足球俱乐部的管理费，或者威胁称假如预算得到通过就要开始裁员。劳合.乔治毫不留情地推进着自己的攻击。“他们难道威胁要依靠自己养活自己来毁掉英国的农村吗？他们难道想把自己的猎场看守都解雇吗？”真要是这样的话，他询问台下的工人阶级听众，等到狩猎季节开始的时候他们又打算干什么呢？“到了周末，他们不会再去与诺福克伯爵或者其他人一起打枪玩，仅此而已。”后来他又补充道，凭借着人民的支持，“我们能将这些家伙像糠麸一样清扫一空。”他告诉听众，一位家底充实的公爵的全部财产可以建造两艘无畏舰，“而且公爵就像无畏舰一样可怕——无畏舰会老化退役，公爵的爵位却会代代相传。”一名典型的贵族“需要一名专人来为他整理衣领与领结，需要两名专人将煮鸡蛋端上他的早餐餐桌，需要第四个人为他开门，需要第五个人将他送上马车，另外还需要第六第七个人来驾驭马车。”财长很清楚乡间庄园的经济学，他说这番话的用意就是煽风点火。

正在考斯海面的游艇上休憩的爱德华七世国王也看到了劳合.乔治的演讲文稿。国王经常花费大量时间与公爵们一起射猎松鸡，因此这篇演讲把他气得脸都紫了。阿斯奎斯也给劳合.乔治写信，警告他要小心君主动怒。他们原本可以将国王拉拢到自己这边作为盟友，利用大量册封贵族并且淹没上院的方式逼迫上院屈服。可是现在国王却“坐立不安，焦虑激动……我还从没见他如此烦躁或者难以取悦的时候，尽管我已尽我所能地安抚了他。”劳合.乔治给国王去信指出自己才是首先遭到挑衅的那一方。国王在皇家游艇上回信写道，尽管他本人在预算问题上不持任何立场，但是他非常反对“财长的用语……国王认为这番话蓄意挑动了阶级对抗，煽动工人阶级与社会下层去对抗那些碰巧拥有大量财产的人们。”《泰晤士报》也发动了谴责。爱丁堡城堡演讲过了两天之后，《泰晤士报》在头条新闻当中写到。劳合.乔治正在“公开宣讲富人无权拥有财产的信条，他认为政府的职责就是将财产从富人手中夺走。”文章接下来又攻击了他的“挖空心思的歪曲事实……暴戾的斥骂……七扭八歪的诡辩……粗野的个性……一味讨好听众的可悲做派。”

无论是国王的斥责还是《泰晤士报》的咒骂对劳合.乔治都没有多大影响。几个月后他在纽卡斯尔进一步放言说，他想知道究竟是谁在统治国家，是人民还是贵族？当初制定预算的目的并不是挑起一场针对上院的宪法大战。但是现在既然事已至此，那么他倒是想问一问：凭什么“五百名从无业群体当中随便挑出来的人们”居然可以否定为这个国家创造财富的千百万人的集体意志呢？就算真要革命，革命的火花也是从上院里迸发出来的。但是革命一旦发动，就要由人民来主导了。日后乌尔斯特独立运动的领导人，极为有才且毫不妥协的爱德华.卡森律师宣称劳合.乔治“摘下了面具，公开宣扬阶级斗争。他侮辱个人，满足贪欲，掀起了各种狂乱的情感，足以导致暴民专政的暂时胜利。”相对而言，当时丘吉尔身上的社会主义色彩要比劳合.乔治浅一些。不过他早已提出警告，假如社会改革遭到中止,那么“阶级之间必然爆发野蛮的争斗。”此外尽管他本人拥有一座布伦海姆宫，却依然像劳合.乔治一样乐于讽刺贵族阶级的生活方式。有一次他在兰开斯特这样告诉听众们：贵族是一群不幸的生物，最好听任他们在宁静精巧的安乐窝里消磨时光。”我们对贵族还是不要太苛刻的好，因为实在胜之不武，就像逗弄金鱼一样没有成就感……这些徒有其表的生物根本不会分辨鱼饵与鱼钩，将他们当成垂钓的对象未免有些无趣。我们还是轻柔地将他们放回喷泉里吧。”不过这一回白金汉宫又出手干预了。国王的私人秘书在《泰晤士报》上发表公开信抗议。丘吉尔认为这封信表明他与国王都疯了。

1909年11月，上院以350票对75票否决了人民预算。自从1688年光荣革命以来一直延续至今的宪政惯例就此遭到了打破。这一招简直就是愚不可及的自杀行径。地产贵族阶级早就已经陷入了经济衰退。自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英国农业衰退以来，爱尔兰、威尔士、苏格兰与英格兰等地的豪华庄园都在遭到一刻不停的甩卖。豪华的别墅改换了主人，无数精美的艺术品——凡戴克、提香与伦勃朗的绘画，美轮美奂的家具，传承自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塑——年复一年地涌进了伦敦的拍卖行。土地的社会地位正在动摇，尽管还不显著。此外每年获得册封的骑士数量也在迅速攀升，以至于萨里斯伯里勋爵评论道，在伦敦扔石头打狗肯定免不了砸到一个骑士。军队体制改革正在收紧几百年来贵族子弟花钱买军衔的传统镀金路径。很多犹太金融家都已经打入了爱德华七世身边的小圈子，而且国王本人也似乎更喜欢灯红酒绿的奢华生活而不是土地贵族自命高人一等的阶级区分。绞紧双手的贵族们将国王称作叛徒，认为他的大臣也是一丘之貉。旧秩序很容易就会被疑神疑鬼的恐惧卡住咽喉，而且眼下旧秩序的挑战者也远非无懈可击。阿斯奎斯身边围绕着年轻貌美的女性仰慕者，他本人还有贪杯的毛病。劳合.乔治的婚外恋早已传得满城风雨，此外他也并不算清廉。

没有预算的政府不可能坚持太久。在自由党看来，他们迫切需要一场全民公投，从而为下一步向上院发动全面攻击提供道德权威。在英国法制体系之下，上院不可能说废除就废除。首先要稀释掉上院当中的托利党多数派势力，然后才能执行讨论已久的计划，将上院彻底放倒。具体说来就是正式剥夺上院阻止货币法案的权力，以及在其它一切立法方面压倒下院的权力。上院可以三次拒绝通过下院提出的法案，对其进行修改或者将其扔出门外，在此之后就无能为力了。换句话说上院依然有拖延立法的权力，但是没有了否决权。国王认为要实现这一步至少需要两次选举。第一次选举的题目是预算，第二次是上院的未来，然后才能夺走上院的权力——他本人非常厌恶这个理念。情况也确实如此。在不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预算没有通过，所得税的支付是自愿进行的。在1910年的第一次选举当中，自由党在1906年在下院取得的巨大人数优势消失了，尽管他们依然能够凭借与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联盟压倒托利党。此后预算得到通过，阿斯奎斯也将注意力转向了上院。爱德华七世国王在5月初逝世，时年四十五岁的儿子继任成为了乔治五世国王并且迫切希望寻求妥协。托利党与自由党党首会面并试图达成妥协但未能成功。劳合.乔治希望打破现有政党体系，组建一个全新的联合政府。在下院里将两党精华人才集中在一起，他本人或许还可以担任首相。已经有人提出要将这个问题交付全民公投了。

乔治五世如坐针毡，不知道接下来应该怎么办。或许他应当拒绝自由党大量册封贵族的要求，不让上院遭到这些名义贵族成员的淹没，同时要求托利党党首贝尔福组建政府。这样一来等到选举的时候说不定选民会投票支持贝尔福、国王和贵族，而不是那帮该死的激进派。但是如果选民当真投票支持阿斯奎斯和劳合.乔治，那么君主制与上院的末日就将一起来到。现在看起来乔治国王是被自己的顾问蒙蔽了。顾问们并没有告诉他，如果主动询问贝尔福，那他肯定会试图组建政府。因此相信没有其他出路的国王向阿斯奎斯提出了后者一直盼望的承诺：如有必要，国王将会向五百多人授予贵族头衔，但是这一协议必须等到第二次大选之后才能公布。在当天日记当中，一向不喜欢夸大其词的国王这样写道：“我非常勉强地同意了。我非常非常不想这么做。”1910年冬天的第二场选举基本没有改变下院里的力量对比。在1911年上半年，下院强行通过了针对上院旧势力开火的《议会法案》。到了7月，阿斯奎斯正式宣布了自己在八个月之前与国王达成的协议。此时他手头已经积攒了两百多个可以立刻封为贵族的名字，其中包括退伍军人、牛津大学教授、许多骑士与商人。即便以今天的标准，这些人也都是有头有脸的体面人士，而不是为了充数随便找来的闲人。但是上院里的旧势力依然不打算缴械投降。

康普顿维尼是一座兴建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的大宅，位于华威郡的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这里是历代威洛比.德.布鲁克男爵的居所。尊卑有序的等级制度在这片土地上已经存续了几百年，这里的原野是猎狐的上佳场地，淳朴的农夫见到贵族总会屈身行礼。1906年的时候，这片土地的主人是第十九任威洛比.德.布鲁克勋爵，名叫理查德.格利威尔.维尼（1）。这一天他正在悠然自得地骑马兜风，心里想着猎狐的事情——这是他毕生的爱好。这时一个老农民迎面走过来并且告诉他，自由党的压倒性选战胜利意味着“我所拥有的一切都会被夺走并且分给投票支持激进派候选人的人们。当然了，这话我一个字也不信，于是就继续去打狐狸去了，就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他的土地曾经拒绝了铁路通行的无理要求，乔.张伯伦以及隔壁伯明翰的激进分子的粗鲁言论在这里总会招致蔑视。就像他的很多朋友一样，威洛比.德.布鲁克勋爵的人生也与他的封地捆绑在了一起，所谓的现代世界只是一条恶劣的谣言，身边的小天地才是真切的存在。就像很多其他人一样，人民预算狠狠地把他打醒了。

上院的托利党贵族里有很多人因为家住乡间远离伦敦而极少参加上院投票，以至于落了个“边区人士”的头衔，威洛比.德.布鲁克勋爵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此时他也与许多边区同伴一起造访了朗斯道恩勋爵（2）位于伦敦的豪宅，大家开了个碰头会，统一了投票反对酒馆经营执照法案的立场，然后来到卡尔顿俱乐部享用了一顿丰盛的午餐。不过就算是威洛比.德.布鲁克也觉得这种做法冒犯到了民选政府：“一个住在梅菲尔核心地区的宫殿里的大贵族”给分布在全国乡间的贵族兄弟们写了几封信，“召唤他们到自己家来召开秘密会议，随便聊了不到一个小时，然后就一致同意否定一项已经占据了自由党政治诉求二十五年之久的提案。”但是他同时也承认这次会面“非常有趣”。按照他的说法，有些贵族以为朗斯道恩别墅就是上院，而且他们已经完成了正式投票。在自由党赢得下院多数议席之前，上院里经常人烟稀少，投票的机会也不多。以至于真到了投票的时候，贵族们经常激动得就像“下了蛋一样咯咯乱叫。”但是现在激进分子闯进了下院，这一切就都要改变了。

这位喜好猎狐的贵族开始频繁地搭乘早班火车，从华威郡出发一路南下，一心想要摧毁劳合.乔治的预算，挫败阿斯奎斯颠覆上院的民主威胁。尽管威洛比.德.布鲁克勋爵的世界早已逝去，但是今天我们依然有必要理解一下他的动机。在他的回忆录当中——对于乡间活动的描写占据了大量篇幅——他辩称维多利亚时代晚期是统治阶级的黄金时代。

“他们的秩序依然统治着议会的上下两院。古怪的家伙们，赶时髦的家伙们，满腹算计的家伙们以及古板教条的家伙们要么不会回到下院……要么……就会在‘我们这样的人’——这种说法源自一位蓝血贵族演说家——的集会现场感到无地自容。乡绅在他们自己的领地里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可以尽情开枪射猎，无人阻挠……他们在政界有着压倒性的影响力，在银行有着令人愉悦的存款数额，他们的父辈根本不敢想象他们过着怎样舒适的生活。”

拉着一张马脸的威洛比.德.布鲁克勋爵还进一步辩称，在方圆18000公顷的自家领地上，每一个人都因为各安其位而比外界的老百姓更加幸福，从猎狐犬饲养员到猎场看守无不如此。“我愿意为等级原则进行辩护，无论这一原则是应用在贵族头上还是猎狐犬头上。”他还相信英国的民众应当像他的猎场看守、马夫与仆役一样得到“和善而又坚定”的同等对待。应该说他的文笔还是不错的。只不过显而易见的是，他晚生了二百年。

当时的托利党领袖——包括朗斯道恩勋爵与乔治.寇松在内——身处于这场反动大战的第一线，但是地产贵族总是怀疑这些政坛大佬们可能会出卖他们。即便在贵族盛行的爱德华时代英格兰，人们也觉得寇松的自高自大实在难以忍受。有一个故事说有人建议他这辈子至少搭乘一次公共交通，权当开开眼界。于是他登上一辆公共汽车，并且将自己的家庭住址交给了司机。他曾经当过印度总督，并且希望有朝一日成为首相。他为贵族当中的死硬分子起了一个绰号。在1911年5月的一次晚宴上他说：“让他们尽管册封贵族吧！我们在放弃之前要战死在最后一道战壕里。”于是这些人就成了“战壕派”。那些决定让步妥协的托利党人则被称为“骑墙派”——寇松本人也很快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下院里的轩然大波与党派领袖之间寻求妥协失败之后，这出戏的最后一幕将会发生在上院当中。第二次大选进一步巩固了自由党的执政地位，尽管依然要依靠爱尔兰人的帮助。贵族们能否接受全国的民主意愿，投票支持自我去势呢？托利党内剑拔弩张，托利党领导人呼吁投降，战壕派们则决心要奋战到底。他们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在全国到处宣传贵族政府。这个团体有自己的打字员，宣传员，公共演说家与说客，隐然有成立新党的趋势。接下来党内爆发了激烈的争执，家庭分裂，故友反目。1911年7月24日，阿斯奎斯已经公布了国王将上院交给他处置的承诺，这一天他来到下院接受质询，在唐宁街十号与议会之间距离不长的车程当中，他一直受到路边群众的夹道欢迎。但是走进下院之后，身为首相的他却被人辱骂了整整半个小时。愤怒到几近疯狂的托利党议员高呼“叛徒！”“是谁杀死了国王？”以及（比较小声地）“谁收了美国人的钱？”直到最后首相终于被他们骂走了。后来丘吉尔向乔治国王报告说，“这些人做出了污秽、可怕且有组织的尝试，存心想要侮辱首相。”就像下院里的许多场景一样，这一招也起到了反作用。保守党领导层的神经终于绷断了，阿斯奎斯却没有崩溃的迹象。足足有234名托利党贵族同意缴械投降，因为他们担心假如阿斯奎斯当真再往上院里塞进五百名出身低下的新晋贵族，他们自己的社会地位也会受到拖累。寇松写道，任何继续斗争的人理应被送进精神病院。

但是威洛比.德.布鲁克勋爵以及很多其他贵族宁愿被关进精神病院也不肯像寇松那样卑躬屈膝。他们都是天生的骑兵，习惯先冲锋后思考。威洛比.德.布鲁克勋爵在西塞尔酒店里举行了一场盛大的“绝不投降”晚餐会。他跑遍了伦敦各地，统计数字，制定表格。最后的投票结果肯定会咬得很紧。到了8月8日，两派人马在上院里碰头了。很多战壕派托利党人在纽扣孔里插上了白色石楠花，骑墙派则插上了红玫瑰。一场激烈的辩论之后，当投票即将举行时。有些战壕派贵族又起了二心。威洛比藏起了一名贵族的礼帽和外套，不让他在投票之前离开上院，但他还是秃着脑袋跑进了夜色当中。在当时，任何一位体面的绅士不戴帽子就出现在公开场合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更不用说一位贵族了。此这一幕场景尤其得力地总结了贵族阶层的失败。战壕派输了，阿斯奎斯与劳合.乔治赢了。

这是一场议会革命。革命没有流血。但是地主阶级却遭到了彻头彻尾的失败。过去几个世纪里他们一直相信，即便在“暴民统治”的时代，这个国家也不会侵害他们的根本利益。这场革命的后果至今依然在影响我们。但这是一场非常具有英国特色的革命。威洛比.德.布鲁克是一个多愁善感、怀念往昔的猎狐爱好者，也是一个具有些许幽默感的狂热分子，他很清楚自己遭到了失败。1921年，他被迫出售了自己心爱的康普顿维尼大宅。尤其雪上加霜的是，庄园的买家是一位肥皂制造商。第二年威洛比.德.布鲁克就去世了。在本书写作期间，他的后代是上院仅存的几位世袭贵族后人之一，同时也是英国独立党的成员。

（1）https://en.wikipedia.org/wiki/Richard_Verney,_19th_Baron_Willoughby_de_Broke

（2）https://en.wikipedia.org/wiki/Henry_Petty-Fitzmaurice,_5th_Marquess_of_Lansdow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