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Marr：当代英国的诞生 -- 万年看客

甚至就连《泰晤士报》都认为一次铺陈三百万支玫瑰或许有些过头了。但是报纸依旧不得不承认，在1912年7月1日的晚上，这些玫瑰花与紫藤花、挂满花环的彩灯以及金碧辉煌的文艺复兴风格装潢一起营造了“明亮优雅的效果”。位于伦敦沙夫茨伯里大道的宫殿剧场在1891年正式开放时原本是一家豪华歌剧院，当时上映的剧目是亚瑟.苏利文的《艾凡赫》。但是伦敦公众对于歌剧的胃口并不大，因此这家剧院没过几天就转向了低端市场，转而主打综艺表演，尤其以高踢腿的艳舞闻名全城。眼前的无数箱玫瑰正是为了这家综艺剧场订购的，但是当天晚上的观众并没有穿着夹克外套与廉价连衣裙，因为这是英国历史上第一场御前献映表演。乔治五世国王与玛丽皇后与其他观众们一起观看了当晚的节目。歌舞女郎凌空踢腿，维斯塔.提利（1）女扮男装，哈利.劳德（2）演唱了“暮色徘徊”，乔治.罗比与小迪奇（3）表演了小品，保罗.奇科瓦利（4）的抛接杂耍看得人眼花缭乱，此外还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其他节目。某种程度上这也算得上是历史性的一刻。在大约七十年的时间里，源自酒馆室内的工人阶级文化传统逐渐涌入了城市中心，挤进了越来越豪华的场馆。有人对音乐厅文化嗤之以鼻，有人对其大肆抨击，演艺圈子内部也充满了残破的婚姻，酗酒成性的醉鬼以及一夜暴富或者一夜返贫的故事。但是不管怎么说。爱德华时期的音乐厅都已经成了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源自歌厅、舞厅与宫殿剧场的歌曲流传进入了街头巷尾、火车车厢与高广厅堂，现在甚至就连白金汉宫的代表也要前来赏光了。

但是有一个问题：在这个温暖的7月夜晚，有些事情似乎不太对头。御前献映的演出阵容当中少了一个人。尽管报纸将这次试验称作伟大的成功，但是显然这场演出并不像真正优秀的音乐厅之夜那样火花四射。《泰晤士报》认为有些演员的表演“略显生涩”，缺乏让他们在常规观众面前“饱受喜爱的灵气”。也有人觉得“这场演出非常无聊”。尽管国王与王后莅临现场助兴，尽管演出阵容星光闪耀——足有一百五十名演员参加了这场王室花园茶会的压轴演出，尽管演出现场铺陈了三百万支玫瑰，但是真正的演出有没有可能发生在其他地方呢？确实是这样。从宫殿剧场往西走上几百码就是伦敦亭台剧院（也就是今天的Trocadero 中心），一位非常愤怒非常骄傲的女性正在独自一人登台演出。观众们如痴如醉，她在台上唱了又唱，人们根本不让她下台。玛丽.劳埃德被人们认为太过粗鲁下流，不能参加御前献映，尽管她是综艺歌手中最著名的一位。吃了闭门羹之后，玛丽包下了打对台的亭台剧院。根据传说，她贴出海报宣称“玛丽.劳埃德的每一首歌曲都是献给英国广大公众的的御前献映。”

音乐厅不可能遭到驯服或者专门服侍可敬的中产阶级，否则就会失去灵魂并且死去，这一情况很快就会发生。音乐厅是工人阶级的娱乐方式，由人民创作，为了人民创作。音乐厅的氛围融合了感伤、爱国与低俗。音乐厅里最为人称道的演出节目往往令人瞠目结舌，其中的歌曲更具有洗脑的力量。直到今天，英语世界依然在哼唱《雏菊雏菊快回答》（5）、《画廊少年》（6）以及《我属于格拉斯哥》（7）。但是尽管这些歌曲依旧活在纸面上或者某些老唱片上，但却只能为音乐厅的精神提供只鳞片爪的记录。绝大多数最伟大的音乐厅表演艺术家从未录制过唱片，绝大多数现场表演未曾得到过拍摄。少数幸运儿确实留下了影像资料，但当时他们的全盛时期已经过去了。我们听不到当时最杰出的喜剧演员如何抖包袱砸段子，部分原因在于他们的段子过于三俗，以至于不能留下文字记录。我们很难想象维多利亚与爱德华时代音乐厅里的喧嚣与气味。音乐厅里充满了汗水与脏衣服的气息。绝大多数音乐厅里的男性观众都会抽烟斗或雪茄烟，许多人在进场之间都已经喝了不少酒，还会在表演期间吃东西。煤气灯非常危险，很多音乐厅都毁于火灾。

表演者们只有短短几秒来抓住观众的注意力。不同的城镇对待失败演出的传统也各有特色。格拉斯哥或者纽卡斯尔这样的造船城市擅长向台上投掷铆钉，伦敦东区则更喜欢使用猪蹄骨头与烂蔬菜。分量不轻的锡镴啤酒杯也是很好的投掷用品，只要砸在跑调的歌手头上就肯定能留下一道赏心悦目的血口子。死猫死狗也不算罕见。有些观众甚至会脱下鞋子扔到台上。在氛围较为生猛的音乐厅里，伴奏乐队必须坐在在铁丝网下面，以免受到投掷物的误伤。

音乐厅的时代开始时，维多利亚女王本人还是一个小姑娘。最早的音乐厅表演发生在小酒馆里，专业娱乐人员与业余票友都会登台献艺。此类演出被称作“消遣秀”，演员收入来自酒水以及门票。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伦敦各地的地下室里都能发现这样的表演。1842年正式在博尔顿开始营业的明星酒馆经常被人们当作英国第一家位于伦敦以外的音乐厅。十年之后，博尔顿已经有了十家消遣秀场所。到了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苏格兰，有人开始抗议几乎全裸的女性舞蹈，粗鄙亵渎的歌曲与观众——其中很多人都是光着脚的男孩女孩，年龄还不到十三岁。早期的专门音乐厅与同时代的体面剧院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它们的门外摆着吃饭喝酒的桌子，舞台的一端还站着一位主持人，他的工作不仅是报幕——杂耍，演唱、喜剧、腹语——同时还要在一定程度上维持剧场秩序。到了维多利亚统治末期，英国首都已经具有了五百多所规模各异的音乐厅，此外还有至少五十座专门修建的豪华音乐厅，全国各地的音乐厅大约有二百多家。

当时的科技——火车、报纸与钢琴——直到一战降临之前都一直在推动着音乐厅的发展，英国全境覆盖了一张纵横交错的铁路网，演员们可以乘坐火车到达几乎全国各地，他们的火车车厢上贴满了宣传自己的海报。伦敦的热门歌曲只要几天就能流传到艾克赛特、贝尔法斯特或者丹迪。有些最著名的演出最早发源自欧洲或者澳大利亚，与此同时美国市场对于英国歌手的需求也很大。有些从来没被外来娱乐人士光临过的乡镇如今也经常能听到别有风味的苏格兰或者考克尼伦敦口音。当然这些口音多少比正宗口音弱化了一些，以便当地人理解。在维多利亚时代晚期，各地英语方言之间的生猛多样性刚刚开始软化。遥远的明星成为了全国的名人。多亏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越发兴盛的报纸市场，他们的各种癖好、口头语与纠结不清的私人生活也成了家喻户晓的谈资。最后，大规模生产的廉价钢琴——绝大多数来自德国——意味着急速增加的家庭有机会在第一时间学习演奏新歌曲。这一点又推动了音乐厅明星体系。歌手可以从作曲家那里直接购买歌曲，假如歌曲走红了，曲谱销售的分成也颇为可观。廉价钢琴对于音乐厅时期英国的冲击力就像电吉他与半导体收音机对于摇滚时代的影响一样。

最伟大的英国音乐厅建筑师是一位德文郡啤酒厂老板的儿子弗兰克.马彻姆。从1879年到1920年之间，他负责兴建的剧场不少于一百五十所，其中最重要的大约有四十所。这四十所音乐厅当中有二十七所已经被拆毁了，有几所被烧毁了，其余绝大多数也都已经改头换面无法辨识了。如今存世的建筑只剩下了最豪华的寥寥几座，例如伦敦大剧院与竞技场大剧院。在被拆除剧院的原址上，我们现在兴建了无疑更有用的分岔路、游戏厅与写字楼。马彻姆的音乐厅拷贝了传统剧院的经典分层与包间布局，并且添加了更加引人入胜的装饰。伦敦大剧院是全世界第一部安装了电梯的剧院，还为马术表演以及其他大场面安装了旋转舞台，还有一条小铁路能将国王及其宾客直接送进皇家包间。医生以及其他可能接到紧急消息的人们会将自己的座位号留在前台，好让消息员及时找到他们。在新建的音乐厅里，电动与通风设备使得扔猫扔狗吃饭喝酒的场景被更有剧院感受的体验取代了。尽管如此。假如某个节目演砸了或者不受欢迎，喝倒彩者的噪音与嬉笑依然经常会将演员的声音完全压下去。一两个人的倒彩有可能扩散开来，以至于演出不得不停止。按照当时的说法，演员被“给了个鸟”。典型的夜晚包括二十场不同的节目，每个节目都非常短——杂耍，面色涂黑的“黑人歌手”，浪漫歌谣，讽刺汽车风潮的喜剧小品，还有魔术。在伦敦以外的地区每晚一般会进行两场表演，第一场的内容比较文明，第二场则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远远更为放荡。在伦敦以及其他城市，演员们会在剧院之间赶场，一个晚上就要表演好几场。到了周五晚上，许多音乐厅都会允许业余演员上台献艺，就像今天的电视选秀一样。在有些音乐厅里，表演者们要取悦的人并不是毒舌刻薄的明星评委，而是在舞台侧翼冷眼旁观的剧院经理。他手里拿着一根一头安着钩子的长竿，一旦演出失败他就会将演员勾着脖子从台上拽下来。

音乐厅文化与现当代流行音乐文化之间的对比非常引人入胜，远不止于科技造成的冲击。音乐厅歌曲的题材——爱与心碎——与现在并没有多少不同，尽管当时的歌曲风格以感伤为主，宣扬个人叛逆的题材很少见。歌曲结构与今天的流行歌曲也没有多少不同，同样具有朗朗上口的歌词与节奏鲜明的副歌。当年的演艺圈同样充满了各种诱惑，同样也有很多青少年歌星通过酗酒、滥交甚至毒品一路冲向了自我毁灭。当时的歌星也也会感到痛切的绝望。比方说有一位马克.谢礼丹，他在1909年推出了《我爱去海边》（8）并且一炮走红，但此后他的事业就走上了下坡路。他在格拉斯哥大剧院遭到了观众的倒彩迎接，心情万分抑郁的他随即来到凯文葛罗夫公园开枪自尽了。当代明星文化依靠炒作，音乐厅表演者对于炒作之道也并不陌生。比方说哈利.胡迪尼在外出巡演的时候肯定会设法将自己关进当地的监狱然后逃出来。他的战绩包括从谢菲尔德三重挂锁的死囚牢当中脱身——当地警方提前在牢门上额外安装了了一把七重杆锁，但是依旧没能拦住他。其他歌手则会乘坐马车来到现场来一番盛大亮相。炒作的回报非常显著，尤其是假如歌手打算去澳大利亚、南非、巴黎或者纽约进行巡回演出的话。尽管只有二十岁出头，但是玛丽.劳埃德已经拥有了一整套车厢、仆人以及随行人员，她是一个非常慷慨的人，经常仗义疏财资助地位较低的其他艺术家。她在索霍区为父母二人各自购买了一间酒吧，自己出行的时候也很讲究排场。起初在亭台剧场一炮走红的同性恋歌手弗莱德.巴恩斯很快赚了大钱，在蒙地卡罗的赌场里一掷千金，还购买了四辆汽车——当时汽车还是有钱人的玩具——并且雇佣了一大批仆人。澳大利亚歌手弗洛丽.福德的主打歌曲包括《老牛与树丛》以及《谁见到了凯利》（9），这两首歌在1909年的流行程度就像六十年后的披头士主打歌曲一样，她也因此成为了一名非常富有的女性。许多音乐厅歌手都嫁给了贵族，哈利.劳德还获得了骑士封号。

但是绝大多数音乐厅表演者就像绝大多数摇滚歌手一样辛苦。他们的生活就是无休止的赶场苦役，总是要在路上奔波，要在脏乱的环境中睡觉，永远梦想着一炮打红的那一天。音乐厅歌手不能灌注唱片，因此不知道怎样的歌曲更受欢迎，只能依靠音乐厅里的现场反应来判断。在唱片出现之前的时代，一名歌手只需要唱响几首主打歌曲就可以一连好几年持续自己的事业。在两场现场演出之间没有人会听到你的声音，这也意味着功成名就的歌手只要体力跟得上就可以一直表演下去。衡量成功的最简洁途径就是看看剧院经理愿意支付多少钱。哈利.劳德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歌星的时候，美国那边有人约他前去表演。一开始他不太想去，于是开出了一个自己认为高得离谱的价格，但是对方却爽快地付了钱。另一条收入来源则是乐谱销量分成。比方说《前往蒂伯雷利的漫漫长路》（10），这首歌曲的作者是一位职业作曲家与一位兼营水产店的半职业歌手。这首歌在1912年刚刚问世的时候就大受欢迎。到了两年之后的一战第一年年底，歌曲曲谱的日销量更是达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一万份。但是绝大多数音乐厅的歌星只是依靠听歌而已。假如观众们在一两周之后加入了合唱，这首歌就很受欢迎。如果观众的情绪始终调动不起来，就要放弃这首歌。《雏菊雏菊快回答》的歌手凯蒂.劳伦斯曾经表示，一开始她将这首歌唱了好几周，发现观众始终不置可否，她差点就想放弃这首歌。然后她在一次外地巡演之后回到伦敦，听到有人在火车站哼唱这首歌。“几分钟之后，我又听到了哼唱的声音，然后就发现这首歌在伦敦已经唱开了。我感到非常意外，于是就把这首歌保留了下来。”但是这一行的随机性质意味着人们对于更多的歌曲抱有无法餍足的胃口。《雏菊雏菊快回答》的作曲者哈利.达科里表示，在他成为作曲家的最初两年里一共编写了七百首歌，卖出去了六百首。

当然我们必须要小心黄金时代主义的影响。音乐厅里的绝大多数歌曲都是唱完就忘的口水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小说家兼音乐厅传统爱好者科林.麦金尼斯总结道，音乐厅歌曲并不如传统民歌或者蓝调那样历久弥新。“它们在情感层面太压抑，在智识层面太局限，在用意层面也太商业化了。我觉得人们至多能将这些歌曲称作工商业帝国时代的混血民歌。”但是他也承认这些歌曲反映了超过一个半世纪社会变革之后工人阶级英国的心声。关于音乐厅歌曲的每一项单纯主张都可以找到反例。这些歌曲有军国主义倾向吗？当然有。事实上“军国主义”（jingoism）一词的词根jingo本来就来自关于俄土战争的音乐厅歌曲。但也有其他歌曲提出了相反的观点。“我们不想打仗/但万一非打不可”很快就遭到了另一首歌曲的回敬：“我不想打仗，打仗我就会完蛋/我想换上游泳装，卖掉装备与步枪/我不喜欢战争，我不算英国人/至于君士坦丁堡，不如让给俄国佬。”这些歌曲很感伤吗？很多歌曲确实如此，但也有些歌曲极为愤世嫉俗。这些歌曲有伤风化吗？这就要重新谈一谈玛丽.劳埃德了。

玛丽.劳埃德的星运持续了三十多年，尽管她在五十二岁那年就去世了。她出生在伦敦东区，原名玛蒂尔达.伍德。她的父母以做假花为生。十五岁那年她以贝拉.戴尔梅的艺名首次登台亮相，这个艺名的姓氏取自一份当时流行的报纸。她的个人生活完全是一团糟，前后嫁过三任丈夫，其中两人都性情暴烈，动辄出手打人。她才智机敏而且很清楚自己永远都不会离开工人阶级。有一次出海巡游的时候，由于受不了上层社会旅行者的势利眼态度，她拒绝在一等舱演唱，只为二等舱乘客以及海员们表演。在1907年剧院罢工期间她更是站在了纠察线前列，身体力行地支持工资较低的同行们。但是许多人听到她的名字之后，第一反应就是她的歌曲有些不成体统。人们认为许多黄段子都出自她的原创。尽管她素有牙尖嘴利的美名，这一点依旧看似很难理解，假如你读一首她最受欢迎的歌曲的歌词，并不会感到有什么不对。“波特先生，我该怎么办？/我想去伯明翰，他们却要带我去克鲁。”这些歌词听上去非常天真无邪，尽管确实充满了温和细微的暗示。她的另外许多歌曲则浪漫得令人心醉。但是显然，劳埃德身上那层足以教坏无知少女的过来人气场使得许多观众都感到坐立不安。伦敦郡议会证照发行委员会进行过一次关于音乐厅不良风气的听证会，玛丽.劳埃德也遭到了传唤。她在听证期间首先演唱了三首歌，演唱风格极尽天真无邪之能事，令一干委员们大惑不解。接下来玛丽又选了另外一首歌，《毛德，到花园里来》（11）。任何中产阶级父母都会认为这首诗歌非常体面，很适合教育子女，但是这首歌从她嘴里唱出来却听得人们面红耳赤。然后玛丽看着委员们的眼睛——就像面对任何观众一样——高声大笑起来。这个故事恐怕要比几十篇论文都能更好地说明音乐厅艺术的本质。

这里又揭示了爱德华时代公共行为的另一个小秘密：性暗示比直截了当的色情内容更有颠覆性。因为要想承认你理解歌词中的意义，也就等于公开表明你理解前弗洛伊德时代隐晦俚语与肢体意象的秘密世界。脸红就意味着坦白。伦敦郡议会放过了劳埃德，将注意力转向了兰开斯特广场上的帝国剧院。就像当时的许多音乐厅一样，这里也有为数众多的妓女在观众席后方的马蹄形回廊里公然揽客。当局试图勒令剧院封闭回廊，这一决定引发了剧院员工以及伦敦马车夫的抗议——后者通过了一项动议，旨在“阻止那些对于伦敦市民道德水准如此感兴趣的人们毁灭公共娱乐场合以及马车行业。”这起事件引发了自由派与所谓的“拘谨派”之间的激烈辩论，尤其是在有关部门决定要在帝国剧院后门树立一圈帐幕之后。这样一来，充斥着烟酒气息与性激素的回廊区域就等于被废掉了。很多人都对这一决定感到愤慨，丘吉尔就是其中的一员。当时还是桑赫斯特军校学员的丘吉尔不顾车马劳顿赶赴伦敦参加抗议，并且在报纸上发布了自己平生第一封公开信，告诉《威斯敏斯特公报》，“在英格兰我们听从那些假道学们的声音已经太久了。”按照丘吉尔自己的记述，接下来他带领几百人一拥而上撕碎了帐幕。他对自己的兄弟夸口说，“这帮人都是我领导的。”随即他又站在帐幕的废墟上发表了平生第一次公共演说，向公众呼吁道，“今晚你们看到我们拆毁了这些屏障。下次选举到来的时候也希望大家能拽倒那些树立屏障的人们。”

但是如果说伦敦郡议会一时之间确实被年轻气盛的丘吉尔以及眉目传情的玛丽.劳埃德所组成的意外联盟吓了一跳的话，那么针对音乐厅精神的闷杀过程却并没有停止——具体的凶器包括观众口味的转化、体面观念的发展以及电影院的兴起。尽管自从1900年以来音乐厅就开始向观众们放送早期电影，但是表演者却对这种新兴艺术形式不以为然，而且当时电影的视听效果显然也赶不上声色俱全的现场演出。按照J.B.普里斯特利的说法。他最早在布拉德福与英格兰北部工业区第一次观看了音乐厅演出。“源自炼焦城镇的文化终于耀武扬威地逼近了皮卡迪利广场。”。但是尽管中产阶级观众大量涌进了音乐厅，“综艺节目的内容依旧源自工业化工人阶级并且从来没有远离过工人阶级。”在爱德华时代的英国，无论我们将目光投向何方，都会发现民主思潮正在压倒旧秩序，但是同时也能看到英国社会正在将公众潮流整合进自身并且安抚下来。早期工党是这样，工会主义一定程度上也是如此，音乐厅自然不能免俗。要想迎合伦敦西区的观众，就必须进行自我审查而不是一味只走下三路，甚至还要排演短剧。音乐厅将会坚持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但是届时已经沦为了早期自身形象的甜净模仿。宫殿剧场的玫瑰花茎上长满了致命的尖刺。

（1）https://en.wikipedia.org/wiki/Vesta_Tilley

（2）https://en.wikipedia.org/wiki/Harry_Lauder

（3）https://en.wikipedia.org/wiki/George_Robey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ttle_Tich

（4）https://en.wikipedia.org/wiki/Paul_Cinquevalli

（5）https://en.wikipedia.org/wiki/Daisy_Bell

（6）https://en.wikipedia.org/wiki/The_Boy_I_Love_is_Up_in_the_Gallery

（7）https://en.wikipedia.org/wiki/I_Belong_to_Glasgow

（8）https://en.wikipedia.org/wiki/I_Do_Like_To_be_Beside_the_Seaside

（9）http://monologues.co.uk/musichall/Songs-D/Down-At-The-Old-Bull-And-Bush.ht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as_Anybody_Here_Seen_Kelly%3F

（10）https://en.wikipedia.org/wiki/It%27s_a_Long_Way_to_Tipperary

（11）https://en.wikisource.org/wiki/Come_into_the_Garden_Mau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