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Marr：当代英国的诞生 -- 万年看客

1900年10月的一个早晨。一名相貌英俊、穿着旧夹克衫与灯笼裤的十五岁少年正在花园里挖土玩。他家的宅院如今已经被烧毁了，但是花园保留了下来，地点位于伦敦西南郊区的埃尔特姆。当年的院墙外面有护城河，院墙里面鲜花遍地，高大的雪松树上布满了猫头鹰的巢穴，住宅本体的古老砖墙可以追溯到都铎时代。根据传说，托马斯.摩尔的女儿曾经在父亲被处斩之后将他的头颅藏匿在住宅内部。这是一片充满了魔法与黑暗的土地。上午11点，一名医生与一名麻醉师来到宅院门前。男孩的母亲刚刚起床，她让孩子洗个澡，换上新衣服，准备接受即将到来的扁桃体切除小手术，因为他感冒太重了。两小时后，这男孩父亲脸色苍白地走了出来。医生给孩子使用了氯仿，完成手术之后就离开了。没过一会儿，这个名为费边的孩子就不幸夭折了。家中有两位女性悲痛欲绝，一位被称为老鼠，另一位则是费边的母亲伊迪丝。绝望之下她试图用热水瓶恢复孩子的体温，让他活过来。后来谈到家中一位十三岁大的小姑娘时，她对丈夫咆哮道：“为什么死得就不能是罗丝蒙德呢？”罗丝蒙德很不幸地偷听到了这番话，她的世界从此开始崩溃了。她开始意识到自己并不是伊迪丝的女儿，而是老鼠的女儿。这户家庭的家长是一个带着单片眼镜、留着小胡子的男人，名叫赫伯特。他将妻子与情妇安排在了同一个屋檐下，他的妻子伊迪丝将情妇的两个孩子都当成自己的子女抚养了起来。

伊迪丝.内斯比特当时就很出名，今天她的芳名依旧广为人知。这位伟大的儿童文学作家为世人奉上了《寻宝六人组合》、《想做好孩子》、《五个孩子和一个怪物》以及《铁路边的孩子们》。有些人说正是她一手发明了现当代儿童文学。费边去世的时候她时年四十二岁，她的外貌光华夺目，特别喜欢丝绸长裙与白银手镯。正如孩子的名字所暗示的那样，伊迪丝是一位热切的社会主义者，也是费边社的奠基成员之一。家里人将她称作黛西。她成长在一个混乱且缺乏安全感的家庭里，她的父亲在她还没记事之前就去世了，她的母亲带着孩子颠沛流离，从法国搬到德国，然后又搬回英国，因此转学对她来说成了家常便饭。黛西长成了一名机敏、犀利且冲动的姑娘。还没等到完全长大成人，她就打入了舰队街上的新兴杂志市场，通过诗歌与言情小说稿件赚了一笔小钱。接下来她爱上了一位英俊的商人与兼职作家赫伯特.布兰德。此人此前已经承诺要迎娶另一位女性，但是没有告诉伊迪丝。当她怀孕七个月之后，他转而娶了她。此后伊迪丝就下决心要与自己的对头交朋友。她的生活标志着一整套社会行为模式的开端：自相矛盾的嬉皮士生活方式，性与政治的交织，崇高的理论与低下的实践，这一切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之前就为人熟知了。

赫伯特与黛西的婚姻生活刚开始时并不富裕。赫伯特手下的牙刷工厂没能挺过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严苛经济气候，最终关门倒闭了。与此同时黛西很快就开始生儿育女，并且通过写作的稿费来贴补家用——直到她的丈夫慢慢转型成为一名成功的新闻记者，她才卸下了这幅重担。黛西从小就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她剪掉了维多利亚风格的长发，留起了假小子式的短发。她拒绝穿着紧胸衣与缀满荷叶边的流行女装，还喜欢在大庭广众之下公然吸烟。黛西的少女时光正值社会主义思想的第一次繁荣时期，当时她会整天待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里撰写小说。她的朋友们当中有一位安妮.贝赞特夫人，当时此人正在与臭名昭著的无神论者查尔斯.布拉德劳同居。两人游历全国宣讲计划生育，贝赞特还因此失去了对于儿女的监护权。日后贝赞特将会领导著名的伦敦火柴女工罢工，并且成为费边社社会主义者当中的一员干将，直到最终转向神智论的神秘主义蹩脚信条为止。黛西的另一位新朋友是埃莉诺.马克思，卡尔.马克思的女儿。她曾经长期照料父亲的日常起居，并且帮助他完成了《资本论》的修订，再后来她本人也投入了社会主义政治运动。她曾经与另一名社会主义者爱德华.埃夫林未婚同居，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将这种行为称作罪孽。埃夫林娶了一名女演员却没有告诉埃莉诺，然后他又提议要与埃莉诺一起自杀。埃莉诺喝下了氢氰酸，而他却不声不响地溜走了，后来又活了很多年——要说罪孽的话，这才真是造孽。

英国生活的偏僻区域遍布着满脑子理想主义但是行为卑下恶劣的男性，以及强健但是深受折磨的女性。赫伯特是一位不知餍足的性掠食者。面对他的反复出轨，黛西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态度。她在家门之外找了很多情夫，其中就包括萧伯纳以及许多倾心于她的年轻男性。日后伊迪丝.内斯比特的第一位传记作家找到萧伯纳的时候，他的秘书回复道，“萧伯纳先生想让我转告您，伊迪丝是一位不走寻常路的女性，赫伯特是一位极其不忠的丈夫。他不知道究竟怎样才能写出一本拿得出手的传记，他也丝毫不想为一篇粉饰文章贡献材料。”赫伯特的行为表现或许只是传统的男性做派，就像许多其他维多利亚与爱德华时代的男性一样，从爱德华七世到劳合.乔治都是这副德性。但黛西或者说伊迪丝却始终在苦苦寻觅着一个飘忽不定的答案：身为一名更自由更独立的女性究竟意味着什么？一边是传统且欲求不满的男性，另外一边是摆脱了不幸婚姻限制的全新恋爱理念的些许微光，一名女性在两个世界的夹缝之间应当如何自处呢？这是一个棘手的两难问题。在社会阶层的顶层，通奸司空见惯，以至于情妇可以公然组织乡间别墅的周末聚会。至于在工人阶级当中，就像罗恩特里、布斯与其他观察家们所展示的那样，非婚生子女的数量很大，母亲往往不敢肯定父亲的身份。在上下压力的共同作用下，中产阶级更加顽固地固守着体面做派的理念。通奸者与未婚母亲会被毫不留情地扔进社交生活的黑暗地带。

理解这一困境的方法之一就是看一看离婚究竟会不会伤及当事人的名誉，这样至少能够让一部分男性与女性摆脱令他们厌恶的关系。1890年，第二任罗素侯爵取了一位梅布尔.斯科特，但是两人的婚姻并不幸福。梅布尔很快就搬回了娘家。十年之后罗素侯爵来到了美国内华达州，因为这里是全世界唯一能让他离婚的地方。然后他就在内华达州再婚了。这种做法在英国属于违法行为。1901年他回到英国，立刻遭到审判并且以重婚罪名被捕入狱。他为自己进行了一番打动人心的辩护，推动了1903年《离婚法案》改革协会的成立以及1909年皇家委员会的成立。委员会当中还有若干名女性成员，尽管国王对此提出了抗议，因为在他看来委员会的研究目标“并不是一个女性意见能够得以方便表达的题目。”阿诺德.本涅特在1915年创作的小说《天作之合》（Whom God Hath Joined）当中直接描写了不幸婚姻的苦境与离婚法院的危险。“这是世界上最寻常不过的事情了！两个人曾经相互关心，如今不再相互关心，第三个人插进了他们中间。既然他们已经不再相互关心，那么凭什么就容不下第三人呢？”这篇小说的高潮发生在阴森的伦敦斯特兰德区离婚法庭上。“离婚法庭（对于旁观者）具有隐秘而又无法抗拒的吸引力，这一点在满心厌恶与惊惧的劳伦斯眼中逐渐变得明朗起来了……在这里人们坦然承认一名男性总会‘追求’其他女性，而女性也总会从他身边逃开并且不停向后观望，直到她不慎摔倒被俘为止……隐藏的耻辱被暴露在公众眼前，让看客们大饱眼福，每个人心中的兽性都在满心欢喜地舔着嘴唇。”

当时还有两位身陷失败婚姻的名人。一位是托尔斯泰的英文译者，英俊且留着一口美髯的阿尔莫.毛德，与他纠缠在一起的已婚女性当时是他的房东。这位女子是一位三十三岁的生物学家，也是英国最年轻的理科博士。她在德国留学期间曾与一位日本科学家陷入了热烈但最终失败的恋爱。此时她嫁给了一位脾气很大的加拿大遗传学家，此人是个彻底的阳痿患者。她非常想要投入阿尔莫.毛德的怀抱，但是就像罗素勋爵一样发现自己无法离婚。就像许多女性一样——包括她自己的母亲——结婚之前她的性知识少得可怜，根本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因此有一天早上，本着科学研究的精神，她来到大英博物馆阅览室，借阅了每一本与女性有关的书。

接下来的半年时间里，这位玛丽.斯特普博士通读了一大堆英文、法文与德文的性学论文与宣传册，还至少翻阅了一本锁在色情文学专柜里的文章。其中最有用的一篇论文是哈维洛克.艾利斯的性研究。这一系列文章发表于1894到1910年之间，但是只有获得医生或者律师资质的男性才能阅读（更不用说女性了）。艾利斯相信不能继续将女性当成天使与白痴之间的存在，男性也要理解伴侣的性需求。阴道就像一把锁，仅仅将钥匙插进去还不够。锁芯必须经常润滑保养，扭动钥匙的方式也必须正确无误，唯此才能顺利开锁。“最令人难忍的野蛮行为或许——而且经常——出自一名无知的丈夫。他在伤害妻子的时候还满心相信自己正在履行‘婚姻责任’。”斯托普慢慢积累了离婚所需的知识，证明了自己的婚姻“法律上无效”。但是当她离开图书馆回到伦敦大学学院教书的时候，他依旧等在那里辱骂她。她说感到自己掉进了污水坑，承受了永久性的头痛，还想到了自杀。

玛丽.斯托普最终还是成功离婚了，尽管在此之前她与丈夫还要经历了一系列可怕的争吵，她本人也不得不离开伦敦——一战爆发时她住在诺森伯兰海滩上的一顶帐篷里，还被当地民兵当成了间谍。但是她的个人研究的真正成果是一本名为《已婚之爱》的书，这本书直到1918年才出版。此时她遇到了美国的计划生育先锋玛格丽特.桑格。当时还是处女的斯特普斯对于避孕的具体操作一无所知，这两名女性在费边大厅见面之后一起去吃了一顿晚餐，一边吃烤羊肉一边讨论避孕套的用法。斯特普将会成为无数女性的解放者，尽管她后来与桑格闹翻了。日后她的观点还会越来越奇怪，但是《已婚之爱》点燃了无数读者的想象力。这些人都觉得受困在无性或者无爱的环境里，而斯特普说出了他们的心声。想将妇女解放到选举权之外的女性投票权运动领袖尤其为这本书大声叫好。在私人信件与公开运动当中，在小说与丑闻缠身的报纸文章当中，关于性与性别的辩论越来越激烈了。不过这场辩论依然处于社会边缘并且潜藏在表层之下。甚至绝大多数费边社社员都维持着非常体面且传统的婚姻。爱德华时代家庭生活的黑暗秘密——酗酒或者天性暴力的丈夫殴打妻子的行为、婚内强奸、无性婚姻以及男同骗婚——从来都不会得到公开讨论，只有在信件与回忆录中才会显露一鳞半爪。但是越来越多的女性确实加入了劳动力，科学界对于人体生理学也确实有了越来越深入的了解，这两项事实都不能用漂亮的辞藻遮掩过去。

当年的社会主义完全依赖未来的愿景与梦想而不是现成的模型，而小说正是愿景与梦想的关键表达方式。H.G.威尔斯将他的科幻小说背景设定在了萨里郡的沃金市。他也撰写奇幻小说，但是其中的奇幻因素全都来自未来。而小说的双脚则牢牢站在爱德华时期英格兰的土地与硬化路面上。威尔斯是一位很积极的费边社社会主义者，很快就成为了内斯比特-布兰德夫妇家里的常客。威尔斯就像当年的布兰德一样欲火熊熊，因此很快就和布兰德与老鼠的女儿罗丝蒙德搞在了一起。八年之前那个悲惨的日子里，罗丝蒙德意识到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如今身处热恋当中的她干脆女扮男装与威尔斯一起私奔了。但是布兰德在帕丁顿火车站拦截住了他们，并且将威尔斯从火车上拉下来一拳打倒在地。

此时的威尔斯早已经与其他费边社成员在政治问题方面闹得不可开交了，这起私奔事件导致的进一步争吵更是耸人听闻。威尔斯坚称他想要将罗丝蒙德从罔顾人伦的父亲手中解救出来。“我非常反对乱伦，并且迫切地想让罗丝蒙德远离乱伦的魔爪。为此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让我本人将她拥入怀中。”他告诉萧伯纳，内斯比特与布兰德夫妇苦心经营的家庭其实是“一座充满谎言的地狱”。萧伯纳徒劳地试图在开战双方之间相互说和，结果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的威尔斯毫不客气地糊了他一脸。他越是想到萧伯纳，

“我就越是觉得你实在是一个不打折扣的维多利亚中产阶级混蛋。你就像个饶舌的老处女一样玩弄各种理念，但是一旦出现了布兰德一家这样的丑事，你就立刻显露了原型。你满脑子只知道因循守旧，你的判断力与母鸡相差无几……事实上你就是一个没骨气的文人，整天只会多管闲事，在一个你不理解的世界里逛来荡去说三道四。你根本不像我那样了解鲜血、实质、情欲、失败、耻辱、仇恨、爱与创造激情……接着逗人发笑去吧！”

尽管威尔斯的表现非常可恨，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他的话确实有理。但是理想主义者、素食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群体当中的男性猎艳情节这才仅仅开了个头而已。

女性投票权运动时期伟大的小说之一就是威尔斯的《安.维尼罗卡》。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一名聪慧但饱受挫折的年轻女科学家，她逃离了父亲的掌控与郊区住所，试图在伦敦自由生活。然后她就闯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其中充斥着存心猎艳的男性——其中有一个人的形象与赫伯特.布兰德出奇地相似——与咄咄逼人的女性。身为作者的威尔斯很了解这两种人。在爱德华时期的伦敦，女性几乎不可能自食其力而不受到威胁与侮辱。小说同样雄辩地揭示了这一现状，威尔斯对于费边社一干人等的描述可谓穷形尽相，丝毫不留余地。比方说小说里有一对谷普斯夫妇，他们不仅是素食主义者，而且只吃水果。谷普斯夫人既没有子女也没有仆役（在1909年单凭这一点就是神经不正常的证据），还为一份名为《新理念》的期刊撰稿，题材包括“素食烹饪、活体解剖、退化、泌乳、阑尾炎以及崇高思想……他们家的家具都浸染着知识分子的气息。”但是《安.维尼罗卡》很容易就会被人当成针对一位真实女性的虚构描绘，这位女性就是安珀.里弗斯（1）——她也是威尔斯最近得手的猎物。她满头黑发，聪慧美丽，还没完全成年的时候就赢得了“美杜莎”的绰号。此外她还是一名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与哲学家。她与威尔斯曾经热切地在大树下露天做爱，地上垫着一份《泰晤士报》，报纸上还刊载着流行小说作家汉弗莱.瓦德夫人抨击当代背德行为的文章。也有人说摩擦着汉弗莱夫人的道德文章的光屁股实际上属于威尔斯的另一位情人伊丽莎白.冯.安尼姆。致使情况更加复杂的是，沃德夫人在报纸上的攻击指向了一位瑞贝卡.韦斯特，她本人后来也会成为威尔斯的情人。安珀后来怀上了威尔斯的孩子，她的另一位追求者同意娶她，免得她丧失名节。极其相似的情节后来也发生在了瑞贝卡身上（安珀、伊丽莎白与瑞贝卡日后都会成为小说作家）。上述情节与内斯比特-布兰德夫妇家里的烂摊子实在相似得有些让人不舒服。

伊迪丝.内斯比特将婚外恋与咬牙容忍当成了自己的出路，其他人则通过维持不幸的婚姻来留存体面。这正是伟大的儿童小说作品背后的真实故事。内斯比特的大部分小说描写得都是学校里的玩闹，但是她笔下最优秀的作品全都充满了细思恐极的设定。比方说在1906年出版的《铁路边的孩子们》当中，不仅有一位因为蒙冤入狱而缺席的父亲，还有一位就像内斯比特一样通过撰写新闻稿来勉强维持生计的母亲。此外书中还出现了一位流亡英国的俄国社会主义者，在现实生活中对应着内斯比特-布兰德一家的朋友克鲁泡特金。1902年出版的《五个孩子和一个怪物》不乏调侃地谈到了费边社的政治诉求。题目当中的怪物是一位史前沙精灵，具有满足人们愿望的法力。他恳求孩子们不要将自己的存在泄露给成年人，因为“他们会要求累进制所得税，养老金，全体男性无差别投票权，免费的二级教育，以及其他各种无聊的东西。他们相信，只要得到了这一切，整个世界都会天翻地覆。”在1906年出版的《护身符的故事》当中，巴比伦女王穿越到了爱德华七世的伦敦，并且抱怨伦敦东区的奴隶们生活条件过于艰苦，“你们要是不小心，奴隶可是要造反的。”内斯比特与同时期其他作家的作品利用奇幻、魔法与充满童真的奇观抓住了读者的注意力，因为他们身边的成年人生活太危险，太难预料，太不公平，而且往往残破不堪。儿童成为了成人世界失败的明眼观察者。

除非我们在一定程度上采取儿童的视角，然后再采取一部分挑战男性权威的坚韧自信的非凡女性的视角，否则就不可能彻底理解爱德华时代。并不令人意外的是，她们当中很多人都成了恨男者。例如在《安.维尼罗卡》当中，激进的女性投票权运动家米尼维尔小姐就是一个尖酸刻薄且反对性行为的人。她相信男人都是牲口，母性与怀孕是女性的灾难。“我们正在照料子女的时候，他们趁机窃取了我们的权利与自由。子女让我们沦为了奴隶，男性则利用了我们的劣势……最早期的动物当中没有雄性，一只也没有，科学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然后雄性就在较低下的物种当中出现了……在甲壳纲以及其他小型生物当中，雄性都是雌性的附庸，甚至还要寄生在雌性身上。”尽管性欲旺盛的威尔斯支持女性投票，但是你还是能够听到性别战争磨刀霍霍的声音。实际上他并非危言耸听，女权投票权运动家弗朗西丝.斯温尼（2）相信男性精子有毒，男性性欲“是病态的赘生物而不是自然的冲动”。女权组织伊西丝联盟则认为女性每四到五年才应当出于生育目的而进行一次性交。克丽斯塔蓓尔.潘克赫斯特本人更是相信80%的男性人口都患有淋病并且必须加以约束。1913年她还针对这个题目写了《祸根》（The Great Scourge）一书。爱德华时代的家庭当中充满了各种怒火。

（1）https://en.wikipedia.org/wiki/Amber_Reeves

（2）https://en.wikipedia.org/wiki/Frances_Swin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