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Marr：当代英国的诞生 -- 万年看客

曼城的博格特霍尔水闸公园造型宛如一只大碗或者一座简陋的露天剧院。1906年7月的一个美丽的周日早晨，一位神色坚毅的年轻女孩正在向一大群人慷慨陈词。她与和她同行的其他发言人同伴站在碗底仰着头说话，碗壁上的听众们的态度并不算完全友好。突然，一大群年轻男性——其中很多都是当地的足球队员——挥舞着棍子从山坡上冲了下来。围观人群四散奔逃，这群男性则趁机挽起手臂团团包围了碗底的女性。年轻的女性发言人尤其遭到了特殊关照，袭击者们扯着她们的胳膊绕着公园转圈，活像橄榄球一样从一个男性手中推搡到另一个男性手中。她们的衣服被扯裂了，脸上被人打出了血，有些老头开始喊叫污言秽语，然后全体袭击者“就像生番土著那样狂呼起来”。最终另外一批男性与女性发动了反击，将这些姑娘们护送进了附近的房屋里。这位年轻的女性发言人名叫阿黛拉.潘克赫斯特，女权主义活动家埃米琳.潘克赫斯特的小女儿。她总觉得母亲没有给她足够的爱与支持，但是至少在此时此刻她拼着头破血流为自己赢得了尊重。阿黛拉曾经因为扰乱公共会议而被捕入狱，这次袭击发生时她正在宣讲自己的亲身经历。她那位不好惹的母亲这次也专门来次从伦敦赶来听她演讲，十年之前埃米琳本人也在同一所公园里就言论自由问题与当权者发生过冲突。

爱德华时代的女性投票权运动特别暴力，其中的情节包括纵火、死亡、游行与砸烂窗户。埃米琳.潘克赫斯特的女性社会政治联盟（WSPU）的成员曾经在自由党政治家组织的集会现场高呼倒彩，曾经在街头四处请愿并且售卖报纸，也曾经闯进议会，冲撞警察，发动往往以暴力收场的大规模游行，砸碎大量店铺橱窗，烧毁路边的邮筒，毁坏画廊里的著名画作，扰乱法庭秩序，故意被捕并且拒绝支付罚款以致身陷囹圄。在铁窗后面，很多女性进行了绝食并且不得不接受强迫喂食。她们还喜欢袭击政客。阿斯奎斯首相曾被她们一拳捣脸，她们曾经向他挥动斧头，还曾经向他的汽车投掷石板。丘吉尔曾经在布里斯托火车站被一位女性用马鞭抽过。袭击者是特蕾萨.加内特（1），她一边抽一面喊：“接招吧，你这混蛋，你这混蛋！我让你看看英国妇女有多大本事！”劳合.乔治位于萨里市沃顿西斯的住宅刚刚建到一半就被炸弹部分摧毁了。女性投票权运动家们并不打算闹出人命来——她们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恐怖分子——但是她们的行为确实比日后甘地风格的被动和平抗议更加暴力，其中相当一部分暴力是她们有意让男性施加在自己身上的。这一点尤其让爱德华时代的传统社会感到不适与震撼。

女性投票权运动当中最著名的事件发生在1913年的埃普瑟姆赛马会上。有一位艾米莉.威尔丁.戴维森冲上跑道，被国王的赛马踩踏而死。从各个方面来说，艾米莉都是一个坚定且充满理想主义的姑娘，她是赫特福德郡某中产阶级家庭的九个孩子之一，早年的生活就像威尔斯笔下的女主角一样前途光明。她是赢得过金牌的游泳选手、热切的自行车骑手、虔诚的基督徒以及话剧爱好者，尤其喜欢萧伯纳的作品。她考进大学并最终获得了牛津大学圣希尔达学院的一等学位。但是就像潘克赫斯特家的姑娘们以及好几位著名女性投票权活动家们一样，她很早就失去了父亲——这一点不仅影响了她的性格，也为她带来了切实的经济问题。她起初不太情愿地做过一段时间教师，后来又更快乐地做了一段时间家教。如今很难确定艾米莉的性取向是直是弯。女性投票权运动充满了女性之间相互倾慕以至于同居的故事，但是那个时代含蓄克制的社会公众并不会过分关注她们的私人生活，当时人们谈论性问题的时候不像今天这样露骨，不像今天这样喜欢追根问底，对于性知识的了解不如今天这样详细，恐怕更不像今天这样喜欢揣测别人的隐私。不管怎样，艾米莉被朋友们拉进了女性投票权运动的行列，很快成为了一名激进人士。她首先参加了公开演讲，然后在集会现场呵斥自由党政治家，接下来又学会了硬闯下院。她曾经三次躲在下院里面过夜，依靠香蕉与巧克力充饥，为的是第二天早上给各位议员先生们一个大惊喜。

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被捕入狱、被迫进食与粗暴对待。始终恪守宗教信仰的艾米莉曾经在牢房墙壁上留下过“反抗暴君就是服从上帝”的字样。她实施过纵火，很可能还参与了针对劳合.乔治住宅的破坏，1912年11月她在阿伯丁用一条训狗的鞭子攻击了一位温和的浸礼派牧师，显然是将他错认成了自由党财长。当她冲上埃普瑟姆的赛马跑道时恐怕并没有求死之心——因为她事先买了返程车票——但是殉道的理念显然点亮了她的心灵。她安稳地坐在观众席上看完了前两场比赛，甚至还在赌马卡片上做了标记，然后才冲上跑道，试图在乔治国王的赛马“安摩尔”飞驰而过之际将其一把抓住。赛马不出所料地撞倒了她。骑手遭受了脑震荡，艾米莉则于四天之后死在了埃普瑟姆医院，死因同样是脑震荡。可以想见的是，尽管全国民众都对她的兴趣命运大感兴趣——王室成员也不例外——但是送到医院里的信件却充满了敌意：她怎敢伤害那匹可怜的赛马呢？（值得一提的是，安摩尔并无大碍，只是小腿上擦破了一块皮而已。）

这件事几乎无人不晓，部分原因在于拍成了电影，部分原因在于埃米琳.潘克赫斯特决定让艾米莉成为女性解放事业的烈士。她的葬礼也成了女性社会政治联盟的一件大事。但她绝不是第一位献出生命的女性投票权运动家。在她之前至少还有两名女性英年早逝，几乎肯定是死于警方的虐待。对于在监狱里进行绝食的女性强制喂食本身就是非常野蛮的行为。撬开绝食者的嘴巴并且塞进金属装置经常会导致牙齿缺损与牙龈撕裂。另一种方法是将橡胶管插入鼻腔并且将液态食物灌进胃里，不过这种方法的危险性同样很高。伦敦霍洛威监狱关押过一位时年二十一岁，来自兰开斯特、从小受训成为舞者的的工人阶级女孩莉莉安.兰顿。她在被迫接受强制喂食的时候鼻饲管不慎插入了气管，将她的左肺叶灌满了流质食物，以至于她几乎死于脓毒性肺炎，监狱方面只得急忙将她释放。这一案件导致了“猫鼠法案”的出台，允许病情严重的女性投票权活动家得到释放，在监控环境里疗养身体，待到康复之后再将其重新拘捕入狱。不过身材纤弱的莉莉安也是一名非常投入的纵火者。在她的生日之后，她又开始了一系列的捣毁橱窗活动。后来她来到女性投票全活动总部，宣布要改变策略。“我的目标是每周烧毁两栋建筑……只要发现了没有人的空屋子就应当放火。”她的纵火目标甚至包括邱园里的凉亭。常年遭受警方追捕的莉莉安非常擅长乔装改扮，曾多次借助女扮男装的手法逃脱了警方的围追堵截。

上述案例以及许多其他类似的故事使得激进女性投票权运动成为了最广为人知二十世纪英国政坛胜利之一，但是在讲述她们的故事时还需要补充其他几个侧面才能让人们看到完整的图像。首先，绝大多数支持女性投票权的女性都不是“活动家”（suffragettes）（这个词最早是《每日邮报》编造出来的讥讽词汇）。在运动的高潮期，也就是一战开战之前，埃米琳.潘克赫斯特的女性社会政治联盟大约有两千名成员。但是早在1887年就由米丽森.嘉利特.福赛特（2）创建的女性投票权协会全国联盟（NUWSS）则大约有十万成员，分支遍布全国。较大的组织内部结构往往更加民主，而且并不像女性社会政治联盟那样分裂——假如没有战争的干预，女性社会政治联盟很可能会彻底分崩离析。态度较为温和的女权投票活动家更激进的竞争对手之间通常保持着还算友好的关系，而且前者通常也像后者一样勇敢。对于很多中产阶级女性来说。参与户外抗议本身——例如在议会门前进行的“泥地游行”——就已经非常难受了。在很多家庭当中她们还要用对冥顽不化的男性亲属。米丽森.福赛特与埃米琳.潘克赫斯特之间有很多可供比较之处。两人都嫁给了自由党的政客，尽管福赛特的丈夫在格拉斯顿手下升任成了内阁大臣，而潘克赫斯特的丈夫无论是作为激进自由党候选人还是日后作为社会主义者都从未取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两名女性都受到了维多利亚后期英国新思想的激励——福赛特是早期女权政治家与哲学家约翰.穆勒的朋友。两人丧夫的时间都相对较早。两人都是优秀的组织者而且意志坚定。但是福赛特与她手下的人马选择了从内向外变革体系的路线，悄无声息地影响着议员们的立场。直到二十世纪初期，议会下院不反对女性投票权的的议员已经成为了多数派。

她的问题在于议员们总是微笑点头，但是很少进一步推动这个话题，而是一味拖延下去。这使得女性投票权运动家们首先与正规自由党以及独立工党组织分道扬镳，然后又将这些组织当成了主动打击的对象。除此之外，爱德华时代的议员们也还没有想过来自工人阶级女性的投票。最新成立的独立工党与激进自由党议员们非常担心女性投票权可能会仅限于中产阶级女性——他们的阶级敌人的妻子与女儿——并且导致英国变得更加保守。尽管如此，独立工党创始人、下院第一位工党议员凯尔.哈尔蒂依然不动不摇地支持女性投票权。早期工党历史的另一位巨人乔治.兰斯伯里甚至还因为支持女性投票权而被捕入狱并且遭受了强制喂食。日后到了女性投票权运动的高潮期，他还会在下院公开斥骂阿斯奎斯：“历史将会将会牢记你折磨无辜女性的罪行，公共生活应当把你驱逐出去。”但是1912年兰斯伯里辞去了自己的伦敦弓杨区议席，专心支持女性投票权事业，并且很容易就被击败了，男性工党领袖与女性投票权活动家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都不曾消失。而且正如我们将要见到的那样，当一战爆发之后，女性投票权活动家们的表现也会让社会主义者大失所望。

激进自由党与工党担心女性投票权从根本上只能局限于中产阶级。对于这一顾虑的最强力反驳来自越来越多的工人阶级激进份子，也就是所谓的“叛逆女孩”。她们当中极少有人留下书籍或者日记，其中的少数例外之一是曼城的激进份子汉娜.米歇尔。她的回忆录《艰难向上》（The Hard Way Up）在她于1956年去世时被人从她的文稿当中翻了出来，直到1968年才正式出版，上文中关于博格特霍尔水闸公园暴乱的记述正是来自这本书。汉娜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人，因为她揭示了女性投票权运动以及社会主义历史的很多隐秘侧面，这些信息在处境更优越的运动领袖生平当中并没有得到体现。她来自德比郡的一户偏远农庄，家务与各种杂事经常逼得她的母亲乱发脾气。她在回忆录中坦诚地记录了自己多么讨厌繁重的家务工作，汉娜讨厌烹饪，对于当母亲也没有多大兴趣。缺乏正规教育的汉娜后来离家出走，游历了英格兰北部的若干城市，依靠缝补手艺糊口，最终嫁给了一位年轻的打工人员。此后她开始读书以及参加社会主义集会。她觉得自己的婚姻大概是一场错误，因为她更喜欢同志关系，并且很快就接受了避孕的重要性——“目前为止这是女性在一定程度上获得自由的最佳方式。我见到很多年轻漂亮的姑娘在工资很低的时候就草率结婚，很快就生了孩子，接下来没过几天就邋遢衰老得不像样子了。”汉娜本人生了一个儿子，分娩的时候既没有用麻醉药也没有用助产钳。她认为如此简陋的分娩“是彻头彻尾的野蛮行径，理应被视为有意识残忍犯罪并且加以相应的惩罚。”但是从那以后她的丈夫“将社会主义信念转化成了人生的勇气”，此后夫妻二人再也没有要过孩子。在煤矿村镇与阿什顿下安林恩，汉娜成为了一位社会主义者聚会上的演说家，参与了工党教会，1904年还成为了一名济贫法督察员——这是当时少数几个女性能够担任的公共职位之一。第二年她几乎不可避免地投入了潘克赫斯特的女性投票权事业，开始频繁发表公开演说，地点包括“剧院门前的台阶上，在路口，在市场里，在街头巷尾，站在椅子上，站在附近店铺里借来的肥皂箱子上，不指望有人认真听，只要能吸引几个看热闹的路人就很不错了。”

汉娜.米歇尔在1906年选举期间曾经在曼城自由贸易大厅呵斥过丘吉尔。当时丘吉尔还将她拉到台上与她唇枪舌剑了一番。后来她基本经历了女性投票权活动家的一整套仪式。她进过监狱——囚服质量非常糟糕，“根本没有吊袜带与内裤，使得受刑人员觉得自己几乎赤身裸体。”但是她的精力非常旺盛，以至于没有遭受强制喂食就出狱了。她参与过针对下院的突袭，撒过传单，尤其还在全国各地进行过无休止的巡回演说，直到身体累垮为止。从汉娜的书中，人们得到的最主要印象就是女性投票权运动为她提供了逃避繁琐重复日常家务的机会，这幅重担对于爱德华时期的家庭女性而言可谓司空见惯。她反对母亲与妻子的角色，对于爱德华时代绝大多数因为家境穷困而请不起仆人的家庭来说，这两个角色就意味着无休止的苦役——洗涮擦拭，烹煮熨烫，这正是爱德华时期体面家庭的物质基础——因此她最终加入了从潘克赫斯特手下分离出来且组织原则更加民主的女性自由同盟。女性投票权运动的阵营里一直潜藏无数名未曾留下只言片语的家庭主妇，汉娜正是她们这支幽灵军团的形象代表。

直到关于当年的人口普查信息最近得到公布为止，关于约克郡与兰开斯特郡的纺织城镇以及英格兰北部工业城镇当中的女性投票权运动的全部故事并未受到充分重视与完全表述。许多运动参与者都来自父亲酗酒或者根本没有父亲的家庭，母亲才是家中的顶梁柱。在汉娜的案例当中，她的母亲是个凶恶的泼妇，他的父亲为人和善但是非常软弱。其他家庭里的情况还要更激烈一些，比方说利兹有一位奈丽.格瑟普，她长大成人之后将贪酒好色的父亲从家中踢了出去，与妹妹和母亲一起成立了另一个家庭。还有一位安妮.肯尼，她是纺织工人的女儿，家住在约克郡西瑞丁。一位强健的母亲主导了她早年的生活。安妮本人十岁的时候在纺织厂工作，被机器扯掉了一根手指。母亲去世之后她就没了亲人。对她来说，女性投票权运动为她带来了一个由女性组成的全新家庭。伊迪丝.凯也是一位纺织女工以及一位纺织厂厂主的女儿，她的父亲完全就是二流小说里的人渣色狼，勾引员工得手之后就将其一脚踢开。当时的女性经常被男性社会体系辜负——具体方式包括死亡、酗酒或者遗弃——女性投票权运动则让她们得以一瞥更加宽广的地平线。潘克赫斯特家的女儿们尽管处境相对较好，但是依然由于父母从事的无休止激进政治运动而苦不堪言。她们的父亲因为溃疡穿孔而英年早逝，从那以后她们的生活就完全改变了。爱丁堡的少女瑞贝卡.韦斯特给《苏格兰人报》撰写了很多支持女性投票权的信件，并且在学校里佩戴着女性投票权徽章到处招摇。她的父亲是一位满嘴大话的探险家、一位右翼记者以及一位赌徒，很久以前就抛妻弃女，住进了利物浦的一栋公寓里。后来病入膏肓的他给爱丁堡去了一封低声下气的信件：“再见了，丽特、温妮与茜茜。我要死了，我爱你们。爸爸。”整整五年没见过他的妻子独自前去利物浦收殓了他。

显然，很多女性投票权活动家与更多的温和派女性投票权支持者都有着幸福的童年与稳定的婚姻，并且得到了同样热衷于这一事业的男性的支持。但是爱德华时期的生活在经济层面上充满了风险。人行道上布满了择人而噬的坑洞，随时准备吞噬那些不幸者。婚姻失败的女性尤其会受到严苛的限制。早在当时人们就意识到女性投票权运动不仅仅是投票权的问题，卡通画、明信片与反女性投票权宣传册都将这些活动家们描述成了憎恨男性的偏执狂，一心想要压倒软弱的丈夫，出门穿长裤而不是裙子，而且还存心打算掀翻社会秩序——简而言之就是一帮牝鸡司晨的怪胎。恐怕并不令人奇怪的是，女性投票权活动家当中确实存在着女同与恨男者，此外还包括一位坚定独立的作曲家埃塞尔.史密斯，她穿着粗呢外套，带着软檐平顶帽，根本不在乎男性的看法。但是在传统主义社会当中，因为性取向以及缺乏女性气质而遭到攻击的女性总会受到极大的心理压力。或许正是因为如此，日后才会有那么多活动家们在其他问题上极力张扬保守派与传统派的观点，从照料儿童与性病再到德国人的凶残本质等等不一而足。与强硬的男性政客公然对峙，忍受围观男性的怪叫嘲笑与鸡蛋袭击，更不用说肢体抗议与随后的被捕入狱，采取这一切行为所需要的勇气绝不应当受到低估。女性投票权活动家们砸碎了爱德华英国的自满面具。爱德华时代的英国在世界面前将自己装扮成传统稳定的社会，这些女性却毫不留情地戳破了这个谎言。

（1）https://en.wikipedia.org/wiki/Theresa_Garnett

（2）https://en.wikipedia.org/wiki/Millicent_Fawce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