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赫克托耳说西藏 -- 赫克托尔

1251年即位的蒙古第4任大汗蒙哥，是成吉思汗之后最强势的大汗，2位前任太宗窝阔台、定宗贵由，在军政方面虽然都有建树，但总的来说，对皇亲国戚过于宽厚，于是贵族们横行不法，削弱了皇权，导致尾大不掉。蒙哥的当选，主要靠术赤系和自己的拖雷系，阔端为首的部分窝阔台系也支持蒙哥，4大家族赢得了2.5个支持，反对者是另半个窝阔台系和几乎整个察合台系。

贵由死后，阔端成了窝阔台系的长者，也是蒙哥与窝阔台系、察合台之间的感情纽带。随着阔端的去世，大汗与窝阔台、察合台系之间没了缓冲，双方剑拔弩张，终于在次年，1252年发生流血事件。窝阔台系对失去汗位耿耿于怀，阔端死后，窝阔台系的头面人物有3位：贵由的遗孀海迷失皇后、贵由的儿子脑忽、窝阔台第三子阔出的儿子失烈门，窝阔台在世时很喜欢失烈门，希望其继承自己的汗位。这3位团结在一块，图谋发动兵变，武力推翻蒙哥，事情败露，海迷失皇后等人被杀，窝阔台系和察合台系都遭到清算。

这场未遂兵变和之后的大清洗，是蒙古帝国建立以来首次公开见血。蒙古汗庭的内斗一直没断过，第一代领导核心成吉思汗亲手杀掉的第一人，便是同父异母弟弟别克帖儿。称汗之后，又忌惮亲兄弟，战功赫赫的大力士合撒儿，不顾老母诃额伦的反对，利用通天阔阔出的手整肃他，合撒儿卒年不详，肯定在成吉思汗西征之前，即使不是横死，也是被成吉思汗气死的。成吉思汗晚年怀疑长子术赤造反，准备发兵讨伐，恰好术赤的死讯传来，才避免了一场内战。第2代大汗窝阔台貌似宽厚，也绝非善茬，无声无息的整死弟弟拖雷，对二哥察合台，也防范很重，终太宗朝，察合台没有领兵打仗的机会。窝阔台、拖雷兄弟分道南进，灭了世仇金国，按皇族的分工，伊朗方向应该由察合台负责，特别是末代花剌子模沙扎兰丁，在西亚混的风生水起，讨伐扎兰丁的主帅人选，以身经百战的察合台最合适，可窝阔台就是不给二哥兵权。扎兰丁败亡、金国灭亡后，窝阔台发动长子西征，依然没察合台的事。

窝阔台死后，汗位再次悬虚4年之久，成吉思汗的小弟弟，守灶的铁木哥斡赤斤觊觎汗位，被铁木真的孙子们联手做掉。窝阔台整死弟弟拖雷，贵由整死叔祖父铁木哥斡赤斤，还盖着一层面纱，尽量缩小打击面。蒙哥初年的内讧，更加露骨和血腥，一点情面不讲。

既然撕破面皮，蒙哥对各路神仙也就不客气了，1252年，派出天使检括汉地、斡罗斯户口，矛头直指大小宗王，先搞清宗王的家底，下一步是集权到大汗手里。此时阔端已经去世，蒙哥老实不客气的将阔端的封地西藏收回中央，再分给自己和3个弟弟。蒙哥的再分封与阔端接纳萨班相似，兄弟4人各找若干宗教领袖结成施主、祈福关系，其实是哥4个把西藏分了。

《汉藏史集 卷22 大蒙古之王统综述》记载：【拖雷与其妃赛因额诃唆鲁禾帖尼之长子为蒙哥汗(原注：与止贡派结为施主与福田)，在帝位九年。第二子额沁哈丹(原注：与萨迦班柙达结为施主与福田)。第三子忽必烈世袓薛禅汗(原注：先与蔡巴噶举结为施主与福田)，阴木猪年(1215)生，在帝位三十五年(1260--94)。第四子阿里不哥(原注：与噶玛噶举结为施主与福田)。第五子旭烈兀(原注：与止贡派结为施主与福田) ，据说他是剩余的王，为寻找国土，派他去西方，由此产生了上部蒙古(西部蒙古)这一称呼】。此书作者把旭烈兀和阿里不哥的兄弟关系搞反了。额沁哈丹看起来是蒙哥的弟弟，忽必烈的哥哥，查《史集 拖雷本纪》，拖雷诸子中老大是蒙哥，忽必烈是嫡次子、总排行老4，中间的哥俩是术里客、忽睹都，都早亡，没留下儿子，额沁哈丹必然是术里客、忽睹都中的一个。

《西藏王臣记 蔡巴万户长世家》的说法大同小异：【先是蒙哥汗崇止贡巴，薛禅汗崇蔡巴，旭烈兀崇帕木竹巴，各奉一派作为供养之师。于是，蒙古诸王划分众蕃为已领属，并以之奉献于受供尚师。】

可以确定的是，忽必烈最早得到的西藏封地是前藏的蔡巴万户，当然万户是后来的说法，在当时应该叫蔡巴政权。蔡巴家族的祖先是吐蕃著名大臣，到长安向唐太宗为松赞干布求娶文成公主的噶尔-禄东赞，噶尔的子孙担任吐蕃的大论—相当于宰相，其中最著名的是吐蕃第一名将噶尔-论钦陵，战胜过薛仁贵等唐朝名将，给唐高宗、武则天带来无穷烦恼。蔡巴万户在前藏，雅鲁藏布江下游，与帕竹、止贡并为前藏三强，三家都属于白教，区别是帕竹、止贡归旭烈兀，蔡巴归忽必烈。后来忽必烈转而重用后藏的八思巴，于是整个西藏形成两大阵营，忽必烈系统的萨迦、蔡巴，旭烈兀系统的帕竹、止贡，元朝的大部分统治期中，忽必烈系处在优势地位，旭烈兀系偶尔挣扎一把。随着元朝的衰落，帕竹政权最终取代萨迦帝师政权，可以视为旭烈兀系的成功反攻倒算。

1252年，蒙哥命令忽必烈率领大军南下进攻大理，为日后从侧后迂回南宋做战略准备。南宋控制着四川盆地，蒙军南下只能从甘肃向南经过川西的藏区，也叫康区南下，基本上是红军长征的同一路线，只是方向相反。1253年夏，忽必烈军行至甘肃、宁夏交界处的六盘山，就近召见正在凉州幻化寺修行的八思巴来见，这就是历史性的忽-八会晤，掀开内地与西藏，蒙古与藏族交往的新篇章。

《汉藏史集 下 卷1具吉祥萨迦世系简述》记载：【当萨迦班智达伯侄到达凉州以后，蒙古薛禅王传令说：“听说有殊胜的萨迦喇嘛到了凉州，他应该当我的上师。”萨迦班智达因年老未去。上师八思巴与凉州的王子蒙哥都(阔端次子)一起，前去汉地，与住在六盘山的薛禅王忽必烈会见。薛禅王大喜，给了凉州100名蒙古骑兵，留下了八思巴，结成施主与福田的关系。】萨班死于1251年底，则忽必烈大约在1251年见过八思巴。要么忽必烈在1253年的六盘山会晤前见过八思巴，要么就是《汉藏史集》记错了会晤时间，总之忽必烈见到了八思巴。

《萨迦世系》记载，双方的初见并不愉快，忽必烈要求西藏提供南下蒙军的军需物资，八思巴说西藏人少民穷，【请不要摊派兵差】。忽必烈一口回绝，年仅19岁的八思巴碰了一鼻子灰，向忽必烈请辞，忽必烈同意。就在双方要不欢而散之际，八思巴的贵人出现了，忽必烈的王妃察必，从中斡旋，指出八思巴的才学高于蔡巴的僧侣，忽必烈这才留下八思巴。经过几番交流，忽必烈对八思巴的才学大为叹服。王妃察必—后来做了皇后，是八思巴的粉丝，八思巴为她传授喜金刚灌顶，察必从耳朵上摘下一颗大珍珠，价值黄金1大锭，白银4锭，送给八思巴做酬劳。按元朝的货币制度，银锭也叫元宝，为白银50两，4锭就是200两白银，在宋明约合200贯铜钱，加上一锭黄金，约值500贯铜钱。作为参照，梁中书送给蔡京的全部生辰纲价值10万贯，杨志的宝刀价值3000贯。

在察必的影响下，忽必烈也想修喜金刚灌顶，八思巴说修行可以，但从此你要对我执弟子礼，【受灌顶之后，上师坐上座，要以身体礼拜，听从上师之言语，不违上师之心愿。】等于教权凌驾于政权之上，忽必烈此时虽然只是个宗王，却已经显示出大政治家的素质，不同意。察必又出来解围，最终的协议是【听法及人少之时，上师可以坐上座。当王子、驸马、官员、臣民聚会时，恐不能镇服，由汗王坐上座】，八思巴为忽必烈传授了灌顶，在意识形态领域，两人确定了师徒关系，虽然八思巴比忽必烈小了整整20岁。

忽必烈从六盘山继续南下，进入康区，遇到白教的头号僧侣，生于康区的噶玛拔希。但是噶玛拔希没有在忽必烈的幕府久留，选择北上投靠大汗蒙哥，成了蒙哥和阿里不哥的红人，获得蒙哥御赐的黑帽和金印，成了二世黑帽活佛。既然白教的大宗师噶玛拔希不给面子，白教的蔡巴派又不给力，于是花教的八思巴成了忽必烈最重视的宗教界人士。花教、白教的发展轨迹在康区交叉，又迅速分开。

此后的几年，八思巴的行止没什么可说之处，常规工作是在每年正月初一，为忽必烈写新年颂词，类似中原王朝的《贺正旦表》，只是那是大臣送给皇帝的，这是身处幕府的大和尚送给王爷的。

随着大理战事的结束，忽必烈返回华北，全面负责中原的军政。1256年春，忽必烈在滦河上游的金莲川，营建开平府，开平成了忽必烈幕府的首都，元朝建立后开平府称为上都，与大都汗八里并列。由于忽必烈的幕府集中了大量汉人，忽必烈也倾向于使用汉法儒术治理汉地，引发蒙哥汗的反感和猜忌。

1256年的漠北忽里台大会上，蒙哥决定大举南下灭宋，另外解除忽必烈的兵权，让他在山西北部的抚州、五台山一带修养，退居二线。1257年，蒙哥沿着当年忽必烈南下的道路，来到六盘山，派人【钩考】汉地的钱谷，实际上是清算忽必烈的汉法总路线。忽必烈忧惧之下，听从谋士姚枢的意见，带着全家去河西见蒙哥。兄弟相见，抱头痛哭，蒙哥结束钩考，忽必烈躲过一劫，但是依然被赋闲。在此期间，八思巴去抚州附近的五台山拜文殊，大概也有为忽必烈祈福的意思。

大概是文殊菩萨显灵，何况打虎亲兄弟，靠清洗皇族异己分子上台的蒙哥，真正能信赖的还是亲弟弟。眼下三弟旭烈兀在西线的伊朗，四弟阿里不哥留守蒙古本土，在东方汉地能帮大汗的只剩下二弟忽必烈，既然火烧一下的目的达到，忽必烈复出只是时间问题，蒙哥唯一要做的，只是给忽必烈找个不大不小的台阶，让自己和弟弟都有面子。

机会很快就来了，1258年初，少林寺主持、禅宗曹洞宗第十五世宗主福裕禅师，向蒙哥汗上诉，控告全真教制造反动舆论，从事反佛教宣传，这张诉状拉开了中国思想界首次大鸣、大放、大辩论的序幕。

前面说过，西藏宗教领袖嘎玛拔希名字中的“拔希”，是蒙语“法师”的意思，其实这个词的范围不限于宗教领域，可以泛指“老师”，也就是识字的知识分子。究其根源，这个词有可能来自于汉语的“博士”。

不过到了明末，相比元朝时，蒙语的发音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拔希”就变成了“巴克什”，这个词又传入东北女真人也就是后来的满洲人之中，译名又发生了有趣的变化。

在努尔哈赤的后金时代，按照清人的说法：“巴克什乃清语文儒谙悉事体之称”。巴克什们大多从事文书工作，不仅几乎操办了汗国所有的文案，而且许多人在战场上也建立了功勋，真可谓“上马杀贼，下马露布”。不过，巴克什的级别有高有低，大到汗王的秘书，小到最底层的书吏，不一而足。

此外，“巴克什”还是一个受人尊重的荣誉头衔，许多重要的文臣都被赐予“巴克什”的称号，犹如武人中的“巴图鲁”。

到了天聪五年（1631年）七月，皇太极仿造中原建立六部，随着文官制度的确立，做为职务的巴克什终于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改译为另一个更为人所知的名字：“文臣称巴克什者，俱停止，称为笔帖式。”

不过，做为荣誉称号的“巴克什”仍然被保留下来，皇太极同时下令“如本赐名巴克什者，仍其名”，但是，随着汉式文官名号越来越深入人心，这种折衷不过是“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清朝自皇太极之后，再也没有授予文臣“巴克什”的称号，而武人的“巴图鲁”却一直延续了下来。

再比如，“八思巴”这个名字，其实也是元朝时的发音，随着时间流转，Phags-pa渐渐变成了Phag-pa，你翻开清朝的史料，每当回顾喇嘛教发展的时候，就常常会看到一个叫做帕克巴的人，清人声称喇嘛教“盖自西番高僧帕克巴始，盛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