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赫克托耳说西藏 -- 赫克托尔

除了虚头巴脑的西天大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之类的职务，藏人做过的最高的职务，是大元帝国宰相，此人是八思巴发现，忽必烈一手提拔起来的桑哥。

桑哥(?--1291)生年不详，我怀疑在1240年代。桑哥的名字来源有2种说法，一种认为来自梵文的僧伽(Sangha)，简称为僧，意指由佛教出家僧侣所组成的团体，衍生词汇有僧人、僧众等等，与佛、法并称为佛家三宝。另一种认为出自梵文的狮子(Simha)，后世转写为辛格(Singh)，锡克教徒的男性名字都带有辛格，现任印度总理叫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新加坡(Singapore)来自梵文，意为狮子城，新加坡的logo是鱼尾狮。藏文衍生为僧格，准噶尔噶尔丹的大哥叫僧格。

《汉藏史集》说桑哥出自噶玛洛部落。吐蕃赞普赤松德赞派9位吐蕃勇士为首的一批军队，驻扎在与汉地的交界处，大致在甘肃、青海的边界。这批驻军远离家乡久了，向赞普申请回藏，赞普下令【无旨不得返】，音译为【噶玛洛】，从此这批人以噶玛洛为名。不过也有学者认为桑哥是畏兀儿人，即使是，桑哥也是藏化很深的畏兀儿人。

由于生活在汉、藏、畏兀儿、蒙古居住的交界处，桑哥精通蒙古、汉、畏兀儿、吐蕃等多种语言，做了译吏，与早年的安禄山相似。1267年，八思巴从西藏回大都，路过朵思麻汉藏交界之地，就是现在的甘青一代，桑哥拜见八思巴，自请为国师效力，八思巴正准备为忽必烈造字，需要语言人才，便把他留在身边，做了自己的翻译。

跟着八思巴，桑哥获得了接近忽必烈的机会，忽必烈见其【狡黠豪横】，将他从八思巴处要来，成了自己的官吏。有次桑哥为八思巴修建求法的佛堂，被御史台治罪下狱，八思巴暂时没吭声。适逢忽必烈要做法式，请八思巴来观看，八思巴说在我们西藏，儿子被关在狱中，其父在街上行走都觉羞愧。我之桑哥为向我求法而起建一座小屋，竟被御史台治罪，投入狱中；我不能前来。忽必烈知道这是八思巴在为桑哥求情，很爽快的赦免桑哥。很明显，桑哥的靠山是八思巴。

灭宋之前，八思巴建议忽必烈核查、钩考蒙古军队的数量，具体谁去干这得罪人的活，史书没记载，我认为是桑哥，原因有4：

1. 八思巴建议忽必烈核查人口，这个建议本身就得罪人，也只能由八思巴的弟子去做这份苦差事；

2. 桑哥的根基浅，荣华富贵全靠皇帝和帝师的栽培，敢于得罪勋旧；

3. 从后面桑哥钩考中央地方官员的行为来看，桑哥有过类似的工作经验。

4. 后文说【当桑哥重新被委任为宣政院官员时，上师返回萨迦】，【重新】说明在此之前桑哥不在负责宗教和西藏事务的宣政院工作。

下次桑哥出场，工作单位是宣政院，当然此时还叫总制院，任总制院使。1274年，八思巴返回西藏，与前任本钦衮噶桑布发生冲突，元廷决定帮八思巴剿灭衮噶桑布，元军主帅正是桑哥。《汉藏史集》对此役做了记载：

当桑哥重新被委任为宣政院官员时，上师返回萨迦，由于本钦贡噶桑布作了背信弃义之事，有人将此情奏报到朝廷。皇帝因为朝廷与萨迦派的关系特别重大，决定加以帮助，遂派大臣桑哥为首，领蒙古大军前往查究，桑哥启奏道；“吐蕃乌斯藏地方山谷险竣，难容大军。”皇帝说：“以蒙古军七万，再加朵甘思，朵思麻之军，总共十万，可否？”桑哥答道：“足可使其驯服，请照此颁诏。”皇帝遂依此下诏。讨伐之军启程，至伍由梅朵垅时，(208b)欲选择地势开阔处，取道拉襄进军，至恰米仲时，有名叫洛本罗追桑布的上师八思巴的司茶侍从，是大臣桑哥的好友，前来军营中慰劳，赠送礼品。他提议大军绕道朗卓，故蒙古军改变进军方向，先攻下朗卓康玛土城，然后以炮火猛攻吉祥甲若仓之城，使贡噶桑布伏法，大军之任务完成。

这段记载很详细，需要解释的只是几个地名。大反派衮噶桑布的老巢是甲若仓，也叫甲若宗，日喀则专区江孜县境内，在萨迦寺正东3点钟方向。朗卓康玛土城在今西藏日喀则专区康马县境内，江孜县以南。桑哥军从青海入藏，按常规，应该向南渡过雅鲁藏布江到江南，再溯年楚河而上，攻入甲若仓，一路南下，但桑哥先拿下甲若仓以南的康玛，再掉头北上，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顺利擒获衮噶桑布，结束了这次战事，表现出高超的为将之道。

战争于1281年结束时，八思巴已经去世，八思巴的侄子2.1成了第3任大元帝师，年仅13岁。桑哥西行到萨迦寺，修建了东甲穷章康，其门楼的样子采用汉地风格。回内地的路上，桑哥在西藏的要害地域留下共1千多驻军。桑哥还改革了西藏的驿站制度，在此之前，人烟稀少的藏北的各驿站，都要13万户出钱出人维护，不仅费钱费力，而且藏北气候严酷，即使藏人也不胜其苦，服役者纷纷逃亡，导致交通和通讯中断。桑哥规定，藏北的驿站由蒙古驻军维护，13万户只需将粮食、牲畜、帐篷、马具、绳索、医药等物品运到藏北，交给蒙古人即可，大大减轻了藏人的负担，藏人说【对众人俱有利益，这也是桑哥的恩德】。

从桑哥的善后工作可以反推，衮噶桑布之乱前，元朝在西藏没有驻军，驿站交通也不够通畅，大概这是衮噶桑布能称雄藏地的原因之一。对萨迦派而言，他们缺少自己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不要说其他13万户，一个甲若仓豪强都能让萨迦家族一筹莫展，全部身家性命都寄托在元政府身上。这种先天不足，注定了萨迦政权会是一个短命政权，随着元朝的衰落，它也会随之灭亡。

《汉藏史集》记载，桑哥回到大都做了中书省丞相，主持元帝国的财政。《元史》则说桑哥还在总制院工作，但开始插手中书省即国务院的工作，向忽必烈推荐理财能手卢世荣。《元史 奸臣传》列出的首位奸臣是回回阿合马，是一位理财能手，死于1282年。还在总制院工作的桑哥，向忽必烈推荐卢世荣理财，【荐世荣有才术，谓能救钞法，增课额，上可裕国，下不损民】，这套说辞自然遭到文官的反对。1284年11月，吃过几次御前辩论甜头的忽必烈，召集中书省的官员与卢世荣辩论【所当为之事】，卢世荣获胜，忽必烈当场任命卢世荣做中书省右丞，实际上控制了中书省，成了帝国财政一把手。

卢世荣的经济理念不少，我以为最重要的有两条，第一是抑制权贵，【臣言天下岁课钞九十三万二千六百锭之外，臣更经画，不取于民，裁抑权势所侵，可增三百万锭】，话刚出口，就遭到官员的集体反对，【初未行下，而中外已非议】；第二是鼓励海外贸易，与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不同。卢世荣用事不到一年，就因为得罪人太多而被捕、被杀，【遂下世荣于狱……有旨诛世荣，割其肉以食禽獭】。

卢世荣死了，暂时缓解了皇帝与官员的矛盾，但是国库空虚的根本问题没解决，忽必烈还得找人理财，终于找上了桑哥。桑哥的后台是死去的八思巴，为官多年，还曾带兵打仗，也算出将入相了，资历能力不是阿合马、卢世荣能比的。既然要用桑哥，就要大用，为此，在桑哥出场前，忽必烈先给他搭台子。

1286年正月，释教总制院使桑哥奏请，【命杨琏真加遣宋宗戚谢仪孙、全允坚、赵沂、赵太一入质】，将南宋宗师押解到大都监视居住。释教总制院是元朝的宗教管理局，杨琏真加是八思巴的徒弟、桑哥的师兄弟，被忽必烈派到江南做江南释教总统，挖掘南宋皇陵。从桑哥、杨琏真加的互动来看，杨琏真加是桑哥的直接下属，江南释教总统是释教总制院的派出机构。由杨琏真加押解宋朝宗室进京，而不是元朝的江南地方官，足见江南释教总统的权力之大，可能压倒了地方军政机构。对应的中央机构，释教总制院的地位可能也在中书省和枢密院之上。

同年2月，桑哥【具省(中书省)臣姓名以上】，忽必烈调整中书省的编制和人员构成。桑哥作为中书省以外的官员，出面提交中书省班子名单，有很强的象征性，预示着将来中书省将听命于桑哥和总制院。

1287年闰二月，忽必烈正式、再次设置尚书省，六部为尚书六部，地方上的行中书省(行省)改叫行尚书省，改由尚书省管理，将中书省的多数职权划归尚书省，桑哥为尚书省平章政事。1288年3月，【以六卫汉兵千二百、新附军四百、屯田兵四百造尚书省】，修建尚书省办公大楼。

中国的中央政府几经变迁，到隋唐形成了三省六部制，三省指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六部指尚书省下属的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此后数百年，各王朝虽然都有变动，但大致框架不变。金国皇帝完颜亮于正隆元年(1156年)，正式废除中书省、门下省，只保留尚书省。尚书省直接由皇帝控制，作为中央政权最高执行机构，从此中国历代王朝都实行一省制，包括本朝的国务院、民国的行政院。

1260年，忽必烈在开平府称帝，改元中统，设置中书省，最高长官为左右丞相，1262年由皇次子真金(长子早死)任中书令，则中书令是中书省最高长官，相当于首相或总理。1270年，忽必烈急需钱用，废除主管财政的中书省制国用使司，设置尚书省，原制国用使司长官、首位理财奸臣阿合马担任平章尚书省事。于是尚书省成了帝国的最高财政机构，加上历史传统，尚书省俨然位居中书省之上。1272年，忽必烈大概觉得尚书省树大招风，废除尚书省，职权并入中书省，阿合马重回中书省，气焰熏天，终于引发众怒。1282年，有人以太子、中书令真金的名义，大庭广众之下刺杀了阿合马。

既然忽必烈亲手搭好点将台—尚书省，桑哥有了用武之地，下面就得真刀真枪的干活了。桑哥闰2月上台，3月便大刀阔斧的干了起来，首先更定钞法，颁行至元宝钞，中统宝钞继续通行。第二步是以尚书省官员的身份，检核中书省的钱谷财政，从之前的戏码来看，这场堪比抄件大观园的检核，是早已定好的计划。分出尚书省，目的是避免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桑哥检核出中书省欠钞4770锭，昏钞1345锭，每锭折合白银50两。所谓昏钞，就是破旧的纸币，因用久钞面字迹模糊，故称。《元典章户部六昏钞》：“其倒下昏钞必须烧毁者，盖为昏钞不堪行使，故使讫退印，每季入炉烧毁。”该烧的昏钞不烧，一定是中书省做假账的结果。仅此2项，就有6000多锭，折合白银30万两，作为参考数据，元朝的财政收入，每年约300万锭。

眼见桑哥来势汹汹，中书省平章麦术丁即自伏，参政杨居宽说自己只管人事(铨选)，不管钱谷，桑哥命左右侍从当场打他的脸，说你既然管人事，现在财政出了事，你的提拔贬斥就没有不对的吗？中书参政郭佑，自称有病，不知道这些烂事，也被桑哥举报。忽必烈下令追查，杨居宽、郭佑这两位副总理级别的高官都被处死，弃市。王良弼、吴德非议朝政，说今天尚书省钩考中书省，不遗余力，不怕将来中书省钩考尚书省吗？桑哥将他们处死，籍其家。

钩考完中书省的钱谷、政绩，杀了2位副总理立威，手上沾了血，既展现了才干，也有敢于杀人不怕得罪人的酷吏风范，忽必烈很高兴，11月，提拔为尚书右丞相，兼总制院使，领功德使司事，进阶金紫光禄大夫，桑哥成了有史以来官最大的藏人。在皇帝的鼓励下，桑哥又把钩考的矛头指向地方大员，包括蒙古人和色目人。地级地方高官，真定宣慰使速哥、南京宣慰使答失蛮，皆勋贤旧臣之子，也被罢黜。既然开了口子，下面就hold不住了，甘肃行尚书省参政铁木哥、江西行尚书省平章政事忽都铁木儿、兵部尚书忽都答儿、漕运司达鲁花赤怯来，都被罢免，尤其是兵部尚书忽都答儿不勤，还挨了桑哥一通老拳。

1288年4月，桑哥把节流、钩考的手伸向亲贵、军队，他上奏说：【自至元丙子(1276)置应昌和籴所，其间必多盗诈，宜加钩考。扈从之臣，种地极多，宜依军站例，除四顷之外，验亩征租。】忽必烈同意。此举与当年八思巴建议忽必烈核查蒙古军队人数相同，碰了被钩考者的奶酪，这帮人自然恨死了桑哥。

尚书省的权力越来越大，【凡仓库诸司，无不钩考，先摘委六部官，复以为不专】。在财政领域，桑哥专门设置征理司，负责钩考各部门钱粮，以及追赃，【自立尚书省，凡仓库诸司无不钩考，宜置征理司，秩正三品，专治合追财谷，以甘肃等处行尚书省参政秃烈羊呵、签省吴诚并为征理使。】桑哥严肃财政纪律，账目不合者即使破产也要把帐平了，【以理算为事，毫分缕析，入仓库者，无不破产，及当更代，人皆弃家而避之】，颇有后世的雍正帝抄家皇帝的风范。10月，桑哥以中央欺瞒这么多，地方会更多为由，派12个官员到各省，钩考钱谷，为了防止地方官谋害这些钦差大臣，给每个人都配备了卫队。

为了促进钩考、追赃工作，桑哥培植了一批酷吏。例如1289年2月，大都路总管府判官萧仪因贪腐被免职，忽必烈打算将其流放做淘金户，萧仪曾经是桑哥的手下，桑哥向皇帝求情，说萧仪【尝钩考万亿库，有追钱之能，足赎其死】，皇帝为了搞钱，必须倚重桑哥，只好【曲从之】。户部尚书王巨济专理算江淮省，因钩考钱谷有能，赏钞五百锭。

1288年11月，因唐制吐蕃来朝见于宣政殿之故，忽必烈改释教总制院为宣政院，宣政院正式挂牌成立，秩从一品，印用三台，尚书右丞相桑哥兼宣政使。一人身兼两大部门长官，桑哥的权势煊赫无比。为表彰桑哥的理财功绩，皇帝在尚书省门口立《桑哥辅政碑》。

桑哥明白，元朝连年财政赤字，说到底是元朝廷乱赏乱花造成的，收入再高也架不住胡花。于是在1288年12月，他从理论高度对皇帝说，钱不是大风刮来的，而是百姓的血汗，咱们得悠着点花：【有分地之臣，例以贫乏为辞，希觊赐与。财非天坠地出，皆取于民，苟不慎其出入，恐国用不足。】忽必烈没明确表示是否接受，只是含含糊糊的说我自己看着办：【自今不当给者汝即画之，当给者宜覆奏，朕自处之。】

大概是得罪人得罪了上瘾，桑哥又把大刀砍向皇族。忽必烈有11个儿子，4个嫡子，长子早死，次子真金，立为太子，后世元朝皇帝都是真金的后代。其他儿子中，最重要的是老三，同为嫡出的忙哥剌(?--1278年)。至元九年（1272年）十月，忙哥剌封安西王，赐螭纽金印，以京兆路（今陕西西安）为属地，驻于六盘山，对应的，老二真金为燕王。设置王相府，以商挺、李德辉为王相。次年，册立真金为皇太子。忙哥剌进封秦王，再赐兽纽金印。王府两府并置，在长安称为安西路，在六盘称为开成路，号称“一藩两印，两府并开”。京兆尹赵炳兴建宫室，冬、夏分驻两地。忽必烈做皇帝之前，【受京兆分地】，以西安为首府。忽必烈又受蒙哥之命负责管理汉地，有东、西两个行政中心，东部在开平府，称帝后改叫上都；西部在六盘山，忽必烈在六盘山接见八思巴，蒙哥钩考忽必烈，针对的就是六盘山的王府。忽必烈即位后，在选择继承人方面一度犹豫，虽然最终选择了真金，也给了忙哥剌补偿。原来的东部老巢，开平府还是自己的，真金做东北的燕王，任中书令、判枢密院事。西部的老巢西安、六盘山都给了忙哥剌，封秦王、安西王，负责西北军政，权势之大，与真金不相上下。1278年，忙哥剌去世，儿子安难答继承安西王，按摊不花继承秦王。

忽必烈的另一个嫡子那木罕是老4，那木罕，封北安王，使用螭纽金印，本来负责坐镇西北前线，对付窝阔台的孙子、叛王海都，由于作战无能，那木罕被手下人绑架，送给叛王，丢够了忽必烈的老脸，1285年才获释。

1287年10月，桑哥进言【北安王相府无印，而安西王相独有印，实非事例，乞收之。诸王胜纳合儿印文曰‘皇侄贵宗之宝’，宝非人臣所宜用，因其分地改为‘济南王印’为宜。】忽必烈采纳，收安西王相印。11月，桑哥又建议：【是皇子忙哥剌封安西王，统河西、土番、四川诸处，置王相府，后封秦王，绾二金印。今嗣王安难答仍袭安西王印，弟按摊不花别用秦王印，其下复以王傅印行，一藩而二王，恐于制非宜。】忽必烈收秦王印，撤销按摊不花的王傅，实际上取消了秦王。

桑哥削减宗室的利益，也是一种节流的措施。元朝的前身是蒙古帝国，有着浓重的贵族共和残余，大汗或皇帝即位，需要诸王开会表决，即使忽必烈废除忽里台，直接立太子，依然要不断给诸王甜头，大量赏赐财物，让他们闭嘴。翻开《元史》，随处可见皇帝赏赐诸王的记载，赏赐不仅频繁，数量也很大。随便从《世祖本纪》中找一处，1287年，【分赐皇子、诸王、驸马、怯薛带等羊马钞，总二十五万三千五百馀锭，又赐诸王、怯薛带等军人，马一万二千二百、羊二万二千六百、驼百余。赈贫乏者合剌忽答等钞四万八千二百五十锭】，仅现金一项，就超过30万锭。另一处记载，【敕中书省：“大府监所储金银，循先朝例分赐诸王。”】。还是1287年2月，中书省上奏，从年初到2月中旬，1.5个月花了50万锭，这样下去，一年12个月，会花掉400万锭，而一年的财政收入，不过300万锭。因此大臣们建议皇帝制定预算，不要乱花钱，【自正旦至二月中旬费钞五十万锭，臣等兼总财赋，自今侍臣奏请赐赉，乞令臣等预议】，忽必烈的回答不置可否，事实上也没法表态，【此朕所当虑】。桑哥砍掉一家王爷，自然能减少一笔开支，反作用也很大，不仅皇室肯定不满，又有离间骨肉之嫌。

中央、地方的钩考，目的是堵上财政漏洞，尽量减少贪腐。增加财政收入，无非增收、节支两条路。看看节支的路差不多走到头，桑哥打起了增收的主意，建议加税：【国家经费既广，岁入恒不偿所出，以往岁计之，不足者余百万锭。自尚书省考天下财谷，赖陛下福，以所征补之，未尝敛及百姓。臣恐自今难用此法矣。何则？仓库可征者少，而盗者亦鲜矣，臣忧之。臣愚以为盐课每引今值中统钞三十贯，宜增为一锭；茶每引今直五贯，宜增为十贯；酒醋税课，江南宜增额十万锭，内地五万锭。协济户十八万，自入籍至今十三年，止输半赋，闻其力已完，宜增为全赋。】盐、茶、酒醋等税收比例，几乎都翻了一番，这下又把纳税人得罪了。

尽管如此，元朝财政赤字的老毛病依然不能短期内解决，桑哥继续采用滥发纸币的老办法。1287年3月，【更造至元宝钞颁行天下，中统钞通行如故。以至元宝钞一贯文当中统交钞五贯文，子母相权，要在新者无冗，旧者无废。凡岁赐、周乏、饷军，皆以中统钞为准。】新版至元宝钞与旧版中统钞的比价为1:5。

桑哥的开源举措中，还包括修建水利工程，进而扩大税源。1288年10月，桑哥奏请修浚大运河，【安山至临清，为渠二百六十五里。若开浚之，为工三百万，当用钞三万锭、米四万石、盐五万斤。其陆运夫万三千户复罢为民，其赋入及刍粟之估为钞二万八千锭，费略相当，然渠成亦万世之利。】大运河工程过于浩大，将来能否盈利且不说，第一步肯定还得花钱，反而增加了国库开支。1290年5月，桑哥派人检查云南的银洞，获得白银4048两，立银场官，秩从七品。

几路大刀砍下来，桑哥得罪人无数，财政状况也没根本好转，因为这是元朝的痼疾，皇帝忽必烈也医治不了。负面反应却层出不穷，从中央到地方，从官员到百姓，从皇室到黎民，都对桑哥怨声载道。何况桑哥权力太大，影响了皇帝的权威，眼看自己寿命将尽，还有3年活头的老皇帝决定不折腾了，给继承人铺路。

1291年初，忽必烈将桑哥抛出来做替罪羊，给百官泄愤，与古今诸多酷吏、能吏一样，桑哥以贪腐、揽权的罪名免职。2月，以桑哥沮抑台纲，殴打监察御史为名，让御史大夫月儿鲁控告他。旋即让尚书省、中书省官员辨论桑哥之罪。3月，杀桑哥的党羽、妻弟，推倒《桑哥辅政碑》。5月，皇帝追究桑哥的党羽，江南释教总统杨琏真加盗用官物之罪。尚书省也随着桑哥的倒台，于5月被废除，【尚书省事皆入中书】。7月，桑哥被杀。桑哥的新政人亡政息，灰飞烟灭。

《元史 卷077》记载：【世祖至元七年(1270)，以帝师八思巴之言，于大明殿御座上置白伞盖一，顶用素段，泥金书梵字于其上，谓镇伏邪魔获安国刹。自后每岁二月十五日，于大明殿启建白伞盖佛事，用诸色仪仗社直，迎引伞盖，周游皇城内外，云与众生祓除不祥，导迎福祉。】

《大日经》佛陀头上现做轮王形，是如来众相之丁，以白净大慈悲遍覆法界。又说该佛像为黄色，持莲花，上有白伞盖，号为异相金刚，还有白伞盖顶尊所说之陀罗尼，名为白伞盖神咒。藏传佛教认为，伞盖佛母有千头千手，手持的法器为大白伞盖，一开即能止息灾难和降伏鬼魔，使众生均处于其伞盖保护之下。藏语中白伞盖为“都噶尔”，《元史 释老传》称作“睹思哥儿”。在西藏语境中，大白伞盖往往指代君主和政权的统治，例如《西藏王臣记 朗达玛传》：【法王宝座，威重安定，毫无动摇，战无不胜，大白伞盖覆照之下众生皆得安乐凉荫，克享尘劳舒息】。同书《藏巴汗列传》：【即从此起，经历长时，藏区悉处于具德帕木竹巴第斯法令大白伞盖覆罩之下】《固始汗列传》：【汗王即成为全藏三区之主。王令如大白伞，覆盖于三界之顶首】。加上蒙古人上崇尚白色，八思巴为忽必烈加白伞盖，既表明忽必烈威加海内，也暗含大汗本人就是佛化身的大力转轮王。

八思巴结合内地的传统正月十五节日，举办规模更大的，持续三天的迎佛大游行，很像现代的花车游行：【岁正月十五日，宣政院(1288年改总制院为宣政院)同中书省奏，请先期中书奉旨移文枢密院，八卫拨伞鼓手一百二十人，殿后军甲马五百人，抬舁监坛汉关羽神轿军及杂用五百人。宣政院所辖官寺三百六十所，掌供应佛像、坛面、幢幡、宝盖、车鼓、头旗三百六十坛，每坛擎执抬舁二十六人，钹鼓僧一十二人。大都路掌供各色金门大社一百二十队，教坊司云和署掌大乐鼓、板杖鼓、筚篥、龙笛、琵琶、筝、緌七色，凡四百人。兴和署掌妓女杂扮队戏一百五十人，祥和署掌杂把戏男女一百五十人，仪凤司掌汉人、回回、河西三色细乐，每色各三队，凡三百二十四人。凡执役者，皆官给铠甲袍服器仗，俱以鲜丽整齐为尚，珠玉金绣，装束奇巧，首尾排列三十余里。都城士女，闾阎聚观。礼部官点视诸色队仗，刑部官巡绰喧闹，枢密院官分守城门，而中书省官一员总督视之。先二日，于西镇国寺迎太子游四门，舁高塑像，具仪仗入城。(每年正月)十四日，帝师率梵僧五百人，于大明殿内建佛事。至十五日，恭请伞盖于御座，奉置宝舆，诸仪卫队仗列于殿前，诸色社直暨诸坛面列于崇天门外，迎引出宫。至庆寿寺，具素食，食罢起行，从西宫门外垣海子南岸，入厚载红门，由东华门过延春门而西。帝及后妃公主，于玉德殿门外，搭金脊吾殿彩楼而观览焉。及诸队仗社直送金伞还宫，复恭置御榻上。帝师僧众作佛事，至十六日罢散。岁以为常，谓之游皇城。或有因事而辍，寻复举行。】六月中旬，同样的庆典在上都开平府重复一次。

八思巴创制八思巴字蒙古文，为忽必烈加上大白伞盖，是忽必烈进行文化建设的组成部分。至元8年(1271)，在汉人、和尚出身的刘秉忠等人的建议下，忽必烈正式定国号为大元，取《周易》“大哉乾元”之意，蒙古帝国正式变成了中国化的大元朝。元朝的全称是【大元】，而不是简单的【元】，对此汉人、蒙古人都很清楚，例如元末的天完政权，【天完】是【大元】二字上面加盖。

《汉藏史集》记载，忽必烈与八思巴闲谈，忽必烈说现在的蒙古军队很多，但是财用不足，有啥办法能增加他们的财物？八思巴答：“陛下可出御库中的钱财，点查军士及怯薛之数目，赏赐给足够数年衣食生活之物品。”忽必烈照办，共查点出蒙古军士50万，并赏给财物，足够使用。

初看起来，八思巴的主意并不高明，无非是清查蒙古军人数。其实不然，清算人口土地的摸家底，是历朝历代最难办的事情，当年蒙哥钩考汉地，就是整肃御弟哥哥忽必烈的一部分，险些让兄弟彻底反目。至于东汉初年，汉明帝对老爹光武帝说洛阳帝都、南阳帝乡不可问，更是著名的段子。古往今来的各种腐败，往往是官员豪强们借助信息沟通不畅，欺上瞒下，建立小金库，吃空额领空饷而损公肥私。这次八思巴建议清查家底，可能是忽必烈与八思巴合伙演的双簧，具体派去清查、钩考的人选，从后面看来，很可能是八思巴一手推荐、提拔上来的桑哥。

又一次，忽必烈与八思巴谈及财用不足，南方的南宋富庶，是否可以靠佛法加持征服呢？八思巴说还不行，现在您手下没有合适的统帅人选，待我为你查访。次年，御弟、伊利汗旭烈兀派伯颜进贡送礼，八思巴在宴会上见伯颜仪态雄壮、能言善辩，便对忽必烈说：“英杰中之英杰，正是此人。”忽必烈将伯颜留在大都，不再回伊朗，后来成了灭宋的总司令。

《元史 伯颜传》的说法大同小异，伯颜是蒙古八邻部人，曾祖追随成吉思汗打江山。祖父阿剌的名气更大，《蒙古秘史》做阿剌黑诺颜(Alaq Noyan)，位居蒙古开国88功臣第26位，阿剌黑诺颜的弟弟纳牙阿的名气更大些，护送忽兰皇后到汗庭，成吉思汗怀疑纳牙阿与美丽的忽兰有染，将其逮捕，与忽兰睡了一宿才断定冤枉了纳牙阿，将其释放，纳牙阿位居功臣第32位。

1219年，成吉思汗分兵4路西征花剌子模，与小儿子拖雷率领中路军杀奔河中两大名城撒马尔罕、布哈拉；北路军或右路军司令为长子术赤；总预备队由老二察合台、老三窝阔台率领；唯独南路或左路军没有皇族压阵，由阿剌黑诺颜带队，足见成吉思汗对阿剌黑的信任。阿剌黑因战功获得中亚的忽禅做封地，忽禅(Khujand)也做苦盏，今译作霍占德，苏联时代叫列宁纳巴德，意为列宁城。现为塔吉克斯坦最北部索格特州(粟特)首府，费尔干纳盆地入口处。从此阿剌黑一家定居于中亚，1250年代，阿剌黑的儿孙随旭烈兀西征伊朗、伊拉克，成了伊利汗国的臣民。

1264～65年，阿剌黑的孙子伯颜代表旭烈兀出使忽必烈处，忽必烈【见其貌伟，听其言厉，曰：“非诸侯王臣也，其留事朕。”与谋国事，恒出廷臣右，世祖益贤之】，职务一路飙升。至元4年(1267)擢升为中书右丞，7年(1270)迁同知枢密院事。枢密院是元朝的最高军令机关，设置于中统4年(1263)，首任枢密院长官是皇次子真金，【以皇子燕王(真金)守中书令，兼判枢密院事】。由于忽必烈长子早死，燕王真金其实是嫡长子，忽必烈一心栽培的继承人，后来成为蒙古帝国和元朝的首任皇太子。真金是太子，身兼中书令和枢密院长官，身份特殊，除了他之外，元帝国的宰相兼最高军事长官是刘秉忠，【同议枢密院事……拜太保，参领中书省事】。在前线将领中，最高军职也是汉人—史天泽，至元3年(1266)任【辅国上将军、枢密副使】。1267年，史天泽被剥夺兵权，改任中书左丞相，继而以宰相身份主持围攻襄阳。1270年，因病回到大都。

刘秉忠、史天泽都是汉人，而且年老体衰，都只有4-5年的活头，忽必烈必须启用新生代执掌兵权，于是一贯做文官的伯颜入选，于1270年担任【同知枢密院事】，成了仅次于太子真金的帝国最高军事长官。伯颜掌兵权时，蒙元与南宋正在襄阳大战，襄阳是汉水上游重镇，拿下襄阳，蒙元就能顺流而下进入长江并席卷长江流域，否则只能拥有北中国，就像当年金国南宋对峙那样，南北分治。

1273年春，忽必烈派史天泽到襄阳前线，指挥宿将阿术—速不台的孙子，一举拿下襄阳的卫星城樊城(《阿术传》说1272年12月拿下樊城，《世祖本纪》、《史天泽传》说1273年春)。苦守5年的襄阳随之开门投降，元朝拔掉了灭宋的钉子。元军随即东进，阿术奉命攻略淮东，一直突进到扬州城下，南宋事实上丧失了长江以北的土地。

1274年正月，阿术入朝述职，建议忽必烈乘胜南下，一举灭宋。元廷君臣鉴于襄樊攻防战打了5年之久，对宋军的战斗力颇有忌惮，宰相们讨论久拖不决，阿术说：【臣久在行间，备见宋兵弱于往昔，失今不取，时不再来】，忽必烈就此下定灭宋的战略决心，问题只在由谁担任灭宋主帅。

如果不派皇族担纲，合适的人选有2个，襄阳前线的总司令，以宰相身份督战的史天泽，问题在于史天泽过于衰老，只剩下1年的活头。二是阿术，但阿术的级别不够，做不了统帅级人选。忽必烈组建的灭宋班子是三驾马车，史天泽排名第一，伯颜排名第二，俩人的头衔相同，【并拜中书左丞相，行省荆湖】，阿术是前敌总司令。元军出发不久，史天泽知道皇帝信任伯颜，以自己体弱多病为理由离开前线，【表请专任伯颜，乃以伯颜领河南等路行中书省，所属并听节制】，次年(1275)年去世，元军最高统帅成了伯颜。

除了出身高贵，却在中国缺乏根基，只能依靠忽必烈的提携之外，伯颜的最大优势，在于能震慑元军中的很多来自西域的回回，比如1271年，来自西域的回回炮手阿老瓦丁、亦思马因来到大都，【首造大炮竖于五门前】，继而前往襄阳前线，【置炮于城东南隅，重一百五十斤，机发，声震天地，所击无不摧陷，入地七尺。宋安抚吕文焕惧，以城降】，为攻破襄阳立了大功。

从1274年元军大举南下，1276年2月，元军就逼近南宋首都杭州，迫使南宋朝廷投降，3月，伯颜入杭州。剩下的只剩下扫尾工作。1279年，元军赢得崖山海战，南宋彻底灭亡。

综合汉文、藏文史料来看，伯颜从伊利汗国的使臣，仅仅用10年就高升宰相，灭宋总司令，除了元世祖慧眼识珠之外，八思巴的推荐也少不了。

除了推荐伯颜，八思巴等番僧也少不了做法事。《历代佛祖通载》记载，宋军守襄阳时，祈祷武当山真武大帝帮忙。真武大帝从天上降下文书：【有大黑神领兵西方来，吾亦当避】，于是南宋各城望风而降。元军攻克常州时，【多见黑神出入其家】。《元史 释老传》还记载【元贞(1295～97)间，海都(窝阔台的孙子，西北叛王之首)犯西番界，成宗(忽必烈的继承者、孙子)命祷于摩诃葛剌(Mahākāla)神，已而捷书果至】。

这尊黑神叫大黑天，音译为摩诃葛剌(Mahākāla)，本是印度教湿婆（大自在天）的化身，后为佛教吸收而成为佛教的护法神，特别是在密宗中大黑天是重要的护法神，是专治疾病之医神与财富之神。皇太极派多尔衮远征末代北元大汗林丹汗，逼死林丹汗，缴获元朝传国玉玺，还得到了一尊元朝末年从五台山辗转流落到蒙古察哈尔部的纯金制作的大黑天像，用白骆驼驮到盛京沈阳，皇太极建实胜寺供奉，成为皇家的家庙，俗称皇寺，康熙、乾隆、嘉庆、道光等皇帝东巡驻跸盛京时，皆到实胜寺拜佛。至今寺内还有驮着大黑天像的骆驼石像。清朝入关后，北京等地大建大黑天庙，最明显的例子是北京东城区南池子大街内的“玛哈噶喇庙”。它原是睿亲王多尔衮私邸，多尔衮削爵后，康熙帝即令改为喇嘛庙，供奉大黑天。乾隆41年(1776)被乾隆皇帝赐名为普度寺。大黑天像模样很可怕诡异：【赤脚踏魔女，二婢相夹持。玉颅捧在手，岂是饮月氏。有来左右侍，骑白象青狮。狮背匪锦幪，鞯坐用人皮。骷髅乱系颈，珠贯何累累。其余不尽者，复置戟与铍】

注意，不要跟印度教另外一位“黑天”相混淆，“大黑天”是毁灭神湿婆的化身，而“黑天”是维持神“毗湿奴”的化身，音译为奎师那(Krishna)或克里希纳，至今还是常见的印度人名。

随着南宋的平定，在南方搞文化建设也提上日程。《元史 释老传》记载，八思巴的弟子杨琏真加，被忽必烈派到江南做江南释教总统，【发掘故宋赵氏诸陵之在钱唐、绍兴者及其大臣冢墓凡一百一所；戕杀平民四人；受人献美女宝物无算】。杨琏真加挖掘宋朝皇帝的陵墓，除了盗取随葬财宝，还把宋帝的人骨，杂以牛马枯骨，在临安故宫中筑白塔镇压，名曰“镇本”，可能是一种密宗的法事，用来镇压临安的【王气】或【天子气】。类似的镇压王气的事情，明朝也干过，李文忠火烧元大都宫殿，压住元朝的王气，将北宋故都开封的地标建筑、七层的繁塔，【塔七级去其四，止遗三级】，镇压住北宋的王气。清朝更进一步，在只剩下三层的繁塔上筑六级小塔，封住塔顶，形成了现在这样状似编钟的古怪面貌。

八思巴没亲自去杭州坐镇，在于1274年，八思巴辞去帝师职务，回了西藏，《元史》说八思巴【请告西还，留之不可】，将帝师让给异母弟弟仁钦坚赞—《元史》叫亦怜真，可见帝师是职务，不是荣誉头衔，不在首都帮皇帝干活就得辞职。本来按照萨迦家族的惯例，八思巴的继任者应该是弟弟恰那多吉(1239～67)的儿子，但是恰那多吉死于1267年，终年29，其子答麻八喇饶乞达(1268--87)是遗腹子，生于1268年，此时刚刚7岁，做60岁的忽必烈的帝师，实在不合适，只好让叔叔仁钦坚赞代做帝师。

护送八思巴回西藏的，是刚做了太子只有1年的元帝国第一位太子真金，给了八思巴足够的面子。

丙子年（1276），八思巴年42岁复回萨迦登大寺法座。丁丑年（1277）由太子真金作施主，于后藏曲米仁摩寺(日喀则县曲弥区)召集僧伽七万余人，大兴供养，广转法轮，成为一时有名之胜会。八思巴为法会捐献了黄金963两3钱、白银9大锭、锦缎41匹、彩丝缎838匹、绸子5858匹，茶叶120大包、蜂蜜603桶、酥油13728克（每克28市斤）、青稞37018克、炒面8600克，其他零碎物品不计其数。

八思巴为写造三藏《甘珠尔》115函，用去纯金4271两3钱，皇太子真金向参加法会的七万余名僧人分3次给每人1钱黄金的布施，当真是挥金如土，【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不把钱当钱花，

八思巴不惜辞去帝师也要回西藏，并且由太子真金保驾护航，绝非简单的思乡心切，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西藏的形势不稳，内部暗流涌动。

八思巴兄弟重要的有4个，老大八思巴，编号1；同母弟恰那多吉，编号2；耶协炯乃(ye-shes-‘byung-gnas，1238--1274年)，编号3；仁钦坚赞(rin-chen-rgyal-mtshan，1238—1279)，就是第2任大元帝师亦怜真，编号4。1号、4号是大元前2任帝师，都没留下后人，绝嗣。3号耶协炯乃死在八思巴回藏的1274年，从前因后果来看，3号之死发生在八思巴辞职前，或者说正是3号之死诱发了八思巴辞职回藏。

3号是庶出，与帝师八思巴、白兰王恰那多吉兄弟异母，地位也远不如1号、2号，做了云南王忽哥赤的王师。2号恰那多吉生遗腹子答麻八喇饶乞达，编号2.1。3号于1262年生子尼钦布-桑布白，编号3.1，比2.1大6岁。1274年3号去世时，八思巴家族的下一代只有2个男丁，2.1号7岁，3.1号13岁。八思巴与亲弟弟的儿子2.1感情更好，何况2号恰那多吉是忽必烈加封的正牌白兰王，自然希望2.1做帝师，问题在于，首先3.1比2.1年龄大6岁，支持者众多，其次按萨迦家族的传统，哥哥做帝师，弟弟做白兰王，则3.1做帝师，2.1做白兰王，何况2.1的父亲是白兰王，继任白兰王天经地义，如此3.1会压2.1一头，这不是八思巴愿意看到的。

八思巴辞职，帝师职务给了弟弟4号，回藏之后，把2个侄子都带在身边，学习佛法，暂时压下了矛盾。1280年八思巴去世时，13岁的2.1做了萨迦寺的法座，加上第2任大元帝师4号死于1279年，2.1又做了第3任大元帝师。随即有人控告3.1违反追荐八思巴的规矩，忽必烈下令严惩，将3.1流放到汉地的苏州，继而赶到海上的普陀山。直到成宗朝才回到西藏，1312年受封为国师，终身没做帝师。八思巴的关于继承人的安排，导致了日后萨迦家族的内讧。

另一处暗流，来源于八思巴与其在西藏的代理人本钦的矛盾。前文说过，八思巴远赴大都做帝师，辅佐忽必烈，西藏事务交给萨迦寺的本钦(管家)具体管理，本钦是帝师的代理人或管家。首任本钦释迦桑布约死于1268年，衮噶桑布成为第2任本钦。在八思巴回藏前的6年间(1268--74)，建成了萨迦大殿的底层、顶层、外围墙和内围墙，建了黄金制成的屋脊宝瓶，还建了纪念萨迦班智达的观音菩萨镀金像，并完成了大殿回廊的绘画。他还管理修建仁钦岗拉章、大屋顶北殿、拉康拉章的事务。名义上衮噶桑布头上有个婆婆，4号仁钦坚赞，然而4号是庶出，与八思巴关系比较远，衮噶桑布则是八思巴任命的，根本不屌4号，利用天高皇帝远，在西藏自行其是。

衮噶桑布可能是甲若仓的豪强，做事果断泼辣，抢占了帕竹万户的一些土地，手下有一群敢死之士。1274年八思巴回藏的消息传来，衮噶桑布离职，《汉藏史集》的用词为【卸去本钦职务】，不知是辞职还是被八思巴免职，反正到甲若仓隐居去了。1274年到1280年间，有3人相继任本钦，最后一个被隐居的衮噶桑布派人刺杀，衮噶桑布俨然成了西藏的一方诸侯，八思巴对他无能为力。

八思巴与衮噶桑布反目的原因不详，可能是衮噶桑布对八思巴的某些举措不满，绛曲坚赞说：【(衮噶桑布)从身语意各方面激怒上师(八思巴)】。只是太子真金及其元朝军队在西藏，才没让八思巴与衮噶桑布正式翻脸。然而真金也意识到，八思巴和衮噶桑布反目了，而且八思巴没有足够的武力打压对方。真金回到大都，向忽必烈汇报西藏的形势，1280年，元朝出兵入藏，主将是八思巴一手提拔起来的桑哥，1281年，桑哥战胜、处死衮噶桑布，才稳定了萨迦家族的统治地位，具体细节后面再说。

经过一番变乱，八思巴的寿命也到头了。1280年，八思巴死于萨迦寺，终年46岁，《元史》说死于1279年。忽必烈赐号为：【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葬礼由侄子2.1号主持。1319年，元仁宗认为八思巴的地位仿佛孔子，命各地建八思巴庙，祭祀这位大元帝师。

对八思巴的评价，我不说了，大家见仁见智吧。

《元史》是二十五史中最烂的一部，没有之一，不仅内容自相矛盾，译名也很不规范，让读者一头雾水。就说八思巴，《释老传》称为八思巴，《世祖本纪》称为八合思八，《卷203 方技传》做八合斯巴。各种译法的主要区别在于【‘phags-pa】中的g是否单独译为一个音节。到了清朝，【‘phags-pa】的读音丢了s，译作帕克巴，清人声称喇嘛教“盖自西番高僧帕克巴始，盛于元”。

《世祖本纪》说，中统元年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帝师，《释老传》说【中统元年(1260)，世祖即位，尊为国师，授以玉印】。对比其他记载，《释老传》的说法准确，此时八思巴的头衔是国师，不是帝师。八思巴获得玉印，做帝国的佛协会主席是确信的。八思巴的主要竞争对手，前任佛协会主席那摩，此时去世了；二世黑帽活佛噶玛拔希，站在阿里不哥一方，忽必烈只能弃用他。

忽必烈的称汗的前4年，主要工作是与弟弟阿里不哥打内战，八思巴等僧人的工作也注重实效性。至元元年(1264)4月，【东平、太原、平阳旱，分遣西僧祈雨】。

八思巴也不忘为自己罗织关系网，好听点叫推荐人才。宗教领域，八思巴推荐突甘斯旦麻僧人胆巴入朝。【时怀孟大旱，世祖命(胆巴)祷之，立雨。又尝咒食投龙湫，顷之奇花异果上尊涌出波面，取以上进，世祖大悦】。胆巴死于忽必烈的继承者元成宗朝，追号大觉普惠广照无上胆巴帝师。八思巴的亲弟弟恰那多吉也来见忽必烈，被封为白兰王，授予金印，印纽为跪着的骆驼。按花教的习惯，哥哥出家为僧当座主，弟弟在家娶妻生子，做下一代教派座主，兄僧弟俗。当年阔端将女儿嫁给恰那多吉，希望生下有蒙古血统的法王或帝师。忽必烈是大汗、皇帝，让恰那多吉做白兰王，从此之后萨迦家族形成了哥哥做帝师，弟弟做白兰王的惯例。八思巴的异母弟弟耶协炯乃是庶出，地位不如八思巴、恰那多吉兄弟高，被忽必烈的儿子云南王忽哥赤接到云南做师父。

《元史 方技传》记载，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花钱在西藏修建金塔，八思巴从尼泊尔(尼波罗)请来一批工匠，其中有个17岁的小孩阿尼哥，八思巴见他年幼，料定阿尼哥必然有过人之能，将其推荐给忽必烈。大汗正好要巧匠修理针灸铜人，就把活交给他了。最早的针灸铜人铸造于北宋仁宗年间，用来训练医生找穴位。铜人的尺寸与正常成年人相近，胸背前后两面可以开合，体内雕有脏腑器官，铜人表面镂有穴位，穴旁刻题穴名。使用时以黄蜡封涂铜人外表的孔穴，其内注水。如医生取穴准确，针入而水流出；取穴不准，针不能刺入。几经战乱和流转，忽必烈手上的铜人残缺，阿尼哥超额完成任务，重铸铜人，【关鬲脉络皆备，金工叹其天巧，莫不愧服】。一个尼泊尔修造中医精粹针灸铜人，成就一段中外科技交流的佳话。

忽必烈称帝之后，按照刘秉忠等人的建议，修建大都，设置衙门。1260年设置最高行政机关中书省，元朝发明的行省，全称是行中书省，即中书省的派出机构，早年并不常设。1263年设置枢密院，管理军队和兵权。1264年，忽必烈对阿里不哥的胜局已定，至少北中国没了对手，忽必烈改元为至元元年，着手进一步加强对地方的控制。

具体到西藏，忽必烈派八思巴、恰那多吉兄弟回藏，组建西藏管理机构—总制院，【领以国师】。西藏13万户，就是在这次八思巴回藏时组建的。13万户名为万户，其实都不超过4000户。具体有哪13万户，每个万户多少户，各种史书互有出入。按《汉藏史集》的记载，13万户中与本文关系最大的3个，分别是是止贡万户，3630户；帕竹万户，2438户；蔡巴万户，3702户。户的定义为，六口人家为准，即夫妇2人，子女各1人，男女奴仆2人；马、驴、山羊、绵羊、黄牛和犏牛各一，六间房屋，12克种子(每克约28市斤)。

13个万户与其说是行政单位，不如说是对原有西藏割据势力的承认。以最强的止贡、帕竹、蔡巴万户为例，他们都是蒙古入藏之前就建立的寺院、土王结合的政教合一政权，彼此的关系错综复杂。八思巴所在的萨迦寺反而不直辖任何一个万户，蒙古入藏前，花教在政治领域的影响很小，全靠蒙古帝国的支持，才让各路诸侯低头，而且是暂时低头。在承认蒙古帝国统治和花教权威的前提下，各万户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建设和谐社会，但也埋下了日后万户做大，推翻萨迦帝师政权的伏笔。

由于八思巴不能常驻西藏，他在萨迦寺设置本钦职务，相当于帝师的管家，具体负责管理西藏。首任本钦是八思巴的侍者释迦桑布(shakya-bzang-po)，当年萨班带着2个侄子去见阔端，留在萨迦寺看家的就是释迦桑布。随着八思巴的发迹，释迦桑布也高升一步，成了全西藏的管家。

1267年，八思巴完成工作，回大都的路上，遇到一个叫桑哥的人，大为欣赏，把他带回大都，桑哥日后成了大元帝国的宰相。1268年底或次年初，八思巴回到大都，忽必烈派公卿大臣热烈迎接。

八思巴回大都的第一件事，是为蒙古造字。1204年，成吉思汗征服蒙古草原上最后一个强敌，也是文明程度最高的乃蛮部，俘虏掌印官塔塔统阿。此时成吉思汗已经有了立国的打算，让文化人塔塔统阿创制蒙古文字。塔塔统阿以畏兀儿字母为基础，创造出畏兀儿字蒙文，俗称老蒙文。但这种畏兀儿体蒙古文使用不便，容易混读，因此蒙古皇室一直希望能创造一种蒙古文字。据《萨迦世系》记载，萨迦班智达在凉州时曾创造一套锯齿形的字母来拼写蒙古语。忽必烈命八思巴创制蒙古新字，八思巴依据藏文字母和拼写形式将这套新文字创制出来，于至元六年(1269)呈献给忽必烈，忽必烈下诏颁行天下，《元史 释老传》记载的诏书全文为：

“朕惟字以书言，言以纪事，此古今之通制。我国家肇基朔方，俗尚简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汉楷及畏吾字，以达本朝之言。考诸辽、金，以及遐方诸国，例各有字，今文治浸兴，而字书有阙，于一代制度，实为未备。故特命国师八思巴创为蒙古新字，译写一切文字，期于顺言达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

从现存的八思巴字书写的资料看，其基本字母的读音、顺序、元音符号、书写规则与藏文完全相同，只是改横写为竖写，因此用它书写藏文时，实际是一套转写符号，原理与近代的藏文-拉丁字母转写相同。用八思巴字书写蒙文时，根据需要增加了7个字母和符号。八思巴字是我国第一次统一各民族文字字形的尝试，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用拼音字母来书写汉文的尝试，因此应该说是我国古文字学上的一个重大创造，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元代的公文印鉴、碑刻、牌符、纸钞等都是用八思巴字。

虽然八思巴文比老蒙文有先进性，但在元朝灭亡之后很快消亡。原因有两方面，一是普通蒙古人已经习惯于使用老蒙文，用了60年，对学习八思巴字兴趣有限，加上元朝的国祚太短，从创制八思巴字到元朝灭亡(1368)只有百年，不足以让普通蒙古人更改写字习惯。二是其他元朝之外的四大汗国，都不用八思巴字，要么继续用老蒙文，要么改用阿拉伯文和波斯文，没有兴趣和必要用八思巴字。

作为奖励，忽必烈【升号八思巴曰大宝法王，更赐玉印】。八思巴成了第一位大宝法王，大元帝国佛教的最高领袖。不过八思巴的的大宝法王头衔，只是给他本人的，继八思巴之后的花教帝师不少，都没有大宝法王头衔，就是说，在明永乐帝加封五世黑帽活佛之前，大宝法王专指八思巴。五世黑帽活佛成了大宝法王，随着活佛转世，黑帽活佛的大宝法王头衔传承至今。

大辩论的第二条线索是【老子化胡】。老子大约与佛陀同时代，但他的事迹很模糊，公元前100年左右司马迁修《史记》时，老子的记载已经很混乱了，《老子列传》中记载了两套老子的行止，互相不搭界。第一套记载更可信些，后世说的老子，都是它的衍生，加上其他史料的参照，大致能还原老子家世行踪的大概。

老子名李耳，是周朝的国家图书馆长，官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由于卷入王子朝之乱，老子的官当不下去了，骑着青牛向西面的秦国流亡，路过函谷关时，守关者请老子在流亡之前写点东西，老子应邀写下《道德经》，之后继续西行，行踪全无，不知所终，成了千古疑案。

东汉初年，佛教传入中国，在贵族圈中流行。刘秀的儿子楚王刘英，汉桓帝都崇信佛教。《后汉书 襄楷传》中，襄楷向汉灵帝上书，【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明文提出【老子化胡】，【或言】意为有人说，那么在襄楷之前，肯定已经有了老子化胡的说法。《三国志》之裴松之注释引《魏略 西戎传》说，【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盖以为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属弟子别号，合有二十九，不能详载，故略之如此。】襄楷和裴松之的说法的差异在于，襄楷认为老子就是佛陀(浮屠)，裴松之认为老子在西域教了很多徒弟，佛陀是老子的29个弟子的统称，则佛陀成了老子的学生，是孔子的师弟。

西晋时，佛教更加盛行，天师道祭酒王浮终于拿出理论性著作《化胡经》，明确指出老子西入天竺，变化为佛陀，教胡人道教，胡人讹传为佛教云云，老子化胡的理论正式出炉。按老子化胡理论，佛陀就是老子，佛教是道教的分支，地位自然低于道教。对老子化胡说，佛教方面自然很愤怒，不过早期佛教在汉地的力量有限，为了降低传播门槛，默认自己是道教的分支，也是一种妥协求发展的办法。

随着佛教势力的壮大，老子化胡成了引发佛道两教争论的焦点，为了避免冲突，唐高宗、唐中宗都曾下令禁止传播《化胡经》及其衍生品《老子八十一化图》。

成吉思汗推崇丘处机及其全真教，道教赢得大发展的良机，甚至侵夺佛教的信众、财产，引发佛教的不满。丘处机1227年辞世，其大弟子、随丘处机去阿富汗见成吉思汗的18名弟子之一尹志平(1169--1251)，接掌全真道—就是《神雕侠侣》中玷污小龙女那位。尹志平掌教11年，使全真道进入鼎盛时期。尹志平于1238年将掌教事务传给李志常，隐居到1251年去世。李志常(1193～1256)也是随丘处机见成吉思汗的18弟子之一，进入1250年代，随着蒙哥的上台，佛教逐渐振作起来，试图反击，李志常索性反客为主，先发制人。

为了诋毁佛教，李志常将《老子化胡经》和《老子八十一化图》从《道藏》中抽出翻印，广泛散播，企图贬低佛教，引起两教教徒激烈争论。1255年，少林长老、禅宗曹洞宗第十五世宗主福裕禅师发现《老子八十一化图》谤讪佛教，奏报元宪宗。8月，在帝国首都哈喇和林万安阁，少林长老福裕和以李志常进行御前辩论，李志常面对诘问全无招架之力，彻底败阵。宪宗令“烧毁伪经经版，退还佛寺37处。” 将《老子八十一化图》等伪经和经版交出，停造老子像，并修复和归还佛像。全真教占据的一些佛教寺院，也要归还佛教一方(《至元辩伪录》卷三)。这场辩论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只是名气不大，参赛选手的数量和级别都不如下一次。

1256年5月，因全真教执行大汗诏令不力，蒙哥召集克什米尔(迦叶弥儿)来的和尚那摩、福裕、至温(曹洞宗和尚)等人，与李志常进行二次辩论。可是李志常年老体衰，未能参赛，蒙哥汗宣布全真教2次败阵。全真教遭此重创，李志常一蹶不振，于6月去世，终年63岁。

李志常之后，张志敬继任掌教，全真教的影响和地位大不如前，佛教界越发咄咄逼人。元宪宗8年（1258），因全真教不肯退还佛寺并打伤僧人等，西僧那摩大师、少林寺福裕长老再次向朝廷告状，宪宗第3次组织辩论。按前2次的的惯例，赛场应该还是外蒙古的哈喇和林，佛教方面自然少不了两次参赛的福裕禅师，蒙哥的新宠噶玛拔希、那摩等人，全真教方面是掌教张志敬，主持人是蒙哥大汗。

事实却是蒙哥大汗独出心裁，赛场搬到忽必烈的幕府首都—滦河上游的金莲川开平府，主持人换成御弟哥哥忽必烈。参赛阵容空前强大，佛教方面，领衔的是蒙古帝国佛教协会主席那摩，【国师，授玉印，总天下释教】(《元史 卷125》)、少林寺长老福裕(禅宗)、西藏花教教主八思巴、西藏白教噶玛噶举派教主二世黑帽活佛、大宝法王噶玛拔希、资圣寺统摄至温、龙门县讲主行育、滦州开觉寺长老祥迈、蜀川讲主元一、河西国师、外五路僧(畏兀儿僧)、大理国师、五台山长老、圆福寺长老等300多人；道教界的有全真教教主张志敬、道录樊志应、通判魏志阳、讲师周志立等200多人。双方参赛者达500余人，主辩各17人。大赛的裁判和观众，为忽必烈手下的谋士姚枢、窦默、廉希宪、王盘等人，达200多人，加上参赛者，共有700人济济一堂。辩论前约定，如果道士输了须削发为僧，反之和尚须蓄发为道。

辩论的焦点在于《老子化胡经》的真伪。《至元辩伪录》记载，八思巴在辩论初期并未发言，只是当道士们提出《史记》作为《老子化胡经》的根据时，八思巴单刀直入：【帝师辨的达拔合思八(班智达-八思巴)曰：‘此谓何书?’曰：‘前代帝王之书’。上(忽必烈)曰：‘今持论教法，何用攀援前代帝王。’帝师(八思巴)曰：‘我天竺亦有史记，汝闻之乎?’对曰：‘未也’。帝师曰：‘我为汝说，天竺频婆婆罗王赞佛功德，有曰：天上天下无如佛，十方世界亦无比，世间所有我尽见，一切无有如佛者。当其说是语时‘老子安在?’道不能对”。“帝师又问：‘汝史记有化胡之说否?’曰：‘无’。曰：‘然则老子传何经?’曰：‘道德经’。曰： ‘此外更有何经?’曰：‘无’。.帝师曰：‘道德经中有化胡事否?’曰：‘无’。帝师日：‘史记中既无，道德经又不载，其为伪妄明矣。’道者辞屈。尚书姚枢曰：‘道者负矣。’上命如约行罚，遣使臣脱欢将道者樊志应等十有七人诣龙光寺削发为僧，焚伪经四十五部，天下佛寺为道流所据二百三十七区，至是悉命归之。】

八思巴的战术并不新鲜，直接指向史料的可信性。老子的权威传记，成书于西汉的《史记 老子列传》没说老子西去的行踪，老子自己写的《道德经》也没提化胡为佛，反倒是成书于西晋的《老子化胡经》说化胡了，明显是后人编造，张志敬等人只能认输。根据赛前约定，主辩的17名道士全部去龙光寺削发为僧，并焚毁“伪经”45部，归还佛寺237所。八思巴得意洋洋的写下《调伏道教大师记》：【祈愿吉祥!向上师及文殊菩萨顶礼!向以狮子吼声摧破执有无等一切恶见之正觉佛陀顶礼!当具足福德利乐及大智慧之人主(忽必烈)颁布诏命……遵人主忽必烈破斥此邪门歪道之命】。狠狠夸了佛教、忽必烈和自己一番。

就全真教而言，虽然沉重打击，但没有像三武一宗灭佛那样被灭教。蒙古朝廷只是利用这次辩论，加强了全国的宗教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从此喇嘛教或曰佛教成为蒙古大汗的治国利器。忽必烈即位后，佛教徒奏称，保定、真定、太原、平阳、关西等处，仍有“伪经”经版未焚毁。忽必烈于至元十八年（1281）召集第3届佛道辩论赛，道教最大派别正一教的教主—天师张宗演(1244—62--92)、全真教主祁志成(1272--1285年任掌教)、大道教教主李德和、杜福春等考证真伪（即辩论），考证结果，集道教三大派之力，仍是大败。于是忽必烈诏谕天下，道家诸经除《道德》两篇及有关斋醮祀祭德道书外，其余道经，特别是牵涉佛、道关系的道书、传记等坚决焚毁，全真道在内的道教一蹶不振。至于《化胡经》、《老子八十一化图》，经过数次明令禁毁，从此亡佚，直至1900年在敦煌发现唐朝书写本的残卷，才能看到原书的一鳞半爪。《化胡经》的许多内容，反而出现在佛教界记载辉煌胜利的《至元辩伪录》等书中。

开平辩论赛的最大赢家，无疑是忽必烈和八思巴。就忽必烈而言，这次辩论赛的意义可大可小，说它小，只是宗教内部谈玄说法的玩意，说它大，涉及到未来蒙古帝国采用什么宗教做官方意识形态，怎么上纲上线都行。结合此前忽必烈刚刚被整肃，需要机会复出，而蒙哥大汗将原来在首都举行、大汗亲临的辩论赛，规模大大提高，反而换到开平府，由御弟主持，我认为这是蒙哥为御弟制造的复出舆论准备。万一蒙哥改了主意，不让忽必烈复出，依然有回旋余地。

总之，事实是1258年的辩论之后，忽必烈复出了。

至于八思巴，年仅24岁，在大赛上一鸣惊人，风头无两，一举压倒佛协会主席那摩，白教老大噶玛拔希，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不仅在忽必烈帐下，也在宗教界内部，树立起权威。

1258年，蒙古军队大举南下灭宋。蒙哥亲率西路军，从陕西走蜀道进入四川，东路军由成吉思汗的小弟弟铁木哥斡赤斤的嫡孙塔察儿率领，从中原进入汉水流域。秦岭—淮河一线是中国的南北自然分界线，此线以南水网纵横，气候炎热，蒙古骑兵施展不开，进展十分缓慢。蒙哥震怒，启用忽必烈总领东路军，进攻长江边上的鄂州，接应从云南来的兀良合台方面军。

蒙哥汗在治国方面是一把好手，军事方面却没有父亲拖雷、祖父成吉思汗的天赋，1259年，死于钓鱼城下。听到蒙哥的死讯，同样顿兵鄂州城下的忽必烈，打定北上争夺汗位的决心，与南宋首相贾似道和谈，与留守外蒙本土的小弟弟阿里不哥打内战去也。

1260年，忽必烈在诸王大臣的拥戴下，在老巢开平召开了个规模很小的忽里台，自然当选为新任蒙古大汗。这个忽里台无法代表黄金家族，术赤、察合台、窝阔台系都不予承认开平伪忽里台，拥戴忽必烈的弟弟阿里不哥为大汗。更有甚者，忽必烈启用中统年号，俨然成了汉人的皇帝，而不是蒙古大汗。忽必烈、阿里不哥的汗位之争，终于爆发了残酷内战。蒙古帝国的权力之争，从成吉思汗、窝阔台时代的暗斗，演变为蒙哥朝的大清洗，终于发展到了内战。

中统元年(1260)年12月，应该是西历的1261年初，忽必烈在燕京，后来的大都、北京，加封八思巴为新任佛教协会主席，【以梵僧八合思八为帝师，授以玉印，统释教】，八思巴终于成了大元帝师，虽然此时还没有大元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