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帖可能变空内容，邪门暂不知所以然
- 『稷下学宫』新认证方式，24年网站打算和努力目标
主题：中华文化 -- 夏商楚歌
家园 中华文化 文化这个中国人都熟悉的词实际上来自西方，如民族，文明都是西来词。若不是研究这些的人，确实没必要了解。但上次有位朋友问到，何以我国是唯一四大文明中没有中断过的？今天方有时间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
中华文化是不断发展、积累和充实的。对国家和民族而言,文化的发展方向决定了国家、民族的命运。通俗的说,侵略者可以使用武力征服一个国家或民族,却无法使用武力治力这个国家.以及彻底使这个民族心服.唯有一个办法能达到彻底的征服.那就是文化.
文化是国家的“软实力”,一个强大的民族和国家，必须具备强大的文化。强势文化对内是巨大的凝聚力，对外则是无可替代的影响力，在某些时候、某些方面，其影响甚至超过政治、经济和军事。
从个人角度讲,文化能塑造一个完美的自我。一个人品德高尚与否，气质高雅与否，见识是否正确，都与文化修养有密切的关系。文化似乎是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但它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一个人的命运，就日常而论，它也或隐或显地表现在每个人的言谈举止中。
世界上文化分三大类.即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商业文化。它们的产生，分别依托于高寒草原、河流平原、濒海近海地带。文化类型形成的原因，较为流行的是“自然气候决定论”，有什么样的自然气候，就可能产生什么类型的文化。
三种自然环境，决定了三种生活方式；三种生活方式，又决定了三种文化类型。
牧、商因内不足，故是外向型的，而农耕则是自给自足的，内向型的。外向型的有对立感，扩张观，财富观；农耕内向型的则依赖气候、雨泽、土壤，讲天人相应，物我一体，安分守己，特性是和平的。
当然，文化类型还有其他分法，比如以宗教、哲学分类，季羡林先生就将世界文化分为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儒家文化、印度教文化四种类型。个人认为这属小类了.
中国文化的特点,其地理背景决定了它是农耕文化.我们国家的西部是高原，北部是沙漠或大草原，东、南部是大海，在古代交通落后的条件下，较之埃及、巴比伦、印度等地，不易受到外敌入侵，客观上比较“孤立”，其文化容易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我国的统治者早早的就把该占的都拿到手了.所谓该占就是肥点的,已经都在掌握中,条件差的不看在眼里.因此一门心思埋头致富.
我国早在唐虞时期,其文化发生在今山西，河曲东岸及北岸，汾水两岸。夏文化发生在今河南西部之河曲地带，伊、洛两岸。
今山东西部有菏泽、雷夏、大野等，是商部落的文化发源地。河南安阳一带，有漳水、洹水流入黄河，是殷族所在地。
周文化发生在今陕西黄河及伊、洛流域。南方就不用说了，其文化的发生发展，无不与水系有关。以上地理背景，加之国土处于温带，决定了中国文化是以农耕为主的文化类型。
我国农耕文化有几个特点;
第一、文化发生地域广大而复杂，与古埃及、巴比伦等单一的河流、单一的平原迥然不同。
第二、容易组成强大的力量，结成统一的大国，其文化不易被外敌所消灭。
第三、由于文化发生地域广大而复杂，地区间的文化差异也一直存在。
由于以上的地理原因，决定了中国人是在农业文化中生长，重自我安定，内向而不外求，与西方外向性商业文化、重自由和扩张不同。
三十多年前西方开始折腾我国文化西来说,到现在仍然有这样的言论.包括我们今天研究东北史,也同样是处在战略包围环境下展开的.可说处境很艰难.
外国人持中国文化外来说的认为,既然人种外来，自然文化也是外来。这又分西来说：巴比伦说、埃及说；南来说：印度说；北来说：俄罗斯说；东来说：日本说。
反正说很多.都在说.然而,谁都拿不出确实的证据.这些“学说”全没有科学依据，大多很荒谬。不过，本人对外国友人丰富的想象力表示理解.
另外还有中国文化本土说,这一说法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国文化的摇篮，有五千年的初级文明，如龙山文化(山东济南附近龙山镇，黑陶文化)、仰韶文化(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彩陶文化)、半坡文化(西安)等等。
1977年发现的河南新郑裴李冈文化，迄今8000—7000年。因此，黄河流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源头，其他地区的文化，都是它的辐射和发展。
还有一种说法是,中国文化多元说.遗憾的是,现代考古证明，与黄河文化同时的，还有长江文化，如四川盆地的广汉三星堆文化，迄今4000年。成都金沙文化(出土金、玉、陶等一千二百多件)，大溪文化（重庆巫山县），至今都已四至6000年—5000年。
上世纪九十年代发掘的湖南澧县的城头山城址，距今已五千年—至四千八百年,除大量石器、骨器、陶器、玉器外,还有炭化的稻粒,说明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的水稻种值国等等。这说明，长江流域文化并不比黄河流域文化晚。
因此,种种说目前只能暂定为想象,当然,这不排除新的考古发现证实他们的说.在没有新材料证明之前,我这说法是没问题的.
世界上把文化分为两级.那便是;“原生道路文化”(第一代)和“次生道路文化”(第二代)。世界上只有中国是唯一的由第一代文化延续下来的原生道路文化。意思是只有中华文化是连续而没有断裂过的.
两河流域文明——希腊人称两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为“美索不达米亚”。其新石器时代距今约一万年。公元前四至三千年，已由史前文化转向历史文化。公元前三千年，苏美尔人发明了楔形文字。
悲剧的是,公元前539年，波斯人去灭了新巴比伦王国，这成为两河流域文明的转折点，也标志着两河流域文明的结束。接着希腊人取代波斯人(这个时期与中国西周至春秋、战国时代平行)，然后罗马人又取代希腊人，于是曾创造出人类最早的灿烂文明的诸民族，在外族统治下逐渐销声匿迹(犹太族除外)，一个伟大的文明无可挽回地被历史所埋葬。
古埃及文明----古埃及人的文明大致与两河流域文明同步，约在公元前3500年，就有了图画似的象形文字。公元前3100年即进入文明阶段。
国家形态出现后，约有2500年始终保持着国家的大统一，共建立了31个王朝，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自然科学上以天文学和几何学成就最高。木乃伊制作，金字塔修建，都表明了古埃及在医学、建筑学方面的成就。
但到公元四世纪时，在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统治下，埃及已丧失固有文化，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基督教国家，希腊文取代了象形文字，古埃及历史宣告结束。公元639年，随着阿伯人的征服，埃及成为伊斯兰文化圈成员，古埃及文化被彻底埋葬，成为人类历史上又一个失落的文明。
古印度文明——印度曾有灿烂的古代文明。很早就有了文字(梵文)。公元前1500—1000年时就有文字作品《吠陀》(基本上是宗教文学)。前四世纪就产生了巴腻尼编著的梵文文法书，附有包括二千个字根的词汇，这是世界上最古的一部文法书。
但到六世纪，由于嚈哒（中亚古族名、国名，自称白匈奴）人的入侵，古印度最后一个奴隶主王朝笈多王朝已经不存在了。古印度末期佛教传入中国，又传入朝鲜、日本。后来，嚈哒国家又被突厥、伊朗所灭。伊朗、阿拉伯、突厥相继占领时期，强迫信奉伊斯兰教，古印度文化一蹶不振。
公元五世纪到十五世纪，是欧洲的所谓“黑暗的中世纪”时代，发生了民族大迁徙，文明发生了大倒退。直到十五至十七世纪，出现了“文艺复兴运动”，也就是古典希腊、罗马“文化学术再生”。文艺复兴运动成为由中世纪向近现代文明过渡的桥梁，由此而产生的文化，也就是所谓“次生道路文化单元”。
因此,我们的祖先的确很棒,他们创造了中华灿烂辉煌从未断绝过的文明.能使文明一直持续的根本原因就是我们拥有超越他们的文化。
我国没有上述的情况,中华文化的源头，以前一般追溯到四、五千年前的“五帝时代”，也就是新石器时代晚期。这个“五帝”我就不说了啊,大家百度估计都有几万条信息谈五帝的.
1977年首次发现的河南新郑的裴李冈文化，引起了学术界对古代文化水平的重新评价。裴李冈文化距今8000—7000年，早于仰韶文化。
该文化属新石器时代较早遗存，已有粟、稻种植，有家养猪、狗、牛，有红陶，甚至龟骨上刻有符号。这已远早于五千年。
前些年完成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可考的历史基本上断在夏代，迄今四千一百年。这篇群众且不论断代工程，因为我会在文化这个话题谈完后，详细的说到断代工程的。无论如何，中国的历史文化从来没有发生过断裂。
通宝推：月下,雨落田园,diamond,- 复 中华文化
家园 道家、道教与中华文化 先秦没有“道家”的说法，第一次提出“道家”这个名称，是汉初司马谈的《论六家旨要》。
汉初的道家，汲收了儒、墨、阴阳、名、法诸家的思想，是黄老思想的分支，与老子、庄子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道家的主要思想无疑又来源于老、庄，故后代学术界又称老、庄为道家，并成为道家学派的代表思想家。
不过“道家”虽创始于老子，但却经后代学者的进一步发挥，故道学思想并不完全等于老子思想。或者说，“道家”与道家文化，指老、庄思想以及由老庄思想衍生的文化体系。
老子
老子名耳，字聃，一字伯阳，楚之苦县（今故城在今河南鹿邑县东）人。曾做过周守藏室之史。在世年代略早于孔子，据说孔子曾向他请教“礼”的问题。现传《老子》一书，可能有后人的增补。从1993年荆门郭店楚墓出土的竹简本《老子》看，最迟在公元前三百年，该书就已流传。
老子用“道”表达其思想。任何事物都有它发展的途径，而这种途径比较抽象，一般人不易理解，于是他就用具体的“道路”来比喻抽象的“途径”，故称之为“道”，所以说“夫道若大路然”。
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又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又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赋予“道”的，是最原初的、先天存在的、最无知无欲的、脱离了人的意识的纯自然的东西。因此，“道”成了宇宙万物的根源。老子是我国形而上哲学的开创者。
作为既是社会的、也是自然的人，只能适应“道”，而不能违背它。于是老子提出“道法自然”的观念，他说：“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老子》第二十五章）“道法自然”，就是“道”取法自己生成的样子，即取法天然、本然。一切都应该顺其本然，任其自生自成。一切都是自然而然。
正因为“道法自然”，所以老子提出“无为”。“无为”是对世人竞争于外而不反求诸内的惩戒。但“无为”不等于人在自然面前无所作为。《老子》曰：“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三十七章）司马谈《论六家指要》也说：“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无为”是不作违背自然规律（“道”）的事，并不是无所作为，只要扫除人们的情欲，然后从根本上用功，就可以“无不为”，所以他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因此，不能认为“无为”是消极思想。
因为“无为”，又引出《老子》中的所谓“愚民”思想，《老子》曰：“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知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这不同于后代的“愚民之术”，他的“愚民”，是使民愚于世人的小智私欲，反本还原，归于淳朴。所以这种“愚民”，相当于“无为”。
孔子以其复兴礼乐，维护文明造就的一切成果，提出以“仁”为标准的道德体系，来匡正、整修社会。老子则对有史以来的一切文明成果进行了深刻反思，反对整修文明的异化，因此他采取了与常识完全相反的立场。比如：
一般认为物质越丰富，社会越进步；而老子则认为物欲引起了欺诈和争夺。
一般认为道德、法规越多越发达，而老子认为越多越倒退。
一般认为人的主观积极性越高越好，而老子则认为越“有为”越把事办坏：国君有为，国家昏乱；长上有为，百姓受苦；个人有为，烦恼愈多。
他的这种思维方式，是以他的巨大智慧，揭示了被常识掩盖着的种种弊害，全方位地提示文明发展过程给人类造成的弊端，从而深化了人们对事物本质的认识。
正因为老子是从文明异化的角度出发，所以文明每前进一步，异化就加深一步；文明进步，它的异化所造成的危害也就越大。所以在历史观上，就必然取倒退的路线。
“小国寡民”是道德回到了它的最原始、最淳朴的状态。故“损之又损”就是回归，从老子道德标准看，这不是最落后，而是最进步。
是文明的的发展，使道德异化，越来越落后。儒教是从正面指导，老子则是从负面反思。两者互补，相反相成——这是中国古代社会稳定的原因。
过去的研究者认为老子主张历史倒退，是奴隶主没落阶级的思想体系。其实，老子反对文明的异化，不得不采取釜底抽薪的方式，而真正的意图是反对“大道废，有大伪”、“六亲不和”、“国家昏乱”，
以达到“民利百倍”、“民复慈孝”、“盗贼无有”的目的。就是“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也是从彻底反对文明异化的角度出发。因此，不能认为老子思想是“开历史倒车”。
总之，儒教是从正面指导，老子则是从负面反思。两者互补，相反相成——这是中国古代社会稳定的原因。
《老子》一书充满了对立转化的辩证法思想。如“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二十二章）“其政闷闷，其政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通“狯”）。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事物不是一成不变的，矛盾的双方要互相转化。《老子》书中充满了辩证法思想，这是老子哲学最光辉的思想之一。
家园 老子和孔子的这段对话很有意思 孔子读书，老子见而问之曰：“何书？”曰：“易也。圣人亦读之。”
老子曰：“圣人读之可也，汝曷为读之？其要何说？”
孔子曰：“要在仁义。”
老子曰：“蚊虻噆肤，通夕不得眠。今仁义惨然而汩人心，乱莫大焉。夫鹄不日浴而白，乌不日染而黑，天之自高矣，地之自厚矣，日月自照矣，星辰固自列矣，草木固有区矣。夫子修道而趋，则以至矣，又何用仁义！若击鼓以求亡羊乎？夫子乃乱人之性也。”
孔子怎么推崇仁义孝道，终究是“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最可悲的是推崇儒家的朝代和地方，官僚作风往往特别严重。
家园 庄子 庄子（约前369—286），名周，宋国蒙（今河南商丘县东北）人，与孟子生活的年代大致相同。曾作过周的漆园吏。居穷闾陋巷，生活困窘，尝织屦为生。据说楚王曾迎以为相，被他拒绝。
庄子思想以老子为依归，但《老子》的中心是阐述自然无为的政治哲学，而《庄子》则强调“全性保真”，舍弃世俗的知识、名誉、地位，以与“道”化为一体，与物同一（“齐物”），从而求得绝对的精神自由。
故《庄子》的中心，是探求在黑暗社会中如何实现自我解脱和自我保全的方法。他最理想的社会，是社会本然的形态，一切人为的制度和人文措施违背天性，毫无价值。这与老子一样，其实也是反对文明的异化，欲退回到人类社会的起点。
《庄子》一书中对现实社会的黑暗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如《胠箧》中探囊发匮、田成子盗齐国跖回答“跖之徒”认为“盗亦有道”：“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
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对所谓“圣人”和仁义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并有“窃钩者诛，窃取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的振聋发聩之语。
因此，庄子提出“掊击圣人，纵舍盗贼，而天下始治矣”，并认为“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摘玉毁珠，小盗不起”。
从写作上看，《庄子》一书的特色十分鲜明。它多用艺术形象来阐明哲学道理，故大量使用寓言、神话，虚构人物故事，作者善于把抽象的思想和哲理融化在这些故事中。作者想象特别丰富，文章中带有浓厚的抒情性。
- 复 庄子
家园 道教 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教派之一，创始于东汉张道陵，晋时称天师道，故又叫“道教”。道教是中国本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它形成于东汉末年，但思想渊源很远，是古代黄老思潮、神仙思想、阴阳数术、鬼神观念、宗天神学、谶纬神学等，由“道”统率起来的庞杂的思想体系。
方术、巫术是直接的前身。古代巫、史、祝、卜是与神打交道的，它处于国家的领导层，民间巫术则用符水治病，借卜卦占吉凶，故形成道教时，在社会上、下都有广泛的基础。
道教作为宗教，有着与其它宗教相似的特点：具有团体，教派，宗教组织，教义，宗教规范仪式，固定数量的信徒，固定的传道地点(道观)，固定的教派传授系统，共同信奉的经典，固定的传布地区等等。
道教中有两个问题需要弄清楚。一是道教与“道家”的的关系。先秦无道家，只有老子、庄子哲学，以及与他们的哲学相应的老子学派、庄子学派。到东汉、特别是在魏晋玄学中，才将“老庄”并称，他们所代表的“道家”仍属哲学范畴。
唐宋时期，思想家们(如韩愈、朱熹等)将“佛老”并称“二氏”，“老”成了道教的代称，乃是概念上的混淆和失误。
二是老子不是道教的创始人，这已如上述；但后代确实将老子奉为道教教主。道教尊奉的由“道”衍化出的“三清尊神”——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道德天尊”就是老子。
虽然作为道教教主的老子，不等于先秦作为哲学家的老子，但二者又不是毫无关系。
首先，道家哲学是道教的思想渊源之一，如《老子》中的“长生久视”、“谷神不死”、“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庄子》中的“真人”、“至人”、“神人”，以及他们“乘云气，御飞龙”等等，被道教所汲收，
并从宗教的角度加以渲染，为其基本信仰服务。其次，在道教创立的时候，即将老子的《道德经》作为主要的经典，规定为教徒必须诵习的功课。
张鲁在汉中，专设祭酒之官，给入道的人宣讲《道德经》。在唐代，《道德经》被尊为《道德真经》，成为诸经之首。
道教的分期
1、创始期——东汉末年。
东汉末年，张道陵创立的五斗米教、张角创立的太平道，都是比较原始的民间道教派别。张道陵，东汉顺帝时人，原籍江苏丰县，客居四川，传道于鹤鸣山(在今四川大邑境内)，自称“天师”。
“从受道者，出五斗米”(《三国志张鲁传》)，故称“五斗米道”，又称“天师道”。其子张衡、孙张鲁相继，在川北、汉中影响很大。
“太平道”以崇奉《太平经》(即《太平青领书》)而得名，奉祀“中黄太一”为至尊天神。《太平经》170卷，书成于于吉、宫崇等人之手(详后)，部分反映了农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如主张任用贤良，公平办事，省刑保人身安全；
财物应公有公用，反对浪费，沟通民意，等等，以为这样才符合国家太平气象。其理论以阴阳五行为基础，称“天下凡事，皆一阴一阳，乃能相生，乃能相养”，提出“一衰一盛，高下平也；盛而为君，衰而为民”的思想。
汉灵帝时，张角利用该书创立“太平道”，自称“大贤良师”，用“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十馀年间，徒众发展至数十万，分布于青、徐、幽、冀、荆、扬、兖、豫等八州，组织为三十六方(大方万馀人，小方六七千人)。
汉灵帝中平元年(184，甲子)，张角发动黄巾起义，“八郡同时俱发”，“天下响应，京师震动”。起义军声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张角自称“天公将军”，其弟张宝为“地公将军”，张梁为“人公将军”。起义最终被联合起来的地主武装镇压下去，“太平道”从此销声匿迹。
黄巾起义期间，五斗米道与之东西呼应，张鲁在汉中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统治将近三十年，后来被曹操所灭，道徒被迫迁往北方。原始道教从此处于低潮。
2、改造期——两晋南北朝。
此期的特点，是由早期的原始道教向统治阶级官方化宗教的转变。东汉末年产生的原始道教，流行于下层劳动民众中，内容比较简单粗糙，主要是阴阳五行、巫觋杂语、符水咒语、鬼神崇拜等，带有较多的民间宗教色彩，没有形成系统的道教理论。
西晋末年，天下大乱，现实的苦难促使道教在东晋、南北朝再度兴起，当时许多名门望族都崇信天师道。门阀士族地主涌入道教，所追求的是长生不死，脱俗离世，闲散浪漫，采药炼丹，而不是鼓动“造反”，
所以他们对原始道教强烈不满。改造民间道教，创造出一套新的教义理论和科仪制度，从而形成新的道派组织，便势所必然。
两晋之际，葛洪著《抱朴子内篇》，系统总结和阐释了战国以来神仙方术的理论，提出以神仙养生为内，儒术应世为外，反复申述神仙可学，成仙事真，
并将道教的神仙方术与儒家的纲常名教结合起来，竭力攻击原始道教和农民起义，奠定了官方道教的理论基础，为后来的道教改革作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对原始道教的成功改造，是在南北朝时期。
在北方，北魏太平真君年间(440—450)，嵩山道士寇谦之在崇尚道教的魏太武帝的支持下，自称奉太上老君的旨意“清整道教，除去三张(陵、衡、鲁)伪法”，制定乐章诵诫新法，“专以礼度为首”，“佐国扶命”，代张陵为天师，是为北天师道。
在南方，刘宋时庐山道士陆修静“祖述三张，弘衍二葛(玄、洪)”，“总结三洞”(洞真《上清经》、洞玄《灵宝经》、洞神《三皇经》)，又依据封建宗法制度，并借鉴佛教仪式，编著斋戒仪范，“意在王者遵奉”，称南天师教。
《上清经》是茅山派的根本，斥天师道为“旧道”自称修行得道可飞升上清天。这最符合士族的口味，故大受上层社会的欢迎。
《灵宝经》重符籙斋醮，主张济度众生，自度度人，得到中下层民众的欢迎。两经都大量汲收和抄袭了佛教义理(如涅槃轮回、因缘业报、阴司三界说等等)。
3、兴盛发展期——隋唐至北宋。
隋文帝尊道士焦子顺为天师，特在皇宫附近建五通观。炀帝拜茅山道士王远知为师。唐代统治者自称为老子后裔，更是崇奉有加。高祖武德八年(625)规定三教次序为道先、儒次、佛最后。
太宗称“柱下为帝室先系”，重申此规定。高宗乾封元年(666)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玄宗令男女道士归宗正寺管理，又设立“崇玄学”，置生徒，令习《老子》、《列子》、《文子》，皆号“真经”，每年准明经例考试，并亲自为《道德经》作注，命士庶家置一本。
唐武宗信任道士赵归真，以兴道灭佛。宋代亦极力提倡道教，尤以太宗、真宗、徽宗时期为盛。太宗亲自召见华山道士陈抟，赐号“希夷先生”。又令搜集五代时散佚的道教经典七千馀卷，由徐铉、王禹翶校正，写送宫观。
真宗曾导演“天书”闹剧，又仿唐代做法，虚构始祖赵元朗为道教尊神，封为“圣祖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并加封老子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编撰《大宋天宫宝藏》。
徽宗自称“神霄帝君”下凡，册封自己为“教主道君皇帝”，刊全藏，集道史，注道经，令佛徒穿道服，入道学，等等。
此时期由于统治者的提倡，出现了许多著名道士和在道教史上有重大影响的学者，如唐代的孙思逊、成玄英、王玄览、司马承祯、吴筠、李筌、施肩吾等，五代的杜光庭、彭晓、谭峭、闾丘方远等，北宋的陈抟、张伯端、陈景元、贾善翔等。
这个时期，道教在修炼上较重“外丹”(仙药)，热心于炼制长生不死的仙药，尤以唐代为盛，不少皇帝皆因服丹中毒而死。
4、宗派分立期——南宋至明中叶。
这时期的道教，大多主张“三教”融合，修炼方法上重内丹(精气神的修炼)。由于南宋间的宋、金对峙，也引起道教内部的宗派分立。
- 复 道教
家园 全真道 “全真道”。金人王喆(号重阳子)创立以道教为主、兼融释儒的道教，后来号“全真道”。王喆是陕西咸阳人，曾中武举甲科，至四十七岁时才开始修道，但多年收效甚微。
金大定七年(1167)烧掉茅庵，去山东苦口布道，又先后收了马钰、谭处端、丘处机、刘处玄、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等七弟子，后称“北七真”。
王喆曾题所居室名“全真庵”，故后来称“全真道”，意思是只有融通儒、释的“道”才是“全”，才是“真”。
全真道抛弃所谓“丹鼎奇技”、“符籙小数”，实行“性命双修”，即修“精、气、神”，称“内丹”，这是它与旧道教的区别。全真道在金章宗时遭禁。
金大安二年(元太祖五年，1210)之后，成吉思汗攻金。1220年，王重阳弟子丘处机谢绝了金、宋之召，以七十二岁之高龄，带十八弟子北行，两年多后抵大雪山，成吉思汗接待了他，
但称“神仙”，第二年诏许东归，尽免全真赋役。后居燕京太极宫(后改长真宫)，受命掌天下道教事，并受金虎符。从此，全真教极盛。
南方：天师道为了与全真道争夺教权，遂与上清、灵宝、净明各派合流，到元代归为正一派中。此后，道教正式分为全真、正一两大教派，在明代继续流传。
5、渐衰期——明中叶以后。
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封建制度的衰落，作为封建意识形态的道教也逐斩走向衰落。清统治者重视佛教，抑制道教。乾隆时一度禁止正一真人传度。道光时禁止张天师朝觐，并由二品降为五品。辛亥革命以后，“真人”封号被取消。
解放后，结束了全真派、正一派分裂的局面，成立了中国道教协会。1949年，江西龙虎山六十三代天师张恩溥逃到台湾，次年成立了台湾省道教会。1966年，成立了“中华民国道教会”。
- 复 全真道
家园 道教教义与斋戒仪式 1、道教的基本信仰
(1)、创世说。与世界上其他宗教一样，道教也有自己的创世说：
上古：洪元(第一大世纪)——(经万劫)混元——(经万劫)百成——(经八十一万年)太初(第二大世纪，天地始分，创造了日、月、人)——太始(第三大世纪，太上老君下凡为师。万物之始)——太素(天生甘露，地生醴泉，人民食之，乃得长生)。
中古：混沌——九宫——元皇——太上皇——地皇——人皇——尊卢——句娄——赫胥——太连(天生五气，地生五味，人民食之，得以延年)。
下古：伏羲(老君下凡为师，曰无化子，教伏羲推历法，演阴阳，正八方，定八卦)——女娲——神农(老君下凡为师，曰大成子，教神农尝百草，得五)——燧人(老君下凡为师，教燧人钻木取火)——祝融(老君下凡为师，号广寿子，教修三纲，齐七政)——高原——高阳
——高辛——仓颉——轩辕皇帝(老君下凡为师，号力牧子，始有君臣父子)——少昊——帝颛——帝喾——帝尧、舜、禹……
“大道”生成宇宙及万物，这是道教最基本的教义；“太上老君”是创主，这是道教徒不可动摇的信念。
(2)、道教经诰起自三元说：
第一混洞太无元，生天宝君；第二赤混太无元，生灵宝君；第三冥寂玄通元，生神宝君。三清境(又名三天)——三宝君(天宝君、灵宝君、神宝君)分别治玉清境(清微天，即元始天尊)、上清境(禹余天，即灵宝天尊)、太清境(大赤天，即道德天尊或太上老君)。
三宝君各为经教之祖师，即三洞之尊神。道教将全部经书分为“三洞”，也是道教徒的基本信仰。
(3)、“长生久视”说。
以生为乐，重生恶生。“道”生万事万物，道与生相守，生与道相保，二而一，一而二，须臾不离，也是道教的基本教义，故造作了许多修道养生的方术，如外丹、内丹、存思、守一、服气、服饵、导引、房中等等。
(4)、天界、仙境说。
原为古神仙家、方士虚拟的神仙世界传说，后为道教所承袭。南朝陶弘景撰《真灵位业图》，为四百三十多位神仙排座次，分为七阶，成为道教等级分明的神仙世界。
天界三十六天——“圣境”四天(上述“三清境”的三天，再加三天之上的大罗天)、四梵天、三界二十八天(无色四、色十八、欲六)。天界皆由三宝君掌管。
十洲三岛——十洲：祖、瀛、玄、炎、长、元、流、生、凤麟、聚窟洲；三岛：昆仑、方丈、蓬丘。皆在八方巨海之中，为仙人游息之所。
十大洞天(如青城山是十大洞天中的“宝仙九室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在名山大川之间，上帝命真人治之，皆得道之所。
(5)、天道承负、因果报应说。
“承负”即前人有过，由后人受罚。“承负”时间或曰“十世”为一循环。为了为善避恶，故道教有许多戒律、清规。
2、道教的斋醮与戒规
斋醮戒仪起源于原始宗教的祭祀活动，道教承用之。唐杜光庭《道门科范大全集》卷97：“斋者，所以斋洁心神，清涤思虑，专致其精而求交神明也。”又宋陈椿荣《太上洞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经法》：“斋者，内斋其心，外斋其形；戒者，内戒其志，外持其形。”
道教“斋”法甚多，大致可分心斋和常斋两类。心斋即清心寡欲，澡雪精神；常斋即节食斋。“醮”是祭祀仪式，即备香花灯烛，果酒茶汤，礼(星)斗上章，以降天地，致万神，禳灾祷福。
在坛醮活动中，常神符宝籙、禁咒令印并用。斋法或说有四十二等，醮法一说七十二等，一说一百二十四等，极其复杂。
道教的戒律，不出自佛教，但后来或相互模仿。有五戒、八戒(不杀生，不淫欲，不盗他物……)、十戒、二十七戒等，但总的说来，没有佛教要求之严。
除戒律外，还有“清规”。戒律是妨止犯罪的警戒条文，“清规”则是对已犯道士的惩处条例，则罚跪、责杖、驱逐，重则处死。到现在，凡与国家法律相抵触的，已被废止。
道家、道教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同时极大地影响了文化的其它门类。
1、众多的道教传说或故事，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思想、心理和生活。
如蓬莱仙山、昆仑神山神话，西王母神话，王子乔、丁令威等大量神仙人物，八仙传说，直到所谓“财神”(赵公明，传说曾为张天师守护仙炉，封正一玄坛元帅，永镇龙虎山，故又称赵玄坛、赵元帅，专主公道，帮忙赢利调和)。
2、促进了古代科技：主要是古代化学——炼丹术(外丹，铅、汞)、人体科学(主要是气功，内丹)的发展。这在英人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有详细的论说。
3、文学与艺术
(1)、以“道”为本原的文学本体论。
文学本体论是关于文学本原、本质、本性的理论。儒家主要从政治、风俗、道德伦理的层面理解文学的价值，着重在文学艺术的政教作用，接近于今天的文艺社会学。
而道家和后来的道教则提出了哲学本体论，以“道”作为其哲学体系的最高范畴，对宇宙人生、万事万物作了总体的概括。在他们看来，一切文学艺术现象和构成文学的诸要素，都是“道”的产物。
刘勰信佛，但其《文心雕龙》论文学本原时却是玄学本体论，开篇《原道》，说把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五经六艺、诗赋杂文统称为“道之文也”。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南卷《论文意》第一则引王昌龄《诗格》，曰：“夫文字起于皇道，……一生名，名生教，然后名教生焉。
以名教为宗，则文章起于皇道，兴乎《国风》耳。自古文章，起于无作，兴于自然。”这是道、玄、儒揉合的文学本体论。宋代理学大师朱熹提出文章是从“道中流出”，主张“道统”为文学的本体。
明代王阳明的心学体系，以“心”为“体”、“体性”、“天性之体”，文学理论家受其影响，把“真心”、“本心”、“童心”作为文学本体，如李贽有《童心说》，实际上汲收了道家的自然人性理论。
总之，儒家“厚人伦，美教化”的政教功利说和“发乎性，止乎礼义”的创作原则，早在南北朝时就已经让位于“缘情”说，道家和道教的无为、自然说取代了儒家的政教理论，主张文学创作无所依傍，依真而发，以“穷情写物”。
后来古文家韩愈提出“道统论”，更是汲收了道家和道教学说，后来被宋代理学家所继承。他们极力排“佛老”，其实是暗中汲取佛老的精华，“以道化儒”。
(2)、素朴、真、冲淡、自然的审美观。
对山水田园诗派有重大影响。宋代理学家主“平淡”，特别推崇陶渊明诗。
(3)、文学创作中虚构、夸张的艺术想象和浓烈的宗教情绪。
道教之人、物意象，如三岛、瑶台、阆苑、玉女、飞龙、王乔及丁令威等等，频频出现在诗文作品中。
《西游记》虽是以佛为主，但关于“天”的描写，太上老君等神仙形象，乃出于道教。就是《红楼梦》，也深受道教的影响。第一回跛足道人所唱《好了歌》，可谓提示了全书的主题：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
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姣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说恩爱，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
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这给人间求富贵求幸福当头一瓢凉水，告诉你“世上万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只有了结世缘，出家修道，才是出路，表现出强烈的宗教悲观论的色采。
李白可作为深受道教影响的大诗人的个案。他不仅生长在道教氛围很浓的川西北地区，而且曾在齐州紫极宫接受高如贵天师的道籙(有《奉饯高尊师如贵道士传道籙比归北海》诗，李阳冰《草堂集序》亦载此事)，正式入道。
4、语言文字：
道经符籙中的俗字、特殊生造字，如《真诰》中即有许多，是文字学研究的课题。
- 复 中华文化
家园 中华之一--儒学 中国文化以孔子为代表，以儒家学说为根本，以伦理为本位，它是人类文化的理想归宿，比西洋文化要来得“高妙”，认定“世界未来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复兴”，认为只有以儒家思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生活，才能使人们尝到“人生的真味”。
断定中国是一个“职业分途”、“伦理本位”的社会。听到这里是不是感觉很无聊？好象是一群文人闲的没事干在啄磨文化的破事？
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文化体系不仅是一种形态，而且是一套价值系统和行为模式，文化不仅具有外显的架构，而且具有无形的或隐形的架构。文化从根本上制约和指导着人类的思考、行为以至情感形成和表现的方式。
到1915年，德国人；奥斯瓦尔德提出，建立现代科学体系，文化学便成为这个体喜的顶端学科文化在八十年代便成为热门。我国是从三十年代开始探索性研究，后成“绝学”.改革开放后，兴起大规模的 “文化热” ，对文化的认识可以说是肤浅不全面的。
可是有个关键大家必须知道，文化的地位。
文化是现代社会科学的三大基础科学。这三大基础科学是；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
顺着这个话题我把文化的情况交待清楚，大家自己去啄磨文化的重要性。
这三大基础科学中文化学分；人类学和社会学。
人类学又分；社会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
社会人类学再细分就是；民族学，考古学，历史学，政治学。
社会学大类中分；社会心理学，社会经济学，社会语言学。
其中社会语言学分；自然语言学和逻辑语言学。
社会心理学分；哲学，美学和伦理学。
美国人类学家，克卢伯，怀特说；现代学者在人类学中对文化慨念的发现是伟大的，可与哥白尼提出的日心学相比。
这里有些大家天天提到的词也顺便讲一下，人类。什么是人类？
古希腊哲学家说，人是思维的动物，语言的动物，政治和社会的动物。
苏联学者说过，人类是劳动的动物，制造工具的动物。
我国学者在八十年代说；人类是唯一在地球上建造和发展出了文化系统的动物。
这其实就是提出；人类是文化的动物。总结一下无非两个字；“种差”。我另外一篇文章谈过民族一词，这里不多说。
- 复 中华之一--儒学
家园 先秦儒学 谈到中华文化是要知道儒家的基本情况。特别是先秦时期的纯儒学。我们今天了解的全是汉武帝为政治统治的需要篡改的政治儒。
先秦学术，西周时尚是“官师合一”。春秋时期天子失官，分裂为私家之学，汉人分为十家，儒是其中之一。其余九家是；道，墨、法、农、阴阳、名、纵横、杂家、小说。
“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艺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这段描述出自；《汉书。艺文志》。书中已经说的很清楚了，我就不解释了。
钱穆评价孔子；“中国史上平民学术之开始”。是将“古代贵族学术传到平民社会的第一人”。
在《中国文化史一书》中。柳诒徵对孔子有这样的评价；“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后数千年文化，赖孔子而开”。因此，称其为；“圣人”、“素王”，西方学者则称其为；“耶苏”。
但孔子不是教主，其学说更不是宗教。儒家因出于古司徒之官，职业性决定了学说有两个特点。
一；精通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古称为；六艺，也就是“士”。 因此，儒家都注重文献，孔子就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
第二个特点；“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这是儒家塑造尧、舜、文、武理想的社会模式。于是中国有内圣外王、以德服人一群牛人典范，后一句就代表了周代的典章制度和礼乐教化。
儒的思想内容和主要特点；
一是；仁，儒家不理神道和鬼道，甚至不理君道。但重视人道，这就是平民之道，这也是儒的仁。儒家“仁”的内容是；孝、悌、忠、恕。
孔子的本义是把宗教变为人道化的政治、以德治人、以人为本提倡“民本主义”就是不理君道的表现。孔子老先生天天的强调统治者要实行仁政。
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都是重视民生疾苦。要求满足人民基本物质生活的需要，还要给人应有的尊严。
而儒家的“中庸”绝不是糊涂，不偏叫“中”，不变叫“庸”。“和为贵”，特别是《礼运》中记载孔子的“大同思想”，以“天下为公”的理想主义。
而儒家为统治者利用是因为；太看重现实政治，常常偏向社会上层而忽略了下层，因此被权势者维持旧秩序所利用。
另外就是被佛和道钻了空子，因为偏向群体忽略小我。所以被佛看出它只能治外不能治内，给佛家留下空间。
然后又被道家发现，太注重人类而忽略自然，于是道家留下了空间。
希望大家不要被目前的那些儒所误导，那不是真正纯粹的儒家思想，是政治儒，宣传需要的儒。
- 复 先秦儒学
家园 知识 苏格拉底早就说过“知识就是知道自己无知”.
我说;知识就是知道和认识.读书如果是死读书,读死书那只是知道了这些知识,并没把知识变为自己的东西,这就谈不上拥有.我见过很多喜欢历史的朋友,书上怎么说就没信.完全不动脑子.这就是典型的读死书.死读书的便是那些喜欢读,却没有自己思考的人.我们叫这类人是；“吃剩菜”。
春秋战国时，诸子百家，议论纷纭，以儒墨为显学，儒家张口尧舜禹汤，闭口文武周公，侈谈仁义，罔顾现实，墨家出于平民大众，却以大禹为宗，非功兼爱而信鬼神,文化与文明的区别最初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区别。
秦帝国，隋帝国，元帝国，和亚历山大的帝国，拿破仑帝国都是辉煌一时，但短短数十年就分崩离析，这都是他们在巅峰状态时未能及时调解文明的“文”与“质”之间的矛盾，他们的物质成就包括政治体制都可光鉴日月，但统治者的精神状态都贫乏太过偏激，升得太高了就会缺氧，精神就会窒息。
他们的物质成就包括政治体制都可光鉴日月，但统治者的精神状态都贫乏太过偏激，升得太高了就会缺氧，精神就会窒息。
巅峰经验必须有坚实的体魄和充足的精神。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就只有法律专家为他治国了，隋朝统治者都是北方半开化的大贵族，元蒙统治者更将世界当作了牧场，亚历山大的帝国由马其顿的将军分领，行省制都未确立。拿破仑的手下都是资本家和冒险家。
所以，他们的帝国都必须被打破，由另一批人来重新建造。这批人，要有更丰富的精神，包含更多种族，更多阶层，更多职业。
韩非子是先秦诸子百家的集大成者，秦始皇采用了他的理论而创造了中国第一次的政治大一统。这份政治遗产被汉人继承，汉初以黄老之道治国，武帝时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都是障眼术，汉初黄老之道只为休养生息，发展经济，基本上是经济政策。
汉武帝独尊儒术则为教化人民，是教育政策，而政体政制上特别是帝王驾御臣下之术还是法家那一套，后来被汉宣帝一语道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霸王道杂之就是儒法并用，恩威并施，德刑并举。
战国秦汉文明是人类文明古典期的代表，文明古典期的特征是人的精神的觉醒，虽然古希腊人和印度人也很觉醒，不过，印度人悟过头了，古希腊人觉醒不够，孔子“敬鬼神而远之”，荀子“制天命而用之”都表现了中国人理智。
古希腊文明注重"目的"，印度文明注重"源头"，中国文明注重"过程"，这就是为什么古希腊文明是"方法论"的，印度文明强调"思辨"，而中国文明对"历史"情有独钟的原因。
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帝国（-336-323），中国的秦帝国（-221-207）和印度恒河流域的难陀王朝（-364-324）是古典文明第一次政治统一，在这期间，平民的势力得到极大的提高。
古典文明的政治统一必须重来一次。汉帝国，孔雀帝国和罗马帝国应运而生，文明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都到达其颠峰。
孔雀王朝（-324-187）在阿育王（-273-233）统治期到达高潮，他本人则皈依了佛教，可惜在他死后帝国就分裂了。
罗马帝国在政治和军事上和汉帝国不相伯仲，但罗马的文化是不能和汉文化相比的。汉文化脱胎于齐楚秦晋四大区域文化的合流，并且汉人和战国人是同一文明主体。
罗马人本被希腊人视为野蛮民族，在对希腊文化的学习和摹仿中建立了自己的文化。因此，罗马人的文明是被人教化的结果，而汉文明则是中国人自己摸索，创造出来的。
也就是这个原因，汉文明在每次衰落后都能再振兴起来，能挺着胸面对强势的佛禅文化，而罗马文明在衰落时碰到基督教文化就一下子满盘皆输，只有稽首皈依了。
中国文化是人类文明第二期古典文明（人类精神的哲学阶段）的结晶，在融汇了佛教文化后达到绝对化，“格物致知，养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朱子所注的四书（学庸语孟）和五经“放之天下而皆准”。
唐宋文明是秦汉文明的复兴，属于人类文明第三期的混合文明，即人类精神的宗教阶段，混合文明是古典文明全面衰落后入主文明区域的蛮族与旧有文明种族的融合中脱颖而出的，它们的文明丰富多彩，绚丽瑰奇，只缺乏些思想深度。文明的代表还有拜占庭东正教文明，天主教查里曼帝国。
第二批帝国属于真正的文明，他们花更多的时间来休养生息，调解社会矛盾，教化人民，一般在一百年后到达颠峰。这批帝国在历史上最为持久，影响也最大，他们就是汉帝国，唐帝国，明帝国，罗马帝国，和美帝国等。
历史是一个由阴阳两股力量此消彼长的太极自旋系统。文化与文明就是历史的阴阳两面。“一阴一阳，之谓道也”。文化是阴象地为坤，是内涵的，有极强的韧性，凝聚性和持久性。文明的起点扎根于文化这样一个基础。自然且自给自足的文化一旦自觉地为自己规划，制定一个蓝图，这就是文明的开始。
文明的开始不是文字或城镇的出现，而是这一文字的系统化，城镇的规划和国家的出现，而这些都有一个明确的目的，这就是扩张和发扬光大。初建时期是凑人数，希望有人气。稍有点旺以后就该打算稳定了，稳定后呢？自然该考虑发展。
当发展到一定程度，那便是整合和修正，初建时期的问题，稳定期的问题，发展期的问题，在这个时期全部修正，然后就是品牌。
人类新文明的诞生如果不对绝对化的人权观念和自由，平等，博爱的概念作出较大的修正，整个人类文明都将随着欧西文明的衰落逐渐封闭保守，并洋洋自得于经济繁荣，科学昌盛的虚华假象，其实文明的本质却变得思想肤浅，意志薄弱，物欲横流，道德衰微。
人类新文明是全球性的综合文明，也许可定义为人类精神发展的信息阶段，高科技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只是为这一文明的诞生奠定物质基础，但新文明不可能建立在一种旧观念上。
人类文明是一个巨大的多层次多方位的开放性系统，虽然复杂多变，但也有其更为重要的一致性和统一性原则，对文明内部和外部的观照以及处理各种问题，都必须兼顾到文明各环节的互动关系。
民族的分布与迁徙，科技传播，经济起伏，社会治乱，国家兴亡，道德升降，宗教盛衰，思想鼎革与文化荣枯等这些现象都息息相关.
在文明初期，人类对世界的解释是神话的，古朴文明的目的也在于寻求人与神的和谐，那时候的神是原始的自然之神或者部族的祖宗，犹太人在总结了两河与埃及的文明成果后编纂了《旧约圣经》。
人类文明古典期 的目的却在于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这自然同样包括社会，这是人的第二自然，战国秦汉人在不受任何其他文明的影响和羁绊下独创了由孔之“仁”，孟之“义”，而转化为荀之“礼”.
韩非之“法”而最终鼎定中国人中庸却不朽的“天人合一”的理念，《学》，《庸》，《语》，《孟》四书和《诗》，《书》，《礼》，《易》，《春秋》五经成为宝典，《春秋》成为经典就是因为它"中庸".
夏日长而冬夜永，只有春秋两季，白天黑夜差不多长，符合宇宙守恒律。人类文明的第三期即文明的混合期，人类寻求的是人与精神的和谐，精神是神与自然的统一.
不过，当人类发现精神的伟大时，后果有时是可怕的，朱熹要“存天理，灭人欲”，而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变成了毫无人性的野蛮，只有承继了两河传统，融合了古希腊和印度的真知，中国人的科技（四大发明）.
而同时代的唐宋文明也堪称盛世，但唐人刚强外露，类今世之美利坚人，宋人却又过于阴柔，缺乏阳刚之气。唐帝国统治者姓李，门面上要遵循汉人旧制的祖先崇拜，拜道祖太上老君李耳.
事实上为了统治这么大的帝国，又不得不拜先师孔子，以安士子之心，更要命的是他们的祖先一大部分来自信奉佛传的西域，他们自己也是“心有所戚焉”，因此唐人几百年就在儒释道三家游离徘徊，没能建立起一个思想和精神统一的帝国。
唐朝是诗人的国度，每讲唐诗，我们就要说到王维，李白和杜甫，而王维是诗佛，李白是诗仙（仙是道家），杜甫是诗圣（圣是儒家），而唐诗和唐朝的书法，绘画，舞蹈，音乐等一样是文化的外观，它们的兴盛正是因为它们没有主导思想的缘故。
纵观有唐三百年，没有一个象样的哲学家，韩愈这种人也配食孔庙，主要是靠他自己的吹嘘，和其余人特别是宋人的吹捧，可见唐人和后于唐的人（绝大部分是知识分子）思想的匮乏。
如果唐朝还真的有个人思想的话，他就是禅宗六祖惠能，他思想一流，却是个文盲，他对中国人（包括文人）的影响是超过李白，杜甫，韩愈。
禅宗的思想在宋朝被朱熹融入了他的理学系统，明朝王阳明心学的禅宗意味就更严重了。禅宗，理学和心学都没能象阿拉伯人的伊斯兰教和欧西人的新教一样把民族或族群的思想和文明方式改造成一个开放积极的系统，而是走向绝对化，走向封闭和保守。
这当然是由于宋元明清四代政治一统，稳定压倒一切的缘故，同样也是文明机制的必然性，文明机制越完备，文明成就越辉煌，他留给后人的担子就越重，历史的包袱就越沉，改革就会一次一次的失败。
清人承袭了明朝的大一统中央集权制，但许多方面有所调整，还是敌不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好象沧海一粟，掉进了深渊（有人说是酱缸）连族都亡掉了，还不如蒙古人，一看情势不对，带着人马，全部撤出关外，照旧放羊牧马.
满人受得了汉人的繁文缛礼，就只能和“礼仪之邦”的中华上国同生死，共存亡了。中国近代经历了太平天国，戊戌变法，洋务运动，辛亥**和人民共和国，还要加一次改革开放，才渐渐赶上人家，仍旧问题一大堆，这就是因为祖宗太厉害了.
他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象一座山压在我们的肩头和心上，弃了不但可惜又觉不孝，不弃吧又举步维艰。日本的文化是从我们这儿无偿无抵押借去的，用了很久都不错.
到了近代就不行了，顺手扔掉，又去借了欧西人的东西用，明治维新那么一下子就拽了起来，还找以前贷主的麻烦，不过，欧西人的东西也不见得能用很久，有一天他们又会扔掉，再找人借东西用，日本人就这么借东借西，硬是造不出自己的东西来，学得快也扔得快。
为什么说日本人有一天会把他从欧西人那里借来学来的东西也扔掉呢？这就和欧西文明本质上的缺陷和欧西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第四期人类精神科学阶段的历史局限有关。
上古古朴文明（前古典文明）在于寻求人与神的和谐，古典文明在于人与自然的和谐，混合文明（后古典文明）在于人与精神的和谐，而近代科学文明的目的和使命应该是寻求人与神，自然和精神的和谐发展，这一目标当然只能以后才能完成.
在科学和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人类杀死了神，奴役了自然，抛弃了精神，而将技术与法律供奉起来进行膜拜，科学以及所谓的民主已变相为新的神话，新的宗教。
欧西文明有成为真正科学文明的条件，但只成为了技术文明，在美国和日本文化上充分表现出来，世界仍然得不到飞跃，让一个没有神明，鄙弃自然，蔑视精神，崇尚技术的人遨游太空是可笑的，他只发现了人类的渺小。
人类如果能伟大的话，他必须理解到神即自然，自然即精神，人类是神，自然和精神汇合，缺一不可，即便如此，挑战也是巨大无比的，人能否成为神，自然，精神的统一体，还要看宇宙史发展的规律。
将神（人亲近神圣的本性）排除在外，将自然只作为对象，对精神不屑一顾的科学，仅仅是一门技术而已。
老子说：“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人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 自然 。”道作为一切事物（包括精神）的根源，并贯穿万有。道，天，地，人是四个具有代表性的系统，四个系统中道制约着天，天制约着地，地制约着人.
他们间的相互关系是层级的，不是对立的，人既不能自由独立于地天道，更不能向他们要求平等，只有顺应自然，和谐共处，均衡发展，人才能避开被湮没的危险。
在宇宙中，人为四大之一，虽然叨陪末座，却是荣耀已极，但狂妄的宣称；“宇宙的存在是为了让人这种智慧生物的出现”这话就贻笑大方，让我们啼笑皆非了。
人能在万物之中脱颖而出，完全是宇宙自然发展的结果，但人能够有意识有理智地组成社会，实现自身，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体现道的伟大，这和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道本身对人类并无偏爱，如果道真有人格的话（就象宗教神具有爱恨性格），他也许会对人作出赞赏，就象他曾经毁灭了一些堕落的人类。
人类走过神话阶段，自然哲学阶段，到宗教阶段到达当前的科技阶段，他有今天的成果是不容易的，因为一万余年对于自然史（地球，五十亿年）和宇宙史（一百五十亿年）来说，仅仅是一刹那，即便是加上从类人猿到新人类的几百万年，也不过是一瞬间，人类的成果只有人类才能作出估量，一般的估量方式都高估了人类的价值。
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也许能最终揭露自然界的真理，从而在更高层次上体现道的伟大，但不要希望道或上帝的恩赐。
人格化的道和上帝是神话和宗教的一厢情愿，祭祀和礼拜都不能对神或道作出任何影响，因为人本身反映和体现着神和道，人是天地之子，也即自然，外在于人的神道是不存在的。
人只有弘扬自身内部的神性道性才能发展，无法祈求任何外在力量。从古到今人类各大文明都经历了从生到死的过程，两河与埃及的古朴文明被犹太人总结成一本《旧约圣经》，但犹太人没有文明，不是因为他没有这个历史契机，而是从来就不存在一个单一民族的文明。
一个独特的民族文化必须通过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等手段对其他民族，其他文化的征服，融合，才能归纳出一种具有普遍价值的文明。
基督教完成了这一工作，犹太文化被永远禁锢在《旧约圣经》中了，他是上古古朴文明的活化石。中国的古朴文明在夏商周三代，战国秦汉创造了人类最辉煌而全面深刻的古典文明，五胡乱华，晋人南渡后，古典文明式威了。
经过三百年的民族融合，混合文明在中国涌现出隋唐的艳丽和两宋的博雅，但两宋的懦弱奠定了中华文明的衰落，明清已无文明可言，是唐宋的简单复制，是唐宋的余辉。
人类文明统合期以欧西文明为代表，并且他是唯一的代表，欧西文明的缘起是对神权和专制法权的怀疑和否定，
因此在本质上（本体论上）是世俗的，物质的，个人性质的，其特定的历史时期（科学阶段）发展出（方法论上）经验的，分析的，技术的文明方式，继而在目的论上创造出以人权观念为主，以自由，平等，博爱为辅的三位一体式的幸福理论。
其历史使命造就其文明缺陷：物质与精神的对立，技术与道德的对立，人与自然的对立，个人与社会的对立，这些都是当代文明无法解决的根本问题。
当今世界最严重的问题，
一是贫困，南北差距日益扩大，
二是环境，人的生存空间的质量每况愈下，
三是地区战争依然肆虐，大战的隐患仍未消除，
四是基本的道德观念全部沦丧。
自由资本主义，非客观的唯物质主义，惟利主义，民族主义和不着边际的泛爱主义等形形色色的思想高举着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的大旗，对自然和人类疯狂剥削，刻意欺骗 ，庸俗文化泛滥成灾，色情与暴力充斥市场，到处是盲从信息的假科学，疯狂消费的假富足，崇拜明星的假文化和拉帮结派的，吹吹打打的假政治。
世界上各个具有悠久源泉，独特个性的文明也统统被纳入这个唯权，唯利，不义不德的全球化系统中，人类文明走到其顶端，要走下坡路了，科技正在对人类文明进行综合.
但欧西文明却已经无法完成其统一人类文明的使命，这个使命要有全人类来完成，在欧西文明所创造的物质基础上，综合全人类的先进因素，建立人类统一新文明，阿拉伯世界，东正教世界，印度世界和中国是有可能对欧西文明的弊端作出修正的四股力量.
但世界欧西化的程度越来越严重，如果没有一个民族能创造出一种新的价值观，欧西文明的衰落就会把整个世界都带入封闭保守最终腐朽的深渊。
欧洲中世纪存续一千余年，基督教对思想的钳制使哲学成为神学的奴婢，各国封建政权对人民的束缚及层层剥削，在当时世界上是罕见的，可以说欧洲中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这一黑暗表现在思想，宗教，文化，政治，经济各个层面。
如果说阿拉伯文明是对两河，埃及，波斯诸文明的复兴，唐宋文明是对中国秦汉文明的复兴，那么欧西文明就是对古希腊-罗马文明的复兴，但他整整晚了一个时代即文明的混合时代。
文化上的落后，神权政权的极度专制使欧洲未能在文明混合时代创造出一个可观的文明形式，欧洲中世纪最伟大的皇帝查里曼大帝和中国的唐太宗，宋太祖，以及阿拉伯世界的穆罕默德和继任的几位哈里发和特别是后来的萨拉丁相比，简直就是儿戏。
长期的黑暗和政治宗教的双重高压为欧洲有识之士和下层人民准备了爆发的内在力量，这是一种地狱般的力量，有火山喷发一样的不可遏制性，因此它一旦爆发，对旧思想，旧制度的拨乱反正也必将采取矫枉过正的方式。
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就是在这种历史环境中被提出，文艺复新的意大利对此引而不发，宗教改革的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也欲言又止，最早实行宁静**的英格兰始终保持着他绅士含蓄的风度。
意大利离阿拉伯国家最近，断绝了的古希腊文明思想和艺术以及中国和印度的先进科技就是从这里传入欧洲的，当时意大利小国林立，经济相对发达，但梵蒂冈的势力不容忽视，任何政治或宗教上的动摇都会使意大利沦入阿拉伯人之手。
因此意大利的革新只能表现在文化上。德国的宗教改革是一方面德皇（自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与罗马教皇长期争夺欧洲统治权而教廷意识薄弱，另一方面是由于帝国内部本身不统一，落后的选侯制使人民不堪重重剥削，国内矛盾尖锐化而爆发，产生了马丁路德的新教理论和孟德尔激烈的宗教起义行动。
英国孤岛远悬，早就独立于罗马教廷，自成英吉利教派，十二世纪的宪章运动和十七世纪的克伦威尔革新及稍后的君主立宪制（宁静**）使英人在许多方面都领先于欧洲大陆，地处边隅反而变得得天独厚，最早实行世界殖民政策（葡萄牙和西班牙为其先驱，不过，他们的成就只是昙花一现）。
但社会存在必然要对自由进行限制，所以，自由是思想范畴，却不是行动纲领，无纪律法律的自由在行动意义或社会范畴上只能是破坏。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如果存在了，那就是另一部分人的苦难。
因此不受公义限制的自由是无政府主义，是反自由，最终导致思想偏差甚至迷失，对自由过度的向往是道德沦丧，思想迷失，精神衰落的根源。
我行我素的绝对自由观导向自我中心主义，向外殖民主义，野蛮资本主义，无政府主义，个人边缘化，然后自我膨胀，膨胀自然就内涵稀释，意志衰弱。不仅殖民主义，包括民族自决主义，甚至纳粹国社主义都是以自由作为其基本概念。
自由不可以具备先验的特征，它必须首先建立在个人（国家，民族）思想的正确性和合理性上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这就是说自由的概念应该是经验的，以正义为根据的后天概念。
- 复 知识
家园 自由，平等，博爱 法国人说人生而自由，他们这样对人说道：“你是自由的，任何人，任何集团都不能剥夺你的天赋的权利，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去干吧！” .有人说得更透彻，老子说“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
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特别是孔子的前半句话“民可使由之”翻译成现代文就是说“人民吗？给他自由！” 孔子这样说的时候也觉得这种思想太超前了吗？所以加上了后半句“不过，不要让他知道为什么”。
说“人生而自由”，“可使由之”的人其实内心深处是鄙视，漠视人民和人类的，他们从根本上毫无人权观念，只把自己当成了圣人或救世主，把人还原为“无知无欲”的自然人，“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说的就是他们，他们根本不知道即使是最愚笨的野民也是有自尊心，还有助人为善，成人之美之心的。
无论如何。他们只看到了个体的缺陷，却没有看到缺陷总和可以造就完美，这就是组织的功能。人即使组成了社会，但如果放任自由，世界就另一种是虎狼横行。
不信，请看，今日之世界，今日之中国。一个民族 在其发展上升期充满了对财产，权力的欲望，他们对知识也有这种欲望.
事实上，他们就是一群狼，战国秦汉人如此，罗马人如此，欧西人更是如此，但文明一旦定型，国家制度的确立逐渐将这群狼分化了，少数“大人虎变”，有的还会黄袍加身变成龙，精英分子则“君子豹变”.
当然也有半精英分子变成狐假虎威的狐，大多数人就只能“小人革面，顺以从君”了，被驯养成羊，或夹起尾巴做狗。社会如果对个体自由不加限制的话，就会变成“一盘散沙”，限制太紧就“万马齐喑究可哀”。
原始粒子汤固然是一片混沌，“黑洞”，吞没一切个性的黑洞，却是宇宙中最可怕的东西，怎样在两者之间取得均衡。
“人生来自由”，说的是自然人，野人，即便如此，这自由也只是指人无目的性的心灵混沌状态，要求自由，不是有无自由的问题，而是要争取更大的自由，不是个体的自由，而是群体的自由，不是某一族群的自由，而是整个人类的自由。
人是自然，社会和精神的综合体，因此，人的自由是受自然规律，社会规律和精神规律的制约。人只有完成对自身的认识后，才可以对自由进行诉求。
个人认识自身的限制和潜力后才能进行自我实现和超越。人生在根本上是自我认识，自我实现，自我超越的过程，在整个过程中，人是主体，要有自我控制的能力，不能收放自如的泛滥式自由诉求是对人性的曲解和庸俗化（暴力和色情就以此为基础）。
自我控制就是自律，法律，伦理 和宗教对人的规范则是他律。并不是所有的自律和他律都是正确的，正义是解救今日世界自由泛滥的唯一选择。
正义之在于个人，就是义不同群，群而不党，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风格和气概。 正义之在于社会，就是社会公义，以大多数人利益为归宿的新的法律。
在此，大多数人的利益不能被代表，他们被代表的时间已经太长了，今天的美国不就是已经代表了世界吗？
正义是新自由观的同义词，是对老自由观的修正，他是思想的自由，道德上的自律。实际上，世界经济一体化将届完成，受益者并非已得自由平等的族群，而是资本与信息的垄断者和垄断国。
马克思（主义）诞生在欧洲，不可避免地受到欧西文明先天局限性的影响，却只在中国生根发芽。
第一，他没有限定人类自由的底线，
第二，他过度地夸张了人类平等的功效，或者说忽视人类真的平等的危害，
第三，他怎么能象耶稣一样相信有了共产主义，人人就博爱了呢？马克思博古通今，思绝千古，是一个正宗的德国人，但他的思想和性格却更象一个法国人。
事实上，他的很大一部分思想直接继承于卢梭，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说庄子是中国的卢梭，应该卢梭是欧洲的庄子，因为在卢梭前欧洲还从来没出现过象庄子一样浪漫诙谐，闳大精辟，思想和性格都似野马般不羁的人物。
有一点是肯定的，卢梭，马克思，甚至本朝太祖是同一类人物，跟庄子扯上关系的只能是太祖，看庄文与毛诗就知道，只不过卢梭和马克思怎么能和耶稣有关联，除非他们青年时期象鲁迅从四书五经的字里行间读出“吃人”的字眼一样，辨认出印着“顺从”两字的《圣经》在原始基督教那里其实写成“**”。
第三阶段博爱阶段在二战后正式粉墨登场。
第一步，和平演变共产主义集团，使之自由化；
第二步，发动地区战争使第三类国家受制于自由世界；
第三步，以虚假的人权观念（特别是博爱）和经济利益双管齐下，让整个世界都进入自由资本主义的彀中。
这是一套完整的战略计划，即使是在处于劣势的作战情况下仍有极大策略胜算，谁定下了这一策略，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一策略的算是基本上成功了。
至少在现在这个阶段。苏联东欧象是自由了。第三类世界也控制得不错了。唯一不破的堡垒—中国也在“吹面不寒洋柳风”下，逐渐开放软化。
唯一不解的却是虽然教下有很多信徒，但大部分中国人并不不怎么“博爱”，根据他们的传说，他们有专识鬼怪的“二郎神”的“第三只眼”，早已识透了鬼蜮伎俩，决不肯让分毫的。
欧西人不知道的是“二郎神”的祖宗是大禹王，他已经将所有的鬼怪都镇压了下去，耶稣基督再厉害也不过是三位一体中的神之第二位即“二郎神”.
博爱的原意是兄弟之情fraternity; 是原始基督徒之间的友情，就象孔子所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一样，这与民族或阶级矛盾高涨期的**理论其实背道而驰，具有投降性质，也有投机性质。
这个理念本来是应该由统治阶层为缓和社会矛盾而抛出。不过，当**者处于不利情况下，他也会抛出这一观念，拉拢中间派，争取力量，以博喘息，当他真正成功时，却又弃若敝屣，法国大**成功后对昔日同盟的清算就显现出博爱这一观念的政治投机性。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法国大**的一对双生子，前者重自由，讲民主，是精英政治，后者重平等，讲共和，是平民政治 。
两者打打杀杀，你争我斗，就象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一样，不共戴天却忘了是一个祖宗。美国国内是这样，中国海峡两岸也是如此，谁叫我们都信从了法国大革命呢？
自由民主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甚至上古部落联盟的军事民主制，平等共和派却也是根正苗红，古罗马帝国的基础是在其共和时代奠定的，而且上古部部联盟本身就体现了共和的精神。
但不能说历史发展到今天一点进步都没有，毕竟，感受到民主和共和气氛的人的比例越来越多。物质生活比较丰富，不过，各个部门的名目和管事的人也特别多。帝王的万岁变成了国家的万税，古人所哀叹的“苛政猛于虎”的现象现在基本上只局限于非洲和南美的少数独裁国家，大部分享受民主与共和的人民算是脱离了虎口。但好象生活总不是那么安全，当他们用第三只眼看世界时，才发现这世界，狼啊，狐啊，恶狗癞皮狗特别多。
所以呢，自由还不够大，平等也不够均，还要争，争不来就斗，就打，打到热火朝天就有人跳出来亮牌充当裁判，于是孔家的“仁”，释家的“慈”，墨家的“兼爱”和耶稣家的“博爱”先后亮了出来，都博了个“圣之时者”的好名声，以后很多年，大地上的人们，放下了武器，过了一段不长不短的好日子。
罗马帝国一统天下，但除了早期的共和制和后来的元首制加教皇制外没有什么建树。古罗马思想上的贫乏使其很快就成为不甚丰富的基督教的俘虏，并最终使欧洲在整个中世纪堕入黑暗，汲汲无为，而欧洲以外的世界则创造出阿拉伯文明和大唐盛世的辉煌。
今日的欧西文明已经走上了古希腊-罗马的老路。欧西文明和它的祖宗古希腊—罗马文明一样，最欠缺的文明理念却恰恰是“和”。
“和”的概念，只有中国人才将它发挥得淋漓至尽。不过，中国人精熟于“和”几千年，最后沦落到近世官场的“和稀泥”却有点始料不及。
对国人“和”的传统的改造首先要摈弃儒家“中庸的和”，让他变成“中用的和”，虽然实用主义味道重了些，但“和”本来就是一种手段，真正的目的在于“发展”。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才应该是中国人的本质。我们已经从“和平共处”过渡到“和平崛起”，下一步就是中国的“和平盛世”了（SINAE PAX）。
而自称“大和”民族的日本学去了中国人的“和气生财”，对于“和平”是一窍不通的，竟或者是根本不想知道的，他们的“维和部队”内心深处其实只想那么“威吓”一下罢了。
日本人即便绞尽脑汁，使出吃奶的力气都不会成为引领潮流的强者，没有底蕴，只能掀起浪花。他们必须等待，等到中华上国创造出新的普世理念，然后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从这个思路上来说，独裁和专制AUTORITARISM其实是西方的专利，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当译为TOTALITARISM，即统裁，统治，区别略似于西，中医。
- 复 先秦儒学
家园 礼、乐 《说文解字》：“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豊”礼器）。”则礼为礼器，引申为祭神的宗教仪式。
《周易豫卦》象词：“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上帝，以配祖考。”
《礼记乐记》：“乐者敦和，率神以从天；礼者辨宜，居鬼以从地。故圣人作乐以从天，制礼以配地。”
可见礼乐都与上古的祭祀活动有关，是巫文化的产物。孔子认为“礼由仁生”。“礼”虽是神道的、宗教的，而“仁”则是人道的。
于是，儒家用礼、乐建构起一整套社会制度和社会规范，并完成了由神道到人道的转变。可以说，整个封建文化，也就是礼乐文化。
所谓“礼乐文化”，原本是人类原始时代的习俗系统，包括信仰、祭祀、生产、生活、习惯、经验、知识的积累。
司马迁在《史记礼书序》中说，制“礼”的目的是为了培养人们节制欲望的习惯和品德，以维系社会生活的秩序。它延续和发展下来，就成为文明社会的整套制度。
整整一部《仪礼》都是记载古代社会生活各方面的习惯的。随着第一代文明的灭亡，文化也发生变异，唯中国文化保持着原生态，仍沿“礼”(习惯)的方向发展。
大约在西周时代基本定型，成为中国独特的礼文化发展模式，形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庞大系统，大体与“文化”同一概念。“礼乐”并不属儒家所有，儒家只是礼乐文化发展的一个阶段而已。
古代的“乐”，不是今天“音乐”的概念，它包含音乐、舞蹈、诗歌，以及说唱相结合的样式。“乐”是礼教的重要内容。
礼与乐相配合，追求的是一种天地、社会、国家、家庭、个人全面的协合的境界，从礼的角度讲是“大顺”，从乐的角度讲是“大和”。
因此，尽管乐与礼的形式不同，但它们所反映的内容是一样的，两者所达到的效果也是一样的，故乐亦是礼，古代的祀仪活动，都必须配乐，《通典礼典》曰：“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
礼
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中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看来他是认为，周公改革政治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道德之团体"，要用道德把贵族、平民和其他的人维系起来。
为了保证这一目标的实现，周公制定了一整套礼乐制度，史称"周公制礼作乐" 也就是说在王老看来，周公制礼作乐是使周实现了由鬼道向人道的飞跃，政治家或者思想家，在推出他改造社会的理论体系或者方案的时候，他一定要思考一个问题；‘怎样最大限度地切合人自身的特点’
了解中国各朝历史，想来是清楚的，在古代中国，当官以进入政治界当然是为了获得权力。然而当时权力的主要内涵之一，是士人可以藉由此管道以进入士大夫社会，参与其中的各项礼仪活动,
藉由这些礼仪的实行， 士大夫获得了身分的荣誉感，进而感受到己身的权力。因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权力必须藉由礼仪符号来展示！一旦一位官员被迫从朝廷离开去担任外官，也就离开了当时最高级的士大夫社交圈，无法参加这些社交活动，这些都是通过斗斗诗,来首词,或者语言、仪态,着装.没有了这些礼仪符号，也就失去了在士大夫社会的人际关系圈，等于是丧失了士大夫身分感。
在中国，权力是一种文化现象!通过人际关系的缔构，以确立自身主体的地位，并确认或扩张其权力,包括皇权，必须是放在君臣关系中去理解,君尊臣卑，家父长制……若以普通的思维去理解我国的皇权，恐怕是对皇帝制度的误解。
- 复 礼、乐
家园 礼 礼；是儒家政治理念的核心观念，因此儒家称为；礼治！礼作为语言符号却可上推到殷墟甲骨与两周金文，礼经内容文字有先秦渊源，还可推至西周贵族教育的教材，但直至战国末年，似无一本书名为《礼经》。
就《仪礼》而言，此书应是儒者在汉初汇集先秦（战国）的礼仪书而成的，《仪礼》成为经典，或者列为儒门五经之一是另一回事。先秦有“礼经”的概念，但“礼”并非一部经典的概念，更不特指那部经典。
战国后期各学派之间激烈的斗争，为争夺政治的主导权，儒家积极编纂典籍，并抬高其地位为“经”。“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安民哉……”此内容来源当是官学中的某位礼经博士，或者说是后仓在官学中教授《曲礼》，其中“毋不敬”
以下三句是《曲礼》原文，而“安民哉”以下，便是礼经博士的经文诠释，是所谓“记”。先秦的《曲礼》原是作为贵族童蒙教育的礼仪模板，但通过后仓及这些后来的学者诠释，成为治国安民的政治规范
我们来看看礼记内容的出入，其来源甚广，非一派一人之手，这些内容来自；《曲礼》，《檀弓》，《大传》，《丧服小记》等等，这些应为战国后期经学者讲经的传记。
另外还有部分《乐记》，《礼运》，《祭法》，《祭义》，《月令》，《中庸》《大学》……这些是战国后期学者对礼的新诠，而且运用了流行的气论和心论。
起因当是儒法斗争，这是礼记被提为圣经的情况。因此，今本礼记是长时间作成的礼制文献。出自不同学者，不同学派，其史料的可信度也应作若干保留。
我们可看到，学者们在论先秦儒家礼论时，多引《左传》。左传是什么书？是史学家证明春秋史实之文献，自然是有依据，但分析左传的成书，内容资料的来源应该是春秋时代某国史官的纪录，被称为《春秋》，此书是否经孔子删改并不确定。
另外，左传的体裁中包含大量的议论，都是评论所记载的春秋史事，如以“合礼”与否评断。这些以君子曰为主的记载与其以为是反映春秋的史实，不如理解为战国中期学者的见解。
因此，左传所呈现的礼论，与其说成是春秋时代，不如当成是战国中期的学说！大家可用左传和儒家其他经典互证，便能清楚何为儒家礼。
古籍有时代性，不同古籍成书皆有其目的。经典中的礼论不是无意间留下的史料。是经典作者的礼论述。但不同的著作和作者使用礼的语言符号去建构自己的礼论，定有其意图和策略。
“礼”有二层意义，一是作为语言符号，二是此语言符号所蕴涵的思想元素。二者之间有对偶的关联性，但其关系不是固定的。语言符号的意义的不确定性来自读者在解读时的创造性，每个人读书都有自己的理解。
这里举一例：饮食礼，
在先秦那个时代，我们能去想象古人在抓到猎物后，开吃之前，腿上还先铺好餐巾，然后慎重的把器血排列好，再彼此谦让一番，最后才开动？
目前学者考古发现，跪坐之姿起于商代后期，跪坐之姿 是周贵族在公开场合的正确坐姿，学者认为跪坐的姿势是违反自然的。
这种动作来自于俯伏后起身而来的坐姿。最先使用这种仪态的是祭祀时的神职人员，他们作这个姿势是进行宗教活动时，作这种姿势是表示对于鬼神、上帝的敬畏。
随着神圣生活观念的发展，为强调日常生活中的敬，此仪态就被推广到祭祀之外的日常生活。至少是公共生活中。
从西周开始，礼字的意义从祭祀扩及生活中的礼仪规范，指人的身体应遵守的客观规范。从另一角度来说，人所实践的礼仪规范，包括各种身体的动作、语言、器物、器物的数量，许多部分是人必须勉力为之的，因为它们得自祭祀神圣性的保证。
周初以来在“天命靡常”的忧患意识驱动下，那些贵族借生活礼仪化以敬德，此亦为；仪刑文王，周人相信若能延续文王之德，便能续有天命。
在这套政治结合宗教观念驱动下。周人从赳赳武夫变的文质彬彬。这种礼制是一套正式的理念和规范，作用便是限制和发社会行动者的互动行为。它不同于单纯的规范，如道德信仰等，它是有一定的强制力，有实质的赏罚功能。
周礼的主要功能是分类和区别。礼的实践有一定的难度，必须有相当的文化能力。
《仪礼，聘礼》中说行礼是；此众人之所难，而君子行之。可见行礼与否是区别君子和众人的。行礼也区别雅和俗。还包括威仪~~
周礼中政治类包括；祭天、祭地、宗庙之祭，祭先师先圣、尊师乡饮酒礼、相见礼、军礼等
在礼仪的建立与实施过程中，孕育出了中国的宗法制，礼仪的本质是治人之道，是鬼神信仰的派生物。
“三礼”；《仪礼》、《礼记》、《周礼》是礼仪发展的成熟阶段。宋代时，礼仪与封建伦理道德说教相融合，就是礼仪与礼教相杂，成为实施礼教的得力工具之一，行礼成为劝德服务，繁文缛节极尽其能。到了现代，礼仪才得到真正的改革，如今的礼仪再无鬼神内容，成为现代文明！
“五礼”之说：祭祀之事为吉礼，冠婚之事为嘉礼，宾客之事为宾礼，军旅之事为军礼，丧葬之事为凶礼。
- 复 礼
家园 人生礼仪 政治类刚刚说过，生活类有人生礼仪、饮食礼仪、称谓礼仪等。
人生礼仪；
诞生礼，三朝：受贺；
满月：剃发；
周岁：抓周
成年礼：冠笄礼
婚礼：纳采、问名、纳结、纳徵、请期、亲迎
葬礼
称谓礼仪有；尊称：敬称，用敬辞向对方表示尊敬。比如；尊驾，仁兄，令郎~~~
谦称：用谦辞表示谦虚的自称。如；臣，奴才，妾，寡人，老朽、贱内、犬子~~~~~
鄙称：用轻蔑的口吻称呼别人。如；小人，竖子~~~~~
作为周天子，是国家最高统治者，分封诸侯，这些诸侯便是封国内最高统治者。他们听命于天子，也是有义务的。如：服从命令，纳贡，守卫，管理~~
这些社会地位和权力是由宗法制为基础的等级制度决定的，等级越高，社会地位就越高，权力也越大。周天子在金字塔尖，往下便是；诸侯，卿大夫，士。他们的嫡长子有继承权，别的儿子便是余子。
周代等级很明显：天子使用九鼎，诸侯使用七鼎，卿大夫用五鼎，文士用三鼎。彼此是不能逾越的。
语言方面同样有等级，周天子死了：崩，驾崩。诸侯死称；薨。大夫死称；卒。文士死称；不禄。
这些贵族在举行祭祀和宴饮等活动时使用的乐器是编钟，一样有要求。周天子的乐队可以排成四列，东西南北四面都可以排。
诸侯只三列，大夫两列，士一面。
跳舞，听歌，也有规定。天子能同时让六十四人一起跳舞，列八行。
诸侯三十六人，列两行；
卿十六人，列四行；
到了士，只能用可怜的四个人，可列两行。
周公制定这些，让这些不同等级的贵族在衣，食，住，行，言行，举止等各方面都要受到‘礼乐’的严格规范限制。这保证了贵族的身份和地位不可动摇。
礼乐制度最终维护了宗法等级制度，因此我们可以说，礼乐文明确立了。分封制，宗法制，礼乐制，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秩序，巩固统治。
而先秦时期的姓氏也同样是这个目的，称名与不称名在西周春秋以来的日常交往中，是体现和确认双方地位的尊卑高下。
百姓以“名”为媒介建立了与不同性质的“物”的责任关系。“物勒工名”体现了工匠、监造官吏对器物质量的责任关系，名田宅”体现了“农”对系于其名下的田地负有的向官府交纳赋税、服役的责任。官文书上的署名包含了有关官吏所承担的性质不同的责任，从而搭建起帝国中君—臣{民}—物的基本关系构架。
- 复 人生礼仪
家园 佛教与中华文化 佛教是一种世界性的宗教。它产生在公元前六至五世纪的印度。印度当时是奴隶社会，共有十六个国家，尚未统一。佛教是在反对婆罗门（祭司）的婆罗门教中诞生和发展的。
创始人释迦牟尼，本名悉达多，又称乔达摩，约公元前565—前485在世。他出生在古印度北部迦比罗卫(今尼泊尔南部)，刹帝利种姓，其父为饭净王，他被立为太子。见生老病死而感到人生无常，二十九岁时出家修行，均无结果，后来在菩提树下苦苦思索，终于觉悟成佛。
从此传教四十五年，足迹遍布恒河流域的许多国家，有弟子五百多人，八十岁时在拘尸那揭罗两棵娑罗树间涅槃。他创立的佛教为原始佛教，后又经过部派佛教、大乘佛教和密教等发展阶段，公元十二世纪在印度本土消失。
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时期(约前273—前232)，佛教从恒河中下游地区传播到印度各地，并不断向周边国家传播。据史书记载，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开始传入中国内地。
东汉初明帝曾派人到印度求法。永平十年(公元67)，汉使梵僧用白马驮载佛经、佛像，回到洛阳，翌年下令在洛阳城西雍门外三里建僧院，这就是著名的白马寺。
学术界一般认为，佛教正式传入中国，是汉明帕时期，明帝在写给楚王刘的信中，赞扬刘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图之仁祠”，并用了伊蒲塞(菩萨)、桑门(沙閨，即和尚)等名词(《后汉书慚王英传》)。
这时，佛教宣扬无为无欲、精灵起灭。桓帝时将佛祖与太上老君一起祭祀。这说明，当时人们把佛教看成社会上流行的神仙道术一类，而佛教徒也有许多离奇传说。
比如，东汉灵帝时来中国传法的安息国（今伊朗北部）僧媉世高，传说他前世为也是和尚，曾来华，在广州被盗匪杀死，而盗匪原来是他一个性情暴烈的同学。他于是再投胎为安息国王子。
这时，那位杀他的同学已堕恶形为大蟒，在中国南方一个叫郑亭湖庙充神灵。为了拯救他，安世高再次来华，劝其改恶从善。于是神灵将自己所收取的祭品丝绢宝物交给他，安世高用这些财物在豫章（今南昌）建寺；而变成大蟒的同学也转世为一英俊少年。
所以在佛教史上，称这时为“佛学方术化”时期，或叫“佛神”阶段。这时虽也建有佛寺，但主要是供印度或西域来的商人使用，汉人出家为僧的很少。这时期已释出了不少佛经，印度的小乘佛教、大乘佛教都开始介绍到中国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