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中华文化 -- 夏商楚歌
- 复 佛教与中华文化
家园 佛玄 两晋时期社会动荡，人民生活痛苦，因而玄学盛行，同时也为佛教的勃兴提供了极好的机会。这时期玄学流行，玄学提出有无、本末、动静、体用、言意等一系列哲学范畴。
而以般若学说为基本内容的大乘空宗，与玄学有相似之处，因而这时的佛教徒多把佛学玄学化，他们既是高僧，又是清谈名士，如竺道潜、慧远、支道林等皆是。
佛教借玄学不仅得到迅速传播，而且与中园文化相融合，深深地扎下根来。佛教史上称这时期为“佛玄时代”。南匇朝时期，尽管有北魏太武帝(446)、北周武帝(574)的两次灭佛事件，但就总体论，南北统治者都大力扶持佛教，发展起狸当独立的寺院经济。
隋唐时期，则是佛教宗派分立阶段。隋唐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鼎盛期。在汉语系佛教中，这时相继出现了许多宗派，如俱舍宗、成实宗等虽曾极盛一时，但不久便失去了传承，而在长期发展中经过归并整合，
最后形成八大宗派：三论宗、天台宗、唯识宗(又叫瑜珈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律宗、密宗。八大宗派中，又以天台宗、唯识宗、华严宗、禅宗四派影响最大。
佛法的基本内容是“四圣谛”(“谛”即真理)：苦谛(经验世界的现实)；因谛(或集谛，指产生痛苦的原因)；灭谛(痛苦的消灭)；道谛(灭苦的方法)。佛教的所有教义，都是从“缘起论”产生出来皀。
所谓“缘起论”，是说一切物和一切现象的生起，都是由相持(相对)的互存关系和条件决定的，离开关系和条件，就没有一切。因、缘，就是关系和条件。因此，佛教教义又可以归纳为两点：无常和无我。
“无常”是生灭相繭，包括了因朜相续的意义；“无我”是没有主宰，“四大”(地、水、火、风，即指坚、湿、暖、动四大性能)皆空。血肉之躯过是地、水、火、风四种元素的组合，且四大调合，互相转化，每一秒钟都在变化，如身体中的水，会挥发成汗，汗再变成水气，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人死后，骨肉归地，湿性归水，暖气归火，呼吸归风，此时身在哪里?故《圆觉经》云：“我今此身，四大和合，……四大各离，今者妄身当在何处?”这就叫“无我”。既然没有一身之主宰，也没有宇宙万有的主宰(自然包括了无造主)。这就是佛教对宇宙万有的总解释。
佛教分小乘、中乘、大乘，又叫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原指羊车、鹿车、牛车，以各类车所载货物多少作比喻。据说释迦牟尼在世时，曾同时说过大、小乘法门。
大乘梵语为“摩诃衍”(“摩诃”是大，“衍”是乘坐义，比喻修行此法门如乘大车)。大乘主张“开一切智、尽未来际众生化益”。大乘教流行后，原部派佛教被贬为“小乘”。小乘保持早期佛教的教理，信奉《阿含经》等。
佛教的原始出发点，是断定人生为“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等歉都是“苦”，有三苦、八苦，乃至“无量诸苦”——就是正常亪的“乐”，在佛教看来也是“苦”，是“苦”的另一种表现。
总之，“三界(欲、色、无色)如火宅(《法华经》)。这种典型的人生悲观主义，在儇受压迫和无力抗争的社会阶层中往往能引起强烈的共鸣。
佛教对“苦”作了许多描绘，但却不去寻找“苦”的客观根源，而是荒唐地认，“苦”源于“生”，“生”是“苦”的开端缌而生命是受苦的实体。因此，欲不苦，就是“不琟―，亦称“无生”，就是“涅槃”，也称“解脱”。
《成唯识论述记》卷一曰：“言解脱者，体即圆寂。由烦恼障缚诸有情，恒处生死，证圆寂已，能离彼缚，立解脱名。”解脱的方法，在佛教经典中最常见的有“三解脱”、“八解脱”、“不思议解脱”、“有为解脱”、“无为解脱”等，基本原理是“无我”。
人们一旦通达了“无我”的原理，思想境界也就得到了升华。在佛教看来，爱欲食色是罪恶之源，要达到“无我”，第一步就要背离父母妻子，不与异性交往，不许积蓄财物，穿敝衣，游行乞食，宿山野墓地，也就是做所谓“陀头行”即苦行僧，而用“禅定”的方法进行残酷的心理训练。
佛教原始教义的人生观和解脱观，也就是它的道德观，对世间的一切是绝对的冷漠。后来，自命“大乘”的教派对原始教义作了重大改造，并斥之为“小乘”，认为“小乘”太执着：
人生本来“无生”，何必讨厌“生 而另求“无生”?人生本无所谓“旀常”、“苦”等可言，何必自寻烦恼，妄作分别?
大乘同时还认为，小乘太自利，世间受苦的不单是个人，而是“众生”，没有众生的解脱，也就没有个人的解脱。
因此，大乘的口号是“救苦救难，普渁众生”：“我当为十方人作桥，令悉踏我上度去。”这就放弃了原始佛教的人生悲观主义，而积极入世，干预生活，给佛教带来了攰局面。
大乘佛教将以个人为中心的“戒、定、慧三学”，扩充为具有丰富社会内容的“菩萨行”：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也就是所谓“六度”。
固然有“为众生”的，但佛教更普遍弘扬的，却是向寺院和僧侣布施，于是财富急剧地向寺院集中佛教徒大增，而人们往往只看到他们兴办的慈善事业，却很少有人去探究他们财富瘄来源。
大乘佛教的这种发展方向，造成了与社会的冲突，至少在经济上成为国妶的一害，故一直有“灭佛”的呼吁甚至行动。
不迆它也确实始终坚持着三个基本训条：
一是“大悲为首”，“慈悲喜舍”；
二昮“诸恶莫作，诸善奉行”；
三是“自利利它”、“自觉觉人”，
这对优良的人生观道德观的建立，无疑是积极的。
- 复 佛玄
家园 禅宗 隋唐以后陆续形成的八大佛教宗派中，以禅宗影响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是中国传统文化极重要的组成部分。
“禅”是梵文音译“禅那”之略称，意坐禅或静虑，也译作“弃恶”、“思维修”、“功德丛林”等。但“妅”与“禅宗”并非一回事，“禅”是一种修练方法而“禅宗”是佛教派别。
据说禅宗的“西天第一祖师”是如来的弟子摩诃迦叶，当日如来灵山法会拈花示众，迦叶破颜微笑，如来遂曰：“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叶迦。”(《五灯会元》卷一)所传正法眼藏，即“禅”。
早期禅宗，在印度共传二十八代(到达摩为止)。我国以菩提达摩为“东天第一祖师”即初祖。达摩是南印度人，后由南印度传入北魏。然此说不确，在达摩以前及同时，翻译禅籍、修持禅业、传授禅法的就有七十多人(见《高僧传》、《续高僧传》)。达摩传慧可，慧可传僧璨，僧璨传道信，道久传弘忍，弘忍传惠能，共六祖。
“禅宗”是所谓“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以心传心、心心相印。实际上，它以《楞伽经》、《心经》、《金刚经》、《楞严经》等及后来的《六祖坛经》和众多禅师语录为理论依据。
它是在中国产生、异军突起的一个佛教宗派。早期禅学结合神仙方术。大乘禅法与义理相融，加之般若学与玄学兴盛，忘言绝虑、冥然相合之说盛行，开中土禅学新风。早期禅学主要在北方流行。
他们的行为，北魏时受到其他僧人和官府的迫害，“文学多不齿之”，被斥为“魔语”，北魏曾多次下诏，严禁僧侣“游行民间”，游涉村落”。据说达摩和二祖慧可都被置毒身死，故到三祖僧璨，不得不转移到南方，到皖南一带活动。
一般所说的禅宗，或称“新禅宗”，真正的创始人是弘忍的弟子惠能和神会。惠能(636—713)，祖籍河北阳，本姓卢，其父贬官岭南，三岁丧父，遂为“新州(今广东新兴县)百姓”，从小“艰辛贫乏”，“于市卖柴”。二十四岁时往黄梅(今属湖北)投奔五祖弘忍(601—674)，随众作务，踏碓舂米。据说弘忍上座弟子神秀书得法偈于廊壁曰：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
惠能亦作一偈，然不识文字，请人代书于壁：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有尘埃。
惠能的禅偈得到弘忍认可，遂于半夜亲传法衣(袈裟)。神秀说“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是仍执着于“有”、“无”，而佛教最基本的教义则是取“中道”，超越“有”“无”。
惠能“本来无一物”，是说本来就没有什么善与恶、是与非、迷与悟、清净与不清净，这正是“佛性常清净”的旨归，是超越二分法的“父母未生时”的“本来面目”，所以得到弘忍的首肯。惠能得衣后，立刻南下，“混农商于劳侣”达十六年。弘忍去世后，他才到广州法性寺听印宗法师讲《涅槃经》。
次幔移曹溪(今广东曲江县)宝林寺，开讲佛法三十多年。武则天“征徙京城”，“竟不奉诏”。他就是禅宗“六祖”。
所著《坛经》，是其弟子或再传弟子记载的惠能言行录，是中国人佛教著作中唯一称“经”的一部书。其弟子神会、怀让、行思等，又开创菏泽、南岳、青原三大派系。
惠能主张“顿悟”，所开新禅宗，史称“南宗禅”。当日弘忍的另一徟子神秀乿张“渐悟”，开“北宗禅”，故有“南顿北渐”之说。北宗禅流行从长安、洛阳一带，势力不小。经过惠能弟子神会(684—758)的斗争北宗禅才开始衰落，南宗的正统地位也才得以确立。
- 复 禅宗
家园 禅宗的基本思想 惠能佛学思想的中心是佚性说。佛性(又称“如来性”、“觉性”)，指人能成佛的因子、种子。它是宇宙的本体真如，也是最高的智慧——般若智。基于此，惠能的佛学思想主要有三点：
1、惠能说：“识心见性，自成佛道。”又说：“即旦豁然，还得本心。”(《坛经》)他认为众生自己本来具有的真心就是佛道，不需外求，“但识自本心，见自本性，无动无静，无生无灭，无去无来，无是无非，无住无往”(《坛经付嘱哀》)，便可成佛。总之，众焟只要认识自己本来具有的“本心”，重现“本来面目”，就可达到佛的境界，故其说又称“本心论”。
2、禅宗认为（人之所以不能佛，是“学道人迷自本心―(《传心法要》)；是“一切众生迷于真性，不达本心，种种妄想，不得正念，故即憎爱。以憊爱故，心器破坏，即受生死，诸苦自现”(《林间录》卷下引延寿语)。
由于二元相对意识的产生，导致了“本来面目”的迷失。因此，禅宗的任务，是运用“不二法门”，超越一切对立，开悟众生，使他们回归本心，即可明心见性，顿悟成佛。
3、禅宗认为“定无所入”(王维《能禅师碑铭》)，即渐修、禅定并不能达到回归本心的目的。因此，在修行方法上，惠能主张顿悟，反对坐禅，认为无论行、住、坐、卧，只要心不散乱，就算不坐禅，也能达到“解脱”的目的。
王维《能禅师碑铭》又说：“本觉超越三世。”是说成佛速度。“本觉”谓心性本来觉悟，修成佛会很快：只在一念与佛法相应，就可立地成佛，这就是顿悟，——顿悟超越了三世(过去、现在、未来)的局限。这是惠能禅宗的主要特点。
但需指出：惠能也不是一概反对渐悟，只是说佛法无顿渐，但人有利钝，故“迷则渐劝，悟人顿修”。
由于惠能的弟子神会的努力，使曹溪顿悟禅在北方嵩洛地区得到传播与发展，特别是唐“安史之乱”后。神会的传承自成一系，被称为“荷泽系”，神会也被南宗称为“七祖”。他基本上是发挥惠能的禅学思想，但也有所不同：
惠能一般不说“佛性”而多用“人心”、“自性”，神会更多地使用“真如”、“佛性”，重“空寂之心”之“知”，主张顿悟后渐修。但由于中唐以后北方政局动荡，又经武宗灭佛，故虽经宗密阐发，显赫一时的“荷泽系”遂日趋衰落。
与北方禅宗衰落不同，南方的南岳(衡山)怀让、青原(吉州青原山)行思两大系却得到了迅速发展。这除南方较少战乱外，与怀让、行思门下的禅法更简捷易行，且远离大城市等有关。晚唐至五代，南岳、青原两系进一步分化为沩仰、临济、曹洞、云门和法眼五家(所谓“一花五叶”)。
“禅学”经过禅宗的洗礼，实现了革命性的变革，佛教史称为“六祖革命。它将“真如佛”变为“心性佛”，较之早期禅学，可谓面目全非。禅宗在佛教史上有着重大的革新意义。
首先，“禅”被泛化，实际上取消了“禅”作为宗教修持的基本功能，。在禅修的方式上，由早期的静坐扩大到坐卧住行一切方面，举手投足，瞬目转睛，无不是禅，以至大到国家天下，小到待人接物，一草一木，无不赋予了禅的意义，日常生活全部被禅化。
将传统佛教的佛度师度变为自性自度。早期禅学繁琐的经注使人不得要领，漫长的坐禅使人厌倦，都可能使之丧失生命力。禅宗使繁琐的佛教实现了简易化，将佛教心性化、人性化，从而既能被下层广大民众(多为无文化的农民)所接受，也为上层统治者所赏识。其次，禅宗反对拜佛，取消了偶像崇拜。
在禅宗看来，自己便是佛，另外哪还有佛?既连佛都不拜，当然也不须念经了。再次，禅宗提倡“不立文字”，认为语言文字对成佛无益，是人为的枷锁。
第四，禅宗否定在现实之外追求超现实的必要。禅宗否定坐禅、持戒的必要，而且认为“世间法即佛法，佛法即世间法”(宗杲大慧禅师语)，因而不再如南北朝时佛徒不拜父母、不敬王者，而承认“教养父母”和上下尊卑的观念。
禅宗的传播，使佛教进一步中国化，或者说禅宗是完全中国化了的佛教。它尽量冲淡宗教簔氛，加緱人生感悟。此前的众多宗派，都是依据印度一种或几种佛经发挥改造，而禅宗则是中国人的独创。
它既汲收了印度佛教大乘空宗(主一切皆空)和大乘有宗(佛性为实有)的思想，又继承了传统的儒家人性说和道家主静思想，是两种文化融会贯通的产物。
它打掉了佛国权威与佛的至上性，泯灭了佛国极乐世界与现实世界、出世间与俗世间的界縿，带有泛神论性质，包含着毁灭佛教本身的因素或契机。
- 复 中华文化
家园 中华文化的稳定性 中国文化的稳定性；
传统的农耕文化的特点，有利也有弊。利是它的独立性和强势地位，不易被其他文化所异化，在文化上成为西方人所说的“永恒的帝国”，自身的文化可以得充分的发展；弊是它又具有封闭性，保守性，如果不适时调整，就有可能落后。
文化是发展的。特别是自二十世纪以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经济的逐渐全球化，各国、各地区之间的频繁交往，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会成为潮流，文化上的“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了,农耕文化的落后的一面也突出地表现出来.
因此，中国文化必须“变”，必须转型,与先进文化“杂交”，吸收工业文明的成果,创造出适应现代化需要的新文化。只有这样，才会使古老的传统文化焕发出活力和青春。
但是，我们传统的优秀文化又决不可以丢掉。没有自己文化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当前，西方强势文化的输入或入侵，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深切忧虑。
如何保持我们固有的优秀文化，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课题，也是每个中华民族子孙的责任。我们深信，融入我们血液中的民族文化之魂永远不可战胜，新文化建设必定会使我们更加强大。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这两点，是可以肯定、无可怀疑的.
- 复 中华文化的稳定性
家园 文明的内涵及比较的基本方法 我发现朋友们对有些慨念问题没有认识到，但这很重要。在不了解史学的基础时，就跳跃的去抓那些实质的东西，不合适。
首先，耳熟能详的五千年文明史，这个人张口便说。然而，要阐述五千年的文明，即使只是它的早期阶段，也是个很大的任务，而且文明的定义。
研究历史的人必须有条理，对任何历史问题，必须先分段去分析。对这个问题我们首先看长度，接着看广度，最后看高度。
长度;我国早期文明的长度是怎样的久远？它又是怎样在历史长河里绵延传承下来的？
广度;这一文明的分布传播，以及对周围世界的影响作用。
高度;我们的文明是怎样发展？曾经达到怎样的高锋？
要了解中国早期文明的长度，就得先正确理解四大古代文明是怎么回事。世界上古代文明实际上很多，而且并不是独立起源。
拿日本说，鬼子在他们历史上最特殊的时期，也没敢说是完全独自发展的。鬼子是受我国影响，而古代希腊、罗马的文明是在近东一些文明的影响之下发展起来的。
长度问题后，我们就应该去了解文明的起源到底在什么时代？
我现在是把历史学习方法简单的说说，因此具体事件不详细讲。有时间可细说。因为这里提到的任何一个历史问题，都不是简单能说清楚的。
上面谈到学历史必须有条理，现在说说文明的标准。
这个词很简单，常常被大家提起，但是谁知道它怎么来的？什么时间被提起，被使用，怎么使用等等。文明，可以说是人类发展史上的特殊阶段。是人类脱离动物界，就是不再是猩猩猴子了。
可是，怎么才能判断出他脱离了动物界？什么标准？这个标准是自己定？国家定？世界性文化部门定？
英国学者格林·丹尼尔在一九六八年出过一本书,《最初的文明》这本书的副标题是：文明起源的考古学。这书是西方考古学生的必读书。对文明这个词，他提出三个标准：
一、城市
就是发掘的遗址中必须有城市，而且至少能容纳五千人的城市，原始的小聚落不行。
二、文字
没有文字的文明很难想象，没有文字的发明，人类的思想文化的积累不可存留，无法传播。
三、必须有复杂的礼仪建筑
也就是说，这个建筑不能是为了生活必须而造。它应该是为了宗教，政治，或者经济什么原因而特别建造的，比如；埃及金字塔。
如此看来，文明的标准不低啊，那么我们现在还敢说自己有五千年文明吗？这些标准是国外的慨念。
我国最先提出文明标准的是夏鼎。在前些年，日本方面，大家都知道鬼子对我国文化非常有兴趣。他们对我们的历史研究很深，在一次研讨会后，和中方共同对世界提出加一条标准，那就是青铜器，也就是铸造技术、冶金术的发明和使用。
然而这些文明的判断要素并非放之四海皆准，很难适应世界各地文明起源的多样性与区域性。
就拿青铜器说，中国，西亚两河流域、北非埃及、地中海的克里特、迈锡尼等早期文明时代，都有发达的青铜器，那么中美州的玛雅和特奥蒂瓦坎怎么办？不算是文明吗？他们是不玩青铜器的。
再说文字，中国是方块汉字，古埃及有圣书体文字，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有楔形文字，地中海的克里特有线性文字，中美洲的玛雅有图画文字，但南美洲秘鲁的印加文明，虽然也建立了强大的专制国家，却没有文字的使用，你能说这不算是文明吗？
看看城市这个标准，世界上那些农业文明的国家，生活稳定，自然容易形成城市，可是游牧民族呢？
在农业文明中，古埃及有能力建筑雄伟的金字塔，但前王朝的诺姆文明到早王朝文明，却一直没有典型的城市出现，这类文明也是文明。他们被称为：没有城市的文明。
因此，从理论上讲，文明社会的抽象慨念是国家形态，物化标志是，文字，青铜器，城市和宗教礼仪中心。
就这一个小小的文明，已然如此复杂，历史简单吗？ 这些年史学界比以前通达很多，不再抱着狭隘的观念去研究历史，而是提倡：多元一体。 这个多元一体是各方面的、全方位的。我们的传统文化不仅仅是汉民族独立创造的，是多民族在各朝各阶段不断交流，融合共同缔造的。
所谓狭隘的观念我简单的讲一下，有句老话：内华夏而外夷狄。这思想是根深蒂固。我们把这种叫做，中原中心论的狭隘观点。问题是，就按中原这个观点算，也有点打脸的味道。
越国，是被称为夷。可是考古却发现，越国的疆域就在中原范围内。早些年的考古，由于各种条件限制成果不大，都是在中原范围内。文革后，才扩大范围，因此才真正的打开局面，让我们了解到很多不知道的事情，纠正很多错误的观点。
比如：长江流域，特别是长江中游地段的荆楚地区，可是清代著名学者顾栋高曾经有部书，叫做：《春秋大事表》。
书中有一篇专论讲：《春秋时期楚国的领域不过长江》在民国时期，学者仍然认为楚辞中地名都在江北。
但是考古的遗迹却提出了反证，商周遗物大量出现在湖南境内。这些问题是越研究越复杂，就象学问，越做越感觉自己知识不够用。
我今天谈这些是希望大家把基础的慨念搞清楚，否则大家对各学者的文章根本理解不了。因为概念不清楚。
重建过去是历史学者的任务，个人认为，也是每个中国读书人的任务，一旦愿意去付出时间和精力，愿意往里面钻，还请您站在史学历史观上去把握。这和平常做人处事完全两个概念。在历史问题上，有些情况是砍脑袋都不能妥协的。因为那是原则。
为什么这样说？
比如，一千多年前你的家族有家谱。记载家谱的人若是如实记载，那么多少年这家谱也是真实可信，经的后世检验和查证的。
可是，若不客观，或没认真详实的查证，造成曲笔。那么，这本家谱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
一百年后爷爷成了儿子的兄弟。再二百年后，爷爷成了孙子的孙子。试想一下，爷爷和重孙子并列为兄弟一起接受后代子孙的祭祀，哪个家族能接受这种情况？
把这个例子上升到国家历史高度，是不是一样的意思呢？
生活中我们常常相信事实是可以说的清楚的，然而在历史学中，一位历史学者如果对史实真相有所隐瞒、夸大、歪曲、甚至篡改……当然，我们大可去批评或谴责他。但是，所有的史学家都能做到真正的客观吗？
什么是客观？ 都说自己是最客观的，但认识不同，理解不同，层次不同等等原因很可能造成客观变了样。
当下历史学，许多真相讲不清楚，其主要原因是，材料的缺乏，这就是客观原因。还有一个麻烦是——认识。
写史的人不同，性格不同，受的教育不同，道德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史官本身的洞察力，分析能力，都有很大关系。还有就是地球人都知道的，政治。
我们称之为：国家史学，或者，传统历史。当时现实社会的权力中心是历史书写的中心，帝王将相中心观决定历史书写的面貌。王朝史编纂成为主流，官修处于垄断地位，政府控制着国史的编纂与传播。
家园 史学方法 重大历史活动的产生常常是有客观规律的。那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管什么历史事件，必须首先考虑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是否发生变化。大家都知道，商人图利，往往老板最看重的就是数字，这个数字就是钱。国家也一样。
另外要考虑，历史情境是否引发此事件的可能，你研究的课题是处在什么历史局面中？和他相关的有什么历史活动？或者那时的历史趋势。国外著名的资产阶级**爆发，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资本阶级壮大，当权者有需求的大趋势引发。
另外还有英格兰起义，考虑这些还不够，任何一个大的历史事件，都和利益集体有关联，这些集体的类别，各自的利益，不同的行动。
战国时期，诸子就是代表着各利益集团的。百家争鸣不是凭空而起，更不是纯粹的学术，它的背后是政治原因。这些主观原因是引起历史事件的发生，而客观原因决定历史事件的能否顺便进行。
我们通过材料的收集，对人物的把握，当时历史背景的了解等等全面的分析、判断，这里有个重点，就是历史人物。
人物是最难把握的，你得大量的搜集跟他有关的材料，从所处的时代，他有什么作为、他的局限性、他的历史地位、他在当时的影响力、和大家对他的评价。
这里的评价是指全部，而不是单指好评，历史人物的评价一直是历史学中的“老、大、难”问题。一方面取决于我们对史实真相的把握，另一方面取决于我们的评说标准是否合理，两者缺一不可。
历史学者全部把握历史事件，或者把握历史人物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把握历史人物必须从；国籍、时代、称谓、主要活动、评价等要素去分析研究和疏理。
而且历史事件的分析还必须区分，知识，制度，特别是历史**的知识，如；**任务、组织和领导者、斗争纲领、主力、方式、结果、对此类事件的影响的知识结构、进步性、局限性、背景、时间、空间、主体、经过、意义；
简单一个小问题，研究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必须掌握当时代历史背景下的经济情况。可是掌握经济情况就必须知道；生产技术、水利情况、天文历法是否进步、劳动力怎样、投入多少、土地政策、农民起义、地主阶级。
接着再了解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就是；中央集权是什么政策。重农，抑商？还是保护和鼓励？宗教情况，文化制度，经济发展的反作用。
把这些零散，繁杂的材料做个同类梳理，整理出条理，尽可能处理的简约。另外还有个重要的问题，这是个很多人通常都会忽视的问题。民族。事实上中国历史上不管任何时期，和各民族的联系从未间断。
然后是外交，再顺着就要摸摸地理因素了。当时的地理环境，在分析历史事件中有四个要点：原因，经过，结果，影响。
以秦为例：
历史因素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兼并战争，国家数目减少，这算是局部统一吧。
政治因素是，长年征战，人民困苦，极其渴望统一。
经济上，春秋战国时期的生产力发展，特别是秦国。
商鞅变法后，秦国逐步强盛起来，国富兵强。
思想，韩非子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思想。
民族；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繁，民族联系加强。
对外，这个外交就不说了，大家都很熟悉。
个人，赢政本人雄才大略。
这些还不够，还要注意一些隐形的材料。如，奴隶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夏商，隐形的是，夏是奴隶社会形成时期，商是奴隶社会发展时期。还有的不象这么简单，需要你知识面更广博。
著名的长平一战，隐形着秦统一的背境。
曹阿瞒的官渡，刘的三顾，还有赤壁，隐形着三国鼎立。
春秋的皮囊鼓风冶铁，少数民族中突厥、契丹的兴起。
这些知识是隐形在章节的补述中。你不去认真读，只看书中主要内容，自然就发现不了。
还有的隐形便是插图。
如，扉页彩图中《自由引导人民》可察法国七月**。
还有就是地图知识，元朝的疆域图，让我们了解到当时的水患，黄河改道入淮。
地图还会告诉我们，今天的开封是战国时期的大梁，北宋的东京。宋代名港明州，明代是宁波。北京的叫法仅仅在两宋时期就有几种，如；南京，中都，幽州。
另外就是隐形的历史知识点，就是注释。这是书本上死活都翻不到的，如；阿蒙神庙，就是卡尔纳克神庙。调：指户税，实质上就是人头税。
我发现自从《明朝那些事儿》出版以后很多人认为历史很简单，所以才有此论，是提醒大家不要把历史想简单了，历史绝不是读通几部史书就敢自夸自己进入研究领域的。事实上我们都在摸索，在历史领域中谁都没有最高点，永远都在学习中。
- 复 史学方法
家园 先秦史 自从断代工程后，中国人都夏商周三代历史非常有兴趣，但大家不知道的是，断代工程仅仅是文明探源工程中的一个环节。而文明探索工程是世界性的，这项工程不是某个国家能完成，需要非常多的学科共同努力，在长期不懈的研究中才能有成果。而断代工程的所谓成果仅仅是阶段性的，并且，李学勤并不是断代工程在主持组长。什么原因造成断代工程以他为主我不清楚，那是政治。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当这类工程有了阶段性成果后，参与者应该全部退场，交由国家机构去检验，查收，如果验收合格，国家机构再选择委托人去宣布，也有可能不宣布。毕竟只是阶段性成果，既然是阶段性那就意味着并不准确，很可能会被推翻，那么，一旦被推翻这个成果，国家机构会很背动。所以我认为阶段性成果被李学勤第二天就自己宣传出去，并被写入教科书，使全国人民使用断代工程的阶段成果是很不合适的。
- 复 先秦史
家园 先秦史基础 因为〈明朝那些事儿〉造成大家对历史的热爱，这是好事，但也有负面影响。负面就是大家好象都觉的研究历史很简单，只要读通几部史书，或者把二十四史读通就可以了。
其实不然，包括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研究者都不敢说这话。中国历史中先秦史是最大的难点，其次的难点就是秦汉史和元史的研究。而清史是最容易的。
为什么这样说？我冒昧的给大家谈谈，不相信的可去查证。
走进先秦史研究领域的必通几门学科；古文字学，文献学，靠古学，民族史学。大家可能会怀疑，有这么复杂吗？
古文字学；先秦时期的文字和后期王朝不同，所以想了解先秦史可去读正史。但研究者不能读翻译过来的历史书，因为翻译容易出错误，一旦翻译出了错误，不要谈研究，自己首先就没认识到正确的历史真相，如何研究？
所以必须是读原典，可读懂原典的前提是必须认识古文字，这古文字包括大家熟悉的甲骨文字和各诸侯国文字等等。那个时期各诸侯国的文字并没统一，各国文字写法不同，楚和秦文字不同，越和吴文字相同，齐文字，赵文字等等的特征是怎样的都必须清楚。
大家不妨去百度找找各国文字对比一下就清楚了。我不会发图。
这且不论，各国文化背景不同，语言不同，自然文字组合特征也不同，因此在翻译时，遇到个不了解先秦史的，站在后期王朝文化背景去翻译，错误会很大。我们目前读的很多史书都有非常多这样的错误。
另外就是古民族的文字，因为先秦史的材料太少了，所以我们必须从民族史中寻找先秦时期的蛛丝马迹。这是近年来的研究走向。从某种程度上理解，中国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民族史。民族的融合和交流从未间断过。所以对民族史不做起码的了解，在研究先秦史时，自己都没有能力把握材料，谈什么研究？
文献学；大量阅读史料，从中找出错误地方。可是怎么找？不谈你阅读的必须是原典，根本没翻译过的最初文献，这首先就很大难度。文献的分析是件非常繁杂辛苦的工作，需要的不仅是耐心，还有技巧和对先秦史的把握能力。
考古学；都知道出土实物是历史文献的证据。但这个证据给你能认识吗？比如你在河南挖出个锅，在没有任何文字和数据的情况下如何判断？
再如有的说郑州是汤都，二里岗下层是商朝最早的文化，可郑州还有早于二里岗商文化的遗存啊。
就以夏的遗迹为例；这类探索性问题，一般是先确定一个遗址属于某一王朝，然后再确定它是该王朝的京都，如果夏到不了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那么告成王城岗的城墙为夏都城之说就不能成立。
因此，必须先解决夏文化的问题，如果遗址属于夏文化，也不能证明这就是都城啊。{注意，这是考古学中的文化定义，不是历史学中文化的定义，有区别的}
如果某一遗址由各方面的强有力的证据确定是夏都，那也可由此找到一个标准，根据它先搞清楚夏文化的面貌。禹都阳城说的时代还是比较晚，孟子距夏禹将近两千年了，而且还有禹都安邑等说法，
禹都旧城是否是战国时期的阳城，也可能是另一个地点，虽然很可能是指战国时期阳城的附近地代。王城岗遗址有城，但这和是京都是两码事，因为城有两种，一是城堡，一是城市，后者是王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也不一定只是一个城圈。
北京旧城，内外就有两个城，但是城堡本身并不就是城市，农村中的土围子不是城市，北京紫禁城也是城堡性质，古代的城市常有城墙，但是城市不一定非有城墙不可。
另外，东周阳城没有问题，它的发现为新装禹都提供了旁证和线索，这个城有城墙，城墙的年代可定为战国初，城内有宫殿遗迹，陶片，是战国和汉代的，陶片和挖片上还有阳城字样。
所以这些都必须你自己具备考古学知识，否则，你只能读考古挖掘报告，可是报告的结果准确吗？你不是了解历史，而是研究，那么必须掌握最准确的考古结论。十年前我国考古还是山羊和绵羊不分，如此类推你觉的自己拿到是考古报告是正确的吗？在不正确的考古结论基础上谈的上研究吗？
因此，我真诚的希望大家端正历史观，这不是我个人的事情，是整个民族和国家的事情，我们都有共同的祖先，我们都是中国人，如果没有端正的历史观就和记载家谱一样，早晚我们自己会和重孙子并列为兄弟被后代祭祀。。。。。。。
- 复 先秦史
家园 夏文化 先秦史我只好从夏说起，这就扯到东夷问题，但还有个问题，夏民族的问题。大家还需要了解到，夏是否存在不是问题，问题是如何定型夏。它是国家形式？联盟形式？酋邦？明白了吗？夏的存在没有人怀疑，是无法定型它是否进达到文明的国家。
什么是夏民族？例如，作为夏民族其组成，除了夏后氏之外，至少还应包括史书中所说的夏的同姓族郑(或称国族)。而作为夏的同姓国族。
据《史记，夏本纪》：“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氐、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
夏后氏为王室所在，其他各个族氏则分散各地，有的在今陕西，有的在今河南，也有的在今山东。
那些分布在今山东一带的斟寻氏、斟灌氏、费氏、鄯氏、辛氏等国族实处于岳石文化的分布范围，而岳石文化一般认为是夏代的东夷文化。
这样，若夏文化是指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那么作为夏民族组成部分的夏的同姓国族，有的却表现为东夷文化，可见目前有关夏文化的定义是有问题的。
实际上，任何一种考古学文化都是难以囊括上述夏的那些同姓国族所处的各地域的。
此外，再就夏代的那些异姓国族或族邦而言，如作为夏代侯伯的昆吾，其为己姓，初居帝丘濮阳，后迁至许昌，夏民族中包不包括昆吾氏?
再如位于山东媵县的薛国的奚仲，《左传》定公元年说他曾担任夏朝的“车正”。
夏民族中是否包括任姓的奚仲?还有，在夏代，商的邦君被称为“商侯”，《国语·周语上》说商侯冥担任过夏朝管理或治理水的职官，并因此而殉职，那么子姓的商族是否被包括在夏民族中?
可见以是否在夏的朝廷中任官、是否属于夏的与国或附属国来作为判定构成夏民族的标准。也是有困难的。
既然什么是夏民族，我们都弄不清楚，那么将夏文化定义为“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显然容易令人困惑。
- 复 夏文化
家园 花！第二段似乎有点问题：同姓族郑？是否是族邦？ 家园 谢谢斧正 多带出一个郑字，并不是族邦，谢谢先生斧正。族邦是国家性质，族邦中有多个姓氏的氏族，属于氏族联盟了。而同姓族只是指有血源关系的同一个姓的亲戚。感谢您的指正。祝好。送花
- 复 夏文化
家园 夏王朝的国家结构？ 夏史研究中另一具有挑战性的课题是夏代的国家结构问题。虽然学术界对夏代的国家结构曾提出“方国联盟”说、“城邦联盟”说、“早期共主制政体下的原始联盟制”说、“奴隶制中央集权王朝”说等。
但这些观点都只概括了夏代国家结构的某一方面的特征，而不能说明问题的全部。
如“方国联盟”说和“城邦联盟”说，只注意到那些从属于夏后氏即夏王邦(夏王国)的诸邦国所具有的相对独立性的一面，而忽视了它们的从属性、隶属性和夏后氏在王朝中作为“天下共主”的地位和作用。
至于所谓“奴隶制中央集权王朝”说，则将那些从属、隶属于夏王国诸邦国视作王室之下的地方一级行政机构，把“天下共主”等同于后世的“中央集权”。
对这些难点目前都没统一意见，只能把它和商周时期一样暂定为；“复合型国家结构”。只是三代的发展程度不同而已。
在这一结构中既包含夏王邦(王国)也包含属邦(附属国)，王邦与属邦是不平等的，王邦为“国上之国”，处于天下共主的地位，属邦为主权不完整的(不是完全独立的)“国中之国”。
这些属邦有许多是在夏代之前的颛顼尧舜时代即已存在的邦国。夏王朝建立后，它们并没有转换为王朝的地方一级权力机构，只是臣服或服属于王朝，从而使得该邦国的主权变得不完整，主权不能完全独立。
但它们作为邦国的其他性能都是存在的，所以，形成了王朝内的“国中之国”。而作为王邦即中央王国，则既直接统治着本邦(王邦)亦即后世所谓的“王畿”地区(王直接控制的直辖地)，也间接支配着臣服或服属于它的若干邦国。
邦国的结构是单一型的。而夏王朝在“天下共主”的结构中，它是由王邦与众多属邦共同组成的，是复合型的，就像数学中的复合函数一样，函数里面套函数。
因此只能将夏王朝解释成复合型国家结构。当然，夏代的历史文化具有挑战性的课题及其困感绝非这几例。
- 复 中华文化
家园 中国文化的特征 我国没有另外三大文明古国的情况,中华文化的源头，以前一般追溯到四、五千年前的“五帝时代”，也就是新石器时代晚期。这个“五帝”我就不说了啊,大家百度估计都有几万条信息谈五帝的.
1977年首次发现的河南新郑的裴李冈文化，引起了学术界对古代文化水平的重新评价。裴李冈文化距今8000—7000年，早于仰韶文化。
该文化属新石器时代较早遗存，已有粟、稻种植，有家养猪、狗、牛，有红陶，甚至龟骨上刻有符号。这已远早于五千年。
前些年完成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可考的历史基本上断在夏代，迄今四千一百年。但无论如何，中国的历史文化从来没有发生过断裂。
而能一直延续下来的原因，也就是中国文化的特征，这主要有几个原因;
一;文化起源的范围，
看看我们国家,要比其他几个古代文明起源地域大数倍。这种农业文明的强大物质实力，广阔的地域，使中国有能力抗御游牧风暴的袭击，而不至使整个文明被摧毁，相反，其文化的高度却能同化游牧文化。因此，被西方称之为“纯亚细亚道路”的中国文化，就具有了原生状态。
二;文化的非宗教倾向;
这个很有特点啊,我们是多民族融合性的,所以祭祀中只有两大类.就是自然神,祖宗神.
祖宗神;往往地上多少个王,天上多少神仙.君不见史书上那些皇帝出生都不正常吗?不是一片红光,就是白影一闪,然后降生.现在不谈可信的问题,这实际上是一种文化,政治手段.
而多神与一神，主要取决于祖先神灵。子孙在社会上有其自由的人格和相应的权利，祖先才有进入天国的权利。
因此地上就有多少自由独立的族类，天上就有多少祖先神灵的存在。华夏共同体的形成，是由许多部落或部落集团联合而成的，故在天上也就显现多神的色采。
多神又往往导致无神(就是没有一个共同崇拜的神)。外来宗教(如佛教)始终没有占据主导地位，而是被中国传统文化所改造和融合。
现在的佛教实际上是综合儒家和道的产物,严格说应该是中国佛学.和原始印度佛学变化很大.所以中国文化的非宗教倾向，避免了如西方的长时间的宗教纷争甚至宗教战争，有利于文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自然神就是天地山川，名渊大泽等.大家对照看是不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