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关于一些小讨论 -- 本嘉明

我同意老本的说法，文革中的军队介入地方活动，拉一派打一派的情况很普遍。

为什么？

一言以蔽之：有私心。

我自己强烈感觉到在任何情况底下，只要有私心，都会扭曲你的判断和行动，就算是小到本河，大家都穿马甲，素不相识，要说利益已经很小了，照样可以为一点点虚名、或是为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作出一些不冷静、有偏颇的举动。

所以，我不相信民主派的普世价值，我也不相信法制派的万应狗皮膏药，在人和民主、人和法制的关系上，我把人摆在第一位，就好象当年主席教导我们：在人和武器的关系上，人是第一位的，武器是第二位的。人出了问题，什么东西都没用。大清北洋舰队的武器似乎是亚洲第一吧，不是被小日本灭了？到最后刘公岛覆灭之时，你看那个窝囊样子，不覆灭才是怪事。再看看当年的志愿军，要啥没啥，却硬是用精神抗住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飞机大炮。当然，过于强调精神，过于强调人也是不对的，容易走向唯心主义，制造精神原子弹。但是，在人和制度的重要性问题上，必须明确人是第一位的。

而文革所出的问题，同样是在人上，有私心杂念的人太多，混在里面兴风作浪，才破坏了文革的大局。我想以主席看透世界的智慧，不是不知道问题所在，只是天不假年，他的时间不多了，他不能等到条件成熟的那一刻，只好勉强了。

在文革中，一个常常被人污蔑的地方是革命与生产的关系问题，许多人用文革只搞革命不搞生产来证明文革的荒唐，但我要说，这不是文革的真面目，起码不是真面目的全部。文革中要求：抓革命，促生产。抓革命是手段，促生产是目的，什么时候该抓革命，什么时候该促生产全在人的掌握，我父亲在河南王封煤矿当军代表的回忆，也证明只要没有私心，从大局出发，其实革命是不会影响生产的，我把他的回忆贴在下面：

“（68年）我们炮团调到焦作市矿务局搞军管，我也随部队到了那里，开始在局里处理群众来访的日常事务，以后被结合在王封矿革委会（该矿是一个老矿，基础较扎实，秩序较好，但两派的对立情绪仍是十分尖锐突出的），两派各有一个头头参加了革委会，在会上研究问题时各持己见，从不相让，貌合神离，无法开展工作。针对这种情况，我举办了学习班，大小群众头头都参加学习，目的在学习中沟通思想，使干部能够得到解放。通过一个月时间的学习，大多数干部的问题搞清了，得到了解放，参加了工作，只有矿党委书记吴顺典的入党问题还没有落实，于是我们到北京去找他的入党介绍人，证实了他的入党问题，得到了解放。由于能把大批干部及时解放出来，对以后的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说话有人听，做事有人帮，所以王封矿的工作一直走在全局的前面，得到了各方面的好评。

其次是正确地处理了抓革命和促生产的关系问题，既不能以革命压生产，也不能以生产压革命，把革命和生产统一起来，把革命贯穿于生产的全过程，以革命促进生产的发展。煤矿必须要多出煤，出好煤。如有一次我在全矿的职工大会上讲，煤矿就是要生产更多更好的煤，否则要这样多的干部职工干什么（在当时的情况下敢这样讲的人还不多），目的是为了使大家明确搞好生产的重要性。为了更进一步地搞好生产，加强了宣传鼓动工作，我叫办公室每天早晚时间利用矿上的广播表扬好人好事，同时为了激发大家的生产积极性，当天哪个井口出的煤多，就把矿上的宣传队拉到哪个井口去演出。由于这样做了，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群众情绪高、干劲足，超额地完成了生产任务，和五个矿区相比，我们王封矿是走在前面的。

再就是耐心地做说服教育工作，把被挨整的群众解放出来。有一个同志是部队复原回来的，在矿上一直表现很好，曾被评为五好职工，就因为在文革中有人说他跳得高，不让他开车，被罚配到伐木场扛木料，同时还扣发了他的工资，生活极其困难。当我知道这一情况后，及时进行了调查研究，把问题搞清后，立即进行解决，调回原单位恢复了他的司机职务，他对我非常感激，我则认为没有什么，是我应该做的事情。

在焦作王封矿的这段时间里，只有我一个军代表，无论大小事情都要经过我处理，把我忙得不亦乐乎，日夜都有人找。虽然很忙，但思想上是充实的，精神上是愉快的，认为忙得应该值得，稳定了该矿的形势，发展了生产。”

别的不说，主席在飞机上办公的照片就有多张，难道都是武汉事件时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