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关于一些小讨论 -- 本嘉明
家园 【原创】文革的起因 按一般的说法，文革的起因是大跃进失败后于62年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在那次会上LD都似乎忘却了他们此前对各地的高指标、高要求，L反而用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隐晦说法将责任引向主席，而主席以他一贯的坦荡和考虑大局替他们承担了大跃进失败的责任，但主席也从此对官僚队伍的自我改造、自我提高彻底失望。
我觉得，文革的起因也许可以上溯到更早，高指标、形式主义、不考虑客观情况、不实事求是、只唯上不唯实等这些直接导致了大跃进失败、本质上蔑视群众的工作作风，起码可以说在三反五反时就已经大行其道，在反右和大跃进时期更加变本加厉了。
联系到当年的形式主义、命令主义、一切围绕领导意志的现象和后来笑贫同志的打击异己、不争论、不换思想就换人的工作作风，我们看见什么？我们看见：几十年下来，很多东西都变了，惟有笑贫同志的思想和工作方法没怎么大变，当年他怎么干的，后来他还那么干。
我把我父亲对当年的回忆贴在下面，给大家看看一个部队基层干部当时所处的环境和后来的反思，回忆中也涉及到近年来一个讨论热点，困难时期饿死人的情况，我的老家四川省阆中市属于困难时期的其中一个重灾区四川，我爷爷62年死于营养不良引起的浮肿，但当地未见有大规模饿死人的情况，当时的情况一般是老、幼、身体有病者死亡率较平时为高：
“部队的反右斗争
1957年在军队开展的反右斗争，伤害了一些同志。运动一开始就号召全体官兵在部队开展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批判），要求每个同志至少要写100张大字报，于是一夜之间大字报就贴满墙头，其来势之猛真是令人们不知所措，搞得人晕头转向，不知如何是好。有一天晚上我们炮团后勤处睡得早了一些，于是炮团司令部、政治处的大字报一齐向我们开火，写道：“司令部、政治处灯火辉煌，后勤处早入梦想“，批评我们写大字报不积极。开始时大都是写个人，横扫个人的暮气，有的人从暮气之一开始，一直写到暮气之几十（因为没有什么可写的，只有如此交账）。我们后勤处营房主任郝星明同志正在发愁，不知如何再往下写，去到厕所方便，拾到一颗钉子，又完成了一张大字报。可想而知，其内容是多么的空洞乏味，会起到什么作用。这件事现在想起来是多么的可笑，尽管如此，军里师里还把我们团当成先进典型，组织全军团的领导干部来参观学习。由写个人逐步转入到写单位和社会上存在的问题，我们部队的同志对社会上的实际情况是不够了解的（因当时我们在朝鲜），有的同志探家或出差回到祖国后，看到或者听到有关农业合作化的情况（不过看到和听到的是极不全面的），当时反映比较强烈的主要是人民公社成立过早出现的问题，贴出了几张大字报，就被领导看成是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是右倾，于是就发动群众开展对这些同志的批判。如司令部的侦察股长贺玉柱同志回家探亲，对村干部违背党的政策的一些做法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村里个别人竟造谣说他家是富农，贺回家进行反攻倒算，还给中央军委寄了信告他，后来总政把信转到团里来了。团领导收到这封信后，既不调查又不研究，就开展了针对贺的批判，在批判场上，拔掉了他的军衔领章，立即开除了他的军籍，送北大荒劳动改造（后在甄别时进行了纠正平反）。又如政治处的文教干事杨文学同志，探亲时在路上看到有的地方用人拉梨（因有些地方公社化后缺乏管理，饲养不好，牛死得太多，无牛耕田），他在大字报中写道“耕地不用牛，套的剪发头”（指女同志拉梨），还说“牲口死了倒不了”（他也没有见到过是听别人说的，为什么倒不了，因为一个屋子关得太多，一个接一个，所以死了倒不了），就因为这些被定为右派，开除军籍，送回家中，交地方政府管制劳动。政治处的保卫股长胡元奎同志在会上发言说，现在的工人生活要好些，农民的生活要苦些，但这是历史造成的，因此而被说成是攻击党的政策“厚工薄农”（在食堂吃饭时他还跟我讲，他说老杨你说现在是不是这样的情况），批判了他的观点，他也被定为右派。当时被定为右派的当众宣布，有的人被暗中定为中右，内部掌握（我们后勤处的同志，一般不随便乱说，还没有被定为右派的，只有李俊章一人被定为中右，当时我们的后勤处长调去学习去了，后勤处的工作是我在负责）。总之，那时只能是阿谀奉承，不能说共产党的一点缺点错误（这种唯心主义的观点，败坏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否则不是抓辫子，就是打棍子，没有什么民主气氛，没有一点言论自由，哪里还谈得上什么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因此人民也从中学到了对付领导人的经验，在会上举红旗（说好听的），在会后举白旗（和一些相知好友，议论一下当时社会上存在的问题），以免被领导抓住。可想而知，当时的极左思潮是多么的严重，听不得半点逆耳之言，把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丢掉了，致使一些思想意识不好的人，报喜不报忧，说假话，自欺欺人，骗取领导的信任，哪里还像个共产党员，还有什么革命气节，这都是当时党风不正造成的恶果。
58年大跃进情况点滴
由于左的倾向没有得到批判，所以使左倾倾向越发展越严重，就出现了58年的大跃进，要大力发展钢铁，公社化，食堂化（当时有人说，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食堂化是为了解放妇女）。在部队我们的领导说，为了认清形势，明确任务，使思想能跟上时代发展的需要，要每天组织我们学习。在学习中主要是结合实际谈认识，谈论最多的主要是这样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大跃进，当时主要是抽出大部分主要劳力搞农田基本建设，搞大寨田，人造平原，兴修水利（挖塘堰库），修建公路。不分白天晚上地干，看到的丰收景象，由于没有人收割，棉花，粮食都在地里烂了，没有收回来，所以造成以后一段时期内，生活紧张，大部人家里没有粮食，副食也差，肉食非常昂贵（我们部队原来买的羊5元一支，后来竟卖到60元一支），遇到了难以克服的人为困难。苏联还火上浇油，向我们逼债（听说是抗美援朝的借款60亿元），我们部队养的猪，未能吃上肉，全部支援国家还债。由于副食少，营养缺乏，部队有些同志得了水肿病。地方上人民生活的困难就更不用提了，据说河南的光山县邢彩县饿死的人不少，在其他地方也同样有饿死人的现象。我们阆中县也因粮食缺乏死了一些人，我的父亲于62年因生活困难，老人扛不住，得了水肿病，医治无效去世了（现在想起来心里还难过）。当时人们为了活命，也想了一些办法，如部队派人到青海草原去打猎捕鱼（打的野羊野马、捕的鱼不少于10万斤，也解决了部队的一些困难）。还搞什么小球藻，人造肉精等类物资，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后来中央总结了经验教训，指定了较符合实际情况的方针政策，才使形势逐步向好的方向转化。
二是大办钢铁，搞什么全民总动员的大办钢铁，很多领导没有科学头脑，不从客观实际出发，不问是否有铁矿资源，是否有炼钢人才技术，是否有设备措施，一切都不管，就是星罗棋布，遍地开花。限期拿出钢铁来，否则就是右倾，谁要反对就被打成右派分子（我团车管所干部刘福全同志说大炼钢铁是瞎子点灯白费蜡而被打成右派）。为了完成任务，把一些人逼得胡作非为，到各家去收集铁锁、门绊、箱绊、铁锅、菜刀之类的东西。凡属铁器都拿去化成铁，好向上级交差，谎称说炼出了多少钢铁，简直是自欺欺人，无稽之谈。为了炼钢铁，大量砍伐森林，环境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到处是荒山秃嶺，破坏了生态平衡，把人民搞得怨声载道，敢怒而不敢言，真有点无法生活下去的感觉。现在来看，用简单的行政命令、高指标来搞经济，不按科学规律办事，这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个严重教训。
三是人民公社化，人民公社是新生事物，有些地方搞得好，但也有很多地方搞得不太好。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有些地方不是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而依然热衷于搞行政命令、高指标那一套。当时有个别领导认为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越大越公越好，想马上进入共产主义，完全无视群众的个人利益，结果适得其反。其结果是，由于吃大锅饭，农民认为生产的好坏、生产粮食的多少、与自己关系不大，所以就影响了劳动热情、生产积极性和责任心。农民的干劲不大，政府部门就制定出了相应的措施，进行约束和管理。如规定了出工收工做饭的时间，只准10天赶一次场（农村的市集），不准搞任何副业生产，否则就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把人民搞得越来越穷，一年到头辛苦劳动连温饱问题还得不到解决。一些领导人管理的办法简单粗暴，人民思想不通，就採取消极应付的办法，如有的同志很形象地说道：“出工一条龙，收工一窝蜂，田坎都坐断，耳朵都吵聋”，这说明确实在应付。哪一个在认真搞生产，怎么能够生产出更多的粮食来？看来如何搞好人民公社，的确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四是食堂化，当时的一线领导人搞食堂化，其目的是要把妇女从锅台上解放出来，参加社会生产活动，其次也是为了要公不要私，就是要大家都干一样的活，吃一样的饭，这样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公。所以食堂化的潮流，来势非常迅猛，任何人也不可阻挡。当时河南的省委书记吴芝甫要求在三个月之内，全部实现食堂化，部队也不例外。我们团的家属在安阳市宋家庙成立了一个大食堂，每天三顿都到那里去吃饭，把人们搞得一点生活自由也没有。我的家乡也办起了大食堂，60年代我探家的时候，也吃过这个食堂的饭。那样的饭，实在太差了，叫人难以下咽，但为了饱肚子，也只得勉强应付（当时是阴历四月，因没有粮食，麦子刚产新，把麦子礳烂，连皮带面，煮糊糊吃）。吸收的营养不能保证身体的需要，很多人都缺乏营养，面黄肌瘦。老年人和小孩又没有什么特殊照顾，和大家吃同样地饭，他们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有的人忍受不了，过早地离开人世。食堂化没有给人民带来幸福，确实是好处不多坏处不少。
五是假大空害死人（即大话、假话、空话），由于党内不能开展正常的民主生活，一些领导喜欢听恭维的话，不愿听逆耳之言，所以假、大、空话风行一时。其表现是：
甲、乱报产量，在一个会议上报的产量非常惊人，真不敢想象。一般都要报到1000斤以上，才能走路，否则就要去学习班，提高认识，批判右倾，有的为了讨好领导还报到一万斤。当时左倾口号很多，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还有提什么“三千斤不算多，五千斤不为奇，亩产一万斤，去见毛主席”，诸如这类的口号很多，唯心的成分极重，完全不切合实际，明知不对，而领导还要坚持高指标，还得人民受苦。
乙、不按科学办事合理密植，当时一些领导人，没有科学头脑，认为越密产量越高，其结果是连种子都收不回来。我在安阳桥附近看到一亩麦田，用了一冬天的时间翻地一公尺深，下种三百多斤，后来连种子也没有收回来。由于没有科学头脑，不按规律办事，想起来是多么愚蠢，多么可笑，用这套办法强迫农民搞密植，怎么能够丰收高产，农民哪能够得温饱，只能饿着肚子去劳动。
总之这一个时期出现了不少的问题，败坏了党的优良传统和民主作风，降低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究其原因，我个人认为有这样几条：
1、违背了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在商品交换时代，无偿的调拨劳力，使群众多劳不能多得，苦乐不均，思想不满。
2、左倾思潮严重，瞎指挥、浮夸风在领导中占统治地位。
3、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想在中国一个早上就实现共产主义。
4、党内组织生活不正常，民主作风不够，家长制、一言堂，个人说了算，听不得不同意见。
5、缺乏科学的头脑，遇事不冷静地分析研究，不问是否真有道理，而是盲目蛮干，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6、官僚主义严重，不了解实情，偏听偏信，以致在某些决策问题上造成重大的失误。”
通宝推：秦筝,老虎五,换了人间,真理,zhikantie,葡萄,家园 这个应该是实情 说起来我们河南灾情更严重一些。有时候想想就有一种无力感。
家园 【原创】文革的远因-三反五反 看我父亲的回忆，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文革的种子起码从三反五反（刚建国的1951年底开始）时就种下了。
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这些运动，其实对官僚来说，是差不多的东西，你完全可以把它们当一回事情。虽然这些运动的名目不同，意义各异，但对官僚来说，处理的办法几乎完全一样，无非是把处理人时的名目换一下而已。
现在的主流观点是文革前是好的，文革才把事情弄坏了，从我父亲的回忆中，你完全无法用逻辑推理出这样的结论。能合理预测的唯一东西是，建国后的官僚体系的发展趋势已经很难变好了，不管你出什么政策，搞什么运动，用什么办法，到了官僚体系里，就全变了样，他们的做法很简单，把名目换一换，该怎么办还怎么办。其实文革早期的工作组，还不是一样？
对官僚系统来讲，最重要是出政绩、升官，所以工作方法倾向简单粗暴，干什么都是高指标、长官意志、不实事求是，办不到时就弄虚作假。三反五反打老虎是高指标、反右抓右派也是高指标、大跃进还是高指标，最后事情办坏了、瞒不住了，还要主席承担责任，如果你处在主席的位置上，有什么有效的办法可以解决问题？
如果没有类似文革的巨大冲击，我完全无法想象官僚系统会有什么改变，而顺着那个方向走下去，中国几乎无法避免苏联式的崩溃。
以下是我父亲对三反五反的回忆：
“带有左倾错误倾向的三反五反运动
中央于1952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这个运动打垮了资产阶级用金钱、美女、偷税漏税、行贿等卑劣手段向无产阶级发动的猖狂进攻，取得伟大的成绩，搞垮了一些不法资本家，教育和挽救了大批同志。根据当时全国的情况来看，搞这样的运动是及时的，必要的，但是具体到我们部队，我认为搞得太左了，伤害了一些好同志，给以后的工作带来一些不必要的消极因素，如有的人说三反五反后不管钱。
我们部队的三反五反，方法简单粗暴，伤害了不少同志，还致死人命。如我们炮兵部队是军直属单位，直接由军参谋长杨文安同志领导，其运动来势非常凶猛，一开始上级就向下级下达完成老虎的任务（所谓老虎即贪污在1000元人民币以上者）。当时我在一师炮兵营营部任书记工作，全营下达10支老虎的任务（全营只有三个连队一个营部，每个连有司务长上士各一人，营部有军需、管理员、上士，把管钱管物的人全部打成老虎也完不成任务），因此凡是管钱管物的人，都被看成老虎对象，都要被打成老虎。就是这样也完不成下达的老虎任务，于是就找那些平时生活不检点，爱吃吃喝喝、拉拉扯扯的人，因此我们的营教导员王亚中同志和医生董仁亭同志也被列为老虎对象。运动开始时就叫我担任了营部的打虎队长，把那些同志搞得很不好受，我也是有苦难言（因为要完成任务，就无法讲实事求是，要讲实事求是，就不能完成任务，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只好违心地去搞，后来任务倒完成了，使有些同志遭受不白之冤，我是问心有愧的）。我们首先拿军需田宝珠同志开刀，经过几天几夜的战斗，他承认了贪污1000元以上，大家高兴得很，认为首战告捷，接着就要追查赃款。他确有小的贪污，当时就拿出银元30元，大家认为成绩很大，还要继续往下追，搞得他日夜不能休息，神魂颠倒，有一次解小便，就晕倒在尿池旁。因追不到赃款，就把他放在一旁，又发起了向上士进攻的战斗。这个人很老实，担任上士的时间不长，同时他一直在乐都县米拉湾种菜，确实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可是我们的付教导员原保太同志非叫搞他不可，经过一星期日夜不停的车轮战，搞得他头大眼肿，一点也得不到休息，真不忍心用这种办法对待自己的同志，但为了完成任务又有什么办法呢，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搞到最后东拼西凑达到了1000元（都是假的贪污，逼得没有办法，只有乱说）。追赃的时候，问他把贪污款用到哪里去了，一会儿他说把贪污款全部用来买了麝香，准备带回老家卖，可是放在床底下被老鼠拖走了，大家说没有听说过老鼠吃麝香，他马上改口说：“不对，我想起来了，把贪污的钱拿去买了鸦片，不是麝香，准备复原后带回去做买卖，可是当我走在河中间时（即湟江河），看到岸上有三个警察，我怕上岸后他们要检查就丢到河里去了”。他这样说也是无可奈何，既说清了贪污，又说清了钱的去向，又不连累其他人，可算得上是上策。现在回想起来多么可笑，部队搞得这样左，是不相信自己的同志吗？不是的，完全是为了完成任务逼得没有办法而做出来的，我记得当时提出的口号非常左，提出什么“捕风捉影，大胆怀疑”，简直是左得出奇。在这条错误口号的指引下，制造了不少的冤假错案（一些同志自杀了），错整了一些好同志（教导员王亚中同志和医生董仁亭同志也被打成老虎），真把部队一些搞经济工作的同志和爱吃喝拉扯的同志搞苦了，我也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执行了这条错误的路线，真对不起那些被整的同志。”
通宝推：老虎五,家园 你父亲应该引蛇出洞 例如公开鼓励先富，先富带动后富达到共同富裕……别说抓十只老虎，有可能全歼。
家园 嘿嘿，有可能
家园 补充沈志华的研究：从波匈事件到反右 del
家园 关键原因是斯大林体制的选拔领导人的制度弊端导致波匈 斯大林自己就改变了原先列宁提倡的集体选拔制度，把原先选择变成一个小圈子的秘密操作，这背后的宫斗剧情非常丰富，小圈子+秘密宫斗造成的结果就是选拔出的赫鲁晓夫威信和能量不足，为了清算斯大林打倒前任的权威，不惜使用秘密报告来摧毁大家对苏联的良好外在印象，于是直接就导致了波匈事件。
东欧这些人造国本来就属于地缘政治的产物，不少人思想上本来就对苏联当时模式有一定程度的抵触，出现这些波动很正常。
不过中国革命可是一刀一枪从最基层的实践走出来的，金一南的作品苦难辉煌里面说非常好，中国革命有自身强大的底层支援和文化感召力，这样的基础无论是苏联还是东欧诸国都不能相比，历史结果也是证明了这点！
家园 这 沈志华 黑毛力将呀 沈志华夫妇都是吃黑毛这碗饭，在国内制造了一批非毛小将，不少人的认识观就是这么建立起来。
家园 能否这样理解 在主席心中，社会主义、公有制、共同富裕是目的，是不可动摇的。
在发现官僚特权阶层有异化、脱离人民、为自己服务的倾向时，主席初期的想法是利用民主党派，搞开门整风来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等错误，但整风开始后，却发现民主党派并无或者很少有帮助共产党克服缺点的打算，他们的目的其实是想取代共产党，实行以欧美为师的资本主义，这就和主席的信念、原则水火不相容，无奈只能反右。
在官僚特权阶层自身无法改正错误，民主党派又心怀叵测的情况下，为了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也许只有靠文革了。
通宝推：土拨鼠yuan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