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关于一些小讨论 -- 本嘉明

看我父亲的回忆，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文革的种子起码从三反五反（刚建国的1951年底开始）时就种下了。

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这些运动，其实对官僚来说，是差不多的东西，你完全可以把它们当一回事情。虽然这些运动的名目不同，意义各异，但对官僚来说，处理的办法几乎完全一样，无非是把处理人时的名目换一下而已。

现在的主流观点是文革前是好的，文革才把事情弄坏了，从我父亲的回忆中，你完全无法用逻辑推理出这样的结论。能合理预测的唯一东西是，建国后的官僚体系的发展趋势已经很难变好了，不管你出什么政策，搞什么运动，用什么办法，到了官僚体系里，就全变了样，他们的做法很简单，把名目换一换，该怎么办还怎么办。其实文革早期的工作组，还不是一样？

对官僚系统来讲，最重要是出政绩、升官，所以工作方法倾向简单粗暴，干什么都是高指标、长官意志、不实事求是，办不到时就弄虚作假。三反五反打老虎是高指标、反右抓右派也是高指标、大跃进还是高指标，最后事情办坏了、瞒不住了，还要主席承担责任，如果你处在主席的位置上，有什么有效的办法可以解决问题？

如果没有类似文革的巨大冲击，我完全无法想象官僚系统会有什么改变，而顺着那个方向走下去，中国几乎无法避免苏联式的崩溃。

以下是我父亲对三反五反的回忆：

“带有左倾错误倾向的三反五反运动

中央于1952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这个运动打垮了资产阶级用金钱、美女、偷税漏税、行贿等卑劣手段向无产阶级发动的猖狂进攻，取得伟大的成绩，搞垮了一些不法资本家，教育和挽救了大批同志。根据当时全国的情况来看，搞这样的运动是及时的，必要的，但是具体到我们部队，我认为搞得太左了，伤害了一些好同志，给以后的工作带来一些不必要的消极因素，如有的人说三反五反后不管钱。

我们部队的三反五反，方法简单粗暴，伤害了不少同志，还致死人命。如我们炮兵部队是军直属单位，直接由军参谋长杨文安同志领导，其运动来势非常凶猛，一开始上级就向下级下达完成老虎的任务（所谓老虎即贪污在1000元人民币以上者）。当时我在一师炮兵营营部任书记工作，全营下达10支老虎的任务（全营只有三个连队一个营部，每个连有司务长上士各一人，营部有军需、管理员、上士，把管钱管物的人全部打成老虎也完不成任务），因此凡是管钱管物的人，都被看成老虎对象，都要被打成老虎。就是这样也完不成下达的老虎任务，于是就找那些平时生活不检点，爱吃吃喝喝、拉拉扯扯的人，因此我们的营教导员王亚中同志和医生董仁亭同志也被列为老虎对象。运动开始时就叫我担任了营部的打虎队长，把那些同志搞得很不好受，我也是有苦难言（因为要完成任务，就无法讲实事求是，要讲实事求是，就不能完成任务，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只好违心地去搞，后来任务倒完成了，使有些同志遭受不白之冤，我是问心有愧的）。我们首先拿军需田宝珠同志开刀，经过几天几夜的战斗，他承认了贪污1000元以上，大家高兴得很，认为首战告捷，接着就要追查赃款。他确有小的贪污，当时就拿出银元30元，大家认为成绩很大，还要继续往下追，搞得他日夜不能休息，神魂颠倒，有一次解小便，就晕倒在尿池旁。因追不到赃款，就把他放在一旁，又发起了向上士进攻的战斗。这个人很老实，担任上士的时间不长，同时他一直在乐都县米拉湾种菜，确实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可是我们的付教导员原保太同志非叫搞他不可，经过一星期日夜不停的车轮战，搞得他头大眼肿，一点也得不到休息，真不忍心用这种办法对待自己的同志，但为了完成任务又有什么办法呢，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搞到最后东拼西凑达到了1000元（都是假的贪污，逼得没有办法，只有乱说）。追赃的时候，问他把贪污款用到哪里去了，一会儿他说把贪污款全部用来买了麝香，准备带回老家卖，可是放在床底下被老鼠拖走了，大家说没有听说过老鼠吃麝香，他马上改口说：“不对，我想起来了，把贪污的钱拿去买了鸦片，不是麝香，准备复原后带回去做买卖，可是当我走在河中间时（即湟江河），看到岸上有三个警察，我怕上岸后他们要检查就丢到河里去了”。他这样说也是无可奈何，既说清了贪污，又说清了钱的去向，又不连累其他人，可算得上是上策。现在回想起来多么可笑，部队搞得这样左，是不相信自己的同志吗？不是的，完全是为了完成任务逼得没有办法而做出来的，我记得当时提出的口号非常左，提出什么“捕风捉影，大胆怀疑”，简直是左得出奇。在这条错误口号的指引下，制造了不少的冤假错案（一些同志自杀了），错整了一些好同志（教导员王亚中同志和医生董仁亭同志也被打成老虎），真把部队一些搞经济工作的同志和爱吃喝拉扯的同志搞苦了，我也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执行了这条错误的路线，真对不起那些被整的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