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双 城 记[连载] -- 谭伯牛

国藩答书，曰：“公之卓裁，意在迎击援贼，生擒逆狗[71]，一面打狗，一面围城，兼营并举。侍之拙见，以为狗不易擒，但求击退；城不易破，但求全军”[72]。

　　“全军为上，破军次之”，是《孙子?谋攻篇》开卷明义的首要原则[73]，也是湘军“家法”中极重要的一条。而“全军”的精髓，则在乎“伐谋”；何谓“伐谋”？杜牧说：“敌欲谋我，伐其未形之谋；我若伐敌，败其已成之计。固非止于一也”[74]。我们可以根据当时战局来理解这段话。太平军调兵来援太湖，即“欲谋我”，而太平军此次进兵，具体如何调度，在太平军来说是“已成之计”，对清军来说则是“未形之谋”；于是，通过分析各种信息（“未形之谋”），对敌军的行为（“已成之计”）作出判断，最终制定己方应战之策，这就是胡、曾当日的“伐谋”。而“伐谋”的目的，乃是“降其城邑，不破我军”[75]，即国藩替林翼总结，所谓“一面打狗，一面围城”。但是，在国藩看来，此策谈何容易？与玉成交手多年，湘军实在是败多胜少。前述?|生寺一战，只是被动的突围，实非主动“伐敌”而胜；去年三河之战，湘军被全歼，思之更令人胆寒。故曰“狗不易擒”也。“城不易破”，则谓太湖虽是小城，围之数月，却亦无法攻克。林翼在这种局面下，制定出围城打援、“兼营并举”的激进战略，国藩势必不能无疑。二人之意，都是要“全军”、“破敌”，然其术“固非止于一也”，故国藩提出战略修正版，其要有二：只能在太湖城外迎击太平军，而不能前赴潜山迎击；为能全力迎击援军，尚须全撤太湖之围。

　　由此可见，胡、曾之策，差别太大。林翼欲借此机会，与玉成展开决战，一了百了，不然，“半年一小警，一年一大警”[76]，不胜其扰。国藩则甚为悲观，以为己军实力尚不足一战，不若“今冬姑求全此三军，明年希（李续宜）、浚（萧启江）来，再求破贼”。当然，林翼绝非头脑发热作此决定，他自忖必胜，恃有天堂一支奇兵。天堂是潜山、桐城、舒城、霍山之交的“天险”，“绵亘二百里，万山丛薄，外险中夷”。在此驻兵，守，可以防止太平军越岭而西来偷袭太湖；攻，则可自东南水吼岭下山，对在潜、太之间的太平军进行腰击或尾抄[77]。其时，太平军尚未认识到天堂的重要性，故林翼派余际昌、金国琛不声不响占据此地，“以万人并力专精，主剿不主守，主合不主分，断无败理”[78]，方敢于部署决战。这一层微妙意思，他也向国藩进行了解说。然而，国藩此次出山，十分谨小慎微，对于奇兵、对战之类富有风险的决策，几乎全持否定。孔子曾教导学生，在军事上务必“临事而惧”，国藩的否定，便源于这个“惧”字。王贻运对此大致不满，尝曰：“军不可惧。孔子以‘惧’教子路，言其轻死耳，非谓行三军当惧也”[79]；窃以为，王氏此论正中国藩之失。孔子说“临事而惧”，确系针对子路的“轻死”有感而发，非谓一个“惧”字便能概括战事的精要；朱熹也说孔子这句话乃是“抑其（按谓子路）勇而教之”[80]。 “惧”，固可作为应事待人的基本态度，但是，每事则“惧”，因“惧”而缩，以至于当战不战、一味株守，则大违孔子本旨。孔子在“因事而惧”之後，还讲了一句“好谋而成”；林翼之考察地势、安排奇兵，即欲“好谋而成”。国藩眼中心上全被“惧”字占据，遂忽略了军事犹应讲求主动、讲求“庙算”，孙子不就说：“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81]“惧”而“无算”，这一战，如何打法？然国藩不顾也，终不应援。林翼灰了心，不再“琐琐奉渎”，准备只凭一军之力与玉成决战[82]。

　　然而，多隆阿一次令人“骇异”的调度，改变了局面。林翼本已与多隆阿商定各部驻防之地：鲍超、唐训方围城，多隆阿、蒋凝学当前敌，余际昌、金国琛作伏兵。十二月十五日，多隆阿突然下令，将鲍超全营调往小池驿。小池驿是太湖、潜山两地的中点，“前御大股援贼，後逼太湖城贼”；且小池驿前未驻军，霆军须立新营，而“连日雨雪，泥深数尺”，修墙挖濠，仓促间难以毕工；若太平军乘其立足未稳，迅兵猛攻，则凶险将更甚于?|生寺之事。因此，胡、曾闻信，俱感“骇异”。更糟糕的是，此番调度，多隆阿丝毫未有商量之意，而是以统领身份“强使”鲍超“从令”。鲍超不愧为合格的军人，尽管满心不情愿，却闻命即行。上一次，都兴阿命鲍超撤退，鲍超梗令不遵；这一次，鲍超却违心而往，前後表现殊异，有深意焉，请为表出：军中“最易触人之怒”的事情，便是“目人为怯懦”[83]。拒绝撤退，孤军犯险，固然违犯了军令，但不是“怯懦”；拒绝前进，则因违令而遭受处罚事小，因此被人视为胆小，事情就大了。进退俱关乎荣誉，而将领赖以安身立命之物，便是荣誉；故鲍超此行，表面上是顾全大局、服从指挥，其本质则在于维护自己以及全军的尊严。因此，林翼虽极不赞成多隆阿此番的调度，但也不拟“强之使止，致骇军心”[84]。不过，在私下里，他还是压不下对多隆阿的怒意：

　　“为大将之道，以肯救人、固大局为主，不宜炫耀己之长处，尤不宜指摘人短处。读来书，有‘前则厝火积薪，绝无疑虑；今则临渴掘井，未免张皇’之语；查鲍镇、唐、蒋道均非张皇人，词义微嫌轻薄。谅是记室措词之失，固知仁兄之必不存此心矣”[85]；

　　多隆阿虽受命统军，但鲍超并不服气；故借调度之事杀一杀鲍超的威风，乃是多隆阿心中无时或忘的念想。此次突然下令，命鲍超以孤军当前敌，与其说是战术上的考量，不如说是折人之锐，立己之威。他且急于与林翼“分享”这份得意，故授意文案写信时不必照顾“麾下”将领的颜面，径以“张皇”等语严加训斥。此番调度，林翼本就不以为然，看他来信还在那一个劲儿表彰自己、批评部下，更生气了，于是才会指责他“轻薄”，说他不懂得“肯救人、固大局”的“大将之道”。然林翼虽怒，除此之外也不好再讲重话，一则选多作统领是自己的决定，一则大战在即，骂狠了，恐怕影响多的心情。于是，只能帮多隆阿找个台阶，将他的骄纵刚愎归于“措词之失”。

　　国藩此时的心情，与林翼相似，欲责怪多隆阿的轻率，又担心局面从此败坏，不得不隐忍不发。然国藩更担心霆军的安危：太湖城下，今只有唐训方一军，不过三千人，若守军（约六千人）出城攻击，唐军必不可支，则多隆阿将去援救；而多回太湖，则鲍超一军（亦仅三千人）完全孤立，再无後援，太平军大股来攻，实难支撑。然则，欲支持鲍超，非加强太湖围师不可。而除了宿松大营的万人，当日再无别处可以调兵，因此，国藩尽变前计，主动派出六千人援助太湖。他给林翼写信，不得不苦笑：“此次又是我输了”[86]。林翼料不到多隆阿此举阴错阳差，竟收奇效，不由得心花怒放。只是，霆军注定要经受一次大劫，并不因後路稳固即可捐免；而在这一场劫火中，多隆阿亦表现出仁心和大勇，切实奉行了“虽平日积怨深仇，临阵仍彼此救援”的湘军“家法”，并以此获得各军将领由衷的尊敬。

　　[71] “狗”、“逆狗”，系湘军等人对陈玉成的蔑称。

　　[73] 《孙子?谋攻篇》：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77] 林翼论天堂奇兵，尝曰：“兵事之妙，古今以来，莫妙于拊其背、冲其腰、抄其尾。从天堂出杜埠、野人寨，则自古用兵之奇计，一举尽之矣”（《胡林翼全集?书牍》咸丰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致各帅》）；由此可以看出他在天堂安排此路奇兵，实在是整个战役最关键的部署。此後的战事，也印证了他这个判断，下文引用孙子语：“多算，胜”；固非虚语。而国藩此役矜矜于“惧”，亦因此被证明是一种失策，不待辨也。

　　[86] 《曾国藩全集?书信》二，咸丰九年十二月十八日申刻《复胡林翼》。国藩此处说“我输了”，乃是集合了“挺经”及戏曲中王小二的典故，参观《曾国藩全集?书信》三，咸丰十一年二月初七日《复郭嵩焘郭??焘》。

小池驿

　　“多隆阿新贵重，诸将不乐出其下：李续宜称母疾，留湘乡；曾国荃新克景德，至黄州，留之领军，不可，亦南归；鲍超复求去。而多隆阿称疾。唐训方等陈说军事，各殊异。林翼忧之，废寝食”[59]；

　　咸丰九年仲冬，太平军联合捻军，将东犯潜山、太湖，以保安庆、桐城；情报传到湖北，亟应命将选帅，扼要布防，林翼却面对上述难局，莫展一筹。湖北诸军原由都兴阿统领。都兴阿作统帅虽比不上塔齐布、李续宾、曾国荃，但是，他不攘功，不苛饷，倒也能“和辑”群将，撑拄一时。他是满洲人，军中称为“八旗圣人”[60]，可见其领导能力之一斑。多、鲍虽隶其下，时或自行己见，都兴阿亦不为怪，故二人乐为其属。但这年二月，都兴阿因病告退，奏上，奉旨：全军由多隆阿接统。诸将本与多隆阿平级，这一来成了他的下级，故“不乐”。续宜性情柔缓，不好争执，借口养亲而去。国荃自江西立功还，急于回家为祖父母迁葬新坟，也无暇趟这趟浑水。而鲍超一贯骄傲，且挟二年前?|生寺之怨，尤为“不乐”，故亦藉口回川探问母病，顿足求去。其他将领如唐训方、金国琛等，也因此议论纷纷，扰乱人意。多隆阿听到风言风语，十分尴尬：自己早就拿到天子颁发的“委任状”，这帮浑人还愣不服气；进退为难，僵持无益，干脆闭门称疾，落得个眼不见心不烦。大家都撂挑子，急坏了林翼一个人。

　　当然，统将人选之竞争，只在多、鲍之间。四路进兵计划中，续宜被安排在鄂、豫交界的北路，此时之急在中路，即算名义上受多隆阿节制，也无大碍。唐、金于战守之事，远不及多、鲍，说说风凉话或有之，觊觎帅位则不敢。那么，这个二选一，如何下注？林翼踌躇再三，不能决断，乃问计于国藩。国藩回信，甚有趣，竟劝林翼干脆莫下注：

　　“近年鲍之战功比多更伟。而多好理坟山争斗等讼事，又凌辱绅士，颇为官民所憾；其才似宜将少，不宜过多。多、鲍二公正以彼此争胜、争强，故各自力战，不肯落人後；若鲍归多统，则多之意满而鲍之兴沮，彼此皆无争胜之兴。似非利也”[61]；

　　国藩治军，好访察舆论以定将吏优劣，有所闻，退而志之。他这里说多隆阿好管民间闲事、“凌辱绅士”，即闻诸舆论[62]。然而，鲍超之为人，亦不乐儒生，而“侮辱文士”[63]；仅以此责多而不及鲍，似非公允。不过，鲍超是曾国藩的旧卒，多隆阿则尚未见过，其在?|生寺之战中的表现也令国藩深致不满，由此对多隆阿有些成见，也是自然的事。天下哪有不著成见的人呢？当然，国藩也没有因此成见而力主选鲍超为统领的意思，他的建议，乃是不立统领，而“用其赛胜之力”[64]。换成今天的话，可称为“在竞争中求合作”。然此一建议似是而非，难于操作。请即以前揭国藩“不妒不足以为美人”之说批判之。设有一人焉，有一妻二妾，妻死，择一妾扶正；即使二妾之德与色，铢两悉称，难于取舍，那就算拈阄也得拈出一个来执掌门户。这才是正常分寸。国藩却认为，二妾将羡乎大妇之位，“竞聘上岗”，各自努力表现，男主人在此期间可坐享其福。他却不想一想，万一二妾不明白“良性竞争”的道理，而是一齐撒泼耍赖，哭天抢地，那这个家岂不要散掉？默察世道，后一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远大于前者，国藩一厢情愿之计不可行也。不过，这也难怪，迄今国藩家中只有一妻，尚无机会折冲樽俎于妻妾之间，亲身尝试夹心面包的滋味，故纸上谈兵，出语草率。林翼则不然。他婚后娶了三个小老婆（其一早卒）[65]，早已备尝其中甘苦与夫微妙难状之情，绝不敢将希望寄托在人性的善良之上。他下定决心，要选出一个人作统领：

　　“多礼堂之为人，意忌情深，忮心尤胜；然临阵机智过人，且是天子之使，以副都统奉旨总统前敌；再四以‘权分势均’为言。不可不专牍委任，将鲍、唐总归其节制调遣。否则太湖今年之兵事，必有决裂不可收拾之状。克己以待人，屈我以伸人，惟林翼当为其忍、为其难。非如此则事必不济；如因此而鲍请退，则留其兵与多”[66]；

　　多隆阿早著盛名，鲍超则是来势甚猛的后起之秀。?|生寺之战，固能为鲍超争取到大量的观众投票；然多隆阿早已奉旨接统，是“天子之使”，则不啻得到了更具权威的专家投票。两相比较，鲍超名誉好，多隆阿资格老，而在官方评价体系内，资格一般是最重要的砝码。作为文官系统的一员，林翼似即基于这样的考虑，最终决定让多隆阿作统领。作出这个决定，并不轻松，“为其忍、为其难”云云，当是由衷之痛。鲍超是他的救命恩人，霆军也是他一手组建起来的，今置此人此军于十分难堪之境，心中的愧疚无可言状。而最后一句话，则如壮士断腕一般，既昭果敢之志，实含永逝之悲。

　　果然，鲍超走了。

　　还好，没走太远。十一月十五日，午后，鲍超自太湖来到宿松大营，向曾国藩告别。国藩“亲自劝慰”，“嘱其在此小住几日”，看看情况再说。夜里，又与鲍超长谈。[67]明日，国藩致信林翼，告知鲍已至此，去意甚坚，问统领事能否转圜。林翼复信，坚执前议，强烈要求国藩支持他的决定：“此天下安危大计，林翼非仅屈己以申人也”[68]。话说到这份上，国藩也没办法措辞了。十七日，探报潜山附近山中已见敌踪，林翼将情报转发至宿松，信使至营已是夜里。国藩正秉烛读《左传》，闻信急召鲍超。读过军报，那一刻，鲍超的表情、言语如何，不可详考，读者惟有从国藩日记中这句话作一些想象：“鲍超即夜禀请归营，二更归去”。

　　人事纠纷解决了，又出现了战略歧异。其时，湖北军已围太湖，然并未挖濠筑垒，不过布兵虚围，冀其“饥溃”而已。潜山尚在太平军手中。玉成之军东来，是直接为太湖解围；还是绕过潜、太，经霍山、英山抵我之背；抑伺我方调动稍误，而用其“一夜作垒数十座”之惯技，以困步兵[69]？林翼对各种信息进行分析，认为太平军最有可能自潜山以西山中冲出，配合太湖城中守军，对清军实行夹击。因此，他准备撤除太湖东面（即面向潜山一侧）的围军，保留太湖西北的围军（以卫鄂界），同时在潜山、太湖间布下防线，并在天堂[70]设下伏兵，对敢于进驻潜、太之间的太平军予以迎头一击和拦腰截杀。然欲实行这套计划，以多、鲍等人一万七千人的军队，不敷调度，林翼尚须乞兵于国藩。当时，国藩手下有万人，宿松临江，与水师相依，应其之请，遣七千人应战，并无大碍。但是，国藩对林翼这套计划，毫不赞成，故拒绝了增援的请求。

　　[62] 国藩随身有几个小册子，分别以见可、闻可、见否、闻否及公论标示。见可、见否，是指亲见其人之後的评判，多以“相法”作为标准。闻可、闻否，则多记录友朋函牍中对人物的评价。公论，则是采访舆论所得。当时，关于多隆阿的公论，他的记录如下：“善将。不喜儒士”。此与其复信中所谓“凌辱绅士”，是一个意思。见《湘乡曾氏文献》，第2411页，吴相湘主编《中国史学丛书》，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

　　[63] 曾在霆军司职文案的人，大都认为鲍超“诙谐饶风趣，而侮辱文士”，见赵增禹《书鲍忠壮公轶事》。

　　[65] 林翼十九岁结婚，分别于二十四、二十九、三十三岁时娶妾。他娶妾的原因是正妻未能生子。遗憾的是，三个妾也没能替他生下儿子。见梅英杰《胡文忠公年谱》卷一。

　　[70] 天堂是潜山、桐城、舒城、霍山之交的“天险”，“绵亘二百里，万山丛薄，外险中夷”。在此驻兵，守，可以防止太平军越岭而西，偷袭太湖；攻，则可自东南水吼岭下山，对在潜、太之间的太平军进行腰击或尾抄。

但是，多隆阿虽具个性缺陷，终为一时名将，已成公论。其言其行果如昌书所述，那他不过是一个畏葸无义的小人，岂公论之近谀尽诬耶？。若有可能，我们应该听听多隆阿自己的意见，可惜多隆阿战死在陕西，来不及请人撰写回忆录。不过，他的部下雷正绾，编有《多忠勇公勤劳录》（光绪元年），记录了他一生中的主要事迹；雷氏且曾亲身参与?|生寺之战，若多隆阿当日表现如鲍超一样英勇，或不那么英勇，但绝无袖手旁观的孱态，则雷氏叙述此节战事，自可从容道来，不必隐讳。那么，我们翻开《勤劳录》，看看雷氏的叙述吧。孰料展卷大惊：?|生寺之战发生在七月一日，而雷书记日，竟无“七月初一日”字样！书中距七月一日最近的一个日期是五月二十四日，这一天记载多、鲍联手摸黑偷袭敌营，极为简略。述毕此事，雷书云：“贼势批猖，愈来愈众，日夕列队相持”；此处所记，当是临近七月，太平军布围之事。续云：“我军四路分御，腹背凭陵，仅恃马队突冲，贼不得逞，遂上窜蕲州，更分股横截童司牌、黄腊山以邀我後”；此述太平军合围之事，“仅恃马队突冲”云云，似有勇冠三军之意。但是，接下来几句话，就令人纳闷了：“将军恐，下令欲退军。值王镇国才移营，不戒于火，延烧药篓自焚；诸军始暂驻。乃乞援于围攻九江之湘军及长江水师，移炮船于内湖，水陆并进，一战歼焉。馀逆望风落胆，穷蹙乱窜，直追至宿松城下，夺获牲畜器械无算，所有战垒百馀座悉数削平，仍将黄梅克复，楚省二次肃清”；此谓全军龟守待援，解围之功全归于九江围师，竟没有一个字提到?|生寺之战。难道，鲍超接受陈昌采访时，虚构了这个战役？

　　陈、雷二人，分别是多、鲍的代言人；二人之书，各执一词，却似多、鲍二将用来对讼的状纸。孔子教导我们：“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今人有事，争而不决，或教之曰：“要相信组织”；庶几孔子遗教。胡林翼处身古代今代之间，贵为多、鲍二人的领导，自应上遵圣教，下启来昆，代表组织出面以摆平此事。他在奏捷摺（或曰摆平书？）中说道：

　　“都兴阿于七月初一日四更，派翼长多隆阿督马队、副将鲍超率步队，分五路进攻黄腊山等处贼巢。分布甫毕，天已微明。贼见我军遽至，亦分股漫山遍野齐出抗拒，鏖战数时之久。多隆阿侦知贼以怯懦老幼之贼守垒，而伏捍贼于村落以截我军，遂商令鲍超分兵绕攻贼垒之後，多隆阿派马队直冲村落。伏贼尽起，势甚凶悍，兵勇正在血战，经多隆阿跃马舞刀，挥队继进，兵勇枪箭齐施，殪其悍贼数十名，贼始败窜。维时鲍超即率勇追杀，分攻贼垒，施放喷筒、火箭延烧贼营，四面火起，群贼狂奔。我军会合痛剿，贼尸遍野”；

　　首先，他不似雷正绾，对此次大战视若无睹，而是说七月初一这天，“鏖战数时之久”。其次，他不似陈昌，说多隆阿袖手旁观，一无可表，而是说多隆阿以“跃马舞刀”参加了战斗。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分攻攻垒”之责由霆军担任，多隆阿无与焉；此则与陈昌所述相同，唯无鲍超对多隆阿说“前敌交锋事，公可不问也”的嘱咐，而加上了多隆阿“侦知”敌情後“商令”鲍超攻垒的情节。若不读陈、雷二书，但泛览此摺，我们很难找出可疑之处。除非，我们留意到摺末这段“春秋笔法”：

　　“查黄梅马、步各军，大获全胜，前后斩馘以万计，为楚军罕见之奇捷，虽系都兴阿、李续宾调度得宜，亦由该将领奋勇图功。据都兴阿查明谋勇兼全、首先登垒、战功懋著各员弁，声请随摺先行保奖前来：其鲍超一员，连日血战，率同亲兵累尸登垒，身、腿受伤仍不少却，尤为忠勇罕匹”[53]；

　　这一段是报捷奏疏中例应具备、用作结尾的“保奖”名单。都兴阿虽曾下令撤退，但他仍是?|生寺之战名义上的指挥者；而李续宾自南岸渡江来援，有堵截追剿之功。都、李分任两军统帅，故以二人之“调度得宜”作为“仰恳天恩优加奖励”的发语辞，此系旧时奏摺之套话，与今日庆功报告起首必曰“在某某同志领导下如何如何”的滥调，同一机杼；不赘。我们著重要看的是“保奖”名单中的排名情况。显然，在这场“罕见之奇捷”中，鲍超以“忠勇罕匹”，荣膺功首。且不仅此，其他参与此战的有功人员，不论生死，都只以“另摺”、“附片”的形式申请奖励，并没享受到鲍超这种随“专摺”加以表扬的待遇。此摺附片保奖五人，其中，密雅明阿是都兴阿亲兵营营官，何有贵、易容贵、陶忠泰、陈德懋都是霆营军官。由此可知，不但鲍超荣膺最佳个人称号，霆营也获得了最佳集体奖。然则，多隆阿以及他的马队在此役中表现实属平庸，概可想见矣。是故，谓林翼此摺，不动声色，而暗寓褒贬。

　　或有难之者，将曰：林翼此奏未必具此微意，尔素好穿凿，是又以小人之心度之矣。伯牛答曰：唯唯。否否。摺中并无一笔谴责多隆阿，我却说他就是在谴责多隆阿，实嫌武断。但是，我可以讲一个故事，再引一段后话，来证明这个判断。故事说的是，湘军初起，湖南提督鲍起豹对团练大臣曾国藩施以百般磨折，将他驱离长沙。咸丰四年四月，湘军没有会合鲍起豹的绿营军，而独自在湘潭作战，获得大胜。奏捷摺由国藩主稿、巡抚骆秉章和鲍起豹“列衔”会奏；他没有说一句鲍起豹的坏话，当然，他在保奖名单内也未标列提督部下人员。咸丰帝一看打了胜仗，大为欣慰，但是，他又一眼就看出鲍起豹“竟未参战”的劣行，当即将其“革职”。批谕至湘，阖省文武“皆惊服，以为天子明见万里”[54]。以此思之，曾摺与胡摺，岂非同一笔法？只要学会正话反看的阅读技巧，我辈凡人不也能“明见万里”？实毋庸妄自菲薄也。再引一段后话。二年後，国藩给林翼写信，追忆此战，云：“?|生寺之役，则马队并未在场”[55]；有此一语，事实昭然，益知林翼作奏不动声色而暗寓褒贬，其为春秋笔法无疑义也[56]。

　　又者。林翼奏中以“侦知”敌情、“跃马舞刀”等语，作为对多隆阿的友情馈赠，亦有微意。他若像国藩那样，对“并未在场”的多隆阿不提一字，那就是下了狠手，阅摺人自会起疑：自四月以来一直参与会战的多隆阿将军怎么在最关键的战役中不见了人影？是否再次“明见万里”将其革职，这说不定，但是，多隆阿在“天心”中的地位必然降低，则可断定。故林翼如此措辞，是为多隆阿的“政治前途”着想，更重要的，则考虑到将来的战事以将帅和睦、安定团结为第一要义，实不愿因一时一事的“察察而明”挫伤多隆阿的积极性。国藩尝与林翼讨论报告战况的奏摺怎么写方能妥帖的问题，他说：

　　“近日各统领专看摺奏中出语之轻重，以权其效力之多寡。往往正在酣战之际，忽见一摺叙事不甚如意，遂废然不肯向前”[57]；

　　人心多窍，武夫亦不例外。偶有例外的武夫，天生实心眼，他边上却还有善于“诠释”的书记文员，手下还有入伍求财、锱铢必较的将兵。一战而胜，不让武将们“酌情”增算杀贼之数、渲染艰险之状，非要一一核实才肯上报，彼心固不乐；一战而败，不替他们掩饰失利之状、包容避战之羞，非要宣其丑于庙堂，揭其短于公庭，彼将怒之矣。故将以虚文诡词，邀其欢心、祛其烦恼，是大帅御将之道与家长驭妇之术一也。然则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者，其言岂我欺哉？

　　至此，公案了结：多隆阿未参与?|生寺之战，此战纯是鲍超力挽狂澜的个人表演。因此，鲍超不会对“四十曰强”的多隆阿服气，更不甘心隶于其部，接受他的指挥。那么，当湘军拟定四路东进之策，向安徽进兵；玉成为保护“巢穴”，再度东来，将阻击于潜山、太湖一带，胡、曾遣派主将迎击，是选择大铩其羽的鲍超，还是避不相见的多隆阿？

　　[56] 捎带说一段闲话。罗尔纲《太平天?胧贰肪砦迨?六《传》第十五《陈玉成刘昌林》，于此役无一字提及，由此造成陈玉成传中，自咸丰七年五月至八年七月，一年间，踪迹行事俱不可考。同书卷二《纪年》亦不言此战。此战自身的意义――清军以少胜多，增强了己军的信心，败挫了太平军的士气；以及对未来二年战局的影响――清军此次不致因大举回援而撤九江之围，并因湖北防守成功而挺进安徽，都不容阙书。罗氏为玉成作此传，又尝征引张德坚《贼清汇纂》卷二《陈玉成传》，张书即叙此役甚详。然则，罗氏固知当日有此一战。罗氏笺证李秀成供词，屡屡指责清方记载讳败夸胜，称为“秽史”；而于玉成败仗，则也采取为贤者讳的“春秋笔法”，略而不提。是以“秽史”之笔自污也。其根源则在于彼时“唯物主义史观”盛行，“阶级属性”之纲压倒一切，乃造成一个“秽史”流播、见怪不怪的世界；罗氏躬逢其盛，无计以逃。以此论之，罗氏之心固可哀也。今日之世，虽稍辨黑白，而囿于政治宣传及经济压力，所谓“秽史”者犹在在皆是，是将使“后人复哀后人”也。可叹可叹。

其时金陵被围，已经一年有余，存粮将绝，人心惶惶，而太平天国内部，大闹夺权的内

讧，杨秀清与韦昌辉的冲突以后，石达开独树一帜，远走西南，太平天国只能托命于两个

人，一个是陈玉成，一个是被公认为太平天国第一人物的李秀成。

为了号召“勤王”，洪秀全接受李秀成的建议，封陈玉成为“英王”，赐“八方金印，

便宜行事”。但陈玉成作战?G悍绝伦，而威信不孚，所以太平天国各路将帅，不遵他的调遣。

同时，由于清军利用降将，想通款曲于李秀成，因而反促成李秀成的被重用，洪秀全

“进封秀成忠王、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赐尚方剑，八方金印，便宜行事，自主将以

下，先斩后奏”。时为咸丰八年十二月，正是徐有壬刚到任的时候。

咸丰九年二月，李秀成大会诸将于安徽枞阳，此会有一极重要的战略宣布，李秀成说：

“官军精锐，聚集金陵，而饷源在苏州与杭州。如今金陵城外的长壕，已经构筑完成，‘江

南大营’的张国梁又是有名的勇将，所以要解金陵之围，不论内外如何硬攻，都难得手。我

现在决定，以轻兵间道，奇袭杭州，杭州告急，苏州亦必震动，官军怕我们绝他的饷源、粮

道，一定分兵相救，然后我们诸路合围，直捣江南大营，大营一破，不但金陵围解，苏杭亦

皆为我所有。”

战略虽已决定，却一时难以实现，因为金陵外围，官军云集，每一路都逼得很紧，使得

李秀成无法脱身。

一直到了咸丰十年李秀成方能出金陵，三天以后，张国梁率领水陆诸军，攻克浦口九??

洲，约期攻上关、下关，以为金陵指日可破。而何桂清则以九??洲之战，筹饷有功，加官衔

“太子少保”，与胡林翼齐名，并称长江上下游、胡何两宫保――此为何桂清一生事业顶

点，过此就走了下坡，而且一落千丈，垮得极快。

当官军将帅士兵，无不得意洋洋，踌躇满志的当儿，李秀成亲领精骑一千余人，由皖南

鸠江越清弋江，出宁国后路，解围以后，疾趋广德，扑入浙江泗安――泗安守兵十五营大

溃，总兵李定泰逃之夭夭。于是李秀成分兵两路，一路由他族中弟兄李世贤率领，攻击湖

州；一路由他亲自指挥，自安吉、武康进犯杭州。

这一支奇兵，震动了两江，也震动了朝廷。朝旨命接替向荣的钦差大臣，也就是负江南

大营全责的和春，兼督浙江军务，分兵赴援。

江南大营的战将分两个系统，向荣的旧部，多为他的同乡四川人；同样地，张国梁的部

下，多为他的同乡广东人。当时大家希望张国梁能亲自出马，赴援浙江，但围攻金陵，正当

功在垂成之际，不仅阵前易将，为兵家大忌，而张国梁亦不愿将可到手的功劳，拱手让人，

因而只有派蜀将援浙，此人叫张玉良，重庆人，其时的官职是肃州镇总兵，受命统率援浙诸

军。

由张玉良担任浙江方面的主将，是何桂清与和春会商后所作的决定，同时何桂清又在奏

报援浙经过，顺手放了浙江巡抚罗遵殿一枝冷箭，说他“主守不主战，守近不守远”。所谓

“守近不守远”，是指罗遵殿将守湖州一路的重兵，移防省城，湖州亏得有赵景贤的团练，

不然危乎殆哉！当然“守近不守远”确是措置乖方的事实，但何桂清放那枝冷箭，却是别有

用心，目的在为王有龄开路。

张玉良援浙，路过苏州，王有龄留他住了两天，为他讲解杭州附近的形势，而就在这

“面授机宜”之际，李秀成的军队，已经直薄杭州，罗遵殿和驻防将军瑞昌、副都统来存，

昼夜防守，相持了１０天，李秀成在清波门掘了一条地道，用火药轰开二十余丈，蜂涌而

进。瑞昌退保子城――或称满城，在湖边上，是驻防旗人的营区，苦苦守了６天，张玉良的

八千援军到了。

李秀成的目的，就是要引诱江南大营分兵援浙，好减轻金陵被围的压力，一看张玉良的

兵到，立即展开撤退的计划，先设疑兵，在城上遍插簇新的旗帜，表示他亦有援军新到。张

玉良见此情形，未免胆怯，将八千援军，安顿在距杭州４０里的塘楼，同时派人混入杭州，

与瑞昌取得联络，预备内外夹击。

可惜，他们的行动慢了一步，李秀成使了一条奇计，找了许多瞎子来当更夫，一面偃旗

息鼓，全师而退，走天目山，经孝丰，一日一夜行军３００里，回到广德。

瞎子茫然，五更三点，照打不误。李秀成走了３天，瑞昌才发现杭州是座空城，于是张

玉良率亲兵６００人，直捣空城，一路往广德追了去，李秀成早已算到，将从杭州藩库、盐

库、关库中得来的数十万两银子，沿路散布，张玉良的兵捡银子要紧，顾不得追敌，李秀成

得以安然脱身。

杭州城破之日，罗遵殿仰药殉节，等到“克复”，则是瑞昌和张玉良的“奇功”，御赐

黄马褂，封骑都尉的世职，张玉良还升了官，擢为广西提督。此外何桂清又上奏，说张玉良

援浙、受王有龄的密计，所以收功如是之速。于是王有龄顺理成章地升任了浙江巡抚，而罗

遵殿则有人弹劾他不能御贼，以致追夺恤典。

这时的李秀成，已聚集５０万人，会议解金陵之围，当时的部署是如此：杨辅清进溧

水、雨花台；李世贤进溧阳、攻句容；刘官芳进秣陵关、逼七?Y桥；黄文金进高桥门。

首先收功的李世贤，攻占句容，疾趋淳化，张国梁大败，退入大营。其时何桂清与和春

已发觉中计，飞调张玉良回师，却已来不及了。

当时对洪杨的征剿，责任区分，大致如此：金陵城外由钦差大臣主持、成立江南大营；

后路苏、常一带，则由两江总督与江苏巡抚防守。在军事指挥系统上，有时不免紊乱，江南

大营之毁于一旦及苏、常之失手，此为主因。

江南大营由向荣所创立，他是四川大宁人，寄籍甘肃，由行伍出身，为道光朝名将杨遇

春所识拔，当洪杨起事，他正当湖南提督，在宿将中名望最高，所以文宗特地调他为广西提

督，与满洲名将乌兰泰，为钦差大臣赛尚阿的左右手，以后赛尚阿失机获罪，洪杨大举东

下，向荣受命钦差大臣，沿江穷追直到金陵，屯兵孝陵卫，继而进屯紫金山，所率一万七千

余人，结营十八座，这就是江南大营的创始。

向荣手下的第一大将就是张国梁。他是广东高要人，本名嘉祥，号殿臣，“大天二”出

身，但不妄杀，是“盗亦有道”之流。以后为广东臬司劳崇光所招降，改名国梁，剿匪得

力，积功升到守备，咸丰元年，改隶向荣部下，一路打到南京，勇猛绝伦，深为向荣所赏识。

咸丰六年七月，向荣病殁军中，由和春继任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以张国梁帮办军

务，升官湖南提督，所以称为“副帅”。文宗颇有知人之明，曾有好几次优诏，奖许张国梁

忠勇，有一次，张国梁因作战炮伤中指，文宗特颁御用伤药，并且亲笔仇谕：“勇猛中宜加

慎重”。尚方珍玩，不断赏赐以外，又命图形进览，所以张国梁感恩图报，奋不顾身。当向

荣病殁后，金坛被围，而和春还未接任，就由于张国梁的招集流亡，激以忠义，解金坛之

围，进克句容，使得江南大营的声势，复又大振。

可惜，文宗虽能赏识张国梁，而其时用兵命将，还不脱成见，以为膺专阃之寄者，非旗

人不可，所以用了和春，如果当时以张国梁接替向荣，则局面又自不同。和春比赛尚阿、琦

善虽要高明些，却仍不脱旗人蔑视汉人的积习，以及好逸恶劳，喜欢奉承等等“旗下大爷”

的习气，因而江南大营的士气，大不如前。

士气之坏，坏在和春所用的一个翼长王浚，翼长有二，顾名思义，可知如鸟之双翼，为

钦差大臣的左右手。王浚以受和春的宠信，把持军政，克扣粮饷，因而部下无不怀恨，除了

张国梁直属的部队以外，其他各军，纪律废驰，普遍传播着这样一个说法：敌人如果来攻，

我们坚守不出，看大帅跟翼长如何退敌？

军心如此，偏偏又有一道打击士气的命令发布：４５天发一个月饷。也就是说：一个半

月当一个月。本来江南大营的饷，由两江总督专责筹措，每个月约须５０万两银子，由江苏

的苏州、松江、常州、太仓以及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等等地方筹措，按期

供应，毫不缺乏。

这稳定的收支情况，渐有无法保持之势，因为在金陵城外筑长壕，添募兵夫，粮饷增

加，又因为援各处，开拔要一笔“开费”，亦是很重的负担。支出如此，收入却以浙江防务

吃紧，自顾不暇，“协饷”不能如数解足，“粮台”每月亏短二三十万两银子，所以何桂清

与王有龄仔细商量，不得已采取减饷的办法。

其时顿兵日久，纪律松驰，营盘里游娼出入，酒色皆备，照数发饷，尚感不足，何况减

饷？而和春又听信了王浚的话，以“不破城、不发饷”为激励之计，这一下越发动摇军心。

张国梁一看情势不稳，有哗变之虞，痛哭流涕地要求和春发饷，而和春一口拒绝，说是后路

粮台的饷银未到。其实，王浚手里存着３０万的公款。

＊＊＊

李秀成在广德建平所定的作战计划是：分五路回救“天京”，他自己担当左翼，在李世

贤于闰三月初三，攻占句容时，他亦从句容以南的赤山湖，赶来会师。其时张玉良一军，已

从浙江沿太湖西岸赶来，经过常州，为何桂清留住助守，因此，江南大营仍旧是空虚的。

在静止了４天以后，大战在闰三月初七爆发，李秀成、李世贤兄弟，合力往西进攻，大

败张国梁于马鞍山，同时陈玉成，从全椒撤围，自东西梁山间渡过长江，经当涂往东，与二

李会师。至此西楚霸王起兵自刎之地的乌江，东至道教胜地的茅山，都在太平军掌握之中，

对江南大营，形成了反包围，但是何桂清在常州则有重兵两万余人，为太平军所隔断，无法

为江南大营所用，同时，何桂清亦不愿意为江南大营所用。

在常州的两万余人是这样集中的，当金坛被围时，和春先后调守防扬州的总兵马德昭，

及援浙的参将罗希贤，各领三千人赴援，走到中途，何桂清下令马、罗两人，改援常州，而

以由浙江赶回来的副将周天孚，以及战斗力不甚坚强的新募潮州兵数千，换到金坛。其次是

张玉良的全军，亦不下万人，为何桂清所留住，加上宜兴、广德及王有龄特从苏州调来的精

兵一千人，将常州保护得十分周密。在江南大营后路未断时，和春想调张玉良，不许，想调

马德昭，又不许。在这时，何桂清已经打定了主意，弃和春、张国梁于不顾，在常州拥众自

卫，打算着和、张兵败以后，另起局面。其时常州附近，并无太平军的踪迹，因而他又飞章

报捷，奏陈常州、镇江一带的军情，分常州、宜兴、镇江、丹阳、金坛五路部署，各路都请

归张玉良节制，自愿力保苏、常辞气甚壮。

其实，这是色厉内荏。何桂清先以书生论兵，其后则全靠王有龄替他策划、替他担当。

王有龄一到浙江，何桂清顿时六神无主，因此王有龄不得不每天给他写一封信，规划一切，

由专差逐日递到常州，若有一天信不到，何桂清便忽忽如有所失。

王有龄真不负何桂清，看出他好大言而无用，是个经不起考验的人，在此一生祸福，千

秋功罪所系的紧要关头，万万错不得一步，所以一再以极严重的语气，警告何桂清，千万离

不得常州一步。他的信中有这样几句话：艰难之秋，万目睽睽，瞻大帅为进退，一摇足则众

心瓦解，事不可为矣！

何桂清起先亦未尝不想坚守，但兵败如山倒，觉悟到拥兵自卫，不援前线则等于自撤屏

藩时，悔之已晚。

＊＊＊

当闰三月初七，太平军发动总攻击时，五路十道，同时出兵，士气极旺，相反地，江南

大营则流言四起，士无斗志，“开小差”的不计其数，所以太平军所踩的大部分是空营盘，

当然，张国梁一军，不致如此。

其时天气极坏，雷电交作。凡是大会战，天时的影响极大，汉光武的昆阳之战，是个最

明显的例子，特别是双方士气旺弱不同，坏天气对已坏的士气，必是更坏的打击。所以此际

在江南大营中，便分成截然不同的两支部队，和春那部分，逃的逃，躲的躲，不逃不躲的则

天天到王浚的营帐去索饷，而张国梁的部下，则受了“副帅”的激励，忍饥受寒，坚守不

退，搏战七昼夜之久，到了闰三月十六日，战况发生了剧变。

这一夜各营起火，情况不明，王浚部下首先逃散，接着是和春的部下各自为计，这一下

牵动大局，和春、王浚所部，全军皆溃。最倒楣的是何桂清的同年，原任江苏巡抚许乃钊，

本不知兵，而强赋以领兵之任，先以失机被革职，却又不放他回杭州原籍，赏给光禄寺卿的

头衔，仍留江南大营帮办军务。和春与何桂清不和，与张国梁相左，都靠他从中调停，费尽

口舌而不讨好，此时失陷军中，吃尽千辛万苦，才得回到镇江，狼狈不堪。

这一退，沿途抛弃的粮饷军械、锅碗帐篷，以及其他军需，不计其数。张国梁的部队，

此时尚屹然未动，但一听大军溃散，自然动摇；张国梁顿足痛惜：“八年心血，毁于一旦！”

愤激伤痛之下，跟曾国藩靖港兵败一样，打算自裁，为部将苦劝而止。

于是，他第二天亲自殿后，撤退部属，太平军所惧的官军将领，没有几个，多隆阿、鲍

超以外，张国梁的威名最著，所以还不敢相逼，容他安然退到镇江。

这时何桂清晓得糟糕了，和春是钦差大臣，论军事指挥权，在两江总督以上，九度行

檄，乞取援军而何桂清置之不理，该负战败的全责。和春先因身在前线，拿他无可如何，现

在退到后方，自然要跟他算这笔帐。如果据实严劾，何桂清百口莫辩。非革职严办不可。因

而连夜致书慰劳，同时请和春移守丹阳。

和春自然万分愤怒，但一则自己也有听信王浚，扣饷不发，以致士兵哗变的罪过，再则

此时卸甲丢盔，狼狈不堪，诸事要靠何桂清照应，所以只得暂且隐忍。

于是何桂清又上奏，划分防守责任，丹阳以上的军务，归和春、张国梁主持，常州军

务，由他与张玉良负责，一等布置稍定，进据溧阳，其实是空话。张玉良的部队，由常州西

南到西北，结营２０座，围成一个弧形，都只是为了保护他个人的安全。

收拾残局是靠张国梁，招集溃勇得一万三千余人，自守丹阳，另外他的部将冯子材未

败，以一万二千人扼守丹阳之西，正当第一线的镇江。安顿尚未完成，何桂清已来公事催

了，他自己的部队，按兵不动，却催和春、张国梁，进援金坛。

＊＊＊

其时太平天国，正在大开庆功宴，接着由李秀成主持会议，商定战略，先取苏杭上海，

再购置轮船二十艘，水陆并进，西取湖北。这是闰三月二十一的事；四天以后，开始行动，

由李秀成统率全军，方略如此：

一、侍王李世贤、辅王杨辅清等，随同李秀成，攻取苏州。

二、皖南调来的部队回防。

三、英王陈玉成再攻扬州，目的牵制江北清军，不能南援苏常。

四、别遣一队赴皖北，支援捻军张洛行。

太平军“东征”的先锋，是陈玉成的部将刘?o琳，陈玉成因为要渡江攻扬州，所以亦在

东征军中。刘?o琳受计，不攻正面镇江，由句容往西南，先取珥村，珥村在金坛之北、丹阳

之南，相距各４０里，是镇江与常州往来间道的中心，亦为北面丹阳、南面金坛、东面常州

这个三角形的中心，夺取其地，可以进而截断常州与丹阳的通路，果然，何桂清闻警，派马

德昭往西北方面的奔牛镇迎敌，而太平军则化装成清军，直趋西北的吕城――东吴大将吕蒙

所筑的城，东距奔牛镇１８里，隔绝了常州通丹阳的大道，至此，水陆两途都为太平军所冲

断，丹阳孤立无援了。

就在这时候，前军有一批饷银解到，王浚依然如故，每名士兵仅发银２两，而且名之为

“借给”，因而包括张国梁所部在内的全军大哗，各营普遍表示：“如果不发饷银，不换翼

长王浚，决不接仗。”而和春执迷不悟，无所处置。

到了第二天，两军接战，刘?o琳的部队首先开火，不断一排枪、一排枪地放，清军真个

“不接仗”，相持了一个多时辰，和春部下熊天喜的马步，在丹阳苏西南的白土镇溃败，熊

天喜本人自杀。

这时候李秀成已亲将１０万人，抵达丹阳，震于张国梁的威名，不敢造次，步步为营地

向丹阳城下逼近。张国梁开丹阳南门迎敌，太平军望见“张”字帅旗，立即撤退，而张国梁

实力不足，未敢穷追，此时他最主要的工作，便是收容散兵游勇，编组成军，好稳住阵脚。

收集溃散之卒，最要紧的是照料生活，可是这批饥卒疲兵，既无营帐可以容身，亦无铁

锅可以造饭，至于其他军需，更不用谈起。部队成了这样子，不但不能拒敌，而且如置火药

于热灶之上，是件极危险的事。

闰三月二十九，清军不战自溃，顿兵观望的太平军，向丹阳西门进击，其时一片混乱，

但见张国梁率亲兵，往来驰骤，不断冲杀，却无法杀出重围，而太平军改扮清军，乘机混入

溃卒中，反向张国梁袭击，以致浑身重伤，力竭时还手杀数敌，跃马入丹阳南门尹公桥下而

死。

李秀成占领丹阳，第一件事就是找寻张国梁的尸首，以礼葬在尹公桥塔下。接着，送陈

玉成渡江佯攻扬州，而仍派刘?o琳为先锋，直逼常州。

常州本地人，决意自保，溃兵过境时，老百姓在城上抛掷砖石，用意是迫他们不可溃

退，但无效果。第二天，和春与许乃钊脱险到常州，连随从只得十二骑，王浚则死在乱军中

了。

何桂清见此兵败如山倒的景象，吓得心胆俱裂，“力保常州”的壮语，早已抛到九霄云

外。同时接替王有龄而总管粮台的卸任按察使查文经，迎合意旨，邀集同官，向“大帅”上

一通“公禀”，请退保苏州。何桂清大喜，当即批示“照准”，即日拜折，说钦差大臣和春

已到常州，军务仍归督办，他则移驻苏州，以便筹饷接济。

这一下招致了常州百姓大大的惊惧与不满。在先前，何桂清已密遣亲信，将他那“门

稿”出身的老太爷与两个姨太太送到通州，却又贴出告示，派兵按户严查，不得迁移，以免

影响民心士气。至此，狐狸尾巴完全露了出来，无锡、常州的民姓，一向对利害观念的感觉

比较尖锐，所以有“无常一到，性命难逃”的谚语，何桂清玩弄常州人于股掌之上，自然难

逃性命；四月初一那天，常州耆绅到总督行辕去“跪香”，留他勿走。

何桂清岂肯留在危城？一面派人敷衍，一面乔装改扮，溜出东门，正待上马时，遇见在

城外巡逻的常州府知府平翰。

何桂清当他是来追自己回城，亲自拔出洋枪，威胁平翰，等他一走，何桂清率五百亲

兵，绝尘而去，１０里外运河边上，已有船在等着，下船直放苏州――他是第二个脱逃的大

吏，第一个是查文经，前一天上公禀为何桂清开路，以此“功劳”，得用“护运饷银”为托

词，奉总督批准，先期脱出。

何桂清到达苏州，碰了个大钉子，这是后话，先要叙常州的情形。

常州官场，从总督逃之夭夭，变成群龙无首，文武官员尽皆奔散。明、清两朝，地方官

的威权特重，总督开府，出巡的派头，连王公都不能比，但有一条决不可移易的原则，就是

“守土有责、城在人在、城亡人亡”。如今何桂清一走，弃地的责任，归他一肩承担，文武

官员，乐得避危趋吉，王有龄告诫何桂清“不得离常州一步”，原因在此。

文武官员一逃，诸军皆溃，既烧且抢，无所不为，只有张玉良的部队未散，但军纪亦很

坏。张玉良为防守计，下令坚壁清野，他的部下便借烧民房的机会大肆劫掠，丹阳的溃兵，

如法炮制，三番抢劫，民无孑遗而常州毕竟未曾守住。

先是官军有一营通敌，迫使张玉良退往无锡高树，但城外的居民无屋可住，退入城内，

城内存银７４万两，柴米油盐及一切生活必需的杂货，存量相当充足，所以当地绅士中，以

康熙名臣赵申乔的六世孙赵振祚为首，倡议举唯一不逃的官员，职居通判的旗人诺穆布为

“城主”，自行守城。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自四月初二围攻常州府城，并致书招降，到

了初六，张玉良留在城内的一小队，与太平军有了勾结，纵敌以绳梯登城，常州沦陷，太平

军屠城，死的人不计其数。

常州城破之日，逃到无锡浒墅关的和春，悔恨交集，吞鸦片自杀。其时何桂清已到苏

州，徐有壬闭城不纳，下令凡总督的随后，一个人不许进苏州。同时上疏严劾何桂清弃城丧

师，纵兵殃民。何桂清无奈，由苏州到常熟，当地绅士递了一个公禀，说“常熟小邑，不足

烦督府亲驻，请免税驾以召寇”。何桂清表示亲兵缺饷，当地百姓送了１０００两银子的

饷，２００两银子的程仪，何桂清住了３天，以借洋兵为名，逃到上海。

＊＊＊

太平军既下常州，第４天进攻无锡，张玉良倒是狠打了一阵，无奈众寡不敌，太平军别

遣一军绕出九龙山之西，由间道攻无锡，只守得一日，即已沦陷。张玉良收集残部，奔向苏

州，自请助守，徐有壬不放他进城，指定他屯兵葑门外。

其时东来的溃卒，一批一批地烧抢，城外富庶之区，成了一片瓦砾，苏州人恨极了官

兵，竟发现了反动的标语，张玉良见此形势，一无可恋，连夜拔营遁走。

其时苏州城内，已有两名太平军的间谍埋伏着，一个叫李文柄，广东人，原跟小刀会刘

丽川在上海起事，上海克复，投降官军，以后改了名字，捐官候补道，分发苏州，走门路做

了带兵官。另一个叫何信义，也是广东人，候补知府，带过抚标中军。这两个人等李秀成的

军队一到，开城出降，正好遇上徐有壬带兵在巡逻，于是短兵相接，展开巷战，徐有壬不屈

被害。李秀成只派了２７０多人进城，就占领了苏州。

太平军的东征，初步至此告一段落。此一役也，清军降的有五六万，所获金银财宝、大

炮洋枪无计其数，到了四月下旬，继续东进，昆山、太仓、嘉定、青浦、松江，相继易主，

东南膏腴之地，尽入太平军掌握，于是决定第二阶段的计划，进攻上海。

在上海的两江大员有总督何桂清及由藩司坐升的江苏巡抚薛焕。何桂清这时已上了奏

折，说“和春溘逝，兵勇解体，大局摇动，非臣书生所支持。”文宗接奏震怒，亲笔批示：

“平时侈谈彼短，一旦决裂，不知认罪，犹以书生自居，可叹可恨，殊有愧书生二字。”

所谓“侈谈彼短”者，指他在江苏学政任内，一再上书论兵，对他的同年江苏巡抚许乃

钊，多所指责而言。许乃钊虽不知兵，但先练“抚勇”攻小刀会刘丽川，次则在和春大营，

身临前线，进退与共，而何桂清拥兵自卫，置精锐于无用之地，以致江南大营因势孤而陷，

已不可恕，及至太平军自东而至，丹阳未失，镇江屹然，常州则兵粮俱足，民气可用，居然

望影先逃，并且在老绅跪香攀辕时，命亲兵以洋枪轰击，杀无辜１９人之多，真所谓丧心病

狂，衡诸国法、天理、人情，都非杀不可。

然而京内消息隔膜，江南人“都曰可杀”，京朝大老，却颇有人为何桂清缓颊。先是当

江南大营一破，文宗忧虑苏常不保，大学士军机大臣彭蕴章还说：“何桂清驻常州，筹划精

详，又有张国梁、张玉良一批骁将，文武协力，战守有余，苏常必保无虞。”不数日败讯到

京，文宗痛责彭蕴章无知人之明，因而解除军机大臣的职务。同时，何桂清被革职查办，以

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

国藩不愿倚靠绿营讨伐太平军，而要创立一支新军，一个重要原因便是看不惯绿营的“败不相救”。而他对湘军将领的要求，第一条便是要“彼此相顾，彼此相救”，他曾在某将禀牍上批示：“湘军风气，虽平日积怨深仇，临阵仍彼此救援；虽上午口角参商，下午仍彼此救援”[43]；他虽认为“不忌不足以为骁将”，但坚决反对将个人情绪带到战场上。凡遇此等将领，他必“严参”不贷。当然，作为统帅，应该防患未然，尽量不让自己的人事安排影响将领之间的关系。四路进兵计划中的第二路，即由太湖、潜山以取桐城这一路，奏称由多隆阿、鲍超负责；可实际战役的指挥之职，却不能由两个人共同承担，必须选出一位统领。选谁作统领？如何安抚落选者？能否避免可能在战场上出现的“败不相救”？胡、曾为此寝食不安，为此往复辩难，甚至为此伤害了友谊。

　　多隆阿，字礼堂，蒙古正白旗人。家贫，“少沉毅，有胆略，勇于敢为”，十八岁，考取“马甲”[44]。二十岁，隶僧格林沁马队，入关。咸丰五年，调湖北，隶江宁将军都兴阿部，屡建功。七年七月，以湖北肃清功擢副都统[45]。

　　鲍超，字春霆，四川夔州人。十七岁，考取协标守兵。道光末，闻湖南用兵剿匪，乃辞职赴湘，“冀得当以立功”。甫至，匪乱已被戡平；人地生疏，“落魄欲死”，遂以挑卖湘江水为生。咸丰三年，再度入伍。五年八月，胡林翼在?L山兵溃，鲍超弃舟登陆救之，林翼感其忠勇，约为兄弟，“不以部曲待之矣”。六年秋，林翼命鲍超赴长沙募三千人，自立一军，称“霆军”。七年七月，以功加总兵衔[46]。

　　比较简历，我们发现，二人成长的道路差不多：家境贫困，少年从军，凭着勇敢与谋略，奋发向上，由普通一兵变成一军之将。鲍超经一省巡抚超拔，经历稍具传奇色彩，但绝不同于庸常者以走後门的方式获得职权。二人比较，最大的区别在于年龄，此时，多隆阿四十二岁，鲍超三十一岁[47]。若以年龄特征定统帅，则宜如《礼记》所云：“四十曰强，而仕”；让多隆阿出任统领。只是，年甫而立的鲍超对此必不以为然。他之必不以为然，并非不敬长的意思，而是他不认同多隆阿的“强”。强有二义，一说“智虑强”，一说“气力强”[48]；鲍超服役于水师，屡建战功；统率陆军一年来，亦连获大捷，未尝一败，是则谓“才兼水陆”，独步三军，“智虑”之“强”不遑多让也。“气力强”，则更令较多龙阿年轻十一岁的鲍超引为竞争优势。更重要的是，七年七月小池口一战，若非他以一个“强”字挽救大局，湖北全省能否“肃清”还真将成为疑案。

　　当时，陈玉成率四万人攻黄梅，六月以前，数尝小挫。七月，玉成亲临前敌，先在濯港全歼王国才一军，随後，清军各部相继败溃，只剩下多隆阿的二百马队与鲍超的三千馀步兵驻守在黄梅边上的?|生寺。当时统帅为都兴阿，胆战心惊，决定撤军至长江边，“与水师相依扼守”。这个决策，表面上是保存实力，实际上却是放弃抵抗，贻误全局。因为，湖北防军齐聚省疆，黄梅、武昌之间并无重兵节节驻守，玉成得黄梅，即可长驱直入。此外，湖北另一支大军由李续宾率领，正强攻九江；都兴阿欲与“相依”的水师，其时即在配合续宾军攻城。黄梅防军的任务除了守住皖、鄂门户，便是保护水师航线；因此，水师更需要後路陆军帮他们“扼定”江防，实无馀力对陆军施以庇护。都兴阿果若退兵江岸，水师後路便会被太平军截断，续宾的攻城部队也因此得不到支援，九江之围将不战自解。因此，黄梅一城之得失，关系全局匪浅。有鉴于此，都兴阿下令後，鲍超拒绝奉命。多隆阿前去劝他，他“力持不可”，说：霆军虽仅五营，却不畏十倍之敌军，“愿为公一战破之！”马队仅馀二百骑，似不利战；那好办，决战之时，请以马队作为宪兵队，“见我霆字营士卒有退後者，即飞骑斩之。前敌交锋事，公可不问也”。多隆阿闻言，“壮之，因从其计”。

　　玉成行兵，不喜力斗而善智巧，故己军虽十倍于敌，亦不愿穷追猛杀，而“自?|生寺连营至黄腊山迤南，深沟高垒”，要用持久战的方法拖垮饷道已绝的清军。鲍超无法持久，乃决定五路出击，主动挑战。临战前夜，鲍超尽出营中馀储，大飨将士，祝酒，辞曰：

　　“明日决往破贼。幸而克捷，顾全大局不少；否则身殉。是役誓不与之俱生。诸将士有愿以死报国者，与吾共功名，幸甚；如不愿者，亦自任也。请以卮酒志别，以表一时共事之雅”。

　　这段话并非多么的慷慨激昂，较之“大风起兮云飞扬”，不可同日而语。大风歌不一定是刘邦的创作，这段文字则断非鲍超的原话[49]，而是经过传记作者润色加工而成。但是，“如不愿者，亦自任也”这句话，却很有深意。鼓舞士气，绝非易事，统将请大家喝酒吃肉，不过欲请诸位随我去死而已；众人心内必会做一番权衡：明日参战，生还机会如何？明日避战，死亡指数又有多高？此种迷思，统将怎会不知。但是，高明的将领决不会说出“Let‘s die like Romans, since we lived like Grecians”[50]这种弱智的话。激将法不是这样的。他会平静的开出两个选择：你可以去，你可以不去。去了，我感到“幸甚”，不去，那也是你自己的担当，我表示尊重。于是，这个选择不再是单纯肉体生或死的选择，而成了道德上义与利的取舍。人心中或多或少的那点道德感因此被激发，于是，众人“伏地叩头，誓以死自效，虽下逮夫役，无不踊跃用命者”，而“鲍公知士气可用”。

　　太平军筑起数座高垒，与步卒相依，以困霆营，其中最巨者五。第二天，鲍超将全军分作五队，自领一队，先请其他四位队长“各自指攻一垒”毕，己则“指当中一最大坚垒”，开始冲锋。所谓“垒”，就是碉堡，中容数十至数百人不等，或二层或三层，高自二丈至四丈不等，垒壁开设枪洞炮穴，墙头则向外抛掷火包、灰罐、石块、喷筒等物。战斗打响后，其他四队“十荡十决，骤不得手”，而“伤亡渐众，几不能支”。攻垒至于“几不能支”是个什么景况呢？诸位可以回想电影中此类镜头，如《上甘岭》，惟须将双方火力大打折扣，人数则翻以番数，便可获取感官印象。然则，“几不能支”，即谓黄继光不出，我将全军尽墨也。霆军无黄继光，霆军惟有一余大胜，自请“由贼墙炮穴梯肩而入”。要完成这套战术动作，十分艰难。大胜须闪躲炮火，扒近垒壁，然后踩着战友肩膀攀援至炮眼附近，迅捷钻滚扑入，再鲤鱼打挺站起身来，立即与炮手及其他敌兵展开肉搏，忙中偷闲，还得向外扔出绳索，供战友攀援。大胜不愧为大胜，“鼓勇先登”，一击得手。鲍超当即“率十馀壮士继之”，攻入垒内，斩敌数十名。许是这些人如天兵天将一般的气势震慑了守军，“馀贼不敢格斗，悉奔聚垒心，拥护贼酋”。登垒人员越来越多，鲍超却让他们不着急围攻垒心，而将数十杆军旗――霆军旗帜无字，上面只绣三个黑圜，太平军称为“鲍膏旗”[51]――沿着垒边“环而树之”。其时，“垒心贼尚数百人，皆瞠视不敢也”。树旗毕，霆军这才掉转头来逼近垒心，守军魂飞丧胆，始四散而逃。其他四队苦战欲竭之际，陡然望见大垒之上黑棋飘动，便知主将业已克敌，“一时愧愤所激”，信心大增，“各殊死战”，亦将各队负责之垒先後攻破。五座大垒被破，太平军防线大乱，于是，小奔引发大奔，一溃激成全溃。玉成在黄腊山上指挥所里，亲见四万围军[52]被不足四千之敌军冲溃，不禁黯然神伤，“只身逃去”。据说，玉成与清军交手十数年，“恒俯视诸将帅”，尝自言生平所钦佩官军名将，惟鲍超及二李。二李者，李孟群，李续宾，俱覆军身死于玉成之手者也。

　　仗打完了，但是，有件公案，还得回头来作个分辨。前述鲍超自愿留守作战，请多隆阿在旁参观，多隆阿闻言“壮之，因从其计”。难道，当日之役，他真就安坐马上，袖手旁观，一待时机不妙，扯开马腿就跑么？若然，岂非：羞哉“壮”也！此谓“强”耶？[53]

　　上述?|生寺之战，全取材于陈昌撰《霆军纪略》。陈昌，四川铜陵人，是鲍超的同乡。此书纪事止于光绪七年，刊刻在光绪八年，时鲍超犹健在。书中有一部分事迹，不见诸当时的诏旨、方略、奏摺和函牍，俱系陈昌在夔州鲍超家中当面采访得来。鲍超请多隆阿观战一节，不见于他书，盖即由鲍超亲口讲出。此书《凡例》亦云：“鲍公乃生存之人，尚待论定，若由秉笔者口中加一推美之辞，纵极切当，亦嫌标榜”；表明他的叙述采用了很严格的标准，除了公开发布的资料，如《剿平粤匪方略》、曾、胡全集等，和鲍超本人的谈话记录，撰者本人并无修饰。若以陈昌之言为然，那么多隆阿当日的表现，确属不堪。

　　但是，多隆阿虽具个性缺陷，终为名将，若如昌书所述，则不过是一个畏葸无义的小人。若有可能，我们应该听听多隆阿自己的意见，可惜多隆阿战死在陕西，来不及请人撰写回忆录。不过，他的部下雷正绾，编有《多忠勇公勤劳录》（光绪元年），记录了他一生的事迹；雷氏且曾亲身参与?|生寺之战，若多隆阿当日表现如鲍超一样英勇，或不那么英勇，但绝无袖手旁观的孱态，则雷氏叙述此节战事，自可从容道来，不必隐讳。那么，我们翻开《勤劳录》，看看雷氏的叙述。?|生寺之战发生在七月一日，而雷书记日，竟无“七月初一日”字样！

　　[44] 清制，八旗壮丁年十六岁以上，考试马步箭合格者，准披甲当差，挑补步甲、马甲。

　　[49] 赵增禹，四川人，幼时随其叔拜谒过鲍超，他访问鲍超部将，搜集父老传闻，作《书鲍忠壮公轶事》。其中记咸丰九年岁末，小池驿决战前夕，鲍超大宴三军，作士之气，祝酒辞中有一段话与陈昌所记内容相同，表达方式则更真实。其词云：“营下兄弟多，战而乐者行可也，鲍老子当与之偕；怯而伏者裁可也，鲍老子当与之诀”。

　　[50]

　　[51] 赵增禹《书鲍忠壮公轶事》。

　　[52] 当然，四万围军，并非四万精兵。太平军出战，人数虽多，然具战斗力者往往只有三成，馀则行军途中或“裹胁”或“收编”的流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