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双 城 记[连载] -- 谭伯牛

但是，多隆阿虽具个性缺陷，终为一时名将，已成公论。其言其行果如昌书所述，那他不过是一个畏葸无义的小人，岂公论之近谀尽诬耶？。若有可能，我们应该听听多隆阿自己的意见，可惜多隆阿战死在陕西，来不及请人撰写回忆录。不过，他的部下雷正绾，编有《多忠勇公勤劳录》（光绪元年），记录了他一生中的主要事迹；雷氏且曾亲身参与?|生寺之战，若多隆阿当日表现如鲍超一样英勇，或不那么英勇，但绝无袖手旁观的孱态，则雷氏叙述此节战事，自可从容道来，不必隐讳。那么，我们翻开《勤劳录》，看看雷氏的叙述吧。孰料展卷大惊：?|生寺之战发生在七月一日，而雷书记日，竟无“七月初一日”字样！书中距七月一日最近的一个日期是五月二十四日，这一天记载多、鲍联手摸黑偷袭敌营，极为简略。述毕此事，雷书云：“贼势批猖，愈来愈众，日夕列队相持”；此处所记，当是临近七月，太平军布围之事。续云：“我军四路分御，腹背凭陵，仅恃马队突冲，贼不得逞，遂上窜蕲州，更分股横截童司牌、黄腊山以邀我後”；此述太平军合围之事，“仅恃马队突冲”云云，似有勇冠三军之意。但是，接下来几句话，就令人纳闷了：“将军恐，下令欲退军。值王镇国才移营，不戒于火，延烧药篓自焚；诸军始暂驻。乃乞援于围攻九江之湘军及长江水师，移炮船于内湖，水陆并进，一战歼焉。馀逆望风落胆，穷蹙乱窜，直追至宿松城下，夺获牲畜器械无算，所有战垒百馀座悉数削平，仍将黄梅克复，楚省二次肃清”；此谓全军龟守待援，解围之功全归于九江围师，竟没有一个字提到?|生寺之战。难道，鲍超接受陈昌采访时，虚构了这个战役？

　　陈、雷二人，分别是多、鲍的代言人；二人之书，各执一词，却似多、鲍二将用来对讼的状纸。孔子教导我们：“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今人有事，争而不决，或教之曰：“要相信组织”；庶几孔子遗教。胡林翼处身古代今代之间，贵为多、鲍二人的领导，自应上遵圣教，下启来昆，代表组织出面以摆平此事。他在奏捷摺（或曰摆平书？）中说道：

　　“都兴阿于七月初一日四更，派翼长多隆阿督马队、副将鲍超率步队，分五路进攻黄腊山等处贼巢。分布甫毕，天已微明。贼见我军遽至，亦分股漫山遍野齐出抗拒，鏖战数时之久。多隆阿侦知贼以怯懦老幼之贼守垒，而伏捍贼于村落以截我军，遂商令鲍超分兵绕攻贼垒之後，多隆阿派马队直冲村落。伏贼尽起，势甚凶悍，兵勇正在血战，经多隆阿跃马舞刀，挥队继进，兵勇枪箭齐施，殪其悍贼数十名，贼始败窜。维时鲍超即率勇追杀，分攻贼垒，施放喷筒、火箭延烧贼营，四面火起，群贼狂奔。我军会合痛剿，贼尸遍野”；

　　首先，他不似雷正绾，对此次大战视若无睹，而是说七月初一这天，“鏖战数时之久”。其次，他不似陈昌，说多隆阿袖手旁观，一无可表，而是说多隆阿以“跃马舞刀”参加了战斗。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分攻攻垒”之责由霆军担任，多隆阿无与焉；此则与陈昌所述相同，唯无鲍超对多隆阿说“前敌交锋事，公可不问也”的嘱咐，而加上了多隆阿“侦知”敌情後“商令”鲍超攻垒的情节。若不读陈、雷二书，但泛览此摺，我们很难找出可疑之处。除非，我们留意到摺末这段“春秋笔法”：

　　“查黄梅马、步各军，大获全胜，前后斩馘以万计，为楚军罕见之奇捷，虽系都兴阿、李续宾调度得宜，亦由该将领奋勇图功。据都兴阿查明谋勇兼全、首先登垒、战功懋著各员弁，声请随摺先行保奖前来：其鲍超一员，连日血战，率同亲兵累尸登垒，身、腿受伤仍不少却，尤为忠勇罕匹”[53]；

　　这一段是报捷奏疏中例应具备、用作结尾的“保奖”名单。都兴阿虽曾下令撤退，但他仍是?|生寺之战名义上的指挥者；而李续宾自南岸渡江来援，有堵截追剿之功。都、李分任两军统帅，故以二人之“调度得宜”作为“仰恳天恩优加奖励”的发语辞，此系旧时奏摺之套话，与今日庆功报告起首必曰“在某某同志领导下如何如何”的滥调，同一机杼；不赘。我们著重要看的是“保奖”名单中的排名情况。显然，在这场“罕见之奇捷”中，鲍超以“忠勇罕匹”，荣膺功首。且不仅此，其他参与此战的有功人员，不论生死，都只以“另摺”、“附片”的形式申请奖励，并没享受到鲍超这种随“专摺”加以表扬的待遇。此摺附片保奖五人，其中，密雅明阿是都兴阿亲兵营营官，何有贵、易容贵、陶忠泰、陈德懋都是霆营军官。由此可知，不但鲍超荣膺最佳个人称号，霆营也获得了最佳集体奖。然则，多隆阿以及他的马队在此役中表现实属平庸，概可想见矣。是故，谓林翼此摺，不动声色，而暗寓褒贬。

　　或有难之者，将曰：林翼此奏未必具此微意，尔素好穿凿，是又以小人之心度之矣。伯牛答曰：唯唯。否否。摺中并无一笔谴责多隆阿，我却说他就是在谴责多隆阿，实嫌武断。但是，我可以讲一个故事，再引一段后话，来证明这个判断。故事说的是，湘军初起，湖南提督鲍起豹对团练大臣曾国藩施以百般磨折，将他驱离长沙。咸丰四年四月，湘军没有会合鲍起豹的绿营军，而独自在湘潭作战，获得大胜。奏捷摺由国藩主稿、巡抚骆秉章和鲍起豹“列衔”会奏；他没有说一句鲍起豹的坏话，当然，他在保奖名单内也未标列提督部下人员。咸丰帝一看打了胜仗，大为欣慰，但是，他又一眼就看出鲍起豹“竟未参战”的劣行，当即将其“革职”。批谕至湘，阖省文武“皆惊服，以为天子明见万里”[54]。以此思之，曾摺与胡摺，岂非同一笔法？只要学会正话反看的阅读技巧，我辈凡人不也能“明见万里”？实毋庸妄自菲薄也。再引一段后话。二年後，国藩给林翼写信，追忆此战，云：“?|生寺之役，则马队并未在场”[55]；有此一语，事实昭然，益知林翼作奏不动声色而暗寓褒贬，其为春秋笔法无疑义也[56]。

　　又者。林翼奏中以“侦知”敌情、“跃马舞刀”等语，作为对多隆阿的友情馈赠，亦有微意。他若像国藩那样，对“并未在场”的多隆阿不提一字，那就是下了狠手，阅摺人自会起疑：自四月以来一直参与会战的多隆阿将军怎么在最关键的战役中不见了人影？是否再次“明见万里”将其革职，这说不定，但是，多隆阿在“天心”中的地位必然降低，则可断定。故林翼如此措辞，是为多隆阿的“政治前途”着想，更重要的，则考虑到将来的战事以将帅和睦、安定团结为第一要义，实不愿因一时一事的“察察而明”挫伤多隆阿的积极性。国藩尝与林翼讨论报告战况的奏摺怎么写方能妥帖的问题，他说：

　　“近日各统领专看摺奏中出语之轻重，以权其效力之多寡。往往正在酣战之际，忽见一摺叙事不甚如意，遂废然不肯向前”[57]；

　　人心多窍，武夫亦不例外。偶有例外的武夫，天生实心眼，他边上却还有善于“诠释”的书记文员，手下还有入伍求财、锱铢必较的将兵。一战而胜，不让武将们“酌情”增算杀贼之数、渲染艰险之状，非要一一核实才肯上报，彼心固不乐；一战而败，不替他们掩饰失利之状、包容避战之羞，非要宣其丑于庙堂，揭其短于公庭，彼将怒之矣。故将以虚文诡词，邀其欢心、祛其烦恼，是大帅御将之道与家长驭妇之术一也。然则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者，其言岂我欺哉？

　　至此，公案了结：多隆阿未参与?|生寺之战，此战纯是鲍超力挽狂澜的个人表演。因此，鲍超不会对“四十曰强”的多隆阿服气，更不甘心隶于其部，接受他的指挥。那么，当湘军拟定四路东进之策，向安徽进兵；玉成为保护“巢穴”，再度东来，将阻击于潜山、太湖一带，胡、曾遣派主将迎击，是选择大铩其羽的鲍超，还是避不相见的多隆阿？

　　[56] 捎带说一段闲话。罗尔纲《太平天?胧贰肪砦迨?六《传》第十五《陈玉成刘昌林》，于此役无一字提及，由此造成陈玉成传中，自咸丰七年五月至八年七月，一年间，踪迹行事俱不可考。同书卷二《纪年》亦不言此战。此战自身的意义――清军以少胜多，增强了己军的信心，败挫了太平军的士气；以及对未来二年战局的影响――清军此次不致因大举回援而撤九江之围，并因湖北防守成功而挺进安徽，都不容阙书。罗氏为玉成作此传，又尝征引张德坚《贼清汇纂》卷二《陈玉成传》，张书即叙此役甚详。然则，罗氏固知当日有此一战。罗氏笺证李秀成供词，屡屡指责清方记载讳败夸胜，称为“秽史”；而于玉成败仗，则也采取为贤者讳的“春秋笔法”，略而不提。是以“秽史”之笔自污也。其根源则在于彼时“唯物主义史观”盛行，“阶级属性”之纲压倒一切，乃造成一个“秽史”流播、见怪不怪的世界；罗氏躬逢其盛，无计以逃。以此论之，罗氏之心固可哀也。今日之世，虽稍辨黑白，而囿于政治宣传及经济压力，所谓“秽史”者犹在在皆是，是将使“后人复哀后人”也。可叹可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