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双 城 记[连载] -- 谭伯牛
家园 【原创】双 城 记[连载] 杭 州
咸丰十年二月二十七日，杭州被李秀成攻破。八天後，杭州被张玉良收复。四十天後，江南大营溃，天京解围。
这是围魏救赵之计。围魏救赵之计，载诸《史记》，由孙膑首次使用。第二次，也由孙膑使用。第一次，庞涓中计，败。第二次，庞涓中计，死。临死，庞涓说：“遂成竖子之名”。太史公说：“孙膑以此名显天下，世传其兵法。”[1]
在突袭杭州、为天京解围之前，李秀成作为太平天?氲男滦悖?他的名头一直没有陈玉成响亮。陈玉成，常令敌军闻之色变，为了减低自己对玉成的恐惧，他们给玉成取了个绰号，叫“四眼狗”，在公牍私函中昵称为“狗逆”，他们做梦都想“屠狗”。秀成的知名度则低得多，甚至，敌军大帅还会写错他的名字，将之写作“李寿成”。攻破杭州，秀成“以此名显天下”，敌军内部开始互相提醒：从今往後，“??匪”里的“忠逆”可要小心提防。李鸿章在江苏与秀成对敌，与人书称其为“忠老”，曾国藩写家书，也禁不住要表扬他：“弃浙江而解金陵之围，乃贼中德意之笔”[2]。
不过，这份“得意”差点被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给剥夺了。仁?\于同治三年九月间被捕，其亲笔供词写道：
“忠王三次面求画策。予曰：‘此时京围难以力攻，必向湖、杭虚处力攻其背，彼必返救湖、杭，俟其撤兵后远去，即行返旆自救，必获捷报也。’乃约英王虚援安省，而忠、侍王即伪装缨帽号衣，一路潜入杭、湖二处”[3]；
仁?\所谓“画策”，时在咸丰九年。这年三月，仁?\来到天京，投奔阔别八年的洪秀全。入城不过二十天，仁?\便迭受封爵，从干天福、干天义[4]一直做到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5]。据仁?\透露，秀全为确立他在内政方面的权威的，当时曾说：“内事不决问干王，外事不决问英王，内外不决问天王”[6]。天国诸人，尤以玉成、秀成为首，对仁?\这次的擢升极不满意，“众口沸腾”，颇有“孔明进而关、张不服”的架势。仁?\既然自比诸葛亮，不得不在众人面前露一手，于是，就有了这次的“画策”。但是，秀成曾说过，仁?\“封（王）有两月之久，一事无谋”[7]；而且他从头到尾都瞧不起仁?\，别说向他请教，就是他刻的书、写的文章，也是从来不看。因此，佯取杭州、回解京围这个计划，全由仁?\传授给秀成，实在令人怀疑。
有两件证据，似可澄清这份怀疑。第一件，由局外人许瑶光提供，他当时是浙江宁海知县，曾于“贼中”得到一份太平军的会议纪要。上载咸丰十年，秀成召集诸将在芜湖开会，定议：自广德、泗安攻入浙江，“以破杭州，分我兵势”，待江南大营调出援军赴杭，太平军将转头杀回天京，将城围攻破[8]。第二件证据，则是秀成被捕后亲笔写的供词，他说：
“京城困如铁桶一毙〈般〉[9]……我在外四路通文，各而肯从我意，任我指陈〈挥〉……我非一心去打杭郡。见和（春）、张（国?牛┝剿Ю?我主及我母亲[在][10]京，知和、张两帅军饷具〈俱〉出在苏、杭、江西、福建、广东，此是出奇兵而制胜，扯动和、张两帅江南之兵，我好复兵而回，救解天京之谋”[11]；
说得很明白，“出奇兵而制胜”的“策”是他自己“画”的，仁?\并无贡献。但是，仁?\说，这个计划还包括“乃约英王虚援安省”，为秀成所不及述，却是很关键的一点。杭州是江南大营最重要的饷源，也是大营的后方；太平军进攻杭州，大营自应派兵援救，无疑问。只是，天京“困如铁桶”，太平军不思突击围军，却去杭州搞事，有点脑子的人就会想：咦，你这不是围魏救赵么？若想到这一层，在派兵援杭的同时，大营将会自他处调来部队，填补分兵後的空缺；或者，大营不去承担援杭的任务，而由安徽、江西等地赴援。但是，如仁?\所说，攻击杭州的同时，玉成之兵也将虚张声势，去安庆作战；这么一来，清军就容易犯迷糊了。杭州非救不可，这是钱袋子；安庆也很重要，“扼长江腰膂”，是命根子。人一贪心，就会钱也要命也要；清军一贪心，必将杭州要保安省也要保。若然，不知不觉，就会注重杭、安，而忽视对江南大营的保护。可见，在这个计划里面，玉成的作用不可忽视。因此，秀成自述方略，却不提及玉成的动向，稍有不妥。对此，罗尔纲先生替秀成作了解释：
“陈玉成地位高于李秀成，当然不是他所能通文调遣，他所说‘英王不约而来’的话，当是事实。但是，我们根据和春的情报，却知道陈玉成是奉诏率军回救天京的”[12]；
因此一说，前述仁?\无与于围魏救赵之计似又不确。玉成奉诏回援，赶到天京，恰是秀成自杭返京之时，不太可能是两军的邂逅，而应是此前的约定。不论秀成如何不屑于仁?\，仁?\毕竟是“顶天扶朝纲”的干王，且任“军师”之职；而太平天?胧敌小熬?师负责制”――罗尔纲称之为太平天?氲摹罢?体”，堂堂军师不可能不参与这么重要的计划。甚至，召玉成回援的诏旨，都应由仁?\起草才对。然则，仁?\、秀成都是一面之词，正确的说法应该是：集体决议，分头执行。仁?\有调度的功劳，陈、李有执行的大功。
上文中的和春，是江南大营的统帅。他在中了太平军“围魏救赵”之计後，曾截获太平天?脍?书一件，中云“洪逆因被围情急，号召上游逆党（按即玉成）及日下窜解围”；他没意识到这条命令就是对自己敲响的丧钟――他尚未将此次回援与太平军正对杭州发动的佯攻进行联想――而只是提醒清廷“饬下湖北、安徽、皖南各路统兵大员乘此机会竭力攻剿”[13]。和春的情报传上去以后，鄂、皖各路确实“竭力攻剿”并获得胜利，他自己却被陈、李两路回马枪杀得大败，羞愧自杀。悲剧所以发生，窃谓和春读文章的工夫太差，只看得懂“字里”，却看不到“行间”写着的偌大的“杀”字。以下，我们讲一讲这个看不见的“杀”字。
咸丰九年末，秀成离开天京，至芜湖度岁。辞旧迎新之际，他与侍王李世贤、辅王杨辅清定议：自芜湖发兵，经宁国、广德进入浙江，佯攻湖州，待清军来援，则日夜南下，经武康山间小路[14]，急攻杭州。杭州告急，大营必派精兵来救，俟救兵行近杭州，则弃城而走，经天目山内捷径[15]，迅速北上，直扑江南大营。
十年正月十九日[16]，春风尤厉，秀成率军出城，踏上征程。第一站是宁国府，清将周天受率二万三千人驻守此地，接到探报，当即严阵以待，将精兵调至府治宣城防守。忠王却在宣城东边六十里处，将身一转，直奔广德而去。二月初三，克广德。初六，克泗安，至此，秀成军已在浙境。泗安往东，是湖州，往东南，则是杭州。秀成之意固在杭州，他却不教清军看破，而是军分两队绕向湖州来攻。浙江防军的总粮台先已退入湖州，湖州一破，大笔银子和军用物资将转手易主，于是浙江防军尽趋湖州援救。其时，负责湖州防务的是候补道赵景贤，论到守城的才干和坚忍，他是江南第一人――直到明年十二月，他的湖州才被再度来浙的秀成攻破――故此，太平军不得不在湖州耽搁了七天[17]。援军越来越多，甚至杭州也派兵来援，这个局面正合秀成心意：“那时湖郡不欲人多，将此城交李世贤自攻，我扯本部人马由庙西到武康，日夜下杭州”[18]。
武康、杭州之间，有座乌回山。乌回山中，有条捷径。这条捷径，据说是五代时吴越王钱?m修筑的“设防故道”[19]；秀成亲率精兵由此“日夜下杭州”。二月十九，便到了武林门外。行军甚急，人马无多，不过“六、七千之众”；秀成却也摆出围城的架势，并挑出一千三百五十名先锋，作势攻城。其时，负责杭州城防的是曾国藩、胡林翼的老朋友，前任湖北布政使，现任浙江巡抚罗遵殿。遵殿是个老实人，是个大清官，操行堪称“数十年来疆吏之冠”[20]，只是，守城打仗，靠的是临阵对决的狠劲，当机立断的灵性，但有清廉正直，无济于事。如胡林翼所谓“身在干戈之际，气魄资望一钱不值也”[21]，不幸的是，强敌来攻，遵殿拿得出手的却只有这份“一钱不值”的“气魄资望”。更不幸的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竟不但不拉遵殿一把，还抬起一脚将他踹入绝境。
二月十九，正是观世音菩萨的生日。前一日，杭州“城中愚民依旧按例至天竺山观音殿行香宿山”，今日络绎回城，城门防守自然松懈，秀成的先锋扮作溃兵难民，混在人潮中，径向城门而来。然太平军战士都留了长??，被城头巡防的杭州知府陈炳元发觉，立即关闭城门，这才避免了当日城破的悲剧。当然，八天后破城[22]，对他来说，也谈不上是什么喜剧。
城门既已关闭，按理即应多派人手，登城防御，并派出信使四处求援，唯一不该做的就是冒然出击，攻击围军。但是，敌踪甫现，杭州城内竟派出一队官兵“照古理出队迎战”。此种“古理”具体云何，已不可考，然较之宋襄公不击“半济”的“古礼”，似犹过之。己军被突然围住，恰似那渡河过半的“半济”之师，进不得，退不得，敌军不来进攻已经谢天谢地，哪还敢主动挑衅？杭军则不然。故曰杭军之“古理”尤胜于襄公之“古礼”。太平军先锋俱经秀成训练，十分精锐，碰到一队歪歪斜斜的清军，那还不当场拿下？果然，太平军“冲突而来”，杭军立即“溃散”，压阵将军“直脚飞跑而回城内”。途中，因吊桥“年久朽污未修，以致马失前蹄，插入破孔之中，将军随马而下，靴落马镫，帽坠河中。即有人说，将军已跌‘三段’矣”[23]。
“三段”将军固然可笑，但是，城门口的重要军事设施――吊桥“朽污未修”，其咎实在巡抚。遵殿去年九月到任，迄今已逾半年，身为浙江巡抚，西面皖、赣，北边江苏都是战区，固应勤修军备，多练队伍，然就此“照古理出队”一役，可见兵未练成，备亦无恃。不禁要问，大清官罗遵殿到底所读何书？每日所为何事？怪不得远在北京的咸丰帝也要骂他“实属无能之至”了[24]。当然，咸丰帝这句人身攻击，遵殿已经听不到了，城破当日，他便已仰药自尽。
自秀成入浙迄杭州被围，一个月内，杭州将军瑞昌和遵殿便不断向北京奏请援军，同时他也向胡林翼、曾国藩求助。湘军自安徽或江西赶往杭州，最快也要一个月，肯定来不及。唯一可救杭州的，就是江南大营了。但是，直到三月二日，江南大营派来的援军――“张（玉良）坐小船携六百人”[25]――才赶到武林门。当然，张玉良自江南大营下援杭州，所带兵绝不止六百人；他此时已受命“总统援浙官军，所有江浙徽宁官军悉听调度”[26]，此六百人是其军先锋，各部援军，包括江南大营派来的二万人，随後即至。秀成一看援军旗号，便“知是江南和、张之兵分势，中我之计”，根据前订计划，他将放弃杭州，迅速北上攻击大营。不过，离杭之际，秀成耍了个花招：“将杭[郡]新制造旗帜以作疑兵”；此是芜湖计划中的组成部分，也是太平军惯用的套路，叫做“兵少退兵之计”[27]。三月四日，援军齐集，玉良望见城头遍插敌军旗帜，不敢贸然行动，惟遣将调兵、多派探卒而已，于是，秀成部队“退出一日一夜，（玉良）未敢入城”[28]。待援军入城，秀成已行军百馀里，进入天目山直奔广德而去矣。
玉良犹不知是计，反因捡得一座空城，大喜过望：浙江省城失陷，不过九日，便被“克复”，这可是一件大功！手下将帅士卒更是高兴：不但可因复城获得保举，且能以“搜捕馀匪”为名对杭州居民进行劫掠。据当日身在杭州某人目击：“闻得??匪尽退……尽出所有之兵掠取民间，不分大小店铺、贫富居民之家，无物不要，口称：非吾等打败??匪，尔等身家性命安得存全？如是者兵民抢夺约有十日”[29]；由此之故，当秀成会同杨辅清、李世贤等人发动对江南大营的总攻，这些援浙之兵已经帮不上大营的忙了。
三月二十一日，由秀成主持，太平军各帅在苏、浙交界处建平开会，最后一次确定明日分兵攻营的军事布置。秀成自少喜读《说唐》，对隋末十八路反王、六十四处烟尘“盟会四明山”，定下“捉拿昏君，共举大事”一段尤为心折，故将建平会议称为“此是天机，即是四明山之会一样之情由”[30]。当然，隋炀帝帐下有个李元霸，抡起锤子将各路人马“打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众反王个个舍命奔逃”[31]；江南大营副帅张国?潘涫敲?将，却比不上李元霸，故与秀成各路大军“两并交锋”，自午後三点战至七点，大败而归，从此“不敢交锋”，龟缩候援。同时，英王陈玉成亦自安徽渡江而来，会同各部作战。自此，十馀万太平军分兵“十数路”，同时对江南大营各个战略要点开展强攻，天京城内也派出数支人马进行夹击，清军“[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各自为战，各被击破。闰三月十六日，江南大营溃，天京解围。除了杀敌解围，此役另有收获：清营“存银十馀万，军火局内所存枪炮火药铅子等项不计其数”[32]，尽归于太平军。三年后，秀成在湘军囚??中回忆这次的战果，仍然忍不住啧啧自赞：“此时我朝军威大振，何知有今日之难？”[33]
作为此次围魏救赵之计的重要组成部分，秀成的杭州战役打得圆满漂亮，玉成的安徽作战则逊色得多。
本帖一共被 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双 城 记 [续] 公元2003年3月20日，美国总统布什发表演讲：“战争已经来临。一支意志坚定的军队是缩短战期的唯一途径。我向你们保证：这不会是一次半途而废的行动，我们可以接受的唯一结果是打败伊拉克。”就战术而言，这段演讲词有两个地方值得注意。一是“缩短战期”，按，此即“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的现代诠释，因为，当代国际环境，亦将适用孙子曾经发出的警告：“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今日有所谓联合国者，联合国虽未尝铸金为鼎[126]，联合国之轻重则早已被人掂量清楚；联合国之生存状况又颇似借贷度日的周赧王[127]，但是，联合国一日不亡，各国终为“诸侯”，不得遽称“天子”。故“诸侯”者，若谓法、德、俄、中诸国也，美虽“强秦”，亦诸侯也；美虽“有智”，亦不得不为“善後”问题大费思量。因此，“缩短战期”，对于美军及其盟友英军来说，是一个明智的策略。但是，此段演讲词中又强调“可以接受的唯一结果是打败伊拉克”，则似与“缩短战期”之说相矛盾。欲“打败伊拉克”，则或须占领其国全境，或须其国宣告投降。再退一步，亦须“擒贼先擒王”，抓到或干掉其国总统。布什演讲前约一个钟头，盟军实已不宣而战，空袭伊国首都巴格达，是所谓“斩首行动”，即欲以最小的代价――干掉萨达姆――以实现“缩短战期”的目的。据称，宣战后一个月内，虽已开展地面进攻，盟军仍然实施了数十次“斩首”空袭，此亦证明“缩短战期”战略之重点在诛灭“首酋”。但是，“斩首行动”并未奏效，扑克牌上诸位伊拉克高官竟未有死于空袭者。于是，“驰车千驷，革车千乘”，“日费千金，然後十万之师举矣” [128]。当然，盟军地面作战，一日之费远不止“千金”。更伤脑筋的是，攻城掠地毕竟不像空袭那么轻松，且“文明”战争高树“人权”之帜，不但注意减少己军的伤亡，还需避免误杀平民，作战未免碍手碍脚。然则，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实现既“打败伊拉克”又“缩短战期”的目标？若不能“缩短战期”，军民伤亡数量将逐日扩大，由此引发的舆论压力将逐日扩大，由此背负的经济负担亦将逐日扩大，最终纵能“打败伊拉克”，似亦难称胜利。今虽非昔，然“兵贵胜，不贵久”的道理却是一样。但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地面作战一开始，盟军竟下令让各国记者随军报道，甚至批准电视直播，令全球观众大饱眼福，以致有全无心肝、全无见识者称为“战争娱乐化”云云。难道，盟军操有鬼谷神算，早已知道发兵不过一月必将攻陷敌国首都，旋即便可占领伊拉克全境？否则，久战不决，甚至某部因抵抗而战败，前此允诺的随军报道岂不是往自己脸上抹黑？然事实证明，盟军此役，确属一切尽在掌握：敌军毫无抵抗力，己军长驱直入，名城唾手而得，敌国旋踵而破。就事论事，这是一场完美的战争。但是，何以能如此完美？元帅（总统）料敌如神，统将（战区司令）指挥若定，士卒临战奋勇，“粮台”保障有力；这些套话能解释这份完美么？若然，十三年前，布什他爹手持“天子”令箭（联合国决议）、率领各路“诸侯”（三十九国）、率八十万大军，进攻伊拉克，天时、地利、人和更胜于此，怎么就没有迅速取得同样的战果？难道是优生优育，果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若起孙子于地下，彼必不以为然。孙子会说：这首先是“伐谋”、“伐交”的胜利，“伐兵”、“攻城”，不过虚应故事耳。1991年海湾战争前数月，联合国便决议对伊拉克实施包括石油运输在内的经济制裁、武器禁运及空中封锁；然而这年1月即开战，各种禁止措施的效果未能充分体现。尤为重要的是，此次战役设定目标仅为强制伊拉克接受联合国决议，无条件退出科威特；伊拉克乃于地面战开始两日後宣告服从决议，因此，联军不得不及时停战，直捣黄龙之壮志有所不酬。然则，1991年之战，“伐交”过骤，“伐谋”未周，故“伐兵”虽胜而其效不彰，唯一的收获，不过由各国报销军饷，略有盈馀而已。2003年之战，则不然。对伊制裁、禁运及封锁，已近十三年，伊拉克之国力、军力实大不如前，差不多到了“间其交，使之解散”[129]的地步，其力实已不足一战。这才称得上是有效“伐交”。而1998年12月，美、英以伊拉克不配合武器核查为由，不经联合国批准，突然发起空袭，三日内发射导弹数量竟超过1991年投弹总量。这一次，是“伐兵”：空袭攻击军事和经济目标，进一步削弱伊拉克的国力和军力；也是“伐谋”：此役为联合国成立以来美、英首次不经安理会批准而对会员国发动军事攻击，可以视为首次“问鼎之大小轻重焉”[130]。明年，美国、北约再次“问鼎”，不经安理会批准，发动对南联盟的空袭。至此，联合国之“鼎”，其“大小轻重”，美、英心中有数矣。2001年，911事件发生。其後，不断对伊拉克进行严格的武器核查，联合国报告虽称伊拉克不曾犯禁，而美、英不以为然，坚称伊拉克藏有大规模违禁武器，更称伊拉克与911事件有染，是所谓“邪恶轴心国”。2003年，美、英乃公然宣称毋庸联合国授权，对伊拉克发动战争。宣称毋庸授权，较之前此的未经授权，更形嚣张。周天子之鼎，其大小轻重，是不准人问的，偶有敢于问鼎如楚庄王者，当即就应责之以礼、刑之以兵，否则，鼎将不鼎，周社云亡矣。而美、英问鼎至于再三，联合国之沦落可想而知，各国之弱势可想而知，而美、英“伐谋”、“伐交”取得巨大成功，亦可想而知。苏秦联合六国与秦国抗衡，秦国遂闭关十五年，不敢窥山东；美、英联手，则联合国倒退五十九年，如唐僧诗所谓“还我未生时”也[131]。
“伐谋”、“伐交”介绍完毕，就可以解释2003年之战何以如此完美了。十三年来从未中止的“伐谋”、“伐交”，差不多已将伊拉克的战斗力全部解除，彼已弱不禁风，一推即倒。更狠的是，犹要一口咬定伊拉克藏有连萨达姆亦不知藏于何处的大规模违禁武器，非逼他交出此“莫须有”之物，否则宣战。由此，可以顺理成章将战争目标设定为“打败伊拉克”，而伊拉克再无转圜馀地，不能如上次海湾战争那样，以遵守联合国协议求得苟延之机。开个玩笑，伊拉克那时即算想赶制一批违禁武器缴出充数，时间上也来不及了。而美、英此次作战，明知敌军不堪一击，犹效狮子搏兔，全力以赴，因此，不但速战速决，还为全球观众提供了审美上的享受。于是，我们明白了，最后的轰炸和攻城根本不是真正的战争。真正的战争，是外交上的孤立政策，是十三年的经济制裁，是98年的战略轰炸，是反恐可以先发制人的逻辑演绎，是“邪恶轴心国”的理念创新，是不断试探联合国乃至诸强的底线，而这一切，在宣战以前已经全部结束。3月20日以後的战争，那不是作战，那是作秀。既是作秀，岂能不完美？
如前所说，伯牛述此一战，不过欲效法太平军取势在千里之外的高超笔墨，用伊拉克之役作为深刻、生动的案例，对伐谋、伐交、伐兵、攻城之间的关系做一次简介，然後再与读者一道探究：湘军与太平军在伐谋、伐交、伐兵、攻城诸事上的得失，以及决定最终战局那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的胜败之机。
[126] 吾国虽尝向联合国赠送“世纪宝鼎”，然终非联合国自铸者。且吾国之九鼎，周末已不知所终矣。
[127] 周赧王，周王朝的末代天子，事迹见《史记?周本纪》。《史记索隐》：皇甫谧云周赧王“窃忉逃债，赧然咆愧，故号曰‘赧’”。“窃忉逃债”，即谓赧王财政困难，告贷度日。京剧中有一出《债台记》，说的就是赧王向商人借高利贷的故事。
[129] 《孙子十一家注校理》卷上《谋攻篇》：“其次伐交”；王皙注：“未能全屈敌谋，当且间其交，使之解散。彼交，则事巨敌坚；彼不交，则事小敌脆也”。
[130] 《左传?宣公三年》：楚庄王讨伐陆浑之戎，陈兵于周王室境内。周定王遣王孙满劳师。楚庄王问，鼎之大小轻重如何？王孙满对曰：“在德不在鼎。……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131] 此诗作者为王梵志，梵志，唐朝僧人。联合国成立于1945年，迄今已逾五十九年。
家园 好就两个字，接花。
家园 又从头看了一遍 关于洪仁?\之封王，其实说“天国诸人”不满，不如说“天国诸将”更恰当。洪仁?\自己说“及圣诏诏明，又见予登堂论道，侃侃而谈，一切文臣，珍重者无不叹服，乃悉言曰：孔明进而关张不服，韩信将而樊哙有言，此等不足以阻殿下也。予恐军心散乱，具本屡辞，蒙诏：风浪暂腾久自息。予作有《履历》及《天文理势》、《资政新篇》，各皆心服。毕竟武官众口沸腾。。。。。。”又说，“小的见众人不服，原不肯受，伪天王称说，风浪暂腾久自息，于是小的登台受印，对众说了些道理，并把东王的制度从新议论了一回，又把从前的案件批详榜示。众人见小的万人之前谈论无错，就称小的为文曲星。”虽然可能小有夸张，看来还是比较接近实情的，盖太平天国的高级文官中粗通文墨者居多，对洪仁?\心悦诚服也是题中应有之义，这倒不完全是因为洪秀全的诏旨，与洪仁?\自己的著作及登台议政的表现也有很大关系。
至其无尺寸之功，一朝骤封王爵及军师，武将心怀怨言，他自己也无从讳言的。不过，即使不上《资政新篇》，议封英王等举，作《天文理势》指出“天历”历法的不合理之处，提出改进意见并为天王采纳颁行，也是一件大事，李秀成说他“未建一谋”，多少有些夸张了。此外，李秀成确实不承认洪仁?\拟定了“围魏救赵”之策，但如前文回复所言，李秀成自己说策略的拟定是1860年2月以后的事，则所谓“未建一谋”在时间上应该远早于这一定策。
另外，陈玉成对洪仁?\的态度和李秀成不尽相同，所以有“英王陈玉成弟早见及此，驰书来府，请定章程以救时弊，其所议赏罚之法，致为森严，本军师嘉其忠款，即携原书缮本呈奏，当蒙旨准，并赐御照刻书颁行”。
又：伯牛兄所引的许瑶光提供的“会议纪要”记载芜湖会议“以破杭州，分我兵势”的时间也是咸丰十年，时在正月，即小池驿会战尾声之期，也可见小池役会战非决策的一部份。(至于是否决策于芜湖，尚待商榷。“会议纪要”中李秀成把八年的浦口战役(二解京围)和两浦战役(三解京围)都说成是自己的功劳，但这两次战役主要是陈玉成的功劳，可见此书中李有明显的“邀功”迹象，故不能只凭“纪要”的记载判定策略的拟定者是谁)
关于“玉成奉诏回援，赶到天京，恰是秀成自杭返京之时，不太可能是两军的邂逅，而应是此前的约定”，李秀成返京之时恰是与小池驿会战之时，故并无在京之“邂逅”，和春的奏折只是说洪秀全诏令上游将领回援，并未成事实。而李秀成所谓的陈玉成不约而至，指的是小池驿会战结束后的枞阳会议，非天京之会。当然，这不可能是“邂逅”，陈玉成可能是洪仁?\约来的，无论“围魏救赵”的决策人中是否包含洪仁?\，这个决策都得通过洪仁?\上达天王请旨，以及下诏诸将参与，所以洪仁?\肯定是知道的。
PS 以上是假定陈玉成确实“不约而至”，不过真相如何尚不能确定，个人认为陈玉成未必是“不约而至”，因为第一，皖北是陈玉成的封地，陈玉成是皖北的军事的负责人，而且天王早有“外事不决问英王”的诏令，第二，枞阳会议的参加者如陈得才，张潮爵，吴定规等都是陈玉成的部将。很难想象李秀成能不通知陈玉成一声就在陈玉成的地盘上召集陈的部署开会。
家园 双城记――小池驿[续完] 训军败退，回驻小池驿西南的新仓。然多隆阿见缝插针，硬生生在太平军包围圈中“急作垒”成功，与霆营并肩而立；三军构成一个品字形，恰如一颗榫头卯进太平军的厚壁。随後数日，又新增八营分驻小池驿和新仓，湘军阵脚更稳。正月十日，金国琛率十四营登上天堂，与余际昌九营会合，“从万山深处俯视，平原均在目中，已可拊其背而扼其吭，遂密与多隆阿等定内外夹攻之约”[118]。玉成不必缴获此份“密约”，亦可揣知腹背受攻为期不远，大势渐去；然心犹不甘，乃于十一日分派四路人马“仰攻”天堂，作最後一搏。仓猝攻山，胜败不问可知，据湘军战报，是役“毙贼三千馀名，夺获贼械无算，生擒四百馀名”。恰在此时，浦口、九??洲相继被江南大营攻破，天京水路阻断，形势危急，洪秀全急诏玉成回援[119]。连逢败挫，玉成早已无心恋战，此道密诏适可作为退兵的借口，乃收拾精锐回援天京，馀下疲师弱旅则仍驻潜、太之间。十馀日后，湘军山内山外两路大军发动总攻，剩下的太平军一无主帅，二无精锐，遂一触即溃，望风而靡。太湖、潜山两城亦相继被湘军收复。
林翼奏报胜况，云：“合计各路各战杀贼约二万馀，踏平贼垒百十座，焚毁贼棚贼馆数百处。此军兴数年以来仅见之大战也”[120]。伯牛按：此次湘军以二万馀兵对抗十万之敌，固为“仅见之大仗”，然最终取得胜利，却不可忽略敌军之主帅、精锐先已在决战前撤退此一重要事实。所报战果，云一役杀敌二万馀，亦嫌夸大。当然，湘军各部报仗每每不实，一直是困扰统帅的无解难题，此实非林翼可以实话实说者。再说，打了胜仗，报告夸张一点，无伤大雅；较诸出事故、打败仗之後，丧心昧良，减报伤亡人数，更易为人接受。
玉成抵天京，适逢李秀成虚攻杭州得手，回首来解京围，两军会合，当即击溃江南大营。至此，陈、李合作之第一次“围魏救赵”大获成功。二人一西一南，甘苦各异。然秀成所对之敌，或为不谙兵事的罗遵殿，或为不审军机的张玉良，故能依计而行，连连得手；玉成所对之敌，则是胡、曾、多、鲍等当世豪杰，且潜、太之攻坚更难于杭州之击虚，故玉成毋庸为此过于愧疚，秀成亦不必因此太过得意。且天京解围不过十馀日，曾国荃即已领军进至集贤关，将围安庆。安庆若失，则滁州、和州俱不可守，湘军水师亦尽得长江之利，而天京外围屏障再无可恃。因此，解围後，太平天?肓⒓凑倏?军事会议，商订“进取之策”。会上，陈玉成的意见比较直接，“求解安省（按即安庆）之围”，李世贤的意见则十分曲折，云当先取福建。李秀成与洪仁?\则建议先取苏州、常州，建立根据地，然後分兵，沿长江两岸向西进攻，终会师于武昌[121]。秀成、仁?\之意，盖以武昌为湘军指挥中心所在地，己之大军若攻武昌，则包括安庆围师在内的湘军各部俱将摇动，安庆之围不解自解；且长江两岸分别进军，途中，北可联络皖北、豫南地区之捻军，南则攫获皖南、江西的财利，甚至威胁到湘军老巢――湖南，有一石数鸟之妙。概观秀成、仁?\之策，居然又是一次“围魏救赵”，而计划中的南北并举、千里进兵，其取势之远大、构思之精妙、规模之宏伟，则远远超过第一次的突袭杭州。仁?\方为秀全所倚重，秀成解围之功亦为秀全所赞赏，秀全本人固亦偏爱“宏大叙事”，于是，一拍即合，定下此计。
江南大营既溃，东南半壁再无一支可战之兵，太平军锋镝所向，莫不风靡。咸丰十年四月六日，太平军克常州。十三日，克苏州。二十六日，克嘉兴。旋在苏、常地区设立苏福省[122]，此即太平天国後期重要根据地，不但扩张疆域，还能在财政上接济天京，所谓“富庶之区首苏福，陪辅京都军用丰”[123]。同时，湘军也抓紧时间布置安徽军务。前此四路进兵之策，稍作修正：曾国荃部围安庆；杨载福率水师攻枞阳，断安庆接济；彭玉麟率水师巡江，上下转运；多隆阿部驻挂车河，逼桐城；余际昌部守霍山，防北路；李绪宜部驻青草塥，为安、桐间援应之师。兵法：须具四种兵方可攻城，四路者，曰攻城兵、备战兵、运粮兵和扼援兵[124]。观湘军布置：曾、杨攻城，李备战，彭运粮，多扼援；恰符斯旨。
然则，太平军在苏、常立脚既稳，依策应发征西之师；湘军于安庆合围告竣，照理须作倾城之战。双方俱似箭已在弦，有不得不发之势，然自春暮以迄仲秋，双方竟皆引而不发，若有所待。何也？西太后尝问曾国藩：“这事岂不甚奇？”伯牛亦欲借国藩之语以答读者，曰：“这事很奇”。[125]
倘若身在局中，固不妨称奇致惑；然百年以後，文献足征，情理可探，再说什么“这事很奇”，就不对了。窃尝寻绎当时公私载记，略有所得，稍能自信于解此“奇”局。惟太平军此次定计，欲解安庆之围，落笔却在千里外之武昌，既屡为胡、曾所叹服矣；则伯牛欲将这一桩“奇”事讲述清楚，亦不妨师其故智，先用一场万里之外、一年之前的当代战事发凡起例，继而分析太平军与湘军在兵政、吏治、人事方面的重要举措和微妙细节，以求最终能对抽象的兵家要诀――孙子所谓“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获得一份具体而微的感受，庶几不责我以辞费。
[119] 正月初九日，浦口沿江营垒被破；十日，九??洲失守。正月十二日，和春奏称：“顷据探报：洪逆因被围情急，密寄伪诏号召上游逆党即日下窜解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见罗尔纲《太平天?胧贰返诓002页，注[二]。
[121] 洪仁?\《在席宝田军营之二――亲书供词》，王庆成《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第472页。
[122] 苏福省，是太平天?朐谒罩莞?、太仓州、松江府、常州府、镇江府地区建立的新省，省会在苏州。
[124] 陈规《守城录》卷一《靖康朝野佥言後序》。规字元则，宋代密州安邱人，善守城池，撰《守城录》四卷，乾道八年，诏刻其书颁天下，为诸守将法。事迹见《宋史》本传。
[125] 伯牛按，同治九年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身亡，慈禧急命曾国藩办理此案，召对时，有此一番问答。所以移用于此，盖以其语气甚合当时形势，故不惜割裂。尚祈读者谅此“无厘头”文法。
家园 关于第一次“围魏救赵”的决策时间及陈玉成部的角色 推测伯牛兄的“双城记”之一指的是安庆，而以行文看，是将1860年春陈玉成在皖北的作战也列入了“双城记”的一部份，我觉得这一说法有些牵强。
《李秀成自述》中提到他为解围之事与洪秀全发生意见分歧时是这样说的：
“那时江浦上是张帅之军屯困，我见时势不同，轻骑回京奏主。。。。。。将主国臣筹算，与主周详算：前军主将陈玉成在潜太黄宿被曾帅之兵敌，不能移动；韦志俊业投清朝。。。。。左军主将李世贤已在南陵湾址一带。。。。。。与主力辩，当被严责。。。。。。不得已，后而再行前奏，定要出京，主见我无可再留，准我出京。”
注意这里提到的李秀成守浦口，“张帅”(张国梁)与太平军恶战的时间发生在1859年12月，张国梁至道12月26日才返回江南大营，则李秀成“轻骑回京”的时间理应在浦口战事暂告段落之后，也就是1860年1月的事。
然则，陈玉成西援是1859年11月下旬的事，小池驿会战是这年12月拉开序幕，而在1860年1月上旬全面打响的。这个时候李秀成才刚刚回到天京，正与洪秀全就下一步的行动发生争执，小池驿会战又怎么可能是“围魏救赵”的一部份呢？李秀成在下面也说，“前军主将陈玉成在潜太黄宿被曾帅之兵敌，不能移动”，由此看来这是“围魏救赵”决策的前提之一，而非决策的一部份。
伯牛兄文中提到2月8日和春奏报中洪秀全于“诏上游逆党下窜解围”，对照李秀成“轻骑返京”及与洪秀全意见分歧的时间，窃以为恰恰说明这个时候“围魏救赵”之策尚未确定，如果已经决定由李氏兄弟“围魏救赵”而以陈玉成在西路活动，那就不会有“诏上游逆党下窜解围”的事情了。所以，我不太同意伯牛兄说和春尚未意识到自己死期将至的说法，而认为太平军在这个时候尚未形成解京围的决策。
再看小池驿会战以后太平军的动向。
伯牛兄文中说“连逢败挫，玉成早已无心恋战，此道密诏适可作为退兵的借口，乃收拾精锐回援天京馀下疲师弱旅则仍驻潜、太之间”，但事实上，直到潜山太湖失守后，陈玉成并不曾离开皖北战场，相反，小池驿之战后，陈玉成前往皖北腹地展开攻势，3月初在舒城一带驻垒布防，后又转战滁州，全椒等地，直到4月下旬东向参加攻打江南大营之战。
事实上，根据李秀成的说法，“围魏救赵”的策略是针对“五困天京”的局面而谋划的，也就是1860年2月1日江南大营攻陷九袱州之后的事，证以上文2月8日和春奏报洪秀全令下游将领“上窜”的诏旨，二者是一致的。那之后，太平军主要将领在枞阳召开了军事会议决定----不管决策是出于洪仁?\和李秀成的共议也好，李氏兄弟的共议也好，或是太平军军事会议的决策也好，“围魏救赵”的部署是在这次军事会议后才付诸实施的，这点敌我双方的记载是可以相互印证而证明的。而陈玉成既然参加了这次军事会议，那么时间就只可能在小池驿会战结束之后。
综上所述，“围魏救赵”之策的决策时间不早于1860年1月(按照洪仁?\的说法，是李秀成“轻骑返京”的那段时间，而李秀成的说法则是“五困天京”即2月之后))，而付诸实施的时间不早于1860年2月下旬，陈玉成则是在小池驿战败后赶来参加了这场军事会议。又据李秀成记载，这年4月中上旬太平军主要将领再次在建平召开军事会议，最后确定了攻打江南大营的方案，陈玉成此时仍在皖北，但在4月下旬挥师东援，显然是配合“建平会议”之后的行动。从2月下旬到4月下旬，陈玉成部的活动均旨在扭转皖北的被动局面，交战的对象也是瓮同叔，李世忠等人，很难视为“围魏救赵”的直接组成部份。
个人认为无论是小池驿会战还是会战结束到第二次江南大营破围战期间，陈玉成部的作战都是相对独立的，说陈玉成与李秀成约好了一东一西分头行动并将其视为一项整体战略似嫌依据不足。
家园 关于洪秀全对洪仁?\和李秀成的态度 对“仁?\方为秀全所倚重，秀成解围之功亦为秀全所赞赏，秀全本人固亦偏爱“宏大叙事”，于是，一拍即合，定下此计”，有些不同看法。
首先，李秀成方面，据李秀成自己说《自六解京围之后，息兵三日，天王严诏下颁，命我领本部人马去取常苏，限我一月肃清回奏”，为何“严诏”“一月肃清回奏”？可见洪秀全对李的东征主张颇有疑虑。
二破江南大营之后，鲜见洪秀全有褒奖称赞有功将士之举，相反，却诏书中把一切功劳归于天父天兄，以及死了的东王西王南王等人，说什么是这些死人在天上战败妖魔才带来了二破江南大营的胜利。在这位“睡紧都做得江山”的“天子”心目中，哪里还看到得到李秀成等广大将士的出智出力，浴血奋战之功的份量呢？
其次，关于洪仁?\，起初回京时是极得洪秀全看重的不假，但其后渐遭冷落也是事实。李秀成回顾这一时期的人事时说，“天王是一重幼西王萧有和，第二重用王长兄洪仁发、王次兄洪仁达，第三重用干王洪仁?\”，洪仁?\虽然有所反驳，但针对的也只是洪氏亲族与李秀成的权力分配问题，没有涉及他自己的地位。种种迹象显示，洪仁?\在太平天国的地位虽然始终高于异姓诸王，但在洪秀全心目的地位却是日益下降的。太平天国已未九年四月初一日洪秀全《封干王诏》中说：“朕意?\胞、达胞、玉胞……知之”，洪仁?\的地位居石达开陈玉成之上，列第一，但仅仅五个月后，太平天国己未九年十月初七日洪秀全发布的《天历每四十年一斡旋诏》中“朕诏和甥、福甥、?\胞、达饱、玉胞……”，洪仁?\的地位就已经在洪秀全的两个外甥之后，降到第3位了。到了辛酉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天王诏旨》中，“朕诏天钓子侄、和甥、福甥、和元侄、利元侄、科元侄、瑞元侄、锦元侄、栋梁婿、文胜婿、万兴亲、?\胞、葵元侄……知之”，洪仁?\的地位已经列在洪秀全的侄子，外甥，女婿之后，降到了第12位，仅仅不到20天后，又降到第16位。
虽然地位不完全说明问题，但洪仁?\在洪秀全心目中的地位逐日下降是可以显见的，说“方为秀全所倚重”略有不妥。
家园 【原创】双城记――小池驿[四续] 既曰“黑暗中的笑声”，可知此事发生在夜里。然夜虽黑，军营中岂无灯火？答曰然。霆军与太平军各由名将指挥，入夜，“俱停刁斗，灯火无光”。霆军如此，系遵湘军守夜之制：“不许打更，止许走筹。传令者大声，接令者低声。不许点灯，不许呐喊，说话悄悄静静”[105]；军队守夜，不论在营在城，须静整，须黯黑，实是老于兵事者的共识。三年前，曾国藩曾论及敌我两军中，名将守夜之制如出一辙，云：“林启荣之守九江，黄文金之守湖口，乃以悄寂无声为贵。江岷樵（按忠源字）守江西省城，亦禁止击柝列炬。己无声，而後可以听人之声；己无形，而後可以伺人之形”。当李元度向他通报太平军守抚州，“每夜明火列炬，更鼓严明”，担心城守甚固，难以急图；国藩便给他讲了这番道理，教他不用担忧：“抚贼之备物太甚者，其中盖有所不足也”[106]。其实，此即孙子所谓“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不可先传”的“兵家之胜”也[107]。然而，敌营“明火列炬，更鼓严明”，除了如国藩所谓“有所不足”于中，专用来吓唬李元度这等光看表象、不谙本质的“学阵者”外，还有一种情况，则是中设伏兵，卖个破绽，诱敌“劫营”者。多隆阿便善用此计。然鲍超此时四面被围，腾挪不便，断不能效法。玉成“俱停刁斗，灯火无光”，则因防线过长，不无被霆军突出溃围的隐忧，故亦不敢尝试诱敌。二人俱受制于博弈论，乃各安其分，不轻用奇。于是，到了夜里，小池驿地方一片漆黑，自外人视之，惟见数千棚帐一道聚扎，孰为官军，孰为匪营，莫可分辨。
某夜，太平军采办的粮米运到，正待押入玉成大营。而玉成大营距霆军前营最近，押运官稍一疏忽，摸黑喊话，竟对着霆营方向隔濠悄问：“此英王营盘乎？”恰又逢着鲍超巡夜至此，乃命门者佯应之，当即授下密计，随即亲自出营查看，只见“昏黑中数百囊担充塞濠外”，如法抽验，“果皆米也”。大喜，立命运入营中。入营後，担米役夫尽缚之，押运人员则“随入随杀之”。运了一半，营外人见势不对，只有进去的没有出来的，疑惧不敢再入，赶紧押着馀米离开。鬼使神差，走了一截路，竟又绕到霆军的左营，隔濠再问：“此英王营盘乎？”营中早已传令，今夜逢米必收，于是，照前剧本又打了一回“冒诈”。这边送到一半，营外人看着仍然有去无回，大恐，押着最后一批米转身就跑。跑了一大截，再次叩营，天可怜的，这次却被霆军右营蒙上了。终于，“运米贼数百人无得脱者，共得米三百二十馀石”。霆营被围数日，正恐粮道不通，忽然得到这批意外接济，众将士“以为天授”，禁不住欢喜，一时间，阵阵笑声打破了小池驿的悄寂[108]。
初闻此事，似不可置信。然待我们了解了太平军的後勤制度，庶几祛疑。如前所述，太平军之打行仗，较诸湘军有两大不同：一、太平军并非一律要求兵皆住营、随地扎营，而是经常征用民房“打馆”、“尽搜民间食物以供啖嚼”，其利在于“省军力”，士卒少服劳之苦，“故气自振，恒战斗以忘死”[109]。湘军则是兵皆住营、止必扎营，以此，兵将相习，上下同心，或逊乎敌军之“忘死”，而全军部署之迅捷、战术之谙练则优于敌军。二、太平军不惯扎营，故喜速战（亦只能速战），由此不注重建设自己的後勤体系，全以“取用于国，因粮于敌”[110]的方法解决供应问题。湘军则不然，建军之初，便有粮台之制：总粮台常设于水师[111]，行营各设分粮台，全军以总粮台对外承办一切辎重银米的采购和征办，然後，总粮台根据各营预算对各行营粮台进行指拨，即士卒采买日用品亦大半在粮台货船解决，尽量避免军内军外不经粮台而直接发生资金和物资的流动。此法甚善，用今天的话讲，可以充分发挥集团采购的优势，也可有效预防因汇率[112]和物价变动引起的经济损失。
因为营制与後勤制度的差异，湘军作战部队的补给常较太平军为从容。这一次，太平军临时调运粮米，闹出这么大的笑话，可以视为制度缺陷造成的苦果。不仅此役，咸丰十年在赣、浙边境，同治元年在雨花台[113]诸役，太平军俱因军实粮糈运送不及，无法坚持战斗，前功尽弃，都可算作制度缺陷造成的苦果。而反过来说，作为太平军的统将，当然能认识到补给不及时的危害，故不得不讲究作战的速度、追求用兵的诡巧，以便在发生物质匮乏之前解决战斗。但是，这种战术，若遇懵焉不察、恃勇而骄的敌军，如满、绿各营统将，固可奏效，一旦碰上老练、稳重的敌帅，如鲍超、曾国荃、左宗棠诸人，则将被捉住痛处，遭受沉重打击。孙子固然说过“因粮于敌”，他不还说过“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玉成此次“因粮于敌”失败，更欲“拙速”，无奈鲍超死守不战，逼着他出尽花招（“巧”），以老其师而费其财（“久”）[114]。在这个背景下谛听回荡在小池驿黑暗上空的笑声，读者当可将心比心，深刻体会到玉成的无奈与焦虑。而新年之後传来的情报，则更让他感到一丝恐惧：湘军万人大军已经神不知鬼不觉登上天堂，扼要布防。这意味着，己军已处于被夹击之势，敌军的反戈一击即将来临。若不愿撤军，那么，只有赶在敌军总攻之前攻陷小池驿，打通前往太湖的道路，或对天堂之军发动强攻，夺取制高点，方能避免全局的失败。新诗名篇云：“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你若不想被人看，又不想就此离开，那么，要不拆了这座桥，要不就拆了人家的楼。玉成显然不愿被“看杀”，因此，他双管齐下，既攻霆军，复犯天堂，展开了最后的疯狂。
十年正月初一至初五，小池驿攻防战之激烈程度达到顶峰。霆军左营受创最重，鲍超亲自督战，敌军“枪炮子密于雨点，洞穿左军棚帐如蜂房，时或伤鲍公左右”。左营士卒经过十馀日的不断轰击，伤亡惨重，体力过度透支，亦形不支。在此关头，多隆阿表现了“肯救人、固大局”的“大将之道”。先是督队杀进重围，为霆军补充军资，旋又精选己军将卒为一大营，进驻霆军左营旧垒，而将左营全部将兵移调至中营养伤。多部接防後，续有伤亡，而多、鲍两军之气以此更健。初六日，多隆阿调唐训方军入围中，命其驻扎在己军与霆军之间，欲强行扩大己方防区，以此破坏太平军四面包围之势。训军入列，多隆阿下令：“急作垒”；两个小时内，多军之垒“立成”，而训军“筑垒甫四尺”――营制规定，八尺方为合格。今语谓“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训军筑垒全不合格，其军当日必然血溅沙场，可想而知。唐训方回忆垒未成而敌已至的情形，云：“垒垒未成，贼蹑焉，以死战出”[115]；“死战”二字，一点都不假，当敌军大上、“训方苦战”之时，“多隆阿坚壁不救”[116]。训军此番入围又突围，纯属自助游。然多隆阿之“坚壁”，亦势所必然；敌军蜂拥而至，多、鲍、唐三军能各护其垒，捱过猛攻，便是成功，若妄图出垒救援友军，则极有可能与之俱灭。请以街头群殴为喻。人少一方与人众一方混斗，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各觅对手死拚，尚不暇讲究什么擒贼擒王射人射马的策略。若见己方某人被殴至倒地，遭众人拳脚痛击，万不可心生恻隐，舍弃面前的对手，去援应朋友。因为，这么一动，不仅放弃业已取得的攻势，且将前后受敌，连守势都保不住。本来己方战线只有一点被突破，尚足支撑；分心救援，则攻守俱废，瞬间便已被攻破两点，其势更形颓弱，不免于败。败，则全体挨揍，喋血街头，人不忍观矣。而硬下心来，不去救援，只管拼死制住面前对手，各负其责，则人数虽少，尚有望于一战成名，足可傲立街头，并赚得医药费为朋友疗伤。多隆阿之用心，无异于此。“坚壁不救”之语，暗寓贬义，出自王贻运之口，即此可知：贻运之少年固未领略“蛊惑”之快感，而贻运之中年亦不曾体会兵事之精也。林翼论此，则能平允，曰：“形睽势隔，不能救人如救火”[117]；不愧为知兵之言。设贻运为主帅，彼将引前揭国藩“败不相救”之语痛骂多隆阿矣。书生好谈兵，兵岂易谈哉？虽然，伯牛亦不过纸上奢谈而已，适堪自笑。
110] 《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作战篇》张预注：器用取于国者，以物轻而易致也。粮食因于敌者，以粟重而难运也。夫千里馈粮则士有饥色，故因粮则食可足。
[111] 咸丰十年後分别在南昌、安庆设立陆路总粮台，然粮台物资的调拨转运仍赖水路。
[112] 所谓汇率，盖以此指称当日银价、铜价、大钱、部钞、司钞及外洋银元之间的兑换，可参见魏建猷《中国近代货币史》，黄山书社，1986年。
[113] 拙著《战天京》之《战天京》篇“二李战一曾”章，即述此役，读者可参观。
[114] 《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作战篇》杜牧注：攻取之间，虽拙于机智，然以神速为上，盖无老师、费财、钝兵之患，则为巧矣。
[115] 唐训方《从征图说》，见陈士杰编《唐中丞遗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五十五辑，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光绪辛卯刊本。
家园 关于太平军的后勤和号令 太平军不惯扎营，故喜速战（亦只能速战），由此不注重建设自己的後勤体系，全以“取用于国，因粮于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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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军后勤系统的粗疏与其领地的变化有很大关系，因为战事起伏很大，很多地方时占时丢，而占领后“设关安民，征收税赋”也需要一定时间，不像湘军那样有稳定的后方和比较固定的的获取粮饷之地，倒不能说完全是因为“不重视”。
说太平军“不惯扎营”这点不太同意，太平军与湘军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湘军不是正规军，各防地本来就有绿营军队维护治安和负责防务。此外，湘军原则上只管打仗，别的事和他们不相关，而太平军则不仅需要直接负起全部防务和维护治安的任务，还有安民，稽查，宣传，建制，征赋等等任务，其行动方式不能和单纯作为军队存在而且并非正牌地方军的湘军相比。倒过来说，湘军每到一地必扎营，固然主要是军事上的考虑，但也有政治上的不得已。但不是所有的太平军都扎营并不能证明太平军“不惯扎营”，前期杨秀清主军期间，太平军号令严明如陆路号令、水路号令、点兵号令、传官号令、查察号令、防敌要道、禁止号令、体惜号令、试兵号令等都得到相当贯彻，至于杨死石走之后，太平军管束渐松，号令不行，原先的优良作风逐渐败坏沦丧，却不能说太平军一惯便是如此。比如伯牛兄举的那种例子，如果是在太平军号令森严的时期就绝不至发生。
家园 双城记――小池驿[三续] 以胡林翼为代表的清方人员瞧不起《三国》、《水浒》的兵法，其实是数典忘祖、大逆不道。要知道，清太祖努尔哈赤是《三国》、《水浒》的忠实读者，且命人将《三国》译为满文，供臣下参习其中的文韬武略[98]。即如袁崇焕之被戮，据说就是努尔哈赤对《三国》中的离间计学以致用的结果，可见，满洲立国，《三国》之功莫可掩。而清国几被同样善学《三国》的太平军颠覆，若讲报应的话，则明人罗贯中编次《三国》，可视作胜国为新朝埋下的定时炸弹。
玉成于《三国》及其他说部之学，造诣极深。包营而独松一面，是诱敌出击，而设伏于村舍民房，更出乎信奉兵必驻营的胡、曾之意料。兵不驻营，散处民间，则不利于管理、调度，亦有扰民之嫌，故胡、曾强调军队须随地筑营，自办蔬米。太平军则不然。其驻营之法，谓：“于当守处，则重濠重墙；不当守处，则不营不垒”；此与湘军不论久暂战守，“处处为濠为墙”，大有区别[99]。这一次包围霆营，独宽一路，即“不当守处”，故濠浅墙松，适可诱敌。而伏兵散居民间，临战，竟能一挥百应、乘时而动，根本未出现胡、曾设想中军民混居、临战忙乱的情状，则与太平军日常训练大异于清军有关。据湘军情报机关（所谓“行营采编所”）的研究报告，可知太平军中“真贼”、“老贼”（按谓自金田起义时即从军者，及中途加入被提拔为将领者）比例不高，大半为沿途裹胁之“新贼”，匆匆训练，“何技之有”？然太平军偏能所向有功，则又必非毫无技艺者。经深入考察和分析，终于搞清楚太平军的常训科目只有三项，而这三项就构成太平军的核心竞争力，其一曰“声”，其一曰“色”，其一曰“奔走”。声者，“万人大呼‘杀妖’”，其声震天，入耳惊心；色者，“衣巾旗帜，一片红黄”，视觉刺激十分强烈；奔走者，“以大旗数面各领一队，牵线急趋，以捷走不脱落为合式”[100]。此处提及之“牵线”，是太平军最常用的行军列阵之法。一军之卒“肤相挨，足相蹑”，接续而行，队列中间以大旗数面，各领千馀人。数万人行军，亦用此法，故常常“首尾蜿蜒二三十里”；清军侦探见辄丧胆，每报“贼军排列数十里”，其实不过是“一线单行”（大路亦用双行），并无旌旗蔽野的规模。“牵线”行军，纪律极严，“凡行走乱其列者，斩”；即体力不支欲稍息路旁者，其上司亦毫不留情“手刃之”。以故，数万人之伍，数十百里之途，亦能“鱼贯以进，斩然不紊”。行军途中，若遇敌军来袭，众卒惟视各队“大旗所往而奔赴之，无敢或後”，故能保持队形，临危不乱。采编所总纂官不由衷心赞叹：只用数面大旗，便足“役使万众，略无参差，振裘挈领，深得以简驭繁之妙”[101]。于是，仅凭着“奔走”“声”、“色”的本事，本应是乌合之众的太平军，居然成了劲旅。而临战时“视大旗所向而奔赴之”，毫不慌乱，则可见出太平军凛遵号令的战术素养；于是，即使散处村馆民舍，一经下令，兵卒各觅各旗，即时成队，转瞬即由寄居之民变成肃杀之阵。对太平军的训练成果，湘军无可奈何；欲稍稍减弱这种民、兵合一战法的威力，就只剩下烧民房这一条办法。林翼儆于此役败仗，下令：从此後，“打仗之时”，“派人先焚贼居”。“见屋即烧”，“无论是民居，是贼馆”，“凡大屋，尤须密烧”[102]。只是，鲍超这时已无暇烧屋，其营业已被团团围住，如火中之栗，正接受敌军的烧烤。
太平军将南面之围收紧，“联营百馀里，步步逼近，压鲍公之营而垒。其近者，至于謦咳相闻”。太平军之善攻，既如前述，请述霆军之守。首先，霆营前此修筑的坚固工事便发挥了作用。两军固然“謦咳相闻”，但中间隔着厚墙深濠，欲握手致意，终不可行。其时，霆军与多、蒋军已无法联合，多、蒋也不敢冒然冲击太平军外围，于是，自二十四至二十九日，玉成得以一心一意组织攻势，在火力掩护下，发动多起攻坚战。攻势日甚一日，“士卒多有伤痍”，霆营似不可支。多隆阿侦知此情，报告林翼。林翼接信，绕室彷徨，计无所出：若以“全军”为念，命霆军撤出，则地势全失，敌军径前，可解太湖之围，且将入侵湖北；若励以坚守，则不敢保证霆军能否坚持到山内、山外两军会师的那一天――初订为明年正月十日，实则延至廿五日方开仗――万一营盘被破，则不但会师成虚愿，手下第一骁将、军种第一劲旅亦恐从此湮灭。权衡事势，前策似更凶险，当此局面，绝非想撤便能撤出的，极有可能甫出营门便被歼灭。李续宾之军人数犹倍于鲍超，只因不耐守营而求溃围，遂被玉成、秀成前堵后截，全歼于三河；若增垒加濠，缩营待援，结局未必如斯惨烈。前车之鉴，思之胆寒。鲍超号勇悍，却非莽夫，心思一点都不??疏，于营垒、军资、情报等事之细节极为讲究，此次立营作守，固应可恃，咬咬牙多挺几天，自能开出新局面。以此，林翼致信鲍超，请他再“坚守十日”，“切勿轻于出队”，以俟“约会”“冲杀”之期[103]。作为当局者，鲍超心绪却自不恶，无他，凭?|生寺一战，他已建立了针对陈玉成的心理优势：主动攻击都可取胜，固营自守还能糟到那里去？语云：谋定后战；谋与战，合而言之固是一事，分而论之则各有其主，盖谋主智而战主气。林翼尝以猪尿脬喻之，曰：“孺子之戏猪脬，贯以气而缚以绳，当其盛时，千锤不破；一针之隙，全脬皆消。兵事以气为主。兵勇之气，殆如孺子猪脬之气。此中盈虚消息之故，及蓄养之法、节宣之法、提唱之法、忍耐之法，惟大将能知之”[104]；其词也谑，其义则正大。鲍超对陈玉成的心理优势业已建立，可谓猪脬已在掌握；林翼“坚守十日”之信，可谓“贯以气”；而“切勿轻于出队”之嘱，则是“缚以绳”；然则，未来十日内，大将鲍超所应注意者，为“蓄养”、“节宣”、“提唱”、“忍耐”诸事，而尤以预防“一针之隙”为最。事实证明，鲍超此次“戏猪脬”，可得满分；战绩证明，鲍超一生从未被人捅破过猪脬，反倒经常弄得对手“全脬皆消”。然鲍超“戏猪脬”之详情，语在《如雷如霆》篇，此不赘。接下来，讲一个故事，名为“黑暗中的笑声”，以见两军对垒相杀之时，除了血雨腥风的红色恐怖，亦不乏莫名其妙的黑色幽默。
家园 关于“仅凭着“奔走”“声”、“色”的本事” “本应是乌合之众的太平居然成为劲旅”，这话似乎有点以偏盖全了。
其他方面不说，仅就训练方面来说，军队的训练也不只限于训练场上的操演和读(听)三国水浒吧？比如，东王杨秀清下令将太平军兴以来的行军，宿营，警戒，内务，情报等等各个方面的经验加以总结制定的《行军总要》，就是官方要求全体将兵学习的教科书，对中下层官兵而言的实用性应该比“三国”“水浒”什么的更优先吧！
家园 零兄的意见不错。 伯牛兄文笔是没的说，各个人物都栩栩如生。
可我总有个感觉，好像伯牛兄对太平天国那方面的重视不够，研究得不如对湘军这般透彻。字里行间，也流露出对太平军的蔑视。（也许是我多心）
说句不好听的，这样写下去，和王恺运的“湘军志”又有多大区别？
说得鲁莽处，望兄海涵。
家园 顶 家园 好文好文 伯牛兄好文。
就因伯牛兄的好文惹得潜水买了一套唐浩明的曾国藩。
家园 双城记――小池驿[再续] 十五日，鲍超接到多隆阿移营的命令。十七日，霆军便已抵达小池驿，开始扎营。湘军扎营，有两个要点，先须择好地势，次则迅完工程。先讲地势：“背山面水”、“砍柴挑水便宜”者，最为扎营善地。背山，则地势较高，枪炮射程较平地为远，士兵出营冲锋也能多享受一点自上而下的“势能”，尤为重要的是可免后路偷袭之虞。面水，一般取其与水师配合之便，若水小不能通航，则可防止敌军在此间扎营包围。扎营在山水间，樵汲亦便。可是，受制于小池驿的地理环境及太平军的进攻路线，霆军当日扎营所择地恰与此相背，变成了“背水面山”：后方是马路河――相距五公里，取水不便，防止敌军由此包围也不容易；前方，正对着自水吼岭而西而南的山岭――太平军便顺着这道山岭沿途设垒。这么一来，霆军奔赴前敌，在地势上已经输给了敌军。再讲工程：“无论风雨寒暑，队伍一到，立刻修挖墙濠，一时成功”；“一时”，相当于今日的两个小时。这一点，霆军倒是做得不错，不仅按时完成，还超过了工程定量。按规定，墙子要八尺高、一丈厚，霆营增加到一丈高、丈五厚，墙外的濠沟、花篱也相应增宽、增多。用较平常更坚固的工事来弥补地势上的不利，是霆军此次扎营的特点[87]。
太平军此次扎营，则要草率一些。玉成此次东来，一心要打“行仗”，不拟与湘军作阵地战的较量；进军途中，营垒修筑倘太过坚固，一则耗时耗工，一则不济实用。但是，在惯做日课、且每课都一丝不苟的曾国藩看来，这种做法，绝不值得提倡，他曾就此专门问题发表过意见：“扎营宜深沟高垒，虽仅一宿，亦须为坚不可拔之计。但使能守我营垒，安如泰山，纵不能进攻，亦无损于大局”[88]；后世名将蔡锷对此条意见极为赞赏，称为“近世兵家所不及道者也”，他并简略说明自己的理由：“咸同时，战争两方多为不规则之混战，来去飚倏，不可端倪，故扎营务求坚固，以防侵袭”。
众所周知，蔡锷用兵“极端的主张攻击”，苟非情势极端不利，“无复有以防守为计者” [89]。民国五年，他率三千人入川，不过半年便勘定全蜀，这份战绩，光靠坚守是换不来的。然而，他却要称赞曾国藩的“一宿”必扎之说，似全不计较因此减缓进攻的效力，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蔡锷不但深造于兵学，对咸、同战史也进行了透彻的研究，故能发为平情之论。他认为，太平军“并非节制之师、精练之卒”，其优势在于“人数常倍于我（按谓湘军）”，而湘军“兵器未如今日之发达，又无炮、骑两兵之编制”，故攻击力甚为薄弱，只能“拘泥于地形地物”，以防守稳固为先务，攻战之事不过顺势为之而已。以故湘军战术终是偏重防御而慎言攻战，“结硬寨，打呆战”[90]六字尽之矣。再论太平军之战术。罗尔纲总结为：一则“争取战争的主动性”，一则“掌握战争的灵活性”[91]。“主动”，“灵活”，俱与善于攻掠有关，恰与湘军的“硬”、“呆”相反。太平天?氲穆骄?，自起事于广西迄全覆于广东[92]，十六年间，纵横大半个中国，不仅全面倾覆清廷的“国军”――绿营，亦尝沉重打击了後起之秀湘军和淮军，不愧为当世劲旅。然太平天?胫詹幻庥诟裁穑?固与其政治淆乱大有关系，在军事上，则以其未曾悉力经营长江有关，亦即与不重视水师建设有关。两军水师之优劣，另详他章，此不赘。太平天?肼骄?既如此厉害，曾国藩的保守战术无疑是“因时制宜之法”，深谙于用兵之道，故乐于攻击的蔡锷也要大加表扬。
从玉成扎营说到两军战术的不同、陆师的优劣，似有离题之嫌，其实不然。玉成扎营草率，除了追求“主动性”和“灵活性”，还有一个原因，则是被太平军惯用以至成为定式的扎营方法所制约。潜、太之间地势，最适合用“阻山为营”的办法（见附图一），阻山为营的特点是：
“两山对峙，或狭路谷口，贼每对屯数营。山後多插旗帜，以为疑兵。前筑土墙，上开炮眼，架枪炮以击我军”[93]；然阻山为营的机动性太差，宜于“守险以及攻城”，而不宜于主动进攻敌营。霆军已驻小池驿；玉成要继续前进，非击溃霆军不可，若一味阻山为营，则将成僵持之势，与先订战略不合。因此，山脚下的营垒很快便将被玉成弃用，扎营之法也将一变而为“包营为营”（见附图二）：“我营与贼营对立相抗，日久，设大股匪继至，则必突然包营。一二日间，环我营皆贼垒，独留一路，诱我兵由此径冲出；前以伏兵要之”[94]；这个方法的要点就是工程进度奇快，仗着人数优势，一边派兵弹压，一边修挖墙濠。若此前“阻山为营”的工程兴建太巨，则人力、物资都不足在短期内转投到“包营为营”的工程上来。由此，一是为了行军迅速，一是为了尽快“包营”，玉成一军的山地营垒修筑得比较潦草。如前所述，曾国藩、蔡锷二人，相隔半个世纪，犹遥为呼应，强调营垒修筑不可偷懒；陈玉成、鲍超此次筑营，风格大异，然则经实战检验，是不是谁偷懒谁就吃亏呢？
霆军新营甫就，不过三日，太平军便以“包营为营”之法，“袤斜三十馀里，作垒百馀座”，几乎将其军全部围困起来。自二十一日起，即展开“大股围扑”，“日夜不息”。但是，玉成此番进攻，其意并不在破营，而在诱敌。前揭文称“包营为营”有个机关，所谓：“独留一路，诱我兵由此径冲出；前以伏兵要之”；玉成包营，恰与此言相符，四面包围中，惟南面（即马路河方向）设垒少、布兵亦少。同时，乘着霆军营盘新立，日夜施以猛攻，便要引诱鲍超自此破围。鲍超前曾在?|生寺攻破玉成坚垒，多多少少有点轻敌，今见南面防守稀松，自然而然便萌生以攻为守、主动出击以破重围的念头；当然，这种心理变化也应在玉成的预料之中。二十二日晨七时，鲍超邀多隆阿会师，一同攻击马路河北岸黄泥港附近的敌垒。玉成既有意让霆军出击，当然不会过分抵抗，只是命令己军且战且退，多、鲍见势也不猜疑，“且追且杀”。待追至黄泥港，诸垒尽破，二人正命令部下择要布防，巩固战果；只听得万众呐喊，村舍民房内突然冲出一万多名太平军，先前逃远的太平军也掉转枪头往回冲杀。任何军队，不论强弱，骤遇伏兵之时，都会恐慌。太平军对这种心理了如指掌，因此，大多数时候都用己军最弱之卒充任伏兵，甚至干脆只用随军的文生、匠作在设伏处摇旗呐喊，短兵相接的任务仍由前此诈败的部队担任。就这样，弱旅亦必遇伏色变，因此恐慌而全军奔溃，终至覆灭。当然，如霆军、多军这样的劲旅，还是有机会在渡过初期的惶乱后，克复恐惧，逃出一批精锐。当日，霆军、多军出战各二千人，遇伏后，被歼之数亦相等，各五百馀人。
太平军之伏兵，运用得十分熟练，深合兵法；清军屡屡吃亏，口头上却不服输，故总是说：“兵法战策，草野罕有。贼之诡计果何所依据？盖有二三点贼采稗官野史中军情仿而行之，往往有效，遂宝为不传之秘诀。其取裁《三国演义》、《水浒传》为尤多。我军堂堂正正，岂屑为之？”[95]彼时正人君子瞧不起《三国》、《水浒》，概归诸诲淫诲盗之列，胡林翼尝云：“一部《水浒》，教坏天下强有力而思不逞之民”[96]；亦即此意。然败军之将鲍超当不作如是想，他的军事训练正得益于此，弱冠时，他找来“说部所载云台、凌烟诸将相及郭汾阳、岳忠武事迹，时时招文士讲说，一入耳即识其词不忘，并悟彻当日成败得失之故”。[97]这与太平军的兵法都“取裁《三国演义》、《水浒传》”，如出一辙。只是他的“说部”之学不够精深，故着了玉成的道。这个话题，犹有一说。以胡林翼为代表的清方人员瞧不起《三国》、《水浒》的兵法，其实是数典忘祖、大逆不道。要知道，清之有国，《三国》之功莫可掩；清太祖努尔哈赤是《三国》、《水浒》的忠实读者，且命人将《三国》译为满文，供臣下参习其中的文韬武略[98]。
[92] 同治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太平军馀部在广东丰顺，被左宗棠军全部歼灭。至此，长江以南再无太平军。或有将此后两年内纵横江北之东、西捻亦算作太平军者，窃谓非宜，故此处断定太平天?肼骄?之起讫，不用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