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双 城 记[连载] -- 谭伯牛
家园 关于“裹挟”的问题 太平军在1860年以前“裹挟”现象并不严重，否则李秀成就不至于总是苦于兵力不足，而陈玉成也不用一再扯动全军上固始去招兵了。不过太平军为了虚张声势，宣称兵力时常有“以一做四”的惯例，至于清军，至少在正式文书上也没有故意澄清的必要，所以实际人数远少于号称人数是很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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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双城记――太湖 太 湖
安徽西南部有一条河，叫马路河。马路河自西北而来，分作两道支流，将太湖城圈绕其中，其状极似一颗眼睛，眨也不眨地望向东方：望见了黄泥港，又望见石牌，再顺着皖水一路望过去，便看见了长江边上的安庆。
自咸丰九年二月，四川人鲍超便守在太湖城下，痴痴地望着。不过，他没向东看，他的视线，落在太湖高耸的城墙。胡林翼在太湖西北的英山，呆呆的看着鲍超，看了很久。而在太湖西南的宿松，曾国藩也紧紧的盯着鲍超，虽然，他会不时朝东边的安庆瞟上几眼。
曾国藩带领湘军于咸丰四年夏离开湖南，开始东征。五年时间，湘军稳固了湖南，收复了湖北，肃清了江西，并推进到安徽中部的庐州，离东征的目的地――天京――越来越近。然而，八年十月在庐州南部三河镇的一场恶战，却令湘军前功尽弃：六千将士，一战全灭，统帅李续宾和国藩的三弟国华自缢身亡；前此克复的桐城、舒城、潜山、太湖、黄梅等城旋即全行失守；安庆的围军也被迫撤走。此军将卒几乎都来自湘乡，军覆後，湘乡城内“家家设祭，处处招魂”。湘军之锋锐自此减矣[34]。
此役失利原因，在于不设援师、孤军冒进。李续宾固为名将，并非不知道己军深入太过，也曾向湖北申请支援。湖北有两支大军，一屯黄冈，一驻英山，都可调作援师；其时，胡林翼回家奔丧，由湖广总督官文主持军务，官笑曰：“李九所囔无前，今军威已振，何攻之不克？岂少我哉！”诸人亦附和，云：“续宾用兵如神，无所用援”。续宾好名，虽无援军，却不愿“示怯懦”，乃继续向庐州行军。陈玉成、李秀成闻信，率领十万人，分别自六合、巢县赶到，“围官军三十重，连营数十里”，一战歼之[35]。
噩耗传来，清廷立即起复胡林翼，再度主持湖北军务，不久前，在家守孝的曾国藩亦奉旨重出江湖。胡、曾一合计，当务之急，仍应在安徽作战。自江西、皖南入浙，多为山地，进行缓慢，且皖南军务已有人主持，江西则是国藩的“伤心之地”，若未被授予地方大权，此一条路走起来太过坎坷，不去为妙。其时，安徽一省：皖北由翁同书、袁甲三主持，皖南由张芾主持，皖东被太平军控制；湘军俱无立足之地。安徽西南的安庆府，紧邻湖北，尚无湘军系以外的军队驻战，湘军若欲东进，由此一路，最为从容。湘军优势在于水师与陆军协同作战，故行军路线以沿长江两岸推进为佳；安庆是长江北岸临江重镇，攻克安庆，湘军即可顺江东下，直捣天京。因此，不论是客观条件还是主观意愿，胡、曾都要进攻安庆。咸丰九年十月，胡、曾会奏进兵方略，即云：
“欲攻破金陵，必先驻重兵于滁、和，而後可去江宁之外屏、断芜湖之粮路。欲驻兵滁、和，必先围安庆，以破陈逆之老巢；兼捣庐州，以攻陈逆之所必救”[36]；
按，“陈逆之老巢”，谓玉成的眷属家财俱在安庆。滁州的战略地位，在于控制长江北岸，阻止太平军从天京渡江入皖；攻下和州，则能配合水师，截断太平军由芜湖运粮入天京的运输线。夺取了滁、和，才能在江北站住脚跟，配合江南大营，实施对天京的围困。而要夺取滁、和，必拿下安庆不可，因为，“安庆扼长江腰膂，俯仰吴、楚，为兵家所必争”[37]。如是云云，既阐释了进攻安庆的正当性，又婉陈了湘军只能进军安庆的局限性。进军计划，拟分四路：第一路，由宿松、石牌以归安庆，由曾国藩负责；第二路，由太湖、潜山以取桐城（在安庆以北约六十公里），由多隆阿、鲍超负责；第三路，由英山、霍山以取舒城，由胡林翼负责；第四路，由商城、固始（在河南境）以规庐州，由李续宜负责。
四路进兵之策，看上去很美，只是每一路各有苦衷。国藩再出领兵，手下不足万人，且无统将，真这么顺着江边摸到安庆城下，别说围人家的城，自己会不会被围、能不能突围还是个大问题。林翼此次匆匆回营，丧母之悲尚未平复，丧师之痛犹待缓冲；而手下无人领军，亦与国藩相似――多、鲍、李俱是林翼手下大将，今则各领一军。胡、曾是开创湘军的元老，二人俱长于管理军队的人事、财务和公共关系，在现场指挥作战则非其所擅。咸丰四年四月，国藩初学战，在靖港之战中现场指挥，大败溃，愤而自杀，未遂，嗣後终生不临前敌。实在无人可用，则草草布置一番後，危坐大帅帐中，置刀案上，引颈以待敌军之至[38]。咸丰五年三月，林翼率一千八百人援守汉阳，却“守便宜，不入省城”[39]；八月，在?L山带兵，全军闹饷，不战自溃，林翼亦欲自杀，为鲍超救免[40]，此後，亦不再现场指挥。故此，计划中规安庆、取舒城二路，不过是虚愿。另外两路，倒是兵强马壮，可以一战，只是，三位将军龃龉以久，互不相下，欲其和衷并济以御侮，似不可骤?住?
自某种层面而言，军人之间的关系，与女人之间的关系差不多。语云：宝剑赠烈士，红粉赠佳人；又云：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动辄以命相报者，军人也，而常语以红妆美人匹之，国藩尝发挥其义，曰：“不忌，不足以为骁将；不妒，不足以为美人。无足怪也。在下，则护翼之；等夷，则排挤之。为将常态，亦无足怪也”[41]；所谓“在下”，指旧时家中，妇女固有妻妾尊卑的等差，而实际待遇，则视乎男主人施宠程度与守礼分寸而定。男主人好好色而不忘德，则大妻在上位以掌门户，小妾处下位以承雨露，各安其分；旧日为人妻者，大德曰不妒，若遇不侵上不犯顺之妾，且将以为贤淑，乐为“护翼”之，浸而结成统一战线，以备将其他“狐狸精”拒之门外。毕竟，不妒也得有个限度，多P状态实非常情之所能堪也。反之，男主人若好德不如好好色，过宠于妾，不仅身常驻于偏房，犹欲将帐房、厨房、门房亦拱手让于妾，则妾将“等夷”于大妇，妻将奴役于小星。是可忍，孰不可忍。以故，妻必愤而“排挤”之。家无宁日矣。为将之道，与此大同小异。手下有强将锐卒，必然时刻“护翼”之，以期长为我用。若有一日，此强将锐卒因功被越级提拔，独领一军，职衔竟与我相当，则既非我所能用，复将与我争功，不伺机“排挤”之，还能有什么别的因应之策？进而言之：凡存在利害因素，相互之间地位又非固定不变的人际，其相待之法，莫不遵守此种原则。今日“护翼”之，明日“排挤”之，非人情之变也，实天性之恒也，何足怪哉。
然兵者、危事也；这种妒忌、排挤一旦在战场上发作，就比妻妾之间的争风泼醋可怕得多。李续宾、蒋益澧都是湘军初期名将罗泽南的弟子，跟着师父一齐入军学战，“续宾名望日重”，一日，师徒仨开战前会议，意见不合，无法定议，续宾“字益澧曰：‘香泉欲何从？’”那时候，熟近之人互相称呼，或称其人之号，或以其他敬称如某兄某公相呼，突然改口“字”之，则是不敬。续宾之言，若曰：小蒋，你还是听我的罢！益澧不乐意了，“亦字续宾曰：‘迪安乃欲相统耶？’”干脆挑明了说：你小子这么嚣张，岂竟将我视为下属么？当下不欢而散。出战，益澧被敌军猛攻，向续宾请援，续宾回信：“力不能相救，守走唯公意”。益澧“大沮”，二话不说，带上军旗、大鼓，登上掺望塔，撤去梯子，号令三军：“吾死此矣！诸军欲走者，自去！”士气因此激发，坚守一昼夜，保住了营盘。经此一战，益澧人未死而心先碎，上书告归，不待上级批准便径直回了家[42]。
国藩不愿倚靠绿营讨伐太平军，而要创立一支新军，一个重要原因便是看不惯绿营的“败不相救”。而他对湘军将领的要求，第一条便是要“彼此相顾，彼此相救”，他曾在某将禀牍上批示：“湘军风气，虽平日积怨深仇，临阵仍彼此救援；虽上午口角参商，下午仍彼此救援”[43]；他虽认为“不忌不足以为骁将”，但他坚决反对将个人情绪带到战场上。凡遇此等将领，他必“严参”不贷。当然，作为统帅，应该防患未然，尽量不让自己的人事安排影响将领之间的关系。我们研究湘军的制度设计，就能看出避免发生“败不相救”现象的苦心。
[4] 太平天?肭捌谥挥型酢⒑盍街志粑唬?天京事变後，在王、侯之间增设义、安、福、燕、豫五种爵位。罗尔纲说：“天京事变後，既要增设爵位以待功臣，又要限止封王，使功臣有爵位可升，于是就把当时一些已具有等级雏形的爵号排列起来，而制成了这六等的爵位”（罗尔纲《太平天?胧贰肪矶?十八《志》七《官爵》，第1031-2页）。
[5] 後期王爵分为五等，与析分爵等的用意一样，要“众建诸侯而少其力”（贾谊语）。曾封昭王的黄文英说：“天朝的王有五等。若从前的东西南北四王、翼王，现在的干王，执掌朝纲，是一等王。若英王、忠王、侍王，执掌兵权，是二等王。若康王、堵王、听王，会打仗的，是三等王。若我与恤王，是四等王。那五等王一概都叫列王。起初是有大功的才封王，到后来就乱了，由广西跟出来的都封王，本家亲戚也都封王，捐钱粮的也都封王，竟有二千七百多王了”（《黄文英在江西巡抚衙门供词》，王庆成《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第543页）。参观罗尔纲《太平天?胧贰肪矶?十八《志》七《官爵》三《後期官爵》。
[14] 朱丙寿《杂诗八首》：“山耸乌回磴道长，一朝暗度似陈仓”（《榆荫山房吟草》卷二，引自罗尔纲《增补本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第228页，注一）；即记秀成军走捷径攻杭州事。“乌回”，武康附近山名。
[15] 天目山“连亘于杭、宣、湖、徽四州之界”，“东峰从临安入，疏豁可行；西峰从孝丰入，深僻不易”（《同治湖州府志》卷二十《舆地略?山》下）。李秀成离杭北上，就选了东天目山的捷径，而追击的清军却选择了弯绕的大路，终致越追越远，贻误战机。
[16] 若依“天历”，此日为太平天?敫?申十年正月初二日甲申，星期六。
[38] 如咸丰十年末在祁门，而李秀成军来犯，而鲍超、张运兰俱出剿，无人布置防务，国藩乃于派队迎击前夜写寄遗书至家，拟以一死报效君王。
[39] 四年，林翼援武昌，亦“屯城外”，被湖北副将王国才逮住大骂一通，“心怍焉”。俱见王贻运《湘军志?湖北篇》。贻运又云：“军兴，未诛一将，独青墨卿逾境受戮。胡咏芝继之，遂不敢退一步，以成大勋”（《王志》卷一《论道咸以来事》）；按墨卿，青麟字，于咸丰四年调任湖北巡抚。太平军攻省城，城中守兵不过千馀人，前巡抚崇纶还“百端龃龉”，在军饷、情报工作方面全不配合。以致饷绌援尽，不数日，城破，他要自缢，被手下救阻，于是带兵民万馀人逃到长沙求援。遂以“越境偷生”论斩（详见《清史稿?列传》一百八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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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文摘】洪仁?\和李秀成的关系 摘自王庆成《太平天国幼天王、干王等未刊供词中的新史料及辨证》
太平天国后期开辟苏、浙，李秀成是主要将领，与洪仁ｇāｎ＠①关系较多，李、洪的供词中提到对方也都不少。清方问官记李秀成答辞：“伪干王所编各书，李酋皆不屑看也。”联系其亲笔供词中的言辞，李秀成对洪仁ｇāｎ＠①显然有轻视和不满之意。但洪仁ｇāｎ＠①供词在述及较早时期李秀成同他的关系时，情况却不同。
太平天国己未九年，清江南大营张国梁正以“长城”围困天京。《太平天国》已刊的供词有“己未冬，与忠王议解围攻取之策，悉载前帙”语，此“悉载前帙”四字，过去阅读，不知所谓，今获见上述台北各材料，知“前帙”即是供词2，其中有长篇述词，说明了李秀成封王后与洪仁ｇāｎ＠①联系的情形：
（李）具禀求示以行征之策，予以兵要四则答之，末言目今定策，不能形诸笔墨，祈为细心推行可也。旋即由江浦回京，踵府三次求教当攻取之策。予见其求教心切，乃答曰：本军师前在粤东时，知天京四面被围，不避艰险生死，直造天京，欲有以救之耳，岂贪禄位而来乎！今京都被围，止有江北一线之路运粮回京，何能与敌争短长？为今之计，可潜师远出，攻击其背之虚处，彼外无余兵相救，必请围京之兵以救之，度其离京既远，即行撤攻潜回，约定英、忠、侍王合解京围，此必有建瓴之势也。忠王曰：果如此，足见殿下妙算矣；倘解围后，又将何以进取乎？予曰：有策，一指点间可知矣。请弟思之，我天京南距云贵两粤，西距川陕，北至长城，俱约六七千里之遥，惟东至苏杭大海，不及千里，乘胜而下，一鼓可成，那时地广库丰，吾得××××买用火轮船二十个，往来长江，上通荆楚，下通闽粤，发兵一支曲江西进两湖，发兵一支由江北进荆襄，武昌得，则长江既为我天京之保障，南方可传檄而定矣。然后操练兵马，安抚良民，自川陕而东，则无粮以应北京，其势必危，吾事济矣，弟其留心忽忘可也。
这段叙述的内容亦略见于供词5，但上述供词2更为详尽具体。其中述及《兵要四则》是洪对李的回答，更为前所未知。《兵要四则》最初附刊于《资政新篇》之后，其首句称，“前有为将者具禀求教用兵之法，小弟姑举兵要四则以答所求”云，其四则为“为将有为将之学问”、“为将有为将之道德”、“为将有为将之法律”及“为将要知蓄锐之方”，末云“师克在和，不和则人心不一，不一则涣，何蓄锐之有？故廉蔺相如，而秦有十五年不敢出函谷关者此也。”今知此四则为答李秀成而作，读来当可有更多的领会。洪仁ｇāｎ＠①在答语中指出他来天京并非为了禄位一句，犹是针对封王时武将不服因而心有不怿的表现。
供词2续谈李秀成为求教的往来说：
忠王即回府具禀谢指教之恩，次晚又来禀求将浦口、江浦二处兵马撤去，予曰：……若如弟高见撤兵，未审京内粮饷足支几久也？谅弟必筹之熟矣。忠王曰：吾必遵殿下长策，远击虚处，求兄宽心，求主勿虑，吾誓报我主知遇之恩也。若虑粮乏，可问赞王，可支三年也。回府后，又具禀求宽心勿疑。吾批之曰：言如是，行如是，事事有济。伊又着人面谢，懔遵十字而行也。
太平军此次解天京之围之计谋出于何人，李秀成供词不提洪仁ｇāｎ＠①，而洪仁ｇāｎ＠①供词则说是李向他求教，言之凿凿，且记了一些问答的话，似乎不可能是向壁虚构。据李秀成供词中对洪的藐视，洪仁ｇāｎ＠①所述的他对洪的谦恭之态，似不可解；但当时李新封王爵，与洪的关系未必与后来相同。庚申十年太平军得苏州后，洪到苏州，赠来访的西教士艾约瑟等以所著《资政新篇》，但只是手写本。他对艾说，忠王李秀成答应在苏州刻印。按今所见的《资政新篇》署己未九年刻，何以到庚申十年送给西教士的还只是手写本？
但艾约瑟的记述详尽具体，应不致传讹；而据曾国藩幕僚赵烈文的日记，赵的确见到过《资政新篇》庚申十年的刊本。从这里看，李秀成于庚申十年在苏州刻印《资政新篇》，并非子虚，可见当时洪、李的关系还是好的。
洪仁ｇāｎ＠①同李秀成在对外关系方面政见似不同。太平天国庚申十年席卷苏南，逼近上海。洪仁ｇā
ｎ＠①供2详述因上海而引出的对外关系事说：
遂大破丹阳、常州、苏省各郡县。唯上海县未下，碍有洋行，恐伤和好。我天王知予在外洋四载，熟悉各邦洋人情性习俗，而洋人亦知予识其举动礼仪及天文地舆历数物理，必能妥议通商和好章程，乃降诏令余往苏邀洋人来会，颇能如议。而忠王自恃兵强将广，取上海如掌中之物，不依所议，云我天王江山可以打得来，不能讲得来也。众洋人知不能和乃去，仍多有保护洋行者。而忠王遂发师进取，见是空城，遂掠取洋楼物件，被洋人伏兵杀起，出其不意，败回苏城，此刻始信吾议，然究不肯认错也。
此事在他的其他篇供词中被一再提及。供词5说：
那上海本有洋人，伪忠王带了二千人想破上海，被夷人空城计败回。伪忠王于庚申年五月破苏州，小的想与夷人和好，亲到苏州，夷人因闻伪忠王有洋人只好打不好和的话，以致不能得上海。至那年八月小的转回南京。
供词7又说：“那李秀成偏要与洋人为难，我将洋官都请到苏州讲和，被他闹散了。”
洪仁ｇāｎ＠①提供的这些证词内容，包括洪、李对上海事的意见矛盾，是我们过去所不知或不详知的。我曾对太平天国克苏州后引起的上海问题作过考证研究，可以确定并没有“洋官”到苏州来“讲和”，来的只是几批传教士。其时英法两国已据天津条约从清政府手中获得巨大利益。为换约而引起的冲突以及与清政府谈判造成的纠缠无结果的局面，曾使英国特使额尔金发牢骚：与其这样不死不活拖下去，还不如让南京获胜算了。但这只是一时泄愤的话，决非英国的政策；驻华公使卜鲁斯就多次宣布不许太平军进入上海，否则武力相见，还命令驻沪领事不准收受太平天国的公私函件。洪仁ｇāｎ＠①写给英国以及美、法公使和驻上海领事的信，都因此而被置之不理。传教士们到苏州，有与洪仁ｇāｎ＠①旧识者，见面谈话气氛较融洽，但决无可能“妥议”通商和好章程或和平进入上海之协议。当时太平天国中许多人在对外观念上都有两个误解：一是把外国人来访看做“来降”；二是把传教士看做是政府的“文官”。洪仁ｇāｎ＠①在港数年，似乎应不致如此。但事实是，并无“洋官”而只有传教士访苏州，并无“通商和好章程”“颇能如议”之事，而洪仁ｇāｎ＠①之说如此，岂洪仁ｇāｎ＠①之识见亦未能脱出一般人之误区欤！总之，供词关于这件事的具体经过，研究者需要慎重出之。李秀成出师上海，据李的供词和其他文献，是有某些外国人邀请他前去，并有“汉兵内应”，但终于败归。中空城计云云，似乎简单化、戏剧化了。
洪仁ｇāｎ＠①对李秀成的批评，集中见于上述材料9，即答驳《李秀成供》的述辞。李秀成于南京城破被俘遭曾国藩杀害后，其所写供词即被曾删改付刻，不旬日就印成《李秀成供》一册，分送军机处及各有关地方大吏。洪仁ｇāｎ＠①被俘解送南昌后，大概沈葆桢给予阅看，甚或命其写读后材料。洪仁ｇāｎ＠①说，“予原存厚道，不肯自毁，诚恐阅者不揣其本而齐其末，致纲目之倒置”，才写了这篇“签驳”。签驳的内容主要是，指斥李秀成“于得胜时细述己功，毫不及他人之策力，败绩时即诿咎于天王、幼西王及王长次兄、驸马等”，“不认王长次兄为忠人，不信本军师为才学之士”。李秀成在供词中说洪秀全并不重用他，第一重用幼西王，第二重用长次兄，第三重用干王，第四重用驸马，然后才是陈玉成和他。洪仁ｇāｎ＠①在签驳中对此提出不同的看法：“兵粮之权归谁总握”？他说，“西王长次兄之尊，天王不过荣亲亲功臣之后而已，岂尺寸疆土粮饷得归亲臣及功臣后乎？”洪仁ｇāｎ＠①提出的问题值得研究者注意。当然，亲臣功臣之后也不只是安富尊荣而已，幼天王供词11称，在南京时，保王封官是次兄洪仁达、洪仁ｇāｎ＠①、吏部天官朱兆英三人；幼天王即位，洪仁ｇāｎ＠①已在京外，是长、次兄和幼西王等执掌朝政。尽管太平天国后期渐形尾大不掉，但“保王封官”这样的大事大体上还是要有朝命的。所以，对于太平朝中用人轻重的评判，似乎李、洪所说的两方面情况都应考虑。
洪仁ｇāｎ＠①签驳对李秀成的又一种批评是指责他用人不当，品性变迁不一。如“滁州原守将甚妥善，忠王念李昭寿同姓，且有八拜之交及亲谊内戚之情，调换镇守，众议沸腾。忠王坚原将出征而任李昭寿。”李昭寿后来叛变，李秀成曾后悔、自责。他与李“八拜之交及亲谊内戚之情”则为前所未知。又批评壬戌春湘军下困南京，诏谕屡催不动，迟不援京。这是事实，李秀成供词中亦未回避，他以为应多解粮回京固守两年再战为是。这似乎是战略见解之不同。洪仁ｇāｎ＠①又责李回援天京时贪功心切、开挖地垅反而自伤多人及渡江北征不及援救雨花台等，则是小事或非事实，批评似乎过当。
签驳中更重要的内容，是指出将领“拓兵自固”和透露天王如何处置朝中党争诸事。这自不止是对李秀成的批评。签驳说，“忠王之坐守苏、杭、常、嘉等郡县，与侍王之坐守句、溧、荆、宜、广德，辅王之坐守宁郭、池州等处，章王之暗守芜湖、繁昌、南陵、秣陵、丹阳等处，各将该地钱粮拓兵自固，任朝内诏谕催征，毫未见各省郡县多进粮饷以固根本”。太平天国自内乱以后，前期那样的集中统一领导始终未能完全恢复，各地将领在军政财政人事方面自作主张的情况日益严重，致清方亦有太平将领以所占地为“分地”之看法。洪仁ｇāｎ＠①这里指出的上述情况，说明了太平天国当大业远未成就之时，各将领已据地自雄，对朝廷不得尊重
了。洪仁ｇāｎ＠①供词之已在《太平天国》刊出的那一份，有“各守疆土，招兵固宠，不肯将国库以固根本”之语，而在该供的原稿中还有“私议苏杭归忠王”字样，虽被勾去但显然可以看清。可见有过这样的议论而为洪仁ｇāｎ＠①所知。还有类似的事。黄文英供词25说：慕王谭绍光先在苏州，由于浙江湖州府是由他攻破
的，所以湖州的钱粮都要归他，后来堵王黄文金镇守湖州，也不敢用他的钱粮。从这一情况亦可看出各地将领各霸一方的形迹，甚至先着手者就常保利权。史料记载，李秀成克苏州后曾向天京输送金银财宝和物资，得到天王嘉奖，其后也颇有向天京输粮银的记载，但这是否能说明太平天国中央与地方之间有经常性的分定额的财政关系？洪仁ｇāｎ＠①供词中上述说法，普遍严重到何种程度？的确值得深入研究。
太平天国后期朝中有“洪党”与“非洪党”之分，看来是事实。前述签驳中指出李秀成屡屡归罪于洪姓长次兄、洪仁ｇāｎ＠①、驸马等，而洪仁ｇāｎ＠①在供词和签驳中也对李秀成等多所责备，他说，“忠、侍王在外，专靠章王（林绍璋）柔猾之言为之耳目”，认为李秀成、李世贤兄弟与林绍璋，甚或包括陈玉成，是一党。但陈牺牲早，在洪仁ｇāｎ＠①到京之初，陈曾是洪表扬联络的对象，故批评中较少提及。当安庆被曾国ｑｕáｎ＠⑩军围困时，天王曾命洪仁ｇāｎ＠①、林绍璋等带兵参加解救，但为时不久洪仁ｇāｎ＠①因朝中有外交事项须处理而被召回。后安庆失守，洪秀全查究责任，洪、陈、林都受处分，洪仁ｇāｎ＠①“签
驳”叙此事时认为陈玉成也是不愿他“认真直奏”的：
迨至安庆失陷，英王升天。章王畏罪，弃江北不守不战，私自回京，哀饶性命，又求英王阮其不力之愆。那时英、忠、章王等俱忌予认真直奏，殊知圣鉴不爽，屡知章王之奸，内则蒙蔽不奏，外则阴结私行，故于辛酉冬革予军师王衔及正总裁之职，并革英王、章王等之不力也。旋复章王林绍璋之爵，不准王长次兄及予
干与朝政。内则专任章、顺王掌政，外则专任忠、侍、辅王掌兵。
从现存英王陈玉成致章王林绍璋的一封信，知在安庆之战中林绍璋原议与安庆城外陈玉成会合会击挂车河之敌，而林临期以军粮不继为由自动退却，遭陈玉成严词批评。林如何“不战不守”如洪之签驳所云，现不可详知，即以上述陈玉成信中之事而论，林已有重大责任。洪仁ｇāｎ＠①曾在前线，应知情况。洪仁ｇāｎ＠①供词2说，辛酉年冬月，他的关于“安省失守（的）本章”触怒了天王，被革去军师、总载、王爵；忌他“认真直奏”的陈玉成、林绍璋也以“不力”之罪革职，双方各被打五十板。但不久，恢复林绍璋等的权力，对洪仁ｇāｎ＠①及长次兄则不准干与朝政。在这里，洪仁ｇāｎ＠①虽称颂“圣鉴不爽”，而批评洪秀全之意却跃然纸外。数月后，到次年春，情况又有变化。洪仁ｇāｎ＠①供词2说，“壬戌春，因章王奸猾把持内外，凡事瞒上自专，致外省郡县粮饷少入，天王贬章王出苏、浙催粮援京，罢其掌朝政之权，仍复予军师之职，总掌朝政。”洪仁ｇāｎ＠①、林绍璋又互相换了位置。洪秀全的处置似乎任意反复，而实际上却透露了朝中党争的尖锐，洪秀全可能有不得已的苦衷；但看来他主要仍倾向于信任洪仁ｇāｎ＠①和洪族。
章王出京催粮的情况，据洪的供词2，“章王前以柔猾和众，及至此时，众不以伊为重，闭城不纳，粒饷不得”。但昭王黄文英供词24却说，太平天国十三年时，各王家眷都在湖州，由他照料，其时湖州缺粮，适章王林绍璋“由杭州催粮转回南京，小的就向他借了粮五百石供给各王家眷。”可见林绍璋催粮并非全无收获，洪仁ｇāｎ＠①与林多有积怨，不免语意过当。
家园 难道干王是有心掩护李秀成？
家园 这段历史，甚为精彩 又见谭公子好文，公子鲜衣怒马、快意文史之风采，大路佩服的紧。
洪仁?\显然是在掠美。洪仁?\的功劳，在我看来，实际上属于“领导的功劳”或者“策士的功劳”那种类型，三言两语就能说清的。李秀成的功劳体现在从战略的制定到方案的实施，再到战役的具体指挥等各个方面，他应当是总决策人和前敌总指挥，万语千言也不能尽显其功。洪仁?\欲做“摘桃先生”，未免会留下笑柄。
这段历史了解不深，不敢胡说，呵呵。期待下文
家园 秦兄好。 鲜衣怒马快意文史，不敢当。
无此潇洒矣。
干王是个调味品，不用认真看待。我还没进入正题呢，呵呵。
家园 伯牛兄好久不见呀。 浮上来，问个好。
家园 石头兄好。 别来无恙。
家园 伯牛兄好文 不知伯牛兄能否说一下捻军和左宗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