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单世联个人文集:方志敏：《我从事革命斗争的述略》 -- AleaJactaEst

　　托派在中国的名称是"托陈取消派"，"托"是托洛茨基，"陈"是中国托派名义

上的领袖陈独秀。共产党给他们起这个名称是因为陈独秀等人认为，在１９２７

年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只能进行以"国民议会"为中心的合法运动，无产阶级只有

在将来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托派自己并不认为他们要取消无产阶级革命，

他们只是认为需要一个过渡时期。托洛茨基明确警告："党必须牢记而且说明：与

党的主要目的即武装夺取政权比较起来，民主口号只有一种补助的暂时的插话的

性质。民主口号的根本意义只在于能使我们走上革命的道路。"（１）

　　１９２９年９月，陈独秀与彭述之、尹宽等组成"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托

派组织。与苏联的托派主要反对斯大林主义的共产党不同，中国托派虽一再批评

、反对中共，但其斗争的矛头，主要还是指向当政的国民党，它既是左派反对党

，又是革命者，其历史理所当然地是中国革命史的一部分。尽管中共党内周恩来

等人注意到中国托派的特殊性、毛泽东一度考虑过与陈独秀的合作，但在斯大林

日益严厉的"肃托"影响下，中共没有放弃过对托派的批判和打压。１９５２年１２

月２１日深夜，留在中国大陆的托派分子全数被捕，结束了中国大陆的托派活动

史。

　　历史在变化。１９７９年，活着的托派分子全部被释放。托派领袖之一郑超

麟在声明不改变自己观点之后，被安排为上海市政协委员。１９９１年，新版的

《毛泽东选集》在有关托派的注释中，改变了旧版的提法。针对《论持久战》一

文中"镇压汉奸托派"一句，特别新增了一个注释："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宣传上

主张抗日，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

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流行着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

误论断所造成的。"共产党没有为托派分子正式平反，但既不继续关押，也不要求

改变立场。这不只是政治相对开放的结果，也是基于原有的托派分子人数已极少

，且不会有"春风吹又生"的可能。

　　托派分子大多能文，王凡西更是著译甚丰，１９５７年写作《双山回忆录》

（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１９８０）是一部文采斐然的早期中国托派史。

　　　　　　　　　　　　　１　革命的浪漫期

　　什么革命？毛泽东说革命是暴力，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革命的暴力。这当

然有道理，但革命有多种形式、而且是分阶段的。

　　自从五四以后，一直到三　一八以前，北京的学生运动，仿佛始终不曾越出

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的范围。虽然五四运动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斗争，但五六年来

北京学生的政治运动，却远落在上海和广州之后，它在社会意义上未曾深化，在

斗争形式上也老守着天安门开会及向政府请愿的一套。因孙中山入京及其死后所

形成的京中政治空气，虽然浓厚生动，却并不严肃深刻。这个空气里带有节日的

欢乐意味，有大团圆的升平景象。操军权的冯玉祥系，操政权的安福系与政学系

，以及主学政的国民党、研究系和共产党领袖之间，似乎彼此并不存着不可调和

的斗争。人事关系错综复杂，思想界限不很清楚。在少数上层领袖，多数的下层

群众中，流行着普遍印象，仿佛革命问题可以解决于私人联络，能取胜于文字争

辩，能赢得于示威请愿。这个"时代"，我们可以称之为革命的浪漫的、文学的、蜜

月式的阶段。这个阶段在历史上经常以热的铅和红的血来结束。（页２１）

　　浪漫期的革命也可以说是知识分子的革命、政客的革命。广场和旗帜是它的

主要意象，集会演讲、流行示威是它的主要内容，青年们向往的、知识分子喜欢

参与的，主要就是这种革命。１９２５─１９２６年间北京大学１３００多名学

生中虽只有二、三十名共产党员，但"由于时代的整个风尚所趋，有些青年人正愁

得不得其门而入呢。组织方面并不广开大门，争取对象相当谨慎，怕的是让投机

分子大量当涌进来。"（页２２）严格地说，革命浪漫期还不是革命，"一个思想运

动的前哨战和后卫战，常常采取了文学的形式，当这个运动达到政治斗争或军事

斗争的高潮时，文学的声音便听不见了。"（页２０）

　　在这个意义上，鲁迅说１９２６年３月１８日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它

标志着包括国共两党在内的现代革命党的转折：浪漫期转为现实期，政治期转为

军事期。此后的革命主要不是靠辩论和请愿，靠广场集会和游行示威，而是靠武

力和血腥。不是青年学生而是职业革命家和坚忍的战士成为革命的主体。

　　放大一点说，１９２７年春达到高潮的农民运动也属浪漫的革命。农民在共

产党的发动下组织农会垄断农村一切权力，甚至成立法庭，可以杀人，使一切行

政和司法体系失灵，这在短期内可以满足农民欲望、粉碎原有的权力系统，但不

但不能完成社会革命。中国革命的成功仍然靠军事较量，而且共产党掌权后，除

土改时发动群众斗一下地主外，农村的权力还得由各级党组织掌握。

　　　　　　　　　　　　　２　　清教徒

　　革命者应当怎样处理日常生活？１９２６年王从北京跑到当时的"革命圣地"广

州：

　　我发觉革命政府下面的革命干部，和我们北方地下工作中的革命者很不相同

。凭我这双带点清教徒色彩的眼睛看，这儿的革命者不够革命。他们没有那份严

肃气，无警觉心，更没有悲愤情怀。享福和贪欢心情很普遍，生活相当随便。对

我有似至宝的革命书报，这儿认真阅读的人却仿佛很少。年青人聚在一起，女人

问题谈得比政治问题起劲得多。孙中山那两句有名口号，这儿已被普遍改为"恋爱

尚未成功，同志仍努力"。革命及其理论问题永远不会听人提及。酒食征逐与方城

作战成了干部们假日和工余的主要功课。（页２７）

　　这首先是因为大环境的不同。革命者把自己混同于一般老百姓当然不好，但

革命在此时的广州已经成功，而全国革命的是否成功主要取决于北伐军的战场较

量。革命在广州已经进入一种体制化的生活状态，上班下班，饮食儿女，"人们将

革命工作看成为官职，因之将革命的参加者看成简单谋差使的人"（页２７）广东

革命者与外地革命者生活状况有明显不同。郑超麟比较过"广东作风"与"上海作风"

。上海是陈独秀主持的中共中央，广东是苏联顾问控制的，不但在政治路线上有

分歧，生活作风也不一："外江的同志到广东去开会或做别的事情的，都很惊讶这

些广东'同志'，这些革命家，他们是半当权者，做革命工作没有危险，至少没有从

官厅方面来的危险，除了蒋介石的政变以外，试拿广东总工会委员长苏兆征和上

海总工会委员长何松林比相比一下！恽代英的弟弟恽代贤在广东结一次婚用了一

千元。"（２）这确实是卑微平庸，但人不能老是在革命，即使抱定终生革命的人

，不也是为了下一代人能够"享福和贪欢"吗？

　　这正是革命的悖论：为了革命，必须终止日常行为状态，用谈女人的劲头来

谈革命。但能要求人永远不谈女人吗？特别在革命政权已经建立的广州，即使是

革命者也已不再需要冒险进行地下工作，生活回归常态，尽管是不再英勇豪迈的

常态，难道有什么不正常吗？也是１９２６年春，来自四川的革命党人胡兰畦，

一方面感到"中山舰事件"所暴露的国共两党分裂的严重危机，另一方面却能欣赏南

国的情调："广州马路两旁栽着洋槐，这时正开着粉红色的鲜花，放出香气，使行

人沉醉，就象在梦境一样。这里的男女，都喜欢穿那象漆过一样的署良绸衣衫，

拖着木屐，满街都听得'啪哒啪哒'的声音。街市不很宽敞，但很清洁，市容很整齐

，马路两面的'骑楼'下面，摆着做生意的小摊，卖各种咸甜食品。这里的人们脸上

呈现出一种活泼愉快的表情。他们很喜欢音乐，一到晚上，到处都可听到一种竹

制锁呐的声音，吹的是广东戏曲和民间小调。女的唱，男的吹锁呐伴奏，他们一

唱一和，悠然自乐。"（３）

　　胡兰畦是女性，此前一直在学校从事革命活动，结交许多上层人物，她没有

感到生活的愉悦就是"不太革命"。但从更艰苦的环境中来的王却难以把革命精神与

生活愉悦贯通起来。这一方面可以解释根据地与国统区共产党人在思想行为上的

分歧（这也是党内斗争的进一步起源之一），另一方面也说明，革命的目的和革

命的手段永远是对立的，这就是革命过后何以都有一个"热月"的复辟期。当然，如

果以女人与方城之战为乐，即使是和平时代，也是趣味不高的表现。

　　　　　　　　　　　　　 ３　　坐牢

　　王凡西一生八分之一的时间在囚牢中度过，因此对坐牢有自己的认识。１９

２７年"四　一二"后他在武汉因写文章说汪精卫是反革命，被同房的人告发了，此

时还与共产党合作的国民政府逮捕了他。狱中很苦恼，第一，共产党进监狱在武

汉还没有成为风气；第二，政府当时还被公认为是"革命的"，王只是个人认为汪精

卫是反革命，而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共产国际都没有反对他。此时坐牢就没有任何

思想感情上的支持：

　　本来，人对于痛苦的忍受力并非绝对，个人的信念和社会的风尚具有决定的

力量，在某种时候，阶级斗争的某一特定的力量关系造成了社会风气，它要求众

多的革命者以其自由和生命来为将到未到的某一确定思想的实现而开路时，人们

不但以入狱为荣，甚至以就义为乐。反之，牢狱之灾和杀身之祸，不但对于凡夫

俗子，即使对于英雄豪杰，也会是难于忍受的。（页４５）

　　中外都有人"愿把牢底来做穿"，这不只是意志问题，重要的还要有形势的支持

，有一种心理优势。方志敏肯定是具有革命气节的人，他在狱中仍然对中国革命

抱有信念，但其言论中的乐观主义要深沉复杂得多，原因之一，是他认识到中国

革命之路仍极漫长。

　　　　　　　　　　　　　４　 特务专业化

　　１９２８年，王由苏联回国。其时盛传国内白色恐怖很严重，但当王放胆从

海参葳到上海时，一路上却非常安全。此时正属国民党清党时期，安全云云从何

而来？

　　不过那一时期国民党的镇压工作，还不是"科学化"的，不是职业探员与业余特

务相结的"群众组织"。它还不曾从斯大林的格　柏　乌学习过的；蒋介石所赖以对

付共产党者，仍旧是横行租界中的"包打听"一流，腐败颟顸，野蛮愚蠢，凶恶有余

，效能却是很低。这与数年后由ＣＣ主持，用共产党叛徒为骨干的新特务相比，

那就不可同日而语了。（页１１４）

　　国民党的历史很久，但党龄还不如共产党，１９２７才掌握政权，所以如何

对付共产党，它还没有什么经验，致使共产党在高压下存活、发展起来。１９３

４年之后，国民党学习了斯大林的格　柏　乌和希特勒的盖世太保，得到受过严

格的组织训练、习惯于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叛徒的帮助，镇压革命进入"科学化特务

的时期"，监控相对较有成效。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党隐身于国民党中得到发展，１９２７年分家后

，一些共产党人没有暴露身分，后来成为共产党的情报人员，这是共产党要感谢

国民党的。另一方面，共产党的叛徒帮助国民党建立了完备的特务系统，成为对

中共的最大威胁之一，如３０年代初中共之所以撤离上海，就因为顾顺章、向忠

发这些中共领袖级的人物的背叛。后来成为汪伪"国民政府"特工头目的丁默村、李

士群，也是中共的叛徒。这是国民党要感谢共产党的。

　　　　　　　　　　　　　　 ５　瞪大眼睛

　　２０年代末３０年代初中共的主要注意力还是集中在城市，首先是中央所在

的上海。它把上海分为五个区，中央组织部除部长外副部长和四个干事每人负责

一个区。王凡西负责沪中，这里是商业区，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发动店员。他们瞪

大眼睛，不放过一星半点的火种：

　　有时候，为了某一铺子里老板和伙计的些小争执，我们，从中央到区委，甚

至还加上江苏省委，开上通宵的会议，策划进行斗争的步骤哩。总之，我们那时

往往以数只狮子的力量，去围搏一头小兔。我们从绝早到深夜，始终睁大着警觉

的眼，向四周围察看一星星火点，想藉以造成燎原的局势。急躁间杂了幻觉，使

我们保持了人为的紧张（页１２４）

　　革命者付出了劳动，但效果如何呢？以王负责的沪中区为例，这里估衣铺的

职工斗争运动曾极有声色。这里的斗争有自己的特点，一是中小商店的劳资关系

与大工厂在企业不同，老板与伙计之间有着亲属的、乡谊的、甚至家庭的纽带，

一旦发生斗争，仇恨就特别深刻而复杂，并且夹着许私恩私怨，"因之斗争所采的

形式，有时看起来分的尖锐残酷。"（页１２２）究竟怎样的"尖锐残酷"，他没有

讲，但王在１９５７年写回忆时发现："近年来中共所执行的'五反斗争'及'社会主

义改造'运动中所造成的无数血泪故事，在我那时碰到的估依业斗争中，已经能看

到不少预演了。"（页１２２─１２３）从中发现的问题是：

　　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小工商者，本身就是一个悲惨的落后事实；他们可怜处境

势必造成最难容忍的阶级对立；可是它们那脆弱地位又最受不起阶级斗争的打击

。站在共产主义者立场上，为了唤起一切劳动者的觉悟，我们自然要尽量发展他

们中间的斗争；但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此类阶级斗争往往是悲剧的两败俱伤。

（页１２３）

　　革命如果不能促进经济发展、提高人的生活，那又有什么目的可言呢？但在

当时，为革命而革命成了时尚。最荒唐的是是所谓"飞行集会"：

　　约定了时间，动员了大量党员（人数常常不超过数百），暗中集合于南京路

两旁。信号一发，少数人立即聚合一起，叫几声口号，抛掷几把传单。如果此时

巡捕房的红车子还不曾出现，就簇拥成一大堆人，在马路上"示威起来"，冷冷清清

地喊几声口号，向前移动数十码。如此直到警车来到，人们便立即四散　到人行

路上，装作路人。巡捕开始捕人，有几个不幸者给拉到红车，开走。示威完毕，"

高潮"一度就算过去了。这样的示威在组织者心里引起了极大惶惑，给了被动员去

参加者以莫大痛苦，在同志们的口头上，"做纪念"变成了无聊的同义词。（页１２

９）

　　革命对经济没有好处，给参加者莫大的痛苦，上海的工人运动如何能搞得起

来？据王分析，上海工人自１９２５年"五卅"运动首次登上阶级斗争的舞台，到１

９２７年的三次武装起义中达到高潮，而在"四　一二"政变后便一直转落低潮，１

９２８交通邮电工人的反击只是刚刚逝去的那场革命的余波。１９２９年后上海

工运开始处于瘫痪状态，以至于１９３８年抗战军兴，工人也只能跟在小资产阶

级的后面推波助澜，这种状态一持续到抗战结束。总之，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并

没有得到上海这个最大的城市的产业工人的有力参与。

　　　　　　　　　　　　　６　革命者的生计

　　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政党要成功，一个先决条件是培养"革命职业家"，即有一

部分以其全部精力、全部时间来从事革命的理论和实际斗争。列宁最看不起流行

于社会民主党的那种业余革命作风，这些人只把黄昏或星期贡献给"革命女神"，因

而也只有在欢乐的宴会上或谈笑的沙龙中，他们才用"社会主义者"、"激进分子"的

资格去吓唬吓唬高贵的太太们。

　　一个以全部时间为党工作的人，当然要由党供给生活费。但在上海，革命职

业家的人数要超过没有职业化的普通党员。按照组织办法，普通党员要缴纳党费

以维持那些革命职业家的生活，但有限的党费不足以养活一大批革命职业家。差

额部分只有靠苏联共产党的帮助和各根据地"打土豪"解来的款子，"当我在党内工

作时，党的主要支出，据说是靠列宁格勒党员的全部党费。"（页１３６）中央工

作人员的生活费为每月２５元，区委会的同志为１９元。

　　１９２９年冬，中共党内的托派开始显露，是声明放弃托派意见以留在党内

还是坚持托派主张被开除出党，是托派分子面临的选择。在这个过程中，"生活费"

是一个制约因素：

　　在革命与不革命之间，生活问题不会使任何一个革命者作片刻的考虑；但若

问题只关于两条革命路线之间的抉择时，生活是否安定就会起相当作用。……做

反对派的滋味却不是好尝的。它没有一个钱，没有一个团体会给它以任何捐献。

每个反对派分子，非但要自谋生活而且要从米饭钱中节省出可怜的余款来，维持

组织，进行工作。

　　后来脱离了中共的张国焘，当时曾对彭述之说："你还能翻译，如果我出来，

靠甚么生活好？"（页１３７）

　　革命也要钱，革命者也要吃饭。已有一定社会基础和国际支持的共产党可以

勉强养活共产党人，但托派组织没有任何经费支持，所以王认为就业的异常困难

在某种程度内限制了中国托洛茨基主义的发展。当时时常可以听见这样的感慨：

能从革命职业家变成职业革命家（意指另有一份职业来维持生活）说好了，这样

，行动可以自立得多。

　　王凡西被开除党藉后，翻译了普列汉诺夫的《从唯心论到唯物论》，卖了１

２０元，渡过了被逐出党后的第一个难关。托派分子都受过较好的教育，大多从

莫斯科回来，著译相当勤奋，这固然有革命事业的需要，也是生活所逼。"不仅我

一人如此，所有的反对派分子只要是能够提得起笔的，均以译著社会科学来解决

生活问题。……无怪乎中国反对派要以穷出名了。"穷且益坚，中国托派有它的精

神支持。

　　　　　　　　　　 ７　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另一种功能

　　有人写书就要有人出书。其时，上海的小型书店像雨后春笋地开出来，它们

都是出版社会科学书藉的。书店的背后大多是受蒋介石排斥的军阀官僚，他们无

事可为，就略斥宦囊，交托人来搞"文化事业"以为日后再起的资本。这些受托之人

多为旧文人，他们又到上海出版界来找内行编辑或撰稿，而这些内行，多是革命

中出来的知识分子，当时的"社会科学"差不多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代名词。３０年代

初的上海滩就这样演出了军阀官僚出资让革命者出书的舞台剧。比如当时最大的

神州国光社：

　　这是陈铭枢投资的，而实际负责者为王礼锡。王礼锡的出身我不大清楚，会

吟点旧诗，以诗人自命，但对出版事业，尤其对社会科学则是十足的外行。人相

当老实，于政治少所知，因而也没成见。只要是"左方人物"，甚至只要你能卖弄几

个社会科学的名词，他都延揽之惟恐不及。他每尝以蔡元培自况，故作家中自陶

希圣等起，中经斯大林派，一直到我们托派，他都一视同仁。在１９３０年中期

，他跟反对派特别接近些。（页１７７─１７８）

　　郭沫若翻译的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也是由神

州国光社出版的。党史不应忽略军阀官僚们自掘坟墓，为传播马克思主义而作的

不自觉的配合。不过王礼锡不纯粹是外行，除诗作和诗评外，他对社会科学确有

研究：他主编的《读书杂志》在２０年代末的社会史论战中失常了重要角色，他

本人也写过介绍唯物辩证法的文章，以至于１９３２年５月瞿秋白也愿意著文《

唯物辩证法的合法主义化》来和他讨论。

　　革命失败了，作为革命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反而风行起来。王凡西认为这

是革命自身的补课。２０年代的革命运动是没有思想而行动起来的，陈独秀、《

新青年》反映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意识的转向，但革命行动

非常迅速，远远超过了革命者头脑中的思想，革命者对于如飞开展的阶级斗争非

但不能胸有成竹地领导，甚至不能有精辟透彻的了解。社会主义理论之于他们只

是一个外来的抽象的思想，与中国实际联系不起来，因此只能盲目地执行莫斯科

的指令，终至１９２７年失败。失败不全是坏事。"蒋介石反革命的沉重铁锤，敲

掉了无数中国革命者的头颅，同时也敲醒了许多幸而未掉的脑袋。"（页１７６）

行动失败后"痛定思痛"，这就是１９２９年后以上海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文化运动。

左翼的社会科学、文学艺术极一时之盛。仿佛相互之间有一个分工，托派的主要

精力是翻译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共产党领导的"左联"则把重点放在"普罗文学"上

。这是不是托派的自我表扬？

　　托派的另一个人物郑超麟的则从读者需要来理解这一奇特现象："我认为中国

太过于地广人众而又交通不便了，大城市的工人运动以及湖南的农民运动，骤然

发挥威力，虽能将共产党推上去，与国民党平分政权，但不及唤醒全国农民和小

资产阶级群众，就骤然被反革命所压倒了。前锋队失败之后，后备军才慢慢动员

起来，已来不及挽回革命的命运。……也正是这一特殊状况，１９２９年后四、

五年间中崭出版界才能风行马克思主义书报的，──因为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群众

，主要是学生群众，被１９２７年无产阶级革命唤醒了，虽然来不及参加这个革

命，但表示同情，并希望了解这个革命及其理论前提。"（４）

　　还有一个社会─文化的环境问题。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文学艺术，都少不了

传播媒介。国民党新闻监控的无能和低效，此时的上海文化出版具有一定的产业

化性质，都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条件。只有成为一个产业，　出版物的政治检查

才会有一定的放松，也只有成为一个产业，写书才能赚钱。

　　　　　　　　　　　　 ８　靠组织与靠关系

　　组织上一般要营救下狱的革命者，特别是那些重要的负责干部。３０年代初

，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对捕获的共产党人有三种处置办法。"首要人犯"就地枪决，

如彭拜、向忠发；重要人物要转解南京；较不重要的人物留归司令部军法处侦查

办理。这第三类人实际上就是肉票身分，"侦查"即讲价，"办理"即放人或撕票。一

些革命者甚至是重要人物被捕后并未被认出真面目（比如关向应），也被留在龙

华待价而沽。

　　龙华军法处的这种做法也是违背国民党法律的，以政治犯来做买卖，它也冒

了很大风险，因此肉票的标价就很高。而"革命者的家庭毕竟寒素居多；纵有富贵

父兄，而关系多半在事先已搞得很坏了。"这就要依靠组织：

　　我所看见的赎买成功的人，无一例外是党内在朝派的密友，因而由党出了大

钱的。其中有关向应、陈为人、向忠发的秘书等。而最特出的则是王明的好友陈

微明（即沙可夫），他进来三两天就谈妥赎出了。有些人，身份虽属于"最重要一

类"，但因与在朝派不睦，也不会成为赎买对象。

　　要想在关键时刻有组织可以依靠，平时就要和组织搞好关系；组织不是抽象

的，而是由一个个领导人代表的，官越大就越能代表组织。在家靠父母，出门靠

朋友，革命靠领导。有一个叫李震瀛的中央委员，因为赞成何孟雄等人，就被陈

绍禹视为异端，不但不来赎他，连"红色救济会"送来的接济品都没有。参加革命是

为了消除不平等，但革命队伍何尝又平等过？革命者之所以要接受思想改造，就

是要习惯革命队伍中的一切，重新认识一切：同样的事发生在国民党里叫"反动"、

"腐败"，发生在革命党却是"革命需要"。

　　　　　　　　　　　　 ９　 政治家与革命家

　　革命家与政治家是两种不完全太相同的品格：

　　有革命的政治家，有不革命的政治家。有兼具政治家品格的革命家，也有完

全不能充任常态政治家革命家。一般地说，在艰苦有创业时期，需要的因而"时兴

的"是革命家；革命完成后，当令而爬到前列去的是政治家。真正伟大的政治家必

然是革命家，但伟大的革命家中有很多并非政治家。反之，片面具有政治家条件

有人，即使因为时势所趋，被卷入了革命队伍，但在事件的发展中，这种人多半

在失败中最先变节，在胜利中最先官僚腐化。（页２７４─２７５）

　　极而言之，革命家是能干事的人，政治家是会当官的人；革命家需要的是献

身精神，政治家需要的平衡艺术。北伐时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有言："革命

的苦楚易吃，同志们的气难受，我恨不曾在武昌城下战殆。"（５）这就是典型的

革命家。

　　革命既需要革命家也需要政治家，但两种人不容易协调，前者鄙称后者是"玩

弄权术的政客"、"党棍"；后者看不起前者"不懂政治"。革命的结果常常是政治家

来收获、享受革命家的成果。

　　　　　　　　　　　　　 １０　托派圣徒

　　王描绘了一个他心目中的革命者，这就是陈其昌，也即陈清晨，河南洛阳人

，１９２５年在北大参加共产党，１９２９年转向托派。这是一个具有最优秀的

革命家的一切性格的人：吃苦安贫，从不懂得生活的享受；疾恶如仇；对一切被

践踏与被欺侮者怀有无上悲悯；最不喜欢摆架子；他不但没有领导分子的装腔作

势，而且永远把自己安放在最危险的最前列；他身上混合着新式的同志爱和旧式

的义气；对一般同志的安全和生活照顾得无微不至；所以他是以"大哥"这个绰号闻

名的。（页２７５）托派作为中国反对党的反对者，共产党打压它，国民党逮捕

它，日本人残杀它，１９３１一１９３７年，托派组织屡屡为白色恐怖所破坏，

每次总是陈其昌独木支撑，惨淡重建，使组织一线存续。１９４２年，陈其昌被

日本宪兵杀害。

　　１９８０年代，与托派毫无关系的《光明日报》记者戴睛也这样描绘陈其昌

："１９２６年，陈清晨的妻从家乡到北大探省。听说老大哥的'小脚夫人'来了，李

芬、刘莹一帮女孩都跑去看，她们惊奇地发现，陈清晨待她十分温存。事后他向

她们解释：'她哭了，因为她以为我会抛下她另娶。你想我能做这种事么？我要革

命，自己反倒去损害旧制度的受害人！'陈清晨留在王实味夫妇记忆中的，总是那

个揣上两个窝头，风尘仆仆跑进跑出的样子。１９３０年刘莹小产，家中一文不

名，陈清晨曾把３０块钱硬塞给他们。刘莹至今不知道这是他将家里可当的东西

全部送当所得。"以至于在延安面对声色俱厉的批判和审讯时，"王实味也不肯否认

那温暖地保存在他心中的老大哥'好的人性'。"（６）"对陈清晨、王文元（王凡西

）等托派份子仍念念不忘，仍觉得他们的'人性'是好的。"（７）

　　陈其昌个人的品格应当是无可挑剔的。不过他之广为人知，却是因为他的一

封信引来了鲁迅的《答托洛茨基派的信》。事情的起因于"两个口号"的论争，简单

地说，周扬等人的"国防文学"反映了当时共产党正在推行的阶级合作的路线，鲁迅

坚持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则更多承继了此前左翼文学中阶级斗争的传统。

而托派认为，斯大林、毛泽东推行的"民族统一战线"是一种取消主义，是向反动政

府的投降。所以在托派看来，鲁迅这一取向"多少表示了真诚的革命者对于阶级斗

争的坚定，对于无条件投降于国家主义的厌恶。……提倡了多年'普罗文学'，与国

民党御用文学及所谓'第三种人'等作了长期尖锐斗争之后，忽而要掉转枪头，化敌

为友，从事什么'国防文学；了，在他心里当然不会舒适安静的。"（页２０６）既

然他一惯景仰的鲁迅与托派立场相似，陈其昌就给鲁迅写了一封信来陈述托派的

基本主张，反对大革命失败后的共产党的盲动政策（瞿秋白、李立三）和军事投

机（毛泽东），反对抗战后与国民党组成联合战线。然而，鲁迅对斯大林从来没

有托派那样的认识和批评，对中共的新政策也由于冯雪峰的到来而彻底认同，他

在回信中不但高度评价斯大林与毛泽东，并指出托派"印出的很整齐的刊物"容易使

人生出"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的印象。陈收到回信后很痛苦，倒不是因为自己受

了污蔑，"而是发觉到牵连进党派政治之后，甚至一个最有骨气的人，也不得不人

云亦云，而且不得不应用他本人从来痛恨的'流言'与'卢布'（这儿应指'日圆'）冷箭

。"（页２０７）而陈独秀则认为鲁迅受共产党之捧，感恩图报，不可能再有不计

利害的是非之心了，根本不应对鲁迅有什么幻想。

　　中国托派从来没有像样的发展，但作为革命者，它有自己圣徒。陈其昌外，

外号"美丽的小麻省"梁彩莲也是一个。她１５岁投身工人运动，拒绝了贵介公子的

追求，不但选择了当时几乎没有希望的革命，而且选择了比共产党更无希望的托

派，其艰苦卓绝几令人难以置信。她在医院生产时闻知丈夫投向政府，忍痛弃子

逃出医院，与叛变的丈夫决裂。

　　彩莲身体单薄，生活却过得非常之坏。……太艰苦的生活毕竟毁坏了她的健

康，她发现了严重的肺结核症。因为穷（同志们是无一不穷），她得不到任何营

养，病势便益见其沉重。我在１９３５年年初再度见到她时，她已经失了音，经

常得躺在床上了。不过我惊奇于她精神的昂扬，对事业满有信心。（页２７８）

　　未来的中国似乎也没有托派的发展空间，但对于像陈其昌、梁彩莲这样的"托

派"（如果他们确实是像王叙述的那样），恐怕也还是能引起后人的一丝敬意的。

任何一个反抗现实秩序的运动和组织，只要不是胡闹，都会有它的"圣徒"。只是这

圣徒的清洁和光芒，其实不是这个运动和组织赋予的，而是超越政治教义的理想

主义。

　　　　　　　　　１１　 从卢梭、马克思到英美民主

　　陈独秀与托派的关系比较复杂。大革命失败后，斯大林要陈独秀承担全部责

任以抵挡来自托洛茨基的批评，但陈不是软骨头的政客，他不愿配合斯大林来演

这出悲喜剧，最后被开除党籍。在这期间，陈独秀接触到一些中国托派，从他们

那里看到了俄国反对派即托派的文件，"在托著中，他惊奇地看到，大革命时期，

他曾多次提出的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及后来退出国民党的主张，竟远与在莫

斯科素不相识的托洛茨基主张不谋而合。则正是因为这些主张一再遭到共产国际

的否定，才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他在大革命失败后所受到的压抑和委屈终于有

人作了最深切的理解，发别人之未敢发。原来大革命失败后归在他名下的一大堆

错误，却是斯大林自己一贯坚持，而事前却均已由俄国的反对派指摘出来的。"（

８）陈独秀因此部分认同了托派观点，并终于在１９３１年成为中国托派名义上

的领袖。

　　尽管大革命的失败是中国托派的起源，但从一开始，陈就没有放弃中国革命

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的观点，在接受托派思想时，他抵抗了许久："

他每次同尹宽谈话，都提出不同意见，经过尹宽的解答后，还是不同意，但下次

谈话，他不提上次的不同意见了，反而以尹宽的意见（即托落茨基的意见）为基

础，而提出新的不同意见。一层又一层地讨论下去，到了我们其余的人百分之百

接受了时，他个人还有不同意见。最后一次，他写了一篇文章，说中国只能实行

工农专政，而不能行无产阶级专政。"（９）此后他在民主问题上他与托派的分歧

日益严重。

　　１９３６年莫斯科大审判后，陈开始对苏联国家的性质发生了疑问：这样不

民主，还算什么工人国家？他觉得当时的苏联既不再是工人国家，也不像托洛茨

基所说的是什么堕落的工人国家，因为工人阶级一旦被逐出于统治机构──即国

家机关之外，这个国家便不是，也不可能是工人阶级的。所以他认为斯大林的苏

联只能称之为官僚国家，决不能被描写为任何形式的工人国家。

　　１９３９年德苏协定后，陈公开否定托洛茨基派的立场，以为没有高于资产

阶级制度的民主，根本不能算是工人国家。当中国托派根据第四国际的纲领声明

不管苏联为何卷入战争，我们仍旧要保卫苏联的说法，陈根本反对，在给王凡西

的信中说中国托派"思想上与死狗（指斯大林）无二，即词句亦多相同，近读《破

晓》一小册，……竟放过法西斯，专向英美攻击，且为苏联征伐芬兰辩护……'反

对民主国英美'，'不攻击法西斯'，'拥护苏联'，这三个政纲合起来，第三第四国际

在理应该合并了……除了斯大林手中掌握有军警法庭等国家统治机关，谁能寻着

一个悬在空中的苏联来拥护呢？（页２６１）

　　１９４１年苏德战争爆发后不久，陈在《我的根本意见》中公布了他的十大

政治主张，其中第八条是："民主义是自从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政治组织消灭

之间，各时代（希腊、罗马，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

旗帜。'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

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　

，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

　　１９４２年５月３０日，即逝世前半个月左右，陈在《被压迫民族的前途》

一文中认为斯大林的苏联"放弃了以世界革命为中心的政策，代之以以俄国民族利

益为中心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若要更说它是社会主义国家，便未免糟蹋社会

主义了。"

　　陈独秀晚年的主要贡献，是从对斯大林主义的反省，接受了英美式的民主思

想，把社会主义与民主自由联系起来，最终与托派分道扬镳。根据王凡西的回忆

录和任建树的《陈独秀传》（１０）一书的介绍，陈独秀最后的政治意见是：

　　第一，人类的历史是一部民主的发展史：

　　人类的历史主要是一部民主的发展史。据他的看法，自从奴隶社会破坏了原

始共产主义社会的民主之后，继起的各种社会形态的更迭，不变地代表着民主的

提高与扩大。虽然历史发展所循的途径是弯曲的，但在较长的时距内看，代表民

主的那条线总大向在延伸。因此，他又获得了又一个结论：民主是社会进步抑或

倒退的的最可信的指标，它本身并不含有阶级性，更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社

会主义者若在民主头上加上某某阶级的帽子而加以拒绝，则是反动而进步。他认

为一个真正的工人国家绝对应该比任何资产阶级更加民主。（页２１１）

　　观察历史可以有很多视角。民主是最重要的一个标准，如果不是民主扩大，

历史还有什么意义？政治革命还有什么必要？如果工人阶级国家不比资产阶级国

家更加民主，工人阶级奋死斗争又为了什么？民主自古而今是每个时代革命力量

的旗帜，永不过时。

　　第二，民主与社会主义是一致的，抛弃民主就是抛弃社会主义。《我的根本

意见》中说："无产阶级政党若因反对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遂并民主主义而亦反

对这，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的消毒素，也

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

堕落，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即

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是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

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他还特别指出，斯大林的罪恶不是因为他这个人

特别坏，而是"无（产阶）级独裁制逻辑的发达"。"我们若不从制度上找原因，得

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

数史大林从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

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若不恢复民主制，继斯大林而起的，难免不是一个"专制魔

王"。

　　第三，英美民主制与俄德意法西斯有进步与反动之分。陈具体比较英美与俄

德意：

　　（甲）英、美及战败前法国的民主制

　　（一）议会选举由各党（政府反对党也在内）垄断其选举区，而各党仍须发

布竞选的政纲及演说，以迎合选民要求，……开会时有相当的讨论争辩。

　　（二）无法院命令不能任意捕人杀人。

　　（三）政府的反对党甚至共产党公开存在。

　　（四）思想、言论、出版相当自由。

　　（五）罢工本身非犯罪行为。

　　（乙）俄、德、意的法西斯（苏联的政制是德、意的老师，故可为一类）

　　（一）苏维埃或国会选举均由政府党指定。开会时只有举手，没有争辩。

　　（二）秘密政治警察可以捕人杀人。

　　（三）一国一党不容许别党存在。

　　（四）思想、言论、出版绝对不自由。

　　（五）绝对不允许罢工，罢工即是犯罪。

　　陈的结论是："人类若要前进，必须首先打倒这个比中世纪的宗教法庭还要黑

暗的国社主义和格柏乌政治。""此次若是德俄胜利了，人类将更加黑暗至少半个世

纪，若胜利属于英法美，保持了资产阶级民主，然后才有道路走向大众的民主。"

二次大战有结局中英美法和苏联同时胜利了，民主和独裁的斗争又继续下来。

　　第四，仿佛预见到民主和独裁斗争的继续，陈强调中国既然参加了民主国家

反法西斯的斗争，就应该以民主自由为国人的中心思想，绝不能以任何理由（如

中国特殊论、民族主义等等）反对这民主自由，即使因为经济落后、历史传统、

战时状态等原因一时不易达到自由民主制度，"起码也必须表示趋向民主自由这条

道路的决心"。他还预见到战后由民族转化为国际集团化（实即全球化）的趋势，"

任何落后民族，若以民族政策自限，必至陷于孤立（民族政策实际上就是孤立政

策）而没有前途，就是苏俄也不能例外"──１９８９年，苏联土崩瓦解。陈独秀

在此表现出的高度的预见性，有论者以为，"许多国人在九十年代说的话，包括邓

小平的南巡讲话，也没有超出这个范围。"（１１）

　　托派需要陈独秀这面大旗，至于他和托派的思想距离，王凡西解释为"进了南

京监狱，离开了实际斗争，陈独秀的思想开始发生了一种后退的酝酿。"（页２１

０）这就是从布尔什维克主义向考茨基主义的倒退。"独秀的晚年思想，一如在他

的'最后的论文书信'中所表示的，离托洛茨基主义已很远了。可是不光是我，还有

不少同志们，都认为独秀在那些文字中所表示的思想并不能算是'最后的'。倘若'天

假以年'，在往后的历史事件胆识上，他多半仍将是托派的同志。"（页２７０）

　　也许，真的"天假以年"，陈独秀会更令中国的托派失望。王凡西用"一身兼具

西洋史上从卢梭直至马克思的'配合发展'的代表资格"的评语还不够。陈独秀不是某

一思想在中国的代表，而是西方近代诸多思想发展缩影：卢梭的民主─马克思的

阶级斗争─英美自由主义。如果"天假以年"，也许他会更明确地从卢梭与马克思走

向英美民主。历史证明，陈独秀基于民主立场开展的斯大林主义的批判比托洛茨

基仍基于布尔什维克─列宁的批判更为根本、更透彻。但陈独秀的民主立场不可

能为当时任何党派所理解，尤其是他在１９４２年３月写的《战后世界大势之轮

廊》、《再论世界大势》两文，"在中共看来，其中不乏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污蔑；

在国民党政府看来，其中不乏偏激揄之词；在托派看来，其中对战争与社会主义

革命的观点依然顽固不变；在各民主党派看来，其中的民主思想是对民主的雹提

升，直至遥不可及。这些异端的演说，让各种政治势力又重新检　起了曾加给有

的罪名：'汉奸'、'托匪'、'反革命'、'老机会主义'……"（１２）

　　英美自由主义在现代中国的正宗是"胡适派"，这一传统在世纪末受到认真对待

。从晚年陈独秀的思想来看，是不是可以说２０世纪中国还有另一个自由主义的

传统，这就是以陈独秀和顾准为代表的从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到英美自由主义的

传统。就现代中国的现实遭遇来说，这后一传统，更明确地昭示了今天政治改革

的出路：从苏俄斯大林主义到民主自由制度。

　　　　　　　　　　　　 １２　　二王

　　王是托派，他的观点、思想在共产党看来当然一文不值。但在某些总是问题

上，他说的事又受到共产党的高度重视。温济泽回忆：１９８２年，"我得知中宣

部的决定后，不清楚王实味的问题为什么没能解决。就到中组部审干局询问，他

们告诉我，他们看到境外的托派分子王凡西１９８０年１１月出版的《双山回忆

录》，其中这样说：'在中共统治区内，一些自动前去参加工作的托派（例如王实

味等），遭到了无情斗争，并最后被杀害了。'这就是'五人反党集团'中四个人得到

平反，而王实味问题未能解决的原因。"（１３）

　　王凡西的这句话印在《双山回忆录》的第２７９页，就因为他在括号内加的

这个"例如"，给王实味的平反造成很大障碍。不知是巧合还是得知此事，１９８５

年王在香港《九十年代》上发表《谈王实味和"王实味问题"》一文，明确指出王虽

然思想上受过托派影响，但始终没有参加托派组织。此后，王实味的平反工作得

以加快。由此可见，尽管中共长期打压托派，但对托派分子提供的史实，还是相

信的。

　　不过，又不能过高估计王凡西后一篇文章的作用。他的证词究竟有多大作用

取决于党是否想为王实味平反。如果是１９４２年或毛泽东健在时，任王凡西写

多少文章，也没人听得进去。

　　　　　　　　　　　　 １３　党内民主

　　托派首先是共产党内的反对派，后来都被共产党清除出去。一般认为，托派

是反民主的极左分子，对现代民主政治没什么可取。不过，由于它曾是共产党内

的反对派，因此要求党内的民主权利，从反省共产党几十年的失误来看，托派的

见解是值得注意的。

共产党内的民主问题，一开始就没有处理好。从考茨基、卢森堡到蔡和森、陈独

秀，都曾尖锐提出过。一个处于地下状态的革命党，当然应当有"铁的团结"、"钢

的意志"。

　　可是事实上，将成百上千百、或数万、数十万乃至数百万的人组织在一个团

体之内，要想没有不同意见发生是不可能的；有了不同意见，要想没有相互对立

的派别也是不可能的。既然不同意见的派系发生为不可避免，而任何一个团体的

力量却在于其行动上的一致；那么其间的矛盾将如何解决？早在资产阶级的民主

政治中就为此树立了一个榜样，那便是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则容许少数的合法存

在。此原则应用于一党之内为多少数派；应用于各党之间就是在朝党和反对党。

资产阶级与主的此一方式，并非某一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者发明出来欺骗民众，而

是１８世纪以来各个革命阶级用鲜血斗争换得的。（页２６６）

　　托派认为，列宁的民主集中制是容许少数派的合法存在的，托派就是要坚持

这一点。作为苏共党内斯大林主义的反对派，它一开始并没有从共产党内分裂出

去、另行组党的计划。中国的托派曾在莫斯科约定："回国后必须留在党内，要做

成最好的共产主义的革命家。因为我们相信只有在实际革命的忠诚勇敢上获得了

同志们的信仰，才有资格来坚持正确的革命主张。""我们必须以中国共产党中的一

派自居，我们的目的是改正党的斯大林主义的错误。"（页１０２─１０３）当中

共发现王凡西是托派，周恩来找他谈话时，王表示，过去一年的工作已经证明："

我并不曾因自己的不同意见而在工作中违反多数的决定；我要保留自己的异见，

愿意继续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路线下为革命服务；因此我希望党也应遵照列宁的

组织原则，容许我依旧工作。"（页１４２─１４３）

　　但斯大林不是列宁，他强化了党内独裁：

　　从此党内分派有罪，更进而保持不同意见者（即不同意总书记意见者）有罪

。处罪之法，始则假手党纪，继则借助司法，终至以总书记直辖的特务部队来做"

党内无派，党外无党"的维护人，一切犯此"天条"者杀无赦。……这样的原则在已

取得政权的国家内，会造成冤狱、流血和反动。在未得势的政党内，会造成无穷

尽的纠纷与分裂。（页２６７）

　　不要说党内民主，连党代会也多年未开，"从１９３９年起，中央委员会作为

制定决策的机构已经好几年没开会了。斯大林是绕过中央委员会自己决定一切的

。"（１４）

　　从延安时的整风审干到"文革"时的"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共的

历史也证实党内民主的稀缺。斯大林１３年没有开党代表，中共从"八大"到"九大"

也是１３年；而在绕过中央委员会自己决定一切方面，毛泽东更是炉火纯清："文

革"期间他干脆让自己的妻子和秘书组织"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径直取代政治局。

　　　　　　　　　　　　　１４　 官僚集产阶级

　　基于大革命后中共退向农村、党员主要来自农民以及１９３７年后放弃阶级

斗争政策的事实，托派基本认为中共是代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但托洛茨

基的基本思想则是，在目前这个时代，在落后国家中，不要说为了走向社会主义

，就是为要解决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也必须在无产阶级及其革命党的领导之下

，实行彻底革命，才有可能。中共不代表无产阶级，但它取得了成功，对此托派

作何解释呢？答案很多。王凡西回答如下：第一，中共不是小资产阶级农民政党

。事实很清清楚楚，无论就斗争规模、就它所发挥的力量，就它带来的成果以及

它所暴露出来的动摇旧制度的那种决心来说，中国革命都决非小资产阶级政党所

能领导的；第二，中共不是无产阶级政党。从革命路线的一贯性，从领导者对工

人阶级以及全体劳动者所采取的态度来看，中共都决非像布尔什维克一样的政党

。第三，中共代表的是一个全新的阶级。郑超麟认为是国家资产阶级，王凡西认

为是集产主义的官僚阶级，这个阶级之所以出现，乃是世界革命的连串失败与资

本主义制度过度成熟的结果。"因此它们是反动的，但是强大的。它们与小资产阶

级不同，不仅具有推翻资产阶级的力量，并且还有实行社会变革的力量，同时它

们又与无产阶级不同，这个新阶级不能使这些变革遵循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充

其量只能建立起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的或官僚集产主义的政制。"（页２９８）

　　共产革命的生力军不是产业无产阶级几乎是公认的，由此得出的推论通常是

把中共与农民联系起来，但这就需要区分共产革命与传统农民起义，比如组织农

民的是什么人？首先被动员起来的又是什么样的农民？由此，城市边缘知识分子

和农村中的"游民"在革命中的位置就突显出来了。至于对革命成功之后，那些代表

人民掌握"国家利益"的群体，肯定既不是工人阶级、也不是农民，更不是小资产阶

级。从８０年代开始的改革来看，他们似乎确实是"集产主义的官僚阶级"。我们现

在不是经常用"既得利益集团"来称呼吗？

　　　　　　　　　　 １５　　斯大林主义者

　　托派的主要敌人是斯大林，中国托派最反对的当然也是斯大林在中国的代理

人王明等人。在反对王明等人上，托派与毛泽东并无二致。但王凡西认为，毛虽

然不属于斯大林的嫡系，却仍是一个顽强的斯大林主义者，历史与社会的因素是

：比俄国更加落后的中国经济，长期所处的农业环境，以及它始终从事的军事斗

争，世界革命的退潮和苏联不断加深的堕落。斯大林主义的特征是：

　　以民族主义代替了国际主义；以策略性的阶级调和代替了战略性的阶级斗争

；以官僚独裁代替了劳动群众的民主。至于在具体的表现上，则为在党和政府组

织中，一切自下而上的创意被取消和压制，实行自上而下的专断性的命令，疯狂

的个人崇拜厉行等级特权，以特务管制思想，用冤狱清除异已，党内不许有派，

党外不许有党。（页３１４）

　　托派以为这也是毛的特征。尽管中共的胜利是由于它摆脱了斯大林主义的影

响和控制，但是从中共对联共反斯大林运动的反响，从它对匈牙利革命的态度来

看，中共领导对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执着，比我们想象的要顽固得多。它非但

不是促成斯大林主义崩溃的一个积极因素，倒反而是这个丑恶主义的一个坚强堡

垒。（页３１５）

　　斯大林问题揭开之后，确实是毛泽东以"三七开"的方式保护过关的。１９５６

年２月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了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披露了斯的部分

罪恶，由于此举在社会主义阵营引起巨大反响，１９５６年年底苏共开始缓和对

斯大林的批判，斯大林毕竟不得人心，且苏联的改革必须搬倒这块拦脚，所以１

９６１年１０月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加大了批斯力度，并把斯的灵柩迁出

列宁墓。在此几年间，毛泽东正在国内大搞个人迷信，当然反对苏共对斯大林的

批判，并把波匈事件等归之于"丢了斯大林这把刀子"，公开充任斯大林的继承者和

保护者。１９６４年１０月，赫鲁晓夫下台后，中共对苏共新领导人抱有希望。

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参加苏联十月革命４７周年纪念，向苏共提出两条建议，其

中之一是："苏共２０大以来的政治路线是赫鲁晓夫一手制定的，我党建议现在是

否对此作出适当的修改。勃列日涅夫坚持２０大以来的路线不是赫鲁晓夫一个人

制定的，是苏共中央集体共同制定的正确路线，中国党提出要苏共修改它２０大

以来的路线，是不切实际的想法。"（１５）可见，即使在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时期

"，任何苏共领导人也不敢以斯大林自居，无论勃列日涅夫与赫鲁晓夫有分歧，在

反斯大林这一点上，他们是共同的。但毛泽东却把苏联的改革说成是修正主义，

随着中苏日益加剧的分歧，他越来越维护斯大林、越来越以中国的斯大林自居，

因此在中共从来没有对斯大林的独裁专制进行认真的反省，苏联体制、斯大林主

义在中国结出了它的最大恶果。不但延缓了中国民主化的进程，也使８０年代以

后的社会主义改革举步维艰。毛泽东与斯大林主义的关系，是一个迄今仍未得到

充分评估和研究的重要问题，在这方面，托派的一些议论是值得充分注意的。

王凡西简历

　　１９０７年生于浙江。

　　１９２５年在北京大学参加共产党，此后在北京、广州、武汉从事革命工作

。

　　１９２７年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期间参加托派组织。

　　１９２９年回国，在周恩来任部长的中组部任干事。

　　１９３０年被开除出党，此后全力从事中国的托洛茨基派运动，属"十月社"。

　　１９３１─１９３４年、１９３７年５─１２月两次被捕。

　　１９４９年春到香港，同年１１月到澳门，以教书和写剧本为生。

　　１９７５年到欧洲。

注释：

（１）引自《郑超麟回忆录》页２２６，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１９８９。

（２）（４）（９）《郑超麟回忆录》页１３１、２０７─２０８、２１９。

（３）《胡兰畦回忆录》页９３，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

（５）引自郭沫若：《北伐途次》，《郭沫若全集》第１３卷页１０３，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２。

（６）戴睛：《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群》页９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１９８

９。

（７）温济泽：《斗争日记》，《温济泽自述》页２１０，北京：中国青年出版

社，１９９９。

（８）（１２）张宝明、刘云飞：《陈独秀的最后十年》页１３─１４、３４６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

（１０）任建树的《陈独秀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

（１１）王思睿：《陈独秀晚年的民主思想》，长沙：《书屋》２０００年第４

期。

（１３）《温济泽自述》页１５２。

（１４）（１５）刘晓：《出使苏联八年》页２、１４２，北京：中共党史资料

出版社，北京：１９８６。

　　张国焘是中共创始人之一，长期担任党的主要领导，在工人运动、军队建设

都有重要建树。由于长征途中与毛泽东等人的分歧，由于他于１９３８年叛党，

所以他一直被视为"分裂主义"、"军阀主义"的代表。与他长期共事的徐向前元帅对

他的评价是："这人不是没有能力，但品质不好。"（１）张国焘的《我的回忆》（

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１９８１）是国内流传较广的"反面人物"的回忆录，１９

８１年就内部印行过，后来又由东方出版社正式出版，这说明它的真实性是受到

一定重视的。

　　１ 共产国际和苏联

　　１９２１年初，共产国际伊尔库次克局代表威金斯基受命来华推动共产党的

建立，在与李大钊、张国焘的会谈中，特别介绍了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的关系。

　　在他看来，苏联政府不得不与各国政府建立外交和通商关系，而共产国际却

是另外一回事，是由各国共产党共同组织起来的世界革命的大本营，……拿中俄

关系为例，苏俄政府的外交对象是北京政府，它有必要和北京建立关系，不过这

并不表示苏俄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所不喜欢的北京政府。至于共产国际要联络的

对象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苏俄政府

自然不能干预，而共产国际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上，当然予以支持。……俄国共

产党不过是共产国际的一员……不过俄共在各兄弟党中，因为是革命获得胜利的

唯一的一个，它的领袖列宁与托洛茨基又都具有极高的国际声望，所以它在共产

国际具有领导党的地位。（第一册页１１９─１２０）

　　当时的中国，除北京政府外，还有一个以广州为中心、以孙中山为领袖的国

民革命政府。

　　这样，当时在中国的苏联人，实际上有三种，一是苏俄政府驻华（北京政府

）外交人员；二是苏俄党和政府驻国民党（广州）的代表；三是共产国际驻中共

（上海）的代表。与中共发生关系的主要是后两种人，由于身分不同，他们之间

观点也就不尽相同。由于２０年代到３０年代，苏共党内斗争频仍，领导人对中

国革命的看法也不一致，带到中国的莫斯科指令也就前后矛盾。但总的规律是，

共产国际越来越受苏联政府的外交部政策的制约。

　　比如，１９２１─１９２３年８月任共产国际代表的马林，"一方面奉了第三

国际命令指导幼稚的中国共产党，另一方面奉了苏联外交部命令同中国民主领袖

联络"。"当时俄国外交利益、需要中国有个像土耳其基玛尔那样的政府，因需要第

三国际及其中国支部努力促成这个政府的存在。"（２）所以尽管中共内部反对国

共合作的意见不少，但马林仍以共产国际的命令而在党的三大上予以通过。

　　大革命时期对国共两党影响很大的鲍罗庭是苏俄党和政府驻广州（即国民党

）的代表，时间是１９２３年９月到１９２７年。由于他的能量，能够强烈影响

北伐前的广东区委和北伐后的集中于武汉的中共主要领导，因此扮演了中共导师

的角色。他要执行苏联党和政府的使命，要中共无条件地维持国共合作。因此在

促进国共合作上比谁的贡献都大，对大革命的失败责任也最大。

　　２ 党内男女

　　革命与性的关系应当是革命史研究的问题之。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时，１２名

代表之一陈公博"带着他的漂亮妻子住在大东旅社，终日忙于私事，对于大会的一

切似乎不甚关心。"（第一册页１３６）他也许把参加党的成立大会当作是一次旅

游。第一次代表大会后，由于陈独秀远在广东，周佛海暂代陈任党的总书记。万

事开头难，但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之一却没有全身降地投身革命：周本是一个有

家庭的人，又在上海与其同乡商界某闻人的女公子闹恋爱，女方的父亲找上门来

。张国焘介绍："他的同志多认为他身负重责，竟卷入这样的恋爱纠纷里，对党对

个人都不是一件好事。而且那位杨小姐富家闺阁气味很重，与信仰社会主义的青

年的生活方式很不适合"。（第一册页１５５）张国焘猜测，一方面由于周与那个

富商家庭来往日益密切，另一方面不满意党内同志对其恋爱采取过分严峻的态度

，终至于革命热情消失，最后成为汪伪政权的一员。

　　如果说在向往革命的同时还追求性的满足是陈、周后来转向的契机之一的话

，那么，坚定的革命者也并不拒绝性。郑超麟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专门有一章叫

《恋爱与革命》，叙写革命者的恋爱形态。一个要砸碎旧世界的革命者，是不可

能在恋爱婚姻上循蹈规矩的。一般来说，私生活不妨碍政治生涯，无法无天的革

命也应当在个人生活中有所体现。但当革命成为一种有组织的行为时，与性满足

俱生的个人主义则成为革命的天敌。

　　１９２５年１月的"四大"，选出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张国焘、彭述之五

人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即常委会），时任彭述之秘书的郑超麟记得："主席团大

约每星期开一次会，讨论大大小小问题，从组织国民政府问题到同志恋爱纠纷。"

（３）同志间的恋爱也要拿到中央常委会上讨论，这是因为恋爱可能发生在党的

领导人之间。１９２６年初，中共中央在蔡和森寓所开会。

　　在会上，蔡和森太太向警予首先报告在其丈夫蔡和森离沪期间，她与彭述之

发生了恋爱，其经过情形已在和森返沪的当天，就向他坦率说明了。她表明她陷

于痛苦的境地，因为她与和森共患难多年，彼此互相敬爱，现在仍然爱他，不愿

使和森受到创伤；但同时对彭述之也发生了不能抑制的感情，因为他的风趣确是

动人的。她要求中央准她离沪，派她到莫斯科去进修。……经过一度沉默后，陈

独秀先生开始赞许蔡向的结合，表示不愿见他们因此而离异。继而他批评彭述之

不能自我节制，有伤同志的亲爱关系。他准许向警予的请求。（第二册页９２─

９３）

　　中央常委开会讨论男女关系，当然是非同寻常的，这首先是由蔡、向、彭三

人的地位所决定的。男女之情是人之常情，但革命党的中枢在男女问题上闹纠纷

，至少说明革命党也与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尽管在党内，彭述之有"孔夫子"之称

，向警予有"老祖母"之称。共产党在男女私生活问题上究竟有什么规定和策略，是

迄今仍未得到讨论的话题。

　　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４日，针对陆定一夫人严慰冰说林彪夫人叶群"生活作风"不

好的匿名信，林彪特意在中央会议上作证：叶群在我结婚时，是纯洁的处女，婚

后一贯正派。

　　３ 两次转折

　　中国革命思想导源于自强的要求，但革命的首要目标是对内夺权而不是对外

反抗，革命人物多以为通过内部革命转换政治制度，列强侵略是可以被遏止的。

中国共产党一向认为社会革命是它的主要任务，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只是一

个附带的要求。（第一册页２０８）

　　但在１９２１年年底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劳苦人民大会上，反帝国主义是应

该立即开始的主要活动的目标确立了，这是党史上一个远远没有得到充分估计的

转向。第一，只有反帝国主义这个主题确定之后，中共才真正赞成"全世界无产者

联合起来"的口号，只有反帝国主义才可能为全世界无产者所赞同，也只有这样，

中国革命才能成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第二，既然是反帝国主义，国共两党才有

合作的前年，联合阵线才可能形成。抗战后国共两党二度合作也由此获得基础。

　　１９２２年６月党的"二大"接受了莫斯科的主张，"从此，中共也由一个共产

主义研究性质的团体进入政治活动的性质。"（第一册页２０９）不过，"二大"特

别是"二届二中全会"是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压力下作出国共合作的政策的，中共

党内不赞成者居多，马林因此严厉批评了张国焘。真正的转向是１９２３年"二

七"罢工失败以后。本来中共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在北方发动工人运动，"中共是

以北方铁路工人运动起家的。"（第一册页２２１）"二 七"事件后，中共意识到在

北方已难有作为，反对国共合作的张再也没有工人运动的实力基础向马林叫板。"

二大路线"因此被真正认同，从此工作重心转向南方的上海、广州等地，主要任务

是与国民党合作，莫斯科派驻国民党的顾问鲍罗庭及中共广东区委的重要性开始

突出。

　　这一转向又暗含了第二次转折。国共合作完成了北伐，但国民党不感谢，１

９２７年蒋介石的清共，共产党被迫转向武装革命和暴力革命，由此建立了红军

，走上以枪杆子夺取政权这一历代农民起义的老路。

　　第一次转向是社会革命向政治革命转折。共产党人要经历一次变化："我的同

志多数是些初出茅庐的书生，脑海中总有些乌托邦思想和无政府观点。他们瞧不

起实政治，甚至认为不够清洁或者充满罪恶，也不喜欢纪律、严密组织、思想行

动一致这类东西。"（第一册页２１４）

　　第二次是政治革命向武装夺权的转折，结果是推翻国民党单独掌权。

　　４ 另立中央

　　张在党史以分裂主义著名。从他的回忆可以看出，共产党在二、三十年代经

历过不止一次的分裂。也许正因为见过了分裂，所以他才敢于在１９３５年另立

中央，后来又悄然撤销，也许他觉得这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

　　比较重要的一次是大革命时期。在思想路线上，当时的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指

令，"全党一致采取'国民革命'的路线。这个路线具体说来就是：先把有名无实的中

国民主政党（国民党）充实起来，拥护它夺得全国政权，然后在它的统治底下准

备我们自己的革命，推翻它，而取得政权。"（４）共产国际真正看重的是第一阶

段陈独秀等人则把重心放在第一阶段上。

　　早期党的干部主要是"莫斯科派"，即１９２４年前后从莫斯科回来的人，如彭

述之、陈延年、赵世炎、尹宽、王若飞。但１９２５年四大以后，莫斯科派发生

了分化。从１９２３年到１９２７年，共产党的组织除中共中央外，广东区委最

为重要。广东区委的书记一度是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另外还有谭平山、周恩来

等，他们得到在广州的苏俄顾问鲍罗廷的支持，鲍"不仅直接领导了南方区委的工

作，不理会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意见，而且企图支配共产党全国的工作，至少是全

国的'国民革命运动'的工作。"（５）广东区委常有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味道。"每逢

鲍罗廷和陈独秀之间严重争执时，以陈延年为首的南方干部总是站在鲍罗廷方面

的。如此，以陈延年为首的南方莫斯科派，便独树一帜了。"（６）他们认为中央

只会说"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不懂得政治的现实主义"。由于鲍罗廷的权威，

广东的意见胜过上海中央（包括上海区委北方区委及其他各省）的意见，这是陈

独秀后来被共产国际抛弃的前因之一。

　　第二次是１９３１年四中全会上，何孟雄等老干部反对莫斯科回来的王明等

人，会后在东方宾馆开会时被捕。"罗章龙等同志对于何孟雄等的被捕，发生极大

误会。竟认为是由于陈绍禹的告密而遭暗害。"（第二册页４６０）发表反党言论

另立中央。

　　第三次是１９３５年张国焘的另立中央。其实，张此前即有过类似行为。１

９２８年２月下旬，因不同意瞿秋白的盲动政策，张向瞿"摊牌"："如果再不停止

这种断送中共命脉的暴动政策，我将另行组织一个工农党，来挽救目前的危机。"

（第二册页３５４）不久又向提出陈独秀这个建议："这个党仍以原有的同志为基

础，扩大其政纲要点仍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实现土地革命，但不再是共产国际的一

个支部，……而只是国际主义下的友党。"（第二册页３６５）同年５月，因为共

产国际已有纠正随便暴动的政策并邀张到莫斯科参加"六大"而作罢。

　　５ 是"１９０５"还是"１９１７"

　　１９２４年年底，中央就国共合作问题召开扩大会议，会后陈独秀告诉张：

　　前几天吴稚晖曾来造访，慎重其事的问他，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大约在甚么时

候可以成功，他答以大约需要三十年。

　　吴稚晖听了这句话，惊骇的说："那么，国民党的寿命只有三十年了！"吴说他

所主张的无政府主义革命，是五百年以后的事，因此无政府主义者与国共两党都

无现实的利害冲突。他向吴稚晖解释，所谓中共所领导的革命三十年后可望成功

，并不等于说三十年后国民党就会寿终正寝。但吴对这种解释仍表不满。（第一

册页３３１）

　　１９２２年党的二大确定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策略，第一步是民主革命，

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它们分别相当于俄国的１９０５年"二月革命"和１９１７

年的"十月革命"。但列宁的创举又表明，只要有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帮助和本国共

产主义先锋队的领导，落后的东方国家可以通过非资本主义的方式直接过渡到共

产主义。由于中共受共产国际（苏俄）领导，中共党内对革命步骤的理解就始终

接受了１９１７年革命的想象。１９２３年的"三大"上，陈独秀、毛泽东等占上风

的意见认为，目前中国离资本主义尚远，必须发展一段资本主义，现阶段革命的

胜利多半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充其量只能获得部分政权。这就是陈独秀

说"３０"年的意思。

　　但也是在这次会议上，张国焘、蔡和森认为无论社会发展程度如何，无产阶

级已经到了可以夺权的阶段，中国无需经过１９０５年的革命就可以进入１９１

７年的十月革命。

　　纯理论的争论意义不大，究竟多少年可以革命取决于力量对比：１９２５年

国共合作后，共产党的力量、特别是在掌握群众运动上发展迅速，于是党的"四大"

上张国焘等人的主张占了上风，它强调中国革命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

革命，而是无产阶级的有力参与并取得领导的社会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１９２６年蒋介石发动的"三 二０事件"发生，共产党人被赶出国民党中央，

陈独秀等人因此怀疑"四大"决议，认为它忽视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根据资产阶

级已经占据了国民革命的主导地位的事实，即使国民革命成功，中国革命也到不

了俄国的１９１７年，向资产阶级夺权的问题还提不上日程，"中国的资本主义必

然要发展起来。"

　　列宁主义的共产国际不同意这个判断。１９２６年年底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

七次扩大全会的决议中，断定中国民主革命未必会导致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理由是中国革命发生在资本主义没落的时期，它的目标只能是无产阶级、农民和

其他被剥削阶级的民主主义专政的国家。斯大林认为１９２７年的失败不是俄国

１９０５年的失败，而是１９１７年７月的失败。所以由他派到中国来的罗明那

滋就提出"无间断的革命"的口号。毛泽东后来说："中国客观上早已经到了１９１

７年，但从前总以为这是１９０５年，这是以前极大的错误。"这一认识导致此后

极左的政策：以中心城市为目标的武装暴动，担负民主革命和社会革命双重任务

的集权制的"苏维埃"制度的建立。

　　过去的合作者成为今天的敌人，那么多阶级的统一战线转变为工农民主专政

、国民革命转变成土地革命就是顺理成章的，这在形式上，确实与俄国１９１７

年相似。但土地革命并不就是社会革命，工农民主专政也并不是无产阶级专政，

现实的中国还不是１９１７年的俄国。１９２８年党的"六大"上，布哈林纠正了罗

明那滋的说法，强调中国革命只相当于俄国的１９０５年。但布哈林当时正遭受

斯大林的攻击，他的讲话精神并没有写进六大政治决议，中共国内的宣传仍认为

两次革命之间没有万里长城，这就为李立三的中国革命必须迅速从１９０５年转

变为１９１７年的观点提供了可能。李立三的失败唤醒了斯大林，共产国际制定

了十多个中国苏维埃政策的文件，既承认中国革命包含着某些社会主义革命的步

骤，又指出物质与经济的条件决定了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过程必然是漫长的，革

命后的中国需要一个过渡时期。这就是后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雏形。

　　６ 革命者与亲属

　　１９２７年春夏之间，农民运动的热烈和放手举世震惊。"四 一二政变"后，

武汉国民政府（由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领导）的军事支持者主要是唐生智和张发

奎。唐部军官多系湘藉，"因为家属受到农运的打击，对农运乃产生反感"（第二册

页２２１）以至于鲍罗廷不得不"主张中共应更加约束工农运动的过激行动"。（第

二册页２００）并特别强调"农运和土地革命应不侵犯革命军人家属及其土地财产

为前提。"（第二册二页２２１）这在策略上是正确的，但"有的因身为军官，有钱

有势，便在乡村买田置地，成为暴发的地主。有的军官的亲属，因为家中有人带

兵，也就倚势在乡村中作威作福。所谓'国民革命军，士兵多数是农民，军官多数

是地主'这句当时在武汉流行的话，确是切合当时的实情。"（第二册页２２１）如

果鲍罗廷的建议得到实施，"如果将军人家属算在土豪劣绅以外，而且又采用广义

的解释，则在湖南就根本没有土豪劣绅可以反对了。尤其重要的是有些军人家属

已经被农协侵犯了，要想补救更为棘手。农协的负责人觉得如果一一翻案，农协

将要垮台。"（页２２１─２２２）

　　这是一个死结：打土豪遭到革命军官的反对，不打土豪革命又无从落实。武

汉国民政府后来也效仿蒋介石"分共"，原因之一是它赖以生存的军官多系湘籍人，

农民运动的"过火"对他们刺激很大。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之所以一直搞不了土改，可

能也与此相关。

　　但共产党人没有这个麻烦，它的教义要求革命者大公无私、大义灭亲，许多

革命者也真正做到了。

　　１９２６─１９２７年，湖南农民运动如火一样展开。１９２７年１月，时

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主委的李立三的父亲来到武汉：

　　他不否认他是逃到武汉来避难的。他也表示他愿跟着他儿子的主张走，不反

对农协会的一切。不久，他拿着儿子亲笔致湖南负责同志的信，担保这位老人不

会有反对农协的态度和行为。高高兴兴地回湖南去了，不料后来消息传来，李立

三的保证并无任何效力，这位老人仍被他本乡的农协"乱干"掉了。……这不特显示

出中共湖南区委会对于农协控制力的薄弱，也证明反土豪劣绅的风气已到了疯狂

的程度。（第二册页２１７）

　　当时领导湖南党和农运的是毛泽东。

　　王明也有大义灭亲的举措。他的叔父陈云溪原为地方保安团长，１９４９年

９月投降中共军队，不久又因两支枪没有交而被捕，因为他与王明的关系，且又

是主动投降，地方不敢做主，金赛县、皖北行署、华东军政委员会，层层上报直

至王明，王批了"依法处理"四字，陈云溪不久被处决。（７）

　　１９４９年以后的广东土改中，中共农民运动的领袖彭湃的母亲被斗；１９

５２年广东反地方主义的运动中，彭的儿子被害死。（８）

　　毛泽东为革命牺牲了六位亲人的事迹早已家喻户晓，不过他们都是被真正的

敌人害死的。毛的子女们终于享受到革命的成果：被他称为"疯了"的毛岸青退休前

是总参作战部副部长，他的女儿李呐做到北京市委书记（实为副书记，正书记当

时叫第一书记）。

　　７ 陈独秀的"右倾路线"

　　１９２７年７月１５日，汪精卫领导的武汉政府实行"分共"，大革命正式失败

。在此前后，鲍罗庭约瞿秋白赴庐山密谈。除确定由瞿代替陈独秀外，谁要替大

革命失败负责也是话题之一。瞿告诉张：

　　中共一切，虽然事实上是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但不能让共产国际担这

个失败的责任，因为莫斯科威信的丧失，将会影响世界革命，也会助长托洛茨基

派攻击斯大林的气焰，更会使中共党员不信任共产国际的领导。为了使共产国际

今后能够领导世界革命，中共中央只有挺身出来负担起这个责任，才是避重就轻

的办法。

　　瞿秋白更具体地表示，如果这一责任要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来担负，中央

的领导就会破产，损失也太大了。陈独秀在这次失败中，原有重大过失；现在又

采取了不正确的消极态度，那我们不如把全部的失败责任，推在他一人身上。（

第二册页２７４）

　　共产党是一个不断犯错误又能够自己纠正错误的党，纠正错误的主要方法就

是把错误归结为某个人的"错误路线"。对于某一具体领导人来说，什么错误都不要

紧，最怕的就是"路线错误"，一旦上升到这个高度，就意味着他要某一时期的重大

失误负责。

　　事实上，陈独秀对共产国际的"路线"一直是怀疑并有抵制的："共产国际指责

他'右倾'，也是不公平的。因为那时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政策比陈所主张的还要右倾

些。陈先生以较现实的观点出发，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力量薄弱，中共在国民革命

中一时不易起领导作用，这是事实。但他从不认为中共加入了国民党就可以增加

中共力量，扩大中共的活动阵地；反之他认为这是中共方面的一种牺牲，而且也

常以引起国共两党的纠纷为虑。他主要为了尊重共产国际的领导，才接受加入国

民党这一政策。"（第一册页３００─３０１）同时，"陈独秀先生是首先注意农民

问题的人。"（第二册页２１０）他支持农民运动，反对与国民党的合作。但共产

国际一经决定，陈的正确主张都被抹杀。

　　陈独秀 ─ 瞿秋白 ─ 李立三 ─ 王明，每一个领导人都被后继者认为是犯

了"路线错误"。这就奇怪了，一个犯了"路线错误"的人，对前任的批判会是恰当的

吗？从逻辑上讲，反反得正，既王明断定李立三犯了错误，那么被李立三批判的

瞿秋白就应当是正确的。但党史却不遵循这种推论，原因不是中共不讲逻辑，而

是因为对所有领导人的判决是由共产国际定下的，中共领导人不过是宣读一下。

　　后来的毛泽东是不唯国际的马首是瞻的，而且他还剩国际解散之机清算了国

际宠儿王明。但１９４５年写党史，他对陈、瞿、李的评论还是承续了瞿、李、

王，没有表现出自己的独创性，这倒是一个谜。

　　８ 黄金也不济事

　　１９３１年３月，中央收到赣西南少共区委控告毛泽东利用肃清ＡＢ团的名

义，杀害大批同志的文件。中央常会开会研究此事，首先由少共中央书记秦邦宪

报告此事经过。

　　他说明：一、据赣南少共区委来人的口头报告，与文件内容是一致的，不过

有些补充；二、这个来人系赣西南少共区委委员，曾来过上海数次，少共中央的

同志们都认为这位同志可以信赖，这次他还带了几十两金子和其他文件来；……

（第二册页４８４）

　　赣西南派往中央的是省行委常委、团特委书记段良弼。因为毛派李韶九等人

大批抓捕、处决江西省行委和赣西南红２０军中的"ＡＢ团"，１９３０年１２月１

２日"富田事变"爆发，红９０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等人把部队带到赣江以西脱离毛

的控制后，第一件事就是派段良弼代表江西省行委携二百斤黄金（实际带到上海

中央的只有几十两）向中央汇报，请中央裁决。

　　江西省行委当然有充分的事实证明毛对赣西南地方的虐杀，但来中央汇报的

同时带来几十两金子增强了可信性。那时中央机关的活动经费一是靠共产国际的

提供，二是靠各根据地打土豪时没收的黄金。不能说赣西南少共想用这笔黄金"疏

通中央"，但有了它肯定比没有它好。共产党人实际并不讳言经济利益，地下活动

尤其需要金钱的支持。当时中央常委会由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三人组成，在

段到中央之前，他们已根据其他信息，在２月１３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作出停止争

论一致向敌人作战的决定，采取了限制毛的组织措施。不过２月２３日之后，中

央又推翻了此前的决定，支持毛及其"肃ＡＢ团"。（９）

　　具体原因尚待考察，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赣西南不知道此时中央领导

人已经发生变动。赣西南地方与毛泽东的分歧之一，是前者执行了立三路线而后

者有所抵制。但在江西省行委给中央的几个报告中，全面地尽其所能地阐述了他

们同毛泽东的"十个争论的问题"，"千方百计地给毛泽东罗织了反立三中央的罪名

。毛泽东因祸得福，王明上台后的中央，从此更知道毛泽东和总前委抵制了立三

路线。因而，在肃ＡＢ团和富田事变问题上更相信毛泽东和总前委的意见。"政治

局会议认为"段等所说毛的罪状，是不能成立的。"（１０）

　　９ 日本与中共

　　中共人士进入苏联一般从东北出入境。从２０年代开始，日本人在东北的势

力日益强大。１９３１年１月张国焘回国时，发现各个车站几乎都布满了日本暗

探。在大连上船后，"一个日本暗探竟麻烦了我们约两个钟头。不知怎样，他似知

道了不少我们的旅行经过，尤其是对于我们在国际列车上坐头等，而此时竟改坐

统舱的事，表示奇怪。……他拿着我们的护照，详细检视，似对护照的真实性有

些怀疑。最后，他跟我讲：在大连和日本的船上，你们是安全的，放心好了，可

是你们在上海上岸时，得特别留心！"

　　我觉得在大连和日本船上不会有危险的那句话，大致不会是假的。我想起以

往瞿秋白周恩来等路经大连时，都曾被日本侦探提出他们的真姓名，但结果并未

引起麻烦而获释放了。……日本侵略者的作法，一向是乐于看见中国各派互相残

杀。（第二册页４５７）

　　颠覆一个国家的最好办法是向这个国家输入革命党，日本人在这方面特别有

经验，康有为等人的变法、孙中山国民的革命等，都得到过日本的支持。第一次

世界大战正难分难解的１９１７年４月，德国政府用"享有治外法权"的火车把列宁

等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送回俄国，不久，列宁等人发动"十月革命"，宣布退出战争，

并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 ─ 立托夫斯克条约》，把波罗的海地区、波兰和乌克

兰割让给德国。

　　当然，与这一切比较起来，日本对中共革命的最大帮助，是它发动的侵华战

争促成"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与中共合作抗日，"抗日不仅解救了中共的厄运，

还给予它自由向前发展的机会。"（第三册页３４１）使中共得已积累起后来与国

民党较量的资本。

　　１０ 反省还是辩护？

　　鄂豫皖苏区的肃反相当残酷，曾中生、许继慎等高级将领都死于非命，张国

焘理应对此负责。尽管张没有反省自己的责任，但却对"肃反"扩大化问题有所反省

，并特别以毛泽东在江西"打ＡＢ团"为例："江西苏区自富田事变开始肃反起，历

次进行都不免失之苛严，几乎酿成能发不能收的局面。当时周恩来等到达苏区后

，曾批评毛泽东在肃反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第三册页１０７）但即使如此张

也承认："但是在执行时，也发生了若干偏差，如倚轻倚重的判决，甚至刑讯逼供

。我们没有能一一纠正过来，这不仅与中国的落后环境，有其不可分离的关系；

也是中共宁左勿右的观念，起着重大作用之故。"（第三册页１０８）

　　落后环境、极左观念，这两条确实抓住了党内斗争的关键，后来毛泽东批评

王明路线时也提到宁左勿右的观念。由于张、毛在肃反上从不手软，他们的反省

很有点接近为自己辩护：环境落后当然不能由个人负责，极左观念不也可以原谅

？客观原因加认识上的偏差成为党总结教训的模式，根据是权威的：历史唯物主

义要求从一定的社会条件而不应当从个人动机与行为上寻找错误的根源。于是，"

肃反"也好，"错误"也好，都成为没有具体的人要为之负责的"历史错误"。然而，

那些被错杀的干部战士，那一条条生命，是不是就可以因此而冥目安息？中国革

命不可能摆脱左的观念，即使它的领导人有所认识、有所反省，因为他们不想找

出要为之负责的人，甚至根本就不认为滥杀无辜是犯罪。因为杀人并不影响胜利

。１９３２年年底四方面军入川后，仅两年多时期就由一万五千人发展到八万多

人，而这时也正是张国焘杀人最多的时候，"七十三师到四川后因为失掉了甑子垭

阵地，就以肃反手段离几百人。其中二一八团排以上干部大部捉完。高级干部如

原川陕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旷继勋、方面军参谋主任舒玉章、原军委经理部主任

余笃三也被杀害。"（１１）１９３２─１９３５年，是四方面军最辉煌的时期，

能说"肃反"破坏革命吗？

　　所以，理论认识是一回事，实际行动又是另一回事。张是"五四"学生领袖之一

，属于党内的知识分子，但在他领导的根据地和红军内部，知识分子的命运非常

糟糕。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康克清随朱德一起随四方面军行动，康克清发现在四

方面军："只要你胸前插上一支钢笔（那时我们还是能插上一支钢笔的），就被视

为知识分子，就有遭到迫害的可能。如果戴上一副眼镜，那就更糟。"（１２）在

这样的气氛下，四方面军一些有文化的人也假装是文盲。

　　１１ 苏维埃的命运

　　按照党内斗争的定性，张国焘被认为是右倾逃跑主义。在当时的中央看来，

无论是四方面军１９３２年８月被迫撤离鄂豫皖苏区，还是进入四川后抛弃"苏维

埃"，都是右。但前者不符合事实（１３），后者恰恰证明张能从实践中矫正教条

。

　　放弃"苏维埃运动"的口号，基于对鄂豫皖失败的反省。

　　 苏维埃的基础过于窄隘，土地革命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威力。事实证明，

目前的土地革命并不足以壮大红军，不过使红军得到暂时的、局部的胜利，鼓舞

为数甚少的农民起来分配土地而已。苏维埃运动的致命弱点，是不能与全国反帝

和反日联系起来，而被孤立在偏僻的乡村之中，失去了与各大城市广大知识分子

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系。（第三册页１７６─１７７）

　　入川以后，张打出了"四川人民政府"的旗号，制定了与极左的苏维埃运动不同

的"入川纲领"，由此与中央发生分歧。虽然张后来作了让步，但因此而成为他的一

条罪状。

　　"苏维埃运动"是斯大林强加给中共的极左政策。与中国现实有很大距离，比如

在鄂豫皖苏区："这个区域的人们大多不知什么是苏维埃政府，他们的了解是相当

可笑的。""有的说苏维埃政论府是共产国际创立起来的，总机关在莫斯科，中国的

总机关在江西，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只是一个分机关。更可笑的，当我和一些普

通同志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有的猜测着说：'苏维埃就是苏兆征的别号，苏兆征

是广州暴动中苏维埃政府主席，因而我们的政府是苏兆征的别号来命名。'另一位

则反驳说：'苏兆征同志已以死了，鄂豫皖乃苏兆征的儿子。皇帝死了，便由儿子

继承；现在我们的苏兆征主席死了，也由他的儿子"苏维埃"继承，因此我们的政府

叫做苏维埃政府。'"（第三册页８４─８５）

　　在江西苏区，群众也普遍不知苏维埃为何物，很多人称之为"苏先生"。在闽西

，因为类似的误会，还酿成了一起恐怖的"肃社"。１９３１年１月，闽西苏区召开

纪念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和列宁的大会，因为缺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常识，红

二十军吴拙哉等十几个人激动地喊了"拥护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万岁"的口号。闽

西苏维埃政府由此断定闽西出现了社会民主党改组派、第三党的活动，在江西苏

区"肃ＡＢ团"的启示下，大肆捕杀"社党分子"，其间还发生了与"富田事变"一样的

"坑口事变"。

　　张到鄂豫皖后，已经作了一些变通，入川后，更想放弃"苏维埃"这张皮，收到

了一定效果，后来在中央的压力下又建立"苏维埃政府"，但其实际政策已明显收敛

。当中央批评张时，他们也料到，１９３５年夏，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

斯大林已经放弃了"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的口号，代之以"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而中共到延安后不久，也放弃了苏维埃运动的理论和实践。张在这个问题上的探

索，表明他较早就对极左的做法产生怀疑。

　　据瞿秋白１９３０年９月在六届三中全会上所作的结论性的报告，张早在１

９２８、１９２９年之交就认为"中国革命的新高涨已经推迟了"，可见他放弃"苏

维埃"运动有相当的思想基础。但２０年代末到３０年代初，党内左焰狂热，所以

无论是瞿秋白、李立三还是王明都因此把张视为"右倾"，毛泽东实际上对此亦有体

会，但为了打倒张国焘，他自然也不愿为张正名。

　　１２ 时机

　　一、四方面军的分裂，争夺领导权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对过去路线的

检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等人主要批评博古、李德等人的军事路线，没有触动

政治路线。这样做的原因，一是逃命期间，军事第一，没有从容的时间和环境争

论党内的是非得失；另一方面，也是团结博古等人，在形式上维持中央的统一。

后来的发展表明，毛的这一策略是极其重要的，为此后不久毛与国际派一起对付

张国焘奠定了基础。

　　但张国焘显然不具备这一政治家的深谋远虑。两军会师后不久就要讨论政治

问题，毛儿盖会议上：

　　我指出这次会议，也许不宜冒然肯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或是错误的，

但苏维埃运动不是胜利了，而是失败了，却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现在所有的苏区

都丧失了，红军遭受重大的损失，我们退到了藏族地区，这些失败的事实是无法

否定的。至于苏维埃运动遭受挫折的原因，既不能说成是敌人的飞机大炮厉害，

了也不能当作是我们军事上的失算，我认为，主要还是这一运动不合时宜，没有

为广大群众所接受。遵义会议中央政治路线正确，却说军事路线错了，这似乎有

是果为因。（第三册页２５８）

　　会师之后，军事优势在张，以八万雄兵对几千残兵，毛居劣势；但毛背后或

者说手中有中央，政治优势在毛。张受过共产主义多年教育，且有一定君子之风

，不能完全置中央于不顾。但无论他是过于急切地纠正极左路线以利于党的大业

，还是想借此削弱中央权威，总之此论一出，博古、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

人都不会高兴，毛泽东也不会高兴。如果政治路线错了，中央自然一文不值，而

毛此时正要用中央的名义控制四方面军。

　　从后来毛泽东花了很多时间精力直至以恐怖手段批判王明路线来看，毛与张

一样认为中央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苏区丧失百分之九十、白区丧失百分之百是

毛整肃王明、博古、周恩来等人的主要根据。但在１９３５年１０月，毛在军内

、党内的地位和力量还不足以与博古等人最后摊牌，在与张的对立中更需要王明

路线的几员大将的配合支持。张不明白这一点，客观上加强了毛的力量；博古等

人也不明白，只是到了延安后，"张闻天有点感到自身难保，一切不敢像从前那样

放肆，遇着我的时候，虽然不说甚么，但多少改采尊敬我的姿态。"（第三册页４

３０）

　　所以在苏维埃运动、王明中央的政治路线问题上，毛泽东与张并无二致，但

张提早公开了，加速了自己的覆灭。

　　１３ 政委

　　政委的作用中保证党对军队的领导：

　　中共军中的政治委员，有监督同级军官的特权，同级军官的命令，非有政治

委员的副署，不生效力，必要时，政治委员并可撤换或逮捕同级军官。但在红四

军中，军官都是同志，我们认为政治委员的监督特权，只能适用于那些非同志的

军官，因而改采同级军官与政治委员，分负军事与政治责任的平等制度。（第三

册页１１１）

　　"军官都是同志"，所以政委的权力不能凌驾于军官之上。这一说法的前提是有

的军官不是同志，即是从敌对阵营中起义、俘虏、投诚过来的。政委制来自苏联

，俄共本来没有军队，十月革命后，为了镇压白军叛乱，临时组织红军，军官大

都是沙皇时代的，所以要用政委去监督他们。中国军队的主体是起义农民，军官

也主要来自国民党军队，包括朱德、彭德怀、贺龙、叶挺、林彪、刘伯承、叶剑

英等元帅原先都不是共产党，政委制势在必须。抗战开始后，敌后的八路军收容

了大量民团、地方武装、土匪，改造他们的主要办法之一，是派驻政委。

　　政委制是中共的法宝。"贺龙那时也钦佩中共，认为中共的作法，比他过去做

土匪的作风要高明些。他认为做土匪的时候，只有一些铲富济贫，和为穷人打抱

不平的简单想法。中共有主义、有政纲，又会组织工农民众，显然有一套完整的

办法。"（第二册页３１１）这是贺龙历经磨难而始终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思想基础

。湘鄂西根据主要是贺龙开辟出来的，红二军是贺的队伍，但夏曦去后却可以乱

杀一气，搞得红二军只剩下三个半党员也在所不惜，这就是政委的权威。但尽管

夏的行径天怨人怒，政委的权威却怀疑不得。后来成立红二方面军，总指挥是贺

龙，政委是任弼时，长征中张发现"二方面军的领导人物以任弼时为重心"。（第三

册页３００）

　　１４ 警卫员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的铁腕人物项英被其警卫员所害，一般认为，这与凶手

眼红项英随身携带的黄金有关。但警卫员杀首长有时不是为了金钱。

　　长征中一、四主面军会合后，中央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找张国焘谈四方面军

建立政治保卫局工作制度的事：

　　他说政治保卫局的军中任务是严防奸细、制裁反革命反党言行及维护军纪党

纪。因此，中央政治保卫局在一方面军建立了直属中央的独立工作系统，从军师

各高级指挥部直到连队，每级都暗中派有政治保卫局人员，名义上隶属各级政治

部，实际上由中央政治保卫局指挥工作。此个对干部还实行监视制度，各级干部

的警卫员都是经过政治保卫局训练的，平时保卫长官的安全，附带监督长官的言

行，如遇长官有反动行为，警卫员得紧急制裁。邓发夸耀他的工作成绩，达成了

巩固党对军队的领导的任务，特别提到第七军军长李明瑞在江西苏区企图逃亡，

就是由他所训练并派到李明瑞身边的警卫员枪杀的。（第三册页２４２）

　　政治保卫局的任务之一，是保证中央对高级将领的控制。李明瑞原是广西绥

靖司令，１９２９年与邓小平等人发动南宁兵变，后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

１９３１年率部历尽艰辛到达江西苏区，对共产党贡献极大。但不久却被诬为改

组派首领遭到杀害。李明瑞是起义将领，很难得到充分信任，所以要派警卫去监

视。但即使是中共自己的高级干部，也要受到监控，比如给他们配秘书的就不是

组织部而是由政治保卫局演化而来的"社会部"。（１４）

　　警卫员对首长的监控是党内常见的事。１９５７年苏共中央６月会议之前，

赫鲁晓夫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等人的政治较量正趋激烈。"有一天，我们使馆

有位参赞驱车到列宁山上散步，正巧遇上卡冈诺维奇也在列宁山上散步。他看到

中国使馆的汽车和中同同志，就上前招呼。不料旁边的警卫人员很快提出要卡冈

诺维奇乘车回去。卡冈诺维奇地说，难道他连跟中国同志谈论都不可以了吗？"（

１５）

　　政治保卫局或社会部不但权力极大，生活待遇也比较好。１９３３年除夕，

红五军团参谋长陈伯钧在日记中记载："请吃饭的不下四、五起，我只参加了警备

司令部及保卫局的会餐。以保卫局的一餐为最佳。"（１６）待遇来自权力。１９

３８年６月，阎锡山晋军的军长张醒因交代康生被捕后参加托派一事而被周兴任

处长的陕甘宁边区保卫处处决，"张醒的一副翻毛皮手套和高级皮大衣随即出现在

周兴住的窑洞外的院子里。"（１７）

　　１５ 会师的策略

　　张另立中央后的主要困难一是南下发展不利；二是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而

没有国际的认可，他的中央就是非法的。１９３５年底，中共驻赤色国际代表林

育英从莫斯科回国。毛泽东、张闻天立刻想到"借助共产国际的权威"。（１８）１

２月２３日，林育英致电张，一是表彰张的做法：共产国际改变了政策，取消了"

苏维埃"和"土地革命"的口号，这使张觉得"我和四方面军的领导者内心似有先见之

明。"（第三册页２９４）二是抛出诱饵：林育英告诉他，自己奉命携带密码回国

。这使张觉得可以解决他最为苦恼的与国际的联系问题了。

　　但张之所以同意北进陕北，一个重要原因是林育英告诉他："陕北同志已同意

他的意建议，双方中央都不再以中央名义命令对方，由他暂时充当双方的联络人

。他的任务是根据这个政策，使双方行动密切配合起来。"（第三册页１９５─２

９６）张闻天也代表陕北中央致电张，表示同意，"双方各自展开新的政策活动，

俟适当时机到来，再召集党的会议，解决一切。"（同上）这使张觉得，至少可以

与陕北中央有一个平等的地位，于是他解散他的中央，改称中共西南局。

　　关于此事，另有一说。"张闻天于１月２４日发电指出，四方面国方面的党组

织可以仿效东北局例，成立西南局，直属国际代表团，暂与此间发生横的关系。

……张闻天提出的是一个既然既坚持原则（党中央为全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又

从当时出发的作出一定妥协的（党中央暂不垂直领导四方面军，而只发生平行关

系）的方案。"（１９）

　　两种说法都肯定了一个事实：为了使张放弃他成立的"中央"，毛泽东和中央作

了很大让步，这就是毛泽东说的"组织上可以让步到不一定受我们指挥。"（２０）

事实上也指挥不了：张的部队仍然远远强过中央红军。

　　后来的发展当然不会是如此。到陕北后，林育英告诉他："现在陕北方面，军

事党务仍由毛泽东张闻天分担军委会主席和书记的责任；他则任职工运动委员会

主任。目前最重要的是抗日统一战线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到了适当时期，再行召

集一次中共的扩大会议，解决党内问题。他认为这是他这个联络人应有的交代。"

（第三册页３２６）毛泽东没有以中央自称，但他行使的却是中央的权利。

　　既到了陕北就由不得张国焘了。"当时的中央政治局，似因一、四方面军间的

争执和对立已不存在，因此没有用中央政治局的名义，也没有再举行过会议。"（

第三册页３４４）政治局的名义可以不用，相关的事情仍然得有人管，毛泽东个

人便顺利地取得控制全党的权力。当四方面主力组成的西路军失败后，林育英、

张闻天许诺的"适当时机"到了，不过不是解决毛、张之争，而是毛发动的反对张国

焘的斗争会：因为此时张的部队已经在宁夏被马家军消灭得差不多了。

　　至于一心调解的林育英，此时已完成使命被调出陕北，张闻天的理由是"林育

英有些神经病"。（第三册页３５３）

　　１６ 对毛泽东的评论

　　第一次是党的一大，"毛泽东也脱不了湖南的土气，是一位较活跃的白面书生

，……他的常识相当丰富，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并不比王尽美、邓恩铭等高

明多少。他在大会前和大会中，都没有提出过具体的主张；可是他健谈好辩，在

与人闲谈的时候常爱设计陷阱，如果对方不留神而堕入其中，发生了自我矛盾的

窘迫，他便得意地笑了起来。"（第一册页１３６）善于为对手设计陷阱，确是毛

的特点。不过张这样说时，并不含有贬义。

　　事实上，张对毛有不少好的评价。比如农民运动问题。１９２３年在党的三

大上："毛泽东当时对于彭湃的这种活动也是毫无所知的。但他向大会指出，湖南

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

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这种看法，是毛泽东这个农家子

弟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第一册页２９４）

　　瞿秋白掌权时推行盲动主义，毛泽东正领导着秋收起义的部队。"由于毛泽东

的老练，能根据本身的处境，去采取行动，保全了若干实力，因而后来能成为井

冈山上的英雄。……当这些部队企图进攻平江、浏阳等县城，遭受到严重失败的

时候，毛泽东曾被批评为专凭枪杆子的军事冒险主义者。也即是不肯发动群众伯

机会主义者。当他受着敌军的压迫，向井冈山退却的时候，又被批评为不顾群众

的逃跑主义者。他也曾因此受到接二连三的处分。但他能掌握了这支约一千人部

队，建立井冈山基地，并费尽心机来应付中共中央的指摘，才没有成为盲动主义

下的牺牲品。"（第二册页３４６）

　　当然，作为毛手下的败将，张在整体上对毛评价很坏："毛泽东一生盗用共产

党的招牌，满脑都是帝王梦。他把《矛盾论》当作运用权术的字典，他成功在于

动用一切矛盾；他失败也在于玩弄矛盾。在他以下所有干部，都是他的随时任意

取舍的工具，人民在他心目中，一如草芥。"（２１）

　　赞扬和批评都比较准确的：毛的成功靠的是农民和枪杆子；毛的帝王思想他

自己也承认；矛盾是毛一生政治谋略的中心；干部当然是毛的工具。只有最后一

点，即人民在毛心目中的位置，不太好确定。从他发动大跃进的后果来看，他似

乎不怎么看重具体的人命，但说他一点不想为人民办事似乎也过头了。

　　张与毛分别掌握着中共两支最大军队，他们在长征途中发生冲突是必然的。

其实，他们的冲突是被向忠发推迟了。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决定加强苏区工作

，远东局代表曾提出派政治局常委张国焘到江西苏区任中央局书记，当时总书记

向忠发以张对苏区不熟悉、与毛过去有过一些矛盾难以合作等理由否定了。这是

向忠发的一个贡献。后来的事实是：一方面中央派到江西苏区的人都与毛合作得

不好，另一方面张到鄂豫皖中央局任书记后，把原来的主要领导如曾中生等杀掉

了。如果张、毛在一起，江西苏区、中共历史会是怎样？

　　１７ 脱党的说法

　　像张这样参与创建党、后来长期担任其领袖的人物投向国民党并发表"告国人

书"，对于号称为主义而战的共产党人似乎是惊天动地的大事。

　　如果暂不考虑张在党内斗争失败等政治因素，而从张的内在思想的"合理发展"

来看，他的脱党有两个因素。一是对革命能否解决中国问题的怀疑。１９２４年

５月，他在北京被捕，狱中思考了自己的选择：

　　我这个原想研究自然科学的青年爱国者，竟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

，没有或很少研究过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以及历史学等，而要想有惊

人建树，究竟缺乏准备，单凭热忱，是不够的。所以还是把自己的雄心抑制一些

好。在中国如何实现共产主义，我始终想不出个头绪来。至于对国民革命或民主

共和国，我倒有过不少设想，认为有显著成就，需要一个历史时期，甚至超过陈

独秀所说的'３０年'也未可知。我的怀疑多半根源于'革命'这个概念。我已像以前那

样迷信革命，转而认为革命是非常手段，并不能解决众多的社会问题，而且革命

还会产生一些不良的副产品。我回味我所知道的苏俄革命，孙中山所领导的中国

革命，中共的长成和马林等人对我的争斗等等，自觉已能有更深的了解。对'一致'

、'组织'、'权力'、'领导'、'政党'乃至'革命'本身等等这些要领的理论和实际，也发现

它们的正反面，有时会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有时会是毁灭人类建树的魔火。

我也了解马林对我使用的种种手段，在共产党内发生，是毫不奇怪的。（第一册

页３５７）

　　这一段反省相当重要。第一，从自然实学转向革命，与瞿秋白从文艺转向革

命相同，但他们对科学和文艺只是一知半解，不可能在这些方面有所建树。选择

革命有无可奈何之意。而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革命，又显然可见时代的压力，

革命是时代的主题。第二，张对实现共产主义没有头绪，对国民革命却有设想，

是他后来投向国民党的心理起源。第三，革命是非常手段，早年的毛泽东、后期

的陈独秀和瞿秋白也有类似认识，共产党人对革命的危害性是有所认识的，甚至

正是因为有此认识，行动起来反而没有顾忌：革命本来就不是绣花么！特别要指

出的是，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都是五四时期都在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民

主自由等思想没有因残酷的革命斗争而完全褪色。可能也正因此，他们都逐出革

命队伍。

　　另一个因素是民族主义。张是"五四"运动的领袖之一，民族主义也是他思想的

底色之一，１９２５年"五卅运动"再度唤醒了这一点："也许有人只知道五卅运动

的蓝图，是中共所预拟的，但我却认为民族主义的影响，即对中共本身来说，也

是超过一切的，而在我的亲身经历中，五卅运动的民族情绪，其感人之深，尤胜

于当年的五四运动。"（第二册页３０）这不是虚的，此后张一反原来反对国共合

作转为积极开展合作工作，以至于被认为是由"极左"转向"极右"。１９３８年张脱

党后发表的《告国人书》中，主要理由就是在"国家民族至上"的时期，毛泽东等人

"独立自主，别立门户，不以国家民族为重"（第三册页４４０）

　　１８ 惊人的预言

　　从总书记（向忠发）到政治局常委（卢福坦），从总司令部代总参谋长（龚

楚）到抗大副校长（何畏），党内军内高级干部当的叛徒并不少。但只有张国焘

与林彪两个叛徒最为突出，因为他们都有雄厚的资本和显赫的功勋。

　　最有意思的是，在他们成为叛徒之前，都有人作过预言：

　　１９６６年，陈毅针对林彪说说：他不当叛徒，我不姓陈。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２８日至２４日，延安召开批判张国焘的党的活动分子大

会。张闻天在会上说：不改正自己的错误，坚持自己的错误，结果必然大会走到

叛徒的道路上去。（２２）此前，１９３５年９月１２日的俄界会议上，张闻天

就预言张的"右倾分裂主义"的"前途必然是组织第二党"。

　　预言张国焘当叛徒是有依据的，因为当时国共争雄，张既在共产党内挨批，

转向国民党是党内一部分失意者或被捕者的惯例。而且当时尚未进行延安整风，

毛泽东还没有能把中共管治的区域控制得铁桶一样。只是在延安整风之后，中共

的叛徒才大为减少。

　　但林彪当叛徒确实难以预料。张国焘之后，党内斗争的失败者已没有当叛徒

的风气，高岗自杀；彭德怀至少一度指望有一天能平反；刘少奇至死还寄望于历

史还他的清白。这是因为共产党已经成为执政党，即使有人想当叛徒，在国内也

已没有投降的对象。要做叛徒只能叛国，而像林彪这样的大国副统帅叛国的现象

全世界罕见。陈毅究竟根据什么预言林彪会当叛徒，不得而知。后人只会慨叹林

彪真是太不争气了。

　　１９ 幸运

　　党的几个大叛徒中，向忠发被国民党所杀，卢福坦被共产党枪杀，林彪折戟

沉沙被烧死。比较而言，张的结局是最好的。尽管延安的批张大会上义愤填膺口

号震天，四方面军有不少人或终生受压或被秘密杀害。（２３）但张本人始终是

安全的。

　　１９３８年张国焘逃到武汉后，周恩来找到他，代表中央向张宣布三种出路

：一，改正错误，回党中工作（这是我们最希望的）；二，向党请假，暂时休息

一时期；三，自动声明脱党，党宣布开除的党藉。（第三册页４３２），另参见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２４）张选择的是第三条，中央也与之配合。

　　这样一个大叛徒也可以选择自己的出路，这在后来是不可能的。即使从触犯

毛个人来说，彭德怀、刘少奇都没法与张比，但其结局都是屈死监中。原因之一

，可能是１９３８年张国焘事件之前，毛还没有通过整风审干建立自己的绝对权

威，党内高层还有一定程度的民主。在毛彻底掌握了全党之后，任何一个"机会主

义路线的头子"都没有权利和中央达成类似张这样的协议了。这是张国焘的幸运。

　　原因之二，四方面军虽然大部阵亡，但仍有一批将士生存下来，此时正活跃

在抗日前线，张作为他们的领袖还有一种象征意义。如果从肉体上消灭张，会引

起四方面军将士的严重不安。相反，同意张"脱党"，正可以教育四方面的将领：长

征中一、四方面军分裂的责任在张；几年来批判批判张国焘的运动是正确的。不

管四方面军将士曾经对中央有什么怨言和不满，他们也不会对"叛徒"有什么同情。

可以说，张的叛逃，帮助了毛泽东彻底收服原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所以不但张

的生命没有危险，毛还让他的妻子杨子烈离开延安与之会合。如此说来，张没有

任何理由说毛不够朋友，毛也没有任何理由要打死这个叛徒。双方各得其所。

　　张国焘简历

　　１８９７年生于江西萍乡县上粟市（北乡）。

　　１９１９年参加"五四运动"，是北京大学学生领袖之一。

　　１９２０年参与筹备共产党；１９２１年参加党的"一大"，任大会主席，是"

一大"三位中央委员之一。

　　１９２３年因反对中共党员参加国民党，在党的"三大"上没有当选为中央委员

。

　　１９２５年，在党的"四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因南昌起义失败

，１９２７年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

　　１９２８年在党的"六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中共驻共产国际

代表。１９３１年初回国，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后被选为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

　　１９３７后任陕甘宁边区代理主席。

　　１９３８年擅自离开延安赴武汉，声明脱离共产党。

　　１９４９年后隐居香港。

　　１９６８年移居加拿大，

　　１９７９年１２月逝世。

　　注释：

　　（１）徐向前：《历史的回顾》页１５９，北京：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８

。

　　（２）（３）（４）（５）（６）《郑超麟回忆录》页８８─８９、９５、

１２６、２５７、２５８，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１９８９。

　　（７）参见李仲彬、戴茂林：《王明传》页３８７─３８９，长春：吉林文

史出版社，１９９１。

　　（８）参见杨立：《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页３１９，广州：广

东省委党史研究室，１９９７。

　　（９）参见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第一章，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０。

　　（１０）参见戴向青、罗惠兰：《ＡＢ团和富田事变始末》页１１２、１２

５，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

　　（１１）李天焕：《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艰苦的历程──中国工农红军

第四方面军革命回忆录选辑》上，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

　　（１２）《康克清谈朱德革命实践中的一些生要情节》，北京：《文献与研

究》１９８４年第１期）

　　（１３）参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

　　（１４）参见福贝：《李克农二、三事》，北京：《中国农民》１９９３年

第２期。

　　（１５）刘晓：《出使苏联八年》页４５，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１

９８６。

　　（１６）《陈伯钧日记》页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

　　（１７）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页４４２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１８）（１９）（２０）（２２）程中原《张闻天传》页３０９、３１０

、３１１、４０９，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３。

　　（２１）参见蔡孟坚：《张国焘夫妇慨谈今昔》，台北：《联合报》１９７

７年１月３１日。

　　（２３）参见陈湖生：《三次被开除党藉的人》页２８，北京：文化艺术出

版社，１９９２。

　　（２４）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 １８９８─１９４９》页４２２。北京：

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

　　在革命回忆录、革命家自传之类的著述中，李维汉的《回忆与研究》（中共

党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６）开始了一 种新体例，这就是以个人经历为线索对党

史、国史的某些方面进行研究性的著述，有相当的史料性和理论性，已成为后人

研究的重要参考。李维汉之后，薄一波、胡乔木也写了类似的回忆录。

　　1、"革命先锋"

　　现在读到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多次修改过的文本。原来的报告中

，毛泽东将那些"踏烂鞋皮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

业不居的"游民、乡间痞子当作贫农的一部分，说他们最革命，是革命先锋。

　　当时在湖南省委工作的李维汉认为："农村中确实有一些游民（或称流氓无产

阶级），他们有革命性，在农运兴起的地方，打先锋的常常包括这样一些人。但

是对他们需要作一分为二的分析。因为这是一个动摇的阶级，其中一部分易为反

动势力所收买，另一部分虽然参加革命，也要在革命中对他们进行改造，防止他

们的破坏性。"（页１０１）１９２７年月，毛在湘区区委以此作报告时，李曾建

议他删掉这段话。在后来的《毛泽东选集》中，这句话是删掉了。不过即使在那

时，毛也不是轻易听取别人的意见的人，实际上他并并没有改变他的判断，直到

１９３７年在与海伦 斯诺的谈话中还说："我们称无田地的农民为农村无产阶级

。我们把没有足够土地维持自己生活的贫农看作半无产阶级。"（１）"无产阶级"

就是那些没有财产的人。

　　从阶级分析的角度说，李的观点显然更为正确。把农村中的痞子列入革命先

锋，肯定不是从"社会生产的一定地位"及其与生产资料一定的关系出发，而是从收

入和生活水平出发，从对现存秩序的态度出发。以经典马克思主义来衡量，上述

角色根本不可能充当革命先锋。毛的现实依据在于，共产党实际上无法在长期受

中庸之道熏陶、满足于饱腹暖体、习惯于委屈求全的农民中发现革命的动力和要

求，至少在初期，要想搅动死水一潭、几乎是千年不变的农村社会，要在对立和

仇杀中变更农村关系，就只能靠毛称颂的那些"革命先锋"。１９２６年１月１２日

参加湖南农协第一次代表大会后，毛回到武汉，说过两句名言"有土皆豪"、"矫枉

必须过正，不过正就不能矫枉"。据张国焘回忆，他曾和毛讨论过这一问题："我向

他说的大意是，所谓'有土皆豪'，难道有一小块土地的自耕农，也算是'豪'吗？他自

己也算得是湖南的一位绅士，难道也'劣'吗？所谓'矫枉必过正'，为甚么必须'过正'

？要'过正'多少？是暂时的'过正'，抑是永久的'过正'？等等，他是个不肯认输的人

，只是大笑一阵，说不过是为了当前实况的需要，才说出这些话的。"（２）

　　矫枉过正之论是与当时农村游民的暴力行径相适应的义理支持。这一点，深

谙中国农民的作家赵树理在其作品中有生动表现，在《小二黑结婚》、《李有才

板话》、《邪不压正》、《锻炼锻炼》等作品中，赵树理既不写地主富农的反抗

，也不写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却认真揭露由流氓痞子转化而来的农村干部的阴暗

面。"据我的经验，土改中最不易防范的是流氓钻空子。因为流氓是穷人，其身份

和贫农容易相混。在土改初期，忠厚的农民，早在封建压力之下折了锐气，不经

过相当时期鼓励不敢出头；中农顾虑多端，往往要抱一个时期的观望态度，只有

流氓毫无顾忌，只要眼前有点小利，向着哪方面也可以。"（３）若干年后，古华

的小说《芙蓉镇》以王疯子再度提示了农民革命的部分本质。

　　就发动革命的目的来说，毛的判断是有效的，它符合了"当前实况"。但其后果

是，农民革命彻底破坏了乡土中国的组织结构、价值规范，却又未能建设新的社

会组织，除了政治─行政的组织系统之外，革命后的农村实际处于价值真空和民

间组织的缺乏之中。革命付出了巨大的社会成本，使得革命成功几十年后人们开

始怀疑革命的必要性。

　　２ 幼稚与野蛮

　　１９２７年以后的农村暴动差不多都有过火行为，这一方面是长期处于社会

边缘的"革命先锋"失去约束后的破坏性冲动的释放，另一方面是从八七会议《告党

员书》到１９２７年１１月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现状和共产党的任

务决议案》要求的：

　　关于阶级政策，《决议案》写道："工农武装暴动的策略，尤其应当注意的是

：对于豪绅工贼及一切反革命派，应当采取毫无顾惜的消灭政策；……对于上层

小资产阶级──店东商人等等，切不可存在着犹豫动摇的心理，如惧怕扰乱他们

的安宁秩序，因而不去发展革命的群众的独裁制，甚至阻止群众的剧烈的革命行

动。"这些"左"的政策，在某些农村暴动中，例如在湘南成为"杀尽土豪劣绅"以及

烧毁他们房屋的所谓"烧杀政策"，甚至引进了城市。（页１９０）

　　在这前后，中央领导机关和某些地方党的组织还提出"红色恐怖"（《江苏省委

给宜兴的信》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２日）、"大杀豪绅地主"（《中央给陕西省委的信

》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６日）。（页１８０）

　　党史上源远流长的左比右好的观点就是在此时发生的，不少人认为"左"是站着

斗，右是跪着降，怕右不怕"左"。此一思潮的引发，一是愤于国民党开了第一刀，

二是激于对陈独秀的放弃抗争：

　　拿我自己来说，在八七会议前夕，秋白彻夜翻译《告党员书》，他译一页，

我看一页，最后翻译完毕时，秋白问我："怎样？"我答："一剂清热散（意指清醒

脑筋），好极了！"（页２３１）

　　盲动主义作为对投降主义的过激反动，同样使党蒙受巨大损失。后来的党史

把这一切统统归结为党的幼稚，但这个幼稚主要是方式、方法、手段意义上的"幼

稚"。即使在毛掌握了政权的中央苏区，烧杀政策也没有绝迹，４０年代末的土改

和６０年代的"文革"都有杀死地主豪绅的行径，左比右好的观念到改革开放的９０

年代也还有市场。

　　革命者的手是红色的，而中国革命更由于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牢牢地为后来者

记取而成为红色的海洋。历史并不遵循辩证法，陈独秀的右只是引爆了无休无止

的左，却没有一个"合"。

　　３ 知识分子与知识分子

　　陈独秀轻视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和早期党的多数领导人一样，他本人也是

一个杰出的知识分子，所以对知识分子的革命性比较信任。在决定陈独秀出局的

八七会议上，邓中夏、蔡和森、罗亦农、任弼时等都指出，五次大会后党中央机

会主义领导的中心在于强调联合小资产阶级，拒绝执行大会关于土地革命的决议

。从八七会议把民族资产阶级与蒋介石等同起来作为革命的对象起，城市小资产

阶级和知识分子在党的辞典上就成为一种可疑的、危险的角色：

　　把"一般手工业者、商人、学生、店员及城市贫民"统统当作小资产阶级，对小

资产阶级又不是联合第一，不讲照顾他们的利益，而是用绝对的无条件的阶级斗

争，即所谓"革命方法"来强使小资产阶级跟着自己走，这种做法就会把小资产阶级

大部分驱赶到豪绅一边。（页１７９）

　　对党内知识分子的不信任也弥漫开来。１９２７年《决议案》把八七会议后

的一些错误和失误归罪于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要求"将工农分子的新干部替换非

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之干部。……使党的指导干部之中无产阶级有贫农的的成份

占最大多数。"对于这种"一刀切"，周恩来说："把工人干部当作偶像，对知识分子

干部不分别看待。那时李立三同志当广东省委书记，曾说：知识分子的作用完了

，今后只有依靠工农干部。所以广州起义失败后，教导团有几百学生军退到海陆

丰，就没有把他们当干部来使用，而把他们编到第四师去当兵，后来绝大多数在

作战中牺牲了。"（参见页１９３─１９４）

　　左的教条主义以工人为主，毛泽东的教条主义以农民为主，他们都对知识分

子怀有过份的敌意。令人深思的是，瞿秋白本人是杰出的知识分子，他的文人气

要远远超过陈独秀，尽管在他主持下通过的文献多是国际代表罗明纳兹起草的，

但他无疑是同意的。后人对他摒弃个人情感意绪以革命纪律和意志约束自己的献

身精神肯定会肃然起敬，但对其左的恐怖也肯定不寒而栗。过激行为是农民的本

色，但左的理念却是知识分子的教义。党史上的极左派基本上属于知识分子，其

原因也许只有知识分子，才对历史和社会有一定认识，才会超越直接利益要求对

社会和人性作一番彻底改造。农民会杀地主，但只有知识分子才会把这一行为论

证为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才会在历史规律的意义上赋予暴力行径以最

终的合理性。

　　４ 立三的英雄气

　　左派领袖很有特点，瞿秋白是感情细腻的文人，王明极善讲演，而李立三则

颇具一种不切实际的英雄气。张国焘有些漫画式地写道："他坐在那间秘密的办公

室中，俨如统帅，颁发军队番号，签署委任状。譬如某一地区有几名游击队，他

便委派一名司令；某一地区如果有百人左右，他就颁发一个师或这的番号。因此

他纸上的兵力，总在不断增加，革命也就高涨起来。李立三于是左一个命令，又

一个命令，指挥今天进攻这里，明天又进攻那里。"（４）

　　１９３０后６月１１日政治局会议通过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

（即《新的革命高潮和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之前，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罗伯

特曾表示不同看法。

　　李立三非常生气，说他右倾，妨碍中国党的领导工作。６月２１日，中共中

央政治局以向忠发的名义向共产国际远东局提出抗议，要求将罗伯特撤走。李立

三在未接到国际指示的情况下，于７月１３日又召开政治局会议，布置南京暴动

、上海总罢工，并要求全国配合。（页３０５）

　　他还讲，等打下武汉，中国革命胜利了，再同共产国际讲话。（页３１０）

　　立三的认识与共产国际关于世界革命正处于高潮的判断是一致的，他之得罪

太上皇，一是超过了国际，认为可以立即夺取政权，苏联应借机出兵东北，由中

国革命引起世界革命。由于苏联一直怕战争，所以得知立三的谈话后大为恼火。

二是批评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情况。声称自己既要对国际负责，也要对中国革命

负责，他和总书记向忠发一起严厉指责共产国远东局负责人罗伯特对革命犯罪，

阻挠革命。由于这两条，国际对立三的罪状"上纲"就高了起来。批评国际诚然有之

，指挥国际却是夸大。"我所遇见的同志，都没有提到李立三要求苏联出兵东北、

外蒙，进攻京、津来配合他夺取武汉的那个'天才计划'。"（５）

　　中共党内大概也只有立三在急需苏联帮助时敢于对莫斯科公开非议，一定程

度上保持中国党的独立性，这一英雄气在中共领袖中是少见的：

　　立三的另一个问题，是他的个人英雄主义。他是建党初期的党员，领导工人

运动有经验、有贡献，就认为自己了不起了，盲目地骄傲起来。他的独断专横的

作风是很严重的，不肯听取党内的不同意见，就是共产国际也不放在眼里。（页

３２０）

　　李维汉当时与立三立场一致，但他对立三的评价明显低于对秋白的评价。如

果不考虑瞿死于国民党的枪口而立三是１９６７年不堪凌辱而自杀这一因素，那

么影响这种评价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不同的个性。李认为，秋白是一个正派人，

没有野心，能平等待人，愿听取不同意见，能团结同志，不搞宗派主义。（参见

页２３７）秋白无疑令人尊敬，只是比起毛泽东长期的个人崇拜和君王霸道来，

立三的独断又算得了什么？

　　立三曾被称为"中国的列宁"，不知是基于哪方面的相似。但列宁可以控制布尔

什维克，并且不理睬第二国际，李立三却既不能控制中共，又不能不听命于第三

国际，所以他称不上是"中国的列宁"。"立三路线"后不久就令到莫斯科检查，历时

１５年，一度被投入监狱。胡兰畦在莫斯科与他有一段对话："有一次，我问他，'

有人说你每次开会，自己都要先把自己大骂一通，是吗？'他说：'是的。''为什么？

'。我听了有些惊异。他真诚地说：'我的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牺牲了很多革命同志，影响了革命形势的发展，真是罪责难逃！'"（６）１９４５

年回国后，立三仍然是每次开会发言必先把自己大骂一通，却始终得不到毛的谅

解，成为毛随意奚落的对象。１９４６年５月，李立三晋见毛泽东，"见面后，主

席平淡地：'你回来了，好。你在东北情况怎么样。'立三满腔热情，一心想好好汇

报汇报，讲讲自己的情况，但是看见主席不怎么爱听，也就讲不下去了。主席心

中有数，不能鼓励立三的激动。更奇怪的是，立三穿一身美国军衣，那是美国的

救济物资。主席看了，也不高兴，事后让后勤部发给他一套干部服。"（７）立三

与毛在安源罢工时有过合作；立三的父亲１９２７年被农民杀死时，毛正主持湖

南农运；立三主持中央工作期，对毛泽东在江西的所作所为是支持的，毛究竟为

什么在党内取得绝对权威之后立三毫不留情？

　　立三个人的悲剧，首先是中党当时还不具备和国际"讲话"的力量。１９３０年

１０，共产国际给中共发出批示信，认为立三路线"是与共产国际执委和中共中央

代表团所共同制定的路线对立的"，是"反国际的路线"。曾经是立三傀儡的向忠发

在六届四中全会作的《中央政治局报告》的主题之一，就是强调国际路线是中国

党唯一正确的进攻路线，批判立三敌视共产国际。其次，他回国后遭遇了一个更

大的英雄毛泽东，真像林彪在庐山会议上说的，党内只有一个大英雄，那就是毛

泽东，你李立三还想做英雄？

　　５ 国际权威与红太阳的升起

　　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异常复杂。除从所周知的"二十八个半"３０年代初把持

了中共领导位置外，１９２４年（含１９２５年上半年）回国的留学生势力也很

大，如彭述之、陈延年、尹宽、赵世炎、王若飞、汪泽楷、罗亦农、陈乔年、刘

伯承、任弼时、王一飞、颜昌颐等等，他们是"团结一致的，是互相呼应的。他们

受了共产国际的教育，尤其是在回国以前受了特殊的教育，对于中国革命的理论

以至于工作方法，都有一致的看法，好象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１９２４年以前

的干部和党员，对于我们这一批人都侧目而视，称为'莫斯科派'。"（８）

　　从思想到人员，从组织到经费，没有国际就没有中共，这是无疑的；不摆脱

国际中共就不能成功，这也为事实所证明。毛泽东的贡献之一，是找到了一条借

助国际、利用国际又摆脱国际、抵制国际的策略。

　　陈独秀以所谓"右倾投降"而终结了他在党内的政治生命，其实他并不是一味向

国民党让步：

　　"中山舰事件"后，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曾一度"主张准备独立的军事势力力

和蒋介石对抗"（见陈独秀《告全体党员书》），要求国际代表鲍罗廷拨五千枝枪

武装广东农民，但在遭到拒绝后，就不再坚持了，后来甚至作出共产党不要搞独

立武装的决定。（页１３４）

　　陈独秀个性刚强，被一些人称之为"一言堂"，但对共产国际的指令却无可奈何

。蒋介石逐步暴露其反共立场后，陈多次提出中共退出国民党、反对北伐等等，

遭到国际否决，他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其实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大革命失败

后，陈从血的教训中得出结论："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当斯大林多

次要调他去莫斯科受训时，陈坚决拒绝：中国的问题是中国人了解还是外国人了

解？我是中国人，我要研究中国问题，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研究而要到莫斯科去研

究？（９）

　　可悲的是，陈独秀明白的事，整个党还不明白。遵照莫斯科的指示，党把自

己的创始人和总书记开除出党，继续按国际的蓝图进行革命。"据我的记忆，我们

当时对国际代表，确实是言听计从的。"（页２３６）尽管这里忽略了立三曾反对

过国际代表的事实，但这个记忆仍然是真实的。何以至此？六届四中会全之前，

李维汉有过一次经验：

　　本来我是主张同王明等有斗争的，后来共产国际的代表来了，说他们是正确

的，我的态度就转变了，政治局的同志的态度都转变了，因为那个时候共产国际

的威信是很高的。中国党还没有一个公认的领袖。既然共产国际来人了，那还有

什么说的。（页３２３）

　　这里透露出对中共没有自己领袖的焦虑，受够了莫斯科的气、因而盼星星盼

月亮似地盼望自己的领袖，这是毛泽东后来搞个人崇拜的党心理基础。包括倔犟

的彭德怀在内的多少共产党人，都认为毛的威信是党的最高利益，为此不惜自贬

自抑。

　　但即使中共有了自己的领袖，也不能不相当地依赖于莫斯科。遵义会议后，

毛逐步控制了军队和党，对共产国际和莫斯科的指示人是取其所需，但毛对莫斯

科、对斯大林仍极为重视。延安与莫斯科的联系由他一个人严密控制；王稼祥１

９３７年、任弼时１９３８年、周恩来１９３９年分别到莫斯科，他们的重要使

命之一是向共产国际宣传毛泽东。毛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在共产国际塑造自己的

形象。１９３８年１月底，刘亚楼奉命到毛办公室"帮助整理文件"，当天毛就对他

详细党内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危害。同年４月下旬，刘要到苏联伏龙芝军事

学院学习，毛特别关照："到莫斯科后，有一件事情要你去做：把我党历史上的几

次左倾错误及其危害，把我党当前推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直接向共产国际

季米特洛夫汇报。"毛还说：共产国际对我们不够了解，你要多带几套《实践论》

、《矛盾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当面交给季米特洛夫，并请他转

呈斯大林。"（１０）

　　毛作为社会主义大国领袖的风采，是在斯大林死后才展露的。

　　６ 一张报纸

　　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毛泽东对革命的前途并不乐观，他计划是北到宁夏，

"如果在宁夏不能立足，至少中共中央和一部分干部，也可以坐汽车通过沙漠到个

蒙古去，留下这些革命的种籽，将来还可再起。他还说这是他冷静的想法，也许

被人视为右派，但他请求我们慎重考虑他提出来的计划。"（１１）一、四方面军

分裂后，形势更为紧张，１９３５年９月１２日，毛在俄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年

，报告说张国焘的南下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损失，所以一、三军必须变更建立川

陕甘根据地的计划，以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靠近苏联，在陕甘广大地区求

得发展。这一设想对苏联寄予极大希望，如果考虑到不久西路军失败的事实，可

以断言通过游击战来打通国际联系的可能性并不大，所以中国的共产革命此时正

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

　　偶然性出现了。不久突破天险腊子口：

　　在到哈达铺前，在河边的一个圩场上，我看见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刘

少奇等同志在一起休息。毛泽东向我打招呼：罗迈，你也来休息一下！我就下马

休息，看到他们正在翻阅一张国民党的地方报纸，上面登了蒋介石派大军"围剿"陕

北"共匪"刘志丹的消息。我们才具体得知有这样大的红军在陕北苏区积极活动。党

中央随即决定到陕北苏区与陕北红军会师。（页３６８）

　　陕北就这样成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只有六、七千人的中央红军１０多

年后成为百万雄师，被国民党一路追杀的共产党则成为领导着世界最多人口的执

政党。中国革命有它发生发展的理由，中央红军失败了，也许会有其他红军成功

；即使共产党和红军都失败了，也可能有其他革命力量发生发展。但所有这些都

是假设，实际成功的是以毛为首的共产党和红军。而他们的成功，无疑极大地得

益于这张国民党报纸。

　　这张报纸怎么得来的？时任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回忆：１９３９年"９月１９

日，我和林彪随二师部队进驻哈达铺。在这里我们得到了一张国民党的《山西日

报》，其中载有一条阎锡山的部队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部的消息。我说，赶紧派

骑兵通信员把这张报纸给毛泽东同志送去，陕北还有一个根据哩！"（１２）

　　时任一军团一师参谋长的耿飚回忆："在哈达铺时我们借宿在一个农民家里，

主人腾出了准备娶儿媳妇的新房给我们住。我躺在老乡的土炕上，发现墙上糊满

了新报纸，便浏览起来。无意中，我发现有张报纸上登着一则消息，说什么'共军

进攻直罗镇，未克而逃……'我大喜过望。国民党的报纸报道的消息是否准确，且

不管他，但陕北有红军，而且与敌人战斗着，是毫无疑问的。我向房东说明要买

下这张报纸，给了他们一块光洋作赔，便用小刀仔细地从墙上起下了那块巴掌大

的消息。老乡大惑不解，一再问：'有甚用？'我说：'这可比拣个金娃娃还宝贵哩。'

我写上一封信连同那块报纸一起，派人送到军团部转报中央。"（１３） 关于这

张报纸，另有一说是１９３５年７月２９日的《大公报》。（１４）

　　７ "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是从陕北唱响全国的，延安整风的成果

是红太阳的升起。如果没有这场整风，毛绝对没有后来的权威。比如有一次，因

公粮收得太重，边区就有人骂了毛泽东。那是１９４２年８月间：

　　边区政府在小礼堂召开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问题，并研究减轻群众负担

过重的问题。那天正值雷阵雨天气，雷击礼堂，一根柱子折了，坐在柱旁的一个

县政府干部不幸触电致死。有一个对负担不满的农民说，老天爷不开眼，雷打死

县干部，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页５４１）

　　延安整风从１９４１年９月开始，先在上层搞，１９４２年冬季以后向中下

层推进。当这个农民责骂毛泽东时，造神运动还没有落实到广大农民之中，只有

没有经过整风的农民敢说这句，而毛当时也没有发话要追究这个农民。如果是１

９４３年之后，这个农民的命运就很难说了。

　　李维汉没有交代清楚的是，把这句话告诉毛泽东的是当时的西北局书记高岗

。１９４２年下半年后，延安整风渐入高潮，党内众多高级干部只有写检讨、唱

太阳颂的份，这样的话，也只是像高岗这样此时极受毛信用的人才敢向毛汇报。

１９４３年，整风"抢救"进入高峰阶段时，绝大多数党内、军内高级领导人都有疑

问、不满和怨气，但只有几个人敢于向毛公开表达出来，他们是周恩来、任弼时

、张闻天，还有一个是高岗。（１５）高岗原是整风"抢救"的积极分子，但他敢于

向毛进言说明他已有所意识。

　　８ 宣传的模式及典型的结局

　　工农业在党的路线中从来都是双项并举的，有农业学大赛就有工业学大庆。

这个做法在延安时期就开始了，那时在农业上叫"提倡吴满有方向"，在工业上叫"

开展赵占魁运动"。

　　吴满有是延安时代的红人，因为连年开荒、成为延安"先富起来的人"。为配合

大生产运动，边区把他塑造成先进典型，开创了此后所有典型的宣传模式。首先

是《解放日报》１９４２年４月３０日报道了他的事迹，并配发题为《边区农民

向吴满有看齐》的社论；接着毛泽东在西北高干会议上提出"吴满有式的生产运动"

的概念；上行下效，边区政府主要领导号林伯渠、李鼎铭等通令边区各分区、各

县，要求"广为宣传，号召每个农民向吴满有学习，向吴满有看齐 ……创造更多

的吴满有！"（页５４３）文艺家不会放过这个表功的机会：诗人艾青一改《大堰

河，我的保姆》的沉郁，写出热情奔放的长诗《吴满有》，他把诗念给吴满有听

，直到吴表示没有意见为止。最后是名至实归，吴成为著名的劳动英雄，多次参

加表彰大会、群英会，入了党、当了干部。

　　吴满有当然知道党要他干什么。１９４３年２月２４日，安塞县劳动模范杨

朝臣写信给吴满有，倡议开展劳动竞赛，吴满有复信：

　　我想，只是在你我两个人身上比较，对于革命，固然很好，但为了扩大这个

竞赛，我们要在群众身上来比较。现在我庄已成立生产互助小组，我已被选为组

长，我们已经商量好，一定要使全庄子了里的男女老少，都把他们的力量用大生

产上互相帮助、互相调剂的方法，组织变工，给贫苦村民调剂口粮、籽种和农具

，发挥大家的力量，也只有使大家的生产发展起来，才是真正响应毛主蒿发展生

产的号召。所以，我也向你提出两条：第一，就是不仅你和我两人要竞赛，而且

要首先把你我两个庄子的生产搞好，我提议根据两庄的劳动力和牛犋来竞赛，看

谁个庄子的粮食多？争取"劳动英雄庄"的称号。第二，边区的劳动英雄不止你和我

两个人，各县都有，还有我们的军队这两年的生产成绩特别大，他们一定有更多

的劳动英雄。所以，我主张把这个生产竞赛运动，扩大到全边区的军队、群众中

去。我想你一定是赞成的。（引自页５５２─５５３）

　　此信一出，朱德电令全军呼应吴的号召，贺龙连夜打电话要南泥湾驻军接受

挑战，西北局要求各地推广和领导这一生产大竞赛。"一个劳动英雄与劳动英雄之

间、庄与庄之间、军队与民众、军队与军队之间有生产竞赛和劳动互助运动迅速

在边区掀起，发展到边区各个角落。"（页５５４）

　　这封信有组织起来、集体富裕的思想，有谦虚的态度，有对军队的颂扬。其

思想觉悟之高、考虑问题之周延、直接反响之强烈，很难让人相信这是４０年代

陕北一个农民写的，是不是记者捉刀？以典型带动全社会，通过典型之口说出组

织者、领导者想说的话，是"抓典型""树榜样"的真实目的，一些普普通通的人一夜

之间闻名全国，不是他的命运好，而是"上面"需要这样的角色，这就是"时势造英

雄"的历史唯物论的中国版。７０年代北京市小学生黄帅也写过一封影响全国的信

。

　　仿佛预示了后来一些模范人物出名后的堕落，１９４７年胡宗南占领延安后

，吴满有当了叛徒。

　　９ 运动的程序

　　延安整风中的中央研究院，因为出了一个王实味的《矢与的》墙报而引人注

目。研究院的院长是张闻天，整风时受到压力，跑到乡下调查去了，他委托中宣

部副部长李维汉代管研究院的整风。中央研究院是整风的重点单位。

　　从几十年后的回忆来看，整风运动开创了此后无数运动的一般模式。

　　第一，组成运动领导机构。整风的目的是整干部，发动群众自在必然。但群

众运动从来不是群众自己的运动，而是达到"上面"目的的工具，因此群众运动要由

"领导"来领导。在动员会上，李提出院长、秘书长、各室主任应是"整风检查委员

会"（"检委会"）的当然委员。但群众不接受，大多要求民选，结果有两名领导没

有当选，王实味等人为此十分激动，高呼"民主万岁"。整风是党史上第一次大规模

的群众运动，"群众"对运动抱有真诚的希望，而领导一般会暂时屈从于群众的要求

。

　　"检委会"作为运动的领导机构，其内部又有领导和群众的分歧，而群众是多数

，领导如何仍然是领导就是一门艺术。当群众与领导在许多问题上不一致时，与

李召集检委会中的领导同志，在检委会内部成立一个小组，成为核心中的核心。

因为群众之间的意见也不会一致，这个小组却可以高度一致，加上总有一些与领

导一致的群众，从而小组的意见可以获得多数。这样，尽管检委会是民选的，群

众委员在数量上也多，但运动的领导权却还是掌握在领导的手中。如果说检委会

中的群众意见代表民主，这个小组则体现了集中。当然，并不是每个领导都可以

参加这个小组的，研究副院长范文澜就被排斥在外，原因是他在整风动员时强调

了民主。

　　第二，运动怎样展开？

　　动员：１９４２年３月１８日，召开全院动员大会。

　　鸣放：３月２３日，墙报《矢与的》正式出版，批评领导、要求民主，气氛

热烈。范文澜说"谁阻碍民主，谁就会在民主面前碰出血来"。这时的特点是领导不

在墙报上发表针锋相对的辩论，而放手让人讲话，而王实味等人也真的被引出洞

。

　　转向：４月３日，中央发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

风报告的决定》，要求把整风引向"正确"的轨道；５月７日，研究院邀请本院的"

负责干部和积极分子"座谈会，中宣部代部长凯丰明确指出研究院整风中的偏向。

５月１０日，李提出改进墙报工作的建议，解决领导上的放任主义和群众中的绝

对民主倾向。５月１７日到５月３０日，召开全院民主集中制座谈会，主要讲集

中、讲纪律，清算群众中极端自由主义的思想。初期大讲民主的范文澜在会了作

自我批评，李则作了定调子的讲话。这时的特点是内外有别、先领导后群众。出

洞的批评者逐步被立起来。

　　批判：６月１日到６月１１日，集中批判王实味及其"小集团"，王本人在经过

短暂的抗争后也要"自我检讨""自我认罪"。

　　总结：６月１１日，李作了《论中央研究院的思想论战──从动员大会到座

谈会》的报告，宣布整风运动已达目的，鸣金收兵。

　　处理：对王的最后处理不是由研究院决定的，以康生为首的中央社会部介入

后，王实味的问题就不再是思想问题。１０月３１日，王被定为"敌人"。１９４７

年春，在山西兴县干硬的黄土地上，王实味以"托派分子"、"国民党特务"、"反党

集团的头目"被砍头。

　　第三，批评党内的错误为什么就是敌人？这是运动的关键。６月５日至１８

日，延安文艺界举行座谈会，根据"上面"的精神，与会者一致认为托派王实味是政

治上的敌人，同时也是文艺界的敌人。从到延安来寻找美丽与温暖的知识分子党

员到必须处死的敌人，在党的话语系统中，并没有一道万里长城：

　　这样，大家对他的认识逐步加深，由他的反党立场，到他的反党动机；由他

的反动思想，到他的政治上、组织上的反党行为。从思想问题上升到政治问题和

组织问题。群情激愤，要求开除其党藉。（页４９２）

　　这个推论的逻辑实际上有三组：

　　言论──立场──动机

　　历史──现实

　　思想──政治、组织

　　"言论"、"思想"都不足以定罪，即使"历史"问题也可以暂不追究，但一涉及"

动机"、"政治"特别是"组织"，那就是弥天大罪。这中间本来有一个质的区分，但

革命的逻辑却可以轻而易举的推导。比如王实味《我对罗迈同志在整风检工动员

大会上发言的批评》一文被定性为"诬蔑党的领导"；他表达悲观情绪就是制造谣言

、破坏团结；他批评延安的缺点就是咒骂党，就是为敌人提供反共材料；他对某

些托派成员有好感就表明他是"托派分子"，如此等等。这个逻辑是如此的强有力，

可以使任何对领导有意见、对现实有批评的人都难逃厄运。

　　延安时代毛泽东已不再随意杀人，王实味是特例。但不杀的日子也不好过。

比如"对萧军，搞到不让他吃公粮。萧军这个人很崛犟，他就住到延安东边一个孤

单的房子里，自己搞生产，干了一段时间。"（１６）

　　发动群众帮助党整风，要求群众给领导人提意见。真意见出来了又听不顺耳

，要治提意见者的罪，根据就是从思想到政治、从言论到组织，整领导的风演变

为整群众的风。党并不总是开始就要钓鱼，但结果总是让被发动起来的群众受罪

；群众似乎没有吸取教训，总是容易被发动起来，不是太幼稚就是平时积怨太深

到时不吐不快。历次政治运动把从思想到政治、从言论到组织的逻辑锤炼得像孙

悟空的千钧棒。

　　１０ 真假之间

　　１９５５年１０月２７、２９两日，毛泽东邀请民建和工商联的的领导人座

谈，针对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动荡不安的心理，他强调社会主义改造是"善

转"不是"恶转"，是"和平的转"不是"强力的转"：

　　赎买的时间，多１９４９年算起，可以拖到１５年、１８年，经过许多步骤

，经过许多的宣传教育。

　　不要搞一阵风。我们需要充分的准备，包括思想准备、宣传教育许多工作在

内，要有秩序、有步骤地前进，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页７６３）

　　但在此之前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的会议和１０月

的六届七中全会上，他就已经在大批"右倾"和"小脚女人"。而在此之后两个月的１

２月２７日，他更主张"中国的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当

争取提早一些去完成，才能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从此掀起公私合营的高潮，手

忙脚乱，工作粗糙。（参见页７８０）

　　快、慢都是毛一个人说。他的本意是快，后来才解释慢的原因："公私合营很

快，这是没有预料得到的。……去年李烛老在怀仁堂讲高潮，我那个时候还泼了

一点冷水。我说，你那样搞，太厉害。你要求太急了，又对他说，要瓜熟蒂落，

水到渠成，要有秩序，有步骤来，不要搞乱了。"（１７）终毛一生，从来都是要

快喜乱，厌恶秩序和步骤的，可以认为他对李浊尘先生讲的是假话。对外讲"慢"，

是为了制造按步就班的假象，麻痹要改造的对象们；对内要"快"，是要加强全党的

决心。历史后果是"快"，毛的性格也是"快"。不过"慢"的设想也不全是烟幕，毛对

合作化、社会主义改造的企望，确实有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一面。照胡乔木的

说法，"毛主席是一种矛盾的思想，希望稳定下来，同时又想要不断改变。"（１８

）思想上的矛盾是政治家的控御策略，快慢都由毛说，反正没有人敢来找他的矛

盾。

　　但毛的心理更为复杂，不是"矛盾"一词所能概括的。１９６９年"珍宝岛事件"

后，毛没有想到中苏有开战的危险，实际上也限制了自卫反击战的规模，另一方

面却又大讲特讲"要准备打仗"，要准备大打、早打、打核战争。这里不存在真假问

题：前者是对形势的判断，后者是出于国内动员的需要：通过准备打仗来结束文

革的动乱局面；也没有矛盾，准备打总是需要的，有备无患。

　　天意从来高难问，毛的真实动机外人难以究诘，他的秘书田家英、胡乔木等

，他的亲信林彪等都深有体会。他有许多形式逻辑意义上的矛盾，但考虑到不同

说法的不同对象和不同功能，就可以发现，这些矛盾在毛本人来说都是统一的。

　　１１ 民主党派的代表性

　　民主党派也是有党性的。４９年以后，统战部帮助民主党派清理整顿组织：

　　要求把那些混进民主党派组织的反革命分子和政治面目不清的人清洗出去，

把领导机构健全起来，在各级地方领导机关尽可能做到：左派加中间偏左的分子

占优势，同时包括一些中间分子和少数在上有影响的右翼分子。（页６９５）

　　反革命分子可能比较明确，但"面目不清"的概念就比较模糊，掌握起来随意性

比较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人的个人意志。比如民盟清洗的五种对象之一是"

反苏、反共、反人民者（包括反对土改的在内）"，"反人民"就很难确定。概念的

模糊是纯洁民主党派的方便法门：看着你不顺眼就可以请你出门。

　　民主党派中左派占优势，它的性质就是左翼政党，右派其实没有党来代表。

事实上，地富反坏右都被定义为敌人，当然不能允许它们参与政治生活。所以中

国的民主党派，倒真如李后来说是，都是"社会主义政党"，它们对共产党的一切政

策都会"一致鼓掌通过"，而这又是发自它们内心的。

　　１２ 试看天下谁能敌

　　毛的敏感性空前绝后，他的政治艺术令人叹为观止。李分析道：

　　 毛泽东同志一生几十年，都是在战争和斗争中度过的。从秋收起义起一直

到他晚年，从没犯过右的错误。对于战争，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运筹帷幄，决

胜千里，几百万敌军都听他调动。对军事这门科学，他在理论上的杰出贡献超过

了马恩列斯。政治上同反动派斗争，毛泽东同志的政策和策略同样非常英明，可

以说是运用自如，得心应手。这些长期的阶级斗争实践，对他的脑子不能不发生

影响。政治斗争，不讲策略是不行的，对敌人就是要引蛇出洞，聚而歼之。错误

在于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看成敌我矛盾，因而把对敌斗争的一套用于人民内部，

把朋友当成敌人，当成"蛇"引出来，这就混淆了敌我。（页８４３）

　　纵观毛的全部战略战术和政治战术，"放进来打""引蛇出洞"是他最擅长的方法

。这种方法关键是极度的政治敏感。《解放日报》刚登登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

》，"毛主席看后，曾猛拍办公桌上的报纸，厉声问道：'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

克思挂帅？'他立即打电话，要报社作出深刻检查。"（１９）中央研究院的整风还

在"放"的阶段时，毛打着马灯和火把看了《矢与的》后就说："思想斗争有了目标

了。"（页４８３）无独有偶，１９５７年４月３０日晚，毛还要求民主党派帮助

共产党整风，５月中旬，当李维汉汇报到"轮流坐庄"的言论时，毛就说他们这样搞

，将来要整到他们自己头上。当有人说党外人士对共产党的尖锐批评是"姑嫂吵架"

时，毛说：不对，这不是姑嫂，是敌我。（参见页８３４）草木皆兵，洞若观火

，毛始终以军事家的谋略治理国家，试看天下谁能敌？

　　 这种方法的特征是化友为敌。１９５７年春天他一直要求大家"放"，"七 一

"社论却认定"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黑云翻滚"。如果稍有异议的人都是敌人，那

么真敌人又能何处藏身？"扩大化"是毛从江西苏区到中南海的习惯做法，４９年后

，毛欣赏的都是像柯庆施、陶铸这种只左不右的人。当他辞世时，冤狱遍于国中

。但这不是如今人所说的是毛的心血来潮或胡来，也不是执行过程中的误差，而

是行之有效的控制手段，是毛一生的政治智慧的结晶。不管后人如何评论，夸大

敌情肯定比忽视敌情好：所有的"敌人"和潜在的"敌人"都被挖出来并被踏上一只脚

，政权进入超稳定的状态。所以只左不右不是毛的错误，而是他的政治谋略。

　　１３ 永远的左派

　　党史上多次重大的左的错误，李维汉都有份。１９４１年中央书记处的一次

会议上，毛历数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路线罪状，特意指出："罗迈（即李维汉

──引按）同志在上几个时期都犯有严重错误。"（２０）关于陈独秀时期的错误

，李在回忆中作了辨正，但对其他几次左倾路线，李承认了自己的责任：

　　１、１９２８年形成的以政治上的盲动主义和组织上的惩办主义为特征的瞿

秋白左的错误，李是积极参与者之一：

　　我写这篇回忆录，把上述情况全部摆出来，其目的在于解剖和批判秋白为首

的临时政治局的盲动主义错误，同时也是解剖和批判我自己，因为我是临时中央

政治局的主要成员之一。（页２２８）

　　２、 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以１９３０年６月１１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

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为标志。在这次会议上：

　　我表示同意决议案所提出的观点。并强调争取一省几省首先胜利的关键是争

取上海的胜利，因为上海是全国的经济中心，也是帝国主义的中心，只要上海胜

利了，全国也就胜利了。（页３０５）

　　立三路线包含了李维汉的意见，所以

　　我执行立三路线是坚决的。记得有一次，我找安徽的同志谈话，谈的过程中

，我打起了瞌睡。我说："同志，你休息一下，让我躺一躺。"那时，边觉也顾不得

睡地昼夜工作。（页３１０）

　　３、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等人集中整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但李肾跟

得上的人，１９３２年年底，李赴苏联学习，１９３３年４月到中央苏区，执行

了王明路线：

　　我错误地认为王明"左"倾路线是正确的，所以我是积极参加了反"江西罗明路

线"斗争的。我一次、二次、三次地要他们作检讨。……我回到瑞金向中央局汇报

，中央局批准我写一篇文章：《为党的路线而斗争》，公开批评邓小平、毛泽覃

、谢维俊、古柏，说他们是派别活动。（页３３７）

　　事实上，李不只是"积极参加"反"罗明路线"，"罗明路线"就是他发现的："罗

明，当时是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因其主管的闽西区地处苏区边缘，实为游击

区，形势复杂多变，群众工作困难，因此坚持必须采取区别于中心区的灵活政策

，被中央组织局主任李维汉揪住狠批。博古见状，也就毫不客气地指责罗明是中

央苏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从而导致了一场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在中区早

期的历史上，公开祭出'路线斗争'的旗号，大规模地打击持不同意见的干部，这算

得上是一个典型的例子。"（２１）正因为如此，１９４１年９月１３日下午，毛

在政治局临时会议上说，苏维埃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博古应负主要责任，

李维汉次之，张闻天又次之。

　　４、１９４２、１９４３之交，延安整风审干进入"抢救失足者"阶段，康生用

"逼、供、信"的办法制造大量冤假错案，在延安清出了特务１５０００多人，西北

公学３９０人中坦白分子达２０８。李此时是边区政府的秘书长：

　　以后来了一个"抢救"运动，张克勤的现身说法，我也就急躁起来，搞"抢救"运

动了，开了三次"抢救"大会"。（页５１０）

　　这一"急躁"使王实味因言丧命。参加过中央研究院整风的何锡麟直到８０年代

还认为，王案的发生，主要由于党处理知识分子问题的经验不足，如果那时的运

动由洛甫（即张闻天──引按）掌握，情况可能就大不一样。（参见戴睛《现代

中国知识分子》页９５，江苏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９年）何锡麟的话还需要补充

，延安时代处理知识分子问题的经验不足，那么什么时期经验足了呢？１９５７

？１９６６？运动如果由张闻天来掌握可能是不一样，但运动本身就是针对张闻

天等人的，这种假设等于说运动如果由王实味来掌握情况会大不一样。何锡麟的

遗憾只是道出了一点：当时掌握运动的李维汉对知识分子是不怀好感的。

　　５ 延安整风以"反左"为动员，但经过了整风"反左"、并被毛泽东认为"在近来

的延安工作是积极的"李维汉，（２２）后来的表现却丝毫也不右。１９５７年反

右，时任中央统战部长的李维汉：

　　对于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以及反右派斗争的方针和部

署，我当时思想上并没有怀疑，生怕跟不上，指导思想同样是"大左"的。因此，要

民主党派、工商界、党外人士中间坚决贯彻执行这些指示，同样犯了严重扩大化

的错误。（页８３７─８３８）

　　除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延安"抢救"运动、反右这几次大的左倾错误外，在

其他若干运动中，李的也左得可爱。比如１９５２年的"三反"、"五反"中："我在

指导民建的工商联的运动中，曾经提出过'火烧工商界，打劫民建会'的错误口号，

经毛泽东同志发现指出后，作了改正。"（页７２８）

　　耄耋之年的李维汉敢于如此坦承自己的错误，令人钦佩。一左再左，在江西

发现了"罗明路线"，在延安揪出了王实味，李维汉的经历可以代表了左祸绵绵的党

史。这是为什么？六届四中全会后，李被更左的王明等人打下台，周恩来问李想

干什么，"我说：去莫斯科学习，因为我只有实际工作经验，而没有理论，所以才

犯错误。"（页３３１）莫斯科本是中共左祸的根源之一，而党内较有理论素养的

秋白、王明包括毛泽东等恰恰都有左的习性。所以从莫斯科学习理论回来后的李

维汉，依然要屡屡犯左。

　　莫斯科也好，理论水平高也好，都还不足以解释左的根由。李不是领袖级的

人物，而他所追随的领袖恰恰都爱左憎右。李坦陈自己的动机"生怕跟不上"，"跟

不上"什么？当然是跟不上最高当权者。正像毛泽东说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

部路线就是第一位的，左的政治需要左的干部。１９４０年，曾就文艺问题与王

实味争论过的陈伯达，得知毛泽东提着马灯看了他反驳王实味的小字报后，连声

欢呼："跟上了，跟上了"──从此陈伯达平步青云，直到第四把手。在毛的威严之

下，无数干部惟恐"紧跟"不及。

　　既然"跟上"可以官运亨通，那么真正要"跟上"就不会容易。"枪杆子里面出政

权"是毛的名言，但在文革中，他更强调路线的重要，认为只要路线正确，没有人

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路线对了头，一步一层楼。什么叫路线对了头？就

是亦步亦趋地紧跟毛，保持高度的一致，过犹不及。李对此当然清楚不过。１９

６２年八届十中全会上，有人根据毛的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要

求，批评"统战部要把民主党派改造成社会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领导核心"的"右"的

错误。

　　我在会上作了书面发言，对自己在历史上参加反对邓、毛、谢、古的错误，

作了自我批评。还说到统战工作中也有一些错误，要回到部里进行检查。（页８

７６）

　　从道理上讲，反右应当转左，但李却在检讨左的错误。这不是李的糊涂，而

是他的聪明：反邓毛谢古的本质是反毛，把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翻出来再检讨一次

，是要迎合毛。左、右只是一个名，关键时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与最高领袖保

持一致，这就是李的政治智慧。尽管他屡犯左的错误，但他的地位始终比较高，

没有一蹶不起，就因为他紧盯着瞿秋白、李立三、博古、毛泽东等最高领导人，"

路线正确"。

　　１４ "５年"是左还是右？

　　但李还是有一次没有"跟上"，以至于１９６２、１９６４年中央统战部两次批

判他的"修正主义"、"投降主义"。

　　１９５６年以后，李曾提出争取５年或更多一点时间使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改

造实际达到消灭阶级的水平（简称五年消灭阶级）；把民主党派根本改造为社会

主义政党（简称社会主义政党）等观点。统战部１９６２年为此开了四十多次会

议，批判李的"右"的错误。批判的成果以《关于中央统战部几年来若干政策理论性

问题的检查报告》上报。毛对报告的第一部分"关于消灭资产阶级的问题"作了修改

，把消灭资产阶级的时间从几十年改为"甚至几百年"。

　　大跃进时代是全民族大玩数字游戏的时代。１９５５年１１月，毛为加速改

造工商业，在批评党内一些不相信资产阶级时说："现在它是一只半脚踏社会主义

，人家现在快要成工人阶级了，人家已经是半社会主义者了。""它只有四分之一没

有进来。"（２３）１９５８年１月，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社会革命要天天革

的要求，"多快好省"构成当时"左"的路线的特征。李主持的统战部也于３月８日发

出《关于帮助和推动各民主党派组织进行一般整风的工作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

通知》，在工商界、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内部搞了一个"加速改造"的运动。在自我

改造的大跃进中，有的人甚至提出"半年改造成左派、一年加入共产党"的浮夸口号

。有此根据，李在１９５７年年底提出５年消灭资产阶级的设想。

　　但左的方向不只是一个。１９６２年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提出社会主义社会

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阶级斗争将长期存在的论点。按照这个精神，统战部

在批判李维汉的总结报告中，把消灭资产阶级的时间估计为几十年，但毛仍嫌不

够，还要把阶级斗争延长到几百年。

　　"５年"到底是左还是右？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跃进之年，时间长就是右倾保

守，就是落后于形势，干什么事都要快，资产阶级也要尽快消灭。在超越现实可

能的意义上，"５年"就是左，即不顾实际、不考虑思想的复杂性而一刀切，强制要

求资产阶级也来兴无灭资。但在强调阶级斗争长期性的６０年代初，如果资产阶

级５年就能消灭，那不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又是什么？晚年毛泽东左的特征是夸大

人为的阶级斗争，追求纯而又纯的理想社会，在这个意义上，"５年"就显得右了。

在充满逸兴奇想的毛的思想中，左右之间并无一定界限。关键看在什么样的语境

中。伟大领袖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这两个词汇。非精通政治谋略者、深谙毛的心

理者，会不断面临着左右为难的困境。

　　李认为，毛泽东关于消灭资产阶级年限的说法，是逐步放长的：

　　１９５６年１月：３年；

　　１９５６年１２月：７年；

　　１９５７年反右：１０到１５５年；

　　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至少２０年，可能要有半个世纪；

　　１９６２年以后：一百年到几百年。（参见页８８６）

　　李维汉和统战部就不断根据毛的说法的变化改变消灭资产阶级的时限，"生怕

跟不上"："过去对于阶级斗争长期性认识不足，中央逐步指示，仍然认识不足，总

是有被动。"（页８８７）解释权操在毛的手中，其他人注定永远被动、永远"跟不

上"。昨天的左派今天就是右派：张闻天、王稼祥、林彪这样的左派都被毛认为是

右派或形"左"实右。在越来越快的飞舟上，也就不断有人被抛下水。即使像李这样

历来有左的记录的人，也只能以右的面貌定格于毛的思想中。

　　１５ 李的清醒

　　一生在左右之中跋涉，李在晚年显示出特殊的清醒。温济泽回忆："１９８０

年初的一天，我到李老家看望他，他兴奋地对我说：'昨天，我同小平同志谈了四

个钟头，整整一个下午，我谈了肃清封建思想残余的问题，小平都同意了，并且

说，他将在中央会议上认真谈谈这个问题。'李老认为，这个问题对于进一步总结

党的历史经验，对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都有重大关系。"（２４）果然，１

９８０年８月，邓小平不久发表《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的讲话。

　　胡乔木特意说明："个人权力过分集中这个问题，与党内存在封建残余的影响

有关。这个问题在党内长期没有解决过，陈独秀时期没有解决，毛泽东同志时期

在也没有解决，以致造成严重的后果，现在需要解决了。这个问题是李维汉同志

提出的。李维汉同志同小平同志谈话提出这个问题，他非常赞成，觉得是很重要

的问题。"（２５）

　　权力确实过于集中，以至于李维汉这样党内的元老也只能通过向最高领导提

建议的方式提出。更重要的是，提出问题不等于解决问题，邓提出的政治改革后

来一直没有得到认真实施。

　　这里的关键是如何由革命党向国家党转变的问题。一个志在夺权的革命党和

一个承担组织社会生活、发展经济的责任的执政党，应当有完全不同的体制和工

作方式。胡乔木说："列宁是沙皇专制制度下要建立秘密党跟沙皇专制主义作斗争

，可是在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列宁还没有能够把在恐怕统治下面党作秘密斗争

的时候的活动原则改变成为公开地跟群众一起建设社会主义的原则，这应该是有

非常大的原则的不同。"（２６）但直到"文革"，共产党总是以革命党自居。每次

党代会的主报告都叫"政治报告"。"既然要搞一个革命，那就要把革命对象弄清楚

，不能一个个搞清楚，至少也要搞清楚几个。可是'文化大革命'直到最后，一个都

没有搞清楚，一个都没有找出来。……后来，在九大讲话时，毛主席说，这个革

命与过去革命战争不同，过去南征北战，敌人很明显，所以仗好打，现在谁是敌

人，谁不是敌人，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弄不清楚。毛主席自己都没

有弄清楚，就来发动一个革命，这一点就说明荒唐到什么程度。"（２７）

　　李的另一个特异之处是提出为王实味平反的问题："李老病危时，１９８４年

７、８月间，还嘱托我在他去世后，要继续完成他提出的为王实味平反的事。李

老躺在病床上，鼻孔里插着氧气管，位着我的手、吃力地对我说：'王实味……问

题……要搞清楚……要对他负责……对他的家属……子女……负责。"（２８）王

实味的最后结局不能由李负责，但当年批王他是积极的。对比梅益以及更多的人

在形势变化之后仍不愿对自己的极左行径有所反省，李确实高尚一些。如果不是

他坚持，王实味能否平反就很难说。

　　李维汉简历

　　１８９６年生于湖南长沙。

　　１９１８年与毛泽东等组织新民学会。

　　１９１９年赴法勤工俭学，１９２２回国，不久由毛泽东介绍入党。

　　１９２３后任湘区宣传委员、湘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１９２５年在党的"四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１９２７年在党的"五大"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长；在同年６月的

政治扩大会议与"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临时政治局常委；

　　１９２８─１９２９年，任江苏省委常委、组织部长、代理书记、书记

　　１９３１年，退出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

　　１９３３年到江西苏区，任中央组织部干事、部长，组织局主任等职；

　　１９３４年参加长征，任军委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总政地方工作部部长。

　　１９３５年到延安后，先后任陕甘省委书记、中央群众工作委员会书记、中

央党校校长、陕北公学副校长、校长、干部教育部副部长、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

秘书长、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

　　１９４９年３月，任国共谈判的中共代表团成员。

　　１９４９年后，任政协秘书长、政务院秘书长、国务院八办主任、第一、二

届副委员长、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等职。

　　１９６４年１２月，撤消各种职务。

　　１９７９年复出，任五届政协副主席。

　　１９８４年８月逝世。

　　注释：

　　（１）《毛泽东自述》页２３１，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

　　（２）（４）（５）《我的回忆》第二卷页２１５─２１６、４６９、４６

８，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１９８１。

　　（３）赵树理：《关于〈邪不压正〉》，《赵树理全集》第四卷，太原：北

岳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０。

　　（６）《胡兰畦回忆录 １９０１─１９３６》页２８１，成都：四川人民出

版社，１９８５。

　　（７）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页２３３，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

９５。

　　（８）《郑超麟回忆录》页２４９，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１９８９。

　　（９）参见张宝明、刘云飞：《陈独秀的最后十年》页７─８，郑州：河南

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

　　（１０）参见杨万青、刘青云：《刘亚楼将军传》页１７２─１７５，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５。

　　（１１）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页２２７。

　　（１２）《聂荣臻回忆录》页２９０，北京：战士出版社，１９８３。

　　（１３）《耿飚回忆录》）页３０９，北京：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１。

　　（１４）参见李涛编著：《在总书记岗位上的张闻天》页１１３─１１５，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

　　（１５）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页５８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０。

　　（１６）（１８）（１９）（２２）《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５５、２２９

、４４９、２２３，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

　　（１７）（２３）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事件和决策的回顾》上页４２３

─４２４、４２２，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

　　（１９）引自《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２２３。

　　（２１）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页３９，南昌：江西人民

出版社，１９９９。

　　（２４）（２８）《温济泽自述》页４２２、４２６，北京：中国青年出版

社，１９９９。

　　（２５）（２６）（２７）《胡乔木文集》第二卷，页５６１、１４７、１

４１，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