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单世联个人文集:方志敏：《我从事革命斗争的述略》 -- AleaJactaEst

　　方志敏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一是创建了赣东北根据地和红十军，二是他在狱

中写成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概述》、《可爱的中国》、《狱中纪实》、《死》

等自传性文稿，对中国革命做了抒情的论证和理性的探索，赋予中国革命以一种

的诗性的、神圣的光芒。

　　１９８４年，方志敏的全部文稿由人民出版社收集为《方志敏文集》出版，

１９９９年江西人民出版社修订再版。

　　１ 写作的条件

　　革命者面对的经常是刀光血影、牢狱刑场，革命者的作品经常是狱中书简。

中国革命的狱中书简，以瞿秋白的《多余的话》与方志敏的狱中文稿最有价值，

它们都是了解中国革命的必读书。前者沉思的是革命者的人性；后者发掘的是人

性中的革命性。

　　并不是每个下狱的革命者都能写作狱中书简，即使是具备写作才能的革命者

。方之所以能在１９３５年３月到７月写下１３万字的书简，外部条件是他在狱

中住在"优待号"："房子很宽敞，每室住一个或两人，都有玻璃，都用纸裱糊过，

与其说是办室，不如说是书房。住在优待号里的人，除了不能走出大门外，其余

都如在旅馆里住着一样，十分自由方便。"（页１６４）入狱之前，方志敏从未住

过这么好的地方。另外，方还得益于四个被他争取过来的看守的帮助。同样，瞿

秋白之所能写作，也因为他曾经担任中共领袖的特殊身份。

　　在主观上，方有充沛的写作冲动。一是政治汇报。方对革命的极度忠诚，使

他有太多的话要向党、向同志们讲，如总结赣东北斗争的经验教训、检讨皖南行

动失败的原因等等。他不讳言："我们因政治领导上的错误、与军事指挥上的迟疑"

而招致失败。（页９９）二是个体抒怀。对可爱的中国、对掌握着绝对真理的党

、对一定会胜利的革命事业，方都浓墨重彩地写下了他的爱；对自己的错误的严

厉自责、对牺牲者的深切怀念等都深切动人。

　　政治汇报曾经是令人反感的材料，个性抒情一般是艺术家的专利，方把党性

和个性、政治和诗情融合在一起，创造了一种特殊的文体。１９４９年后，"政治

抒情"长期成为标准文体。

　　特殊文体需要一种特殊人格。方是２０世纪中国真正的革命家。他的信仰、

他的忠诚、他的才智、他的坦诚，都是一般革命者所不及。参加革命的无非是三

种人，一是基于对现实的观察和研究主动以革命为生的，二是在革命的洪流中随

大流的（其中包括投机者），三是个人无路可走被逼上梁山的。方属于第一类，

他是一个自觉的革命者，对他的行为有清醒的自我意识。一旦成为革命者，他就

意无反顾地承担起一个革命者全部命运，包括随时可能降临的死亡。１９３５年

１月２９日，他被俘的当天晚上，他就坦然承认自己的身份，坦承："我对于政治

上总的意见，也就是共产党所主张的意见。我已认定苏维埃可以救中国，革命必

能得到最后的胜利，我愿意牺牲一切，贡献于苏维埃和革命。"（页３）中国革命

有许多问题需要重新研究，方的个性和作品，将始终是了解中国革命的必读书。

　　２ 必须革命（上）

　　９０年代，知识界开始反省现代中国的激进思潮和革命行径，有"告别革命"的

主张。长期处于革命动员之中的国人，也许已经忘却这本是世纪初康梁与国民党

人争论得很热烈的问题，即使是２０世纪中国最重要的革命家毛泽东，青年时代

也认为恐怖性的革命是其他办法走不通以后的"变计"。事实上，一些较有思想的革

命家都曾思考过这个问题。

　　仿佛是要和今天的学者们辩论，方在狱中也在想这个问题。在他的家乡：

　　群众的赤贫化，以至于走到饥饿死亡线上，这还能压制他们不心怀怨恨而另

找出路以打破目前不可忍耐的现状吗？（页９）

　　我每年暑假回家的时候，看到村中如此情形，心里总感着难过，合得将它改

良一下才好；但是左想右想，终想不出一个改良的方法来。不彻底革命，你会有

什么力量来改良农村？从前一些热心新村运动者，他们到底做出来一点什么成绩

，他们不都是宣告失败了吗？（页１１─１２）

　　１９２９年，方写了一个纪实性的剧本《年关斗争》，说的是贫农张三年关

前出门砍柴，他的妻子被一个来逼债的地主强奸，羞而自杀；他的女儿被另一个

地主拉走抵债；张三刚回到家，他用卖柴的钱买来的半斤肉也被第三个地主抢走

了。张三"怎么样才会出头"？农民议论开了："不革命这日子是过不出头的""我家

锅都没有了，不革命连饭都不要吃了。"──这显然是方理性化后的语言。"农民丙

"倒是说了一句地道的农民话："我们一身都是苦，除了苦一身都没有什么哇头。依

我说，我们饿死也是死，被土豪打死也是死，到不如和土豪们拼命。"（页３６４

）

　　按鲁迅的说法，中国人从来没有像人一样地生活，但中国农民一般很少铤而

走险，只有在实在活不下去、想做奴隶也不可得的时刻，才会逼上梁山。对于悲

苦无告的老百姓，革命有时是唯一出路。１７７６６年，美国１３个州通过的《

独立宣言》宣称："为了慎重起见，成立多年的政府，是不应当由于轻微和短暂的

原因而予以变更的。过去的一切经验也都说明，任何苦难，只要是尚能忍受，人

类都宁愿容忍，而无意为了本身的权益便废除他们久已习惯了的政府。但是，当

追逐同一目标的一连串滥用职权和强取豪夺发生，证明政府企图把人民置于专制

统治之下时，那么人民就有权利，也有义务推翻这个政府，并为他们未来的安全

建立新的保障。"（１）２０世纪中国的底层民众，饱受了从专制政治到贪官豪强

的肆意欺凌，无论是激于感情还是基于理性，都不会否定此一状况需要改变。如

果不革命，剩下的是改良一途，而古今中外的改良，莫不是由权力中心发起自上

而下地实现，但握有全民生杀予夺之权和巨大社会财富的的当权者，愿意自我调

整、自我改善吗？统治者从来都是反对革命的，但他们又常常在为革命铺路；革

命确实给社会带来震荡，但中国社会常常弄到非革命不可的地步。责任在谁？歌

德早就说过："我完全相信，任何一次大革命都不能归咎于人民，而只能归咎于政

府。只要政府办事经常公正和保持警惕，及采取改良措施来预防革命，不要苟且

因循，拖延到非受制于下面来的压力不可，这样革命就决不会发生。"（２）要求

受尽苦难的农民为着历史长远的利益忍而不发，是残忍的。

　　问题是复杂的，于情于理都要有革命是一回事，但革命是否一定采取共产革

命这种具体的方式？革命之后是否就只能建立后来这种体制是另一回事。这都需

要专门研究。但对方至少可以有两个具体补充。第一，方的家乡是否有特殊性？

并不是所有的地主都像《年关暴动》中的杨克明、俞麻子、夏澄波那样野蛮残暴

。与方志敏共同战斗过的粟裕大将，就是地主家庭出生："我家雇有两个长工。也

许是因为我爱动的缘故吧，小时候常同他们一起玩。长工们见我没有少爷的架子

，都愿意同我接近。其中有个叫阿陀的长工，年龄比我大十来岁，当时也还是个

青年，是我童年最要好的朋友。几十年来，阿陀美好的形象和名字一直印在我的

脑海里，我深深怀念他，因为他对我的影响很深，可以说是我童年的启蒙老师。"

（３）阿陀与粟裕分属农民与地主，但阿陀对粟家肯定不像张三对杨克明那样充

满仇恨，他不需要进行报复性的革命。阶级之间并不总是仇杀。

　　第二，革命的成功可以颠倒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使长期受压的农民享受到做

主人滋味。１９２７年，方组织领导了横峰的年关暴动，结果"从前我们的头踏在

他们的脚下；现在我们的脚也要踏在他们的头上；从前求他们让一角一分的利钱

不肯，现在却驯服地捧出借字来作废；从前求他们让一升一合的租谷不肯，现在

把他们占有的土地夺过来，烧契分田。从前他们管事，现在我们自己管理自己的

事。"（页１８９）但一方面，革命后的秩序仍然是压迫性的，仍然有一部分人享

受不到平等的权利，《年关暴动》中的三个地主当然死有余辜，他们肯定是被杀

的对象。但像粟裕这样的地主，如果他不是革命的功臣，是不是也应当被革命呢

？"地主"是一个阶级，制定或执行对地主的政策并不考虑其个人的行为。而且"地

主分子"的帽子一戴，地主的子孙就没有出头之日了。革命成功整整３０年后，数

百万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子女才获得公民的权利。１９２６年，毛泽东为遂川县

工农政府成立大会写了一副对联："想当年，你剥削工农，好就好，利中生利；到

今日，我宰杀土豪，怕不怕，刀上加刀。"一个公然压迫少数人的秩序也肯定会实

际上压迫大多数人，直到９０年代，江西苏区仍面临着严峻的脱贫任务，为革命

付出牺牲的农民到底从革命中获得什么？

　　这两点并不足以否定革命，但在承认当年的革命不可避免的前提下，对曾经

发生过的中国革命还需做更多的考虑。"刀上加刀"的社会不应当是革命的目的。

　　３ 必须革命（下）

　　《可爱的中国》是永远令中国人动情的文字，方志敏比无数作家都更深入、

更准确地把握到国人的灵魂和情绪。他写作的动机，是想告诉读者"关于中国、拯

救中国"这一"比较紧要的问题"，是要辨明，革命不只是为了工农阶级的利益，也

是为了民族的利益。

　　关键还是人对人的压迫，是外国人对中国的压迫："他们自认为文明人，认我

们为野蛮人，他们是优种，我们却是劣种；他们昂首阔步，带着一种藐视中国人

、不屑与中国为伍的神气，总引起我心里的愤愤不平。"（页１１６）

　　我想，欲救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决不是哀告、跪求哭泣所能济事，而是唤

起全国民众起来斗争，都手执武器，去与帝国主义进行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将

他们打出中国去，这才是中国唯一的出路。（页１２７）

　　这是更为广泛的革命动员。如果说阶级报复并不是全体中国人的愿望的话，

那么民族自立却是２０世纪全体中国人的共同愿望。大多数知识分子，本来不是

革命的参与者，但对共产革命后赢得的民族解放却衷心感动。１９５７年，北京

大学教授傅鹰说："我一生的希望就是有一天中国翻身，现在这个希望实现了，所

以我拥护这个政府。共产主义我不了解，从书本上看的来说，意识形态方面我不

见得完全同意，但共产党把国家弄成现在的气派，我拥护它。"（４）

　　１９９１年初，本文作者在广州文德路的地摊上买到美国学者斯潘塞写的《

改变中国》一书，大意是说，数百年来西方各式人士纷纷来到中国，试图以自己

的观念改变中国，但从明末的汤若望到１９５０年代的苏联援华专家，没有利用

中国人，反而被中国人利用了，最终无不以失败而告终。从文德路转到北京路，

在新华书店看到折价处理的香港三联版的《可爱的中国》，恍然悟到，方志敏可

以很好地回答斯潘塞的问题：因为你们想欺侮我，所以你不可改变我。

　　４ 反革命的幼稚性

　　共产党曾经是幼稚的党，中国革命曾经是幼稚的革命。但幼稚是双方的，反

革命也有幼稚性。

　　１９２７年，方准备在弋阳发动秋收暴动，正在聚议之中，白军就来进攻了

：

　　白军进攻的第二天，就到我村放火烧屋。我村家家都放了火，但放火后即开

走了；群众躲在山上，看到白军开走了，马上一拥下来救火。还算灌救得快，救

起了一小半，八十余家中，就有五十余家被烧个干净！被烧了屋的群众走回家来

，不见房屋，只见一片断墙碎瓦，那能不伤心！女人们都大哭起来，边哭边骂；

男人都咬牙切齿，指手顿脚的骂劣绅，咒白军，要与他们拚命。由此，可见用杀

人烧屋的手段镇压群众的革命，不但无效，反而更激起群众深刻的仇恨，而使斗

争加剧起来！

　　因为群众被烧了房屋，一方无所挂虑，另一方想起来就心痛，所以更加拚命

斗争了。（页３６─３７）

　　不但底层白军，整个国民党事实上都曾帮助过革命。韦君宜回顾她在"一二

九"时代："我们回到学校，愤怒充满胸膛。政府不支持爱国，只有共产党才说必须

抗日，左派刊物高呼无保留地支持学生的抗日运动。愚蠢的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

党政府，共同把我这样的青年推到了共产党的旗帜之下。"（５）国民党是执政党

，它考虑的问题要比共产党复杂一些，但它在利用群众、鼓动人心方面肯定不如

共产党。

　　其间的道理，不只是毛泽东所说的压迫越深反抗越烈，古今中外都有压迫很

深却无反抗的群众。真正的问题是，要群众不反抗，就得让群众能活得下去，不

管生活得怎样，这就是鲁迅讲的"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赣东北是个贫困地区，很多

农民的全部财产就是几间歪歪扭扭、聊遮风雨的破房，烧光了房屋，他就只能参

加革命。白军的镇压客观上是在帮助共产党做革命动员。

　　这个道理反革命不懂，共产党却懂。江西苏区曾实行一种叫"无产阶级化"的策

略，即对那些薄有资产、不愿参加革命的人，先把他的房子烧了，使他无产阶级

化，然后让他来参加无产阶级革命。一些革命者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投身革命

的，但共产党并不只有这一种消极方法，只要你进来了，它就有办法让你洗脑，

让你改变世界观。

　　５ 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

　　在《死》中，方志敏记述了国民党的一个副处长对他的劝降。这个副处长瘦

瘦的、三角脸、老鼠眼，是个杀人如麻的刽子手，却又是有相当见解的人。比如

，他把共产党分为"信仰顽固"的和"盲从"的，就不全是诬蔑，任何一个人数众多的

政治组织，通常都是由少数精英和多数跟从者组成的。

　　劝降是在似乎抽象的关于"主义"和"人生观"的争论中进行的。副处长深谙人性

人情：

　　你们的主义，是不得成功的，就是要成功，恐怕也还得五百年。……总之，

不能在我们这一代实现，那是一定的了。我们为什么要做傻子，去为几百年后的

事拚命呢？……主义并没有绝对的好坏，总得看看是否适合于今日。譬如说我们

国方的主义，也有许多人说坏话，但说的尽说。现在总是我们国民党统治中国；

我在国民党里，总有事做，总有生活，这种主义已经就值得我们相信了。人生在

世，公私两面都要顾到，有私才有公，有公也才有私。一心为公，完全忘了私，

忘了个人，我看那不能算是聪明人吧。我常常这样想，万一共产主义会成了功，

那谁能料定我会不一转身儿，这是我的实心话。（页１４９）

　　这里有两个方面。一是主义要适合于现实，二是公私兼顾的人生观。在常识

的意义上，都不能算错。

　　但革命与常识无关。如果一切以现实为标准，革命就根本不会产生；如果革

命者，至少是部分革命者，不一心为公，革命就永远不会成功。中国革命正赖一

大批牺牲自我的革命，才在几乎是不可能的条件下创造出奇迹。

　　方志敏道破了中国革命的奥秘：

　　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笃诚的信仰者，大革命虽然遭受失败，但我毫无悲观失

望的情绪。…… 这次的失败，只能是暂时的，中国革命的复兴，某个新的高潮，

必然要很快到来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必然要覆灭，代之而塌的，必然是共产

主义；反革命必然要失败，革命一定得到最后的胜利。"这是绝对的真理，同时，

这也是我的基本信仰。好吧！错误是错误过去了，失败是失败过去了，算了吧！

重起炉灶，再来干吧！（页３３）

　　马克思多次指出，不能把他的历史图式（从奴隶制到社会主义）普遍化为一

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以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

要走这条道路。"以马克思主义为鼓舞的中国革命既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民主

基础，也没有无产阶级革命的物质前提，而卒能成功，原因之一，是违背马克思

的意图，把他的历史图式绝对化、先验化，以此来激发参与者不容怀疑动摇的献

身精神。"绝对"和"信仰"，是革命的真正动力。"绝对"意味着没有任何可以与它相

并论的东西，对"绝对"的体认内化为人生的"信仰"，不但是个人的一切无法与之相

对，就是革命遇到挫折、失败，也不会丧失信心，因为它是绝对的。"我们信仰的

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页１３５）之所以出了问题，是因为客观条件，或主

观努力不够。所以方才在狱中反复检讨皖南行动的错误。前仆后继，愈挫愈奋，

这就是绝对信仰的力量，这就是共产党的力量。

　　国共争雄的结果是双方换了一个位置，其间原因甚多，但国民党没有或较少"

绝对"和"信仰"是一个重要原因。像副处长这样一旦时移境迁就"一转身儿"的国民

党人不在少数，怎么能指望他为国民党献身？

　　６ 抽象的党和具体的党

　　方是怀着对党的忠诚参加党的。共产党"有完整的革命理论、革命政纲和最高

尚的理想，它有严密的党的组织与铁的纪律，它有正确的战略和策略，它有广大

的经过筛选而忠诚于革命事业的党员群众；并且它还有得到全党诚心爱戴的领袖

；它与无产阶级和一般劳苦群众，保持亲密的领导关系；它对于阶级以及全人类

的解放事业的努力、奋斗和牺牲精神，只要不是一匹疯狗，都会对它表示敬意。"

（页２３）

　　这些颂词是每个入党者都要背诵的。不过方不是背宣传材料，而是真诚地这

样相信的；而且，方不是一个盲目的信仰者，他对党内非理想的方面是真切了解

的。

　　比如，１９２７年，"共产党的中央，被陈独秀腐朽的机会主义所统治，离开

阶级立场，背叛阶级利益"；"党没有正确的领导"。（页２６）

　　再如，江西信江地区的弋阳、横峰等县１９２７年年底举行革命暴动，１９

２８年分别成立党的县委，受（赣）东北特委领导。而东北特委

　　山高皇帝远，好久没有一个指示，间或有指示我们，又无法用以解决我们实

际上的困难！派交通去，往往挨骂而归，同时总是要我们解款子。有些时候，我

们没有解款去，就把我们的交通路费扣留。（页２３６）

　　东北的党，是省委最称许的，但是与我们为邻，我们在顶吃紧的时候，他们

从来不予我们以帮助。（页２３９）

　　只想向下级要钱，却从未给下级帮助！这也是一惯正确的党？下级当然不愿

永远受压，干脆联合起来成立信江特委，直接归省指挥。但也不行，信江特委要

开成立大会，送信的交通员经过东北特委时，路费被拿去了，交通员只能半途而

返，大会因此开不成。后来好不容易与省委联系上了，省委却和东北特委一样对

信江怀有成见和误解，从来不肯派人到信江视察工作，对信江方面的报告又不肯

相信，甚至要取消信江特委。

　　党不是抽象的，陈独秀是党，赣东北特委也是党，但他们与方信仰的党似乎

有较大距离。显然，抽象的党和具体的党不一样，革命者的本领之一，就是理论

上坚决相信党的正确，而在实际工作以要掌握与具体的党组织、党的领导人打交

道的艺术。没有前者，就不会有革命的坚定性，没有后者，就不能在革命队伍中

生存。方没有解释何以具体的党与抽象的党有如此差异，看来，狱中书简还有不

少保留，方的内在世界还更丰富。

　　７ 肃反的第一个反省者

　　方志敏可能是第一个在文字上反省"肃反"的中共领导人。

　　赣东北的肃反风，是１９３２年从鄂豫皖刮过来、由中央代表曾洪易实施的

，冤假错案很多。方志敏是肃反的热心参加者，"本来我的痔疮是刻不容缓的要割

了，医生把开刀的手续都办好了，并送了泻剂给我喝。我想在肃反斗争紧张的时

候，我个人却睡到医院里去割痔疮，心里怎样会平安下去，乃回复医生暂不割，

等有暇时再来，泻剂也退还医院了。我也常到保卫局审问捉来的反动派。大审问

中，我感觉到当时的肃反工作，有些地方是错误的，极不满意。"（页７３）各个

苏区的肃反，大多与党内权力斗争有关，乱杀人的现象普遍存在。但只有方志敏

，当时就积极反对过火的做法，并在１９３５年就比较深刻地反省了赣东北的肃

反问题。

　　肃反的错误表现在：（一）肃反中心论，埋头对内杀戮，忽略对外战争；（

二）扩大化，到处疑神疑鬼，引起"人人自危"；（三）简单化，只凭口供杀人，牵

连无辜。仅弋阳一县就设有监狱１７报，关有"ＡＢ团"犯人１１００多人，被杀的

达３００多人，全县九个区委书记杀得只剩下一个。"我现在肯定地说，赣东北和

闽北的肃反工作，是有错误的。"

　　放走一个反革命派，固然是革命的损失，错办了一个革命同志，又何尝不是

革命的损失！（页７４）

　　错放一个反革命与错处分一个革命同志，其损害党和革命利益是同样的。（

页１０６）

　　道理如此简单，酷虐的内部杀戳何以还会发生？结论只能是：肃反与权力之

争相关。中国革命是由若干个山头组成的，１９２７年以后，各个山头都有自己

的领袖。外来干部、中央代表要掌握这个山头，必然要整肃当地的领导人，如毛

泽东打ＡＢ团是肃掉赣南地方干部和军队；张国焘到鄂豫皖要杀掉许继慎等人，

夏曦到湘鄂西要杀段德昌等人，曾洪易到赣东北判断："赣东北党的组织大多数不

是从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而是由征服、拉扶、亲族和感情关系相互介绍建立起来

的。"（６）所以要要杀死根据地创始人吴先民等人而由中央来的人担任省委主要

领导。通过大规模的杀戮，这些外来的或中央来的领导才能掌握这个地方的革命

领导权。由于肃反也是由革命者主持的，且恐怖气氛还可以从根本上禁止动摇和

软弱，激发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所以内部残杀也不必然立即导致革命失

败，革命者也就不惮于内部整肃。曾洪易肃反的理由之一，是鄂豫皖根据地肃反

后打过胜仗，因此他提出"以肃反的胜利争取红军的胜利。"

　　方认为１９３１、１９３２、１９３３年，赣东北的政治路线犯了右倾机会

主义的错误，但"在１９２３年的肃反斗争中，很明显的我们是犯了'肃反中心论，

肃反扩大论'的错误。"（页１０５）毛泽东与立三路线、王明路线确有区别，但在

打ＡＢ团上，他下手更狠。所以"肃反扩大化"与任何左倾路线都没有必然联系；而

一个人会不会被肃掉，也经常与他的政治立场没有关系。１９２９年，远在莫斯

科的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进行"清党"，"在'劳大'最根本的一条是看对支部局的态

度是拥护还是反对。虽说清党同时也要查阶级、查历史，看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认

识，但这些都不起决定作用。简而言之，你是拥护支部局的，就是政治立场坚定

正确，就是动力，即使其他方面有些问题也不要紧；你是反对支部局的，就是政

治立场动摇以至错误，就是对象，即使出身好、有革命资历，也得检讨甚至处分

。"（７）说到最后，有没有问题是由某个组织、某个人说，肃不肃你、整不整你

、清不清你，总是取决于由某个人代表的某个组织。

　　打"ＡＢ团"的运动一直进行到长征以后。"更令人痛心的是，在外部敌人不停

地对我们进行越来越疯狂的'清剿'时，我们内部还继续在不停地搞什么'肃反'斗争。

"方志纯就被关了起来，多次吊打，只是在几乎被杀的关头，项英一分电报救了他

（项英１９３１年就纠正过毛泽东的第一次打"ＡＢ团"）。"当时关我、审讯、打

我的人，都是在一个部队朝夕相处，生死与共的战友、同志，相互之间非常了解

，怎么致于昨天是革命的，是同志；而今天就以革命，成了敌人？"（８）原因之

一，是方志纯在个别场合以不同的方式向领导提过意见，于是反对上级就是反对

党中央，就是"ＡＢ团"。这种推论逻辑是党的传统，延续了数十年。

　　可见，内部残杀、大规模的肃反之所以一再发生，一方面与纯洁革命队伍的

政治理念相关，非工农出生的、起义过来的人总是率先被打，但另一方面，抽象

的政治理念其实收拾不住人心，还需要肉体消灭的配合。不但是方志纯，历来向

上级提意见的都没有好下场。

　　８ 革命者对付革命者

　　方对曾洪易的肃反有尖锐的批评，或许是方不想公开党的内的分歧，或许是

方为人宽厚，他没有对曾洪易其人作出评论。曾１９３２年在赣东北实行了惨痛

的肃反，"吴先民是赣东北党的创始人之一，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是一个

坚强的共产党员。可是。曾洪易只凭一个所谓'ＡＢ'团嫌疑犯的口供，就确定吴先

民同志是'ＡＢ'团，是'改组派'，要将吴先民杀害。"（９）方志敏提出反对后，曾

将他隔离，要他写检讨，被排挤出赣东北省委。

　　曾洪易后来背叛了革命，他的结局说明坚决执行肃反错误的人政治立场也有

问题。但在曾之后由中央派到赣东北的乐少华、刘英两人，尽管方批评他们政治

工作做得不好："特别是政治工作人员与战斗员有时隔膜，并且有时态度不亲爱，

缺乏耐性。"（页１０４）但方没有说、事实上他们也没有政治立场上的问题。

　　方志敏的狱中书简避免涉及对任何个人（包括曾洪易）的评论，但事实上，

路线错误也好，政治工作做不好也好，里面都有权力斗争的因素。时任七军团参

谋长的粟裕，回忆过七军团和抗日先遣队内部的斗争。军团政委乐少华曾给粟裕

扣上"反政治委员制度"的帽子，长时期对他进行限制和监视："这件事说起来是很

荒唐的。我们在闽赣边界执行牵制任务时，一次我们阻击向江西前进的敌第四师

李默庵部，消灭了一部分敌军。我从前沿跑回来请示是否继续追击，当时乐少华

和军团长寻淮洲坐在一根木头上，寻淮洲同志说：'好，好，好！'表示要继续追击

。乐少华同志没有作声，我以为他同意了，一转身就走，他突然跳起来大叫：'站

住！妈那个Ｘ，政治委员制度不要了！？回来！回来！'我们只得停止追击。""我

第一次见到乐少华同志是在浒湾、八角亭战斗以后，那时他刚来七军团上任，军

团部在一个大庙里开大会欢迎他，请他做报告。恰巧这时我从战场回来，寻淮洲

同志，见我到了会场门口，便走出来同我打招呼，刚简单谈了几句，乐少华就在

会上拍桌子大骂：'妈那个Ｘ，我在报告，哪个还在讲话？'当时他还不认识我，竟

对军团长如此态度，显然是要当众耍一个下马威。"（１０）所谓"政治委员制度"

，对乐少华来说，就是只有政委才是七军团的最高领导，不承认他的最高权威，

就是反"政治委员制度"。路线斗争归根到底是人的斗争。

　　方志敏等人被捕牺牲后，原抗日遣队突围部队于１９３５年初组成挺进师，

粟裕任师长，刘英为政委，到浙西南进行游击战。夺权斗争又在紧张的对敌斗争

中展开了，首先是浙南和闽东两个山头的矛盾："由于浙南游击区和闽东游击区双

方都有些本位主义、山头主义，从浙南方面来说，还有以主力自居的思想；……

刘英同志却想'统'掉闽东。他几次提出要叶飞同志留在省委工作，借以调离闽东。

""调离"是轻的，由于粟裕写信给闽东的黄道同志想联合抗敌，刘英便说他"分裂省

委"，开会声讨："因闽东同志已退出闽浙临时闽浙省委，我便成了主要斗争目标。

当时对我也采取了对敌斗争的手段，派了一个班把人监视起来，剥夺了我的行动

自由。"粟裕违心地作了"申明"（什么申明？是不是保证不反刘英？）后，他被放

了出来。如果不作"申明"呢？处死的可能性不是不存在的。他和刘英后来分开行动

："我们在总的方面仍是统一的，配合的，但在各自活动的地区内则各自行动，而

且互相之间戒备，每当必须会合时也各自带着武装，并且不住在一个房子里。"（

１１）挺进师在浙南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但谁能想象它的师长和政委是如此

的相互戒备和警惕？

　　乐少华４９年后在"三反""五反"中含冤自杀；刘英１９４２年死于敌人之手，

这些坚定的革命者也有他的地盘欲、权力欲，这不只是人的本性的问题。要干一

番革命伟业，没有权力怎么行？

　　革命者是强大的，一方面要和外部敌人斗争，另一方面要和内部的权力竞争

者斗争，成功者是这双重斗争中的胜利者，他们真如斯大林说的，是特殊材料制

成的人。

　　９ 中央与地方

　　革命之火在各个山头点燃，江西中央根据地是主峰。山头和主峰相互依赖，

但决不是和谐一致的。所以每次中央发生领导人更换或政策转变，都要派出"钦差

大臣"到各个山头督促。赣东北的唐在刚、万永诚、倪宝树、曾洪易等人，都充当

了这种角色，他们与赣东北根据地及红十军的创始人方志敏、邵式平、黄道、吴

先民等在思想路线、工作方式和权力分配上都有冲突。

　　中央对各个山头的信任不是完全的、无保留的。为了保证曾洪易等人在赣东

北的权威，１９３３年，中央把赣东北的红十军调到中央根据地："方志敏孤零零

地被留在赣东北，没有随军行动，红十军军长周建屏，名义上是将他调去学习，

实际上是根本不信任；政委邵式平调离部队，到地方工作，当然不信任。我，吴

克华、黄开湘等同志也均被调出，由中央另行分配工作。当时，红十军营以上的

干部，几乎全部被调离，换上另外一批干部。"（１２）这样做当然可以保证中央

对这支武装绝对领导。但红十军干部战士都是赣东北人，把他们调离家乡、再全

面调整他们的领导，极大削弱了这支部队领导力量和战斗力量。对此，中央不会

不考虑到，之所以仍然要如此，显然是觉得即使部队受到影响，也比抓不住要强

。

　　当然中央会在形式上照顾地方。１９３１年曾洪易以中央代表的身分全面接

管到赣东北的领导权，在肃反过甚、政治极左、军事外行等因素导致党和红军的

重大损失。此时，赣东北的党、军事领导权均已由曾洪易和其他外来人控制，唯

一忽视了省苏维埃这一"民意机关"。从１９２７年２月２２日江西省第一次农民代

表大会开始，方就一直是农协、工农兵代表大会（即苏维埃）的主席。此后，他

在党内、军内时上时下，但省苏维埃主席的职务从未变动。１９３３年１１月，

赣东北全省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干部群众都表示了对曾的不满，要求方志敏出来

主持工作。方志敏把这一情况如实报告中央。１２月，中央调曾洪易出席六届五

中全会，任命方志敏为省委书记，暂时满足了赣东北的地方要求。

　　然而，重获权力的方志敏刚刚重振了一下旗鼓，１９３４年１月六届五中全

会的路线限制了他，"我们过于机械地执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战略。"（页８８

）赣东北根据就此断送。"在抗日先遣队与新十军会师合编为红十军团后，当时虽

然中央和中央军委要方志敏同志担任抗日先遣队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但是，

从当时中央作的具体人事安排来看，从当时根据地日益缩小的情况来看，这职务

上不过是个虚职而已，军事指挥权实际仍为曾洪易一伙所把持。"（１３）方志敏

如果不死，中央领导如果不是因为遒义会议后发生了变动，他在党内会是一个什

么结局是很难设想的。

　　１０ 左右难辨

　　左、右之分是毛式党史观的核心结构，是它解释一系列繁难问题的万能钥匙

。一般认为，左的错误在党史上时间更长、危害更大，以至于８０年代以后，左

派的日子不太好过。但方在总结赣东北革命经验时，屡屡愤怒地呐喊"右倾保守主

义是我们最凶恶的敌人！"（页６９）他认为，赣东北的右倾错误，主要表现为没

有猛烈扩大红军、不敢在白区进行大的战争、没有拼命向外发展，总的看就是"极

端不够"。（页６９─７０）因此在形势比较顺利的３１、３２、３３三年中，赣

东北不但没有发展，反而缩小了一部分。

　　革命本身就是一种左的极端行为，尤其是在中国背景下，有革命的需要和前

提，但几乎没有什么客观条件。完全的实事求是，按常态考虑问题等等都不可能

把革命进行下去。这也就是何以红军特别重视政治工作的原因：

　　特别是在白区长期作战过程中，战斗员的疲乏与个别的悲观失望是不可免的

，必须有刻苦的耐劳的政治工作，以提高其勇气及胜利信心。（页１０４）

　　政治工作的功能是鼓舞理想、提高信心，而在具体的革命行为中，却要客观

冷静。方的"极端"只是激烈地开展革命，在策略上，他还是谨慎的。１９３０年下

半年，赣东北红军两次奉立三中央之命去打九江，方都坚决反对，他认为"红军去

打波阳（执行攻九江的命令），是送红军去死的！这样猛烈的发展要坍台！"（页

３８９）因而，当王明集团反对立三路线的四中全会的决议传到赣东北时，"我们

满心欢悦地完全同意中央的决议，拥护国际的路线，在党内开展了反对立三路线

与拥护国际路线的解释运动。"（页６８）立三路线的主要危害在于要力量弱小的

红军攻打力不能及的大城市，毛泽东当年最反对的也是这一点。王明等人批判立

三路线时也纠正了这一点。延安初期，毛泽东也承认四中全会的这一功绩，后来

为要彻底打倒王明等人，才说王明路线比立三路线更左。事实上，方反对立三路

线，在反立三路线的意义上认同王明路线，当后来的中央代表曾洪易推行比立三

更左的路线时，他再次作了坚决反对。

　　所以"极端"的革命派也有实事求是的品格。有了这种品格，左、右其实都不是

问题。１９３１年，方主持的省工农政府通过决议取消各圩镇的赶集活动，这显

然破坏了农民的日常生活。后来方下乡后发现了问题，迅速撤销了原来的决定。

──他敢于纠左。赣东北的土地法与中央根据地的土地法是不一样，在中央根据

地，是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赣东北在没收地主土地后，地主仍然可分得一

份人口田，富农与其他农民一样分田。显然，赣东北的政策对稳定地、富情绪、

巩固根据地起了积极的作用，而中央根据地的政策则会引起大批地、富加剧反对

共产党。在得知中央根据地的政策后，方依然坚持原来的政策，理由是"我们原来

的土地法，既然这么多年没有出问题，那就说明在我们这里是正确的，就可以实

行下去。"（１４）以至于曾洪易到赣东北后，给方加了一顶"富农路线"的帽子，

强令修改土地法。──方不怕右。

　　１１ 生死之间

　　方的狱中书简都是濒死之论，他直接写到死的有三篇：《我们临死以前的话

》、《死》、《记胡海、娄梦侠、谢名仁三同志的死》。第一篇是政治交代，第

三篇是实事叙写。

　　第二篇是一篇一万多字的"共产主义殉道者的记述"。革命者的死亡观，以夏明

翰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最为典型，方也写下"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

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的壮语，坚信主义比生命更为重要。在狱中，"死，是无疑

的了。什么时候死，不知道。"（页１３９）问题只是第一如何死？选择革命实际

上就选择了死亡，生死不隔，死亡也是革命的行为之一：

　　我们必须准备口号，临刑时，要高声的呼，用劲的呼，以表示我们的不屈！

（页１３６）

　　生之斗争召致着死；从容就义也是一种革命行为。革命之于革命者，可以赋

予他们的生死以一种超越自然的意义。但在监狱中，革命者面临一个特殊的问题

：活着，但没不可能从事革命工作。

　　所以，第二，不革命如何能生？在"优待号"，午饭有三荤两素一汤，三个革命

者吃得很香。这就有了疑问，革命者吃着敌人的饭，最终不免一死，这算怎么回

事？

　　同志！我们在这吃饭，我有点怀疑到底是为谁吃的。（页１３８）

　　好像我们吃饭，不是为着自己吃的，是为着刽子手的枪弹或刀吃的。吃胖了

一点，让它们尝点油味儿。（同上）

　　方实际上找不到死刑犯吃饭的意义。另两位难友的回答分别是："不管它，生

一天就得吃一天。""吃吧，不要讲死了就不吃。"（同上）

　　"生一天就得吃一天"──这是自然式的回答，活着就要吃饭，操那么多心干啥

？

　　"不要讲死了就不吃"──这是常识性的回答。确实，即使不是死刑犯，每个人

也都会有死的一天，他们不每天都在吃饭吗？吃饭与死无关。

　　第三，死的意义。有一次报纸上登载了有关苏联人口的新闻，三个革命者就

在狱中谈开了中国人口究竟是增加还是减少的问题。方认为，无论是增加还是减

少，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肯定不利于生命的存在：

　　中国是一个死神统治一切的国家，谁也不知他什么时候会死。（页１４３）

　　另两位也分别说："中国人的命，不值一个钱，死个人像死一条狗一样！"（同

上）"中国人的生命，真像一个蚁子，一皮草儿，一天到晚，不知要糟蹋多少？"（

页１４５）以绝对理想主义为号召的革命之所以能在中国召唤这么多的参与者，

是因为中国人的生命中没有或较少相对的价值。与其猪狗一样地死去，不如在革

命中牺牲。生不足惜，死倒有价，中国革命不愁找不到不怕死者，穷的可怕和死

的威胁把无数人逼上革命之路。除了革命，死亡边缘的人找不到生命的意义所在

。

　　注释

　　（１）《美国的历史文献》页１７─１８，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８９。

　　（２）《歌德谈话录》页２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０。

　　（３）（１０）（１１）《粟裕战争回忆录》页３、１０５─１０６、１６

７─１６８，北京：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８。

　　（４）引自朱正：《１９５７年夏天：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页５３，郑

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

　　（５）韦君宜：《思痛录》页２，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８。

　　（６）（８）（９）（１２）（１３）（１４）方志纯：《回首当年》页９

９、１６１、５０２、１８６、５０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

　　（７）刘英：《我和张闻天命运与共的历程》页３５，北京：中共党出版社

，１９９７。

　　方志敏简历

　　１８９９年８月生于江西弋阳。

　　１９２２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１９２４年参加共产党。

　　１９２５年任国共合作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农民部长，领导农民运动。

　　１９２７年后回赣东北，１９２７年任中共弋阳区委书记，年底领导弋阳九

区的秋收暴动。次年１月任任中共五县党委书记兼武装起义总指挥，领导弋横起

义。

　　１９２９年领导成立江西红军独立一团，开辟信江根据地，任信江苏维埃主

席、军委主席，领导创建赣东北根据地。

　　１９３０年领导成立红十军，次年兼任军政委。

　　１９３２年赣东北省改称闽渐赣省，任省苏维埃主席、省委常委。

　　１９３４年１月在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１０月兼任闽渐赣军区

司令员，１１月任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率军团北上。

　　１９３５年１月在持南怀玉山被捕，８月６日在南昌就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