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单世联个人文集:方志敏：《我从事革命斗争的述略》 -- AleaJactaEst

　　在革命回忆录、革命家自传之类的著述中，李维汉的《回忆与研究》（中共

党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６）开始了一 种新体例，这就是以个人经历为线索对党

史、国史的某些方面进行研究性的著述，有相当的史料性和理论性，已成为后人

研究的重要参考。李维汉之后，薄一波、胡乔木也写了类似的回忆录。

　　1、"革命先锋"

　　现在读到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多次修改过的文本。原来的报告中

，毛泽东将那些"踏烂鞋皮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

业不居的"游民、乡间痞子当作贫农的一部分，说他们最革命，是革命先锋。

　　当时在湖南省委工作的李维汉认为："农村中确实有一些游民（或称流氓无产

阶级），他们有革命性，在农运兴起的地方，打先锋的常常包括这样一些人。但

是对他们需要作一分为二的分析。因为这是一个动摇的阶级，其中一部分易为反

动势力所收买，另一部分虽然参加革命，也要在革命中对他们进行改造，防止他

们的破坏性。"（页１０１）１９２７年月，毛在湘区区委以此作报告时，李曾建

议他删掉这段话。在后来的《毛泽东选集》中，这句话是删掉了。不过即使在那

时，毛也不是轻易听取别人的意见的人，实际上他并并没有改变他的判断，直到

１９３７年在与海伦 斯诺的谈话中还说："我们称无田地的农民为农村无产阶级

。我们把没有足够土地维持自己生活的贫农看作半无产阶级。"（１）"无产阶级"

就是那些没有财产的人。

　　从阶级分析的角度说，李的观点显然更为正确。把农村中的痞子列入革命先

锋，肯定不是从"社会生产的一定地位"及其与生产资料一定的关系出发，而是从收

入和生活水平出发，从对现存秩序的态度出发。以经典马克思主义来衡量，上述

角色根本不可能充当革命先锋。毛的现实依据在于，共产党实际上无法在长期受

中庸之道熏陶、满足于饱腹暖体、习惯于委屈求全的农民中发现革命的动力和要

求，至少在初期，要想搅动死水一潭、几乎是千年不变的农村社会，要在对立和

仇杀中变更农村关系，就只能靠毛称颂的那些"革命先锋"。１９２６年１月１２日

参加湖南农协第一次代表大会后，毛回到武汉，说过两句名言"有土皆豪"、"矫枉

必须过正，不过正就不能矫枉"。据张国焘回忆，他曾和毛讨论过这一问题："我向

他说的大意是，所谓'有土皆豪'，难道有一小块土地的自耕农，也算是'豪'吗？他自

己也算得是湖南的一位绅士，难道也'劣'吗？所谓'矫枉必过正'，为甚么必须'过正'

？要'过正'多少？是暂时的'过正'，抑是永久的'过正'？等等，他是个不肯认输的人

，只是大笑一阵，说不过是为了当前实况的需要，才说出这些话的。"（２）

　　矫枉过正之论是与当时农村游民的暴力行径相适应的义理支持。这一点，深

谙中国农民的作家赵树理在其作品中有生动表现，在《小二黑结婚》、《李有才

板话》、《邪不压正》、《锻炼锻炼》等作品中，赵树理既不写地主富农的反抗

，也不写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却认真揭露由流氓痞子转化而来的农村干部的阴暗

面。"据我的经验，土改中最不易防范的是流氓钻空子。因为流氓是穷人，其身份

和贫农容易相混。在土改初期，忠厚的农民，早在封建压力之下折了锐气，不经

过相当时期鼓励不敢出头；中农顾虑多端，往往要抱一个时期的观望态度，只有

流氓毫无顾忌，只要眼前有点小利，向着哪方面也可以。"（３）若干年后，古华

的小说《芙蓉镇》以王疯子再度提示了农民革命的部分本质。

　　就发动革命的目的来说，毛的判断是有效的，它符合了"当前实况"。但其后果

是，农民革命彻底破坏了乡土中国的组织结构、价值规范，却又未能建设新的社

会组织，除了政治─行政的组织系统之外，革命后的农村实际处于价值真空和民

间组织的缺乏之中。革命付出了巨大的社会成本，使得革命成功几十年后人们开

始怀疑革命的必要性。

　　２ 幼稚与野蛮

　　１９２７年以后的农村暴动差不多都有过火行为，这一方面是长期处于社会

边缘的"革命先锋"失去约束后的破坏性冲动的释放，另一方面是从八七会议《告党

员书》到１９２７年１１月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现状和共产党的任

务决议案》要求的：

　　关于阶级政策，《决议案》写道："工农武装暴动的策略，尤其应当注意的是

：对于豪绅工贼及一切反革命派，应当采取毫无顾惜的消灭政策；……对于上层

小资产阶级──店东商人等等，切不可存在着犹豫动摇的心理，如惧怕扰乱他们

的安宁秩序，因而不去发展革命的群众的独裁制，甚至阻止群众的剧烈的革命行

动。"这些"左"的政策，在某些农村暴动中，例如在湘南成为"杀尽土豪劣绅"以及

烧毁他们房屋的所谓"烧杀政策"，甚至引进了城市。（页１９０）

　　在这前后，中央领导机关和某些地方党的组织还提出"红色恐怖"（《江苏省委

给宜兴的信》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２日）、"大杀豪绅地主"（《中央给陕西省委的信

》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６日）。（页１８０）

　　党史上源远流长的左比右好的观点就是在此时发生的，不少人认为"左"是站着

斗，右是跪着降，怕右不怕"左"。此一思潮的引发，一是愤于国民党开了第一刀，

二是激于对陈独秀的放弃抗争：

　　拿我自己来说，在八七会议前夕，秋白彻夜翻译《告党员书》，他译一页，

我看一页，最后翻译完毕时，秋白问我："怎样？"我答："一剂清热散（意指清醒

脑筋），好极了！"（页２３１）

　　盲动主义作为对投降主义的过激反动，同样使党蒙受巨大损失。后来的党史

把这一切统统归结为党的幼稚，但这个幼稚主要是方式、方法、手段意义上的"幼

稚"。即使在毛掌握了政权的中央苏区，烧杀政策也没有绝迹，４０年代末的土改

和６０年代的"文革"都有杀死地主豪绅的行径，左比右好的观念到改革开放的９０

年代也还有市场。

　　革命者的手是红色的，而中国革命更由于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牢牢地为后来者

记取而成为红色的海洋。历史并不遵循辩证法，陈独秀的右只是引爆了无休无止

的左，却没有一个"合"。

　　３ 知识分子与知识分子

　　陈独秀轻视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和早期党的多数领导人一样，他本人也是

一个杰出的知识分子，所以对知识分子的革命性比较信任。在决定陈独秀出局的

八七会议上，邓中夏、蔡和森、罗亦农、任弼时等都指出，五次大会后党中央机

会主义领导的中心在于强调联合小资产阶级，拒绝执行大会关于土地革命的决议

。从八七会议把民族资产阶级与蒋介石等同起来作为革命的对象起，城市小资产

阶级和知识分子在党的辞典上就成为一种可疑的、危险的角色：

　　把"一般手工业者、商人、学生、店员及城市贫民"统统当作小资产阶级，对小

资产阶级又不是联合第一，不讲照顾他们的利益，而是用绝对的无条件的阶级斗

争，即所谓"革命方法"来强使小资产阶级跟着自己走，这种做法就会把小资产阶级

大部分驱赶到豪绅一边。（页１７９）

　　对党内知识分子的不信任也弥漫开来。１９２７年《决议案》把八七会议后

的一些错误和失误归罪于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要求"将工农分子的新干部替换非

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之干部。……使党的指导干部之中无产阶级有贫农的的成份

占最大多数。"对于这种"一刀切"，周恩来说："把工人干部当作偶像，对知识分子

干部不分别看待。那时李立三同志当广东省委书记，曾说：知识分子的作用完了

，今后只有依靠工农干部。所以广州起义失败后，教导团有几百学生军退到海陆

丰，就没有把他们当干部来使用，而把他们编到第四师去当兵，后来绝大多数在

作战中牺牲了。"（参见页１９３─１９４）

　　左的教条主义以工人为主，毛泽东的教条主义以农民为主，他们都对知识分

子怀有过份的敌意。令人深思的是，瞿秋白本人是杰出的知识分子，他的文人气

要远远超过陈独秀，尽管在他主持下通过的文献多是国际代表罗明纳兹起草的，

但他无疑是同意的。后人对他摒弃个人情感意绪以革命纪律和意志约束自己的献

身精神肯定会肃然起敬，但对其左的恐怖也肯定不寒而栗。过激行为是农民的本

色，但左的理念却是知识分子的教义。党史上的极左派基本上属于知识分子，其

原因也许只有知识分子，才对历史和社会有一定认识，才会超越直接利益要求对

社会和人性作一番彻底改造。农民会杀地主，但只有知识分子才会把这一行为论

证为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才会在历史规律的意义上赋予暴力行径以最

终的合理性。

　　４ 立三的英雄气

　　左派领袖很有特点，瞿秋白是感情细腻的文人，王明极善讲演，而李立三则

颇具一种不切实际的英雄气。张国焘有些漫画式地写道："他坐在那间秘密的办公

室中，俨如统帅，颁发军队番号，签署委任状。譬如某一地区有几名游击队，他

便委派一名司令；某一地区如果有百人左右，他就颁发一个师或这的番号。因此

他纸上的兵力，总在不断增加，革命也就高涨起来。李立三于是左一个命令，又

一个命令，指挥今天进攻这里，明天又进攻那里。"（４）

　　１９３０后６月１１日政治局会议通过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

（即《新的革命高潮和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之前，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罗伯

特曾表示不同看法。

　　李立三非常生气，说他右倾，妨碍中国党的领导工作。６月２１日，中共中

央政治局以向忠发的名义向共产国际远东局提出抗议，要求将罗伯特撤走。李立

三在未接到国际指示的情况下，于７月１３日又召开政治局会议，布置南京暴动

、上海总罢工，并要求全国配合。（页３０５）

　　他还讲，等打下武汉，中国革命胜利了，再同共产国际讲话。（页３１０）

　　立三的认识与共产国际关于世界革命正处于高潮的判断是一致的，他之得罪

太上皇，一是超过了国际，认为可以立即夺取政权，苏联应借机出兵东北，由中

国革命引起世界革命。由于苏联一直怕战争，所以得知立三的谈话后大为恼火。

二是批评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情况。声称自己既要对国际负责，也要对中国革命

负责，他和总书记向忠发一起严厉指责共产国远东局负责人罗伯特对革命犯罪，

阻挠革命。由于这两条，国际对立三的罪状"上纲"就高了起来。批评国际诚然有之

，指挥国际却是夸大。"我所遇见的同志，都没有提到李立三要求苏联出兵东北、

外蒙，进攻京、津来配合他夺取武汉的那个'天才计划'。"（５）

　　中共党内大概也只有立三在急需苏联帮助时敢于对莫斯科公开非议，一定程

度上保持中国党的独立性，这一英雄气在中共领袖中是少见的：

　　立三的另一个问题，是他的个人英雄主义。他是建党初期的党员，领导工人

运动有经验、有贡献，就认为自己了不起了，盲目地骄傲起来。他的独断专横的

作风是很严重的，不肯听取党内的不同意见，就是共产国际也不放在眼里。（页

３２０）

　　李维汉当时与立三立场一致，但他对立三的评价明显低于对秋白的评价。如

果不考虑瞿死于国民党的枪口而立三是１９６７年不堪凌辱而自杀这一因素，那

么影响这种评价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不同的个性。李认为，秋白是一个正派人，

没有野心，能平等待人，愿听取不同意见，能团结同志，不搞宗派主义。（参见

页２３７）秋白无疑令人尊敬，只是比起毛泽东长期的个人崇拜和君王霸道来，

立三的独断又算得了什么？

　　立三曾被称为"中国的列宁"，不知是基于哪方面的相似。但列宁可以控制布尔

什维克，并且不理睬第二国际，李立三却既不能控制中共，又不能不听命于第三

国际，所以他称不上是"中国的列宁"。"立三路线"后不久就令到莫斯科检查，历时

１５年，一度被投入监狱。胡兰畦在莫斯科与他有一段对话："有一次，我问他，'

有人说你每次开会，自己都要先把自己大骂一通，是吗？'他说：'是的。''为什么？

'。我听了有些惊异。他真诚地说：'我的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牺牲了很多革命同志，影响了革命形势的发展，真是罪责难逃！'"（６）１９４５

年回国后，立三仍然是每次开会发言必先把自己大骂一通，却始终得不到毛的谅

解，成为毛随意奚落的对象。１９４６年５月，李立三晋见毛泽东，"见面后，主

席平淡地：'你回来了，好。你在东北情况怎么样。'立三满腔热情，一心想好好汇

报汇报，讲讲自己的情况，但是看见主席不怎么爱听，也就讲不下去了。主席心

中有数，不能鼓励立三的激动。更奇怪的是，立三穿一身美国军衣，那是美国的

救济物资。主席看了，也不高兴，事后让后勤部发给他一套干部服。"（７）立三

与毛在安源罢工时有过合作；立三的父亲１９２７年被农民杀死时，毛正主持湖

南农运；立三主持中央工作期，对毛泽东在江西的所作所为是支持的，毛究竟为

什么在党内取得绝对权威之后立三毫不留情？

　　立三个人的悲剧，首先是中党当时还不具备和国际"讲话"的力量。１９３０年

１０，共产国际给中共发出批示信，认为立三路线"是与共产国际执委和中共中央

代表团所共同制定的路线对立的"，是"反国际的路线"。曾经是立三傀儡的向忠发

在六届四中全会作的《中央政治局报告》的主题之一，就是强调国际路线是中国

党唯一正确的进攻路线，批判立三敌视共产国际。其次，他回国后遭遇了一个更

大的英雄毛泽东，真像林彪在庐山会议上说的，党内只有一个大英雄，那就是毛

泽东，你李立三还想做英雄？

　　５ 国际权威与红太阳的升起

　　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异常复杂。除从所周知的"二十八个半"３０年代初把持

了中共领导位置外，１９２４年（含１９２５年上半年）回国的留学生势力也很

大，如彭述之、陈延年、尹宽、赵世炎、王若飞、汪泽楷、罗亦农、陈乔年、刘

伯承、任弼时、王一飞、颜昌颐等等，他们是"团结一致的，是互相呼应的。他们

受了共产国际的教育，尤其是在回国以前受了特殊的教育，对于中国革命的理论

以至于工作方法，都有一致的看法，好象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１９２４年以前

的干部和党员，对于我们这一批人都侧目而视，称为'莫斯科派'。"（８）

　　从思想到人员，从组织到经费，没有国际就没有中共，这是无疑的；不摆脱

国际中共就不能成功，这也为事实所证明。毛泽东的贡献之一，是找到了一条借

助国际、利用国际又摆脱国际、抵制国际的策略。

　　陈独秀以所谓"右倾投降"而终结了他在党内的政治生命，其实他并不是一味向

国民党让步：

　　"中山舰事件"后，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曾一度"主张准备独立的军事势力力

和蒋介石对抗"（见陈独秀《告全体党员书》），要求国际代表鲍罗廷拨五千枝枪

武装广东农民，但在遭到拒绝后，就不再坚持了，后来甚至作出共产党不要搞独

立武装的决定。（页１３４）

　　陈独秀个性刚强，被一些人称之为"一言堂"，但对共产国际的指令却无可奈何

。蒋介石逐步暴露其反共立场后，陈多次提出中共退出国民党、反对北伐等等，

遭到国际否决，他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其实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大革命失败

后，陈从血的教训中得出结论："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当斯大林多

次要调他去莫斯科受训时，陈坚决拒绝：中国的问题是中国人了解还是外国人了

解？我是中国人，我要研究中国问题，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研究而要到莫斯科去研

究？（９）

　　可悲的是，陈独秀明白的事，整个党还不明白。遵照莫斯科的指示，党把自

己的创始人和总书记开除出党，继续按国际的蓝图进行革命。"据我的记忆，我们

当时对国际代表，确实是言听计从的。"（页２３６）尽管这里忽略了立三曾反对

过国际代表的事实，但这个记忆仍然是真实的。何以至此？六届四中会全之前，

李维汉有过一次经验：

　　本来我是主张同王明等有斗争的，后来共产国际的代表来了，说他们是正确

的，我的态度就转变了，政治局的同志的态度都转变了，因为那个时候共产国际

的威信是很高的。中国党还没有一个公认的领袖。既然共产国际来人了，那还有

什么说的。（页３２３）

　　这里透露出对中共没有自己领袖的焦虑，受够了莫斯科的气、因而盼星星盼

月亮似地盼望自己的领袖，这是毛泽东后来搞个人崇拜的党心理基础。包括倔犟

的彭德怀在内的多少共产党人，都认为毛的威信是党的最高利益，为此不惜自贬

自抑。

　　但即使中共有了自己的领袖，也不能不相当地依赖于莫斯科。遵义会议后，

毛逐步控制了军队和党，对共产国际和莫斯科的指示人是取其所需，但毛对莫斯

科、对斯大林仍极为重视。延安与莫斯科的联系由他一个人严密控制；王稼祥１

９３７年、任弼时１９３８年、周恩来１９３９年分别到莫斯科，他们的重要使

命之一是向共产国际宣传毛泽东。毛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在共产国际塑造自己的

形象。１９３８年１月底，刘亚楼奉命到毛办公室"帮助整理文件"，当天毛就对他

详细党内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危害。同年４月下旬，刘要到苏联伏龙芝军事

学院学习，毛特别关照："到莫斯科后，有一件事情要你去做：把我党历史上的几

次左倾错误及其危害，把我党当前推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直接向共产国际

季米特洛夫汇报。"毛还说：共产国际对我们不够了解，你要多带几套《实践论》

、《矛盾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当面交给季米特洛夫，并请他转

呈斯大林。"（１０）

　　毛作为社会主义大国领袖的风采，是在斯大林死后才展露的。

　　６ 一张报纸

　　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毛泽东对革命的前途并不乐观，他计划是北到宁夏，

"如果在宁夏不能立足，至少中共中央和一部分干部，也可以坐汽车通过沙漠到个

蒙古去，留下这些革命的种籽，将来还可再起。他还说这是他冷静的想法，也许

被人视为右派，但他请求我们慎重考虑他提出来的计划。"（１１）一、四方面军

分裂后，形势更为紧张，１９３５年９月１２日，毛在俄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年

，报告说张国焘的南下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损失，所以一、三军必须变更建立川

陕甘根据地的计划，以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靠近苏联，在陕甘广大地区求

得发展。这一设想对苏联寄予极大希望，如果考虑到不久西路军失败的事实，可

以断言通过游击战来打通国际联系的可能性并不大，所以中国的共产革命此时正

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

　　偶然性出现了。不久突破天险腊子口：

　　在到哈达铺前，在河边的一个圩场上，我看见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刘

少奇等同志在一起休息。毛泽东向我打招呼：罗迈，你也来休息一下！我就下马

休息，看到他们正在翻阅一张国民党的地方报纸，上面登了蒋介石派大军"围剿"陕

北"共匪"刘志丹的消息。我们才具体得知有这样大的红军在陕北苏区积极活动。党

中央随即决定到陕北苏区与陕北红军会师。（页３６８）

　　陕北就这样成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只有六、七千人的中央红军１０多

年后成为百万雄师，被国民党一路追杀的共产党则成为领导着世界最多人口的执

政党。中国革命有它发生发展的理由，中央红军失败了，也许会有其他红军成功

；即使共产党和红军都失败了，也可能有其他革命力量发生发展。但所有这些都

是假设，实际成功的是以毛为首的共产党和红军。而他们的成功，无疑极大地得

益于这张国民党报纸。

　　这张报纸怎么得来的？时任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回忆：１９３９年"９月１９

日，我和林彪随二师部队进驻哈达铺。在这里我们得到了一张国民党的《山西日

报》，其中载有一条阎锡山的部队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部的消息。我说，赶紧派

骑兵通信员把这张报纸给毛泽东同志送去，陕北还有一个根据哩！"（１２）

　　时任一军团一师参谋长的耿飚回忆："在哈达铺时我们借宿在一个农民家里，

主人腾出了准备娶儿媳妇的新房给我们住。我躺在老乡的土炕上，发现墙上糊满

了新报纸，便浏览起来。无意中，我发现有张报纸上登着一则消息，说什么'共军

进攻直罗镇，未克而逃……'我大喜过望。国民党的报纸报道的消息是否准确，且

不管他，但陕北有红军，而且与敌人战斗着，是毫无疑问的。我向房东说明要买

下这张报纸，给了他们一块光洋作赔，便用小刀仔细地从墙上起下了那块巴掌大

的消息。老乡大惑不解，一再问：'有甚用？'我说：'这可比拣个金娃娃还宝贵哩。'

我写上一封信连同那块报纸一起，派人送到军团部转报中央。"（１３） 关于这

张报纸，另有一说是１９３５年７月２９日的《大公报》。（１４）

　　７ "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是从陕北唱响全国的，延安整风的成果

是红太阳的升起。如果没有这场整风，毛绝对没有后来的权威。比如有一次，因

公粮收得太重，边区就有人骂了毛泽东。那是１９４２年８月间：

　　边区政府在小礼堂召开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问题，并研究减轻群众负担

过重的问题。那天正值雷阵雨天气，雷击礼堂，一根柱子折了，坐在柱旁的一个

县政府干部不幸触电致死。有一个对负担不满的农民说，老天爷不开眼，雷打死

县干部，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页５４１）

　　延安整风从１９４１年９月开始，先在上层搞，１９４２年冬季以后向中下

层推进。当这个农民责骂毛泽东时，造神运动还没有落实到广大农民之中，只有

没有经过整风的农民敢说这句，而毛当时也没有发话要追究这个农民。如果是１

９４３年之后，这个农民的命运就很难说了。

　　李维汉没有交代清楚的是，把这句话告诉毛泽东的是当时的西北局书记高岗

。１９４２年下半年后，延安整风渐入高潮，党内众多高级干部只有写检讨、唱

太阳颂的份，这样的话，也只是像高岗这样此时极受毛信用的人才敢向毛汇报。

１９４３年，整风"抢救"进入高峰阶段时，绝大多数党内、军内高级领导人都有疑

问、不满和怨气，但只有几个人敢于向毛公开表达出来，他们是周恩来、任弼时

、张闻天，还有一个是高岗。（１５）高岗原是整风"抢救"的积极分子，但他敢于

向毛进言说明他已有所意识。

　　８ 宣传的模式及典型的结局

　　工农业在党的路线中从来都是双项并举的，有农业学大赛就有工业学大庆。

这个做法在延安时期就开始了，那时在农业上叫"提倡吴满有方向"，在工业上叫"

开展赵占魁运动"。

　　吴满有是延安时代的红人，因为连年开荒、成为延安"先富起来的人"。为配合

大生产运动，边区把他塑造成先进典型，开创了此后所有典型的宣传模式。首先

是《解放日报》１９４２年４月３０日报道了他的事迹，并配发题为《边区农民

向吴满有看齐》的社论；接着毛泽东在西北高干会议上提出"吴满有式的生产运动"

的概念；上行下效，边区政府主要领导号林伯渠、李鼎铭等通令边区各分区、各

县，要求"广为宣传，号召每个农民向吴满有学习，向吴满有看齐 ……创造更多

的吴满有！"（页５４３）文艺家不会放过这个表功的机会：诗人艾青一改《大堰

河，我的保姆》的沉郁，写出热情奔放的长诗《吴满有》，他把诗念给吴满有听

，直到吴表示没有意见为止。最后是名至实归，吴成为著名的劳动英雄，多次参

加表彰大会、群英会，入了党、当了干部。

　　吴满有当然知道党要他干什么。１９４３年２月２４日，安塞县劳动模范杨

朝臣写信给吴满有，倡议开展劳动竞赛，吴满有复信：

　　我想，只是在你我两个人身上比较，对于革命，固然很好，但为了扩大这个

竞赛，我们要在群众身上来比较。现在我庄已成立生产互助小组，我已被选为组

长，我们已经商量好，一定要使全庄子了里的男女老少，都把他们的力量用大生

产上互相帮助、互相调剂的方法，组织变工，给贫苦村民调剂口粮、籽种和农具

，发挥大家的力量，也只有使大家的生产发展起来，才是真正响应毛主蒿发展生

产的号召。所以，我也向你提出两条：第一，就是不仅你和我两人要竞赛，而且

要首先把你我两个庄子的生产搞好，我提议根据两庄的劳动力和牛犋来竞赛，看

谁个庄子的粮食多？争取"劳动英雄庄"的称号。第二，边区的劳动英雄不止你和我

两个人，各县都有，还有我们的军队这两年的生产成绩特别大，他们一定有更多

的劳动英雄。所以，我主张把这个生产竞赛运动，扩大到全边区的军队、群众中

去。我想你一定是赞成的。（引自页５５２─５５３）

　　此信一出，朱德电令全军呼应吴的号召，贺龙连夜打电话要南泥湾驻军接受

挑战，西北局要求各地推广和领导这一生产大竞赛。"一个劳动英雄与劳动英雄之

间、庄与庄之间、军队与民众、军队与军队之间有生产竞赛和劳动互助运动迅速

在边区掀起，发展到边区各个角落。"（页５５４）

　　这封信有组织起来、集体富裕的思想，有谦虚的态度，有对军队的颂扬。其

思想觉悟之高、考虑问题之周延、直接反响之强烈，很难让人相信这是４０年代

陕北一个农民写的，是不是记者捉刀？以典型带动全社会，通过典型之口说出组

织者、领导者想说的话，是"抓典型""树榜样"的真实目的，一些普普通通的人一夜

之间闻名全国，不是他的命运好，而是"上面"需要这样的角色，这就是"时势造英

雄"的历史唯物论的中国版。７０年代北京市小学生黄帅也写过一封影响全国的信

。

　　仿佛预示了后来一些模范人物出名后的堕落，１９４７年胡宗南占领延安后

，吴满有当了叛徒。

　　９ 运动的程序

　　延安整风中的中央研究院，因为出了一个王实味的《矢与的》墙报而引人注

目。研究院的院长是张闻天，整风时受到压力，跑到乡下调查去了，他委托中宣

部副部长李维汉代管研究院的整风。中央研究院是整风的重点单位。

　　从几十年后的回忆来看，整风运动开创了此后无数运动的一般模式。

　　第一，组成运动领导机构。整风的目的是整干部，发动群众自在必然。但群

众运动从来不是群众自己的运动，而是达到"上面"目的的工具，因此群众运动要由

"领导"来领导。在动员会上，李提出院长、秘书长、各室主任应是"整风检查委员

会"（"检委会"）的当然委员。但群众不接受，大多要求民选，结果有两名领导没

有当选，王实味等人为此十分激动，高呼"民主万岁"。整风是党史上第一次大规模

的群众运动，"群众"对运动抱有真诚的希望，而领导一般会暂时屈从于群众的要求

。

　　"检委会"作为运动的领导机构，其内部又有领导和群众的分歧，而群众是多数

，领导如何仍然是领导就是一门艺术。当群众与领导在许多问题上不一致时，与

李召集检委会中的领导同志，在检委会内部成立一个小组，成为核心中的核心。

因为群众之间的意见也不会一致，这个小组却可以高度一致，加上总有一些与领

导一致的群众，从而小组的意见可以获得多数。这样，尽管检委会是民选的，群

众委员在数量上也多，但运动的领导权却还是掌握在领导的手中。如果说检委会

中的群众意见代表民主，这个小组则体现了集中。当然，并不是每个领导都可以

参加这个小组的，研究副院长范文澜就被排斥在外，原因是他在整风动员时强调

了民主。

　　第二，运动怎样展开？

　　动员：１９４２年３月１８日，召开全院动员大会。

　　鸣放：３月２３日，墙报《矢与的》正式出版，批评领导、要求民主，气氛

热烈。范文澜说"谁阻碍民主，谁就会在民主面前碰出血来"。这时的特点是领导不

在墙报上发表针锋相对的辩论，而放手让人讲话，而王实味等人也真的被引出洞

。

　　转向：４月３日，中央发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

风报告的决定》，要求把整风引向"正确"的轨道；５月７日，研究院邀请本院的"

负责干部和积极分子"座谈会，中宣部代部长凯丰明确指出研究院整风中的偏向。

５月１０日，李提出改进墙报工作的建议，解决领导上的放任主义和群众中的绝

对民主倾向。５月１７日到５月３０日，召开全院民主集中制座谈会，主要讲集

中、讲纪律，清算群众中极端自由主义的思想。初期大讲民主的范文澜在会了作

自我批评，李则作了定调子的讲话。这时的特点是内外有别、先领导后群众。出

洞的批评者逐步被立起来。

　　批判：６月１日到６月１１日，集中批判王实味及其"小集团"，王本人在经过

短暂的抗争后也要"自我检讨""自我认罪"。

　　总结：６月１１日，李作了《论中央研究院的思想论战──从动员大会到座

谈会》的报告，宣布整风运动已达目的，鸣金收兵。

　　处理：对王的最后处理不是由研究院决定的，以康生为首的中央社会部介入

后，王实味的问题就不再是思想问题。１０月３１日，王被定为"敌人"。１９４７

年春，在山西兴县干硬的黄土地上，王实味以"托派分子"、"国民党特务"、"反党

集团的头目"被砍头。

　　第三，批评党内的错误为什么就是敌人？这是运动的关键。６月５日至１８

日，延安文艺界举行座谈会，根据"上面"的精神，与会者一致认为托派王实味是政

治上的敌人，同时也是文艺界的敌人。从到延安来寻找美丽与温暖的知识分子党

员到必须处死的敌人，在党的话语系统中，并没有一道万里长城：

　　这样，大家对他的认识逐步加深，由他的反党立场，到他的反党动机；由他

的反动思想，到他的政治上、组织上的反党行为。从思想问题上升到政治问题和

组织问题。群情激愤，要求开除其党藉。（页４９２）

　　这个推论的逻辑实际上有三组：

　　言论──立场──动机

　　历史──现实

　　思想──政治、组织

　　"言论"、"思想"都不足以定罪，即使"历史"问题也可以暂不追究，但一涉及"

动机"、"政治"特别是"组织"，那就是弥天大罪。这中间本来有一个质的区分，但

革命的逻辑却可以轻而易举的推导。比如王实味《我对罗迈同志在整风检工动员

大会上发言的批评》一文被定性为"诬蔑党的领导"；他表达悲观情绪就是制造谣言

、破坏团结；他批评延安的缺点就是咒骂党，就是为敌人提供反共材料；他对某

些托派成员有好感就表明他是"托派分子"，如此等等。这个逻辑是如此的强有力，

可以使任何对领导有意见、对现实有批评的人都难逃厄运。

　　延安时代毛泽东已不再随意杀人，王实味是特例。但不杀的日子也不好过。

比如"对萧军，搞到不让他吃公粮。萧军这个人很崛犟，他就住到延安东边一个孤

单的房子里，自己搞生产，干了一段时间。"（１６）

　　发动群众帮助党整风，要求群众给领导人提意见。真意见出来了又听不顺耳

，要治提意见者的罪，根据就是从思想到政治、从言论到组织，整领导的风演变

为整群众的风。党并不总是开始就要钓鱼，但结果总是让被发动起来的群众受罪

；群众似乎没有吸取教训，总是容易被发动起来，不是太幼稚就是平时积怨太深

到时不吐不快。历次政治运动把从思想到政治、从言论到组织的逻辑锤炼得像孙

悟空的千钧棒。

　　１０ 真假之间

　　１９５５年１０月２７、２９两日，毛泽东邀请民建和工商联的的领导人座

谈，针对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动荡不安的心理，他强调社会主义改造是"善

转"不是"恶转"，是"和平的转"不是"强力的转"：

　　赎买的时间，多１９４９年算起，可以拖到１５年、１８年，经过许多步骤

，经过许多的宣传教育。

　　不要搞一阵风。我们需要充分的准备，包括思想准备、宣传教育许多工作在

内，要有秩序、有步骤地前进，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页７６３）

　　但在此之前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的会议和１０月

的六届七中全会上，他就已经在大批"右倾"和"小脚女人"。而在此之后两个月的１

２月２７日，他更主张"中国的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当

争取提早一些去完成，才能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从此掀起公私合营的高潮，手

忙脚乱，工作粗糙。（参见页７８０）

　　快、慢都是毛一个人说。他的本意是快，后来才解释慢的原因："公私合营很

快，这是没有预料得到的。……去年李烛老在怀仁堂讲高潮，我那个时候还泼了

一点冷水。我说，你那样搞，太厉害。你要求太急了，又对他说，要瓜熟蒂落，

水到渠成，要有秩序，有步骤来，不要搞乱了。"（１７）终毛一生，从来都是要

快喜乱，厌恶秩序和步骤的，可以认为他对李浊尘先生讲的是假话。对外讲"慢"，

是为了制造按步就班的假象，麻痹要改造的对象们；对内要"快"，是要加强全党的

决心。历史后果是"快"，毛的性格也是"快"。不过"慢"的设想也不全是烟幕，毛对

合作化、社会主义改造的企望，确实有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一面。照胡乔木的

说法，"毛主席是一种矛盾的思想，希望稳定下来，同时又想要不断改变。"（１８

）思想上的矛盾是政治家的控御策略，快慢都由毛说，反正没有人敢来找他的矛

盾。

　　但毛的心理更为复杂，不是"矛盾"一词所能概括的。１９６９年"珍宝岛事件"

后，毛没有想到中苏有开战的危险，实际上也限制了自卫反击战的规模，另一方

面却又大讲特讲"要准备打仗"，要准备大打、早打、打核战争。这里不存在真假问

题：前者是对形势的判断，后者是出于国内动员的需要：通过准备打仗来结束文

革的动乱局面；也没有矛盾，准备打总是需要的，有备无患。

　　天意从来高难问，毛的真实动机外人难以究诘，他的秘书田家英、胡乔木等

，他的亲信林彪等都深有体会。他有许多形式逻辑意义上的矛盾，但考虑到不同

说法的不同对象和不同功能，就可以发现，这些矛盾在毛本人来说都是统一的。

　　１１ 民主党派的代表性

　　民主党派也是有党性的。４９年以后，统战部帮助民主党派清理整顿组织：

　　要求把那些混进民主党派组织的反革命分子和政治面目不清的人清洗出去，

把领导机构健全起来，在各级地方领导机关尽可能做到：左派加中间偏左的分子

占优势，同时包括一些中间分子和少数在上有影响的右翼分子。（页６９５）

　　反革命分子可能比较明确，但"面目不清"的概念就比较模糊，掌握起来随意性

比较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人的个人意志。比如民盟清洗的五种对象之一是"

反苏、反共、反人民者（包括反对土改的在内）"，"反人民"就很难确定。概念的

模糊是纯洁民主党派的方便法门：看着你不顺眼就可以请你出门。

　　民主党派中左派占优势，它的性质就是左翼政党，右派其实没有党来代表。

事实上，地富反坏右都被定义为敌人，当然不能允许它们参与政治生活。所以中

国的民主党派，倒真如李后来说是，都是"社会主义政党"，它们对共产党的一切政

策都会"一致鼓掌通过"，而这又是发自它们内心的。

　　１２ 试看天下谁能敌

　　毛的敏感性空前绝后，他的政治艺术令人叹为观止。李分析道：

　　 毛泽东同志一生几十年，都是在战争和斗争中度过的。从秋收起义起一直

到他晚年，从没犯过右的错误。对于战争，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运筹帷幄，决

胜千里，几百万敌军都听他调动。对军事这门科学，他在理论上的杰出贡献超过

了马恩列斯。政治上同反动派斗争，毛泽东同志的政策和策略同样非常英明，可

以说是运用自如，得心应手。这些长期的阶级斗争实践，对他的脑子不能不发生

影响。政治斗争，不讲策略是不行的，对敌人就是要引蛇出洞，聚而歼之。错误

在于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看成敌我矛盾，因而把对敌斗争的一套用于人民内部，

把朋友当成敌人，当成"蛇"引出来，这就混淆了敌我。（页８４３）

　　纵观毛的全部战略战术和政治战术，"放进来打""引蛇出洞"是他最擅长的方法

。这种方法关键是极度的政治敏感。《解放日报》刚登登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

》，"毛主席看后，曾猛拍办公桌上的报纸，厉声问道：'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

克思挂帅？'他立即打电话，要报社作出深刻检查。"（１９）中央研究院的整风还

在"放"的阶段时，毛打着马灯和火把看了《矢与的》后就说："思想斗争有了目标

了。"（页４８３）无独有偶，１９５７年４月３０日晚，毛还要求民主党派帮助

共产党整风，５月中旬，当李维汉汇报到"轮流坐庄"的言论时，毛就说他们这样搞

，将来要整到他们自己头上。当有人说党外人士对共产党的尖锐批评是"姑嫂吵架"

时，毛说：不对，这不是姑嫂，是敌我。（参见页８３４）草木皆兵，洞若观火

，毛始终以军事家的谋略治理国家，试看天下谁能敌？

　　 这种方法的特征是化友为敌。１９５７年春天他一直要求大家"放"，"七 一

"社论却认定"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黑云翻滚"。如果稍有异议的人都是敌人，那

么真敌人又能何处藏身？"扩大化"是毛从江西苏区到中南海的习惯做法，４９年后

，毛欣赏的都是像柯庆施、陶铸这种只左不右的人。当他辞世时，冤狱遍于国中

。但这不是如今人所说的是毛的心血来潮或胡来，也不是执行过程中的误差，而

是行之有效的控制手段，是毛一生的政治智慧的结晶。不管后人如何评论，夸大

敌情肯定比忽视敌情好：所有的"敌人"和潜在的"敌人"都被挖出来并被踏上一只脚

，政权进入超稳定的状态。所以只左不右不是毛的错误，而是他的政治谋略。

　　１３ 永远的左派

　　党史上多次重大的左的错误，李维汉都有份。１９４１年中央书记处的一次

会议上，毛历数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路线罪状，特意指出："罗迈（即李维汉

──引按）同志在上几个时期都犯有严重错误。"（２０）关于陈独秀时期的错误

，李在回忆中作了辨正，但对其他几次左倾路线，李承认了自己的责任：

　　１、１９２８年形成的以政治上的盲动主义和组织上的惩办主义为特征的瞿

秋白左的错误，李是积极参与者之一：

　　我写这篇回忆录，把上述情况全部摆出来，其目的在于解剖和批判秋白为首

的临时政治局的盲动主义错误，同时也是解剖和批判我自己，因为我是临时中央

政治局的主要成员之一。（页２２８）

　　２、 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以１９３０年６月１１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

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为标志。在这次会议上：

　　我表示同意决议案所提出的观点。并强调争取一省几省首先胜利的关键是争

取上海的胜利，因为上海是全国的经济中心，也是帝国主义的中心，只要上海胜

利了，全国也就胜利了。（页３０５）

　　立三路线包含了李维汉的意见，所以

　　我执行立三路线是坚决的。记得有一次，我找安徽的同志谈话，谈的过程中

，我打起了瞌睡。我说："同志，你休息一下，让我躺一躺。"那时，边觉也顾不得

睡地昼夜工作。（页３１０）

　　３、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等人集中整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但李肾跟

得上的人，１９３２年年底，李赴苏联学习，１９３３年４月到中央苏区，执行

了王明路线：

　　我错误地认为王明"左"倾路线是正确的，所以我是积极参加了反"江西罗明路

线"斗争的。我一次、二次、三次地要他们作检讨。……我回到瑞金向中央局汇报

，中央局批准我写一篇文章：《为党的路线而斗争》，公开批评邓小平、毛泽覃

、谢维俊、古柏，说他们是派别活动。（页３３７）

　　事实上，李不只是"积极参加"反"罗明路线"，"罗明路线"就是他发现的："罗

明，当时是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因其主管的闽西区地处苏区边缘，实为游击

区，形势复杂多变，群众工作困难，因此坚持必须采取区别于中心区的灵活政策

，被中央组织局主任李维汉揪住狠批。博古见状，也就毫不客气地指责罗明是中

央苏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从而导致了一场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在中区早

期的历史上，公开祭出'路线斗争'的旗号，大规模地打击持不同意见的干部，这算

得上是一个典型的例子。"（２１）正因为如此，１９４１年９月１３日下午，毛

在政治局临时会议上说，苏维埃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博古应负主要责任，

李维汉次之，张闻天又次之。

　　４、１９４２、１９４３之交，延安整风审干进入"抢救失足者"阶段，康生用

"逼、供、信"的办法制造大量冤假错案，在延安清出了特务１５０００多人，西北

公学３９０人中坦白分子达２０８。李此时是边区政府的秘书长：

　　以后来了一个"抢救"运动，张克勤的现身说法，我也就急躁起来，搞"抢救"运

动了，开了三次"抢救"大会"。（页５１０）

　　这一"急躁"使王实味因言丧命。参加过中央研究院整风的何锡麟直到８０年代

还认为，王案的发生，主要由于党处理知识分子问题的经验不足，如果那时的运

动由洛甫（即张闻天──引按）掌握，情况可能就大不一样。（参见戴睛《现代

中国知识分子》页９５，江苏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９年）何锡麟的话还需要补充

，延安时代处理知识分子问题的经验不足，那么什么时期经验足了呢？１９５７

？１９６６？运动如果由张闻天来掌握可能是不一样，但运动本身就是针对张闻

天等人的，这种假设等于说运动如果由王实味来掌握情况会大不一样。何锡麟的

遗憾只是道出了一点：当时掌握运动的李维汉对知识分子是不怀好感的。

　　５ 延安整风以"反左"为动员，但经过了整风"反左"、并被毛泽东认为"在近来

的延安工作是积极的"李维汉，（２２）后来的表现却丝毫也不右。１９５７年反

右，时任中央统战部长的李维汉：

　　对于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以及反右派斗争的方针和部

署，我当时思想上并没有怀疑，生怕跟不上，指导思想同样是"大左"的。因此，要

民主党派、工商界、党外人士中间坚决贯彻执行这些指示，同样犯了严重扩大化

的错误。（页８３７─８３８）

　　除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延安"抢救"运动、反右这几次大的左倾错误外，在

其他若干运动中，李的也左得可爱。比如１９５２年的"三反"、"五反"中："我在

指导民建的工商联的运动中，曾经提出过'火烧工商界，打劫民建会'的错误口号，

经毛泽东同志发现指出后，作了改正。"（页７２８）

　　耄耋之年的李维汉敢于如此坦承自己的错误，令人钦佩。一左再左，在江西

发现了"罗明路线"，在延安揪出了王实味，李维汉的经历可以代表了左祸绵绵的党

史。这是为什么？六届四中全会后，李被更左的王明等人打下台，周恩来问李想

干什么，"我说：去莫斯科学习，因为我只有实际工作经验，而没有理论，所以才

犯错误。"（页３３１）莫斯科本是中共左祸的根源之一，而党内较有理论素养的

秋白、王明包括毛泽东等恰恰都有左的习性。所以从莫斯科学习理论回来后的李

维汉，依然要屡屡犯左。

　　莫斯科也好，理论水平高也好，都还不足以解释左的根由。李不是领袖级的

人物，而他所追随的领袖恰恰都爱左憎右。李坦陈自己的动机"生怕跟不上"，"跟

不上"什么？当然是跟不上最高当权者。正像毛泽东说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

部路线就是第一位的，左的政治需要左的干部。１９４０年，曾就文艺问题与王

实味争论过的陈伯达，得知毛泽东提着马灯看了他反驳王实味的小字报后，连声

欢呼："跟上了，跟上了"──从此陈伯达平步青云，直到第四把手。在毛的威严之

下，无数干部惟恐"紧跟"不及。

　　既然"跟上"可以官运亨通，那么真正要"跟上"就不会容易。"枪杆子里面出政

权"是毛的名言，但在文革中，他更强调路线的重要，认为只要路线正确，没有人

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路线对了头，一步一层楼。什么叫路线对了头？就

是亦步亦趋地紧跟毛，保持高度的一致，过犹不及。李对此当然清楚不过。１９

６２年八届十中全会上，有人根据毛的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要

求，批评"统战部要把民主党派改造成社会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领导核心"的"右"的

错误。

　　我在会上作了书面发言，对自己在历史上参加反对邓、毛、谢、古的错误，

作了自我批评。还说到统战工作中也有一些错误，要回到部里进行检查。（页８

７６）

　　从道理上讲，反右应当转左，但李却在检讨左的错误。这不是李的糊涂，而

是他的聪明：反邓毛谢古的本质是反毛，把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翻出来再检讨一次

，是要迎合毛。左、右只是一个名，关键时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与最高领袖保

持一致，这就是李的政治智慧。尽管他屡犯左的错误，但他的地位始终比较高，

没有一蹶不起，就因为他紧盯着瞿秋白、李立三、博古、毛泽东等最高领导人，"

路线正确"。

　　１４ "５年"是左还是右？

　　但李还是有一次没有"跟上"，以至于１９６２、１９６４年中央统战部两次批

判他的"修正主义"、"投降主义"。

　　１９５６年以后，李曾提出争取５年或更多一点时间使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改

造实际达到消灭阶级的水平（简称五年消灭阶级）；把民主党派根本改造为社会

主义政党（简称社会主义政党）等观点。统战部１９６２年为此开了四十多次会

议，批判李的"右"的错误。批判的成果以《关于中央统战部几年来若干政策理论性

问题的检查报告》上报。毛对报告的第一部分"关于消灭资产阶级的问题"作了修改

，把消灭资产阶级的时间从几十年改为"甚至几百年"。

　　大跃进时代是全民族大玩数字游戏的时代。１９５５年１１月，毛为加速改

造工商业，在批评党内一些不相信资产阶级时说："现在它是一只半脚踏社会主义

，人家现在快要成工人阶级了，人家已经是半社会主义者了。""它只有四分之一没

有进来。"（２３）１９５８年１月，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社会革命要天天革

的要求，"多快好省"构成当时"左"的路线的特征。李主持的统战部也于３月８日发

出《关于帮助和推动各民主党派组织进行一般整风的工作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

通知》，在工商界、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内部搞了一个"加速改造"的运动。在自我

改造的大跃进中，有的人甚至提出"半年改造成左派、一年加入共产党"的浮夸口号

。有此根据，李在１９５７年年底提出５年消灭资产阶级的设想。

　　但左的方向不只是一个。１９６２年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提出社会主义社会

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阶级斗争将长期存在的论点。按照这个精神，统战部

在批判李维汉的总结报告中，把消灭资产阶级的时间估计为几十年，但毛仍嫌不

够，还要把阶级斗争延长到几百年。

　　"５年"到底是左还是右？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跃进之年，时间长就是右倾保

守，就是落后于形势，干什么事都要快，资产阶级也要尽快消灭。在超越现实可

能的意义上，"５年"就是左，即不顾实际、不考虑思想的复杂性而一刀切，强制要

求资产阶级也来兴无灭资。但在强调阶级斗争长期性的６０年代初，如果资产阶

级５年就能消灭，那不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又是什么？晚年毛泽东左的特征是夸大

人为的阶级斗争，追求纯而又纯的理想社会，在这个意义上，"５年"就显得右了。

在充满逸兴奇想的毛的思想中，左右之间并无一定界限。关键看在什么样的语境

中。伟大领袖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这两个词汇。非精通政治谋略者、深谙毛的心

理者，会不断面临着左右为难的困境。

　　李认为，毛泽东关于消灭资产阶级年限的说法，是逐步放长的：

　　１９５６年１月：３年；

　　１９５６年１２月：７年；

　　１９５７年反右：１０到１５５年；

　　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至少２０年，可能要有半个世纪；

　　１９６２年以后：一百年到几百年。（参见页８８６）

　　李维汉和统战部就不断根据毛的说法的变化改变消灭资产阶级的时限，"生怕

跟不上"："过去对于阶级斗争长期性认识不足，中央逐步指示，仍然认识不足，总

是有被动。"（页８８７）解释权操在毛的手中，其他人注定永远被动、永远"跟不

上"。昨天的左派今天就是右派：张闻天、王稼祥、林彪这样的左派都被毛认为是

右派或形"左"实右。在越来越快的飞舟上，也就不断有人被抛下水。即使像李这样

历来有左的记录的人，也只能以右的面貌定格于毛的思想中。

　　１５ 李的清醒

　　一生在左右之中跋涉，李在晚年显示出特殊的清醒。温济泽回忆："１９８０

年初的一天，我到李老家看望他，他兴奋地对我说：'昨天，我同小平同志谈了四

个钟头，整整一个下午，我谈了肃清封建思想残余的问题，小平都同意了，并且

说，他将在中央会议上认真谈谈这个问题。'李老认为，这个问题对于进一步总结

党的历史经验，对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都有重大关系。"（２４）果然，１

９８０年８月，邓小平不久发表《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的讲话。

　　胡乔木特意说明："个人权力过分集中这个问题，与党内存在封建残余的影响

有关。这个问题在党内长期没有解决过，陈独秀时期没有解决，毛泽东同志时期

在也没有解决，以致造成严重的后果，现在需要解决了。这个问题是李维汉同志

提出的。李维汉同志同小平同志谈话提出这个问题，他非常赞成，觉得是很重要

的问题。"（２５）

　　权力确实过于集中，以至于李维汉这样党内的元老也只能通过向最高领导提

建议的方式提出。更重要的是，提出问题不等于解决问题，邓提出的政治改革后

来一直没有得到认真实施。

　　这里的关键是如何由革命党向国家党转变的问题。一个志在夺权的革命党和

一个承担组织社会生活、发展经济的责任的执政党，应当有完全不同的体制和工

作方式。胡乔木说："列宁是沙皇专制制度下要建立秘密党跟沙皇专制主义作斗争

，可是在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列宁还没有能够把在恐怕统治下面党作秘密斗争

的时候的活动原则改变成为公开地跟群众一起建设社会主义的原则，这应该是有

非常大的原则的不同。"（２６）但直到"文革"，共产党总是以革命党自居。每次

党代会的主报告都叫"政治报告"。"既然要搞一个革命，那就要把革命对象弄清楚

，不能一个个搞清楚，至少也要搞清楚几个。可是'文化大革命'直到最后，一个都

没有搞清楚，一个都没有找出来。……后来，在九大讲话时，毛主席说，这个革

命与过去革命战争不同，过去南征北战，敌人很明显，所以仗好打，现在谁是敌

人，谁不是敌人，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弄不清楚。毛主席自己都没

有弄清楚，就来发动一个革命，这一点就说明荒唐到什么程度。"（２７）

　　李的另一个特异之处是提出为王实味平反的问题："李老病危时，１９８４年

７、８月间，还嘱托我在他去世后，要继续完成他提出的为王实味平反的事。李

老躺在病床上，鼻孔里插着氧气管，位着我的手、吃力地对我说：'王实味……问

题……要搞清楚……要对他负责……对他的家属……子女……负责。"（２８）王

实味的最后结局不能由李负责，但当年批王他是积极的。对比梅益以及更多的人

在形势变化之后仍不愿对自己的极左行径有所反省，李确实高尚一些。如果不是

他坚持，王实味能否平反就很难说。

　　李维汉简历

　　１８９６年生于湖南长沙。

　　１９１８年与毛泽东等组织新民学会。

　　１９１９年赴法勤工俭学，１９２２回国，不久由毛泽东介绍入党。

　　１９２３后任湘区宣传委员、湘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１９２５年在党的"四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１９２７年在党的"五大"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长；在同年６月的

政治扩大会议与"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临时政治局常委；

　　１９２８─１９２９年，任江苏省委常委、组织部长、代理书记、书记

　　１９３１年，退出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

　　１９３３年到江西苏区，任中央组织部干事、部长，组织局主任等职；

　　１９３４年参加长征，任军委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总政地方工作部部长。

　　１９３５年到延安后，先后任陕甘省委书记、中央群众工作委员会书记、中

央党校校长、陕北公学副校长、校长、干部教育部副部长、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

秘书长、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

　　１９４９年３月，任国共谈判的中共代表团成员。

　　１９４９年后，任政协秘书长、政务院秘书长、国务院八办主任、第一、二

届副委员长、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等职。

　　１９６４年１２月，撤消各种职务。

　　１９７９年复出，任五届政协副主席。

　　１９８４年８月逝世。

　　注释：

　　（１）《毛泽东自述》页２３１，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

　　（２）（４）（５）《我的回忆》第二卷页２１５─２１６、４６９、４６

８，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１９８１。

　　（３）赵树理：《关于〈邪不压正〉》，《赵树理全集》第四卷，太原：北

岳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０。

　　（６）《胡兰畦回忆录 １９０１─１９３６》页２８１，成都：四川人民出

版社，１９８５。

　　（７）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页２３３，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

９５。

　　（８）《郑超麟回忆录》页２４９，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１９８９。

　　（９）参见张宝明、刘云飞：《陈独秀的最后十年》页７─８，郑州：河南

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

　　（１０）参见杨万青、刘青云：《刘亚楼将军传》页１７２─１７５，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５。

　　（１１）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页２２７。

　　（１２）《聂荣臻回忆录》页２９０，北京：战士出版社，１９８３。

　　（１３）《耿飚回忆录》）页３０９，北京：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１。

　　（１４）参见李涛编著：《在总书记岗位上的张闻天》页１１３─１１５，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

　　（１５）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页５８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０。

　　（１６）（１８）（１９）（２２）《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５５、２２９

、４４９、２２３，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

　　（１７）（２３）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事件和决策的回顾》上页４２３

─４２４、４２２，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

　　（１９）引自《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２２３。

　　（２１）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页３９，南昌：江西人民

出版社，１９９９。

　　（２４）（２８）《温济泽自述》页４２２、４２６，北京：中国青年出版

社，１９９９。

　　（２５）（２６）（２７）《胡乔木文集》第二卷，页５６１、１４７、１

４１，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