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单世联个人文集:方志敏：《我从事革命斗争的述略》 -- AleaJactaEst

　　文学参与革命、文学就是革命是２０世纪最为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现代中

国许多作家是从反抗婚姻、走出家庭的革命行动进入都市，在逼窄阴暗的"亭子间"

用笔来发抒对现状不满、对革命希望的。现代文学的主流是激进的、革命的，所

以毛泽东曾把左翼文学说成是另一支革命军队，尽管这支军队仍需要按照毛的思

路彻底改造。

　　丁玲是左翼作家中杰出的一个，她善于发现女性的不平和苦闷，但自身却更

具男性的豪雄和泼野，与声称要彻底变革现存秩序的共产革命有极大的亲缘性。

不但２０年代就与共产党的领导人有交往，而且在３０年代进入延安后主动争取

到作家兼革命者的身份，既在政治上一度发红又被扫地出门，但无论命运如何，

她都以共产党人、革命作家自居。《魍魉世界 风雪人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

社，１９８９）是她晚年写的一本回忆录。

　　１ 历史为现实服务

　　１９３３年５月，丁玲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囚禁３年多，当时有丁玲在南京

自首一说。到延安后，中央组织部对她进行了审查，毛泽东亲自在结尾处加了一

句："因此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Ｐ３）但

无论是１９５５年批"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还是１９５７年批"丁玲、陈企霞

反党集团"，"南京自首"总是一条主要罪状。１９５８年１月《文艺报》发起对丁

玲延安时期写的《三八节有感》等文章的"再批判"，毛泽东给编者按加了几句话，

其中有：

　　丁玲、陈企霞、罗烽、艾青是党员。丁玲在南京写过自首书，向蒋介石出卖

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她隐瞒起来，骗得了党的信任。（１）

　　同一个丁玲，在毛的眼中前后截然相反。如果说这可以用"隐瞒"、"欺骗"来解

释，那么是"编者按"的下一段话就更是矛盾了："１９４２年，抗日战争处于艰苦

的时期，国民党又起劲地反共反人民。丁玲、王实味等人的文章，帮助了日本帝

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既然丁、王等和汉奸差不多，为什么只把王实味杀掉却

把丁玲留下来？原因中世俗心理与革命需要的统一，如果打击以《莎菲女士的日

记》闻名的丁玲，会在国统区左翼文化人和青年学生中产生震动，而王实味虽然

也出版过一些小说和翻译作品，但知名度较小，清洗王实味不会削弱国统区人士

对延安的向心力。所以，毛当时着特意把丁与王区别开来的：

　　毛主席说："《三八节有感》同《野百合花》不一样，《三八节有感》虽然有

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毛主席

的话保了我，我心里一直感谢他老人家。（２）

　　革命形势天天在变，对一个人评价也要随之变化。有权保护你，也就有权不

保护你，丁玲像其他许多高级干部一样，其命运掌握在毛泽东手中。周扬在１９

５７年９月作协反右总结大会上明确提示："他们忘记了他们的荣誉、地位，是党

和人民给予他们的，因而也是可以从他们收回的。"（３）

　　保护不保护，收回不收回，看其是否有用，"毛主席统率革命大军，创业惟艰

，需要知识分子，也需要作家。他看出这群人的弱点、缺点，从个人角度可能他

并不喜欢这些人，但革命需要人，需要大批知识分子，需要有才华的人。他从革

命的需要出发，和这些人交朋友"。（４）毛确实不喜欢知识分子，同一篇文章中

，丁玲记得１９３７年，毛到丁玲的住处，"遇见一群从国统区到延安抗大学习的

青年。他对我笑道：'丁玲，我看这些知识分子很喜欢同你接近，你这有点像文化

人的俱乐部。'我懂得他是在批评。"附带地说，毛对"文化人的俱乐部"有批评，对

跳舞的俱乐部却有好感。"那时的文抗俱乐部，每逢星期日就有几个打扮得怪里怪

气的女同志来跳舞。'每星期跳一次舞是卫生的'，说这话的就是江青。"（５）"那

时"是１９３９年，其时毛已与江结婚。

　　古为今用、历史为现实服务是毛泽东的基本原则，在毛的评价标准上，"历史

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否紧跟。５０年代并未发现丁玲新的历史问题，但

丁玲却成了反党分子。受到"再批判"的文章是丁玲在延安时写的，说明毛泽东记住

的是丁玲在延安时"暴露黑暗"，而不是其"历史问题"。可以设想，如果丁玲在延安

时也和周扬一样"歌颂光明"，她的历史问题就永远不会有人提起。１９７４年，风

烛残年的康生进行了最后一次投机，他向毛泽东告发江青、张春桥都曾在３０年

代叛变过，但毛根本没有当回事，因为其时毛正赖江、张等平衡周恩来等。

　　所谓历史为现实服务的本意是如何看待历史取决于现实需要。１９３２年２

月，上海一些报纸上发表中统特务伪造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伍豪即此时已到

江西苏区的周恩来，此事因此不难弄清。２月下旬毛泽东郑重宣告："事实上伍豪

同志正在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

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

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６）时移境迁，１９６７年红卫兵查到当时

的报纸寄给江青，从此周就不得不为此事作出解释，而毛也一直不发话彻底澄清

此事。直到１９７５年９月２０日进手术室之前，还再度在有关材料上签字，同

时大声喊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７）

　　２ 冯达

　　判定丁玲在南京自首的证据之一，是她在被囚期间与冯达有过一个孩子。

　　冯达是中央宣传部下属的工农通讯社的通讯员，在胡也频死后"寂寞孤凄的时

候，冯达走进了我的生活。"丁玲对他的感觉是"没有热。也没有光。也不能吸引我

，但他不吓唬我，不惊动我。"（Ｐ９）不过，当时刚认识丁的胡风却对冯有"只要

有可能就非来缠住丁玲不可"的印象（８）。

　　丁玲与冯达同居后不久的１９３３年５月１３日晚上，冯回来时发现他们的

住处已被盯上，他们约定第二天１２点钟以前回家，届时如有一人未回，另一人

就立即离家，并通知组织。第二天１１点半，丁玲回家时发现冯达未归，就清理

东西准备走，刚好此时历来从容不迫的老革命潘梓年来了，"我坐在床头急于要按

规定及时离开，但看见潘梓年那样稳定、沉着，我有点不好意思再催。"于是两人

都被冲进来的特务捕获。几分钟后，特务把冯达带进来，此后又一直让冯陪着丁

玲，试图劝说丁玲。丁认为冯是叛徒，但冯却反复声称他说是在无知中犯了罪："

他去看那两个记者的时候，被敌人扭住了，盘问了，他竭力分辩，也无法脱身。

他们说你既然是一个普通人，那你总有妻室，总有家，只要到你的家看看，证明

你不是共产党，与共产党也没有联系，就没有事了，就立即放你。他盘算已经超

过了我们约定的归家的时间，我一定早已离家走避，而且家中任何可疑的东西都

没有，不会出事，所以说了住地址。他实在没有想到我尚未出走，还在家里，而

且连潘梓年也等在我们家里。"（Ｐ３１─３２）

　　冯达没有讲出其他同志的地址，也没有自首书之类；他身体较差，性格也不

坚强，且在监狱中对丁帮助甚大。丁玲相信他讲的是真话，但不能原谅他。只有

两人始终被关在一起，无法完全决裂。

　　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到底也还是一个人，总还留有那末一点点人的自然而

然有的求生的欲望。我在我的小宇宙里，一个冰冷的全无生机的小宇宙里，不得

不用麻木了的、冻僵了的心，缓解了我对冯达的仇恨。在这山上，除了他还有什

么人呢？则他这时只表现出对他自己的悔恨，对我的怜悯、同情。我只能责备我

的心肠还不够硬，我居然能容忍我以前的丈夫，是应该恨之入骨的人所伸过来的

手。谁知就由于我这一时的软弱，麻木，当时、以后竟长时间遭受某些人的指责

和辱骂，因为我终于怀了一个孩子。（Ｐ４７─４８）

　　冯达病重后很想回广东老家，却"不愿在此时此境留下我独自受困。"（Ｐ７４

）他始终尽力帮助丁玲恢复自由，他们有过３年患难相依的日子，当丁与共产党

接上关系找到组织找到"家"后，她毫不犹豫地离开了冯达。对于这个患有三期肺病

的丈夫，丁玲没有任何留恋。他们最后一次联系是："１９３８年我率西北战地服

务团在西安工作时。收到他从广州寄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转给我的一封信。信中

说广州沧陷在即，他要到香港去，希望我能为他介绍几个香港文化界的朋友。我

把这封信交给办事处主任林伯渠同志看过，没有给他回信，谁知道他后来是什么

下场呢？"（Ｐ１０４）对不想做亡国奴的前夫，丁的态度显然过于冷漠无情。

　　到延安后，丁成为党的干部，她已无需冯的关怀和帮助，相反，她和冯达的

关系反而是她政治上的严重负担，丁玲因此受到怀疑和审查。对于丁玲这个坚强

的共产党人，"叛徒"冯达心甘情愿地为之效力；对于冯达个"叛徒"，共产党人却不

能与他有丝毫瓜葛：直到８０年代中央为丁玲平反之后，周扬、夏衍、张光年等

高级文化官员仍对此耿耿于怀。张光年是《黄河大合唱》的作者，他不能想象人

间除了抗敌爱国的民族感情外，还有这样复杂的感情。

　　冯达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因为走错了一步他就成了"没有前途的的人"──共

产党方面认为他是叛徒；因为他只是一个普通共产党员，"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在

国民党眼中，我不值钱，他们睢不起我！有我无我对他们无足轻重。"（Ｐ６１）

但冯达保持了人际情怀：几十年后在台湾，他还写道："俗话说'人生如梦'。我确实

相信有一天我可以在冰之墓前献上鲜花礼拜，她确实伟大得很。"（９）

　　３ 贞贞

　　丁玲的小说常有亲身经历和真实人物为基础。比如第一篇小说《梦珂》有自

己的影子，《韦护》写的是她熟悉的瞿秋白和王剑虹；《母亲》写的是她自己的

家族等等。

　　１９４２年在延安，丁玲写了一篇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１０）主角

贞贞一年多前在日军进攻霞村的时候逃走不及而被强暴，但此后她非但没有自我

了断，反而混入日军阵中，甘操贱业。当"我"到了霞村之后，贞贞回来了，受到包

括父母亲人在内的乡亲们的极端鄙视。当"我"和贞贞进一步接触之后，了解到贞贞

并非自甘堕落，而是领有游击队布置的刺探日军情报的使命。为政治牺牲肉体，

贞贞本应受到尊敬，但多数乡民昧于实情，更兼风俗保守，自然容不下她。这个

故事有一个光明的尾巴：贞贞接受了组织的安排，准备先去ＸＸ治病，再找学校

学习，继续为革命工作。

　　从读者来说，有理由认为丁玲借贞贞来表达自己的情绪。贞贞回来的第二天

，"我"出去散步，第一次听到一家杂货铺老板"挤着那双小眼睛，有趣地低声"地传

说有关贞贞的事："听说起码一百个男人总'睡'过，哼，还做了日本官太太，这种缺

德的婆娘，是不该让她回来的。"疑点在于："我忍住了气，因为不愿同他吵，就走

了出来。我并没有再看他，但我感觉到他又咪着那双小眼睛很得意地望着我的背

影。""我"此时并不了解贞贞为革命出卖肉体的真相，即使厌恶杂货铺老板的这种

市民心态，似乎也不会出现"同他吵"的念头；而且"我"在霞村的身份是拥有某种优

越感的从"政治部"下来休养的干部，杂货老板怎么敢"很得意地望着我的背影"？显

然，这是丁玲的联想：她与冯达的生过孩子而受到严厉审查一事，是她塑造贞贞

这一人物的内在诱因。

　　不过，《我在霞村的时候》绝非仅仅谴责乡民愚昧保守的心理，丁在其中表

达了自己对革命与性的困惑。在道德上，女性身体既作为孕育生命的神圣之所受

到膜拜、作为欲望享受之源受到期待，也被视为藏污纳垢的不洁表征和伦常礼教

的劲敌而受到谴责。对其膜拜是巫术的、艺术的，期待是个人的、私下的，独有

谴责是可以公开的、伦理的。不但男性社会是如此，女性也是这样："尤其是那一

些妇女们，因为有了她才发生对自己的崇敬，才看出自己的圣洁来，因为自己没

有被敌人强奸而骄傲了。"贞贞在霞村是不可能得到理解和认同的。在政治上，女

人一方面是红颜祸水，误国害民，另一方面又可以以性为工具操控敌人，为国立

功。在日军蹂躏贞贞身体的同时，游击队也利用贞贞的身体获取情报。正因为女

性身体既美好诱人又异常危险，男性社会才对之既纵横使用又严加防范，以至于

连贞贞自己也甘受对自己的肉体忽视与摧残。丁玲于此提出的是：两性之间的不

平等关系，在以"解放"为动员的革命中是否能获得解决？女性的遭遇能否通过政治

革命、阶级斗争、民族独立而有所改变？

　　丁玲与贞贞仍有很大差别：丁玲是因为身体与情感的需要而和政治上有问题

的"丈夫"同居，贞贞是为抗日而与日本人"睡"，不过无论是底层愚昧的民众还是党

内高级官员，对与敌人有过性行为的女性都不能原谅。共产革命改天换地，抛弃

一切旧伦理，但仍然持有严格的"贞节观"：性行为只能在革命内部施行。１９５８

年对丁玲进行再批判的时候，有论者说贞贞是一个丧失了民族气节、背叛了祖国

与人民的寡廉鲜耻的女人，丁玲是在把一个日本侵略者的随营妓女当作女神一般

来美化。

　　４ 国民党与作家

　　丁玲被捕期间，国民党的中宣部张道藩与她接触了三次，目的是要软化她，

使她的笔为国民党服务。第一次是来看她，建议她写文章、写剧本，"他说他有一

段戏剧材料，他愿意介绍给我，供我写作参考；如果我肯执笔，那就太好了。"第

二次是用汽车请她到办公室，再提写剧本的事；第三次是抒他自己写的剧本送来

给丁看看，"或者请我动笔替他修改一下。"（Ｐ６４）剧本演出时，还送来入场券

。

　　丁在获得自由之前，中统头子徐恩曾约她谈话：

　　他说："听说你想到上海去编刊物，可以的。你要编一个什么样的刊物？你打

算要多少钱，要用些什么人，你说说看，我们帮助你。"我心里想，他们果然要利

用我替国民党编刊物，我决不会干的。我答道："我还没有过细地想，也没有具体

的主张，我只是想找一家在上海的书店出版我自己编。"他说："当然是你编，你自

己编，不过有时候大家商量一下。" （Ｐ１０２）

　　这些政府大员对丁玲都很客气，从没有直接要丁玲为政治服务，更没有规定

她写什么怎么写，国民党没有胆量搞独裁，这也许是它一直没有像样的"党文艺"的

原因。

　　５ 革命者的封建主义

　　共产党人的封建主义问题，８０年代才由邓小平正式提出。但事实上，这个

现象一直顽强地存在。

　　１９３１年丁的丈夫胡也频被捕遇害后，李达几次对丁说，要她一心从事文

学创作，不要卷入政治漩涡，１９２６年，丁到北京，住在李的家里，发现：

　　他的著作，他研究的、宣扬的都是马克思主义，但在家里处理家庭生活，他

对待王会悟，却实在有些封建气味。（Ｐ９２）

　　丁玲是一直保持着"五四"新女性的本色，她所谓的"封建气味"也许就是家庭中

男性中心。这不是李达一个人的问题，比如丁玲始终怀有敬意的瞿秋白，似也有

此习惯。瞿的妻子王剑虹，原是个英气逼人的女性，"她好象非常严肃，昂首出入

，目不旁视。""她像一团烈火，一把利剑，一支无所畏惧的、勇猛直前的队伍的尖

兵。……我总觉得她是浑身有刺的人。"但和瞿结婚后，"她完全只是秋白的爱人"

，以至于丁玲为她担心："你将沉沦在爱情之中，你将随秋白走向何方呢？"（１１

）

　　丁玲确实敏感，她不能容忍女人嫁了丈夫后失去自我，不能容忍丈夫对妻子

的权利的合法剥夺。当她发现以政治解放为号召的革命也要牺牲女性为代价时，

她再度在《三八节有感》等作品中为在革命中遭到贱踏的女性鸣不平。但李达、

瞿秋白的"封建气味"可以委婉地批评，延安的社会体制却是说不得的；当她为王会

悟、王剑虹鸣不平时，她仍然是李、瞿的朋友；而当她为贞贞、陆萍们鸣不平的

时候，她是在反党。

　　６ 冷暖

　　政治行为的非人性使丁玲对温暖、热情有特殊的敏感。１９３６年在西安，

她见到史沫特莱："我转身望她时，发现了那一对闪烁的热情的眼睛正紧盯我。…

…我急忙扑过去，她双手一下就把我抱起来了，就在她有力的拥抱当中，我忽然

感到一阵温暖。……我是不怕冷酷的，却经不起温暖。我许久不易流出来的眼泪

，悄悄地流在她的衣襟上。"（Ｐ１０９─１１０）

　　参与了２０世纪你死我活的党派政治斗争，丁玲是很难感受到温暖的。国民

党曾把她囚禁在寒冷的莫干山，"我整天坐在这初东的寂静的高山上，向往宇宙中

的一切。万物皆自由，唯独我被困在这离地面一千公尺高的山上，像希腊神话那

些受罪的神。"（Ｐ４７）到延安后，因为在南京的这一段历史，丁玲几乎永远得

不到原谅，永远受到指责：

　　我有时不得不长叹"这人世实在太残酷了，怎么四处都象那个寒冷的冻人的冰

冷的莫干山上的世界呢？"（Ｐ４９）

　　实事求是地说，就丁玲在南京的复杂经历来说，她受到的审查不能说是很严

厉的，这是因为对她的审查是整风前由中央组织部陈云等人主持的。到了整风审

干期间，有一点疑问、甚至没有一点疑问也会被打成特务。廖汉生回忆："一次，

我参加支部审查一个姓董的干部，他讲述在白区工作的历史时说到某年１２月在

杭州西湖里划船。主持审干的同志是北方人，听到这里，把桌子一拍，呵斥道：'

你说的这个就是假的！１２月还划船。１２月冰都好厚了，你划什么船？这就是

假编的！"（１２）这个北方的干部不知道１２月的西湖可能还没有结冰，他只以

个人的经验判断一个干部的历史。如果丁玲撞到这样的审查者，还有活吗？

　　人世的冷酷不会因政党的不同而改变。革命党正是以发掘人性中的残酷成分

而达到自己的目的。１９３９年，针对毛泽东反对讲人情、论私谊的"反自由主义"

，曾三就认为："除了同志关系外，不许有私人感情，这话不尽对。只能说私人朋

友感情是次要，不允许超过或并重于党的利益，而不能说私人感情须一笔抹杀，

这是违反人情的。这一趋向的发展，可能走到人间的冷酷。"（１３）曾三是江西

苏区受毛泽东的信用、领导"肃ＡＢ团"的主要人物之一，没有人能怀疑他的革命立

场。老革命尚且如此，何况是作家呢？１９４０年，丁在小说《在医院中》）中

描述陆萍感到的"冷酷"："当她一置身在空阔的窑洞中时，便感觉到在身体的四周

，有一种怕人的冷气袭来，薄弱的，黄昏的阳光照在那黑的土墙上，浮着一层凄

惨的寂寞的光，人就像处在一个幽暗的，却是半透明的那末一个世界，与现世脱

离了似的。"（１４）生活世界没有温暖和光明，所以是"幽暗的"；但这个世界没

有属于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包括身体和性之类都不再是独立于政治之外的隐私，

所以是"半透明的"。

　　国民党的"冷酷"是因为它是敌人。但到延安回到自己的"家"里，为什么还没有

温暖的感觉？在还没有受到延安整风的整肃之前，丁玲可以在小说中借陆萍之口

向革命提出质疑："现实生活使她感到太可怕。她想为什么那晚有很多人在她身旁

走过，却没有一个人援助她。她想院长为节省几十块钱，宁肯把病人，医生，看

护来冒险。她回省她日常的生活，到底干革命有什么用？革命既然是为着广大的

人类，为什么连最新近的同志却缺少这样的爱。"但革命需要是人间的恨，对丁玲

要求的"爱"毫无兴趣："对于后面那股自由主义的空气，我和许多从前线来延安的

同志都非常反感。我曾为此向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副主任陆定一同志放了一'炮'：'我

们在前方抗日，流血牺牲，人家却在这里说风凉话，挖苦人！'"（１５）廖汉生把

丁玲划在"人家"那一边，根本不承认你是"家"里人，你还要到哪里去要爱？于是，

丁玲不得不为贞贞、陆萍们向党要温暖一事而向党作检讨。

　　７ 舆论的力量

　　１９３５年丁被捕后，众多报纸作了同情的报道，妇女界、文化界都发出严

正抗议，知名人士联名发电，还成立了一个"文化界丁潘营救会"。以至于国民党特

务也对这些"社会舆论"有所顾忌，一直不敢公开承认逮捕过丁玲。在南京，除开始

时搞了一下神经战外，国民党对付他的主要是派人来劝降，包括国民党的高官和

顾顺章这样的大叛徒，也包括姚蓬子这样的文人，鉴于丁玲的影响和舆论的力量

，国民党其实并不怎么敢迫害丁玲，她可以毫不认帐地开罪张道藩这样的人，硬

是不给国民党面子。开始是住旅馆，日用品一应俱全。在写了一张"回家养母，不

参加社会活动"的纸条后，国民党对她只是软禁：在莫干山住小洋房，在南京住的

也是比较大的民房，为软化她，还把好的母亲接到南京。１９３５年冬天发伤寒

病时，"我住进了二二等病房，单间，一天要四、五元。我落落大方地交了两百住

院费。果然医生、护士川流不息地来到病房。……我按医生说的，临时雇离一个

保姆守夜，她为我全身按摩。"（Ｐ７９）

　　４９年以后，舆论已不再有独立的力量，因为它成为党的宣传工具。掌管舆

论工具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就是批丁的主要领导人，文艺界、舆论界的任务只是

无条件的配合：

　　１９５５年８到９月，作家协会开了１６次党组扩大会议批判丁玲；

　　１９５７年７月，作协再次开会批判丁玲，几乎文艺界所有知名人士都上台

发言或发表文章。２５日大会，"会议进行中有一些人愤怒指责，一些高呼'打倒反

党分子丁玲'的口号，气氛紧张，声势凶猛。在此情况下，把丁玲推到前台作交代

。丁玲站在讲台前，面对人们的提问、追究、指责和口号，无以作答。她低着头

，欲哭无泪，要讲难言，后来索性将头伏在讲桌上，呜咽起来。"（１６）

　　全国妇联也不甘落后，紧接着也召开批斗丁玲的大会。

　　１９５８年发配北大荒后，除了偶尔会得到一些同情、关心外，全国范围内

没有任何一个组织、任何一个人公开为之鸣不平。像郑振铎、曹靖华这样的好友

也不得不表明自己的态度，像玛拉沁夫这样的学生干脆成了打手；连她的儿子也

要和她划界限。北大荒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劳动强度远远超过她所能承受的程度

，"我咬着牙，强打精神，汗如雨流，跟在人家后面干。"（Ｐ２６６）午觉、抽烟

都不行，她刚把烟拿出，一些的姑娘们就叱责道："什么东西！不能抽烟！"她想午

睡，还没有倒下身去，就人叫了起来："她怎么也敢睡觉？！她怎么能和我们一样

？我们是革命派，我们休息，她也休息，那怎么成呢？""出去，出去！下地干活去

！你还配睡午觉！"（Ｐ２５９─２６０）总之，"对于从京城官场、文坛全身而退

的丁玲来说，没有一个从容做人的生存环境，没有一个抬头平视的人性感觉，情

感交往上的枯竭比起物资条件的困苦还更可怕，更使人的情感演变成那种卑微的

易碎品。"（１７）

　　国民党礼遇丁玲的原因之一，是怕引起外国人的抗议和社会舆论，但毛泽东

却把整丁玲的事坦然向国外公布，１９５７年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访华团时轻描

淡扯地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搞文学的很糟，丁玲这样的人，是一个大作家、

党员。现在很好，可以把她赶出去了，赶出去更好办，文学艺术会发展。（１８

）

　　丁玲享受过共产党给予的荣誉。到延安后，毛一度对她表现了空前的热情，"

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她是郭沫若、柳亚子之外第三个得到毛赠诗的作家，

是杨开慧、江青之外毛泽东为之写诗的第三个女人。１９３７年春天，毛还屈尊

到丁玲的住处。此后也一直是共产党领导文艺的高官，她的小说《太阳照在桑干

河上》获得过斯大林奖。但共产党对付知识分子就是比国民党有办法，可以把丁

玲捧到天上，也可以把她打到地下。更重要的是，尽管国民党在她身上费了不少

功夫，她从来没有想到过投靠国民党；而共产党把她赶出文坛、关押起来、甚至

被脱光衣服被搜身之后，她总是坚信党，坚信自己是共产党人。

　　８ 白区与根据地

　　当丁玲在延安因为和冯达的关系受到指责和辱骂时，一些领导人是谅解的：

　　恩来同志还说，你要帮助那些不熟习白区情形的同志了解情况，你们原来是

夫妻；那时的实际情形也是"身不由已"嘛。而一些经历过国民党的恐怖统治、在我

们党组织部门工作的同志对此是容易理解的。他们都曾为此默然良久。他们说："

这是很难为你的。"（Ｐ４９）

　　在白区干地下工作是拎着脑袋干革命，但这里没有战阵厮杀，他的工作成绩

也不是扩大地盘、分获浮财。这很容易引起相信靠武力打天下的根据地将士们的

不满。因为要搞统战和获取情报，就要与国民党及各种上层人士打交道，地下人

员的社会关系比较复杂，潘汉年还见过汪精卫，所以建国后政审起来就比较麻烦

；加上情报人员要经常出入公馆、酒吧、舞会、公园之类的场合，衣服要整齐，

谈吐要文雅，要过资产阶级的生活。而在根据地就完全相反，张国焘到鄂豫皖苏

区后发现："在这个村庄的广场上，有成百的伤病兵，晒着春日早晨和暖的阳光，

解开衣服在捉虱子。……有一种荒谬的说法：'身上虱子越多，革命的资格就越老

！'"（１９）凡此种种都极易导致他们与农村战士在思想情感上的差异，进而演变

为农村与城市、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从延安开始的历次整风，以白区（

主要是城市）地下工作者挨整最多。

　　比如刮胡子。战阵厮杀的人不会经常刮胡子，而主要和各类社会人物、包括

上层体面人物打交道的地下工作者却不能整天胡子拉碴。１９５８年的北戴河会

议上，毛泽东就嘲讽地说："蒋介石的阴魂在城市没有走，他们的臭气染我们，与

他们见面，要剃头，刮胡子，学绅士派头，装资产味，实在没有味道。为什么要

刮胡子呢？一年剃四次头、刮四次胡子不是很好吗？"（２０）"跟资产阶级、土豪

劣绅搞在一起，正襟危坐，学资产阶级的样子，剃头、刮胡子，一天刮三次，都

是从这里学来的。"（２１）

　　当然，也只是说说，毛泽东４９年后的胡子从来都是刮得干干净净的，也许

没有一天刮三次，一次总是有的。

　　９ 文学史上少有的事

　　１９５７年７月以后，中国作协连续举行２５次党组扩大会议，主要批判丁

陈反党集团。压力之大，以至于只开了几天会，挨批者即纷纷认罪。后来周扬在

总结报告中如实地说："十六天的会议就揭露出一个反党集团的活动，这在文学史

上恐怕也是很重要的、过去少有的斗争，翻一翻过去的历史来看，恐怕都是很少

有的事。"（２２）

　　周扬用了"恐怕"一词是极为准确的。一方面，把一个追随党２０多年、享有盛

名的革命作家打成反党集团当然是重要的，在文学史上确实是少有的。但这也是

不确定的"恐怕是"，因为前不久的１９５５年５月中旬，毛泽东的"按语"一出，就

揪出了一个规模远较丁、陈反党集团为大的"胡风反党集团"。

　　事实上，要揪出一个反党集团并不需要"１６天"，对于掌握国家命运的领导人

来讲，随时可以揪出一个。从１９４９到１９７６，各层各级、各行各业，"反党

集团"如过江之鲫。共产党自认为在开创历史的新纪元，当然在不断地做历史上"少

有的事"。胡乔木以批判《海瑞罢官》为例指出："在全国范围内，由党中央亲自发

动批一个剧本，搞得规模那样大，这在国际上是没有先例的。"（２３）

　　革命本来就是历史上"少有的事"，更何况是以改天换地的共产革命？但创造历

史上"少有的事"的动机却并不少见，无非是一个"权"字。郭小川反右时是周扬的大

将，"文革"中交代："那时，文化部不太听周扬的，管事的副部长钱俊瑞是闹独立

性的。周扬后来利用５８年钱俊瑞不适当的工作方式，抓住了这个事。副部长刘

芝明也看不起周扬，两人并不见有原则的分歧。原来在文化方面是胡乔木管，后

来由陆定一主管，拉来周扬。周扬有文艺界的实权是从５４年或５５年初开始的

。当时周扬手上只有作协，当初只有作协归中宣部管，其他协会归文化部管。周

扬要从作协打开缺口，掌握文艺界。５５年底，康濯写了一个揭发丁玲的材料，

说丁自由主义，攻击周扬。原来没有准备搞丁陈的，刘白羽来作协后鬼得很，野

心勃勃，对丁陈斗争是刘搞的。他一来作协就感到作协有一股势力，要搞作协，

必须把丁玲这一派打下去。因为反周扬的人很多，打丁是杀鸡吓猴，把作协的阵

地抓到自己的手上来。"（２４）

　　夺权而外，还有抱私仇。文革中张光年交代，１９５５反丁玲时，"周扬知道

我在５２年文艺整风期间对丁陈有些看法，半开玩笑地说：'现在是有冤报冤，有

仇报仇啊！'"（２５）

　　１０ 立地成佛？

　　周扬晚年的"忏悔"不但获得一些当年的受害者的原谅，也得到差不多整个知识

界的高度评价。但陈明说："丁玲一直等到死，都没有听到周扬说一句道歉的话。"

（２６）丁玲当然也一直没有原谅周扬。

　　１９５８年丁奉命到北大荒"体验生活"，想到自己的冤屈，不由得对周扬等人

一腔愤慨："大人先生们呵！你们幸运，可能一辈子也不会体会到这种滋味的。"（

Ｐ２０２）但不久，周扬就开始体会被整的滋味了。由最高领袖极为信用的"文艺

沙皇"变为人人喊打的"四条汉子"，周扬的人生反差较丁玲为大，无论１９７９后

他的"忏悔"有多大的真实性，但其思想确实发生了不小的变化。１９８３年，周扬

因为讲人道主义而再度挨整。丁玲的大约是在此前后写回忆录的，她可以把周扬

前后的言行对照起来：

　　一位权威人士的话，我是一辈子都不敢忘，而引为教育的。他说："以后，没

有人会叫你'同志'了。你该怎么想？"说这话时，他那轻松，得意，一副先知的脸色

，正是狠狠刺痛了我心灵的痛处。我从他的冷语，从他的脸色中，我悟到了人。

有些人只是挂着党员的招牌，口口声声讲人道主义，而实际却往往是没有丝毫人

性的。（Ｐ２０３）

　　１９８４年周扬对法共《人道报》代表团说过："我这个人一直信奉人道主义

，你们是《人道报》，我就要见《人道报》的同志。"（２７）但"文革"前，周不

但领导过文艺界对人道主义的批判，而且整人时从不讲人道。１９５７年批判冯

雪峰时，邵荃麟多次暗示冯雪峰：只要他按周扬的口径承认错误，"为了党的利益"

牺牲自我，就可望命保住党籍。当冯雪峰按照周扬的要求作了一切之后，他仍被

开除了党籍。"（２８）周扬依靠邵荃麟、刘白羽等人严格控制作协十来年，"文革

起来时，作协一百三四十人中，有一百零八人是反周扬、刘白羽的"。（２９）文

革中周扬被打倒，不完全是冤案。一个完全违背文明人类道德准则、苦心积虑整

人的人，一个双手有血的人，是否能真的立地成佛，是否有权利讲人道主义？

　　这里有两个层次的问题，理论上，周扬确实认可了人道主义，也在口头上部

分检讨了过去行为，但对丁玲、李之琏这些受他迫害的人，他并没有认真认错。

这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当时与周一起整人的陆定一晚年承认："我在中宣部的

十几年中，无非是整完了这个之后接着再整另一个人。"周扬听说此话后，苦笑着

说：可不是么！事情就是这样。"（３０）但陆定一并未因此向丁玲、李之琏等"右

派分子"道歉的表示。这些大人物可以抽象地自我检讨，但一般不会有具体的认错

行为。他们可以在理论上承认人道主义，实践上却只能是反人道主义者。

　　这不是口是心非的问题。决定陆定一、周扬们整人的不是他们自己，如果没

有一定的政治情势，没有毛泽东的同意，像冯雪峰、丁玲这样级别的文艺官员，

陆、周是无能下手的。丁玲也曾在这一体制中呼风唤雨，反右检讨时她说："反右

派斗争期间，作协作家支部开会，杨朔同志谈了对整风简报的意见，我谈了浦熙

修来找我的经过，会议开得比较沉默。这时陈企霞发言了，提出文艺界的反右派

斗争，应讨论何直的论现实主义一文，及钟惦 的《电影的锣鼓》一文。……跟着

艾青发言了，而常常是沉默的罗烽也跟着谈到何直的文章，响应陈企霞。"（３１

）在陈、艾、罗（应当也包括丁）看来，右派是有的，也是要整的，不过不是他

们，而是何直等人。如果不是自己挨整，丁玲的手也不会干净。

　　１９５５年批判丁、陈时没有多少事实，１９５６年夏，中宣部复查丁玲的

历史，调查的结果证明"丁陈反党小集团"的说法不能成立。１９５７年６月６日作

协召开党组扩大会，"提出批评就集中在周扬身上。人们纷纷提出质问，问题越提

越尖锐，态度也越激烈。丁玲、陈企霞也追问：'是谁叫他这么搞的？'"（３２）如

果不是反右运动来得及时，周扬败于丁玲不是没有可能的。可见，丁玲也是想利

用体制的力量整一下周扬的。

　　也许丁玲的自我意识比较清楚，所以她从来是以革命作家而不是以人道主义

者自居。

　　１１ 组织与个人

　　文艺界帮派林立。丁玲被打成反党集团、右派分子，周扬起的作用很大。反

右期间，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曾对被批的冯雪峰说："党不是抽象的"，"周扬是代

表党来领导文艺工作的。"（３３）郭小川也在陈笑雨等人的批判稿加上："党委托

周扬同志来领导工作，因此反党必须反对人──的就是周场同志等……通过周扬

同志等体现出来的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一条红线。"（３４）其实１９４９

年以后频繁的文艺运动已经使作家们逐步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在此之前１９５８

年８月４日的会议上，冯雪峰就这样检讨说："我过去认为我只是反对周扬而不是

反党，这在认识上是错误的。反对周扬其实就是反对党。……今后要接受周扬在

文艺工作上的领导，团结在周扬周围把文艺工作做好。"（３５）周的亲信张光年

也发现，"周扬在哪里工作，就要派人到处把关，派你去把守，你就得跟他走"。不

跟他走的，就要整。陈涌是周扬的得力助手，并做过他的秘书，被打成右派时，

张光年想要周扬保他一下，周一听就火了："我就恨这种人，看到这条船要翻了，

就赶快往那边跳。"（３６）

　　党是基于一定的政治主张和路线建立起来的政治组织，党的生命是路线，党

的外形是组织，从事党的工作的是各级领导人及其普通党员。从理论上说，服从

党首先是服从党的路线，其次是服从党的组织，最后才是服从领导者个人。但组

织由人构成，路线由人制定，所以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常常是领导者个人代表组

织、特定的组织代表党的正确路线。比如在丁玲面前，周扬因为是中宣部副部长

，就可以代表党，丁玲就不能不接受周扬的领导。只不过，周扬只习惯他自己代

表党，对其他代表党的人似乎认识不清，以至于１９８３年胡乔木以党的化身批

评他、要他作检讨时，他还当场抗议说胡乔木不能代表党。当然，在政治局委员

胡乔木面前，他这个中宣部副部长的抗议是无力的，而且他不得不忍受他当年施

加于冯雪峰的屈辱：胡乔木"劝周扬检讨，他说只要反省几句，这场批判就可了结

。……周扬开始执意不肯检讨，经不起胡乔木再三'诚恳'的劝说，答应接见记者讲

几句。没想到媒介立刻在电视和广播上广为传播，仿佛是对广大读者说：你们瞧

，周扬犯了严重错误，检讨了，而批判他的人证明是正确的，更有理了，也更起

劲了，对周扬的批判向前推进了。……周扬并没有真正过关，事情没有了结，周

感到自己受了骗，但又说不出这样的话，于是就郁郁不乐。"（３７）

　　既然个人可以代表党，那么理论上说这个"人"的官位越高就越能代表党，就像

胡乔木之于周扬一样。但这个问题其实是复杂的，有时也会出现县官不如现管的

现象。川籍女革命家胡兰畦１９２１年就在恽代英的影响下参加革命，１９２７

年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尽管表现极好，但因为她的丈夫陈梦云是川军

军官（倾向革命，与中共友好），李淑宁（即著名的抗联女烈士赵一曼）等人就

是不同意。１９２７年５月，熟悉她的陈毅到军校担任党委书记，支持她入党，

并向"军校党组织介绍过我，但李淑宁等人始终不表态。……于是我入党的事，也

就从此没有消息了。"（３８）陈毅是李淑宁的上级，说话也没有用。１９３０年

在德国，得到廖承志的帮助，胡终于入了党，成为"德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一员。

１９３２年２月，因为她批评过该小组的一位同志挪用一千多马克的党费等原因

，就被小组开除党籍，"我简直无法想象，一个党组织能这样随便处决一个人的政

治生命的！"（３９）经胡的审诉后，德共中央正式宣布恢复她的党籍，但"某些同

志表面上也没有异议，但内心却并不愿意照着执行。果然，会议结束后，他们仍

没有立即将党证发还给我，也没有再通知我开过会。"（４０）看来，德共中央也

不能把自己的意见贯彻到一个党小组中。胡兰畦因此一直是民主人士，１９４９

年后只能在政协挂名。

　　党和党的代表的复杂关系还在于，反对党的干部是不是就是反对党，这在党

自身也没有确定的规定。１９５７年１０月，中央下发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

》的第３条是："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为目的而恶毒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

领导机关人员，污蔑工农干部和革命积极分子，污蔑共产党的革命活动和组织原

则。"（４１）但是，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３日《人民日报》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

持革命学生》中却说："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单位的党组织，都必须无条件地

走群众路线，接受群众的监督和批评，决不允许以任何借口拒绝和压制群众的批

评，更绝对不允许把批评自己的群众打成'反党'，'反党中央'的'反革命分子'。党中

央就是党中央，如果违背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违背了毛泽

东思想，为什么批评不得？为什么反不得？为什么人家一批评。就叫做'反党'，'反

党中央'，'反革命'？"对于这个矛盾，朱正先生这样解释："１９５７年的说法，党

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由一个一个具体的基层组织组成的，因此，凡是'蓄谋

推翻某一部门或者某一基层单位的共产党领导'的，就应划分右派分子。这差别是

因为１９５７年是全党一致地要在右派猖狂进攻面前保卫党的领导；而１９６６

年却是要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中夺权，就唯恐天下不乱了。同样的言行

，在１９５７年要划右派，在１９６６年却被看成是革命。右派分子也不必悲叹

自己生不逢辰，不该'超前'了几年。因为文化大革命初期颇为风光的造反派，到１

９８２年整党时，其中不少人都属于受到清查和处理的'三种人'了。"（４２）其实

，不要等到１９８２年，造反派中的精英分子１９６８年就受到控制了，一些领

袖人物７０年代初就被捕了。说到最后，在共产党领导底下，任何反对党的领导

干部的人，即使没有反党，也绝没有好下场。

　　１２ 丁玲和王震

　　陈明编的《１９５５年至１９７９年有关丁玲的重要记事》中记到１９５８

年６月："丁玲经作协党组批准，农垦部部长王震同意，由作协、中央宣传部，转

到中央农垦部，介绍丁玲到密山。王震决定把陈明调出八五三农场，和丁玲一起

同到合江农垦局下属的汤原农场。"（Ｐ２８７）丁对王也甚怀感激，尽管在密山

的第一次谈话中"他的表情平常、漠然。是的，我们之间还是隔有一座高山。……

我感谢他，将永远感谢他。可是，真正的了解，则谈何容易啊。"（Ｐ２１５）１

９７９年后，不少文人写文章，称颂老粗出身的王震对知识分子的爱护。

　　但这个"人情"还有另一种说法。１９５８年春节过后，丁玲的丈夫陈明作为文

化部系统的右派下放北大荒劳动，曾向王震提出让丁玲来北大荒；４月１１日，

丁玲向邵荃麟、严文井等作协领导写信，催问组织对她的安排。时任作协总支书

记的黎辛回忆：因为作协党组副书记郭小川曾在３５９旅当过王震的秘书，领导

就让郭找王震，让丁玲、艾青去北大荒。郭有顾虑，说很久未与王震联系，怕碰

钉子。"从郭小川文革中留下的一份材料来看，当初王震愿意留下艾青，对要为要

丁玲有一些顾虑。郭对王震说，丁玲没地方放。后来刘白羽通过黑龙江省委，设

法把丁玲安排到北大荒农场。"（４３）王震对丁玲是早有了解的，尽管丁玲温暖

地记得１９３６年底初到延安时受到他的热诚欢迎（Ｐ２１２），但胡乔木也记

得１９４２年《三八节有感》发表后，"有一次毛主席召集《解放日报》的人开会

，……在这个会上，贺龙、王震同志都批评了《三八节有感》，批评得很尖锐。"

（４４）胡没有说"尖锐"到什么程度，但"王胡子"的厉害尽人皆知。直到他已风烛

残年、社会政治也相对平静的８０年代，因为《人民日报》发表了吴江在党的十

二大分组会上的发言，王就给该报总编秦川打电话："还要不要脑袋"？（４５）

　　但王震确实几次改善过丁玲的工作环境。１９５９年７月，作协秘书长张僖

受周扬指派到北大荒了解丁玲等人的改造情况，王震时提到要给丁玲适当安排；

１９６１年、１９６２年，他又两度督促下面给丁玲摘帽。态度转换的契机是什

么？

　　１３ 棺已盖而论未定

　　丁玲病重时，胡启立、薄一波、习仲勋、余秋里、王震等党和国家主要领导

人都到医院探视。１９８６年３月４日，丁玲去世，当天晚上中央电视台《新闻

联播》中播发了新华社的电讯。消息传出，时任中顾委主任的陈云特意交代：一

定要替他送一个花圈。如此哀荣，是一般中国作家难以想望的。

　　但中国的事情就是有奥秘。此时官方要发一个《丁玲生平》，初稿中有"丁玲

同志是受'左'的错误迫害时间较长、创伤很深的作家"一句，作家协会坚持要取消，

家属陈明坚持要写上。双方互不相让，一大堆专门为丧事而来的人只好干等着。

直到习仲勋认为"不应删去"，告别仪式才于３月１５日举行。

　　作协还要搞鬼，它把"讣告大量往下发给各省不能来的作家而少给在京的作家"

，意欲缩小这个党的总书记都送了花圈的追悼会的规模，以至于党内元老邓颖超

办公室和著名作家秦兆阳都在追悼会后询问何以没有收到讣告。（４６）

　　类似的事不止发生在丁玲一个人身上：

　　１９７９年中央决定为冯雪峰平反，征求正在医院的夏衍的意见，夏不顾病

魔缠身极力表示反对。由于他的干扰，原定于１９７９年４月召开的追悼会不得

不推迟到１９７９年１１月。

　　１９８５年６月８日胡风去世后，因为家属与文化部（胡风生前的单位）在

悼词上有争论，遗体只好在冰房里保存了两个月。家属实在等不及，８月初自行

办理火化。直到次年１月１５日，也是由习仲勋拍板修改悼词，追悼会才正式召

开。而胡风的全面平反，则还要等到１９８８年６月中央办公厅发文。

　　这里反映出两个问题。

　　第一是名人与单位的关系。作家协会算不得什么权力部门，但丁玲属它管；

丁玲是作家协会副主席，但所有中国有协会之类，掌权的从来是"党组"。秦兆阳反

右是是作协党组成员，他的印象是："作协太黑暗了，弄得乱七八糟，我一想起这

些事就难受。"（４７）郭小川也"感到作协乱七八糟，勾心斗角，他很想离开。"

（４８）中央尊重丁的地位，但丁玲不能大事小事都找习仲勋，一切还得靠单位

。在中国这种体制下，任你怎样的名人，单位都有机会收拾你；而且越是名人凡

越要摆平你。

　　第二，政策和政策执行者的关系。１９８４年８月，中央组织部决定恢复丁

玲的党藉，政治局委员胡乔木亲自过问，但周扬对此不满，主持作协工作的张光

年居然把平反的文件压了许久。这些领导人可以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与中央抗衡

，继续给丁玲穿小鞋。中央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伤人之多，一个重要原因是各个

单位都有宗派，握有权柄的人趁机清除对手，周扬、夏衍、张光年等人对胡风、

冯雪峰、丁玲等人的平反，都有一定程度的抵制，他们可能认为自己比党中央还

有党性。

　　第三，整人者与被整者不平等关系并不因被整者的平反就颠倒过来。丁玲、

胡风、冯雪峰等人终于平反了，活着的也官复原职，但这并不意味着周扬等人要

为当年的举措付出政治上的代价。运动是党发动、党领导的，打倒和平反看似相

反，但都是党的事业的一环，周扬们即使犯错误也是替党犯错误，所以当丁玲们

历尽艰辛终于复出后，周扬还是她们的领导。

　　丁玲简历

　　１９０４年生于湖南常德。

　　１９２３年夏到上海，进入中共创办的上海大学学习，与瞿秋白相识。

　　１９２５年与胡也频结婚，与左翼文学界发生联系。

　　１９２７年发表第一篇小说《梦珂》；１９２８年发表成名作《莎菲女士的

日记》，由此成为著名左翼作家。

　　１９３１年春胡也频被国民党杀害。

　　１９３２年３月参加共产党，下半年任左联党团书记。

　　１９３５年３月被捕，１９３６年９月逃离南京。

　　１９３６年１１月到延安，先后任"中国文艺协会"主任、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

主任、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解放日报》副刊部主任、陕甘宁文协副主任。

　　１９４８年出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后获"斯大林文艺"二等奖。

　　１９４９年后任《文艺报》主编、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

、《人民文学》主编、中央文学讲习所所长等职。

　　１９５５年开始受到批判，１９５７年被划为右派，１９５８年毛泽东亲自

组织对其延安时期的部分作品的"再批判"，不久下放北大荒劳动改造。

　　１９７０年被抓进秦城监狱，１９７５年获释，到山西长治劳动。

　　１９７９年平反，任作家协会副主席。

　　１９８６年逝世.

　　注释：

　　（１）（１８）参见陈晋：《文人毛泽东》页４４０、４３５，上海：上海

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

　　（２）（５）丁玲：《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长沙：湖南人民出版

社，１９８４。

　　（３）《人民日报》１９５７年９月２７日。

　　（４）丁玲：《毛主席给我的一封信》，《丁玲文集》第五卷。

　　（６）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 １８９８ ─１９４９》页２４９，北京：

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

　　（７）金冲及主编：《周恩来年谱 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卷页７２１，北

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７。

　　（８）《胡风回忆录》页１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３。

　　（９）引自周良沛：《丁玲传》页７９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１９９

３。

　　（１０）《丁玲文集》第三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

　　（１１）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丁玲文集》第五卷。

　　（１２）（１５）《廖汉生回忆录》页２６９、２６４，北京：解放军出版

社，１９９３。

　　（１３）参见《谢觉哉日记》上页２８４─２８５，北京：人民出版社，１

９８４。

　　（１４）《丁玲文集》第三卷页２４４。

　　（１６）李之琏：《不该发生的故事》，北京：《新文学史料》１９８９年

第３期。

　　（１７）（２２）（２４）（２５）（２６）（２９）（３４）（４３）（

４７）（４８）陈徒手：《人有病 天知否 ── １９４９年后中国文坛》页１３

７、１１３、１１５、１１７、１５４、１４９、１７４、１２４，、１７９、

１７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１９）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页３０，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１

９８１。

　　（２０）（２１）引自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卷页１０５、１２２，海

口：南方出版社，１９９８。

　　（２３）《胡乔木文集》第二卷页１３３，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

　　（２７）李辉：《与袁鹰谈周扬》，《往事苍老》页３４９，广州：花城出

版社，１９９８。

　　（２８）（３３）（３５）参见陈早春、万家骥：《冯雪峰评传》页５２９

、５２７、５１０，重庆：重庆出版社，１９９３。

　　（３０）（３７）于光远：《周扬和我》，载王蒙等主编：《忆周扬》页１

７３，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

　　（３１）（３２）李之琏：《我参与丁、陈"反党小集团"处理案经过》，北京

：《炎黄春秋》１９９３年第５期。

　　（３６）张光年：《回忆周扬》，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

　　（３８）（３９）（４０）《胡兰畦回忆录 １９０１─１９３６》页１６０

、２４３、２５５，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

　　（４１）引自胡平：《禅机》页４４３─４４４，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

２０００。

　　（４２）朱正：《１９５７年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页５２５，郑

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

　　（４４）《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５５，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

　　（４５）参见吴江：《与胡耀邦最后一次晤谈》，萧尉彬主编：《告别万岁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

　　（４６）参见周良沛：《丁玲传》页８２５─８３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