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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明末边事春秋1 前朝往事不可追 明 末 边 事 春 秋
秦大路
1、前朝往事不可追
历史是一团锦，即使不添花儿，也自眩目多姿，惹人神往。这当然是指盛世。君不见历朝历代，文成武德，翰苑华章，俊秀人物，总在升平盛世里次第登场，风光无限。只可惜任何盛世，在一场注定了的风雨袭来后，很不情愿地登上历史大船，在烟雨中，缓缓地驶入昨天，成为过去。于是，历史便成了一团絮，而且是一团乱絮。此时便是乱世末世了。这团絮，原本就纷乱杂陈，再兼之以各种尘埃与重浊之物渗入，使历史的本来面目变得无比的模糊和黯淡，联想起其早先盛世时花团锦簇般的姿容，洞若观火者无不心为之沉，心为之痛。
话说明太祖朱元璋开国以降，朱明王朝统治的276年里，战事频仍不断，无时无地不在用兵。明末以前，明王朝在军事上一直呈现出一种咄咄逼人的强势姿态。从明太祖时期的八次远征塞外，明成祖五次亲征漠北，到万历三大征，明王朝取得了大多数重要战役的胜利。虽然其间也有劳师远征未建寸功之举，但威慑漠北，稳固边防的战略作用不可低估；其间也有土木之变等耻辱败绩，但由于于谦等一干能臣武将，总能在紧要关头力挽狂澜，使明王朝的内政边事迅速得到恢复，国之根本并未因此而受到损害和动摇。
后金兴起以前的大约两百年的时间里，明朝在战场上先后有过许许多多来自不同国家、种族和地域的对手，这些对手中，有故元残存势力，有瓦喇、鞑靼等后来兴起的蒙古诸部落，还有南方苗彝瑶壮等部落、安南越族、沿海倭寇、侵朝日军、农民军、后金兴起以前的女真部落，等等。这些对手，无论文明程度较为开化还是较为滞后，无论国力雄厚还是民风顽强，无论是军队善攻还是善守，往往最终都无法抵挡明朝的强大攻击，于是，内乱总是被迅速剿灭平息，外敌则退守本国，不敢再犯。
在长达两百多年的历史里，明朝涌现出一批军事家和名将。明初有徐达、常遇春、李文忠、汤和、沐英等名将，到了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则是一位优秀的军事统帅，同期还有名将沐晟、张辅，后来则相继涌现了王守仁、戚继光、俞大猷、李成梁等杰出军事人才。明末以前的名将，或开拓疆土、或平叛有力、或守边有功，他们的战绩，功在当时，留名青史。纵便是那些准一流名将，在不同的时期也各擅其扬，领一时之风骚。即使到了明末，熊廷弼、孙承宗和袁崇焕等辈虽略输前人，但也都是万人之选，国之栋梁。
明末以前，明军在不同的战役中使用了不同的战略战术，这些战略战术在大部分情况下都取得了胜利。如明太祖时期历次远征蒙古故元势力时的战略奔袭，明成祖远征漠北时为避免战役展开而采取的战略推进，为抗击瓦喇于谦组织的声势浩大同仇敌忾的京师保卫战，嘉靖年间的台州之役中戚继光对倭寇采用的水路合击，七年抗日元朝战争中对日军的攻坚与合围，中朝联合歼灭日军的露梁海战等等。阵法、兵制和武器装备层面，车骑混营，戚继光的鸳鸯阵，各种火器的运用，都是领先于那个时代的。可以这么说，明末以前，明朝的军事总体来讲是相当成功的，明朝积累的各种战争经验应该是相当丰富的。
然而，到了努尔哈赤的后金兴起之时，胜负之势易边。万历三大征之后的短短二十年内，文恬武嬉，明朝军事实力迅速衰落，其衰落速度之快，令人咋舌。与后金的逐次战役中，明军屡战屡败，损兵折将。到了崇祯末年，明朝甚至在三个月的时间里组织不起一支象样的军队来与李自成的农民军抗衡，使得李自成的大顺军一路打到北京，基本上没有遇到什么象样的抵抗就结束了大明王祚。
如此大的帝国，如此好的家业，说亡就亡，实在是令人痛惜不已。从各个方面讲，早期明军战力是较为强大的。可是到了后期，明朝怎么说亡就亡了呢？
明朝灭亡的原因，众说纷纭，不一而足。
钱穆在《国史大纲》里提到，“清以明为鉴，认为明亡于党争、宦祸……清初即在各府县设立卧碑，明示规章。‘不得妄立社名，投刺往来，亦不许用同社、同盟字样。’雍正撰《朋党论》以告诫士子，并强调士人的一切舆论，‘应以朝廷之赏罚为是非’，‘人臣尤当以君心之好恶为好恶’。”清朝倒是基本避免了党争和宦祸，但也避免不了自己在衰败的道路上越走越快的脚步。
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说，“明代之覆亡由于财政之破产。迄至1644年明军欠饷达白银数百万两，很多士兵已经年累月领不到饷。”这种说法给人以言犹未尽之感。到底是政治、军事上的高消耗拖跨了财政，还是财政弊端导致了战事失利？如果能足食足饷，是否就一定能解决明军战斗力疲弱的问题，黄先生并没有指明。
梁启超说，倘使袁崇焕不死，满情不敢犯大明。袁督师以一介书生之力，施以经略之道，为明朝再造辽东军力气象，功不可没。然袁崇焕虽取得宁远和宁锦两大胜仗，但当时胜负之势并未逆转，满情仍有能力突破辽东防线，长驱直入进犯北京。可见，将举国存亡之厚望重任寄于一人，似有不妥。
更有人认为明末的皇室运气太差，之所以衰败完全是因为摊上了万历帝这种会睡觉不会干活的皇帝，以及崇祯帝这种能杀人不能容人的皇帝，才导致明朝的灭亡。这种说法似乎有点道理，但实际上也是不得要领、瞽目而谈。历史上的好皇帝，十不能取其一，出现好皇帝的几率就好比天上掉馅饼，是可遇不可求的事。况且，超级庞大的统治系统出现了运转不灵和腐朽没落的情形时，绝非一人之过，皇帝有责任，皇帝又很无辜，把责任推于皇帝一人，也是不公平的。
呜呼！濒临末日的明末，在各个领域里都是失败的，百事俱废，毫无活力。帝国早年生机勃勃的上升气象到了此时已完全一蹶不振，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动力终至丧失殆尽。明朝的灭亡，是政治腐败、军事失利、财政崩溃的综合结果，是一系列社会矛盾激化后的总爆发。从长远的历史来看，这似乎是中国任何一个专制极权帝国的必由之路。黄仁宇说过，大历史不会萎缩。但纵观中国上下数千年，任何一个帝国在新旧王朝兴替时的阶段性小历史中却经常表现出一种内卷式的萎缩，这种萎缩总要持续到帝国的最终消亡为止。这里之所以说这段历史是一种内卷式的萎缩，是因为，自古以来任何一个帝国的消亡总是从自身开始，任何外部威胁，诸如异族入侵或农民暴动，只不过是一种加快这种消亡进程的力量。
一个老大帝国的覆亡，总是有着相当复杂的原因。时人甚至后人，总抱有“中兴”的期望或设想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一个处于崩溃颓势中的帝国，绝非一人之力、一时之策所能挽救。当时的人们不可谓不聪明，当时的人们不可谓不努力，然而大明中兴的迹象，在明末期间从来没有出现过，甚至没有短暂出现过。
显然，这是一个过于博大的论题，大路才疏学浅，力所不逮。所以，大路只好把着眼点缩小到明末的军事领域中的北部边事部分。纵观明朝军史，南倭北夷、内寇外虏不断，明朝无时无地不在用兵。明朝的兴衰与军事制度、军事力量的兴衰有着相当大的关系。及至明朝末年，军将无能，军力削弱，军纪松弛，军制败坏，使得边事一溃如堤，终于导致了明朝的灭亡。而于军事中，北部边事总是首当其冲的一环。
那么，就有请各位，与大路一起，沉重地踏着前人的足迹，在明末数十年的历史中去体会边事之兴亡春秋，在帝国的溃败中感受一下悲苦，在历史的乱局中梳理一下希望。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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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大路
自古以来，万里长城延伸到哪里，中原文化就会被传播到哪里。长城是有史以来世界上最长的防御工事，但长城并不是领土分界线。虽非国境线，由于在除防范外敌之外还起到了隔离和壁垒的作用，长城最终变成了中原王朝与塞外民族之间的心理分界线和文化分界线。塞外民族同化于中原文化的的程度，与长城的地理取位和延伸远近有着非常大的关系。不得不承认，长城的修建对古代中国民族心理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长城这边的中原王朝，以泱泱中央大国自居，把长城之外的民族，视为野蛮异类，誓不与之为伍。而那些坐在马背上的民族，物资极为匮乏，面对中原这个“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一有机会他们便南下骚扰和掳掠，以获取粮食、布匹和铁器等必需品。
长城内外之间的长期敌对和冷战存在了两千多年。某种意义上说，长城有点类似于古代的“柏林墙”。用长城把异族彻底隔绝于边荒，成为历代中原王朝的重要国策。
一朝接一朝、一代接一代的长城建造者们当然希望这条防线无比坚固。自秦以后，历史上从未有一个朝代象明朝这样重视长城的修建。建筑史上有“汉冢唐塔朱打圈”的说法，可见明朝人是修筑各种防御工事的行家里手。明初洪武年间主要在长城沿线修建各种屯兵卫所，而长城的大规模修建，基本始自永乐年间，陆陆续续共修建了两百多年。到明末，长城已经绵延万里，东段至辽东腹地，濒临鸭绿江，西至天下雄关嘉峪关。沿线有数不清的了望台、烽燧点，大大小小的屯兵卫所星罗棋布。
明初长城以北有不少屯兵卫所，后来却悉数迁至长城沿线，使得长城成为明朝北部最后一道防线。从明初到明中叶，虽然明朝在北部边事争端中取得了一系列的军事胜利，但在建置以长城为核心的防御体系时有过两次重要的失误。这两次失误直接影响了疆域的拓展和防御体系的完善。第一次失误是放弃敦煌的错误决策。洪武五年春（1372年）。明朝出动十五万大军分三路进击漠北，大将军徐达为中路，出雁门关趋和林；左副将军李文忠为东路，出居庸关至应昌；征西将军冯胜出金兰取甘肃。这次出击，中路徐达部被蒙古军大败。东路李文忠部，孤军深入漠北，与蒙古军发生遭遇战，后无功而返。仅西路冯胜从金兰（今兰州）西进，打通了河西走廊，设置了甘州、庄浪诸卫，本可继续西进，但明朝弃敦煌以嘉峪关为界，从此明朝万的里长城延伸至嘉峪关后划上了一个不完满的句号。
第二次失误是建文、永乐、宣德三朝对三卫的放弃。洪武年间，明朝曾在长城以北设大宁卫（今内蒙宁城）、开平卫（今内蒙多伦）和东胜卫（今内蒙托克托）等。此三卫使得西北、华北诸镇与东北诸镇之间互为犄角，声势相联，在辽东镇和华北宣府、大同等镇之间形成了一个通畅的战略走廊。更重要的是，这个战略走廊在北京和蓟镇以北，产生了一个战略缓冲和战略纵深地带。这个战略走廊若能保留始终，有重兵防守要冲，断不会有蒙古和满清铁骑屡屡突破北部长城而长驱直入威胁京畿。建文、永乐、宣宗三朝，陆陆续续三卫或放弃或内迁，最终使北部防线完全收缩。起初为了消弱藩王势力，明朝把驻守北部边陲的藩王调往内地，随后大宁卫驻军全部内迁至保定，使得东胜卫孤悬在外，遂调东胜左卫于永平，东胜右卫于遵化，原有的东胜卫从此不复存在。后明宣宗又放弃开平，南迁三百里，移守独石，成为开平前屯卫。至此，防线南移，北部屏障退至长城，边防变的较为空虚， “自是，辽东与宣、大声援阻绝”（《明史》卷九一《兵志三》）。
明中叶时长城沿线的重要边镇群中已经形成边境九个固定的防御核心重镇，称为九边。所谓九边，即辽东、蓟州、宣府、大同、榆林、宁夏、甘肃、固原、太原诸镇。这些重镇往往屯有重兵，攻击时集结，守御时互有策应。例如万历年间辽东鞑靼土蛮部四万骑兵大举进攻辽东，戚继光率数万蓟镇重兵，李成梁率领辽东镇重兵，几成合围之势，后土蛮部畏怯，初战之后即退军远去。然而，这只是明后期极少数的例子。明后期防御体系中的“硬件”虽固，“软件”效能却十分低下，诸如军队战力、组织力和指挥系统的运转效率等均弱于对手，明朝只好过分依赖长城工事，在万里长城沿线行“困守”之计。
对于长城的作用，后来清朝的康熙和乾隆皇帝曾有过精彩之论。康熙八年（1690年），由于古北口一带的长城“倾塌甚多”，总兵蔡元上书“请行修筑”。康熙没有批准，他在上谕里说：“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能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康熙是满人，当然不会抱有“华夷大防”之见，故而把对蒙古等民族的安抚，看作是“安民”。清朝在北部一直采取“本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屏藩”的策略。康熙解释说“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乾隆也认为，“自秦人北筑长城，畏其南下，防之愈严，则隔绝愈盛，不如来之乃所以安之”。事实证明清朝在北部边事方面以安抚为主的策略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当中原王朝与塞外民族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后，互市贸易、朝廷封赏给塞外民族带来的好处要远远大于他们掳掠所得。与其说这是清朝防御战略的成功，不如说是外交政策的胜利。明隆庆年间促成的俺答封贡，保证了北部边疆四十多年无战事，也是另一个明证。这是外交政策与军事战略紧密结合所带来的成果。
然而在明朝，基于传统意识和现实舆论的压力，以天朝正统自居的明廷轻易是不肯与塞外民族讲和的。所以他们不停的修筑长城，使得长城越来越长。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到底有多长？传统的说法是长城东起山海关老龙头，西至嘉峪关，全长六千七百公里。根据这个说法，山海关以东，长达两千里的辽东长城被明以后的史家们完全排除在外了。这些史家里，有以扬清抑明为目的的清朝御用史家，也有为伪满洲国的建立而伪造历史依据的日本史家，当然也有说不出什么动机的当代史家。
实际上，长城在辽东延伸之远，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根据刘谦的《明辽东镇长城及防御考》，辽东镇明长城，始建于正统二年（1437年）到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前后经过六十余年的修筑，最终建成了西从山海关起东到鸭绿江止，全长约1050公里的明代辽东长城。从当时明王朝的防御战略来看，以蓟镇为中心，拱卫京畿的长城环线最受重视，修造时也最下功夫。例如八达岭、慕田峪、古北口（金山岭）等区段，依据山险形胜而建，气势恢弘，至今游人如织，蔚为一大世界级景观，成为中国的象征之一。而辽东长城，与传统长城有所不同，当年建造时以辽人建辽长城，朝廷投入并不是很大，修造的目的是防御辽东蒙古鞑靼部和女真部落的骚扰。直到如今，辽东长城仍以一种离散式的链状，横亘于东北的平原和山区。虽不如八达岭、慕田峪长城那样雄姿巍峨，无以成为旅游景观，但辽东长城本身，和她所见证过的百年战火，成为历史上无法抹去的印迹。
清朝很多史籍都说“长城东尽处曰大龙头（山海关），西尽处曰大龙尾（嘉峪关）”，把辽东长城一笔勾销。诸如当代的一些史籍提到辽东边墙，则必提柳条边，不提辽东长城。当年清朝政府为了“保存祖龙发祥之地”，实行了封禁政策，限制汉人、蒙人进入盛京（沈阳）以东地域，故而修筑了柳条边。日本稻田岩吉的《满洲发达史》载，柳条边“边壕深八尺，底宽五尺，口宽八尺。边柳一步三棵，粗应四寸，高应六尺，涂土埋二尺，降剩四尺。边外大路二丈六尺宽，区内马道一丈一尺宽。”，可见柳条边是一条超大号的篱笆墙。如果说，长城是古代的“柏林墙”，那么柳条边就是清朝的种族隔离带，是民族矛盾、等级制度的产物。正如电视剧《篱笆墙的影子》里唱的那样，“星星还是那颗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只有那篱笆墙，影子咋这么长？”篱笆墙毕竟是篱笆墙，柳条边只能在历史上拖下条影子，而长城永远是长城，千年百年风雨如晦，其在历史中的作用和山川上的印记，会长久的留存下来。
辽东长城蜿蜒所至，大大小小的卫所镇堡与长城星罗相伴，使得东北大部分区域，在两百多年的时间里，都在明朝的管辖范围之内。明朝极盛时西起鄂嫩河，东至库页岛，北达乌第河，南濒日本海的广大区域，均为明朝领土，曾有明朝卫所驻军，至今仍有碑刻铭文为证。明朝统治的两百多年里，辽东区域的汉人无论是居住范围还是人口数量均远超女真和蒙古部落，中原文化也从此在辽东扎下根来。只是在后金兴起至满情夺取政权以前的二十余年里，辽东辽西才做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形态存在过较短一段时期。（大路按：清朝建立后，东北属于清朝治下的中国，不复以独立形态存在）。三十年代日本扶植建立“伪满洲国”时，诬称东北三省自古以来是满情故国，实属强奸历史。甚至今人也多误解东北大部是满清故国，犹为可叹。至于登辉李炮制过的七国论，特以东北为七国之首，妄言东北自古就是独立国家，实属历史笑话，不值一洒。这里且按下不表。
家园 明朝修筑长城并不是不懂得安抚的道理 明朝修筑长城并不是不懂得安抚的道理，而是无法安抚。
明朝其实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统一王朝。只不过是元朝旧有版图上占有强势的一个政权罢了。元政权从北京退出之后一直占据着于现在的内蒙，外蒙，新疆和东北一部。这个退缩到北方的元政权被称为北元。这和中国历史上的东晋，南宋的情况是一样的。如果我们承认东晋、南宋也是中国分裂时期的前朝政权的残余，就不能否认北元也是中国分裂时期的前朝政权的残余。何况北元这个政权还一直以正统自居。一直自称大元大蒙古国，而且号称有“传国玺”。这个所谓的“传国玺”还让朱元璋朝思暮想呢。
终明朝一世，明朝和北元都无力消灭对方。明朝的能力更差一些。因为明朝面对的北元其实是个四分五裂军阀遍地的北元。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明朝自太祖以降始终无法取得对北元的决定性胜利。老兄在文中所提的明太祖朝的土拉河惨败让明朝元气大伤，此后的十五年中无法发动进攻。明成祖五次扫荡漠北，看似风光，其实只是武装大游行罢了。土木之变以后，明朝就不得不转入守势。这时候开始大修边墙也就不奇怪了。
反观满清，从一开始就彻底征服了内蒙。然后才入关夺取了大明江山。在这种情况下，满清和蒙古不存在像明朝和蒙古那样你死我活的对立，反而是相辅相成的。清朝对于蒙古也不单单是通商，赏赐就算了。通商，封赏，明朝其实一直都在作。但是清朝比明朝高明的地方表现在以下几个地方：
1。建立盟旗制度，打破蒙古原有的政治结构和部落结构。使盟旗的首领只能听命于中央而无力独树一帜。
2。各盟旗都有固定的地域，有近亲关系的家族集团组成一个旗。再由若干的旗组成一个盟，旗与旗之间界线分明，彼此不能超越旗界相互往来，同时亦要负担军事任务。当旗的人口增到一定数目时，便分出丁口，徙牧他处，另立新旗。这样便可防止各旗团结起来，易于控制。这是师法汉朝推恩令的故智。
3。变游牧为划区放牧，如果受灾则由中央抚恤。这就减少了蒙古各部落因为天灾或缺少牧地而引起的南下劫掠。
4。鼓励喇嘛教在蒙古的传播，用宗教统一思想。
5。执行对蒙古贵族的和亲政策。宣传满蒙一家。争取蒙古上层的支持。
6。对于不服管束的则坚决镇压到底。
能够执行这些政策的前提就是满清的军事胜利。如果象明朝那样一天到晚打败仗，满清大概修起长城来会比明朝还起劲的。
家园 明和东晋、南宋是一样的么？ 明和东晋、南宋是一样的么？
明朝当然算一个真正的统一王朝。明朝从元朝手中夺回的疆域比北宋还要大，怎么能和南宋东晋相比呢？明朝最强盛时西至嘉峪关，北至内蒙大部，东北到黑龙江，甚至库页岛，岂是南宋、东晋可比？北元后来在史书上都不称北元，而是北元残存势力。为什么？因为北元那时候根本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国家。北元残存势力后来大致分裂为鞑靼、瓦喇等部。就以占地最大的鞑靼来说，事实上也由很多个部落组成。早期有小王子部，接着有俺答，靠近辽东也是多个部落并存，比如万历时的土蛮部的速把亥部和董狐狸部。大蒙古帝国瓦解后，原来占有的疆域四分五裂，并未存在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帝国，大都是部落联盟而已。这就是为什么史书上称北元残存势力，而不是“后北元”帝国这样的名称。
至于传国玺，朱元璋当然希望得到。但这个和正统与否并无多大关系。况且，最早由和氏璧制作而成的玉玺在唐以后就不知所踪了。后来的皇帝都是重新打造。老朱也不缺金银玉石，打造一个就是。不接受先进文化洗礼的北元势力，即使有一两块玉玺，距离正统恐怕也会越来越远。
关于土拉河一役，实际上前锋蓝玉打了胜仗，击败了扩阔帖木儿。只是两个月之后的岭北战役中徐达大败，损兵万余。这是洪武5年的事。8年后也就是洪武13年，沐英率军经过7昼夜急行军，至蒙古境内，全歼故元残部脱火赤部。洪武14年，徐达率军再次进击漠北。东路为傅友德，西路为沐英，蒙古军逃窜，后追擒章别里不花、太史文通等，虏获人畜无数。仅在这一年，明还有能力组织了西南战役，取得了曲靖之战和云南之战的胜利。前后不过八年，所以说，朱元璋在15年内无力征讨，愚以为不确。
明成组亲征五次，前四次都取得了战果，虽然战役规模不是很大。原因也很简单，明军在草原、沙漠地带象找到蒙古部主力比较难。尽管如此，还是沉重打击了蒙古势力。被任兄称为大游行的应该是第五次亲征，一直未遇蒙军主力，后来明成祖也病死途中。明成祖放弃三卫绝对是他的一大失策。
翻翻明朝战史，发现明朝的发生战争的频率是清朝的数倍以上。这说明清朝的统治手段还是高于明朝的，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但是，明朝虽战事频仍，也并非总打败仗。明中期有胜有负，中期到万历年间，总体上胜多负少，可圈可点的战例不少，并非象任兄说的那样不堪。即使到了明末，与后金屡战屡败也是有原因的。
任兄说的清朝比明朝高明的几个地方我基本同意。只是第一点，与清朝的盟旗制度类似，明朝的卫所制度也推进到了少数民族区域，诸如一些蒙古人、女真人也充任明朝军职。只是清朝这种盟旗制度似乎加深了蒙人和满人之间的亲和力。这也不绝对，当年俺答封贡后，明朝对俺答三娘子的恩也很重，所以四十多年无战事。
另外一点，蒙古诸部从明万历时期就开始渐渐接受了喇嘛教，后来变得越来越不好战嗜杀了。辽东鞑靼教化的晚一些。
家园 我说的是北元和东晋、南宋是一样的 明朝当然和东晋、南宋不一样。北元才是和东晋、南宋一样属于前朝退缩到中国一部的政权。
对于北元，明朝对其政权不承认是很正常的。就好像老蒋说他那个国民党政府代表了中国正统咱们也不承认，也认为是伪政权一样的。不过地方占的大不代表统一。本朝占的地方比明朝要大多了。本朝完成了统一大业吗？
至于北宋，我也不认为是个统一的王朝。北宋从五代十国的废墟中兴起。当时就北有辽国，南有大理，后来又出来个西夏。北宋可以说代表了汉族的正统，却谈不上是个统一的王朝。明朝的情况也是这样。
至于北元，虽然四分五裂，各地军阀不少，但元朝大汗的统续还是一直存在的。您所说的小王子部其实就是大汗的本部。北元一连几代都是幼主即位，太师权臣掌权，所以明朝方面才称其为小王子。这些小王子中的一位达延汗后来重新统一包括卫拉特在内的蒙古各部，对蒙古左右翼进行了重新分封。您说的那位俺答（阿勒坦）就是他的后裔。
只不过达延汗的分封和周天子的分封一样，都不能保证自己的后裔不互相残杀。
但是北元是不是四分五裂，是不是各地都有军阀割据恐怕不能作为否定其作为一个政权的理由。东晋也是各地军阀割据。但是东晋仍然是一个偏安政权。民国时代，中国也是四分五裂，军阀割据，但是不影响南京政府作为中央政府的地位。
对于北元的研究是属于相当冷门，主要是由于史料的缺乏。明朝本身对于北元采取的态度是既然无力消灭就干脆掩耳盗铃。对于北元内部的消息，明朝不屑于记载，只在与北元发生接触了才记上一笔。这其实也是中国的传统。看看《史记》、《汉书》中对匈奴的描写，也是这么回事。所以北元也好，更早的匈奴也好，在传统正史中的记载都是支离破碎，不成系统。例如象达延汗重新统一大漠这类事在明史中基本是忽略的。有些记载更是道听途说，错误百出。例如明史中对您前面说到的那位三娘子说是“故俺答所夺之外孙女而为妇者也”。这就基本是小说家言了。但是明朝史官对其既不考证，大概又深信夷狄乱伦为常事，很满足其大汉族的优越感，也就不假思索地记下来了。
对比匈奴，蒙古好在有自己的历史记载。更妙的是朝鲜作为元的前属国，又作为明的属国，夹在两大势力之间不得不经常两头讨好，所以也留下了大量的比较详细的记载。例如“北元”这个称呼其实还是源自朝鲜的记载。对照这些记载，我们才可以大致了解到北元的情况。
北元是不是帝国呢？应当说一直都是。北元早期，大至到1388年蓝玉在捕鱼儿海(又称清水泊，即今天的贝加尔湖)击败元益宗脱古思帖木儿的大军之前仍然是保留了元朝的全部政府构架。这时候北元当然还是帝国。
1388年之后脱古思帖木儿被杀，北元进入一个短暂的分裂时代。但是到了脱欢、也先挟天子以令诸侯，北元又在表面上进入一个统一阶段。这才有了土木堡的大胜。
也先篡位失败，北元再次分裂，直到达延汗重新统一。达延汗将蒙古左右翼重新分封给自己的子孙，这时候的北元的政府结构相对于元朝已经大大简化。官称也逐渐蒙古化。例如太师，台吉（太子）之类的官称满天飞。
达延汗之后，大汗的地位逐渐类似于周天子。强大的军阀例如阿勒坦开始扩充自己的势力。但是这时的北元组织结构称之为军阀割据则可，称之为部落联盟却是不对的。
顺便说一句。从明朝开始发扬光大的一个坏习惯是把任何外来使者都当作前来输诚纳贡的。这纯粹属于自己骗自己。于是在明朝的史书上往往出现某方一会儿奉书纳贡，同时又在刀兵相见的情况。在传统的史家看来这当然是蛮夷狡诈，叛伏无常的表现。其实并不是人家狡诈，而是从来就没投降过，明朝方面只不过是在拿人家的贸易使团甚至普通商人意淫罢了。满清对这一点发挥的更好，那个什么英吉利贡使不是很说明问题吗？
家园 到底是任老师，头头是道啊。 分析得不错。
家园 这个与前后衔接的不太好，应该叫外一则，呵呵。
家园 【原创】明末边事春秋4 李成梁镇辽的是非功过 明 末 边 事 春 秋
秦大路
4、李成梁镇辽的是非功过
一次，首辅张居正在收到明军在辽东获得大捷的通报后，大喜过望，写下了“将军超距称雄略，制胜从来在庙谟”的诗句。诗里所说的将军就是指明朝驻守辽东的大将李成梁。从隆庆到万历前期，明朝在北部和辽东的边事都取得了很大成绩。北部的安定主要得益于俺答封贡和戚继光镇蓟，北部边陲在数十年里基本上没有战事发生。而辽东则几乎年年有战事，岁岁动刀兵。虽然战事频仍，但明朝在辽东取得了一系列军事胜利。取得这些胜利的最大功臣就是辽东总兵李成梁。
李成梁前后两次任辽东总兵，第一次是二十二年，第二次是八年，一共三十年时间。《明史?李成梁传》里说李成梁“英毅骁健，有大将才”，李成梁镇辽期间，特别是万历十六年以前，屡获战功，“师出必捷，威振绝域”。
根据《明史》记载，李成梁的高祖（即祖父的祖父）李英是朝鲜人，后归附明朝，任职铁岭卫指挥佥事。明朝的武官都是世袭的，所以这个指挥佥事的官职一直传到李成梁的父亲，到了李成梁这一代，由于家境破败，李成梁甚至没有路费到北京去承袭这个官职。所有直到四十岁，李成梁还是一个“诸生”，只是秀才身份。嘉靖四十五年，当时的辽东巡抚御史非常器重他，特意资助他进京，才获得祖辈传下来的职位。
由于在作战中立下很多战功，李成梁不断升职。不久升任辽东险山参将。隆庆元年（1567年），又升为副总兵，协守辽阳。隆庆四年（1570年），辽东鞑靼辛爱部入侵，辽东总兵王治道战死，李成梁被任命为代理总兵官，署理都督佥事。自隆庆四年（1570年）任总兵至万历十九年（1591年）由于御史弹劾而解任，前后共二十二年时间。
根据《明史?李成梁传》的记载，在这二十二年中，李成梁屡立战功，规模较大的战功简述如下：
?隆庆五年，成梁大败土蛮于卓山。乘胜抵巢，斩土蛮部长二人，斩首五百八十余级。
?万历二年，攻破建州女真王杲，先后斩首千一百余级，毁其营垒而还。后王杲被海西女真王台擒获献于明军，被斩。
?万历三年，败土蛮于长勇堡。其冬，败土蛮各部联军二万余骑于平虏堡。斩首千余。
?万历六年正月，破土蛮速把亥部，出塞二百里，捣破土蛮劈山大营，获首级四百三十。
?万历六年十二月，直捣圜山破土蛮速把亥联军。斩首八百四十，获马千二百匹。李成梁封宁远伯，岁禄八百石。
?万历七年十月，土蛮速把亥率四万骑再次犯边。戚继光率军北援，敌退。李成梁出塞二百余里，直抵红土城，大败土蛮，斩首四百七十。
?万历八年三月，土蛮一千余骑入境掳掠，被李成梁大败，斩首七百五十。
?万历九年正月，土蛮联军十万进攻广宁。李成梁帅轻骑从大宁堡出塞四百余里，至袄郎兔双方决战，击败土蛮。明军退时，土蛮军来追。明军反击将其击溃。前后共斩首三百四十。
?万历十年三月，土蛮速把亥入犯义州。李成梁率军设伏镇夷堡，击杀为害辽东二十年的土蛮首领速把亥。
?万历十一年初，李成梁出塞，败建州女真阿台（王杲之子）于曹子谷，斩首一千有奇，获马五百。后攻破古勒塞，射死阿台，献首二千三百。至此，建州女真王杲部被灭。（大路按：此役中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在阿台寨中，据说本是明军内线，后为明军误杀）。
?万历十三年二月，速把亥之子把兔儿，率数万土蛮联军入掠沈阳被李成梁军大败，斩首八百余。
?万历十四年，李成梁率军与三万土蛮联军在可可毋林展开激战，斩首九百余。
?万历十六年五月，李成梁率师攻打海西女真卜寨部，斩首五百余级。卜寨等请降，发誓不复叛。
李成梁指挥的各次战斗中，明军采取灵活多变的战术。有长途奔袭，有据险设伏，有直击对方大本营的“捣巢”行动，也有在退军中掩杀而取得的胜利。明军的骑射能力不如土蛮和女真，但明军的火器在战斗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例如攻破海西女真卜寨的坚固城池时，采用了大炮和鸟统，攻破了两重外城。
从李成梁的历次大捷来看，当时明军在辽东的主要敌人是鞑靼土蛮各部和部分女真部落。虽有多次土蛮联军号称数万，甚至有时号称十万，但每次战斗的规模并不大，大都为歼敌一千以内。歼敌一千以上的基本都是“捣巢”行动，即攻破城堡、山寨后取得的战果。这样就容易令人生疑，因为攻破对方大本营后，斩首的数目未必都是对方的兵将，也许包括不少非战斗人员。另外，土蛮部和早期的女真部落实际上由大大小小数十个部落构成，这些部落组成的联军，有时人数虽众，但战力却并不强。与后来的努尔哈赤的后金军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关于李成梁的战绩，《明史》提出了这样的质疑，“其战功率在塞外，易为缘饰。若敌入内地，则以坚壁清野为词，拥兵观望；甚或掩败为功，杀良民冒级。”这就是说，他取得的一些战绩中可能有所欺瞒，胜仗有可能有所夸大，败绩则有时会“掩败为功”，甚至杀平民以冒充军功。
万历十六年（1588年）以后，李成梁在战场上基本上没有取得什么大的胜利，而且还屡遭败绩。如万历十七年三月，女真部落进犯义州，攻入太平堡，自把总仇永寿以下一军尽没。同年九月，鞑靼东西二部侵犯辽东，李成梁率兵抵御，明军大败，备御李有年、把总冯文升皆战死，被歼八百人。万历十九年二月，鞑靼五万余骑再次入侵辽东，李成梁派兵出塞，遇伏死者千人。后来李成梁虚报军功，称斩首二百八十，获得了朝廷的赏赐。再后来土蛮十万骑深入海州。李成梁不敢出击，土蛮军掳掠数日而去。万历十九年（1591年）三月，李成梁派副将李宁等出镇夷堡潜袭板升，杀二百八十人。大军回师时遇敌，大败，阵亡者达数千人。万历十九年十一月，在御史的弹劾下，李成梁卸任辽东总兵，“以宁远伯回朝”。
从所谓的百战百胜到渐尝败绩，李成梁这个辽东大帅是有责任的。关于这个转折过程，《明史?李成梁传》里说李成梁“其始锐意封拜，师出必捷，威振绝域。已而位望益隆，子弟尽列崇阶，仆隶无不荣显。贵极而骄，奢侈无度。”这就是说，李成梁在前期为了“封拜”之功，奋扬蹈厉，锐意进取。而在“位望日隆”后，耽于富贵，就“贵极而骄”了。而且，“军赀、马价、盐课、市赏，岁干没不赀，全辽商民之利尽笼入己。以是灌输权门，结纳朝士，中外要人，无不饱其重赇，为之左右。” 如若督抚、监司都官员不合他的意，就会被排挤调走。此时，李成梁已经完全从一代名将转变为称霸辽东的“军阀”了。无怪乎吕思勉在《吕著中国通史》中说：“如明末李成梁的兵力，亦是不堪一击的，侥幸他未与满洲兵相遇罢了。然而军事的败坏，其机实隐伏于成梁之时，这又是其一例。军队的腐败，其表现于外的，在精神方面，为士气的衰颓；在物质方面，则为积弊的深痼；虽有良将，亦无从整顿，非解散之而另造不可。”
万历二十九年（1601）三月，在大学士沈一贯的建议下，李成梁老树开花，以75岁高龄，再次出任辽东总兵一职，在辽东又镇守了8年。此时，李成梁已经不复当年“英毅骁健”之勇，又治军乏术，已无力重振军威。这一期间，李成梁在边事上以安抚为主，尽量避免与努尔哈赤的建州女真发生冲突，所以，边事一直较为“平稳”。而这一个时期，努尔哈赤已经统一了建州女真，正一步步蚕食海西女真，力量不断壮大起来。所以，李成梁的抚绥策略也被称为“养寇”。
由于努尔哈赤的势力越来越大，李成梁决定放弃毗邻建州女真的宽甸六堡所辖区域，使得六堡成为孤城。早在万历元年，由于建州女真不断侵犯，明朝为了加强对建州女真的控制和防御，除继续修筑辽东边墙外，并采纳李成梁、汪道昆的建议，开始修筑宽甸六堡。六堡位于鸭绿江以西，毗连建州女真，是防御女真的前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放弃六堡区域是一个严重的决策失误，明朝三十多年的苦心经营，废于一旦。由于边民留恋家室，不肯内迁，李成梁动用武力驱赶边民。后来熊廷弼在上疏中称“自是，割张其哈喇佃子，自是割横江 (婆猪江，今浑江)一带，自是烧人房屋，剽掠人财物生畜，自是驱逼人民，渡江潜避，而溺死者千余人，饥冻死者万余人，余皆流离殍死，不知处所”。后期的李成梁随着贪污腐化、贿赂朝臣，及二次任上驱民弃地等问题的被揭露，昔日的威望大为减损。
李成梁是个名将，也是个福将。从战功上讲，李成梁威震辽东，戚继光荡平倭寇，二人各有千秋。但是，历史上对戚继光的评价远远高于李成梁。李成梁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将领，身先士卒，作战勇猛，而戚继光则不仅仅是一位善于指挥作战的将领，而且还是一位从军制、装备、战术、士气等各个方面既能治标又能治本的军事家。假设明末在军事上能出现一位救世之才的话，那么也只有戚继光这样的人物，才能力挽狂澜于既倒。李成梁的个人功业的起落，倒象是明末边事兴衰的一面镜子，曾经勇武，曾经进取，最后却不得不疲弱下去。
家园 这句话正点。 “李成梁的个人功业的起落，倒象是明末边事兴衰的一面镜子，曾经勇武，曾经进取，最后却不得不疲弱下去。”
李成梁还算晚节不亏了，可他儿子李成栋可是个大汉奸，清兵平定江南以致岭南的半壁河山，李成栋“功莫大焉”。
- 复 这句话正点。
家园 这个，好像李成梁和李成栋不是父子关系 [QUOTE]
李成梁还算晚节不亏了，可他儿子李成栋可是个大汉奸，清兵平定江南以致岭南的半壁河山，李成栋“功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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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不知 Johny 兄是哪里得来的资料。就我所知，好像李成梁和李成栋不是父子关系。
按照《明史》，李成梁有子如松、如柏、如桢、如樟、如梅、如梓、如梧、如桂、如楠。当然，这些只是李成梁当过总兵、参将一类高级将领的儿子。是否还有儿子没有记录也不得而知。不过古人避讳，老子既然叫做成梁，儿子叫做成栋好像不太可能。《明史》上也记了李成梁有个弟弟，不过好像是叫做李成材，官至参将。李如松是万历援朝的主将。李如柏则是萨尔浒大战中明军的南路指挥。
李成栋是陕西人，本是农民军高杰部属。后来降明官至总兵。扬州之战归史可法节制，但是随即投降多铎，参与攻击扬州。称得上是三姓家奴。此人降清后作的臭名昭著的一件事就是“嘉定三屠”。清朝平定南方，他出力甚大。但是后来嫌清廷只给其一个提督，功大而赏薄，于是在广东提督任上又起兵复明，尊奉永历。最后进攻江西不利，败退途中在河里淹死了。
家园 多谢任兄指正。 真是献丑了。
家园 【原创】明末边事春秋3 君庙策居正，我治军居奇 明 末 边 事 春 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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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君庙策居正，我治军居奇
宏观与微观，战略与战术，庙策与细务，只有完美的交互在一起，契合在一起，国家机器、政治体制和军事系统才能表现出良好的稳态、活力和刚性。国家制度，以及相应的军事系统，如果要表现出这种稳态和刚性，须在宏观上有能洞察全局、高屋建瓴的善为庙策之士建立战略决策，而在具体实施时，则必须要深入细致，要保证系统的任何一个环节和部件都能完好运行，这样才能保证整体上的实力。进而言之，如果这个超级庞大的系统出现了衰退老化问题，往往不是一两个环节运转不良，而有可能是从宏观结构到微观细节各个枝节都出现了问题。明朝末期就是从宏观到微观的方方面面都出了“疲弱”综合症。
每当我们分析明朝末期历史时，会发现明朝末年在政治上出现了严重的腐败，用时髦的话讲就是制度性腐败。什么是制度性腐败？制度性腐败的体现是腐败无孔不入，已经潜入到帝国上上下下各个组织和细胞里。从金字塔塔顶的皇族、文官、宦官集团，到中层官僚，再至直接面向底层的行政办事人员，无官不腐，无吏不贪。这不是高层喊几句口号、写几次上疏能解决的了的，用套话讲，这是“专制制度的痼疾”。再比如明亡时明军的战斗力低下、野战能力薄弱等问题，单从人的角度来看，固然与身为军队高级长官的督师、总兵领导力有关，也与都司、参将、游击、千总、把总、百总等大大小小的中下级军官组织和指挥素质有关，更与每名兵卒的习性、精神面貌、战术素养有关。
所以，如果要挽救明王朝这个超级庞大的系统，不仅要从庙策上下功夫，而且要从微观环节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来加强和补救。否则，任何战略决策在具体实施时遇到阻力，不能在细节上产生效力，必然会造成战略决策本身的反复。明亡时，各种方略是并不缺少的。清朝《四库全书》里收集了海量的明朝的上疏建议，卷帙浩繁，从中看出各种方略当时朝令夕改、反复无常，其实并非当时的方略本身有重大失误，而是方略根本执行不下去，所以才临时抱佛脚，不断修改。
明末的边事就是从宏观到微观的各个细节都出现了问题，才使得明朝在军事上成了扶不起的阿斗。就难度而言，治理微观环节远比提出宏观决策要艰巨。而在明末以前的张居正主政、戚继光驻守蓟镇期间，从宏观到微观的各个环节都出现了复苏和重振的迹象。我们假设以张居正和戚继光等人做为明末文官武将的先师，应该不会有人反对。那么，我们就让后来这些无为无计的庙堂之臣和屡战屡败的败军之将们看看张居正和戚继光这些老师们是怎么做的。
边事方面，张居正在战略层面采取了非常务实灵活的手段。我们知道，俺答封贡中，张居正属于“主和”派的核心人物之一，曾被御史言官们指责为，与“敌虏”封贡互市，“有损我大明天威”。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非常坚定，始终积极推动朝廷达成俺答封贡。北部边陲四十多年的的和平便由此而来，其间再也没有发生土木之变和庚戌之变这样的事件。而在东虏问题上，他始终拒绝和土蛮部议和，屡次命李成梁严阵以待，如有土蛮犯境，坚决出击予以歼灭。后来李成梁屡立战功，成就了一代名将的功业。在蓟镇方面，由于蓟镇是北京的大门，京畿防卫要冲，所以他令戚继光以防御为主，这使得戚继光镇蓟十六年战功不显。所以，不能简单的说张居正是主战派还是主和派，只能说他是一个务实派，一个灵活的实用主义者。反观明末时，朝臣朋党纷争，处于党系利益，主战派从不言和，主攻派从不言守。而袁崇焕既战守，又言和，灵活处置不同情势，反而成了他后来千古冤案的罪状之一。这不能不令人叹息。
张居正当朝时军队系统中贪污、冒饷、虚员等十分普遍。张居正认为边事中“足边足食”至为关键。足边即兵力完备，兵源充足，杜绝虚员抵充。当军队中有大量虚员时，军队的兵力数量只是纸上的，而实际可能只有一半甚至更少。这种虚耗的危险性是不言而喻的。“足食”即保证军饷兵粮充裕，不被冒领。他认为“足食乃足兵之本”，为此，张居正积极的推动清查虚饷和恢复屯政。做为当朝阁臣，张居正关心细节甚至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诸如叛乱部落首领的个性，修建长城空心敌台的详细尺寸规格，军队的训练成绩，每名边兵每日粮食的消耗，及单兵粮食运输的成本，等等。张居正为边事付出了很大心血，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仆十余年来经营蓟事，心力俱竭。”
张居正在选用守边的将才方面也慧眼独具。他力排朝中腐儒清流的议论，积极支持镇守蓟辽的总督谭伦、总兵戚继光，和镇守辽东的李成梁。特别是戚继光，在治军、训练、谋划方面，更是一位从宏观大局到精微细节，悉心到极致的帅才。
隆庆三年（1569），戚继光以总理衔节制蓟州、永平、山海关三镇，督率十二路兵马。后转为蓟州总兵（大路按：明朝更重视蓟镇防守，特地调继光专守蓟镇，从总理三镇到一镇总兵，似乎级别降了些，继光怏怏不乐了好大一阵子）。其时蓟州驻守兵卒大都来自河北本地，军纪涣散，士气低下，虽有慷慨古风之表，实为外强中干。这些兵卒被戚继光戏称为“木强”。谭纶、戚继光等多次建议只以燕赵本地兵做为守军，而进攻外敌时以招募的南军为主。戚继光根据兵源的不同提出了“以南兵为先锋，入卫兵主策应，本镇兵专戍守”的重要战略思想。这些南军训练有素、纪律严明、斗志旺盛，在与南方倭寇的多年战役中培养出了相当强的战斗力。戚继光抗击倭寇时主要依靠山东、浙江、福建等地招募的士兵。所以明朝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以募兵为主的南兵军纪最好，战斗力最强，而来自卫所和边镇的北兵由于积习难除，战斗力反而最低。
由于各种原因，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朝廷只允许戚继光募来的三千浙兵参与蓟镇防务。一日，戚继光的三千浙兵在城外待命，适逢天降大雨，但这三千士兵“自朝至日昃，植立不动”，令边军大为惊骇。可见一支军队战斗力的强弱在于军纪和训练，而不取决于兵源所在地的民风是否强悍。而明末时袁崇焕在家乡招募的三千广东兵勇，虽后来大都在辽东战死，但其战斗力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可惜这种做法并没有在明末得到推广。纵观明朝以来的中国军史，最强的几支军队无不是从建军治军开始发韧，以无比严明的纪律和无比高昂的士气，不断壮大，后来形成了无坚不摧的战力。例如戚继光的戚家军，努尔哈赤的后金军，曾国藩的湘军，毛泽东的红军，莫不如此。向使没有戚继光招募南勇，何以屡败倭寇？没有毛泽东的三湾改编，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讲，红军将与“旧军阀的部队”没有区别。
戚继光的治军之严，谋划之精，很多史书里都有介绍，大路这里无需多言。戚继光通过良好的组织和战术训练保证军队整体的战斗力。而这种整体战斗力是必须要在军队的微观环节，即每一位兵卒身上体现出来。
我们今天看来，戚继光是一位颇具近代化特征的军事将领，完全超越了他身处的那个时代。戚继光主导建立了强大的车、骑、步合成部队。特别是车营，以火器为主，初步具备近现代军队中装甲兵部队的某些特点。戚继光指出：“虏之长技在冲突”，即蒙古军的特长在于高速灵活的机动力，他采用的御敌办法是“大都车步骑三者具备，而相与为用”，意思是把车兵，步兵，骑兵，并相互配合使用。以车营作为营壁，可以充分发挥中国火器的长处。 戚继光创建的这种军队建制和作战方式后来在明末时被孙承宗继承，孙承宗曾利用车营在与清军的作战中获得一些战果，并有不少这方面的军事著述。
隆庆六年（1572年）冬，戚继光在汤泉（今属河北遵化），指挥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这次演习参与的军力为十六万，历时二十余天。这次演习的主要目的是演练车、骑、步三军协同配合作战的大规模作战能力，演习规模之大、军容之盛、历时之长，为历代之冠，为中国古代军事史上所罕见。这次演习相当成功，戚继光本人也大为振奋，他说：“职援?⒍?十余年，亦未见十万之众，近得共集连营，始知十万作用；又似稍有豁悟，乃信边事真有可为。”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戚继光不仅仅是一位注重细节的职业军人，而且，他已经从早期的抗倭名将成长为一位具备大规模战役指挥能力的帅才。根据明末诸次主要战役的失败教训，其中一条重要原因就是指挥失当，也就是说，明朝后期始终缺乏一位象戚继光一样具备指挥战略决战能力的指挥官。比如三路丧师的萨尔浒战役和后来的松山战役，明军虽然兵力上超过清军，但指挥官的素质却与兵力和战役的规模成反比。这容易令人联想到四十年代的国共相争时期，解放军将领里有林彪和粟裕这样的指挥大规模战略决战的杰出人才，而国民党却始终缺乏一位优秀的战区指挥官。当然，明末较大战役中表现出的主帅无能，虽与个人能力素质有关，但根源在于制度的缺陷，那样制度不可能培养出杰出的军事家。
戚继光在蓟镇期间，另一个重要的贡献是在长城沿线建造大量空心敌台。戚继光修建空心敌台的策略有相当的创意。这种空心敌台外观类似于民间的看家楼，高五丈，四面广十二丈，虚中为三层，顶部可用来远眺敌情，下部可容纳百余名劲卒，空心敌台之间通过火炮狼烟等互为通信。远敌来犯时，短时间内整个沿长城的防线可做出迅速反应，“突者受敌而战，曲者退步而守，所谓以守而无不固者也。” 史称“自嘉靖以来，边墙虽修，墩台未建。继光巡行塞上，议建敌台”。从此以后，“蓟自是称雄镇，而东西虏相戒不敢犯矣”。只可惜到了明末，戚继光苦心经营的防卫系统形同虚设，没有被当时的守军发挥作用，被满情屡屡突破防线，直迫京畿，令人拒腕慨叹。
做为一名军人，戚继光非常渴望与敌虏进行一次大决战，以为“必以堂堂平野短刃相接，虏于是不支而后心服胆裂”。但由于张居正的主要策略以防御为主，戚继光的这一愿望始终没有得到实现。戚继光治边的贡献是巨大的，“在镇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宴然。继之者踵其成法，数十年得无事”
正如张居正诗中所言，“将军超距称雄略，制胜从来在庙谟。” 不错，从隆庆时期到万历早期，北部边事的稳定，与前方兵将的奋力守边，及朝堂庙算的精心筹划都息息相关。可惜这种将相同心的局面，在明王朝的后期历史中基本上再也没有出现过。张居正虽然长期倚重戚继光，却没有制定一种方法向其他军镇扩大戚继光的招募办法、训练和战术。这是那个年代里的唯一遗憾。
张居正死于万历十年，死后受到万历帝的清算。而戚继光，则在万历十五年的冬日里郁郁而终。张居正和戚继光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宝贵遗产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下来。明亡时明朝饱偿丧师辱国之耻，其根源之一即在这里。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说“世界局势如是，而这阳历1588年1月17日清晨，将星西殒之际，我们一个古老的帝国业已失去重整军备的最好良机。30年后，本朝的官兵和努尔哈赤的部队交锋，缺乏戚南塘将军苦心孤诣拟订的战术和强调的组织纪律，结果是众不敌寡。兹后八旗军作为一股新生力量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其取本朝而代之，也只是迟早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