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明末边事春秋1 前朝往事不可追 -- 秦大路

明军的主动进攻精神在初期和中期还是很突出的。

到末期就不太行了，不过即使这样，也还是出现了象袁崇焕，洪承畴，孙传庭，卢象升等等这样一批名将，实在是崇祯太糊涂，要不一定不会亡国。

我感觉明朝武力强盛的时候，文官对武将的掣肘也小一些，这往往要归功于皇帝或内阁首辅对边将的全力支持，比如初年朱洪武对徐达等将领的放手使用，及张居正对戚继光，李成梁的栽培。

中国从来就不缺名将，明朝的事情最终坏在文臣或皇帝对武将的防范上面。回头想一想，宋朝，尤其是南宋，不也是这样？

从这方面讲，我倒是欣赏日本明治造兵以来军队所享有的相当的独立性。当然，日本的事情最后就坏在军部的独立性太大，所以这个度还是很有讲究的。

明 末 边 事 春 秋

秦大路

2、从俺答封贡到边事晏然

论及晚明边事兴亡之沿革，须从明中叶形成的北部战略防御体系谈起。明朝的国防重心一直是北部边疆。明朝的北部边疆基本以绵延数千里的长城为界，到明中叶，长城沿线的重要边镇已经形成边境九个固定的防御重镇，称为九边。所谓九边，即辽东、蓟州、宣府、大同、榆林、宁夏、甘肃、固原、太原诸镇。九边中，设立在辽东、蓟州、延绥和宁夏的边镇战略地位最为重要，监督长城的固定的区段，而其他几个边镇则行使它们的地区的都指挥使司职能。事实上，明朝在北部边疆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战略防御体系，这个防御体系以北京为国家级战略中心，以九边为区域军防中心，以卫和所为军防点，以长城做为巨大的工事和屏障，组成了由点及面的一个防御网络。这种防御体系的缺点也是明显的，由于战线过长，兵力过于分散，长城某些局部区段易被异族突破。如瓦喇、俺答都曾从古北口突破长城防线而大举进犯北京。

尽管如此，明中期的北部边防在战略上总体处于防御和进攻相结合的势态，这方面主要表现在修筑长城，稳固边防重镇为主，又间或辅之以远征、进剿。明朝中叶期间，北部以鞑靼和瓦喇为主的外敌进犯主要以掳掠、骚扰为主，但并未形成致命的威胁。到了是隆庆年间和万历前期，明朝在战略上从消极防守转变为对不同的敌人采取安抚与进剿等不同的方式，边事总体上趋于稳定。这个时期之所以边事安定，是与张居正、王崇古、戚继光、李成梁等人的文治武功分不开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隆庆年间明王朝与北部最大得威胁?D?D蒙古俺答治下的土特默部之间，发生了一件有着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这就是俺答封贡。

俺答所统领的土默特部是蒙古鞑靼部的分支，实际上是明朝中叶自鞑靼小王子以后北部最大的威胁。俺答是土默特部的首领，盘据河套一带，是当时蒙古各部最强的一支。早在嘉靖年间俺答曾多次向明朝提出“朝贡”、“互市”，均被拒绝。由于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俺答遂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率领蒙古骑兵（大路按：兵力待考，号称10万）从河套出发，绕过山西大同，从长城古北口，进犯北京。在北京周边地区大肆掳掠了一个月，在十万明军面前，又一次从容的越过古北口扬长而去。（大路按：这个古北口真是明王朝的命门，但明朝就是不长记性，瓦喇突破过，俺答突破过，80年后，皇太极的八旗军绕过袁崇焕的辽东防线，也是从古北口进入，兵临北京城下。）

俺答进逼北京的事件发生在庚戌年，所以史称庚戌之变。这是一场异常荒唐的战争，明军几乎没有抵抗，蒙军也不进攻，只是大摇大摆的骚扰掳掠。因此双方之间没有发生什么具备一定规模的战斗，双方的主力都没有受到损失。《明史》记载当时的“战绩”为：大同游击王禄战怀来，斩17级，获马12 匹。山西游击柴缙战昌平，夺还被掳男女242人。都督仇聚战海店，生擒4人。正应了那句歇后语，“搭戏台，卖螃蟹，买卖不大，动静不小”，令人徒为明朝饱受羞辱而不平，又为战况荒唐而啼笑皆非。

当时的首辅严嵩在蒙古铁骑兵临城下时，命令兵部“戒勿轻战”。不少文章曾指出严嵩说过这样的话，“地近丧师难掩,当令诸将勿轻战,寇自去。”意思是京畿作战，与塞上不同，如果战败，则难于向皇帝隐藏真相，所以，应当明令诸将，不可轻易出战，待俺答抢掠兴尽之后，他自然就会退兵了。根据这种说法，严嵩命令不出战的目的是蒙哄皇帝。这种说法不见正史，不足为信。现在推想严嵩的策略，应该是坚壁清野，拒不出战，与蒙古军消耗，日久蒙古军后勤补给自然会成问题，最终会不战自退。说起这严嵩，也真是个妙人儿，诗文冠绝当时，边事则一味消极防御和安抚为主，只是父子大量铲除异己，又成了国家巨贪，坏了一生名节。《明史》把严嵩说的很坏，称他 “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这更象是一个道德上的判决。今人当然知道，历史上少有十全十美的英才，同理，就是所谓的大奸巨恶之辈，也并非全无可取之处。

不可轻战是严嵩在边事问题上的一贯主张。严嵩曾上书嘉靖皇帝说“臣以为虏寇不足患，惟中国久安，武备久弛，将领非人，兵力单弱，粮饷缺乏，边围空虚而民不见征，法令不严而将帅不肯用命，功过不明而上下相为欺蔽，使虏得以窥我虚实，此深可患者也。”似乎也是有识之论。诚然，严嵩所论及的这些前提条件不满足，战则必败。虽然严嵩对择大将、募壮勇、足粮饷、严法令、信赏罚有精辟论述，但他毕竟不具雄才大略，无力贯彻实施这些规划。这个重任，只能由后来的张居正完成了。

隆庆四年（1570）时，俺答部发生了一件戏剧性的事件。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率众投降明朝大同巡抚方逢时。史载此事与俺答三娘子有关。《明史》称俺答三娘子原名克兔哈屯（蒙名钟金哈敦），是俺答的外孙女，容貌清丽，资性聪颖，后被俺答纳为姬妾。俺答对她十分宠爱，“事无巨细，咸听取裁”。把汉那吉，因与俺答及俺答三娘子之间的三角纠纷而与祖父生隙，愤然投奔了明朝。

关于这个事件，历史记载有诸多矛盾之处。《明史?卷二百二十二?列传第一百十》中记载，“把汉那吉者，俺答第三子铁背台吉子也……把汉自聘我儿都司女，号三娘子，即俺答外孙女也。俺答见其美，夺之。把汉恚，又闻崇古方纳降，是年十月，率妻子十余人来归。”根据这个说法，把汉那吉是由于原许配自己的俺答三娘子被自己的祖父抢走而一怒之下投降明朝的。但实际上，把汉那吉投奔明朝是隆庆四年（1570）发生的事情，那时俺答三娘子已经与俺答结婚十一年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和柏杨的《中国人史纲》则认为，俺答娶了俺答三娘子后，为安抚三娘子原来的未婚夫鄂尔多斯，将自己孙子把汉那吉的的未婚妻又许配给鄂尔多斯。由此引起把汉那吉的强烈不满。（大路按：近人有人著文证明《明史》有误，称俺答三娘子并非俺答外孙女，而是另一部落酋长的女儿，云云……）

当时任宣大总督的王崇古与方逢时共同上书建议，收留并款待把汉那吉，若俺答进兵索取其孙，则借机讲和，并允许求通贡市，以此获得边境的和平。内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采王崇古议，授予把汉那吉指挥使一职。后来俺答见自己的孙子在明朝还受到了优待，大为欣慰。由于明朝处理把汉那吉降汉事件十分得当，再加上双方在互市问题上取得了一致，隆庆五年(1571年)双方达成协议，明朝封俺答汗为顺义王，在山西、甘肃、宁夏等地开放11处互市，史称“俺答封贡”。自此，东起永平府，西到嘉峪关七镇数千里的边境，“军民乐业，不用兵革”（《明史?王崇古传》），明廷每年可省大约70％的军费。俺答封贡后四十余年里，北部边境“无用兵之患，沿边旷土皆得耕牧”。

当时王崇古精辟的指出，“朝廷若允俺答封贡，诸边有数年之安，可乘时修备。设敌背盟，吾以数年蓄养之财力，从事战守，愈于终岁奔命，自救不暇者矣。” 这个主张只是朝廷在边事方面的少数派意见。当然，这个少数派意见得力于首辅高拱、次辅张居正的大力支持而最终被采纳。关于北部边疆的互市问题，明朝内部的争论由来已久。用我们现在的观点来看，其实互利通市是一件大好事，既可以带来边境和平，又可以促进贸易，可谓一举数得。然而这方面的阻力是可以想见的。早在嘉靖二十九年时，俺答朝贡通市的要求就被当时朝中一干腐儒以“虏情多诈”和“其请贡不可信”为由，强烈反对接受俺答朝贡和互通贸易，从而导致了边境连年兵祸。

实际上这种观点和儒家 “华夷之辩”和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传统思维模式是相关联的。加之自诩中央大国，以为闭关自守便会四海升平。于是一有议和互市的建议，反对声浪便甚为浩大，“朝议纷纷”。因而隆庆之前，拒绝封贡互市的意见完全占了上风。俺答封贡时王崇古在上疏中就曾提到早年的朝议：“先帝既诛仇鸾，制复言开市者斩。边臣何敢故违禁旨，自陷重辟。 ”（《明史》卷 222）。可见嘉靖年间的朝廷舆论环境完全在主战和反对封贡互市这一方。把汉那吉降明后，御史饶仁侃、武尚贤、叶梦熊等朝臣主张对蒙古采取强硬军事手段。朝中反对意见当时甚嚣尘上。“封贡之初，廷议纷呶，有为危言撼帝者。阁臣力持之，乃得成功。”这里的阁臣，就指高拱和张居正。主战派的领袖是大学士赵梦吉，此时已经“致仕”，卸官回家。这样，以高拱、张居正、王崇古为首的一方已经渐占上风，但不具明显优势。最后所有大臣在一起廷议，兀自争论不休，后提交皇帝裁夺，隆庆帝最终投了赞成票。

俺答封贡过程中明朝还取得了另一个鼓舞人心的胜利，就是使一些依附鞑靼的汉奸大头目最终伏诛。当时俺答的势力范围内有不少汉人。这些汉人聚集在一起形成农耕群落，后来建造城廓，被称为板升。在这些板升产生了大大小小的汉族豪强。这些豪强中大的统治数万汉人，小的也统治数千人。他们大力支持鞑靼骚扰边境，因为每次骚扰后鞑靼军都会俘获大量汉人，这些俘获后的汉人都统归板升充作农奴。每次鞑靼掳边，这些人或收集情报，或为军前向导，或在边境内应。明朝自上而下对这些人恨之入骨。俺答封贡中明朝提出的一个交换条件是，俺答必须把那些以赵全、李自馨为首的罪大恶极的板升首领交付明朝处置。俺答封贡后，俺答向明朝交付了赵全等十几个汉人板升首领。（大路按：《明史》卷二二二《王崇古传》为十余人，卷三二七《鞑靼传》为数人。《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作九人）在隆庆5年十二月的寒风中，这一干要犯被押解进京。隆庆帝在午门楼举行了盛大的仪式，受俘，祭天，告太庙，然后以磔刑在法场把他们全部处死。赵全、李自馨等汉奸经过如此隆重的仪式受死，最后传首九边，也算死有余辜了！

明与俺答之间，从战争到和平，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历经两帝，其间有无数份的上疏，无数次的廷议，大政方略也多次反复，边臣廷臣为此而分化为两个阵营，数十年争斗不休。经此俺答封贡，内政边事渐趋稳定，边防武备渐趋恢复，大量军费得到节约，此后国家基本没有什么大的战事，为张居正主政的繁荣期创造了一个必要的外部条件。

在整个俺答封贡过程中，张居正起的作用或许比高拱的作用更大。隆庆年间张居正虽已重为阁臣，但还未成为首辅，尚屈居高拱之下。做为内阁次辅，兵部归张居正负责，因而张居正在与边事相关的重大决策方面有着相当的影响力。

张居正的亲自制定的一些边事大政方略已经带来一种新的气象。然而张居正并非一味采取安抚的政策。对西部和北部的俺答，他采取了封贡互市的策略，但对辽东鞑靼，则采取了进剿的手段。万历年间，辽东鞑靼部因垂涎王号，屡犯边境，以武力要挟受封。而张居正坚决不准东部鞑靼款贡，命大将李成梁进剿，取得了很大战果。这一手软一手硬的策略，保证了大明疆域从西部宁夏到辽东，数十年内边事晏然无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