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关于灵魂，你不可强迫我——读《听杨绛谈往事》 -- 细脖大头鬼

小时候最喜欢读的就是传记和回忆录

另一个例子，是与张爱玲有关。2007年《色·戒》使“张爱玲热”达到最高潮，希望我们能够有段时间忘掉这个女人。

2005年抗战胜利胜利六十周年的时候，脾气比较大的文人兼编辑何满子看到上海一个大学就在此时要开“张爱玲国际研讨会”，因此写了一篇《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张爱玲热”》，在此文中大发脾气：“在敌伪圈子里，她和胡兰成自然是一对才子才女，但在浴血抗日的人民和呻吟于敌伪凌虐下的百姓眼里，这两人分明是一对狗男女！”做了几十年编辑，在杂文散文圈子里面还比较有名的何满子的此文竟然无处发表。06年终于在《文学自由谈》发了，改名为《这不是反了么？》外链出处，脾气就更大了。反驳的文章马上就来，邵建发了篇《警惕我们的“话语暴力”》，引用胡适的话说：“一切专断，武断，不容忍，摧残异己，往往都是从‘正义的火气’出发的。”

据一位语言学家统计，英文里大概有125种骂人“撒谎”而不明说这个词的方式，比如丘吉尔的方法：“guilty of terminological inexactitude”。我想中文里面表达“狗男女”这个意思的方法也只会多不会少。到此我基本上站在邵建一边，批评别人的文风总没啥错，再说我很为胡适高兴：他准确地寓言了自己在大陆的徒子徒孙的真面目。——你如果挨着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的话，吸烟是几乎不需要火机和火柴的，你只要高喊一声“文革！”“共产党！”然后把烟卷凑到他们脸上，“腾”的一声，烟就着了。

但文章还直接非常方便地向前追溯：“从题目到行文，从语词到语气，一种久违的感觉，那么挥之不去。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你用一套什么样的语词说话，直接表示你拥有什么样的思想资源，同时也显示你接受的是什么样的文化熏陶。何先生的文章，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一种由来已久的文化承传。它在四十年前达到极盛，但这个极盛又远源于四十年以前，亦不绝于四十年以后。这就值得我们注意了。因此，我面对或反对的不是何先生一篇文章，而是面对和反对一个百年来‘话语暴力’的历史脉络。”

这我就非常反感了。台湾没经历文革吧，我没见绿民什么时候克制过自己的“话语暴力”啊？如果没经历过文革的绿民现在搞的就是文革的话，那他们近百年的历史传承从哪里来？从日本人那里来？把任何自己看不顺眼的东西都追溯到文革，进而追溯到五四，这如果不是懒惰的话，是不是一种强迫症？还是想用文革这一个话语由头把中国人的嘴堵它一百年？

似乎我也应该降点火气了，否则我都快成反中式自由主义的打火机了。讲一个这个书里面有趣的轶事吧。

杨绛和钱锺书是1932年3月在清华由同学引介认识的。当时两人已经被盛传心有所属，而他们互相又显然很点一见倾心的意思。这个花边让此稍嫌平铺琐细的传记顿时趣味横生。老爷子钱基博似乎看中了门第相当耀眼的文化名人、书画大家叶恭绰的女儿，“新月派”学者和外交家、曾任民国外交部长的叶公超的从妹，叶崇范；而杨绛在书中不断提及费孝通对她追得甚紧，此时已经被全世界宣扬她是自己的女朋友了。虽然这位叶崇范被描述为暴饮暴食、能吃三十客冰激凌的时髦大小姐，但钱锺书对叶家千金什么态度却不很明朗，不过本书最滑稽的地方是杨绛毫不留情地对费老的揭发，费老几乎被描写成了一个从少年到老年一生都对杨先生垂涎三尺、虎视眈眈的痴情种子。形势那是相当严峻。

果然，钱锺书主动开始投书传情，不久又相约在清华工字厅见面，各自把自己的状况解释了一个一清二楚，他们甚至还第一次开始互相推荐读书了。钱老读书广博，据说同学让他推荐清华图书室里的英文色情小说，他在纸片上随意一写就是几十本。不过这第一次给杨先生推荐自然是很谨慎，也显得很有品味。他推荐的是法国哲学家伯格森的名著《时间与自由意志》。作为提倡生命哲学的哲学家柏格森文章之美有目共睹的，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钱锺书曾写文章大加赞赏。不光文章美，此书还很有点深意，柏氏哲学非理性哲学的哲学认为生命的时间是一种内在的“绵延”，而世界的本体则是“生命的冲动”。这个时刻，钱先生的爱肯定是在冲动中不断向前绵延的，这书推荐的是恰到好处，真真出手不凡。比较另类的是杨先生为钱先生的失眠症推荐的一本：Outwitting Our Nerves。

我特意查了一下，大跌眼镜。此书全名为：Outwitting Our Nerves: A Premier of Psychotherapy。正好网上可以找到，读了一下差点吐血。这是一本1921年出版的相当恶俗的的心理治疗的入门书。此书胡乱套用了正流行的弗洛伊德、荣格等等理论，把胃疼、妇女病、失眠、便秘等等装进神经性疾病治疗的口袋里面，一顿胡吹，比如对付失眠的要诀之一是别去想它，而所有神经疾病的病人最好投入到奉献社会的事业中去，达到“升华”（sublimation），此病即有望烟消云散。杨绛的含蓄体贴我们倒是体会到了，不过读着对钱先生的身体是别添了一份担心啊。

不过，全书第一二句话却也很有点值得“过度解读”的地方。 为了说明自己心理疗法的作用，作者虚拟了一个在别的地方患者失望地被打发走的场景，医生说道：“Your trouble is nervous. There is nothing we can cut out and there is nothing we can give medicine for.”

这不明摆着吗？焦虑失眠的钱锺书自然是无他药可救的，唯一的神药就站在他的面前。

那年钱锺书22岁，杨绛21岁。

• 呵呵,你不可强迫史MM的灵魂!

我终于还是没有找到作为谢泳费尽心机要把钱锺书拉进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根据的，那份《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参考资料（第二辑）》的《北京大学典型调查材料》。在吴学昭书中，此材料对“反动教授钱锺书”的指控如下：

抄完这种黑材料，让人大冒冷汗，这哪里是钱锺书啊，根据这个材料反应的问题，钱锺书在那个时代就是“储安平+林昭+顾准+谢韬”啊。于是，谢泳为了再塑造个林昭一样的反共榜样，胡生拉硬拽地写出《钱锺书的内心世界》、《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四个著名知识分子五十年代的言论》、《钱锺书的直言的一面》《钱锺书与清华“间谍案”》等五篇文章，利用文革时期的黑材料为自己帮腔造势。刻意要把钱锺书打造成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挖掘“钱锺书的内心世界”、“钱锺书的直言的一面”。

不过问题出在：杨先生还活着，她也写过小说，而且写得比你好。

现在中国舆论界的问题是，反思历史问题，固然有着糟糕的言论的禁区，但是开放的部分，有一种隐形的政治正确控制着我们的思想。有些问题只有一种谈论方式是顺畅和和谐的，是能超越网络，走向比较开明的纸面媒体。那就是一种义正辞严的反思的论调，反思当然不错，关键是反思不能成为禁止别人说话的借口，不能成为强迫别人说话的标高，更不能成为“代表”别人说话的依据。反思不管是多离谱和多激烈，都被披上正义的袈裟；只要稍不同意你的意见，表现出另一种离谱和激烈，好了，“文革余孽”、“文革语言”、“你愿意回到文革时代吗？”这样的口号就一哄而上。

首先就是，有些被树立起来的别扭的自由主义反专制的名人的高大形象是不能碰的。有几个例子我简要谈谈。

一个是陈寅恪。这是大家非常敬仰的学术大家，钱锺书对他的文章和学术方法似乎很不以为然，但这是学术家之间的拌嘴，我们暂且不论。陈先生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写的评语“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是我们这个再熟悉不过的话语。自从陆键东《 陈寅恪的最后20年》之后，谁不提它，人格上都要矮上三千米的。不过，虽然我实在不懂史学，但还是觉得这个标尺被无谓地滥用了，很多人引用的时候到底是说这位学术巨擘、前清旧臣王国维在什么方面独立和自由，很有点糊涂账的味道。说得通的是学术精神，这是没有问题的，不通此处，难为学术。如果说从八十年代的激进走向九十年代的保守的文化中国有什么收获的话，那就是学术独立意识的提升。

1958年与台湾国民政府发生激烈矛盾的余英时在哈佛读到了《论再生缘》，从此开始了他对陈寅恪“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最高的原则”（余英时语）情通民国、反对极权、隐微抒怀的解读。1982年在《中国时报》、《明报月刊》发表《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一文，引来与冯衣北（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白门柳》的作者刘斯奋化名）的一场论战，后成书《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与余英时先生商榷》。后来传出冯文是胡乔木的授意的“奉命之作”，虽无证据，但从此陈寅恪的独行抗北的形象算是固定下来。大量文章一个思路，一切以陈寅恪对共产党政府的态度为标准，独立就是反共，反共就是独立，伟丈夫与众宵小，高下立判。

问题是陈的诗文是否被过度解读了,谁还去问？问题是王国维的那个学术独立的论述逻辑哪里去了？只见到网上有人这样说道：

外链出处

在官言官，在学言学。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写道：“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从这方面说，钱锺书先生并不逊色多少，他从没在学问上做什么官样文章，写的都是自己能写的，想写的。所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你这样解释也罢，那样解释也罢，你给也罢，不给也罢，“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无损天地，气死太监，良有以也。

强迫别人说话的例子很好找，大家都知道的，就是余杰的那篇《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已经成为固定句式。百度了一下得13,600篇，见到《中国电网，你为什么不忏悔》，《中国足球，你为什么不忏悔》余杰应该很欣慰，见到《洪七公，你为什么不忏悔》本人深感困惑，不过见到一篇《灌水者，你为什么不忏悔？》《大头，你为什么不忏悔》本人深表惭愧。

我向来不同情余老师，不过，我对反余派的执著着实有点觉得有趣。有一次夏天在中午放学的时间经过北大东门，熙熙攘攘的人流和车流挤得人头晕脑胀，一位六十岁上下的老人身着白衬衣，逆向而行，到处分发一沓沓的材料，很是扎眼。我本来觉得应该是广告，但是老人家一付知识分子的面孔，实在不像干这个的，也抵挡不住他两颊热汗和热烈的眼神，接了一份。好家伙，正是血泪控诉余秋雨的文章，某年某月余写了什么，在哪个写作组，非常详细具体。我当时第一次对缺乏行动的余杰产生了极端的鄙视，我非常想写一篇文章，叫《余杰，你为什么不去刺杀余秋雨？》。

最近的上海解放日报，正在连载《听杨绛谈往事》，我是每期都在阅读。

今日看到杨绛之女死于肺癌一事，实在是唏嘘不已。想不通的是1996年的医疗水平如此不堪--我指的是确诊肺癌的时间长了点。

注意：后面比较理论化，不喜欢的，可以跳过。

谢泳的工作真的不好做，要梳理一条从民国到新时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知识谱系几乎是一桩不能完成的任务。因为自由主义这东西只是意味着政治正确、强烈反共和“吸收了一切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除此之外，它总是变化的，政府的大小和作用，市场经济，是否服兵役，议会制还是总统制等等这些东西，没几个中国人详细谈论过，而且即使罗列出严复、胡适、顾准、李慎之等等，也没有一个是一贯正确、坚定不移的。然而，儿子必须生出父亲。没有卵子，真能把人个憋死。

于是，沉默问题成为一个无所不能的制高点。

刘晓波在一篇名为《沉默即死亡——我看钱钟书》中义正辞严地写道（注意：三段论的滑动非常迅速）：

“钱是有学问，也仅限于特定的注经学领域。他既没有思想上的发现、也没有方法上的独创。他的《管锥篇》不过是中国从汉代经学就开始的注经传统的墓志铭。”

“知识上的不诚实，必然导致道德上的不负责任。钱有独特的方法吗？没有。有原创的思想吗？没有。有对血腥的历史和现实的深刻反省与人文关怀吗？更没有。”

“杨绛的这种经过精心剪裁的个人历史，与钱钟书本人一直对历史对现实保持沉默，两者的实质是一样的：无论是对他们自己还是对社会，都是瞒与骗。在中国，面对那么多苦难与无耻，面对那么残酷的专政和阴谋，保持沉默似乎成了屡被迫害的文化人的一种美德，一种良知。而我以为，沉默非但不是美德，反而是一种巧妙的无耻--一种生存策略。无论多大的学问家，在事关社会正义的大是大非面前，一旦太珍惜自己的羽毛和既得利益，就将丧失天良。阿多诺说：种族灭绝的大屠杀之后，写诗是可耻的。我说：面对那么血淋淋的历史和现实，沉默更是可耻的。”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特别是对于每天必须面对现实的种种无耻的知识分子来说，对无耻的沉默即无耻，无耻即知识和道义的双重死亡。”

在这篇文章里面我无意贬低刘晓波，不是因为别的，只是这很无趣而已（但我绝不保证在其他文章里面不恶心他，因为这很让我快乐）。强迫别人说话，是所有西方哲学家、审讯者和施虐狂的癖好，但事实上，哲学家对自己的所谓真理，要显得谦虚得多。鉴于刘晓波博士论文写的是西方美学，最开始也是以文学评论家的角色出现的，我就在“精神”上“支持”他一次。

有一次一个年轻人的奴隶去见苏格拉底，年轻人让他告诉这位哲人：我爹那时相当有钱，他让我来见你。苏格拉底简单地答道：“说话，以便我能看到你。”

这则故事中，对苏格拉底来说，钱（管你是爹的钱，还是天王老子的钱）和地位（即便你是一个奴隶）都被视若无物，说话成为最重要的东西。这就是所谓思想的起源。苏格拉底最有名的招数就是所谓的“思想的接生术”。在柏拉图的《对话录》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苏格拉底的思想并不是直接放在桌面上的，他首先不预设立场和“普世价值”，而是在不断与人谈话中把思想推理-催生出来。其实很多世界思想的原典，都是通过“对话”这种形式产生的，比如《论语》。原因在于这样的对话有一个惊人的效果：你的思想也在对话中成为了所有对话者的思想，一种原始的“普世”的效果就产生了出来。在对话中，我们谈话的依据不可能是钱和地位（权威），我们是作为赤裸裸的“个人”参与真理的讨论的，因而西方哲学也就必然是以“我-存在”的追问为中心的。——同时，所谓灵魂也就同时产生了。这个掺杂着道德、信仰、尊严的所谓的灵魂，是讨论问题的最终的依据之所在。写到这里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钱锺书和女儿钱瑗死后，面对无尽的诋毁和责难，杨绛先生会在痛苦之中去翻译那本柏拉图讨论灵魂问题的《斐多篇》（这一点我后面还要再写），会去写《我们仨》和《写在人生边上》那样不断讨论死亡和灵魂问题的文章。

在《往事》中我们可以读到，杨绛先生这样写自己：“她不依据任何已有的理论和教义，完全依靠自己生活的经验和独立思考，一步一步自问自答，能证实的予以肯定，不能证实的存疑。”（P403-404）我们可以看到，这几乎成为她对漫天遍地对于两位先生学识和道德的指责的一种辩白：我的灵魂是在行走中的，在对话中的，但你不能以任何的立场和价值强迫我。

然而，不管杨先生补充多少，介绍多少，有一个事实还是每每让我难过和不解：钱先生始终是沉默的。在让钱先生不胜其烦的“《围城》热”中，杨绛是个主角，是她在应付陈道明之流的拜访，是她在读电视剧本，提修改意见，是她在为《围城》总结主题。钱锺书死前留下遗嘱：不留骨灰、不开追悼会、不举行仪式，这个近乎不留情面的强硬的决定也被杨绛坚决执行了。江泽民还夸他们说，他们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让人听着实在难受。这真的是杨先生想要的吗？我开始产生疑问。不可否认，两位先生是此世少有的Soul Mate，但是钱锺书和杨绛其实仍然是性情并不完全相同的人（从对“留脚印”的态度上，我们就可以体会出来）。我杨先生我可以理解，但不明白钱锺书为什么要这样做？他的理想和形而上学的观念到底是什么样的？他不会对人生和精神抱着这样奇奇怪怪的“唯物主义”的态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