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关于灵魂，你不可强迫我——读《听杨绛谈往事》 -- 细脖大头鬼

最近正在拜读此书，等兄台大作。

我读此传记，最有兴趣的是一些特别的细节。钱先生有一个很有趣的忌讳:他很烦“收脚印”，也就是所谓故地重游这种事。文革后，杨先生出国英法，因为忙碌，没有去他们在剑桥的故居重游，“无由‘收脚印’”，回来钱先生才放下心来，大为赞赏一番。旧地重游为什么让钱先生深感厌恶？在我看来，这与个人性情有关，在钱先生看来，对自己的往事和故迹的迷恋是一种对缺乏反讽意识的表现。反讽就是对自我对世界的一种有意识的距离感，谨防自己显得出丑和可笑。屠格涅夫的《处女地》里面有个行为语言十分可笑的商人戈卢什金，但他并非不知道自己的笨拙粗鄙，每次见到生人的时候，他都要在内心提醒自己：“当心啊，卡皮通老兄！别丢脸！”虽然很快他就又故态复萌，但在瞬间里，他还是对自我有着一种清醒的认识和距离感的。“妓女手袋里面的《文化苦旅》”这种戏谑之所以让人印象深刻就在于，这条谑语中妓女和余老师都现代太深沉太文化了，同时也太缺乏对自己可笑之处的自省和反讽。在对待自己的故地往事上，表现得分寸得当，得体而不媚俗，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以成功人士和名人心态出国跑到自己几十年前的剑桥故居浏览，很有点炫耀和卖弄之嫌。在向壁虚构的小说《围城》里，钱先生可以对自己的经历进行一种有距离的反讽；但是让别人对自己的一言一行产生滑稽的反讽感，那是钱先生做不出来的。钱钟书的性格似乎与三十年代英国本土的上层文化氛围殊为契合，那就是懂得如何用反讽机智和诙谐妙语来使得自己在交际中保持足够的距离感，如果没法保持精神的独立，那么要懂得如何保持沉默。钱先生说：“If we don't have freedom of speech, at least we have freedom of silence.”

这个保持沉默的自由，是很有讲头的。你可以认为是隐蔽的抗议，也可以认为是绝望的妥协，也可以认为是一种生活的态度。至少谢泳是用前一种方式来索解的。谢泳是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记得九一一以后，中国国内舆论开始出现大分裂，《致布什总统和美国人民的公开信》，也就是“今夜我是美国人”的发起签名中即有他。他主要研究民国和建国后的知识分子问题，大致内容我想大家已经很熟悉了，现在似乎被厦门大学聘去了，这下无论从官方角度还是清流的角度，都坐稳了知识分子的宝座，如果不出自由主义者所料，《谢泳研究资料汇编》的出版也不会太远了，我猜他不会再如余杰那样愤懑了吧？此期间读过谢泳一篇很厉害的文章，说是因为美国自由民主的制度优越，所以美国就不会犯任何专制政权容易犯的重大的错误，也就是说，美国一般来说总是对的。当然，也不能说美国没犯过任何错误，但是从统计学上来讲，因为迄今为止在对外政策上，这个国家一贯正确，所以，我们就可以推断这次它对伊拉克的战争政策也就不可能是错误的。证明完毕。读完以后，我真是感到从来未有的佩服，简直是五体投地了。

说到谢泳对钱锺书的考证，我先叉开来说说别的。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最厌烦的就是建国后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的沉默。因此，谢泳的研究其实是件很不容易的工作。

待续

果然里面都是东西。

快点倒出来。

偶记得赵俪生晚年也是抨击过谢泳（还是雷颐）的。

一直在琢磨，不知赵俪生晚年对秦晖和秦那帮“自由主义朋友”是怎么看的，会不会后悔当年非要把他录取到兰大？

赵参加革命很早，搞了多年农民战争史，自己也在革命队伍里锻炼多年，会教出秦晖这样一个挖祖坟的反骨仔；相反，倒是王绍光崔之元这些海外学子对党的政策有更客观和公平的认识，不能不让人深思这背后的深刻原因。

赵也是“大右派”，肯定也觉得自己委屈，不过我觉得，看到秦晖这些人的表演以后，他会明白当年党和毛主席教育知识分子的苦心的。

大头鬼有链接吗？这种大作怎能不让兄弟们欣赏欣赏。

刚刚Google了一下秦晖，有一篇《论“左派”和“右派”》外链出处还不错。其中提到“要既提倡一种非寡头主义的右派，也提倡一种非民粹主义的左派”和“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在很多方面都是类似的，都是主张自由和民主是有边界的”；我对秦晖不熟，这些是不是与他的原有观点有差异？如果是的话，赵老也不应过于失望。

外链出处

注意：后面比较理论化，不喜欢的，可以跳过。

谢泳的工作真的不好做，要梳理一条从民国到新时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知识谱系几乎是一桩不能完成的任务。因为自由主义这东西只是意味着政治正确、强烈反共和“吸收了一切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除此之外，它总是变化的，政府的大小和作用，市场经济，是否服兵役，议会制还是总统制等等这些东西，没几个中国人详细谈论过，而且即使罗列出严复、胡适、顾准、李慎之等等，也没有一个是一贯正确、坚定不移的。然而，儿子必须生出父亲。没有卵子，真能把人个憋死。

于是，沉默问题成为一个无所不能的制高点。

刘晓波在一篇名为《沉默即死亡——我看钱钟书》中义正辞严地写道（注意：三段论的滑动非常迅速）：

“钱是有学问，也仅限于特定的注经学领域。他既没有思想上的发现、也没有方法上的独创。他的《管锥篇》不过是中国从汉代经学就开始的注经传统的墓志铭。”

“知识上的不诚实，必然导致道德上的不负责任。钱有独特的方法吗？没有。有原创的思想吗？没有。有对血腥的历史和现实的深刻反省与人文关怀吗？更没有。”

“杨绛的这种经过精心剪裁的个人历史，与钱钟书本人一直对历史对现实保持沉默，两者的实质是一样的：无论是对他们自己还是对社会，都是瞒与骗。在中国，面对那么多苦难与无耻，面对那么残酷的专政和阴谋，保持沉默似乎成了屡被迫害的文化人的一种美德，一种良知。而我以为，沉默非但不是美德，反而是一种巧妙的无耻--一种生存策略。无论多大的学问家，在事关社会正义的大是大非面前，一旦太珍惜自己的羽毛和既得利益，就将丧失天良。阿多诺说：种族灭绝的大屠杀之后，写诗是可耻的。我说：面对那么血淋淋的历史和现实，沉默更是可耻的。”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特别是对于每天必须面对现实的种种无耻的知识分子来说，对无耻的沉默即无耻，无耻即知识和道义的双重死亡。”

在这篇文章里面我无意贬低刘晓波，不是因为别的，只是这很无趣而已（但我绝不保证在其他文章里面不恶心他，因为这很让我快乐）。强迫别人说话，是所有西方哲学家、审讯者和施虐狂的癖好，但事实上，哲学家对自己的所谓真理，要显得谦虚得多。鉴于刘晓波博士论文写的是西方美学，最开始也是以文学评论家的角色出现的，我就在“精神”上“支持”他一次。

有一次一个年轻人的奴隶去见苏格拉底，年轻人让他告诉这位哲人：我爹那时相当有钱，他让我来见你。苏格拉底简单地答道：“说话，以便我能看到你。”

这则故事中，对苏格拉底来说，钱（管你是爹的钱，还是天王老子的钱）和地位（即便你是一个奴隶）都被视若无物，说话成为最重要的东西。这就是所谓思想的起源。苏格拉底最有名的招数就是所谓的“思想的接生术”。在柏拉图的《对话录》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苏格拉底的思想并不是直接放在桌面上的，他首先不预设立场和“普世价值”，而是在不断与人谈话中把思想推理-催生出来。其实很多世界思想的原典，都是通过“对话”这种形式产生的，比如《论语》。原因在于这样的对话有一个惊人的效果：你的思想也在对话中成为了所有对话者的思想，一种原始的“普世”的效果就产生了出来。在对话中，我们谈话的依据不可能是钱和地位（权威），我们是作为赤裸裸的“个人”参与真理的讨论的，因而西方哲学也就必然是以“我-存在”的追问为中心的。——同时，所谓灵魂也就同时产生了。这个掺杂着道德、信仰、尊严的所谓的灵魂，是讨论问题的最终的依据之所在。写到这里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钱锺书和女儿钱瑗死后，面对无尽的诋毁和责难，杨绛先生会在痛苦之中去翻译那本柏拉图讨论灵魂问题的《斐多篇》（这一点我后面还要再写），会去写《我们仨》和《写在人生边上》那样不断讨论死亡和灵魂问题的文章。

在《往事》中我们可以读到，杨绛先生这样写自己：“她不依据任何已有的理论和教义，完全依靠自己生活的经验和独立思考，一步一步自问自答，能证实的予以肯定，不能证实的存疑。”（P403-404）我们可以看到，这几乎成为她对漫天遍地对于两位先生学识和道德的指责的一种辩白：我的灵魂是在行走中的，在对话中的，但你不能以任何的立场和价值强迫我。

然而，不管杨先生补充多少，介绍多少，有一个事实还是每每让我难过和不解：钱先生始终是沉默的。在让钱先生不胜其烦的“《围城》热”中，杨绛是个主角，是她在应付陈道明之流的拜访，是她在读电视剧本，提修改意见，是她在为《围城》总结主题。钱锺书死前留下遗嘱：不留骨灰、不开追悼会、不举行仪式，这个近乎不留情面的强硬的决定也被杨绛坚决执行了。江泽民还夸他们说，他们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让人听着实在难受。这真的是杨先生想要的吗？我开始产生疑问。不可否认，两位先生是此世少有的Soul Mate，但是钱锺书和杨绛其实仍然是性情并不完全相同的人（从对“留脚印”的态度上，我们就可以体会出来）。我杨先生我可以理解，但不明白钱锺书为什么要这样做？他的理想和形而上学的观念到底是什么样的？他不会对人生和精神抱着这样奇奇怪怪的“唯物主义”的态度吧？

最近的上海解放日报，正在连载《听杨绛谈往事》，我是每期都在阅读。

今日看到杨绛之女死于肺癌一事，实在是唏嘘不已。想不通的是1996年的医疗水平如此不堪--我指的是确诊肺癌的时间长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