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1850～2004年）（序） -- 小银钩

跋　　我们这一代人的义务

　　亲爱的读者，写到这里我的家族史也就告一段落了。之所以不说写完了，那是因为：今天、明天都会变成昨天，刚刚发生的事和尚未发生的事有朝一日都会成为历史。我希望，我的子孙们能够把这个历史书写下去。我们这个家族和亿万个中国家族一样，既普通又不普通：它曾经出过民族英雄、农民起义领袖等叱咤风云的人物，也出过一生默默无闻的普通百姓；既有过辉煌的时刻，也遭受了无穷的磨难。但是，即便历尽了无数兴衰荣辱，我们这个家族的传统却始终延续下来。我们勤劳，我们勇敢，我们善良，我们坚强，我们生生不息，我们见证着历史，我们创造着历史。

　　我们家族的历史，就如同汪洋中的一滴水珠，和无数个中国人的家族史一起，汇聚成我们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尽管它小得微不足道，但足以使我为我的家族感到深深的自豪。我们这个家族，永远不停地与各种压迫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无论是腐败无能的满清朝廷，还是凶残的日本帝国主义，也无论是“文革”期间暗无天日的岁月，还是当代的贪官污吏和道德沦丧，都从来没有使我们真正地屈服过。我们从未被谎言迷住双眼，从未被贫困夺去自尊，从未被诱惑丢弃信念，我们也从未向邪恶和权势低下过自己高贵的头颅。我们曾经被奴役，但我们永远不会去做奴才。这，也是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的脊梁。

　　也许有人会问，你写这篇文章用意何在？我可以大声告诉人们：我是为了真实的记录历史，记录我们家族的历史，记录我们国家的历史。我们这个伟大民族，既伟大、又不幸――长达一百五十年的侵略、压迫、内战、动乱给我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可以说，这一百五十年的每一段历史，都凝聚了我们中国人太多的眼泪和鲜血。通过这一百五十年中我们家庭的兴衰变迁，您可以看到今天和平生活的来之不易，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要加倍珍惜。

　　在这一百五十年的历史中，我们这个家庭的人最为怀念的就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和八十年代中期的那么短短几年。那时的社会，总是有一种催人奋进、蒸蒸日上的清新感觉。然而，不幸的是，这样的好局面都没有持续几年。当代的中国，日益呈现出乱世危相：工人失去工作，农民离开土地，官僚欺压百姓，民间道德沦丧，教育和医疗产业化的恶政被不由分说地强加在人民头上……作为祖祖辈辈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炎黄子孙，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我对我们祖国土地发生的这一切感到痛心疾首，却又无可奈何。

　　是命运决定让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生活在这个国家。我们必须担负起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我们不想沉默，我们不想苟且偷生，我们没有其他选择，我们被迫着发出自己吼声：不，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

　　从二○○二年中共十六大算起，新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已经执政一年多了了，这一年多时间里中国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情。虽然我这个人从来没有为领导人歌功颂德的习惯，但我真诚地认为：这一年里发生的一些事情，终于让我们看到了期望已久的那一丝曙光。

　　首先是二○○三年上半年在我国广东、北京等地所发生的“非典型肺炎”事件。在这次事件发生的最初日子里，制度仍然按照它的惯例行事：报喜不报忧、掩盖真相。然而，新的领导集体很快显示出了他们的不同：在四月份非典疫情最紧张的时刻，总书记出现在广州街头，与市民打招呼、与医务人员握手交谈。当时人们对来势汹汹的非典病毒认识少而又少，在人们被疫情吓得惶恐不安、谈虎色变的时候，总书记却勇敢走上街头鼓舞人民的士气。在他的讲话中，没有那种唱高调的豪言壮语，有的却是充满人情味的关怀：“我们既为一些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而感到很揪心，又为广大医护人员通过艰苦细致的工作使患者恢复健康而感到欣慰……”没有豪言壮语，只有亲切平实、发自内心的关怀。而共和国的总理，则对着战斗在第一线的医务工作人员致以真诚而深切的鞠躬。当我通过电视看到上述情景时，我禁不住泪眼模糊，我意识到：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二○○三年发生的另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则是孙志刚事件。二○○三年三月十七日，年仅二十七岁的中国公民孙志刚被广州黄村街派出所以没有办理暂住证为由收容，随后惨死在收容所里。说实话，这类事件我们早已经屡见不鲜，甚至都有些麻木了。然而这一次事件所引起的后果却让我再一次深深地感动：仅仅三个月之后，《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就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被讨论即将废止。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法律被废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因为个体遭遇的不幸而废除一项法律。

　　二○○三年在十一月二十四日，俄罗斯莫斯科卢蒙巴各族人民友谊大学宿舍发生火灾，造成了七名我国留学生死亡，四十多人受伤。灾难发生后，中国驻俄使馆教育参赞率教育处官员及时赶赴火灾现场协助救灾，并多次与俄方进行交涉，教育部则成立了临时应急工作组，和外交部联合派工作组赴俄处理善后事宜。这次事件官方反应及时与积极，也很出乎我的意料――因为这与以往中国公民在外受到伤害时官方的冷漠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现在，当我们打开电视时，一些天灾人祸的消息不时会跃入眼帘；对普通人权利的关注越来越多……以往那种报喜不报忧的惯例一次次地被打破，那种貌似庄严的说教越来越少……以往那些作威作福、骄横跋扈的腐败官僚，正在被一波波反腐败的潜流所吞没，一个个惶惶不可终日。是的，生活正在起变化，尽管这种变化很细微，不注意观察和思考体会不出来，但毕竟在起变化。

　　当然，我也听到一些人失望的叹息。他们觉得新一代领导人没有做出让他们感到惊喜的事情，上台后缩手缩脚，不够大刀阔斧……在此，我要说一声：罗马不是一天建成了的，积累那么多年的问题，也不是一天能够解决的。假如是一个真诚的建设者，那么就应该看到希望，并且坚持不懈地为它斗争。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所必须承担起的义务。我衷心地祝愿中国的改革者：请你们勇敢走下去，带领着我们走出泥沼，把一个民主、富裕、安宁的中国交给中国人民。人民把太多的希望寄托在新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身上，愿你们不要辜负人民的厚望。

　　每次我到首都北京，我都要去一趟天安门广场，站在广场前久久地凝视人民英雄纪念碑。它庄严肃穆，无言地向人们倾诉中华民族人民英雄们的光荣而悲壮的历史。我知道，我的家族，我的父辈也在其中。现在，我妻子的腹中正孕育着的我们家族的后人，他（她）正在茁壮成长。将来等孩子懂事，我一定要把他带到这座广场，告诉他说，“你看，那是一座人民的丰碑！”

　　啊，祖国……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

　　　　　　　　　　　　　　　　　　　2000～2004

　　　　　　　　　　　　　　　　　　　一、炸馆事件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无论从知识分子还是到普通百姓，都对美国这个国家怀有美好的感情。到一九年事件以后，虽然中国官方跟美国关系降至冰点，但民间对美国的感情依然如故，甚至还有些强化。很多百姓在私下场合，把美国视为正义的化身。我刚上大学的时候，所接触的人中，除我之外几乎没有人对美国怀有恶意。

　　然而到了一九九三年，中国民间对美国的看法第一次发生了改变。那年的九月，由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阻挠，北京申办二○○○年奥运会失败。年轻人一般都有民族情感，当时的大学生们都很希望中国能够申办这次奥运会，至今我清楚地记得在最后结果揭晓时，几乎所有的大学生都屏住呼吸，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电视屏幕。当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读出“Peiking”这个词时，校园里立即传出热烈的欢呼声。然而半分钟后，大学生们意识到自己弄错了，表情开始凝重起来，渐渐又变成了沮丧。当最后得知是澳大利亚的悉尼胜出后，几乎所有的人都爆发出愤怒的诅咒。这是中国民间对美国情感疏远的第一步。

　　一九九六年，中国大陆鉴于李登辉“台独”真面目日益暴露，在台湾海峡举行了威慑性的军事演习，美国前来干涉。造成了美国与中国武装力量的严重对峙。这次对峙使得一些原本对美国怀有良好感情的人发生疑惑：美国究竟是想干什么？再联想到苏联解体前后美国对苏联、俄罗斯的步步进逼，以及美国对藏独、疆独和台独等势力的支持，很多人开始觉得美国对中国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大概也是在这一年前后，一本叫做《中国可以说不》的书畅销起来，突出地代表了中国民间对美国情绪的逆转，以及中国民族主义力量的崛起。这本书我没有买，但我宿舍的一个朋友买了，我们俩人看了，都觉得写得挺过瘾的。

　　一九年以后，美国每年都要向联合国提交中国人权提案，被中国官方巧妙地歪曲成“反华提案”。随着一九年事件渐渐被人遗忘和官方的蓄意引导，美国的人权报告越来越被中国的老百姓所蔑视，认为美国人就如同祥林嫂一般絮絮叨叨，着实不以为然。此后，看到美国人的“反华”提案经常被否决的消息，很多老百姓反而高兴起来。

　　假如说这些事情还是只是算量变的话，那么一九九九年美国对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的轰炸，却如同一个导火索一般，点燃了一大批中国人的反美怒火。当时我从电视里看到这个消息，先是极度惊愕，嘴巴张得大大的半天说不出话来；等到看完几遍新闻确认了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之后，我变得怒不可遏。那天武汉发生了游行抗议事件，我也做了一个标语牌子，扛着去找游行队伍。但上街以后听人家说游行队伍去了位于武汉新世界商场后面的法国领事馆，我觉得这就有些胡闹了，冤有头、债有主，美国炸的使馆，干吗要去找人家法国人泄愤。极端民族主义就是这样盲目，也不分良莠，见到高鼻子、黄头发的就觉得是敌人。于是我回到家里，一遍又一遍地看特别新闻，看着看着，忍不住悲愤起来，写了一首讽刺打油长诗《老纳粹冯•瑞安的自述》：

　　　　　　我就是老牌德国纳粹分子冯•瑞安，躺在这片坟地已经有五十五年；

　　　　　　我曾经在南斯拉夫土地上杀人放火，最后被游击队一枪送上了西天。

　　　　　　唉，可怜我冯瑞安死了也要遭白眼，可怜我冯瑞安挨了不少的浓痰；

　　　　　　唉，可怜我冯瑞安真是寂寞又孤单，可怜我冯瑞安多想有人来做伴。

　　　　　　一九九九年三月二十四日这一天，这片沃土突然响起爆炸冒起硝烟；

　　　　　　我连忙爬出坟墓探出头把热闹看，发现原来是山姆大叔正在逞凶蛮。

　　　　　　哦！你看山姆大叔武装到了牙齿，还要把塑料安全套挂在钢盔两边；

　　　　　　狂轰滥炸杀无辜和我们当年一样，不，有些地方甚至比我们还凶残。

　　　　　　如今的山姆大叔可实在是不一般，你看他在世界称王称霸颐指万端；

　　　　　　无论谁家的闲事他都要管上一管，这种霸气连元首他都会心生艳羡。

　　　　　　咦？怎么打仗还要把哈巴狗儿牵？只见那哈巴狗趾高气扬风度翩翩；

　　　　　　我冯瑞安连忙擦擦眼睛定神一看，狗尾巴上还绣着三个字：不列颠。

　　　　　　那声嘶力竭的老女人我似曾谋面，仿佛是个捷克犹太人来这里避难；

　　　　　　没想到她现在恩将仇报凶像满脸，怪不得元首他说犹太人天生下贱。

　　　　　　看到这里我顿时感觉像亲人相见，急匆匆跳出坟墓跟山姆大叔言欢；

　　　　　　今天我冯瑞安算是大大地开了眼，没想到当今的世界居然又变了天。

　　　　　　强权就是真理得到了最好的体现，纳粹的理论却由北约来进行实践；

　　　　　　只是没想到杀人放火你还不算完，炸大使馆这种事连我当年都不敢。

　　　　　　他山姆大叔毕竟也算是老谋深算，说起话来也是一本正经有板有眼；

　　　　　　NO，这是纯粹是次误炸是个意外，我对此已经表示惋惜和深深遗憾。

　　　　　　我听了顿时感到失望发出了悲叹：难道刚来这里你就要灰溜溜滚蛋；

　　　　　　我日思夜想有人和我一起做个伴，一个人躺在这坟墓里实在太孤单。

　　　　　　山姆大叔听后略微耸了一耸双肩：NO，俗话说请神容易送神可就难；

　　　　　　我来这杀人放火是为了维护人权，这个神圣的使命就象是重任在肩。

　　　　　　听了山姆大叔的回答我满腹狐疑：杀人放火难道会等同于维护人权？

　　　　　　这个高论我理解起来真是太困难，山姆大叔解释这叫人权高于主权。

　　　　　　听了山姆大叔的解释我连忙又问：既然你们声称人权绝对高于主权，

　　　　　　那前几年卢旺达种族屠杀叫悲惨，但不知你为啥光说不炼袖手旁观？

　　　　　　山姆大叔干咳了两声又翻翻白眼：这个嘛……那里实在离我太遥远；

　　　　　　我的力量嘛……现在毕竟还有限，不过我还是发表了声明表示反感。

　　　　　　听到这里我冯瑞安忽然大彻大悟，什么山姆大叔的民主自由和人权；

　　　　　　其实都是彻头彻尾的幌子和扯淡，山姆大叔的霸权才是问题的关键。

　　　　　　虽然我冯瑞安过去是个杀人凶犯，但我的罪恶毕竟已经算遭到天谴；

　　　　　　因此我终归还是有一些感悟反思，忙说出来把那山姆大叔婉言相劝：

　　　　　　我说我最最亲爱的山姆大叔先生，我承认你比我们纳粹更狡猾野蛮；

　　　　　　也承认你有先进武器和大把美元，但我还要现身说法把你婉言相劝：

　　　　　　塞尔维亚人民可实在是不好惹翻，他们决不会象绵羊一样任你侵犯；

　　　　　　这个伟大民族天性就是不屈勇敢，我冯瑞安的下场就是你最好样板。

　　　　　　唉，我冯瑞安今天真算是开了眼，看清你这个人权卫士的真实嘴脸；

　　　　　　炸死三个记者许杏虎朱颖邵云环，你看你遭到全世界谴责狼狈不堪。

　　　　　　侵略别人葬身他乡下场真是悲惨，有压迫就有反抗是我总结的经验；

　　　　　　残暴的手段压制不了自由的呼唤，为啥你还这样执迷不悟以身试探？

　　　　　　谁知山姆大叔听后诡秘狡黠一笑，看看左右无人向前与我低声交谈：

　　　　　　我这个人向来都是惟恐天下不乱，好让我能火中取栗寻求世界霸权。

　　　　　　你看看我身上背的三枚新式导弹，这可真是我的看家法宝、杀手锏；

　　　　　　自从发明后就所向披靡异常灵验，代号叫‘民主’‘自由’和‘人权’。

　　　　　　我用它们颠覆了东欧分裂了苏联，现在这些敌人穷得发疯一片混乱；

　　　　　　谁知塞尔维亚死活不肯向我示软，米洛舍维奇这厮总给我制造麻烦。

　　　　　　不得已我使用新式武器贫铀炸弹，这玩意除了杀伤还会造成核污染；

　　　　　　虽也给己方造成危害是把双刃剑，但为了称王称霸我哪管洪水滔天。

　　写好以后，我又画了一幅漫画，画面上是一个戴着纳粹头盔的骷髅，在向一个背着写有“民主”、“自由”、“人权”三枚导弹的美国兵打招呼，美国兵还牵着一条戴礼帽的哈巴狗，那条狗高高翘起的尾巴上还绣着一个米字旗。第二天早上我来到办公室里，用计算机重新打印了一遍，然后就向《长江日报》投了稿。不过人家既没有刊用，也没有退稿。当时我还不会使用互联网，就请一位同事代我在网上发了几封电子邮件。

　　在看到电视上反复播放的邵云环、许杏虎、朱颖三位死难者生前的照片时，我隐约感到朱颖的相貌有些似曾相识的感觉，不过就是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过了不久我高中同学给我打电话时告诉我：原来朱颖竟然是我上高中时候的师姐。朱颖于一九八六年九月考上太谷中学，我则比她晚一年考上同一所学校。一九年朱颖从太谷中学考进天津轻工业学院，毕业后在北京一家企业工作了一段时间，于一九九四年调入《光明日报》工作。一九九七年朱颖与同在光明日报当记者的许杏虎结婚，新婚不久许杏虎受报社派驻南斯拉夫，朱颖也随丈夫到了贝尔格莱德，在“五八” 事件中，二人不幸遇难。

　　一九九九年的“五八”事件是中国民间反美情绪达到质变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中国极端民族主义猛然抬头的宣言书。而二○○一年发生的中美撞机事件，则进一步强化了反美情绪。从此，多数中国老百姓对美国的态度变得相当不友好。对美国的不友好错误地影响到一些头脑糊涂的老百姓对待民主的态度，开始搞“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美国人宣扬民主，那中国人就要坚决不民主。这真是中国民主主义者和中国老百姓的悲哀。二○○一年美国发生“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以后，面对几千名无辜平民的死亡，我却听到了一片幸灾乐祸的残忍欢呼。这是中国人的奇耻大辱，除了证明自己缺乏人性以外，什么作用都起不到。

　　民族主义当然是需要的，可凡事都要讲究个“度”。历史已经不止一次证明，极端而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反而祸国殃民。因此，在一九九九年民族主义情绪爆发一次后，我渐渐地转向温和的民族主义，主张发展中美关系。对苦难深重的中国老百姓来说，如何利用一切可能条件，改善他们的生存状态才是最实实在在的问题。因此，当二○○一年北京申办奥运会获得成功时，我没有一丝快乐的感觉。此时的我已经没有心思搞民族主义了，而是忧心冲冲地关注着腐败、侵吞国有资产、道德沦丧、教育和医疗产业化这些问题。

　　　　　　　　　　　　　　　　　　二、国庆五十周年

　　一九九九年是建国五十周年大庆。那一年国庆前夕，俄罗斯亚历山德罗夫红旗歌舞团（【注】即前苏联红军红旗歌舞团）到中国各大城市巡回演出，也到了武汉市。闻听这个消息，我自然是激动万分，马上订了一张票去看。那天下午我早早地赶到武汉剧院，发现还没有开场，就绕到剧院供演员进出的后门。台阶上蹲了两名三十多岁长得很帅气的俄国人，正在用俄语交谈着什么。我走上前去，叫了一声：“达瓦里士！”（【注】“同志”一词的俄语发音）二名俄国人停止了彼此的交谈看着我，回了一句：“达瓦里士。”然后，他们二人分别指着自己，一个说：“瓦夏”，另一个则说：“罗欣”。然后他们又看着我，嘴里用俄语咕哝着发问。我明白了，他们是在问我的名字，于是我回答到：“雅可夫。”两名俄国人怀疑自己听错了，脸上露出诧异的神色，于是我又重复了一遍。

　　除了几个简单的词汇之外我不懂俄语，可那两位俄国人也不懂汉语和英语，于是我敬给他们两枝香烟后就跟他们告别，进了剧场。我先买的座位是位于二楼的，可我到了座位上发现这里距离舞台实在是太远了，看电影可以，看演出不行。于是我来到楼下前排的一等票区域，找了个空座坐下，想着万一有谁好说话就给人家百十块钱跟我换一下。这时身旁来了一个戴着眼镜、白发苍苍的老太太，看了看我以后问：“你在这里坐吗？”我赶紧把情况说了一遍。老太太一听就笑了，说：“小伙子你运气真好，这个位子是我丈夫的，他今天身体不舒服，不能来，你就坐吧。”我一听，又是感激，又是庆幸。

　　那位老太太是五十年代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专业的毕业生，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毫无疑问怀有对苏联和俄罗斯真挚情感。乘着开场前等待的时间，老太太跟我谈起了自己的学生时代，并且非常惊诧我竟然也这么热爱苏联和俄罗斯艺术。我们两个人像是忘年交，一起哼起了苏联歌曲，一首接一首。老太太会唱的那些歌我都会唱，她一起头我就跟着唱，有些歌词她记不清了，可是我记得清楚。因此，老太太既兴奋，又惊讶，激动地对我说：“没想到你这么年轻，竟对俄罗斯艺术这么熟悉，现在的年轻人里可真不多见啊。”我笑了笑，回答道：“是的，在这方面我跟你们属于同一代人。”

　　亚历山德罗夫红旗歌舞团是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支持者，经常义务在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集会上演出。那天红旗歌舞团的艺术家们给中国观众奉献了十八首歌曲和舞蹈。其中，那首亚历山德罗夫亲自所作的《神圣的战争》，给我以极深的印象。记得当年丘吉尔听了这首歌以后曾说：“唱着这样歌曲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而我听了以后，感觉和丘吉尔一模一样。

　　去看演出的人大半都上了年纪，也有一些年轻人。由于都是痴迷的俄罗斯艺术爱好者，会场气氛十分热烈，掌声不断。演出结束之后，应观众的热烈要求，艺术家们又加演了两首歌曲。然而，就在演出接近尾声时发生了一点不快：一些人看到演出就要结束，害怕人多拥挤赶紧抢着离开，人家在台上一边唱，我一边听到后面有人离去时弹簧椅子发出的“辟里啪啦”声。老太太皱了皱眉头，说：这真是对人家的不尊重，真为这些人感到丢脸。

　　演出结束之后，老太太想去跟演员们见见面，于是我搀扶着她来到后台。见到正在卸妆换衣服的演员们，老太太用俄语热情地跟他们交谈着。后来，一位演员掏出了一盒红旗歌舞团演出的磁带，送给了老太太。红旗歌舞团的团长也分别给老太太和我的节目单上签名留念。从剧院出来的路上，老太太教了我几句俄语：Здравстбуйсе达拉斯维捷（你好）；До свидания达斯维达尼亚（再见）；Спасипо斯巴希巴（谢谢）；Спокойной ночи（晚安）。当我跟着老太太读“До свидания”（再见）这个词时，正好有两个俄国人回下榻的饭店，走过我们身旁。听到我们的话，他们停下来，微笑着轻轻地对我们说了一句：“达斯维达尼亚”。

　　一九九九年十月一日，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国庆五十周年阅兵式。这次阅兵式是在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的背景下举行的，因此具有一种格外的意义。被民族主义情绪鼓动起来的我，自然也非常关注这次阅兵，故而一点不落地从头至尾看完了。不知为什么，尽管这次阅兵花费颇高，士兵的装备也改善了不少，但我总是觉得比一九八四年阅兵时缺少了些什么。究竟是缺少了什么呢？我思考了很久，发现大概是缺少了一种催人奋发的精神，以及人们脸上那种由衷的笑容。

　　国庆期间，前面提到的我帮忙找了工作的那位要好的同学，恰好被他当时供职的丽花丝宝集团派驻北京。后来他从北京回来到我家来玩，见到他以后我说：你小子有福气，正好赶上这次盛典，玩痛快了吧。谁知那位同学却苦笑着说：福气？天哪，你不知道我每天过的是什么日子，东躲西藏的跟逃犯一样。我连忙问是怎么回事，原来国庆节前夕北京清理遣返外来人员，警察见到外地人，也不管有没有正当职业就强制遣返。因为工作需要，他们丽花丝宝集团招聘了一些促销小姐，在北京各大商场的柜台前搞促销活动。遣返“三五”人员的警车往商场门口一停，下来好几十个警察抓促销小姐，把那些女孩子吓得尖叫着四处逃跑。可是这些女孩子大都穿着高跟鞋跑不快，有些女孩子就脱掉鞋子拼命跑，可还是被抓住了。抓到以后，几个五大三粗的警察连拉带拖，把那些孤立无助的、哭天喊地的瘦弱女孩塞进闷罐车。

　　被遣返人员通常被闷罐警车拉到北京郊外一个叫沙河的地方筛沙子，筛一个礼拜攒够了遣返费用后，是南方的就塞到一个闷罐车里。男女老少挤到一起，一直拉到长沙就放人。很多人在北京有工作，就等到国庆节过后再回北京。

　　我那位同学人长的比较文弱，又戴着一副眼镜，还经常西装革履的看上去比较体面，因此虽遭到几次盘问，但终究还是没有被抓。但是俗话说兔死狐悲，看到身边的同事这个那个被抓，他心里也害怕极了，那些天尽量不出门；即便出门买点生活用品，也是跟老鼠过街一样四处提防，见到警察赶紧躲着走。风声最紧的那几天，警察们可能分配了任务，也不管你是不是有正当职业，见着人相貌可疑或者外地口音就截住盘问，要人家出示身份证，一看是外地的或者没有身份证的，立刻就塞进闷罐汽车送走。甚至有些“三证”齐全的出示给警察看，警察就当面撕了人家的证件，然后冷笑着说：“现在你是‘三无’人员了吧”，也要送走。我同学他们公司北京地区的一个经理，就是被这样塞进闷罐车里。幸亏他有手机，赶紧打电话给公司，公司派人营救，这才免于被送到沙河筛沙子。

　　听了同学的这番叙述，我禁不住难受起来。我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原来我们从电视里看到的国庆盛典的背后，竟然是这样的血泪斑斑。后来二○○三年三月广州发生了在收容所里打死无辜青年孙志刚的恶性事件，顿时全国舆论沸腾，也引起了新一代领导人的重视，废除了那部名为《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恶法。其实，孙志刚还算幸运的，毕竟他还留下了名字；在他之前，有更多的死难者就那么无声无息地死去了，家里好多年都不知道亲人究竟是死是活。

　　　　　　　　　　　　　　　　　　　三、祸从口出

　　自从来到H投资管理公司，我就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开始了新的生活。起初几个月公司组织人员培训，每天工作量不大。那时我还不会上网，看到几个年轻人经常在互联网上浏览，顿时觉得很新鲜，看着看着就渐渐学会了上网，然后就找到了那种可以自由地讲心里话的中文论坛。刚刚学会上中文论坛时，我和现在大城市里那些养尊处优的年轻白领们一样，还比较的民族主义，因此早期在互联网的活动就是在互联网上与“哈日族”、“哈美族”以及台独分子对骂。

　　此时我们公司已经开始了业务经营。由于工作原因，我接触到了形形色色的人：有百般耍赖的奸商，也有本分守法的君子；有腐败渎职的官僚，也有鞠躬尽瘁的公仆；有腰缠万贯的大款，也有一贫如洗的工农。我应当感谢H公司，给我提供了如此近距离、全面地观察当今中国社会状况的条件。

　　自从走进这个公司的大门，伴随着日复一日在各地、各个企业的奔波，我的心情一天比一天沉重，一天比一天压抑。以前生活在繁华大城市的摩天大楼里，我没有机会也没有心思去了解外面的世界，不知道今日中国究竟是什么样子。每天，我只是看看《新闻联播》，为这里的高速公路通车和那里的摩天大楼竣工而觉得自豪。对中国的了解，只是停留在一片“繁荣昌盛、莺歌燕舞”的外表上。而今，我终于走出了自己所在的象牙塔，深入到车间厂矿、田间地头去，了解到了一个隐藏在浮华外表之下的真实的祖国。

　　二○○○年的秋天，我去了某县一家主要生产建筑振动机的特困国有企业。按理说这个地方属于平原地区，算不上最为贫困的地方；这个厂陷入困境的原因倒不是因为企业领导的贪污腐化，而是他们实在没有力量进行产品的更新换代，找不到销路、进不了原料，最终被市场淘汰掉了。在参观这家企业的橡胶粉碎车间时，我看到那里异味扑鼻，空气中充满了有毒橡胶粉尘，别说待久了，就是在门口站一站就难受。工人们就在这样的环境中作业，唯一的劳动保护就是一副口罩。当我问及企业领导这些工人收入时，厂长告诉我一个令我无比惊讶的数字：年收入一千七、八百元，月均一百四、五十元。如果我们在一家餐馆里消费一百五十块吃一顿饭，无论如何都算不上奢侈，但居然是这个企业一名职工辛苦一月所得的全部收入！从那里回来以后四年了，我眼前总是能浮现出那个车间里遮天蔽日的橡胶粉尘，和戴着口罩为一百四十块钱卖命的工人。

　　那个厂长是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戴着一副眼镜，衣着非常寒酸。那天他跟我说：“我是这个厂的工人子弟，从小在院子里长大。后来我上了学，厂子却不行了。我不愿意看到我们厂就此垮掉，所以我回来了，想带领大家做点事情，救救我们的工厂。可是产品没有多少销路，我也没有钱搞技术革新。您要是有能力帮个忙，就帮我们想想办法吧。”我听了他的话，眼泪都快忍不住了，因为我也是一名工人子弟，父辈们赖以生存的企业也陷于了困境，多年发不出工资。但我只是一名小职员，一无钱二无权。于是我回家以后找了妻子，看她们所管理的企业里有没有经营这类产品的，是否能帮人家找到销路。妻子找了几个外贸公司，可惜都不对路。这个忙没有帮成，我对此一直抱以愧疚。

　　也是二○○○年，我去某移民县参加一个企业的破产债权人大会。在听清算组叙述该企业情况时得知：这个企业职工的房子盖好之后，没有钱安门窗，可是移民搬迁工作必须完成，于是就搬到了无门窗的房子里。职工也是多年没有发工资了，自己也没有钱安门窗，就弄些破塑料布、旧报纸或者床单遮风挡雨。他们不怕小偷，因为小偷也知道这些一贫如洗的人们是没有什么财产值得偷的。

　　还是二○○○年，我在到某地出差参加一个会议时候，听到某省某厅的一位处长私下里谈到：他们省某县政府为了给自己增添“政绩”，虚报乡镇企业产值和利润，结果带来高征收和提留，又把负担转嫁到农民头上。当地经济不发达，农民每亩地除去成本后产出平均只有三百多元，可每亩地的负担却达到了四百二十元。农民被逼无奈，只得背井离乡，造成土地抛荒。等到纪委去处理问题时，发现某个村全村九十八户人家中有九十六户已经逃亡，而剩下的两户都是残疾人，用“十室九空”来形容这里的情况丝毫不夸张。那位处长感叹说，怪不得一些领导干部总想把子女送到国外，这样下去早晚要出事的。接着那位处长还谈到该省政府秘书长（【注】正厅级）因为情妇栽了跟头。省政府秘书长大人原来在某市担任市委书记，他的这个情妇本来是宾馆服务员，也没什么文化，秘书长大人看上她以后出钱给她开了一个服装店。可这女人不甘寂寞，一心想做官，于是秘书长大人给她伪造了入党志愿书和假干部身份，摇身一变成了某市开发区管委会宣传部副部长。可他的情妇还不满足，非要当一把手过官瘾，碍于她刚来不久，给她“扶正”的时机还不成熟，于是秘书长大人让她当上了“牵头”副部长（【注】“牵头”是指正职空缺时，由某位排名靠前的副职行使正职职权）。没想到这样惹恼了宣传部的一位资深副部长，他本来认为凭资历这个一把手职位本来应该是他的，谁知半路竟然杀出一个婊子充当程咬金，挡住了他的仕途。副部长咽不下这口气，到处上告，结果让这位秘书长大人在阴沟里翻了船。

　　还有一年春天，我到了位于某省偏僻山区的××煤炭矿务局，这个资源枯竭的煤炭生产企业是典型的“企业办社会”模式，全局八千多名职工加上家属合计四万多人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小镇，有自己的学校、医院、派出所等等。由于资源已经基本枯竭，职工的生存成了大问题，整个矿区到处是破破烂烂、摇摇欲坠的棚户，到处是没有事情做的下岗、失业职工。为了维持职工的基本生存需要，上级每年对其进行财政补贴一千五百万元，但平均到每人每月也不过一百五十元，实在是杯水车薪。由于地处偏远，当地职工甚至没有机会到城市去摆地摊谋生。这也是中国，与北京的高楼大厦、上海的豪华商场同在的另一个中国。

　　鲁迅先生曾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这些所见所闻深深刺痛了我，让我良心不安。就在这令人窒息的沉默中，我爆发了。二○○○年夏天，我到某省一个地级市出差，目睹了当地政府一些官员们饕餮大吃、铺张浪费的情景，再对比自己以前见到过的工人生活的凄惨状况，禁不住满腔悲愤。回来之后就我的所见所闻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一个官方网站的论坛上。这篇文章轰动一时，被多家网站转载。

　　然而当时我只是刚刚从事互联网写作，经验不足，因此在写该文时犯了几个大忌讳：一是把人名、地名虽用了英文字母代替，但处理得不够老道，环境描写又过于逼真，读者一看就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事情；里面的职务都是原封原地摘录，知情人一看就知道文中写的都是谁。二是我在论坛的签名档里挂了自己的合成照片，当事人一看就知道作者是谁；本来我写这篇文章只是就自己所见所闻描述现象，并不打算针对谁进行人身攻击，但是这么直白的文章，肯定要惹祸上身的。三是我发表该文的论坛作为官方背景的论坛，一直是很多地方政府高度关注的地方，既然我的文章涉及政府官员，那么政府官员们就很容易看到这篇文章。

　　果然，我的文章发表没几天，该市市委书记的秘书在浏览这个官方论坛时发现了这篇文章，越看越觉得像自己城市发生的事情，就向市委书记做了汇报。由于涉及到该市“形象”，市委书记指示严厉查处。就这样，人家下载了我签名档里的照片，按图索骥确定我就是该文的作者。

　　当时我对此还一无所知。几天以后，我和我的上级再次到该地出差。走到半路上，我的上级接到朋友的一个电话，向他透露了这件事情。当时我们还不以为然，互相说言论自由嘛，有什么了不起的，继续前行到了那个市地界。到了以后，我们又接到一个电话，说现在政府那里闹得很凶，已经知道我们又到了该市，准备用公安与法院的名义拘捕我。我的上级一听，顿时慌了，赶紧向公司领导做了汇报。公司领导虽然对我闯祸异常恼火，但更爱护自己的员工，于是给那位上级下了死命令：不管你采取什么措施，一定要把人给我带回来，一根毫毛也不能掉！

　　我的上级找到当地的一位靠得住的朋友把我交给他照顾，自己则“单刀赴会”，留在宾馆里等待前来兴师问罪的官员们。那位朋友不敢带我在公开场合露面，就弄了一辆车带着我在城市里不停地兜圈子。后来我听上级说，那位官员带着人马怒气冲冲地闯进了宾馆，我的上级赶紧给人家赔罪，可对方不依不饶。我的上司就先请人家吃饭，说边吃边谈。我的那位上司是酒精过敏体质，为了赔罪一口气连喝三大杯白酒，之后就倒在地上不醒人事而被送进医院抢救。政府官员一看是这个情形，怒气才稍微消了一些，答应看在我上司的面子上不动用法院力量，第二天与我谈判。

　　第二天上午，我与那位官员在某宾馆谈判。那位官员怒气冲冲地来到我的面前，指着我的鼻子咆哮道：“你就是雅可夫？你可真了不起呀。”接着劈头盖脸地将我痛骂了一顿，骂我是“见人就咬的疯狗”，是“野心家”。大概那位年纪不小的官员并不太熟悉互联网发表文章和转贴的规则，他义愤填膺地指责我：“你假装什么正经？你自己就一稿多投，这是文坛里最卑鄙的做法！”由于事先公司领导有交代，再加上那位上级为了营救我几乎拼上了性命，我只好忍耐住一句嘴也不顶。

　　那天的谈判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基本上是那位官员在声色俱厉地斥责我。其他内容记不清了，但记得他的一句警告：“你这个样子，说不定那天你被人装进麻袋扔进长江，你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后来，我根据公司指示向他赔礼道歉，并保证：一，从论坛上删除这篇文章；二，在论坛上公开发表道歉声明。

　　我脱身回到武汉以后，根据当时谈判的承诺做了上述两件事情。当时很多网友们看到这些帖子，也觉得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事，于是自发地组织起对我的声援，一连好几天论坛上充斥了抗议和声援的帖子。然而那位官员可能觉得还不解气，又把我的另一篇文章《新组织部里的年轻人》给下载后传真给我原来的G银行，并附了我的照片。那篇文章实在是太写实了，几乎所有涉及到的人都可以对号入座，于是再次在G银行引起了轩然大波。公司领导对我接二连三地捅漏子异常恼火，当即决定扣除我半年的一切奖金作为惩罚。现在我想起来，这样做确实也有道理，因为当时我每日沉迷于在互联网发表政治见解，对工作三心二意；又惹出这么大的麻烦来，给公司利益也造成了损害。要是在一般单位，恐怕早就被炒鱿鱼了。

　　当时我还从来没有过类似的经历，这一切对我的打击是很大的。我曾经一度想离开这个公司，到北京去谋求自由发展。于是，二○○○年国庆节期间我去了北京，受到北京网友们英雄般的热情款待后，我又到某报社谋职。然而理想归理想，现实归现实，我还是父母的儿子，妻子的丈夫；在追求自己理想的同时，我还必须承担起儿子与丈夫的责任。因此从北京回来后，我权衡再三，还是决定忍辱负重地留下，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站起来。不是爬起来而是站起来，因为我从来不认为自己犯了什么错误。

　　也就是那次去北京时，我在卧铺车厢遇到了一个留学归国不久刚分到北京某大医院的女医生。由于彼此年纪相仿，很快我们就混熟了。女医生大约是刚出校门不久的缘故吧，尚良心未泯。她告诉我一个惊人的内幕：在西方国家，当一种新药或新的治疗方法投入临床试验以确定其疗效和副作用时，必须明确告知患者，取得患者同意后免费进行治疗，对试验出现的风险也要负责到底；而在我国，医院从来都不会明确告诉患者这是临床试验药品，也不会因为是充当试验实体而对患者减免费用，这已是国内医院约定俗成的规矩，大家彼此心照不宣。这位女医生非常难过地表示，医生们在患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开展医学试验，违背了医学的基本道德；在患者付费的的情况下进行科学研究，试验成功了，他出名、你买单，名利双收而又不承担任何风险，试验失败则患者人财两空。她说她对医疗界的这种黑心做法感到痛心疾首却又无可奈何。

　　不过，那时我还没有频繁地与医院打什么交道，对医疗界的黑幕虽然有一定感受，但并不深刻。因此，我只是附和着发了一点感慨，也没有往心里去。

　　　　　　　　　　　　　　　　　　　四、永不言败

　　在二○○○年夏天那件事以后一段时间，我的处境非常被动：首先，很多以前的熟人因为我写了银行的一些内幕，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了他们而对我另眼看待，处境相当孤立；第二是单位领导对我这个一贯惹祸上身、天天上班时间上网的人也不欣赏，扣掉了我当年全部奖金。那年我是全公司收入最低的人，比临时工收入还要低。

　　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首先想到的是不让父母操心，于是对妻子交代：无论何时何地，你都不要跟我父母讲我的事情。可是有一天妻子还是忍不住跟我父母讲了。那年中秋节我和妻子回父母家里过节，妻子先到了。一进门就看到父母脸色都很灰暗，然后问我是不是有这个事情。我一听知道坏事了，但仍然竭力掩盖，轻描淡写。父亲说，这件事情你有正义感是对的，但你不要忘了我在“反右”那年的教训，不要逞嘴皮子上一时之快栽跟头。母亲则说：很高兴看到你没有随波逐流，但在这个社会上生存是第一位的，有些事情咱们老百姓管不了；家庭比什么都重要，只要你自己站得正、行得端就成了，少管闲事。你爸当年不就是因为看不惯当官的一些作为倒霉了一辈子？他自己体会最深刻，我们说这些不是要你学坏，而是让你学会保护自己。我一看觉得已经没法隐藏了，只好跟他们说了自己打算到北京谋发展的事情。父母听了，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也只得如此了，鼓励我好男儿志在四方，出去闯闯也不错。

　　那天从父母家出来，我为妻子泄露了机密气急败坏。不是因为别的，只是因为父母年事已高，害怕他们担惊受怕。在公共汽车上我跟妻子大吵一架，妻子争辩道：我是想让你父母劝劝你，让你别多管闲事；你以为你是谁，管得了那些当官的？我一听更加生气了，一下子失去了理智，抽了她一个耳光。车上的人还以为我是那种粗鲁之辈呢，纷纷谴责我没有教养。事后想想，自己当时实在是不够冷静，更不该动粗，老婆也是为我好，只是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罢了。

　　在国庆节前夕我又去看望了当年的系主任，跟她讲了这件事情。系主任听了以后，对我说：“我真是高兴自己的学生里能有你这样的人，真的很难得；但你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我支持你去北京发展，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你就跟我说一声。在北京我也有很多同学，有些现在已经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到时候都能帮上你的忙。”听了这位正直而善良的老师的话，我更确信了自己的道路是正确的。我非常感谢我的父母，我的老师，以及很多原本素不相识的网友，他们在我处境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了我，给了我最可贵勇气和鼓励。

　　当最初的激愤平静下来，并且从北京转了一圈回来以后，我又认认真真地考虑了个人的前途，觉得还是留下来更好。因为我是在这里摔的跤，我必须从这里站起来以表明自己不是一个弱者；另外我的父母和妻子都在武汉，我一个人舍家而出对他们也不好。我也认真地反思了自己的所作所为，觉得自己以前犯了几个毛病：一是浮躁，下车伊始就喜欢呜哩哇啦地放炮，认真深入、经得起推敲的思索很少。二是行文风格幼稚，不注意保护自己，本想揭示社会现实，却变成了几乎指名道姓的人身攻击，也难怪人家勃然大怒要报复。三是喜欢炫耀自己，把自己的照片挂在网上，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这个人；其实人的价值并不在于自己一定要捞取什么名声，而在于自己为社会究竟贡献了什么。四是没处理好发表政见与工作的关系，占用工作时间写文章上网。

　　通过这些反思，我重新确定了自己的位置，从二○○○年十月份以后开始很少上网了，多半在读书与思考中养精蓄锐，打好基础，蓄势待发；同时，我以非常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手中的工作，务求把工作做到最好。二○○三年我们公司做了一个大的业务，进行了前后十次的谈判，光形成的业务报告就有四十万字，各种表格一千一百八十多个。为完成这笔大业务，大半年时间里我玩命地工作，写报告写到夜以继日，困了就躺下就睡，饿了就三下两下扒拉几口饭。终于，这份公司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份业务报告及时通过了上级审核，该业务一锤定音。年终总结时一统计，整个二○○三年，我写的各种报告累计超过了一百万字，还要经常出差到各省的国有企业去调查、研究和谈判。因为长期伏案写报告得不到休息，我累出了颈心综合症，整个背部整日酸痛。最紧张的一段时间里，我每分钟心跳达到一百二三十次，只得靠服用倍他乐克降低心跳次数。

　　这样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成果自然得到了上级和同事的肯定。本来二○○一年我就被所在的部门全体工作人员一致评为“先进工作者”，但上报到领导那里，领导虽然也觉得我工作不错，但上一年出了那样大的事情受了处分，今年又一下子评个“先进工作者”，有些大起大落，于是没有批准，只好做了我的思想工作以后压了下来；二○○二年我再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领导又压了下来；到了二○○三年我再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这次领导放水了，一下子领回四个鲜艳的荣誉证书：先进工作者、最佳工作报告奖、目标管理先进个人、目标管理先进集体。二○○三年我成为公司内得到荣誉最多的人之一。

　　在做好自己本职工作的同时，我又开始动笔写文章。这时我写文章已经改变了以往浮躁的毛病，厚积薄发，力求每一篇文章都做到“一鸣惊人，掷地有声”。我写的文章分为几大类：一是针砭时弊、为中下层民众呼号的文章，如《教育产业化，丧钟为你而鸣》、《反击医疗产业化――医院黑幕》（在一些网站被转载时改名为《中国最肮脏的产业》）、《著名主流经济学家毕B•A访谈录》、《这样的生活，我们还要忍受多久》、《一个歹徒和一个富翁的诞生》、《危险边缘》等；二是抨击专制独裁，呼吁民主的文章，如《朝鲜，一个冬天的童话》、《极权主义：过去、现在和未来》等；三是对苏联解体这一历史事件进行分析总结的文章，如《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时代》、《红星陨落之谜――论苏联改革失败的历史教训和对中国改革的借鉴意义》、《要么生存、要么灭亡――论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困境和出路》；四是理论探讨文章，如《阶级属性、阶级斗争与民主》、《论当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答香港青年共产主义者》等。

　　我写的这些文章，多是动辄几万字的长篇。本来工作就忙，写文章就只好见缝插针了。尽管我这些年练就了打字本领，但由于全靠挤时间写作，通常我写一篇从构思到完成需要一个月甚至几个月时间，最长的如《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时代》则写了两年零六个月。恰在二○○一年以后，我父亲查出来患了多发性骨髓瘤，我还要经常回家照料父亲。面对繁重的工作任务和罹患不治之症的亲人，我依然不愿放弃写作，只好牺牲了一切能剩下的时间用以写文章。没有时间休息，没有时间娱乐，每天下班匆匆扒拉两口饭就进书房写文章。这就是我现在的日常生活。

　　如今，写文章已经成了我生活中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每当我看到自己的文章被人们竞相转载、传诵一时，我就会产生出一种舒畅的感觉。不是快乐，是舒畅，因为面对中国的现实，我很难说自己还有什么真正的快乐；而这些话我如鲠在喉，不说不行，说出来，并且引起人们的强烈共鸣，自己就舒畅了。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既然我已经选择了这条道路，就要义无返顾地走下去。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

　　　　　　　　　　　　　　　　　　　一、求职之路

　　从小到大，我一直都在梦想着去首都北京去学习、工作。然而由于命运的阴差阳错，我到武汉上了大学。因此，大学毕业前夕，我非常想借机去北京发展。恰好我叔叔在农业部一所院校里工作，他当年在北京农业大学的同学已经当上了农业部的副部长，叔叔跟那位老同学谈了我的情况后，人家也挺愿意接收我这个大学生，北京又一次向我招手了。

　　但是当时我已经有了女朋友，她家里无权无势，也没有什么社会关系。我们心里都清楚，我可以去北京，但我的女友毕业时是不可能进北京的。那样，我们之间也就没戏了。在经历了是谋求个人的发展，还是留下来与女友在一起的痛苦抉择之后，我还是选择了留在武汉。我母亲也尊重我的感情和选择，于是一九九五年三月我开学不久就来到武汉，为我找工作而奔波起来。

　　我们家在武汉没有什么社会关系：我大伯已经离休多年，而且没有什么官场上的朋友；我堂兄只是一个下岗工人，也无权无势。我找到工作，一是凭自己的特长，二是凭运气，三是靠堂兄和一些好心人帮忙。我堂兄所在的那个单位里有个技术员，姓高，跟我堂兄关系非常好；而高技术员又跟他们单位原来的一个工程师关系比较好；这位工程师姓文，后来调到G银行当了一个处的副处长。于是，通过这个拐弯抹角的关系，我们找到了文处长。

　　文处长是个相貌堂堂的知识分子，人非常和善。那天我堂兄和高技术员领着我母亲和我到了文处长家里，说明来意以后人家并没有因为不认识我们而表现冷漠，反而非常热情、细致地问了我很多情况。去文处长家那天，我还特意带了我从娜塔莎那里暂借出来的《А　зори　здесь　тихие……》和《关塔那摩》两幅画给文处长看。文处长见了我的画，觉得挺不错的，就答应向人事处推荐一下，并且指点我们，还要找一下人事处管干部的段科长。

　　第二天，我们按着文处长的指点，带着我的画来到了段科长家。段科长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人，相貌很忠厚。他听了我的情况以后一边不断点头，一边上上下下地打量我，眼中似乎流露出一种赞许的目光。段科长向我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正好前些天储蓄处的孙处长说，行里缺一个会美术的人搞储蓄宣传，我的绘画特长兴许能用得着。临走时，段科长要我把就业推荐表和画作留下，拿到人事处给处长看看。从段科长家里出来，我和母亲都非常高兴，觉得真是运气好，自己的特长正好有用武之地了。

　　段科长把我的画拿到人事处给大家看了以后，大家都觉得我的水平不错。后来我们又去段科长家时，段科长就通知我们，大家对我反映不错，特别是其中的一个处长助理（【注】处长助理是正科级行政级别，一般都是比较能干的年轻人担任，是正科到副处之间的一个过渡，代行副处长职责），姓赵，对我的画很是欣赏，希望见见我这个人。第二天我就按着约定去了G银行，先找到文处长，文处长又带着我们到了人事处，见到了正在伏案工作的赵助理。

　　赵助理是个面容英俊的年轻人，虽然个子不高，但举手投足透出一种沉稳和干练。赵助理询问了我的一些情况以后，又把我引见给处长。人事处长只是简单问了我几句，就让我回去听消息。从处长那里出来以后，赵助理要我把画先拿回去。临走，叮嘱我说：你画的不错，下次复试时行长要亲自挑选，一定要带上你的作品当场展示给他看，让他留下你不同于其他人的印象――这才是最重要的！虽然赵助理那天没有对我说任何有把握的话，但凭借直觉我感到自己给他们留的印象是很不错的。

　　我在学校里时，曾经得罪了一些政工人员。当时学校里的很多政工干部闲的无聊，也没什么本事，就喜欢整学生来突出自己的工作成绩。那时我还是学生干部，他们起初经常问我一些学生的动向：谁说过领导坏话啦，谁谈了恋爱啦，谁半夜不归啦之类的。我这个人向来不喜欢溜须拍马，也不喜欢打听别人隐私再去打小报告，更不喜欢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因此碰到这种情况，我一概是一问三不知。此外，我对这些一没水平，二无人品的政工人员打心眼里瞧不起，自然私下里经常流露出对他们的蔑视。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我不喜欢打小报告不等于别人就不打小报告，于是我的一些话被某些人添油加醋地汇报上去了。

　　我得罪最深的一个政工人员就是当时我们的辅导员。这个辅导员是我们原来的辅导员下海经商后调来的，工农兵大学生出身。他来了我们班以后，立刻显示出当年搞阶级斗争的本领：拉一派，打一派。拉的是学生干部、家里有当官的背景、学校子弟；打的是没背景没后台的一般学生。起初他还拉过我，结果我不但不买账，而且曾当面对他这种行为表示了深深的厌恶，背后也多冷嘲热讽，结果被人汇报上去了。此后两年多时间里，他每日琢磨的就是如何报复我。很快他以我英语在大学二年级没过四级为理由，动员系里撤掉了我的学生会宣传部长职务。其实这完全是公报私仇：我们学生会的主席本人当时就没通过四级考试；我干宣传部长期间，我们系的宣传工作是全校搞的最好的，特别是财政部来学校检查工作期间，我主笔搞了宣传汇报墙报，给检查团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系主任对我的工作也很满意。不怕得罪君子，就怕得罪小人，系主任公务繁多，有这么个没事找事的人在一边不断地嚼舌头，系主任也就没有什么话说了。

　　要命的是，学生分配大权就掌握在这些人手里。那时我们还在上课，有一些用人单位来到学校挑人，就由政工干部决定叫谁去面试。那些平日里溜须拍马的学生，或者那些老子当官、政工干部力图巴结的学生，往往是优先考虑对象。这些人水平往往不高，经常白白浪费工作机会：这个学校挑不到合适的人选，用人单位自然就到别处去了。我母亲知道小人不好惹，在分配前还专门买了礼物看他，结果辅导员收了礼物，却依旧没安好心。

　　后来，G银行也到我们学校挑人。其实当时G银行人事处我们早就去过了，人家对我反应都很好。但是辅导员公报私仇，人家挑人时竟然不通知我去面试，只挑了几个他“欣赏”的和有老子当官的学生。那次见面会G银行是赵助理和段科长一起来的，当时一看这一帮学生里没有我，就问在场的辅导员我到哪里去了。那个辅导员心肠真是坏，说：我们有比他好的多的学生，干吗要找他？他成绩很不好，经常是全班倒数第一名；也很不守纪律，经常犯错误。其实这个人是信口雌黄，我在一、二年级的基础课确实不好，但到了三、四年级专业课没有了数学，也比较用功了，多数功课的成绩还不错呢。不过，赵助理倒是没有相信这个人的话，就说了一句：“我们看中的是才干，不是学习成绩，我们也知道大学里的学习成绩是怎么回事。”结果，那次见面会到底是没有通知我参加。

　　令辅导员失望的是，在G银行举行复试的时候人家仍旧叫我去了；而他们热衷推荐的那帮学生，倒是有好多连复试的机会都没捞着。那天复试是行长亲自参加的，复试的学生大概有二、三十个，除了我们学校两三个以外，还有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的大学毕业生。我的印象比较深的是两个：一个是武汉大学的女生，学法律的，气质还不错，能言善辩、咄咄逼人，结果把行长不接收她的理由一一驳得体无完肤；另一个是跟行长乱攀亲戚的男生，说自己的姐姐、哥哥都是G银行的，自己也想来。结果，两人都落选了：前一个女生因为锋芒太露，引起了行长的不快；后一个男生则因为那时银行正好要搞“亲属回避”，不走运地撞到了枪口上。

　　不知道是不是人事处的同志有意安排，我是最后一个发言的。当别人发言时我心里默默地揣摩行长的好恶，以及别人发言的得失利弊。因此轮到我发言时，我用了不高不低、不卑不亢的调子，扬长避短地介绍自己，话也不罗嗦，行长听着不住地点头。然后，我看见赵助理在向我使眼色，知道自己该给行长留下印象了，就打开了自己的那两幅画作。听了几十个人内容基本雷同的发言而感到有些倦殆的行长一看，来了点精神，说：“喔，画的不错。”接着，又问了我几个无关痛痒的问题。那天面试结束我临走时，赵助理对我悄悄地说，你今天表现不错。

　　没过几天，我就得到消息，人家已经决定录用我了。刚得知这个消息时，我和母亲欣喜若狂，没想到竟然如此顺利。本以为这下可以好好轻松一下了，可是赵助理却在半个月后通知我到人事处实习。我在那里实习了一个月，每天工作很勤恳，给大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终于有一天赵助理问我：你想不想留在人事处？分到二级分行和支行去一下子就会被人海埋没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露出头，你最好还是能留在人事处。我说我当然想啦。赵助理又想了一下说：你刚来就到人事处不太好，还是先到个城区支行锻炼一下，找个机会再把你调上来。就这样，我在报到后被分到A支行。

　　辅导员背后使坏的事情，当时我还一直蒙在鼓里。后来我调到人事处以后，已经成为同事好友的段科长跟我谈了这件事。并告诉我，当初决定让我到人事处实习，就是因为对我不放心，先弄到身边观察一下这小伙子是不是真如那个辅导员所说那般顽劣。反正如果发现人不好，那么没报到之前是可以退回学校的。结果，我反而给大家留下了厚道、勤奋、塌实的好印象，因祸得福。这恐怕是辅导员当初始料不及的。

　　那个工农兵辅导员虽然害我未能遂愿，但是害了班上其他几个既没门子、又不愿意听从他的差遣的学生。班上有一个山东来的男生人特别老实，但就是成绩不好，大学里搞了五、六门补考，没拿到学位证书。当时金融部门俏，这位同学自然挤不进去；而到大学里当老师则是最差的选择，那个同学就巴望着能够留在武汉的学校里当老师。一天武汉工业大学来学校挑人，跟那位同学谈了一会儿觉得这人挺老实，就打算收他的毕业生推荐表。谁知道这个辅导员却在旁边补充了一句：他没有拿到学位证。就这么一句话，人家就不要了。这个同学回来后对他恨得咬牙切齿，但也回天乏术，最后被广东湛江一所中专挑去了。对于这位辅导员的所作所为，我直到现在还都不明白：人心为什么可以这么坏？

　　那些帮助我的文处长、赵助理、段科长，跟我都是素昧平生。然而他们却对我这个外地来的、无根无基的穷学生能够如此帮忙，真是我三生有幸。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如果说在我一生所得到的恩情中，父母养育之恩是第一，那么他们的知遇之恩就是第二。为此，我一生一世都感激他们。

　　　　　　　　　　　　　　　　　　　二、A支行

　　母亲在我的工作完全定下来了以后，才放心地回家去了。临走，她还专门到位于汉口岱家山的福利院里看望了我的祖母。前面提到过，祖母在我母亲当年落难、嫁给我父亲以后落井下石，残忍地虐待当时才十几岁的母亲。但是我母亲却以德抱怨，给她买了很多礼品，有奶粉、水果、童子鸡、饼干、罐头等等。祖母心肠太坏，多年来几个子女谁都不愿意去看她一眼，此时我母亲去了，又带了这么多好吃的，她自然十分高兴。然而，只一会儿祖母就故态复萌，指挥我母亲为她干这干那，要解手时甚至连近在咫尺的厕所都不去了，要我母亲给她倒便盆。其时，我母亲和祖母相比，早已经由弱变强，但母亲依然满足了祖母提出的一切要求。当时母亲心想，祖母这个人虽然坏，但毕竟是个老人，晚辈的义务该尽还是要尽的。临走，母亲又给祖母留了几百块钱零花。

　　一九九五年七月，我到分行人事处报到以后，就分配到A支行。分配时人事处还是照顾了我，A支行是G银行系统中效益最好的一个。当然，那时的几个国有大银行都在搞粗放经营，不讲盈利只讲存款，效益好不是指银行在经营中盈利，而是存款多，个人收入高。这也是当时中国金融系统中普遍存在的怪现象，各个银行总行考核分行，都是以年底存款多少来论英雄，而不是以亏损还是盈利比高低。在这个大环境的决定下，所有的银行都拼命抓存款，特别到了年底更是为了存款余额不择手段，甚至是以答应放贷款为条件，求得客户在年底那几天弄点资金过过账。因此，那时的几大国有银行，年底的存款都一天比一天攀升，一过完元旦就马上垮了下来。中国国有银行的呆账比例奇高，与这种只顾存款规模、不讲经济效益的粗放经营方式有很大关系。

　　我到A支行报到后，单位分给我一个集体宿舍。宿舍位于汉口三阳北路（【注】现更名为澳门路），对面是个居委会，令我感到好笑的是，那个居委会的全称竟是“下三阳路居民委员会”，让我一看就想起“下三”这个词。我们的集体宿舍是八十年代修建的筒子楼，一室半一厅，建筑面积大概有三十多平方米，住三个单身汉。那个厅被隔成了一个房间，里面堆放着一位已经结婚搬走的职工留下的一些家当，平时都锁着。当时，我和另外一个刚毕业的研究生一起住在那个大点的房间里，还有一个资格老一点的职工自己住那个小一点的单间。

　　集体宿舍位于顶楼，楼上也没有坡屋顶隔热层。武汉是全国闻名的“火炉”城市，夏天温度常常达到四十度，到处都是火辣辣的，但宿舍里没有空调。以往上大学时，我每到暑假就回山西了，因此始终没有感觉到武汉的炎热，一九九五年是我第一次亲身体会“火炉”的滋味。那年夏天，女友从家里（【注】女友家在湖北省孝感市）跑到武汉来看我，因为天气太热，白天我们俩就坐在窗户旁，买了一瓶医用酒精往自己身上擦，借助酒精挥发来散热。宿舍里也没有电视，自己也买不起，于是我从学校带来的小收录机成了唯一的娱乐工具，每天听听苏联歌曲，或者是莫斯科台的广播。别看那个宿舍面积小，结构也不怎么样，但我和女友谈将来的生活时，总是说，唉，结婚要是有这么一套房子就心满意足了。

　　当时住A支行集体宿舍的有大约七、八多个单身外地年轻人。大家每天下班以后谈论的主题就是什么时候能够提副科、正科；某某人年纪轻轻就当了某某“官”，某某人因为老子是什么“官”就当上了什么“官”。总之，大家都想当“官”，都想走捷径，因为当“官”意味着实实在在的财富与权力。

　　我在A支行被分配到房地产信贷科当临柜人员，每天和支票、印鉴打交道，科里的同事都对我还不错。那时银行还没有什么服务意识，因此银行工作人员对前来办理业务的客户态度不好是常有的事情。我这个人待人比较和气，跟那些客户打交道时总是轻言细语、面带微笑，那些客户都对我挺满意的。其中有一个福建土木建设公司的老财务人员，在我调走两年以后在街头偶然遇见了我，还夸我这个小伙子和气、耐心。那时科里每个月都要向客户发回单，回单柜因为以前经过了很多人的手而早就混乱不堪了，开回单柜的时候需要一个一个地试钥匙。每到这个时候我就感到万分头痛。

　　刚参加工作时我还是一个见习生，每个月的基本工资只有三百七十七块六毛六分钱。一九九五年的时候物价已经颇贵，这么点钱肯定不够花。但当时想自己已经参加工作了，不好再向父母开口要钱，因此就只好节衣缩食：每天吃食堂只打一个素菜，再自己买点辣椒就着吃；晚上食堂不做饭，我就买了些挂面，自己在宿舍里用电炉子煮青菜挂面吃。当时正值盛夏，我也没有钱买个电扇和凉鞋，只好每天穿着皮鞋上班，晚上就睡在楼顶上。抽烟也从在学校里六块一盒的“HERO”牌，降到了一块钱一包的“画苑”牌。

　　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中秋节，我就用手头不多的一点钱买了礼物去看望原来的系主任。系主任在学校里对我挺好的，但我这个人不喜欢巴结领导，谁在任上我就跟人家保持距离，因此上大学期间我一次没去看过系主任。但如今我毕业了，就觉得也该去看看系主任了。系主任见到我很是吃惊，又很高兴。这是因为，原来在学校里屁股后面围着系主任转的那几个“好学生”，此时都找到了新工作，有了新领导，立刻就把系主任给忘了。其实，社会上充斥了这种过河拆桥的势利眼，大学也不例外。系主任那天跟我谈了好几个小时，说那些她觉得该来看她的学生一个没来，而她从来没想到会来的倒来了，可见世态炎凉。我说，在学校那会儿，我也觉得您对我挺好，但您是领导，我不好巴结；现在不同了，我参加了工作，自己挣了钱，当然第一个就要来看老师。系主任一听，直夸我有良心。此后几年，我与系主任建立了很好的关系，每年春节、五一、中秋三个节日，我都要抽出时间带上礼品去看望她。其实人家并不稀罕我带去的那价值百儿八十块的水果和糕点，人家看重的是，这个已经不再被她所管的学生所表现出的真情。

　　就这样在A支行干了三个月以后，G银行组织了一次分行系统的“金融知识电视竞赛”。由于我是刚分来的大学生，就作为我们支行的三个选手之一参加了比赛。我们几个脱产复习了半个多月，结果参赛时得了个冠军，因此受到行长的亲自接见。有当时的一张照片，照片上的我一副春风得意、踌躇满志的样子。不过，那时候自己挺穷，没有件象样的衣服，连参赛时所穿的西服都是借的。比赛后第三天，我就得到支行人事科的通知：到分行人事处报到，是“借调”。临走的那天，宿舍的朋友们围住我半是开玩笑、半是认真地说，当了官以后别忘了在基层受苦受难的阶级兄弟们哪！

　　　　　　　　　　　　　　　　　　　三、机关生活

　　一九九五年国庆节以后，我就到分行人事处上班了。我们单位人事处和组织部是合署办公的，人事处长就是组织部长。人事处主要有以下几个摊子――干部科：管干部的考核、提拔、委任、免职、调动、职称；组织科：管发展党员、党务管理；劳资科：管劳动工资、养老保险；教育科：职工教育；老干科：老干部工作。干部科是其中最核心、最重要的部门，由处长助理亲自挂帅。我被分到干部科的岗位，可见组织上对我的器重。我当然也受宠若惊，更加勤勤恳恳，也博得了处里同事和领导们的一致肯定。终于有一天，处长带我到行长那里，对他介绍我说：这个小伙子非常不错，我们已经决定正式调了。行长大人瞟了我一眼，说：好，你就看着办吧。

　　这样在借调几个月以后我正式来到了人事处，不过仍然借住在A支行的集体宿舍里。回去办理调动手续时，A支行人事科长对我说，以前你在时对你照顾不周，得罪了，别往心里去！我笑笑说，没有啊，组织上对我一直挺照顾的。人事科长又说，以后有什么需要我们这里帮忙的尽管说，我们一定想办法解决。我说，也没什么困难，都挺好的。

　　到人事处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年底到了，全行开始了一年一度的干部职工考核。根据总行文件的要求，我们花费巨大精力制作了一份长达二十多页的考核细则。这个“细则”确实名副其实，甚至细致到连谁不穿行服都要扣分。其实行服每个人只有一套，天天穿着岂不要穿成叫花子的衣服了？当然，最后这些“细则”根本没被执行，因为根本无法执行。作为变通，考核就依据五个“纲”来进行，这五条“纲”也很耐人寻味：第一条“纲”就是“是否热爱党，拥护社会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当然啦，大家都热爱，都拥护，都坚持。考核结果分成四个等级：优秀、称职、基本称职和不称职。第一次上报结果是：“优秀”的占到32%，“称职”的占到67%，“基本称职”和“不称职”的合计占不到1%。其中有个县支行，连续几年发生大案，一百万人口的大县、二百多号职工，存款余额还不足一个亿，可是居然全部“称职”，还有30%的“优秀”。处长一看这个结果非常恼火，打电话把支行行长和人事股长训了一顿。结果又报上来了新结果――变戏法般地变出了16个“不称职”！后来处长为了防止这样的事情再发生，专门发了通知：“优秀”不得高于15%，“基本称职”和“不称职”合计不得低于3%。这个“比例限制”虽然是不得已为之，但总是让我不由得想起“反右”时期限定“右派”比例的事。

　　我们处长姓廉，当时四十来岁。廉处长身体不太好，胃被切除了一部分，其他器官也经常出毛病，经常一边住院一边上班。后来曾经有人写匿名信诬告廉处长喜欢找小姐、每天喝得醉醺醺的。廉处长知道以后淡淡一笑，指着自己对我说：“要说我玩小姐，喝得酩酊大醉，那实在是太抬举我了，说实话我还倒是真的想喝醉一回看看究竟是么样呢，但我总得有这个身体吧？”看着处长那瘦骨嶙峋、病病歪歪的样子，我也被这封可笑的诬告信给逗乐了。应当说，廉处长在我工作十年里接触过的干部里算是相当不错的。那时他家住得远，行长专门配给他一部轿车，但是他不坐，每天按规定坚持挤公共汽车，结果有一次下车时摔骨折了腿。另外也从不洗“桑拿”、搞“保健按摩”之类的名堂。但是我觉得他在这种干部体制中是无能为力的，有时也不得不违心地做一些事情。

　　不久以后全行系统又搞职称评聘，各下级行给我报来一大堆材料。根据上面的文件精神，职称聘任的原则是“择优聘任，宁缺毋滥”，可是这些人与我从来都未曾谋面，更谈不上了解，我怎能知道他们究竟是否“优秀”呢？只好面对一大堆自我表扬的材料来筛选；至于“宁缺毋滥”，那更是我所不敢做的，因为职称问题本来就是直接与住房、工资挂钩的，向来都是一个敏感问题，经常为此争得不可开交，如果我胆敢“宁缺毋滥”，那大家不得把我这毛头小子撕成碎片不可？不过我还是希望能有个客观的尺度来衡量一下，就根据总行下发的相关文件依据学历、工作年限、论文数量等等几项指标编辑了一个打分标准，再依据标准来进行排序。至于这个“标准”是否完全客观公正，那只有天知道啦。不过这种方法倒是有一个好处：公开，你是几斤几两昭然若揭，在指标面前人人平等，避免了以往评职称时大家吵得不可开交的局面。曾经有没评上的找上门来，我把打分表给他一看，他心悦诚服。我很有耐心、很和善地告诉他，回去想办法多发表几篇文章，下一次您就肯定能聘上了。那人很感激，怒气冲冲地来，高高兴兴地走，临走还向我道谢。廉处长和赵助理很高兴，说我是“非常圆满地解决了职称聘任中的矛盾”，“实现了职称聘任工作的新突破”，还号召另外几个年轻人向我学习。不过在工作中我发现一个问题：全行以前聘任的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实际数目竟然比上报给总行报表上的数字超出一百多个！我向处长汇报，他盯着材料看了半天，一脸无奈地感叹道：唉，假报表、假数字，什么时候才能有个头哇……

　　处长和处长助理对我们要求很严格，上班时间不许聊天、不许看报纸、不许打游戏。我这人没事喜欢画画，无聊时总是画些涂鸦之作，被赵助理警告过一次。还有一次乘处长和处长助理不在时打游戏，结果被推门而入的廉处长逮个正着，狠狠批评了我一顿，还捎带批评了另外两个在场的年轻科长，说他们不闻不问，太不关心新同志进步了。

　　机关有个食堂，每天中午我们在食堂就餐，是份饭。我这人很挑食，有很多东西是不吃的，所以总是要求食堂师傅给我打我爱吃的菜。我刚到机关上班时，其中几个师傅给我换菜时都很不耐烦的样子。后来知道我是人事处的以后态度明显改变了，我要什么都给我加倍的给，同时还不住地夸我们：人事处的小伙子、大姑娘个个都长得……那个精神啊！

　　一九九六年春天，赵助理调到另一个单位去了。临走他跟我谈了话，他说：你很聪明，也很有悟性，牢记住一点，在单位里混，三分靠做事，七分靠做人。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赵助理年轻有为，一直是我非常佩服的一个人，无论从做人还是做事，都是刚刚踏入社会的我效仿的对象。他的离去让我心情很是抑郁了一阵子，觉得前进都没了方向。

　　那年夏天，处长让我写《人事处半年工作总结》，以往这都是赵助理写的，我觉得压力很大。但是本着责任心我还是花了一整天的功夫认真完成了，处长开会不在，我在下班时放在处长办公桌上就走了。廉处长开完会回来读了我写的《人事处半年工作总结》，觉得写的很好，喜出望外。见我不在，就写了一封信放在我的办公桌上。信中写道：“……本以为要一个星期才能写好，没想到一天就写好了；来处时间不长，就能写下如此详细而准确的流水帐，可见是个有心人，令我喜出望外，可喜！可喜……今后还要进一步加强文字功夫和业务学习，争取尽快成熟。”第二天我上班时读了这封信，感到处长既充分肯定了我的成绩，也指出了我的不足，话也说得很中肯，真是让我非常感动。

　　当时机关有个阅览室，里面有万余册藏书和一些期刊。我平时喜欢看书，总是在午休时到阅览室去浏览一下杂志和报纸，或者借一些书回宿舍读。有一天我在借书时无意中发现了一本名叫《一九八四》的书，就随手抽出来翻了翻。不朽的文字就是具有不同凡响的魔力，这本书一下子就把我牢牢地吸引住了。《一九八四》是曾经参加过西班牙国际纵队的英国作家奥威尔的传世经典之作，他用自己的经历，以幻想的笔法，揭示出貌似庄严神圣的极权主义的丑恶本质，成为热爱自由的人们刺向极权主义心脏的一枝锋利的投枪。读了这本书以后，我顿时觉得有了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后来我父母到武汉以后，我又把这本书介绍给我父亲看，父亲读了以后，跟我讲了一句话：“像，太像了，从现象到本质都很像。”

　　　　　　　　　　　　　　　　　　　四、姐姐的婚事

　　我的姐姐分配到廊坊J银行以后，一直在储蓄所里当储蓄员。到了一九九五年，有人给姐姐介绍了一个对象，姓王，是石油部某下属局的工程技术人员。小王高高的个子，长得也挺清秀，只是话太少。姐姐跟他见了几面，觉得这个人虽不善辞令，但勤奋好学，人又挺老实的，渐渐地喜欢上了他。后来姐姐跟家里打了电话说了这事，母亲就从太谷到廊坊去跟小王见了一面，也相中了这个未来的女婿。就这样，两人的婚事定在了一九九六年元旦。当时已经临近过年卖灯的关口，母亲就留父亲一个人在家招呼做灯的事情，自己到廊坊操办姐姐的婚事。

　　元旦前夕，母亲打电话过来跟我说了姐姐结婚的事情，要我过去帮忙。我就跟单位请了几天假，带着女朋友一起到了廊坊。姐姐和姐夫都属于年轻职工，没有分房子，姐姐的单位就把位于廊坊市南郊一个农贸市场储蓄所楼上的两间房子借给姐姐当新房。姐夫家里是安徽农村的，对婚礼的要求不高。但我母亲想女儿结婚只有一次，尽量想办好一点，因此整个婚礼和新房的布置都是母亲和我组织的。经过我和母亲一连好几天没日没夜的张罗，新房的气氛还真的布置起来了。

　　元旦那天我姐姐和姐夫举行典礼。典礼上，我和母亲由于为姐姐布置新房一连几天没睡觉，都累得筋疲力尽。当司仪请母亲讲几句话时，一向泼辣的母亲竟然一句也说不上来。而我脑子则昏昏沉沉的，进饭店时一下子掉到饭店大厅里的养鱼池中。等到几条鱼在我身边游来游去，我才意识到掉进水里了。被女友从水池里拉起来后，我自我解嘲地说道：“好嘛，大洗（喜）的日子。”

　　姐姐结婚后不久就怀孕了。姐夫由于单位要在新疆施工，没法照顾姐姐。到了七八个月时候，为了便于照顾姐姐，母亲就把姐姐接回太谷老家住了一段时间，原打算在太谷的医院找熟人帮忙生孩子，但到快到预产期时山西又风传闹地震，只得把姐姐送回到廊坊。那时医风已经非常败坏，医生和护士服务态度都很恶劣。此外医院的规章制度也让人不可理解，女人生孩子时不允许家人陪伴在身边。由于是头胎姐姐极度难产，医生就给打了促产针，可整整一天还是不见下来。那帮值班医生和护士把临产室的门一锁，坐在外面嘻嘻哈哈、天南海北地胡侃。无论母亲好说歹说，就是不让她进临产室看看，只好和姐夫一起守侯在临产室外面，整整一天连一口水都没顾得上喝。到了晚上六点多钟，母亲透过临产室的厚厚的花玻璃，隐隐绰绰地看到有个像姐姐的人影在蹒跚着走来走去，母亲就跟着这个人影一直到墙边。恰好墙边的玻璃有个一厘米宽的缝隙，母亲赶忙高声叫姐姐的名字，果真是姐姐。姐姐哭着对母亲说，自己感觉要不行了，肚子疼得要命。母亲连忙让姐夫跑去找一个医院里的熟人。那个熟人还真不错，也顾不得不是自己当班，跟着姐夫到临产室一看，说再不剖腹孩子就没命了，于是连忙准备手术，算是帮姐姐母子俩捡回一条命。

　　母亲照顾姐姐生孩子的时候，父亲一个人留在太谷。正好当年几个宣传队的朋友来了，父亲就到街上买了一些卤菜招待朋友喝酒。大概是卤菜有些变质，父亲送走朋友以后就开始拉痢疾。为了不让母亲分心父亲一直没告诉母亲，自己到家属院卫生所去打了几天吊瓶。谁知那个时候卫生所已经承包给私人了，大夫为了赚钱进了假药，结果延误了病情，父亲的痢疾越来越厉害，后来拉出来的都是一滩一滩的血。到了最后，父亲连去医院的劲头都没了，躺在床上已经开始出现了幻觉。幸好此时一个工友去串门，见父亲躺在床上已经濒死，赶紧把父亲送到晋中地区第二医院抢救。

　　也许亲人之间有心灵的感应，母亲在廊坊有一天梦到家里的房子塌了。醒来一想，房子塌了是伤及老人的意思，可家里谁是老人呢？当时外公、外婆、祖母都已经去世，家里唯一的老人就是父亲。母亲想到这里，赶紧给家里挂了个电话。接电话的却是邻居，先说父亲去医院了，下午回来。母亲听了，还是不放心，下午又挂了个电话，此时接电话的却是工友吕叔叔。吕叔叔对母亲着急地说：赶紧回来吧，老国不行了！母亲一听，放下电话收拾了行李，当晚就坐火车回到太谷。在母亲无微不至的照料下，父亲才算捡回一条命。

　　　　　　　　　　　　　　　　　　　五、祖母去世

　　上大学那几年，尽管我就和祖母在同一个城市里，但因为祖母的那些恶行，我从来都没有去看过她一次，到上班以后也依然如故。祖母当时住在汉口郊区岱家山的一个敬老院里，子女每月出钱交纳管理费和伙食费，余下还有一两百块钱作为她的零花钱，看病则另外出钱。大伯年纪大了，也不愿意见祖母，就由已经下岗在家的堂兄每月去看望她一次，给她送钱或者买点零食。一九九六年的冬天特别寒冷，一月份的一天，我堂兄到我单位找我，对我说祖母去世了。

　　虽然祖母活着的时候我不愿意见她，但作为晚辈该尽的义务还是要尽。于是，我和堂兄来到敬老院料理祖母后事。我们来到祖母房间里，看到祖母死在床上，半张脸上都是已经凝固的血。见我有些疑惑的神色，敬老院的工作人员连忙解释说祖母是大小便失禁，夜里屋里太冷冻死的。不过，我也并不打算深究。

　　我打电话给父亲通知了祖母的死讯。所谓儿不嫌母丑，父亲一接到电话就哭了。母亲闻讯也哭了一场，不过母亲不是哭祖母的死去，而是哭祖母这个人太坏，本来儿孙们都很孝顺，但硬是没办法跟祖母生活在一起尽尽孝心。母亲一边哭，一边给祖母缝制了入殓用的内衣内库，交给父亲捎过来。

　　父亲风尘仆仆地赶到武汉，我到汉口火车站接他。一见到父亲，我就觉得有些心酸。父亲六十多岁的人了，每天还要焊十几个小时的灯，几个月都不理一次发，花白的头发乱蓬蓬的有三、四寸长；脚上的皮鞋还是我上高中时买的，又脏又破。祖母火化那天，只有父亲、堂兄和我三个人去火葬场送她。在进炉之前，父亲哭着给祖母跪下磕头。我本来不愿意给祖母下跪，但为了父亲，我也给祖母跪着磕了几个头。当时我也流了眼泪，不过这眼泪不是给祖母流的，而是觉得父亲母亲一辈子生活得真不容易，做儿女的一定要好好孝顺他们。

　　办完祖母的丧事，我就带着父亲理了发，又带着父亲上商场里买了一双三百多块钱的“森达”皮鞋，几乎相当于我那时一个月的见习工资。父亲嫌这皮鞋太贵，但我硬是买了。父亲喜欢吃酥糖和麻糖，我就给他买了好几斤给他带回家吃。晚上，父亲和我一起挤在我宿舍那张窄小的单人床上，父子俩一谈就是大半夜。后来父亲回家以后，高兴地跟母亲说，儿子长大了。

　　祖母的几个子女都恨祖母，在她死后谁也不来看一眼。于是，一九九八年父母跟我到武汉落户以后，给祖母扫墓、交骨灰寄存费的事情全都落到我们家头上。到后来我父亲患了多发性骨髓瘤没法动弹了，就由我母亲给祖母扫墓。祖母当年虐待我母亲是最凶狠的，最后却只有我母亲来祭奠她。二○○一年夏天大伯去世，按照家乡风俗前辈不葬，后辈是不能葬的。于是，也是我母亲，把祖母的骨灰带到了汉口龙王庙，为她烧了纸以后把骨灰撒入滚滚长江之中。一九四八年祖父的骨灰失散在南京，如今祖母的骨灰从又武汉顺流东下，也算他们二人在九泉之下可以相聚了。

六、房子的故事

　　到了一九九六年，我和姐姐都已经上班，而且每月收入都有一千来块，在当时已经算不少了。父母二人在家里做了几年灯笼，手里也攒了几万块钱。渐渐地父母年纪大了，想老了有个依靠，就打算跟儿子到武汉落户。那几年房地产行业不景气，有一天母亲一边干活一边听收音机里说武汉的商品房最低价只要七、八百块钱，就打电话说想在武汉买房子，让我找找有没有这样的房子卖。

　　其实我们银行就有一个房地产公司，我首先打电话问人家。可是行里房地产公司开发的商品房都位于市区，一个平方米最少的也要一千二百块。我一听，觉得我们买不起。于是，人家跟我推荐了武汉市西郊的吴家山，让我到那里看看，那里的房价是武汉市最低的。

　　吴家山原来是一个农场，后来渐渐发展成郊区小镇，并且设立了一个台商投资区，有统一、百事可乐等企业进驻。我去吴家山那天，坐公共汽车特别的顺利，从位于三阳北路的宿舍到吴家山一共只花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一到吴家山，我就觉得这里的建筑挺新的，造型也还可以。一问价格，果真是每平方米七八百元。我打电话通知了母亲来武汉看看，母亲一见这房子，也满心欢喜，当即就付款跟人家签了合同。

　　我们家买的这套房子位于西郊公园对面，当时也是吴家山的最边上，再往西就是菜地了。这套房子是七十九平米的两室一厅，七楼，也没有物业管理，总价五万五千块钱。房子买了以后，我们又花三千块钱买了一些廉价的家具，把这里布置得像一个家。母亲这辈子第一次住上有独立厨房和卫生间的房子，高兴得晚上也睡不着觉，半夜三更的还打扫卫生，把地拖了又拖。当时过年卖灯笼的钱还没有结清，母亲还要赶回去结账。临到走时，母亲好几次下了楼又上来，打开门看了又看，久久不忍心离去。

　　一个月以后，父母又来到武汉，住进了我们的新家。那年我父亲过六十一岁生日，生日那天我堂兄全家和我女朋友都来给父亲祝寿，母亲做了满桌的好菜，一家人别提多快乐了。晚上，我坐在客厅的椅子上看着卧室柔和的灯光和刚刚装上的窗帘，心里喜滋滋的，觉得生活真是美好。

　　一九九六年和一九九七年，父母都只在武汉住了一个来月，随即就返回山西做灯笼去了。我每天下了班就回吴家山的家中。这个时候我才发觉吴家山有多远：五点半下班，七点多才能回到家里。自己动手煮一碗挂面，吃到嘴里已经八点多了，吃完了就要倒头大睡，第二天六点多还要起床赶公共汽车上班。尽管如此，我还是喜欢回吴家山的家里，这里毕竟是我自己的家。只是到了冬天，天亮的晚，我才搬回集体宿舍住上一段时间。

　　到了一九九八年，全国最后一次住房改革，在与女友突击领了结婚证以后，我分到了位于汉口高雄路的一套两室一厅，交了五万多块钱。由于女友在学校期间我把相当一部分工资补给了女友做生活费，加上她找工作时花了不少钱，到分房子时我手里只有八千多块的积蓄。由于连续两年生意不好，父母手里当时也没什么钱，但还是支援了我三万块。我又向同事借了一万多块，才交足了房款。我分到的房子位于汉口西马路垃圾转运站旁边，是个一楼。由于紧挨着垃圾站，那里环境非常差，到了夏天垃圾转运站的垃圾发酵，整个院子里臭气熏天，蚊蝇孳生，老鼠成堆，根本就不敢开那边的窗户。由于手里没钱，也就没有装修，安了防盗门防盗网就住了进去。那时正是大热天，我白天还要上班，父母就来到我房子里打扫卫生，一干就到半夜，饿了就炮点方便面吃。

　　我买的家具也是那种便宜货，全部都是劣质刨花板外面贴水曲柳花纹纸。一九九八年长江流域发生了大洪水，我买回家具和电器之后才十多天，武汉下了一场百年不遇的大雨。由于当时长江水位比地面还高好几米，雨水根本排不出去而形成内涝。高雄路一带地势比较低洼，我又住在一楼，因此在劫难逃。那天夜里，我眼睁睁地看着大水一寸一寸地往上跳，却一点办法也没有。后来我赶紧给一个跟我很要好的大学同学打了个电话，那同学过来帮忙，在家门口用沙土和编织袋筑了个堤坝。但是，这种堤坝根本对付不了铺天盖地的暴雨，水还是从墙面的裂缝和下水道里渗了进来。第二天早晨，家里的水已经有十多公分深了。我们把电器用砖头垫起来，家具太重就没办法了。雨还没有停，水位还在一点点升高，眼见被垫高的电器也要被淹了。幸亏这时妻子单位的一个处长带着十来个武警过来，把我们的电器和衣物扛到了二楼一套敲光了墙面、正打算装修的房子里。晚上，妻子和我坐在二楼那家装修用的沙堆上，看着满屋随意放置的家什和楼下的大水，妻子忍不住靠在我肩膀上哭了起来。我劝她道：“哭什么呀，这种经历别人想遇都遇不上呢！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这点损失不算啥，咱们早晚能再挣回来！”

　　那次暴雨中我们院子里的积水达到齐胸那么深，家里的积水也有四十公分深。几天后洪水退去，我清扫房子里的淤泥和垃圾时，在屋里抓了几十条小鱼和一只小乌龟，都被我用桶装起来放生了。还有一条水蛇困在封闭的阳台里，被我小心翼翼地用铁锹铲了出去。我的那些劣质刨花板家具被水一泡，全都变形发霉，还生了不少说不上名字的虫子。家里的墙上，印有一条清晰的水线。从此之后，我们全家对这套房子极端厌恶，总是巴不得早点搬走。

　　俗话说一失必有一得，一九九九年妻子单位在汉口北郊买了一块地搞商业集资建房，可以靠公积金贷款缴纳百分之八十的房款，自筹六万元现金付首期即可。恰好一九九九年我们家卖灯笼挣了七万多块钱，是我们家有史以来挣的最多的一年，于是轻松地交了首期，买了一套一百九十平米的大房子。当时全家人为了这套房子都很高兴，每到星期六星期天，总是一起到工地上看。然而单位做事总是慢吞吞的，这房子盖了四年才竣工交房。

　　转眼到了二○○○年，我们又有了新的打算：把房改分的那套房子卖了，在妻子单位集资房附近的常青花园买一套两室一厅，开始由我和妻子住，等单位的集资房盖好就转给我父母住。这样，双方住的近一些，以便有个照应。此时房价已经开始上涨，常青花园的住房价格从原来的每平方米八百元涨到了一千六百元。我父母拿出了七万，我拿出卖高雄路房子得来的七万，一起凑足房款买了一套八十平米的两室一厅。二○○一年初新房子交付使用，我立即就请人来装修。

　　给我们装修的那个人是熟人介绍的，姓彭，长得矮小而猥琐。我们是第一次装修，没什么经验；我和妻子白天都要上班没时间，而父亲当时已经开始原因不明地频频发烧腹泻，母亲照顾父亲也没有时间监督。这个姓彭领着我们去买材料，装做跟人家讨价还价的样子，实际上我们买回的材料都是高价，姓彭的在里面吃回扣。由于没人监督，姓彭的用材料极其的快，八十平米的房子光木芯板就用掉一百来张，那些木芯板堆在房子中央有一人多高，真不知道他都用到哪里去了。后来二○○二年我在武昌新买了一百五十平米的房子找正规公司装修，却只用掉三十多张木芯板。其他的材料如油漆、榉木面板也耗费极快。

　　姓彭的实际上根本就不会装修，找来干活的那些师傅都是他们村里的农民，地上砌的瓷砖还不到三个月就松动了，人走上去吧嗒吧嗒直响。后来我质问他，他却说瓷砖都是这个样子的，连大商场里的瓷砖都是吧嗒吧嗒响的。当时我真恨不得扯他两个耳光。给我安装的吊灯，在天花板上用冲击电钻打个眼，塞个木头片就把螺丝拧上去了事，半年以后吊灯从上面掉了下来。安下水管时，明明我买回了质量很好的PVC管子，可他竟然不会安装，就用洗衣机那种软管对付，热水一冲，软管马上就变形堵塞了。这下水道一直成了我们家头痛的问题，污水经常溢出，把木质的橱柜都泡变形了。后来在清理橱柜下面的污水时，我们把橱柜底部锯开后居然从里面掏出了姓彭的他们以前吃剩的馊饭、一次性碗筷，甚至还有一只破鞋。

　　买装修材料的时候需要经常请一些搬运工，不知为什么这些搬运工在建材市场通常被称做“兔子”。但我觉得这个称呼有辱人格，因此不叫他们“兔子”，而总是叫“搬运工”。我是北方人，不太喜欢罗里巴嗦地讨价还价，一般是“兔子”说什么价钱就按什么价钱。有好几次，那些“兔子”自己开口报价，等到了家里就说吃亏了，要求再加钱，否则就走人。第一次我无奈之下就给了，后来发现不少“兔子”都如法炮制，才明白这是“兔子”们划拉钱的手段。于是我不但不给加钱，而且还声色俱厉地将其臭骂一顿要他们马上滚蛋。我一狠，这帮“兔子”就老实，还是乖乖地搬完走了。二○○二年，我母亲到汉口火车站提货，由于“大跃进”时候累成了关节炎，母亲年纪大了以后左腿不利索，难以负重上楼，就在火车站找了个“兔子”。母亲让他看了看这十件灯笼，每件有三十斤重，搬上二楼。“兔子”说得给十块钱，母亲一听十块钱虽然贵了点，但也不想再为省个一块两块的再去找人，就让那个“兔子”跟着车来了。结果那个“兔子”搬了几箱，见只有我母亲这个一瘸一拐的老太太，就立刻乘人之危现场加价要三十块，否则不搬。我母亲一听，觉得这简直就是敲诈，心一横让他走自己搬。这家伙走了几步，竟然还有脸回来跟我母亲要十块钱，说是先前搬上楼的那几箱的工钱。我母亲说，你又没有搬完，凭什么给你十块，你搬了四箱，只给四块。那小子不干，就坐在我母亲的灯笼上耍赖不肯走。幸亏这时小区的保安听到争吵后赶过去，把那个“兔子”撵走了，又帮我母亲把剩下的几箱搬了上去，一分钱也不要。

　　中国的现状就是这样，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等一波波政治运动的洗礼，中国人从贪官到刁民，上上下下充满了道德沦丧、见利忘义、乘人之危、自私冷酷、言而无信、无羞无耻之辈。“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一诺千金”这些成语，用来形容现代的多数中国人实在是不合适了。中国要想真正地富强，光看GDP的增长、摩天大楼和高速公路的兴建是不行的，不找回被如同敝履般抛弃的道德廉耻，中国永远不会真正振兴，也休谈什么被人尊重。

　　不过，我在装修房子时也有意地与民工接触接触，了解一下民工的思想。有一次买的材料比较多，我雇了七八个民工。那次我没有坐到驾驶室，而是和民工们一起坐在后面货厢里，很自然就谈到了农民的现实生活。民工们向我大吐苦水，说现在村官腐败、负担很重、生活困苦。我又问：“那你们肯定过得不满意吧？”一个农民回答：“何止不满意，现在只要有人领头造反，我一定造反！官逼民反啊！”我将话锋一转，问道：“那你们在毛主席时代生活是不是好一些呢？”农民中有个年纪大的，说道：“毛主席时代，我们生活比现在艰苦些，吃不饱哇。可是，那时候当官的没有这么坏！我们饿肚子，毛主席也和我们一起饿肚子。”我问他们是不是乡亲们都很怀念毛泽东，他说：“是啊，我们那里好多人都挂他的像。”另外一个农民说：“没有毛主席，我就上不了高中！现在孩子连小学都上不起了！”我说道：“但是，你们知道你们饿肚子的时候，毛主席光吃鱼的菜谱上就有十七个菜吗？你们知道，你们家乡饿死人的时候，毛主席在武汉、韶山盖别墅吗？”农民们惊愕地说：“这怎么可能呢？听人说，毛主席那时候脚饿得浮肿啊！毛主席的女儿也吃不饱啊！”我微微一笑，先如数家珍式的背出了毛泽东在一九六一年的那份菜谱――蒸鱼卜丁、铁扒桂鱼、煎炸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烤鱼、烤青菜鱼、菠兰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虾面盒、炸大虾、咖喱大虾、罐焖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然后我说道：“你们看看老毛当时的照片，像是个浮肿的样子吗？这样，我给你留下地址，你到时候给我联系，我带你去看看在咱们这里毛主席的别墅，也是饿肚子时候建的。”农民们沉默了，看得出来我已经动摇了他们对毛泽东的神圣印象。于是我接着问道：“现在农村不是搞海选吗？当官的怎么还坏？”农民回答道：“本来我们选了村长，好的狠，我们大家都信得过，但是镇里不久把他给免了，换了他们的人，坏得狠！”我说道：“你们想过没有，这官为什么这么坏？”农民说没想过。我说：“这些当官的根本就不是你们选出来的，而是镇里指派的，他好坏、升降都由镇里管，怎么可能为你们办好事呢？”农民们点头承认。我接着说：“你刚才说了，你们自己选的人好的狠，这说明只有你们选出来的人才会给你们办事；办的不好大家不满意就不选他，把他给免了！”农民们连连点头称是，但又说：“可是自己选的还是会给上级给换掉啊！”我说：“别说村官，就是镇官、县官、省长，都由你们自己选出来，那他们还会对你们不好吗？”农民说：“那怎么可能呢？自古当官的都是皇帝任命的。”我说：“错了！在外国，当官的，就连他们的主席总统都是老百姓选出来的，都给老百姓办事，你看人家生活的多好，你说这样好不好？”农民们纷纷说：“那当然好啦！”我说道：“不要相信任何领头的，咱们自己就是领头的，什么当官的，咱自己决定，干的不好或者不老实，咱就免了他，他啥也不是！这就叫民主，不是别人给咱做主，是咱老百姓自己做主！”民工们听到我的话，个个群情振奋，那天干完活竟然不要钱，但我还是执意给了。还给我留了详细通讯地址和呼机号码，临走还对我说：“看得出你是真关心我们穷人，今后要多给我们指路啊！”不过，我以后没再跟他们联系，因为再联系，国家安全局的同志们就要注意我了。不过，这件事说明几个问题：第一，农民对毛泽东的崇拜建立在一种模糊认识和谎言欺骗上，基础极不牢固，只要把毛泽东真实的生活情况透露出来，他们的崇拜立刻会发生动摇、甚至烟消云散；第二，农民不排斥民主，他们甚至渴望民主。民主主义者只要坚持不懈地做好启蒙与宣传工作，就一定能争取到占人口绝对多数农民的支持。

　　常青花园的房子我们只住了一年，到了二○○一年我和妻子先后都到武昌上班了。常青花园离我们单位有二十多公里路，还没有直达公交车，每天二人跑得都很辛苦。此时我们已经准备要个孩子，担心每天这么跑会不利于怀孩子。于是，我俩打算在武昌租一所房子，或者买一辆车。后来一算账，租房子一个月要百，条件好一点的甚至要一千多；买车要投入十万，每月的折旧加各项费用要将近两千，十年以后还报废了。与其这样，不如咬咬牙贷款买套房子，首期付个七八万，每月还上一两千，十年以后房子还是自己的。当时我们手头有八万来块钱，又向几个朋友借了几万块钱，在武昌买了一套一百五十六平方米的四室两厅住房，离单位有六公里远，算是很近的距离了。买完以后，吸取了上次的教训，找了个正规的装修公司简单地装修了一下，连家具带电器带装修只花了六万多块。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

　　　　　　　　　　　　　　　　　　一、梦想破灭

　　一九九一年九月十日，我父母送我到武汉市Z大学报到。当时山西太谷到武汉没有直达火车，必须在太原转乘太原开往郑州的二八八次列车，再到郑州转乘京广线南下的列车。我父亲从办事处开出了铁路免票，从太原到郑州要到了卧铺，但到了郑州就没有这个关系了，只好挤乘北京开往南宁的五次特快。我在郑州火车站等车时，买了一份当天的《参考消息》，其中有一篇文章预测：半年之内苏联必然分崩离析。看了这篇文章，我心里非常难受，压根儿就没有了上大学报到所应有的那种快乐。

　　那时京广线上的火车客运非常紧张，五次特快又不实行全程对号，故而车厢爆满。我们一家三口挤在卫生间里，完全动弹不得。当时我身边站着一个扎小辫的年轻人，身上穿了一个背心，上面写着：“千万别爱我”。我看了看，弄不懂他穿这个背心是什么意思。后来才明白，这就是人们所称的“文化衫现象”。

　　按理说，武汉也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特大城市，特别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占有重要角色。因此，在我的幻想中，武汉应当是一个很气派的大城市，至少要比太原市强很多。然而火车走着走着，来到一片破破烂烂的棚户区，半天也没走完。当时我还挺纳闷，心想这是哪个县城啊，怎么这么大。结果，火车一停父母就招呼我下车，说汉口已经到了。我满腹狐疑地下了火车，看看周围的破烂棚户，别说太原，连榆次市都不如，还有些不信，怕他们下错了地方。当时汉口新火车站尚未启用，所以汉口站还是一百年前租界遗留下来的东西，好象是比利时人建造的。因为缺乏维修，建筑早就破烂不堪，显示出一片衰败景象。当看到站牌上的“汉口”两个字时，顿觉眼前发黑，心想完了，这四年要在这堆破烂里度过了。

　　武汉有个东湖，比杭州的西湖要大好几倍，风景也非常优美，只可惜缺乏人文景观，比西湖名气差远了。东湖边上有一个占地面积很大的别墅群，是毛泽东每次到武汉的下榻之处。毛泽东一生对武汉情有独钟，总是喜欢到武汉来住住，还畅游长江。别墅群里立了一块牌子，上面说这个别墅群一九六二年竣工。后来一九九七年我去杭州出差，导游也说西湖也有毛泽东的故居，还有一条地道通到杭州市区。

　　解放初期，我大伯一家落户到了武汉，到一九九一年时几个子女也都是三、四十岁的人了。我的堂兄，也就是大伯的长子比我母亲还大两岁，在长江航运管理局当工人。堂兄的妻子是他在新疆建设兵团插队时认识的，是一个回族阿訇的过继女儿。我的堂嫂故乡原本在宁夏，一九六○年大饥荒时期，全家步行逃荒到新疆。走到沙漠里，堂嫂的亲生父亲又累又饿病倒了，就对家人说，别管我了，你们要是再带着我这个累赘，一个也走不出这沙漠。妻儿老小含泪告别了这个无私的父亲，继续逃荒到了新疆，堂嫂从此再没见到过自己的父亲。到了新疆以后，堂嫂的母亲改嫁给当地回族的一位阿訇，定居下来。后来我堂兄、堂嫂都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这么认识并结婚了，到七十年代末二人返回武汉落户。

　　此时，我堂兄就住在离汉口老火车站不远的粤汉码头。我父母领着我到了堂兄家，一是跟久违的亲人见见面，二是把我介绍给堂兄认识一下，以便以后有个照应。堂兄一家三口当时住在一幢属于大伯部队的老式楼房的亭子间里，面积还不到十平方米，房子的高度只有两米，个子高点的人进去都要低着头。堂兄见到我们来了，也很高兴，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就笑了，说咱们老国家的人长得可真像，个个都是标准的国字脸。

　　第二天大伯也赶来看我们，亲人见面问寒问暖自不必说。在堂兄家住了一两日，我父母送我就到位于武昌的Z大学报到了。一进校门，我就大呼上当：这所大学面积充其量不过二百亩，里面挤满了五十年代兴建的苏式简易楼房。到体育馆前的接待站报到时，看到旁边贴了一张告示，说接到上级通知，学费由每年一百二十元上调为二百二十元。于是，等我父母交足了学费、给我留够了生活费后，身上已经没钱了。但他们没和我说，把我安顿好以后就走了。我本来要送他们去火车站，但走到学校门口母亲说，别送了，回去收拾一下，认识认识新同学吧。我站在门口目送自己的父母，母亲扭过头来，又挥了挥手说，去吧，去吧。我这才扭头回去，眼泪却忍不住掉了下来。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晚上他们因为没钱住旅店，就在武昌火车站的长凳上坐了一夜，幸亏有铁路免票，第二天才坐上火车。

　　　　　　　　　　　　　　　　二、军训琐忆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最初几年，“军训”成了给不知天高地厚的大学生们下马威的最好手段。开学典礼过后不久，我们被学校拉到位于武汉关山的一个部队靶场去军训。应当说，一开始我们还是很新奇的，因为很多男孩子都从小梦想着穿上威武的军装、为祖国建功立业。学校给每人发了一套学生军装，我们立刻就兴高采烈地穿着它上街。走到长江大桥时，守桥的武警战士看着我们虽然穿着军装，但戴的帽徽、领章都跟他们不一样，跟“老野”（【注】武警部队官兵对野战军的称呼）也不一样，以为我们是新成立的军种，还跑来问我们的番号。

　　出发那天，我们被通知要步行走三十三华里到军营。对于很多学生来说，这是生平第一次走那么远的路。那天晚上八点我们举行了誓师大会后准时出发，高举着“Z大学军训团”的红旗，排着整齐的队伍出了校园。我抬头看到高年级的学生们趴在临大街的三十八号楼的宿舍窗户上、楼顶上、阳台上向我们喝彩，他们有的敲洗脸盆，有的燃放鞭炮，有的高声尖叫、吹口哨。当时我们都以为他们是出于热情送别我们，一年以后当我也和他们一样冲着九二级学生高声尖叫时，我才明白，那是一种发泄，夹杂着自己的苦闷、压抑以及对这些幸运的不幸者的同情的发泄……

　　只走了五、六公里以后，我们的队伍逐渐混乱起来，好多人陆陆续续地掉队。等到走了一半的路程时，则已经完全成为散兵游勇了。但是我没有放弃，当钢铁军人的梦想支撑着我不停地往前走啊，走啊……直到凌晨一时到目的地。我两腿发酸，脚踝像折断了一样的疼痛。这种疼痛几乎伴随了我整整两年，我猜想脚踝一定受到了损伤。后来才知道，学校早就为本地官员子女和学校教工子弟准备好了大客车，他们只假模假样地走了几步路就纷纷以车代步了。还是应了那句话：“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更加平等”。

　　男生营房里没有床，大家都直接睡在地上铺着的稻草上。参加军训的一千多名学生组成了一个“军训团”，以系为营，专业为连，班为排。我记得我所在的班的番号似乎是“三营一连五排十八班”，教官都是驻守南湖机场的武警部队官兵。我们的排长姓陈，湖南农村来的，是个跟我年纪相仿的新兵，比较淳朴，和我们关系很好。但是我们同连的一排长是个老兵痞，也是湖南人，长着一副鹰钩鼻，上士军衔，成天歪戴个帽子，动不动就打学生，骂脏话。一排长有个绝活：能够一句话骂出三个脏词儿，比如“你他妈给老子站直啊我操！”之类的。后来搞阅兵时，全连都归他指挥，我也挨了不少棍子和辱骂。男学生挨打，可女学生吃香，教官们常常“手把手”交女生动作，晚上待在女生寝室不走。当时男女生寝室是面对面的两座大楼，一到这种时候，我们男生就趴在窗户上朝女生那边起哄。

　　当时的年轻人，一般都是成绩好的上大学，成绩差但有门子的去当工人，既上不了学又上不了班的就当兵，以求入党提干，或者在转业时安排个工作。所以，当时老百姓里流传着一句话“好铁不打钉，好人不当兵”。那些当兵的多多少少都对这些大学生们有些嫉妒情绪，经常辱骂和殴打大学生。一般的列兵、上等兵还过得去，越是到了士官，就越坏。前面提到的一排长有一次在晚上到男生宿舍晃悠，那群学生正在专心致志地打扑克没看见他，故而没站起来敬礼。一排长勃然大怒，就让那群学生面对面站成两列，互相扇耳光取乐。开始几个男生还轻轻地扇，一排长一看，冷笑着说：“哼哼，***不会扇耳光是不是？来，老子教教你们这帮孙子。”说罢，挨个把那帮学生狠狠扇了几巴掌，把其中两个都打趴下了。然后，一排长又让那帮学生继续扇，这回那帮学生不敢不用劲，互相把嘴都打肿了。我不是一排的，就站在门口看热闹，心里很不是滋味。

　　如果说当兵的对学生不好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学校的老师对学生不好就不能原谅了。老师本应是教书、育人的职业，作为老师最起码的职业道德就应当是爱护学生。然而，当时军训时随团去的那些政工人员，不但不帮着学生说话，反而在学生受到体罚时不份青红皂白地斥责学生，学生敢顶撞就给处分。有几个政工人员，专业上没有什么建树，平时在学校里没什么地位，此时当上了“政委”，“指导员”头衔，马上就觉得自己是个人物，装起大瓣蒜来。有一天晚上，睡到半夜忽然紧急拉练，等大家迷迷糊糊到了操场才知道，原来是“政委”要训话。身材矮胖的“政委”站在检阅台上，背着两手，真的跟什么了不起的大首长似的。我记得他张嘴讲话就是：“我越来越惊诧于你们的行为了，啊，来到这里不是学习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啊，竟然酗酒，啊。”其中，他把酗酒的“酗”字，念成了“凶”。我听了忍不住想笑，可又不敢，拼命地憋着，直到宣布解散才哈哈地笑出声来。学生们对这些政工人员恨之入骨，经常背后里骂他们，那个念“凶酒”的政工人员，也得了个外号叫“凶酒的”。

　　军训时，经常要以营为单位出黑板报，还搞比赛。我们那个营里，数我的画画得最好，因此就经常和另外一个字写得好的同学一起出板报。我这个人比较敬业，我们营里的黑板报设计是最漂亮的，四次评比中除了第一次以外都是第一名。每次把黑板报一抬出来，就围着一大堆人观看。那位字写的好的同学喜欢朦胧诗，总是往黑板报上写些莫名其妙的诗，我从来都没看懂过，看黑板报的人也总是讨论这是什么意思。不过，他的毛笔字确实写的好，我的画配上他的字，整个黑板报就很美观。为了这个视觉效果，写什么内容就不重要了。那时候人也老实，总是晚上别人睡了自己还熬夜画板报，白天还要去训练。其实其他几个出黑板报的人都是晚上睡大觉，白天为了逃避训练，慢悠悠地画黑板报。想想也真冤枉，干吗当时那么积极，晚上睡不好，白天站在太阳底下训练，还挨打。

　　由于大学生中有很多都是离开故乡来武汉上学的，因此思念故乡和亲人的情绪很浓。那时教官们教我们唱了一首部队的歌《车儿你慢些走》，歌词是这样的：“车儿车儿你慢些走，让我再看妈妈一眼。忘不了那一天，妈妈为我来送行，眼泪汪汪地拉着我的手说，孩儿何时返回家园……”这首歌的歌词和旋律都非常感人，我经常唱着唱着，就想起自己的父母，想起母亲临走时返身让我回去的情景，顿时就哽咽了。不但是我，其他一些外地同学也都是眼泪滂沱，连年轻的教官唱着唱着眼圈也是红红的。

　　由于思乡心切，我只要一有闲暇就马上给家里、女友和邢老师写信。当时外公病危，我每封信都要询问外公的病情，母亲总是回信说外公已经逐渐康复了，预计今年过年到我家里来；还有一次是父亲回的信，也是这么说的，我也就放了心。后来才知道，外公在我军训结束后不久去世了，父母怕我伤心一直瞒着我，父亲回的那封信就是母亲回老家奔丧时，替母亲写的。我的女友当时到了太谷二中补习，也几乎是每天一封地来信，倾诉她对我的思念，嘱咐我到了大城市千万不要变心，等着她明年来。女朋友还告诉我说，我写给邢老师的信被邢老师贴在学校的公告栏上，作为每个毕业班学生的学习教育材料。

　　在军训期间我们度过了一九九一年国庆。在国庆时举行的文艺晚会上，一位剪短头发的秀气女孩唱了一首外语歌《昔日再来》。当时并没有想到，以后又会与这个女孩之间产生一段感情。

　　到军训后期，我们终于摸到了半自动步枪。男孩子自幼都喜欢打打杀杀的，此时见了真枪，当然都很兴奋。我在打靶时练习得十分认真，无奈近视眼镜度数偏小，看靶子总是模模糊糊的，结果五发子弹只打了四十二环，不算最好但也不算坏。有一个学生把子弹全都打飞了，自己还不知道，等到看靶子的教官急匆匆地跑过来问“谁是三号靶”时，他还以为打了满环，兴高采烈地站起来等着表扬，谁知那教官气哼哼地骂道：“笨蛋！一个都没挨着靶！”顿时把我们笑得前仰后合。

　　转眼一个月的军训结束了，军训团临解散前的几天，一排的那些被一排长欺负的男生打算给那小子放点红，就私下买了几个水果刀，到山上弄了几个树枝做成木棍等凶器，准备把一排长骗出来喝酒，灌醉后给他放点血。结果人家仿佛知道这个阴谋似的，在他们打算动手的前一天夜里悄悄撤走了。一排那几个报仇无门的男生，为此很是郁闷了一些日子。

　　返校后，我们的应用文写作老师让我们写一篇军训心得，我没有写冠冕堂皇的空话和套话，而是就军训时存在的那些现象，对军训的意义提出了质疑。应用文写作老师看了，觉得写得很细致，很有说服力，手法也不错，故在上大课时当着好几个班同学的面朗读了这篇文章。应用文写作老师姓文，是个长着一副娃娃脸的女孩，比我们大不了几岁。有一次上课时，她曾让我们把自己以前读过的文学名著列个单子交给她。那时的大学生在高中阶段一般都忙于准备高考，课外阅读面普遍狭窄，要么写不出几本书的名字来，要么写些武侠言情小说的名字；而我在辍学的半年里看了不少书，就写了一个长长的、自己阅读过的俄苏文学书目单交了上去。后来又上课时，文老师一走上讲台就问：“请问哪位是国亚同学？”我不知道老师是什么意思，左顾右盼、犹犹豫豫地站了起来。文老师拿出了我交上去的那份书目单，又问：“请问，你在高中时真的读过这些书吗？”我一看是问这，也就放心回答道：“是，都读过。”文老师笑了，让我坐下后对班上同学说：“能在高中读完《战争与和平》和《静静的顿河》的人，我教过的学生里还是头一个呢，怪不得军训那篇文章写的那么好。可见，想提高写作水平，阅读名著是非常重要的。”

　　　　　　　　　　　　　　　　三、《登记结婚》

　　从靶场回到学校以后，我们又休整了几天。在这几天里，学校的政工人员每天给我们上政治课，对我们这帮“Freshman”（【注】Freshman是英语，是高年级学生对大一新生的称呼）敲警钟。其中，有系党总支正、副书记，说一口“武汉普通话”，把花花世界说成“花花世盖”，形容有些大学生不注意形象时，则说“有些人吊儿郎当，跟个工人似的”，仿佛工人的形象就应该是吊儿郎当。并警告我们这样做也会犯错误，那样做也要给处分，我们回来后就送了他们两个每人一个外号：一个叫“犯错误”，另一个叫“给处分”。

　　在此期间，系里由学生会出面，组织我们新生联欢，要我出个节目。我想了想，就自己编了一个小品《登记结婚》。那个小品以文革初期两个红卫兵登记结婚为背景，所有对话全部引用毛泽东语录。那个小品的情节是这样的：

　　（背景：婚姻登记处，一个造反派正在活学活用毛主席语录，背后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标语）

　　造反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我们婚姻登记所也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从万恶的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当权派手中，夺得了婚姻登记的大权，使得婚姻登记所重新回到了革命人民的怀抱。现在，我们要根据林副统帅的指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使得婚姻登记所变成无产阶级的战斗堡垒，反修防变。什么？说重了？婚姻登记所不重要？否！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是生产力的最积极、最革命的要素，只要有了人，是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地。婚姻登记所就是管人的再生产地，怎么能说不重要？

　　（此时，两个身穿黄军装的红卫兵手挽手坚定地走上前台，男的手中还拿着一张卷起来的纸，二人来到桌前，对造反派怒目而视。造反派见状，忙放下毛主席语录）

　　造反派：加强战备，准备打仗！你们来这里有什么目的？

　　红卫兵（合）：要斗私批修！我们来登记结婚。

　　造反派：在阶级社会里，一切都会打上阶级的烙印。你们都是什么成分？

　　红卫兵（男）：亲不亲，阶级分，三代工人。

　　红卫兵（女）：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五代贫农。

　　造反派：（抽出一张表格）为人民服务，多大年纪？

　　红卫兵（男）：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明年十八岁。

　　红卫兵（女）：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后年十七岁。

　　造反派：（把表格往桌上一放）胡闹！一个十七，一个十五，就想登记结婚？

　　红卫兵（合）：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最后胜利！

　　造反派：抓革命，促生产，你们的事情我不管。

　　红卫兵（男）：（手模仿京剧动作）现在革命形势一片大好，

　　红卫兵（女）：（同上）各地造反派纷纷夺权，

　　红卫兵（合）：为什么这里还是封资修在掌权？！（二人做怒目而视状，手一齐指向造反派）

　　造反派：（帽子一摔，站起来，叉着腰）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你们小小年纪，不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去造反夺权，玩什么小资产阶级儿女情长，必须坚决地批倒，批臭。

　　红卫兵（男）：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是生产力中最革命，最积极的因素。

　　红卫兵（女）：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

　　红卫兵（合）：我们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在战斗中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却碰到你这个反动派妄图开历史的倒车，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造反派：反对自由主义！

　　红卫兵（合）：蚍蜉撼大树，可笑自不量。

　　红卫兵（男）：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不是做文章，而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

　　红卫兵（女）：谁要是阻止我们成为革命的夫妻，战斗的堡垒，我们就砸烂谁的狗头！（二人做坚决斗争状）

　　造反派：（软了下来）要文斗不要武斗！你们年纪也太小了一点，再等两年。

　　红卫兵（合）：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造反派：（坐下，拿起表格）好，好，那你们的籍贯？

　　红卫兵（男）：（模仿京剧动作）我们来自五湖四海，

　　红卫兵（女）：（同上）我们来自四面八方。

　　红卫兵（合）：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走到了革命队伍里。

　　造反派：（点头称是，激动地站起来，走到红卫兵面前，握住男红卫兵的手，深情地）英勇的红卫兵小将！

　　红卫兵（合）：崇高的造反派战友！

　　（三人掏出《毛主席语录》，围成一圈转圈子）

　　三人合：革命同志们你们好，革命同志们你们好，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

　　（然后，三人放回《毛主席语录》，跳忠字舞，唱《林副统帅语录歌》）

　　三人合：革命地站出来，革命地站出来，谁要是不革命就滚你妈的蛋！（蛋字音落，男红卫兵把手中的红纸打开，上写一个“忠”字，定格二十秒，三人各回原位）

　　造反派：（填好登记证书，走上前来交给男红卫兵，语重心长地）你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号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发扬解放军惯于夜战和连续作战的光荣传统。

　　红卫兵（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大干快上，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造反派：（把另一份证书交给女红卫兵）你一定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把反帝防修当作重要任务。

　　红卫兵（女）：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

　　三人合：（唱歌曲《要斗私，批修》）要斗私批修！要斗私批修！要斗私批修斗私批修，斗！私！批！修！要斗私批修！（三人谢幕，全剧终）

　　这个小品写好以后，我找到班上一位河南同学演造反派，一位北京来的女同学当女红卫兵，自己则充当男红卫兵。排演了几次以后，就在系里的新生文艺晚会上演出了。演出非常成功，当时全场爆笑连连，掌声雷动。后来学校举办了一次“大学生小品大赛”，系学生会的主席和分团委的书记都觉得我这个小品安排得很妙，肯定能够获得冠军，于是推荐我上。可是，在彩排时系领导来审查把关，党总支书记“犯错误”看完以后，皱了皱眉头，问我道：“你演这个小品，有什么中心思想呢？你想表达什么呢？对大学生有什么教育意义呢？”本来我写这小品就是为了逗乐子，既没想到什么“中心思想”，也没想到什么“教育意义”，“犯错误”的三个为什么问得我无言以对。所以，小品《登记结婚》就被枪毙了。

　　　　　　　　　　　　　　　　　四、苏维埃人

　　一九九一年的秋冬，伴着梧桐树叶的枯萎凋零，我感觉异常苦闷，焦虑万分地关注着苏联的动向。“八•一九”以后，苏联分崩离析的趋势愈来愈明显，各个共和国纷纷相继宣布独立。我天天都在盼望着奇迹出现，可是我每每失望。在焦虑的驱使下，我终于提起笔来给戈尔巴乔夫写信，请求他为保卫苏联做最后一战。那封信我至今还保存着，内容是这样的：

　　“亲爱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

　　“您好！请原谅我在您百忙之中冒昧给地您写信。我是一名中国青年，从我的父辈开始，我们这个家庭就对我们这个伟大的社会主义邻国、十月革命的发源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怀着一种美好的感情。即使是在中苏两国发生冲突的不幸年代里，当我国充斥对贵国的污蔑之辞的时候，我的父辈也没有动摇过对苏联的这种深厚的信念，我从小得到的对贵国的认识就是：那里是列宁和斯大林的故乡，是世界第一个工农国家。可以说在父辈的影响下，中苏友谊的种子已经在我心中扎根。长期以来，我一直都把贵国当成自己的第二祖国，当成自己精神上的寄托。因此我非常希望看到贵国能够永远强大，人民能够永远幸福。

　　“一九八五年，您成为这个世界大国、世界大党的领导人，随即开始了以您名字命名的改革。作为精神上的苏维埃人，我对您的改革寄予厚望。当西方国家发出‘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联将会是不可战胜的’惊呼时，我为此感到欢欣鼓舞。我期待着苏联这个巨人，能够在您的领导下兴利除弊，战胜困难，完成使社会主义民主化、公开化的丰功伟业。

　　“亲爱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我非常赞赏您为改善苏中关系所做出的一切努力，非常欣赏您民主的作风和平民化的风格。我一直是您改革路线的坚定拥护者，我是您的《改革与新思维》的忠实读者，我是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忠实听众。您说的那些话，使我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了希望。‘社会主义没有民主，正如鸟儿没有空气一样’――难道这不是对社会主义民主的深刻诠释吗？我一度相信，您是继列宁之后苏联最伟大的一位领导人，您将带领人民取得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

　　“然而，自从一九九○年以来，您的国家却传来了一个比一个糟糕的消息。先是经济下滑，接着是宣布大面值卢布作废。我通过电视，看到那些辛苦一生的老大娘抹眼泪的情景，我对此感到迷惘。然后就是第比利斯、维尔纽斯事件、纳卡冲突等等。我不知道，面对这样越来越严重的局面，您是怎么想的，不知道您为什么总是那么举棋不定、忽左忽右。苏联，这个世界上第一流的强国，却越来越偏离它的航向，渐渐地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黎巴嫩（【注】黎巴嫩是中东小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陷入长期内战状态）。

　　“今年三月十七日，全苏举行了主题为‘您是否同意保留苏联作为一个平等的主权共和国的革新了的联盟继续存在？’的全民公决，结果，参加投票的一点五亿公民中有百分之七十六的公民投票赞成保留联盟。这说明，即使按照最民主的方式，仍有超过四分之三的公民愿意苏联的统一和联盟的不可分割。那么，按照民主的原则，任何人都无权使得人民生活在他们所不愿意的分裂的国家中。

　　“叶利钦一伙无疑是苏联人民的叛徒。他们为了自己能够当上货真价实的‘总统’，不惜一切地疯狂摧毁苏联。如今，在叶利钦一伙猖狂进攻下，各共和国都在宣布独立，联盟已危在旦夕。我知道，作为一名具有真正的民主精神的政治家，您并不愿意用武力解决政治问题。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国家都将要不存在了，大船将覆，您作为苏联这艘航船的船长，有权力也有义务为挽救航船做出任何行动。因此，我肯求您：采取断然措施，解决掉叶利钦和他的支持者，拯救这个多民族人民的共同祖国吧！

　　“亲爱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我知道，您是一位仁慈的人，宽宏大量的人，甚至对自己的政敌也真诚相待。但是，您看，鲍利斯•叶利钦正在横蛮地剥夺您这位合法总统的权力，正在剥夺合法产生的联盟中央机关的权力，甚至停止向联盟中央缴纳税收，试图使联盟中央陷于瘫痪。这是一场反动的政变，受害的不仅仅是您的地位，还有整个国家。我无法想象，一个拥有二万七千枚核武器的黎巴嫩会是怎样的一幅灾难的图景。

　　“亲爱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您的仁慈已经被看作软弱可欺，联盟正在一天天地走向毁灭。如果您坐视联盟毁灭而不采取挽救措施的话，那么鲍利斯•叶利钦这种人将会给苏联各族人民带来连希特勒匪徒都无法做到的毁灭性后果。现在的形势，正如五十年前的那个冬天（【注】指一九四一年冬天，希特勒法西斯发动苏德战争后长驱直入，兵临莫斯科城下），身后就是莫斯科，您已无路可退！我恳求您，振作起来，向人民，向英勇的苏联红军发出号召，像五十年前保卫自己的国家那样，保卫苏联吧！

　　“亲爱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我相信假如您能够读到这封信，您一定能够警醒。您的改革事业是正确的，伟大的和必须的，但是现在已经是您的国家的生死关头，不保留住国家，您就不可能推进您的改革，也无从实现您的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的伟大理想。看看鲍利斯•叶利钦那伙人吧，看看索布恰克（【注】“民主”派，时任列宁格勒市长，上台将列宁格勒更名为圣彼德堡）和波波夫（【注】“民主”派，时任莫斯科市长，上台后在莫斯科大批更改地名）吧，他们掌握权力以后最急于做的，不是拯救因他们的胡作非为而陷入饥寒交迫中的人民，而是忙着更改城市、街道名称，忙着鼓噪将列宁的遗体迁走。这些人算什么民主派呀，简直是对民主的嘲弄！如果您不战胜他们，就是他们战胜您，从而断送苏联，断送改革，也断送您的政治前途！

　　“亲爱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我再一次恳求您，立即向红军发出动员令，我相信具有光荣传统的苏联红军中一定会支持您的！不要害怕沙波什尼科夫（【注】苏联空军元帅，当时任苏联国防部长，在八一九事件中支持叶利钦，后任独联体武装部队总司令）和格拉乔夫（【注】空降兵上将，在八一九事件中支持叶利钦，后任俄罗斯国防部长）的恐吓，我相信广大红军官兵不会愿意看到自己祖国走向灭亡，沦为二流或者三流国家！在三个月以前，您已经犯了一次错误，您不该在叶利钦的压迫下解散伟大的列宁主义的苏联共产党。那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叶利钦对您是如此的不敬，不要说是苏联的总统，就是一般的公民受到这样的侮辱也应该以牙还牙。如今，叶利钦得寸进尺，步步紧逼，您不应当再忍气吞声，您已经被逼到悬崖边上，再后退一步，就是万丈深渊！

　　“亲爱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请相信我，一个愿意把苏联当作自己精神祖国的人的真诚。我由衷地希望看到您带领您的国家、人民和军队，走出危机，沿着苏共二十七大、二十八大所制订的路线，在改革的道路上凯歌高进。我也相信，您一定会力挽狂澜于将倾，像捍卫自己的生命那样捍卫苏联；我也相信，在您的号召下，绝大多数苏联人民也会像当年保卫莫斯科，保卫斯大林格勒那样，英勇地对国内外敌人打一场人民的战争，神圣的战争！

　　“最后，我祝愿您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一位热爱苏联的苏维埃人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这封信我是用复写纸写的，其中一份被当作应用文写作的作业交的，老师给我的评价是“情真意切，感人肺腑，但对戈氏个人寄予的希望过大，主观幻想意味太浓。”另一份则被我装进信封，写上“寄：克里姆林宫，莫斯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总统米•谢•戈尔巴乔夫（收）”塞进了学校的邮筒里。然而，这信如石沉大海，估计是哪位邮政局的小官员看了信封以后，觉得寄信的人肯定精神不正常，给扔掉了吧。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一个异常寒冷的夜晚，已经成为孤家寡人的戈尔巴乔夫神色黯然地宣布辞职。在克里姆林宫上飘扬了七十多年的，缀着金星、镰刀和锤子的红旗，如冬天里的最后一片枯叶一样，凄然坠落。我至今记得那个圣诞节的夜晚，我的同学都出去狂欢，只有我一个人躲在寝室里听收音机，听着听着，不禁流下了痛苦的眼泪。我抑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悲愤，拿起排笔和广告色，跑到宿舍楼顶，在楼顶小屋的墙上，写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万岁”这几个大字，并画了一个大大的镰刀和锤子图案。一九九九年我曾经回学校到楼顶看了看，那时字迹依稀还在。

　　现在回想起来，苏联解体这个历史事件，大大强化了我本来就有的苏联情结。人们常说，很多东西只有在失去的时候才发觉它的珍贵，对我而言就是如此。苏联的历史在一九九一年嘎然截止，给我留下了太多的遗憾和痛苦。从此，我把主要的精力，放在研究俄苏文学、苏联历史、苏联社会、苏联政治，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

　　在大学四年中，我几乎从没有借过专业课的参考书，却读遍了Z大学图书馆八十五万册藏书中所有有关苏联方面的书籍。其中，有很多书籍是八十年代中苏关系解冻时出版的。那时知识分子多崇拜美国，这些书图书馆买回来一放就是七、八年，书上蒙了一层厚厚的灰尘。根据书后面所附的借阅记录来看，我是第一个，也许也是最后一个读者。记忆特别深的是读瓦西里耶夫的《未列入名册》时，宿舍已经熄了灯，我点着蜡烛，一边读，一边流泪。我渐渐熟悉了索尔仁尼琴、邦达列夫、贝科夫、阿赫玛托娃、爱伦堡、叶甫图申科、帕斯捷尔纳克、布尔加科夫、艾特玛托夫、涅克拉索夫、特里丰诺夫、瓦西里耶夫……这些名字，从他们闪光的思想中吸取营养。从他们的书里，我读到了苏联这个伟大国家的历史、理想和现实，越是读，越是热爱她。这种热爱，不是源于相信片面欺骗宣传的热爱，而是源于对这个伟大国家的理解。而且，此后我还形成了一个习惯，无论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只要看到有关苏联、俄罗斯的书籍，无论是哪方面的内容，我一定都会毫不犹豫地购买、阅读，并且思考。

　　我在大学四年中，自己的床铺边上、自习桌旁从来没有挂过歌星、球星照片，清一色苏联的标志物：床边的墙上贴着我自己绘制的苏联国旗和《苏联》杂志封面人物，自习桌边的墙上则悬挂着苏联地图。我也从来不听任何流行歌曲，只要打开录音机，放的一定就是俄罗斯音乐。后来《校园民谣》和《白桦林》流行时，我倒是很喜欢，但原因仍然是我从里面听出了类似俄罗斯音乐那种忧伤的味道。

　　湖北省图书馆就在Z大学附近。图书馆里的人搞多种经营，办起了投影录象厅。省图书馆办的录象厅不同于一般的街头录象厅那样，靠黄色下流片子招徕观众，而是经常放一些世界名片。上大学时，我常和同学们结伴去看投影。当时我看了一部史太龙演的《第三滴血》，反映阿富汗战争的，电影里把苏军描写成了一群杀人不眨眼的暴徒，而把美国人演成阿富汗人的救世主。观看这部电影时，我对这样脸谱化的描述很是反感，没看完就怒气冲冲地退场了。

　　当时学校的图书馆里，还订有《朝鲜画报》和《今日朝鲜》两本朝鲜出的中文杂志，我是每期必看的。一九九二、一九九三年正是金日成八十寿辰和朝鲜战争结束四十周年（【注】朝鲜官方称朝鲜战争为“祖国解放战争”），通过这些画报我了解到，朝鲜这个弹丸小国正在到处大兴土木，修纪念碑、纪念塔、铜雕……建筑精美，气势宏大。然而当时我就觉得，一个蕞尔小国这样大兴土木，把有限的物质用于修筑这些不能吃、不能穿、不能住的纪念物，实在并非明智之举。而透过这些画报上那些面色红润却精瘦发傻的群众，我隐隐感觉到朝鲜的老百姓日子肯定过得不怎么样，群众脸上的红晕多半是化装所致。最令我反感的是，纪念朝鲜战争的专号上，居然还在掩耳盗铃地撒谎：“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凌晨，李承晚傀儡集团悍然发动了战争……”

　　我在上大学时期思想上接近斯大林主义，因此最初看《朝鲜画报》和《今日朝鲜》时，总怀着一种亲切的情感。当时恰逢中韩建交，我还对此事挺不满意。但是渐渐地，我对朝鲜这个政权产生了一种厌恶情绪，其原因就是在读朝鲜的杂志时处处看到伪造的痕迹，处处充满了不可理喻的疯狂行为。我对朝鲜政权的厌恶，并非美国人“洗脑”的功劳，而恰恰是朝鲜出的这两本杂志。在我看来，贫穷和落后都不会动摇我的信念，但我不能容忍谎言、愚弄和疯狂。到了一九九四年，咎由自取的朝鲜小朝廷经济陷于崩溃，这两本杂志也就都消失了。

　　在九十年代初期的几年，大学生群体存在着很强烈的反共产主义情绪。当时，我们寝室八个人里，有六个不同程度地私下对共产主义冷嘲热讽。只有我和另外一个政府官员出身的同学持“左派”立场。不过，我们两人都有一个共性：只把苏联当作纯粹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把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讥笑为“土社会主义”。我们两个持左派立场的同学和其余持右派立场的同学们之间，经常通宵达旦地辩论，互相说服不了对方。因此有一天晚上，有一个同学说：“共产党给了你们家什么好处，你这样维护它？”我回答说，我的家族没有从共产党身上得到一丝好处，恰恰因为如此，我才能更加公正地看待共产党。于是他干脆给我一个绰号：最后一个布尔什维克。

　　我觉得“最后一个布尔什维克”这个绰号很不错，索性把“布尔什维科夫”当自己俄文姓，代表了我的信仰。起初我想了一个名字：亚历山大•格列高里耶维奇•布尔什维科夫来作为笔名，原因是这个名字的名和父名的缩写正好是我本名的缩写。但后来，我觉得这个名字实在太烦琐，竟然有十七个字。后来，我就找了一个比较简单的父名：伊万诺维奇。有一天，我在读一本书时偶然发现了斯大林的长子叫“雅可夫•约瑟夫维奇•朱加施维里”，读了这本关于雅可夫命运的书，我不禁联想到：雅可夫的一生既壮烈，又悲惨；生于斯大林，却又不断违背斯大林主义的清规戒律。雅可夫的一生也充满了矛盾，有时特别英勇，有时又有些软弱；有时大义凛然，有时儿女情长；平时充满了反叛，关键时刻又用生命捍卫了自己的信仰。想来想去，越来越喜欢“雅可夫”这个名字。终于，一个“苏维埃人”的名字诞生了：雅可夫•伊万诺维奇•布尔什维科夫。

　　　　　　　　　　　　　　　　五、“知识混子”

　　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因为我不喜欢所学专业，所以大学的头两年里学习成绩一直都不怎么好。同时，苏联解体对我的打击是非常沉重的，从苏联解体到一九九四年，整整三年时间里我都郁郁寡欢。那三年就成了我三十二年生活中最灰暗、最苦闷的一段经历。

　　自从高中以后，我的数学成绩一直都很不好。一九九一年高考时，数学题目非常简单，我们高中那个班上有二、三十个同学数学分数在一百分以上（【注】当时高考数学满分为一百二十分），其余的也多是八、九十分，惟独我的数学成绩是七十二分，为全班倒数第二。所以报志愿时我一直试图避开数学，谁知到了Z大学才知道，学国际金融专业，数学还是最重要的基础课。当我领回厚厚的微积分教材时，心里不禁暗暗叫苦，心想这下可完了，哪壶不开偏要提哪壶。

　　果然，尽管我非常努力地想听懂微积分课，很认真地做笔记，但依旧觉得听老师讲课，就如同听天书一般。每天微积分老师一开口，我就忍不住犯困，哈欠连天，不一会就沉沉入梦乡，下课铃一响才醒。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喝浓茶、喝咖啡、晚上早早睡觉，什么办法都用了，一个也不奏效。即便是偶尔不睡觉，我也是傻坐在那里，茫然不知所措，根本弄不懂老师在说什么。那一年期末考试，我的数学得了个“8”分，创了学校的历史记录。以前学校里有考试舞弊或者拒考以0分论处的，惟独没有考个位数的。其实这“8”分都不是做出来的，而是靠选择题蒙的。可以说，直到现在我的高等数学知识都等于零。

　　后来，开学补考时，我自忖不可能考过去，就找了一个跟我长得多少有点像的同学，请他代我考试，算是蒙混过关了。到了下半学期，我逐渐想出了一点取悦于老师的窍门，作业虽然是抄的，但我抄得工工整整；随堂测验时，我由低到高挨着不同水平的同学坐，抄人家的，结果分数从二十多分，上升到了四十多分，再到六十多分，最后达到七八十分。那个数学老师不明就里，还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称赞我学习认真，进步大。到那年期末考试，我又请了一个老乡帮忙替我考试，结果那小伙子考得也不怎么样，只考了三十六分。走运的是，那次考试题目偏难，老师准备加分，又念及我学习“认真努力”，就弄了个奇怪的公式：三十六开根号再乘以十，捞到了六十分，这样我的微积分才算过关了。大二学习线形代数，好在我高中时这一块学的还凑合，考试时连抄人家的带自己做，也算蒙了个整六十分。到了大四，又学经济预测与决策，大量用到微积分与线形代数。此时我已经学油了，上课坐到第一排给老师留下好印象，一下课就给老师递烟，顺便问两个问题。这么一来二往跟老师混熟了，后来考试结束以后，第一次来通知说班上有四个人不及格，有我一个；等正式通知下来，班上却只有三个不及格，少了我。在大学四年中有过两次不及格的我心里直庆幸：幸亏当时给老师印象留的好，否则，学位证就危险了（【注】按照Z大学的规定，累计有三门功课不及格就没有学位证，我在大学一年级时有微积分和工业会计两门不及格，再加一门就拿不到学位证书了）。

　　大学里学数学的辛苦，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阴影。一直到上班多少年以后，还经常梦到自己又要考数学，在梦里还着急：不是已经毕业了吗，怎么还要考数学呢？一着急，就醒过来了，一看原来是场噩梦，这才又放心地睡了。

　　除了令人恐惧的数学，还有讨厌的珠算。那时大学开课真是莫名其妙，明明有计算器这种新工具，又快又准却不用，干吗要用珠算这种老掉牙的东西？大学毕业快十年了，我虽然一直在财经部门工作，但工作中一次都没有用过珠算。当时我右手食指恰好长了一个神经纤维瘤，右手活动不是很方便，就开了个证明，缓考。到了大学四年级，不过珠算就拿不到毕业证，我就又找了个老乡替我考试。好在时间隔的太长了，那个珠算老师都不认识我了，愣是没看出来，于是轻松过关。

　　我所上的是国际金融专业，那时还不叫专业，叫专门化。这个专业对英语要求很严格，一般要求学生大学二年级之前就要过四级，毕业前过六级。我上初、高中时，自己想学俄语，无奈没有开俄语课的学校，只好上了英语。太谷县的各个中学里，英语课程中既没有口语，也没有听力；而且初中学英语音标时，老师的英语发音不准，带着很强的太谷口音，教得我满口结结巴巴的“太谷英语”。到了大学里，老师则按照大城市的英语教学进度，一上来就要讲口语、听听力。本来入学摸底考试时我的英语成绩还是八十多分，在班上不算低，但口语和听力却把我给难住了。上英语第一课，老师就让大家用英语做自我介绍，我憋得满脸通红，讲出来的都是带有太谷方言音调的古怪发音，弄得好多同学忍不住捂着嘴笑。本来我就厌烦财经类学校，此时更觉得自己是“倒霉”了，也就不愿意学英语。结果到了大学二年级英语四级没通过，又被从涉外专业分流到金融专业，不过继续跟着国际金融班上。当时还觉得挺难过，现在想想，也没什么了不起。分流之后，我努力了一个学期，结果当年四级就过了，但六级我是不想再考了。

　　上财经专业本来就非我所愿。我母亲以前担任单位会计，每天看到她伏案工作到深夜，填写密密麻麻的表格时，我就对财经这个行当非常的不喜欢。我所上的Z大学根本就不是我以前所想象的大学那样，“依山傍水、古木参天，掩映着红墙绿瓦的教室”；这所大学面积狭小，从东到西走三五分钟就到头了，从南到北要稍微长一些，也只需要十几分钟。在狭小的校园内，一栋挨一栋挤满了破旧的苏式简易房屋。学校最大的绿地就是位于图书馆旁边的“思园”，里面有一尊陈毅元帅的半身像（【注】Z大学前身为中原大学，是陈毅创办的）。“思园”的面积不过几个篮球场那么大，到了夏天的晚上，里面谈恋爱的情侣的密度可以达到每平方米一对，从里面经过时稍微不注意就会踩着地上坐着、躺着的鸳鸯们，令人不禁想起一首古词：“争渡，争渡，惊起一片鸥鹭。”

　　不仅如此，我还发现这所大学里没有真正严谨的学风和学术气息，也没有真正的经济科学。我认为这是中国社会科学的通病：没有真正的独立的科学见解，一切学术观点都是围绕当政者的需要，只是给当权者的政策做注脚。一旦上边有了什么新想法，都可以找来几个“专家”来进行所谓的“科学论证”；所谓的“专家”和“学者”们，则对上层的意图亦步亦趋，随时准备推翻自己原来的见解。有些人昨天还在信誓旦旦地说计划经济无比优越，今天就可以同样坚定不移地说除了市场经济就没有出路。

　　大学里的一些教师，每天也忙着出书。但是很多人出书并不是为了搞学术交流或者思想的碰撞，而仅仅是为了骗钱、骗吆喝。每当某些老师准备搞“科研”时，就找一批学生到图书馆里先疯狂地复印资料，再找几个人抄写。从张三的观点里剽窃几句，又从李四的文章里摘录几行，七拼八凑，一个新课题、新观点、新专著就诞生了！正可谓“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

　　就是这样，整个大学里一天到晚散发着功利主义的铜臭，充斥着伪“知识分子”们发财心切的浮躁，霸占着课堂的是伪知识、伪科学。面对如此乌烟瘴气的学校以及自己深恶痛绝的专业，我灰心丧气、天天逃课。特别是大学二年级那个美国来的外教，我自始至终都没见过她一面，连考试都没参加。后来考试时她还纳闷地问，不是班上有一个叫“GUOYA”的学生吗？怎么没见过？幸亏外教成绩属于英语成绩的一部分，英语一过四级就冲掉了，我没参加考试也只是少记了几个学分罢了。此外，我甚至还一度产生过退学重新参加高考的想法。后来一个高年级的女同学提醒了我，她说：即使重新考上你所认为理想的大学，结果也未必不是这样，“天下乌鸦一般黑”，除了又浪费两年工夫没什么用，你最好还是受着吧。我觉得她说的也有道理，又想起高考还要考那令我恐惧的数学，也就死了这条心，安心做一名“知识混子”。

六、艰难创业

　　母亲八十年代所挣下的三万元钱，因为家里接连发生大事，再加上通货膨胀的损失，到了一九九一年下半年，就只剩一千八百多块了。当时我父亲一个月工资不过一百二十块钱，其中九十块要寄给祖母；母亲则好多年没有到厂里上班，同时厂里也处于半停产状态，也就没有了收入来源。在送走我上大学之后，我父亲母亲就只得再次靠双手创业挣点钱了。

　　母亲以前在灯具厂上班时，厂里做一种过年挂的花灯，每年过年都能到太原市场上卖些钱。母亲想了想，别的挣钱门路也都没有了，做花灯本钱小，容易翻本，于是就用这最后剩下的一千八百块钱，雇了几个原来灯具厂的下岗工人来我们家，租了铁Z局办事处的几间空房子，开起了花灯小作坊。当时本钱小，雇人成本又高，结果只做了两个品种：三十六个六屏灯（【注】六屏灯是我们家花灯的最早的一个品种，以有六个屏风似的窗口得名）和三十个花篮灯，合计六十六盏花灯，以求图个“六六顺”。

　　一九九二年春节前夕，我放寒假回家。那天到家时，天已经完全黑了。母亲闻讯急忙从作坊赶回来，双手糊满了粘花灯用的四○一胶，用汽油随便擦了擦手就紧紧搂住儿子，眼泪不住地往下掉。儿子帮母亲拭干眼泪，安慰她说，妈，别哭了，我这不是挺好吗。然后我又问母亲，不是说过年前要接姥爷到咱家吗，怎么不见姥爷呀？母亲回答我说，因为小厂刚开张，现在比较忙，等走上正轨后再去接他。我听了，也就没往别处想。

　　回到家第二天我就到小作坊里帮母亲干活。母亲从事的花灯生产，是一项很复杂、辛苦的买卖。做花灯时，要买回铁丝、布料、四○一胶、灯穗、排穗、彩纸等原料，先用拔丝机把铁丝拉直；再按照要做成的花灯形状，裁成几十个、甚至上百个不同长短的短铁丝；再用钳子把短铁丝拧成需要用的形状；然后用电焊机焊成灯架子，一个灯架子往往有上百个焊点；把买回来的布料裁成几十块形状、大小不一的布块，用四○一胶把布块粘到灯架子上；再用花边盖住布料接缝处，然后再把用彩纸刻成的花纹粘到布面上去，接着再粘排穗、上灯穗；最后，还要往灯上画水墨画。一个花灯就要这么多的工序，所有原料的尺寸、大小、多少都要靠母亲的脑子来记。

　　我所干的活就是和我父亲一起往空白的布面上画水墨画，每盏灯要画三幅不同的画。一开始我干得还挺有趣，干了两天就觉得枯燥了，挺累。其实，这画画算是做花灯里最轻松的活，灯具厂有一个画灯的画匠，三五分钟就可以画好一幅花鸟画。但是，我没有学花鸟，学的是山水，因而要比画花鸟麻烦许多，速度也慢许多，平均要一个多小时才能完成一幅。但有一点，山水画在花灯上，就是比花花草草的好看。想一想母亲不容易，我就咬着牙，和父亲一起把九十个画画完了。花灯这个东西，原料本身都值不了几个钱，关键是全都是靠手工。可以说，卖花灯的每一分钱，都是我父母的血汗钱。踏踏实实，不投机取巧；挣血汗钱，不指望运气，诚实地为社会创造财富换取微薄的收入，这就是我的父母，这两位普普通通的中国劳动者的想法。

　　卖花灯跟卖对联、鞭炮一样具有时令性，全靠过年以后正月初六到正月十四元宵节前那几天，正月十五以后就一个也卖不出去了。因此自从做起了花灯的十二年时间里，我们家就再也没有过一个安生年。

　　一九九二年的春节正月初六，我和母亲第一次到太原市场卖花灯。当时，母亲原来所在的灯具厂主要在位于迎泽大街的省二轻交易厅大楼内设柜台，我们家没有那个实力，母亲也不想吃“窝边草”，跟自己原来所在的厂子竞争，就到太原市钟楼街一带租柜台。那时我们家已经基本上没什么钱了，租不起好柜台，母亲就上街挨个问，认识了来自河南长葛县的老霍一家。老霍原是长葛县下面一个村的党支部书记，孩子挺多。后来老霍从支书位子上退下来以后，就领着儿孙们做起了戏装生意，全家都是做戏装、锣鼓、彩旗、舞狮用品的。平时就回长葛老家搞生产，临过年就到太原，全家好几十口人包了一个小旅社，五个儿子、两个女婿每人招呼一个商店，孙子们就来回跑腿送货，女人们就在家里做饭，一切全听老霍调度指挥。

　　母亲手里没钱，跟老霍认识以后，就在老霍的戏装店门口租了一个一米见方的空地卖花灯，说好租金二百块，卖了钱再给。作为能源重化工基地，太原市是全国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由于建设时布局不合理，污染大户太原钢铁公司位于太原市正北面。山西这个地方到了冬天刮北风多，结果把太钢的污染全都刮到太原市区来了。再加上太原是个三面环山的盆地，污染又不容易散去，造成太原冬季的严重污染。那种污染到了什么程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年到头看不到什么蓝天；冬天里的大晴天，抬头看看天空，就能看到烟灰状的煤灰扑簌扑簌地往下掉，我们称之为“黑雪”；刚换上的白衬衣，出门骑自行车转一小圈，回来领子就黑了；头发两天不洗，就结成毡子，根本梳不动；空气中漂浮着二百万公斤铅，平均每人一公斤。那一年我们第一次做这种买卖，不懂得货卖堆山的道理，看着漫天的“黑雪”，心疼自己的灯，就用塑料袋把花灯罩起来，挂一个在外边。来来往往的顾客，看到这一个被塑料袋罩着的花灯，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问都不问一下。偶尔有一两个来问的，一看就只一两个品种，也就不愿意买了。我们母子俩每天冻得哆哆嗦嗦地守在那里，又冷、又累、又饿、又脏，但就是不见发市，禁不住心急如焚。母亲的嘴上急出了满嘴的大泡，上嘴唇都快挨着鼻子了。自己卖不动就赶紧想办法找人代销，一会到这个商店看看，一会到那个摊点问问，终于找了一家代销的。

　　那年拉到太原的六十六盏花灯一共只卖了十八个，其中我们家自己只卖出去三个，卖了二百四十块钱；代销的卖出去十五个。代销的那人也挺狠实，从我们这里拿货按四五十块一个拿，卖一百五六十块。加起来，我们自己只得了不到一千块钱。老霍家的人真不错，一看我们受这个罪，又没挣到钱，连租金也不要了。后来剩下的花灯租了个小面包车拉回太谷，又花掉了六十块钱的运费。

　　第一年做生意就亏了本，父亲看着满屋堆着的花灯，心里也是又急又气，说这个生意咱们不做了，穷就穷一点，省着过就成了。可是母亲却不这么看，说孩子们马上就要毕业成家了，安排工作、结婚哪个不要钱？就凭你那么点工资，绝大部分还要供养老太太（【注】指我的祖母），不干这买卖，吃啥呢？咱们雇不起人，就自己干，能干多大就多大。于是我父亲就办理了提前退休手续，跟着灯具厂的一个老工人于师傅学习焊灯技术。我们家对于师傅很厚道，于师傅也很用心教；而父亲脑子好使，一学就会，而且因为是给自己干的，焊起灯来比于师傅更用心，更精益求精。我父母二人，一个焊灯，一个糊灯，没日没夜地干活，姐姐则每个星期天回家时刻花。母亲吸取了第一年的教训，开始琢磨起花样款式来，使得我们家的花灯品种在第二年增加到了十来个。就这样，我们家的花灯作坊开始艰难起步了。

第八章　　躁动关头

　　　　　　　　　　　　　　　　　　　　　　1988～1991

　　　　　　　　　　　　　　　　　　　　　一、涨价、盖楼和腐败

　　　　“金色的八十年代”其实在1988年就结束了。那一年，一股突如其来的通货膨胀风潮在中国大地弥漫开来。瞬时间，商店里物价飞涨，老百姓人心惶惶。本来，建国后中国的物价除了1960年大饥荒前后有比较大的波动以外，基本上是比较稳定的。期间也有1980年、1985年两次小规模通货膨胀，但好在幅度小，还没有超出人们的承受能力。

　　　　然而到了1988年夏天，物价开始猛烈上涨。眼见着粮食、猪肉、日用消费品一天一个价，老百姓人心浮动，万分焦虑却又无可奈何。钱越来越毛了，人心也越来越毛了。人们眼见着自己千辛万苦积攒下的钱打了水漂，于是出现了非理性的抢购风潮。当时我们的家属院里，几乎家家户户都忙着往家里买东西，特别是粮食。有一个工人一口气买了一千多斤白面，家里也没有放粮食的仓库，只好堆在住人的屋子里。偏偏1988年山西气候反常地湿润、高温，过了一个夏天，那几十袋白面都变质了。那一段商店里的东西特别好卖，就连过期的罐头，都按照原价卖出去了。

　　　　通货膨胀使得老百姓蒙受了巨大损失，也就是在1988年，我第一次听到有工人骂邓小平。

　　　　在“金色的八十年代”经济取得了很大发展以后，全国各地大兴土木，到处都是楼堂馆所在破土兴建。太谷县委、县政府的办公大楼就是那时建成的，当时是太谷县城内最宏伟和富丽堂皇的建筑。太原市也在大盖政府办公楼，其中位于迎泽大街和新建路十字路口的山西省委办公楼，外表全部用大理石板装修，据说造价高达二个亿。二个亿、大理石板装修，在今天来说已经不算什么了，可在1988年，老百姓是闻所未闻的。

　　　　除去通货膨胀、楼堂馆所以外，引起老百姓普遍不满的还有日益严重的官员腐败行为。本来，干部们运用手中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早就存在，七十年代叫“走后门”，八十年代初期叫“不正之风”，到了八十年代末，愈演愈烈，已经成为“腐败”了。腐败的滋生导致政府部门在群众心目中的下降，老百姓逐渐地开始嘲笑、咒骂政府。1988年元宵节，我们和几个同学一起到街上观灯，走到太谷县人民法院门口时，恰好看到法院门口挂了两个红灯笼，一个里面亮着灯，另一个则不亮。一个同学见状大笑道：“这法院真是会挂灯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就是1988年的社会形势，老百姓的不满在积聚，一场社会动荡即将来临。

　　　　　　　　　　　　　　　　　　　　　二、多梦时节

　　　　1987年9月，我考入太谷中学，当时被分配到136班。刚进校排座位时，我被排在第三排。当时坐在我身后的，是一个皮肤白皙、大眼睛的女孩，和我同岁。现在想起来，那女孩长得不能说很漂亮，但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的她气质非常脱俗，说话也很有教养，很招人喜欢。当时我一见到她，就感觉这个人似曾相识，但就是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其实太谷县城小，就那么几万人口，没准以前还真的见过面呢。

　　　　坐在我身后的女孩写得一手好字，字体既娟秀，又有力，我看了以后佩服得五体投地，于是跟着她练字。直到现在，我的字体多多少少还受到她的影响。她喜欢文学，经常为我朗读一些她写的小诗；而我，则因为兴趣宽泛读了不少课外书，也经常给她讲一些逸闻趣事。就这么着，我们俩慢慢熟悉起来，并且对对方有了好感。后来，我养成了这样的习惯：一俟下课就立刻扭过头去跟她说话，每天都盼着下课。假如哪一天她没来上课，我的心里就七上八下的。这大概就是初恋的感觉。

　　　　后来有一天，我们俩不知道为什么闹了一点小矛盾，几天没说话。我这个人爱面子，也就不主动地理睬她。一天放学时，她塞给我一张纸条，一句话没说就跑了。我打开纸条一看，是她用秀丽的字体写的一首诗。那首诗一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几句：

　　　　　　　　　　在匆忙和慌乱的迷惘中，思维像无数只脆弱的水泡

　　　　　　　　　　我蹒跚远去，背着草绿色沉重的书包

　　　　　　　　　　……

　　　　　　　　　　夕阳在朦胧中融化

　　　　　　　　　　归巢鸟苍白的啁啾，似夹杂着润泽的气息

　　　　　　　　　　泪水洗净了默然的心，如同身后被抛却的美满

　　　　　　　　　　我那草绿色书包，依然鲜亮

　　　　毕竟已经是十七年前的事了，这首诗的其他部分我拼命回忆也想不起来了。只记得当时读了这首诗，不知道为什么，我禁不住泪眼朦胧。从那一刻起，在我的记忆中只要一想起1987和1988年，眼前就总是浮现出一幅夕阳西下，候鸟飞翔的图景。

　　　　转眼到了1988年，那年山西的气候温暖而湿润，校园里丁香盛开，还荡漾着槐花的香气。在日复一日的交往中，我对这个女孩的依恋越来越深。当时，她总是穿着一件玫瑰红色的褂子，衬托出她白净的面庞，清澈明亮的眼睛，如同一朵含苞欲放的花，更是令我神魂颠倒。那年五月，学校里由团委举办了“红五月文化艺术节”，开展辩论赛、节徽设计、篝火文艺晚会等活动。太谷人方言重，说普通话不利索；而我所在的铁Z局家属院多半是东北人，又走南闯北，常年讲普通话，因此讲起普通话来字正腔圆。我试着报名参加了辩论赛，一上场发挥出奇的好，发言时妙语连珠，博得听众掌声连连，把对方压得根本无还口之力，结果一举夺冠。接着，我又画了个节徽，试着投稿，结果也被选中了。顿时我在学校里有了不小的名气，那个女孩对我也是刮目相看。

　　　　那年五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学校团委让我去团委办公室画节徽。那个女孩也一起去了。那天恰好是个星期六，我们俩在团委办公室一边画，一边无拘无束地交谈着，越谈越投机，直到深夜才恋恋不舍地回家；第二天星期天，我们又一起谈了一天。其实节徽非常好画，星期六天还没黑就画完了。但我们第二天还都是不约而同地去了。从那以后，我们每天放学都要一起推着自行车走，她家离学校近，等她进了家门以后我才骑上自行车回家。两人当时都还是孩子，也不敢表白什么；还怕别人看见，就故意晚走一会儿，路上推着自行车各走道路两边。当时的情景，多年以后我仍然历历在目，仿佛昨天发生的一样。

　　　　1988年不象今天这样连小学生都谈恋爱，那时高中生谈恋爱的并不多，特别是在这个功课抓的很紧的重点中学里。很快，风言风语多了起来，同学们看到我们俩在一起时，脸上总是会露出一种诡秘的笑。班主任老师也发现了苗头，借故把我们的座位调开了。那几天，我整日跟丢了魂一样，上课的内容一点都听不进去。挨了几日，我找了坐在她前头的那个学生要求跟他换座位，那个同学倒是爽快地答应了。于是，我找到了她，想征求一下她的意见。那女孩受了压力，没有答应；但还是补了一句，要是你一定要换，那就换吧。

　　　　时年十六岁的我还很胆小，又爱面子，听她这么一说，也不敢换座位了。但从那时起我们就没有机会单独待在一起了，也觉得她在渐渐疏远我。于是，我整日精神恍惚，成绩自然越来越差。好在历史、化学和物理这几门课基础好，所以期末考试还是得了个二十多名。

　　　　我这个人有个特点，那就是只要我愿意干的事情，我就特别投入。这个特点用在事业上也许是优点，但用在情感上大概就是个缺点。1988年下半年，我们那一届文理科分班，我们所在的136班被解散成立文科班。那女孩因为觉得文科学校难考，没有报文科。当时，我在学习数学方面的劣势和学习文史方面的优势已经很明显地暴露出来了，但为了她保持一致也跟着报了理科班。然而分班时我被分到132班，她被分到135班。那时我在学校里有点名气，132班的班主任对我挺好，其他几个分到班上的同学都多多少少受些歧视，座位都安排到最后，惟独我分到了最好的第三排。我在132班待了几天，想着这是越分越远了，于是坐立不安，就琢磨着调到135班。后来我就专门跟英语老师作对，然后骗母亲说我看到那老师就恶心，要是不调走那肯定上不好学。母亲一听，害怕我成绩不好，赶紧到学校活动，把我调到了135班。刚到135班时我们136班的学生都被安排在最后几排，因此我又和那女孩成了前后座，算是如愿以偿了。那段时间，那女孩到了新环境，觉得我挺亲切；再加上都成了插班生，老同学之间关系亲密也很正常，于是两人关系又火热起来，持续了一个多月。

　　　　文科班刚成立时只有二十来个人，而且不断地有零星的学生申请去文科班。为了不让学生落下功课，文科班的班主任老师来135班说，要报文科的就赶紧报，过时不候。那女孩本来也就喜欢文科，此时动了心，对我说想转到文科班。我一听，当然高兴得不得了。她又说一起去怕别人说闲话，让我先去，我当即就去了，每天等着看到她到文科班来。然而我走那天她回去跟她父亲说想去文科班，遭到了他父亲的坚决反对，因为他父亲本来就是六十年代学理工的大学生，对文科有些偏见。我在文科班左等右等不见她来，于是坐不住了就找她问怎么回事，她把原由一说，当时我感觉就如同掉进了万丈深渊。

　　　　经历了这次打击后，我再也没有心思上学了，整日不是发呆，就是愁眉苦脸，唉声叹气，胸口总是跟堵了什么东西一样难于呼吸，这大概就是心痛的感觉。本来我天生有着一副伶牙俐齿，思维敏捷，辩论时本领超群，然而从那以后，我很快变得口齿不清，反应也迟钝起来。这就是初恋给我带来的感觉，既甜蜜，又苦涩。

　　　　　　　　　　　　　　　　　　　　　三、惹了黑老大

　　　　一九八九年三、四月份的一天中午，我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撞上两个社会上的坏小子。那两个坏小子一个骑自行车，一个坐在后座上抡个挎包，一路上见学生就打，我也挨了一下。虽然不怎么疼，但那时我年轻气盛，又特别厌恶这类地痞流氓，于是下车跟他们争吵起来。当时，我有一个在初中时很要好的同学没考上高中，就进了县里的保安队当了保安队员。我自恃有这个同学的关系，也并不怎么怕他们。越说越激动，后来那用挎包砸我的那个小子说，那我们约定明天在南门外电影院门口比试比试吧。我一听，也不怕他们，就跟他们一言为定了。

　　　　中午我就去找了那个同学，那个同学一听我受了欺负，也很生气，就约了两个保安队员，准备第二天去会会那两个坏小子。我一听可以为我出气，也觉得很高兴。

　　　　谁知下午到学校里来时，几个经常跟社会上的人混的同学一见我，就对我小声说：“呀，你可真厉害呀，敢跟红年单挑。”我当时还不知道红年是谁，连忙问他们。原来，这位红年就是太谷县当时黑社会的大哥，手下有一大帮亡命之徒，好多次打架打出血案来。骑自行车的就是红年，打我的是红年的一个铁哥们。我一听，心想坏了，这下子可捅了马蜂窝了，于是就连下午的课也没上，匆忙又去找保安队的那个同学。那同学一听是红年，顿时也楞住了，说你惹谁不好，偏偏要惹他？这个忙我可不敢帮了，要帮你，我以后小命都保不住，你还是赶紧到公安局报案吧。

　　　　我一看大事不好，赶紧跟我母亲讲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我母亲在埋怨了一会我惹祸以后，也赶紧出去找人了。我母亲想的办法不是找人来打架，而是打听这两个流氓的家庭住址。太谷城不大，很快就打听到了红年那个铁哥们家的住址，于是母亲找到那个坏小子家里。那坏小子人虽然坏，可他妈却还是个老实人，一讲起她的儿子就气得浑身发抖，决心晚上教训教训他。太谷人比较孝顺，即使是流氓地痞，也鲜有跟父母顶嘴的。结果那天那个坏小子回家时，他妈教训了他一顿，结果首先把这人的气势打下去了。结果那人放出话来，如果赔给他一条“阿诗玛”香烟（【注】当时“阿诗玛”香烟是太谷市面上最贵的香烟，比红塔山还要贵，一条要六十五块），他就劝红年罢手；如果我敢报案，就要我小命。

　　　　当时学校已经知道了此事，就向太谷县公安局报了案。第二天早晨我上学时，老师把我叫到校长办公室，里面坐着两个公安。公安局讲证据，制订了一个计策：先由我带着香烟给那坏小子，然后以我揪耳朵为信号，埋伏好的公安就抓现行。计策虽好，但我一想，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公安这次抓了红年他们，那他们从号子里出来怎么办？太谷县这么小，他们要是觉得我出卖了他们，那以后如何在太谷县生活？于是我暗暗决定，还是不配合公安为妙。

　　　　到了下午两点，我带了一条“阿诗玛”香烟来到电影院门口，发现红年竟然召集了四、五十个流氓守侯在那里。见到我，红年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好小子，你有种，竟然敢一个人来，你看看我给你带了多少人来，你就一个人，让我怎么招呼我的弟兄们？说完手一挥，围上来几个流氓，每个人怀里、袖子里都藏着大砍刀。还有几个推着自行车，每个自行车上都绑了两个大箩筐。红年说，瞧见没有，那是准备往医院里送人的。此时我只好拣好话说：“我错了，不该惹大哥，有眼不识泰山，我把烟已经带来了。”红年一听，说，一条烟就想要摆平啊，我这么好打发？别的我也不要，今天你就当众给我磕个头就放过你。

　　　　让我给一个地痞流氓磕头，那是没门的。但我没有硬顶，而是很平静地说：要我磕头，我死也不干，但是我跟你交个底，学校这次报了案的，附近埋藏了公安，就等我用手揪耳朵为信号来抓你。我佩服大哥讲义气，不打算让公安得逞，咱们算扯平了。红年听了，看看四周，仿佛有便衣在走动，眼睛不断往这边瞅。红年那帮人武器都是大刀，肯定敌不过公安的手枪，于是也很识趣，说道：算你会办事，也有点种，这条烟我收下，今后算你一个小兄弟，要是谁敢欺负你，你找我。然后，那帮人就分散撤了。

　　　　守侯多时的公安见人都散了，我迟迟也不揪耳朵，就气急败坏地上来把我训了一顿，我就装傻糊弄他们，也就没事了。

　　　　我是个本分学生，也不打算欺负谁，因此再没找过红年。1990年年初，红年等几个流氓劫持并轮奸了一个太谷师范学校的女学生，正好碰到“严打”，不久就被枪毙了。闻听此讯，我很是高兴了一阵。

　　　　　　　　　　　　　　　　　　　　　四、我的一九八九

??六、城市户口

　　　　一九八五年，我的母亲从太谷线材厂调到太谷灯具厂工作。太谷灯具厂的产品主要是台灯、吸顶灯、壁灯等，再有就是过年挂的那种灯笼。太谷灯具厂作为一个只有几十个人的小集体企业，当时产品质量不是太过关。我上高中时家里用的台灯就是母亲从厂里拿回来的，经常出现因为接触不良而不亮的情况，在我用手去修理时，因为灯具漏电，我被电击过好几次。其中一次我手里还拿着把螺丝刀，过电流时全身发麻，螺丝刀被甩出去好远，现在想起来都还有点后怕。

　　　　我母亲到灯具厂上了一段时间的班以后，觉得一个月几十块的工资实在是不够家里用，于是开始搞清理废铁丝的副业，一直干到一九八六年底，赚了三万元钱。当时母亲就想，三万元够了，将来孩子们成家时给我一万，给我姐姐一万，他们自己留一万养老。我的父母一辈子没有机会学习知识，痛感没有知识的苦恼，因此他们对我和姐姐学习要求十分严格。他们总是说，自己一辈子没办法学文化，将来子孙们一定要摆脱无知的、被人愚弄的命运。姐姐和我前后考上了高中之后，母亲就不怎么想上班了，办了个停薪留职，全心全意留在家里供我和姐姐读书。

　　　　由于我姐姐出生时母亲还是农村户口，所以我姐姐也成了农村户口。后来我和我母亲分别以不同方式转成城市户口以后，全家只剩下我姐姐一个人是农村户口了。那时“户口”还是个很重要的东西，所以我姐姐的心理负担很重。到了一九八九年，我姐姐面临高考。我母亲担心她的户口问题解决不了，一是会影响她的高考成绩，二是万一考不上大学想接我父亲的班到铁Z局的话，没有城市户口也是不行的。因此，我母亲决心为姐姐解决户口问题。

　　　　当时我的叔叔恰好在内蒙古呼盟任农业局长，也算是地方上有点面子的领导干部，因此我母亲就请他帮忙解决姐姐户口问题。当然，迁户口、转户口这么大的问题，也不是叔叔动动嘴皮子就能办成的。必须先到河南农村把姐姐的户口转到呼盟，再在呼盟办理农转非手续，再从呼盟迁移到太谷县。中间关节多，需要花钱的地方也多。但母亲为了姐姐，也顾不了辛苦。跑了一个多月，终于把姐姐的户口迁移到了太谷。为了让姐姐也成为城里人，母亲前前后后花掉了将近一万元，相当于那时她十年的工资。

　　　　但是，我的姐姐心理素质不太好，平时学习成绩还不错，但总是考试时发挥失常。一九八九年的高考，姐姐还是落榜了。母亲在犹豫了两个月以后，还是决定尊重我姐姐的意见，没有让姐姐接我父亲的班，而是让她复读，等第二年再考。

　　　　家里的三万元钱经过一九八八年的通货膨胀和办理姐姐户口以后，所剩已经不多了，于是母亲就琢磨着再干点小买卖挣点钱。当时，湖南有一个生产塑料走马灯的工厂，曾经与太谷灯具厂有过业务往来，我母亲就到人家厂里批发一些塑料走马灯，到太原市场上去卖，赚个辛苦钱。这种走马灯人们一般只是过年时候才买，因此那时侯每到过年，母亲都要跑到太原去到各个商场送货。自己也没有货车，经常扛着几个大箱子挤公汽，有时候扛着箱子一走就是好几公里，挨个商店送货。冬天太原市的温度一般都在零下十度左右，下雪后地上总是结了很厚的冰，碰到这种天气母亲就拿绳子把箱子一拴，在地上拉着走省点劲。

　　　　　　　　　　　　　　　　　　　　　七、向右转，向左转

　　　　一九八九年下半年，政治的反动让我产生了一种异乎寻常的政治热情。那一段时间，我几乎天天都要听《美国之音》和《BBC》的新闻广播。当时官方用强大的无线电信号干扰这些电台，有时简直不能听。于是，我转而收听苏联电台的广播。当时苏联跟中国刚刚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不大播放不利于中共的消息。但是苏联当时进行着民主改革，因此他们的广播内容倒也十分有趣。我每天都注意着苏联的政治进程，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充满了希望，认为苏联改革要是成功了，那么就会对中国产生很有力的影响。

　　　　当时正在开十三届四中全会，太谷县是一个小县城，特别是学校里报刊种类非常少，因此我经常到太谷县图书馆去看报纸。一天，我看到一份报纸上刊载着一篇名为《抓住刘晓波的黑手》的文章。此文是一种典型的大批判、大字报口吻，本身并无什么阅读价值。然而，在文章的黑字标题的“刘晓波”三个字上，却被人用碳素墨水写了四个字：真的勇士。当时我一看到这四个字，顿时觉得非常亲切，所谓公道自在人心，一点也不假。

　　　　一九八九年秋冬，一场猛烈的政治风暴席卷了整个东欧。从波兰、匈牙利开始，接下来是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再到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我每天收听《美国之音》，熟悉了这些名字：内梅特、瓦文萨、哈维尔、克伦茨、热烈夫、伊里艾斯库……毫无疑问，这些人是当时我心目中的英雄人物。一时间，党改名、国变色，柏林墙倒塌了，波兰统一工人党瓦解了，日夫科夫被软禁了，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分裂了，布拉格之春平反了。我从中欢欣鼓舞，亲手绘制了一幅东欧地图，每天在地图上标出风暴的进展，把已经明显出现转折的国家用彩笔涂成蓝色。看着那一片越来越大的蓝色地带，当时我心里就想：只剩下一个罗马尼亚了。

　　　　罗马尼亚在这场风暴中似乎显得岿然不动。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在其他东欧国家实现民主化的时候，罗马尼亚召开了罗共十四大。那一次大会上，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表现非常强硬，而且会议代表起立欢呼四十多次，仿佛整个罗马尼亚共产党很团结。那一段时间，我国电视节目里大放罗马尼亚电影。然而，罗马尼亚形势的发展比一般的东欧国家更加激烈，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中旬，罗马尼亚小城蒂米什瓦拉出现了示威，接着波及到布加勒斯特，又席卷全国。

　　　　对罗马尼亚出现的这些事件，是中国电视、广播、报纸起初是只字不提。当一个国家的新闻媒体被明白无误地宣称为“喉舌”，要掌握“舆论导向”的时候，这种新闻媒体就没有了任何可信度。可是，形势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快，纸里已经包不住火了，所以在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央电视台才不得不报导了一个有关罗马尼亚的新闻，那个新闻的主要内容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号召人民团结一致，挫败国内外少数敌人的颠覆阴谋。”当时电视还播放了群众对齐奥塞斯库讲话“欢呼”的场面，看上去还挺热闹。不过，后来才知道，那些“群众”是在喝倒彩，喊“打倒齐奥塞斯库”，当场就遭到军警镇压。中央电视台欺负中国老百姓不懂罗马尼亚语，就拿这玩意来糊弄人。

　　　　第二天，也就是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齐奥塞斯库被枪决了。事已至此，那天晚上中央电视台才不得不报导这么一则新闻：“罗总统齐奥塞斯库被罗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并已执行。”没有图象，没有详细介绍，只有播音员呆板的表情。这则新闻对我而言不啻于晴天霹雳，使我既兴奋、又震惊。当我的父亲看完这则新闻，却并没有显得兴奋，而是坐在那里半天不动，后来才缓缓说了一句：“咋说枪毙就枪毙呢？齐奥塞斯库对中国挺好，对罗马尼亚也是有功劳的呀……”

　　　　按照当时我的思想状态，枪决齐奥塞斯库应当让我非常高兴才对。然而，我只是在当时兴奋了一下子，很快就转为一种莫名其妙的悲哀。虽然当时连我自己都还没有觉察到这种“静悄悄的”思想变化，但很多年以后我终于明白过来，齐奥塞斯库之死，正是我政治倾向的转折点，开始“向左转”了。从那时起，我虽然还继续听美国之音，继续为东欧的政治变动喝彩，继续反感当局，但已经跟原先的心情不太一样了。

　　　　　　　　　　　　　　　　　　　　　八、辍学的半年

　　　　本来我在文科班的成绩算个中等，无奈我有两个致命缺点：一是沉迷于初恋，情绪波动剧烈；二是过分关注政治。人们常说：男人有两个最爱，一是女人，二是政治，这句话在我身上体现得一点也不错。由于这两个“最爱”，我没有什么心思读书，成绩到了一九八九年下半年就排到班上四十多名了。这个名次也不算最靠后，如果再努一把力也许还能有点起色，但当时自己心里已经失去了信心。这时我已经不想上大学了，而是想和家属院的其他孩子们一样，接父辈的班，当个铁路工人。

　　　　我父母对我的表现忧心冲冲。他们自己一辈子受苦受罪，为的就是孩子们将来有点出息。此时见我如此厌学，心里十分难过。特别是我的母亲，更是把希望寄托在孩子们身上，为了孩子们的成长什么都可以舍弃，此时见我如此不成器，更是伤心欲绝。有一天母亲劝我上学时，我还是倔强地反对，母亲就给我讲道理，而我当时已经走火入魔了，根本听不进去。讲着讲着，母亲突然大哭起来，还自己扇自己的耳光，哭喊道：“我怎么养了个这么没出息的儿子啊！”我一看，吓坏了，也连忙哭着劝母亲，可依旧不愿意去上学。

　　　　一个人到了十七八岁的年纪，正是看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却又不甚理解的时候。这时候的人，多多少少都有一种叛逆情绪，特别是对自己的父母。实际上，这种对父母的叛逆既幼稚，又错误。普天之下，没有什么人对自己会好过自己的父母，这是一条真理。可惜，我当时就没有领悟到。

　　　　见我已经是这样了，母亲也觉得此时硬逼着我上学也没有用。于是，母亲同意了我的要求，让我在家里辍学半年。

　　　　当时家里只有父亲一个人上班，每月九十多块的工资，光寄给祖母的生活费就要六十块。坐吃山空，家里的存款一天比一天少，母亲不禁心里又着急起来，琢磨着想办法挣点钱。但是那时已不比八十年代，做小买卖的人已经遍地都是，生意越来越难做了。到了一九九○年，有从商丘回来的工友带了一些外国香烟回来卖，赚了点钱，母亲看着心有点动，就带着我一起到商丘去贩香烟试一试。

　　　　中国的烟草业是实行专卖制度的。由于香烟需求量大，国家就垄断了香烟的流通和价格，从中收取高额税收，而民间私贩香烟是一种违法行为。但是工人阶级不管这一套，心想凭什么许你当官的贪污受贿，就不许我老百姓偷税漏税？于是，铁Z局很多工人家庭都在从事这一买卖。当时香烟买卖的主要品牌是“良友”牌，在商丘拿货的价格是一盒两块八，在山西脱手价格是一盒三块，每盒挣两毛钱。这么点利润，如果带货带得少，买火车票肯定赚不了钱；如果带得多，那一旦查出来损失惨重。但铁Z局工人有一项福利：凭单位开出的铁路免票，一定时间内坐火车不花钱。（【注】铁路免票是铁道部系统内部对职工出差、通勤实行的一项便利政策，如有职工出差，单位就在一张铁道部印制的铁路免票上注明起止地点和起始日期，在此期间和区间内，可以乘左除特快列车以外的所有列车）很多工人及家属就凭借这张免票，往返于山西和商丘之间，每次带五到十条“良友”牌香烟，一个来回挣个十块二十块的辛苦钱。

　　　　我和母亲到了商丘，受到了父亲当年工友们的热烈欢迎，还有一些工人来教母亲该如何躲避缉私警，以及在山西有那些销货渠道。母亲在那里转了几天，心里总是觉得这种买卖风险大，不塌实，只买了二十条“良友”烟，做一次试试。

　　　　“良友”烟在太谷县是没有渠道的，只能到太原市的渠道去卖。四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我和母亲带了十条烟，想坐火车到太原卖。我们那时也太老实了，弄了个书包装烟，一看书包的形状外人就知道那里边装着香烟。到太谷火车站时，母亲看到站前有个小卖部，就问了问人家要不要“良友”烟，回答说不要我们就离开了。谁知道那商店本身就是铁路缉私警的据点，我们这一问，自投罗网。

　　　　铁路缉私警管不了地面上的事，因此只是穿了便衣悄悄跟着我们。等我和母亲上了火车，就到了人家的地盘。刚开车十分钟就找到我们母子亮明了身份，不但要没收货物，还要我们跟他到铁路派出所去。母亲见状，就自己拖住那个缉私警，悄悄对我说，等到火车一停你就带着自己手上的烟翻窗户跑，有什么事情我扛着。等火车到了东阳火车站（【注】东阳是太谷县到榆次市之间的一个小镇，行政隶属榆次市）时，我母亲给我使了一个眼色，我就拿着装香烟的袋子跳窗逃跑了。当时火车上的乘客都还很不错，我跳窗子时好几个人站起来围成了一堵人墙，挡住了缉私警的视线。

　　　　我虽然脱险，但母亲还在缉私警手上。我六神无主地回到家时，父亲已经下班回来了。我进门第一句话就是：“爸，不好了，我妈遇见匪了！”父亲一听，也着急起来，可是当时也没有电话手机，只好心急火燎地在家里等消息。打算要是万一当天回不来被拘押了，第二天再上太原营救。

　　　　谁知当天晚上，我母亲就平安无事地回来了，货物也还在手上。原来，母亲跟那个缉私警在去太原的路上讲了家里只有一个人上班，负担重，孩子还要读书的情况，竟然感动了那个年轻的缉私警。两人越谈越投机，最后那缉私警称我母亲“大姐”，并且保证，以后尽管做这个买卖，他来保驾护航。但是，缉私警上车前已经跟太原方面打了电话，那边警察等着呢，他还要去交差，于是就在快到太原的北营车站（【注】北营当时是太原市郊区，现已并入太原城区）放我母亲下车，自己去太原交差。母亲在北营下车后天色已晚，没有回太谷的公共汽车了。恰好有一辆解放军军车路过，母亲就搭了个便车回家。

　　　　出了这件事以后，虽然有缉私警愿意帮忙，但母亲再也不愿意去干违法买卖，贩香烟了。那二十条良友香烟，以原价卖给了家属院其他贩烟的人。

　　　　多多少少受父亲的影响，那时我非常渴望拥有一架手风琴。在上高中时，父母答应我考上大学以后给我买。但后来我辍学了，父母就同意让我用自己打工挣的钱去买。当时我母亲在太谷县电业局有个熟人，姓张，主管电业局的基建项目。母亲就让他帮忙在给电业局盖房子的农村建筑队里找了个活干。张伯伯当时还不明就里，就说那里干活又累，钱也不多，还是到局里当个临时工，钱多又轻松。可母亲的目的，是通过磨练让我坚强和警醒，故坚持让我到农建队当小工。

　　　　农建队里面干活的，全是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工。这些人并不因为我细皮嫩肉而安排我轻活干，而是故意把他们的一些苦活、累活给我。这是被户口歧视着的农民工们，对“城里人”的报复。那时侯我每天要全靠人力搅拌几十吨的混凝土，握铁锹的手掌都被磨破了。碰到下雨天农民工们自己就躲在房子里抹灰，让我到雨地里用车装石灰。那天中午我父亲接我回家吃饭，看到就我一个人浑身上下被水浇透了还在雨地里干活，心疼坏了，说咱们不干了。可是母亲坚持让我干，我自己也想买手风琴，也就继续干下去。

　　　　后来有一次，我在装石灰时手上被石灰灼了一个大泡，疼得呲牙咧嘴。回家后母亲给我包扎了一下就让我又上班去了。后来才知道，等我走了以后，母亲在家大哭了一场。

　　　　以前我们家曾经承包过的北方旅社，后来没多久就干不下去了。办事处没办法，就把房子租给了县工商联的老张开贸易公司。老张是个好人，但不是干生意的材料，开张后用县里老干部集资的股本买了很多水泥防冻剂，结果根本卖不了。眼见着夏天来了，这些防冻剂堆在院子里变质，老张心里着急起来，就出六十块钱将这二十来吨水泥防冻剂搬到后院的库房里去。当时一起干活的民工里有一个叫文柱的年轻人，长得挺敦实，对我比较好，父亲就让我叫着文柱一起干这活，挣的钱二一添作五。当时我在建筑工地打小工一天的工钱才五块，文柱的工钱才十块，因此一听半天能挣三十块钱我们俩都很高兴。文柱是个好人，干活时抢着干，我估计那二十吨、四百袋水泥防冻剂中，至少有二百五十袋是文柱搬的。干完活分钱时文柱一分也不多要，我母亲过意不去，就把文柱请到家里来做了几个好菜吃了一顿饭。这次干活中，我因为以前从未干过这么重的体力活，用力过猛，把右侧腰肌扭伤了，后来发作过好多次。

　　　　那些民工们都没有念过几天书，看我戴一副眼镜就常拿我开心，总是“嘿！大学生！”地叫我。他们也没有别的想法，干活的目的大多是为了“吃婆姨”（【注】太谷县方言，意为娶个老婆）。休息时，大家聚在一起，开下流玩笑；只要看到有个城里女人从身旁经过，就贪婪地盯半天，然后再幻想和她发生性关系，还讲出来给大家听。看到我总是一个人沉默不语，他们总是问：“大学生，每天你都在想啥呢？”每天下午夕阳西下时，总有一个人叹息着说：“唉！又一天……”

　　　　在一天伺候一个民工用石灰糊墙时，那个民工手一甩，粘在铲子上的一块熟石灰正好落在我的眼睛里，顿时一阵巨痛，把我的眼皮都烧烂了。回到家，我说我再也不愿意打小工了，我要读书。此后，我母亲就不再让我到建筑工地打工了。

　　　　现在回想起来，那半年的经历是我一生中的财富。由于每天干的都是体力活，没有学习任务，因此在辛苦劳作之余，我经常到县图书馆去借书带到工地上读。就在那期间，我第一次有时间通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静静的顿河》、《复活》、《苦难的历程》等大部头的俄苏文学名著。九十年代初期的年轻人，是伴随着“小虎队”、张雨生、童安格的歌声，读着琼瑶、金庸、古龙迈入十八岁的，而我则是听着《小路》、《灯光》、《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读着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肖洛霍夫迈入成年。我在那一年形成了苏联情结，热爱苏联这个国家，热爱她广阔的国土，热爱她勇敢的人民，热爱她悲壮的历史，热爱她博大精深的文化。到了那一年夏天，我在情感上已经彻底完成了“向左转”的过程。

　　　　不仅如此。通过和社会最底层人们的接触，我更加认识到无知给人们带来的精神和物质的空虚。我打工所在的建筑工地离太谷中学不远，每天上午十点，学校里课间操的广播就清晰地传到我耳中，刺激着我的神经，激发了我对学校生活的怀念，激发了对读书的渴望。从那以后，我形成了强烈的求知欲，无论走到哪里，都如饥似渴地读书。

　　　　　　　　　　　　　　　　　　　　　九、知耻近乎勇

　　　　尽管被命运捉弄，被艰苦的劳作磨砺，但我依旧痴心不改，深深爱着我的初恋女孩。然而，那个女孩子看不起没有出息的人，在一九九○年新年时，我托一位同学给她送明信片，被原样退回了，连信封都没拆。遭到这个打击，尽管我很心痛，但始终把她对我的冷淡看成是一种考验。在建筑工地打小工时，我总是在她放学后躲在远远的地方，就为看她一眼，就很满足了。尽管心中无比挂念，但是整整半年我没有去找过她一次。因为我想，她快高考了，不能打扰她……

　　　　见到我已经愿意读书，我的母亲就帮我联系学校。母亲找到太谷中学的领导，人家死活不肯收我这个顽劣的学生。后来母亲无奈，就找到了县教育局招生办的一位姓陈的老师，给人家送礼送钱，人家才答应帮忙。当时我姐姐在太谷县二中读书，在学校里老实巴交的姐姐在老师心目中的形象很好，在陈老师向人家提出我在二中就读时，二中的老师同意接受了。

　　　　一九九○年七月十三日，高考结束后的第三天，我兴冲冲地去找那个女孩。半年没见面了，我有很多话要对她说，我要告诉她我这半年的变化，告诉她我的成长，告诉她我的决心。当时也凑巧，我去她家里时，她正好站在门口。我高兴地连忙叫她。她脸上露出一种不屑和惊异的表情，没有让我进门。她告诉我，她考得很好，当我向她表达这半年的思念时，她粗暴而冷漠地打断了我的话。她说：“您这个人的感情那么古怪…….您让我感到恐惧……请您走吧，不要再纠缠不休……”我顿时惊呆了，真不敢相信这一切原来都是真的，为自己在做噩梦。可是，这一切都是真的、是实实在在的现实。

　　　　然而令我自己也奇怪的是，遭到这样的打击和羞辱，我却没有感到难过。我回到家，一头扎在床上，既没有说话，也没有眼泪。半小时后，我起了床，写下两行字贴在墙上：“距高考还有359天”和“知耻近乎勇”。那个女孩对我的羞辱，竟然激发了我的自尊心，促使我迸发出一种从未有过力量。因为，我无论如何不相信自己永远这样软弱、被人瞧不起。这种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我能够一鼓作气用这种力量冲破一切牢笼，飞向自由。

　　　　　　　　　　　　　　　　　　　　　十、新的一页

　　　　几天以后，我就到了太谷二中读书，被分到了文科班――五十六班。刚去时因为以前基础也不好，又辍学半年多，成绩并不怎么好。我的班主任叫邢锡宁，是个五十来岁的矮小的中年人，很严厉。一开始邢老师对我并不怎么看重，因为一个被太谷中学这个全省重点中学踢出来，到太谷二中这个一般学校就读的学生，往往不是有劣迹，就是成绩特别差。因此，我来到五十六班的最初几个月里，都是坐在最后一排。那时我眼睛已经很近视了，坐在最后一排看不清老师黑板上的字，经常跑到前面蹲在地上抄笔记。

　　　　已经鼓起勇气的我此时非常珍惜这个学习机会，异常刻苦。每天“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每天早晨六点起床看书，晚上十二点准时睡觉，甚至用功到了连课间十分钟都不出去的地步。由于长期坐着苦读，屁股上都长了疮，有一段时间上课都得站着听讲。我母亲心疼我，给我用海绵缝了个小垫子带着上课。我终于明白，读书所用的辛苦，比在建筑工地打小工要厉害多了。

　　　　由于每天用功读书，不看电视，不看报纸，所以那年八月二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时，我直到八月九日才通过同学们的闲谈才知道。知道这个消息时，我大惊小怪的，仿佛在二十世纪才知道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这个消息一样。当时被班上的同学传为笑柄，说我完全是个孤家寡人。

　　　　我刚到五十六班时在班上排名是很靠后的，暑假里进行的摸底考试成绩比第一名少了一百多分。当时邢老师让每一个学生订目标计划，我就把自己定到全班前三名去。我那样订计划不是痴心妄想，而是分析了几个成绩好的学生的优势劣势之后做出的。当时我们班上第一名学生是学日语的，自然没有可比性，其他功课好也有很大主观色彩：语文好是因为作文分数高，政治好是因为论述题分数高。而其他几门，历史、地理、数学，都比我强不了多少。因此我一去就把第一名当参照物，自然引起了学生们的嘲笑，觉得我这个人是在说大话，直到高考时他们才相信了我当年的分析。

　　　　到了那年期中考试，我的名次进了前十名。邢老师是个很惜才的人，见到我几个月长进这么大顿时刮目相看，就把我从最后一排调整到了第二排。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老师真是敬业。邢老师当时已经五十多岁了，脊柱严重弯曲，背上有一个大锅似的罗锅，每天早晨六点多就骑个自行车到学校，晚上十点多才回家。那时他见我下课也不活动一下，就走到我面前，对我说：“功也是要用的，但下课还是活动一下的好。”

　　　　　　　　　　　　　　　　　　　　　十一、出了一个大学生

　　　　一九九○年，我姐姐补习了一年以后参加了高考。姐姐这个人平时成绩好，但一到高考时就发挥失常，连续好多天睡不着觉。结果那一年，姐姐只比录取分数线低了九分，再次落榜了。姐姐落榜以后，每天都偷偷地哭，母亲怕她在家里窝出病来，就领着她到西安、临潼去旅游了一圈。在登骊山时，母亲在山上一座太上老君的庙里磕头，求太上老君开恩给姐姐个出路。

　　　　也许是太上老君真的显灵，姐姐一回到家里，前面提到的县教育局招生办的陈老师就先后将两份录取通知书送到家里：一份是雁北地区司法学校定向委培，一份是晋中师范专科学校的定向委培。前者是中专，后者是大专。母亲看了两份通知书，心里有了一点底，但又不满意：两个学校都要定向委培到山区小县，前者委培到右玉县，后者委培到左权县。正在这时，一个工友带来一个消息：山西财经学院有个英秘专业，正在招收计划内自费生，铁Z局分配到了一个名额。

　　　　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如获至宝，马上到太原找到局招生办。在有意上这个学校的铁Z局子弟中，我姐姐分数虽然最高，但我父亲只是个工人；还有几个局里的干部子女也想上，所以招生办的老师们有些为难，没有答应我母亲把名额给我姐姐。我母亲一看这个名额有可能被别人占了，非常着急。母亲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即使是饿肚子的时候也不会做出让人小看的举动，此时为了孩子，什么都顾不上了，当场就给人家招生办的老师跪了下去磕头。招生办的几个老师都是好人，一看这样，一个个都感叹可怜天下父母心。加上我姐姐的高考分数是那批学生里最高的，局招生办就把名额分配给了我姐姐。

　　　　姐姐上大学那天，我母亲特地让我放下书本，跟着她一起送姐姐到山西财经学院。那时的大学里不象现在这样充满了染黄头发的小混混，大学生都还彬彬有礼、温文尔雅。看到这些天之骄子们，我露出无比羡慕的神色。母亲不失时机地对我说：今年送走你姐姐，明年就看你了。我当时就对母亲表了决心：明年，我一定要惊天动地，让你和爸爸高兴。

　　　　　　　　　　　　　　　　　　　　　十二、破镜重圆

　　　　在日复一日的埋头苦读中，我迎来了一九九一年。当时虽然还没有进行期末考试，但在小测验中我的成绩越来越好。特别是历史和地理两门，班上已没有任何人能与我相比。考试题目简单时，我总是获得满分，班上成绩好的九十多分；考试题目难时，我则获得九十多分，其他成绩好的则八十多分。我从学习中获得了乐趣，因此每天虽然学的苦，但却非常快乐。元旦前夕，姐姐从太原回来，我们一家人聚集在一起，快乐地听姐姐讲大学里的生活。那天我很受触动，因此没有看元旦文艺晚会，听了一会以后就一个人躲在自己房间里学习。因为我相信一个说法：“一年中第一天怎么过，这一年就会怎么过。”因此我一直到一九九一年元月一日凌晨两点才睡觉，在学习中迎来了新的一年。

　　　　第二天早晨九点多钟，我尚正在睡梦中，忽然母亲来把我叫醒，对我说有同学来找我了。我忙穿上衣服起来，心里还在想，大过年的谁这么一大早来找我呀。等我来到客厅一看，顿时呆住了，张开嘴半天说不出话来。该不是在做梦吧？我赶紧掐了自己一把，好疼。那个“同学”不是别人，正是我为之心碎并深深伤害了我的初恋情人。原来，那一年她落榜了，离分数线差了一百多分。她认识到自己不是学理科的材料，改学了文科。可是当时她没有基础，迫切需要人的帮助，于是想到了我。

　　　　有句俗话说：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在之前的三年里，尽管我一再苦苦追求，但那个女孩就是不理我，给我一次又一次的伤害和羞辱；现如今，我几乎已经忘记世界上还有这么个人了，她却送上门来。当时我盯着看了看她，第一次感觉到她一点也不漂亮，甚至还有些陌生。不过，我在她和我母亲简单地寒暄了几句之后，就把她领到我的房间里。

　　　　来到我的房间里以后，我给她倒了一杯水，请她坐下，然后我低下头看着地面，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就这么沉默着，沉默着。那女孩则请求我的原谅：原谅她的冷漠对我造成的伤害，原谅她的无知给我造成的灾难。我依然沉默着，沉默着，我早就不再想起的对过去三年的回忆，渐渐地被唤醒了，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那件玫瑰红色的衣服，那张白皙稚嫩的脸庞，那双清澈明亮的大眼睛，那股醉人的丁香气息，那条我们一起走过的小街，那首令我泪眼朦胧的小诗。我终于忍不住了，眼泪夺眶而出，在这一刻我原谅了她。之后的几天里，我们两人如同傻子一般，时而一起抱头痛哭，时而一起欢笑。

　　　　然而，破镜重圆未必是那么容易的。已经摔破的镜子，再细致地把它拼凑起来，也必然会有无数的裂痕。人们在生活中总是会碰到这么一种现象：追求一个看上去很美的目标时，为了这个目标愿意受苦受难，甚至流血牺牲；而当他付出惨痛代价追求到了以后，却发现不过如此，反而觉得当年的追求和牺牲不值得。这个现象不只是在政治上存在，在爱情上依然存在。在回想起她当年那些美好的一面的同时，我也忍不住回忆起她对我的百般羞辱，对我的嘲笑愚弄，以及我为她所遭受的那些苦。一抹挥之不去的阴影，存在于我的心灵深处，使我的心在幸福的表象下隐隐作痛，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强烈。

　　　　不过，虽然有这些阴影，但我还是接纳了这个女孩，此后双方父母也见了面，算是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我的母亲虽然对这个曾经伤害了他儿子的女孩有些不满，但母亲不想伤害我和那个女孩之间的纯真感情，也就把那个女孩当成自己家里人来看待。当时那女孩的文科知识几乎相当于零，迫切需要我的帮助。既然已经算是我的女朋友了，我也就甘于为之付出。从那以后，我每天都不在学校上晚自习了，而是到她的家里为她补习功课。

　　　　　　　　　　　　　　　　　　　　　十三、一念之差

　　　　到了一九九一年，我在学习上已经颇有心得。在学习地理时，我认准地图的作用，自己动手绘制气候图、政区图、地形图、资源图、经济图。当时我练就了一副绘制地图的过硬本领，可以不凭借任何仪器和参考，绘制出一幅世界地图，各大洲的比例、各国的形状大小、主要河流与山脉的位置基本准确；也可以说出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面积、人口、首都、气候条件、主要资源、经济情况等；还可以知道世界上任何一个海峡、海湾、大河、湖泊、山脉的位置。在学习历史时，由于我对年份的记忆特别敏感，就把所有的历史事件按年份编成一个索引，再把该年的主要历史事件编成顺口溜，编完了自己也就记住了，以至于当时我对那几本历史书熟悉到了别人说一个内容我都记得在哪一页、那一页有什么图画，下面有什么注解的地步。学英语时，我认为学英语的窍门就是记单词，因此把英语书上学的每一个单词的音标、意思、如何造句等都抄下来；过完一遍就挑头再把那些仍旧不熟悉的单词再抄一遍，然后再挑头找不熟悉的单词；就这样我整整抄了一千四百页A4复印纸大小的单词，为此把右手食指关节处都累出了一个硬硬的瘤子，一直到二○○三年春天才通过手术割除。

　　　　我的数学成绩很差，本来应当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数学的学习上去。但是，由于每天都要为女朋友补习历史、地理课程，我根本就没有什么时间去温习数学，后来索性把数学完全舍弃了，听天由命。

　　　　一九九一年五月，山西省教委在太原市的山西大学师范学院，举办了全省第一届中学生地理知识竞赛。由于优胜者高考有加十分的优惠，我们学校就选派了包括我在内的三名尖子学生参加这次竞赛，就住在山大师院附近的一个招待所里。临参赛那天晚上，我到山西财经学院找到我姐姐，跟她一起再次把这所大学看了一个够。后来我们姐弟俩一起散步到了汾河大桥上，姐姐嘱咐我说：不要把自己的志向局限在一个山西财经学院，好男儿志在四方，一定要超过我才算你成功。当天晚上我回到招待所里，既紧张，又兴奋，结果一晚上没有合眼。但是第二天，我在来自全省的众多强手面前依旧毫不示弱，一举夺得了一等奖。这是太谷二中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全省规模的竞赛中捧回优胜奖杯。

　　　　一九九一年时，山西省高考学生填报志愿的制度很不合理：在高考前填报志愿。没有参加高考，学生心里根本没谱，不知道自己能考什么样的学校。报志愿时老师也不愿意学生的第一志愿填的太高，否则万一够不到重点大学的分数线，连普通大学都难上了。本来，我在高考前有三个志愿：第一志愿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第二志愿是中国政法大学，学法律；第三志愿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三个志愿都是名牌大学，现在想起来，如果当时报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以我本人的兴趣和钻研精神，我肯定可以成为国内最知名的苏联、俄罗斯问题专家之一。

　　　　然而，我的女朋友却对这三个大学一个也不敢填，因为她在上一年的高考中已经输怕了，刚刚学了一年的文科，心里完全没有把握。为了两人考上同一所大学不分开，我犹豫了几天以后也就依了她，和她一起在填报参考中寻找到一所不怎么出名的财经类院校――中南财经大学。当时，中南财经大学的招生简章上弄了几张照片，有一张的风景是几幢仿古式的房屋，高高的台阶和云雾；另一张则是茂密的竹林和幽静的林中小路。我看了以后觉得这个学校校园还挺美的，有山有林，校园肯定很大，于是也就违心地同意了，选的是国际金融专业。几个月以后，等我到中南财大报到时才发现，那个仿古建筑只有一幢，人家弄的是重复暴光的手法，让我看成了几幢，而且这幢楼根本不在校园内，而是在学校对门的蛇山上，是学校的涉外招待所；至于那茂密的竹林，只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所以后来我一进中南财大的门就后悔不迭，大呼上当。

　　　　随着高考的临近，我的女友对自己越来越没了信心，情绪经常剧烈地波动，哭哭闹闹的。虽然我自己也面临高考，但此时也不得不抽出时间去宽慰她。在对她说出甜言蜜语的同时，我自己也在为浪费宝贵的时间而心急如焚。在一九九一年高考前一天，我和女朋友来到太谷城外乌马河边的树林里散心，在一棵白杨树上深深地刻下了“真心相爱，永不背叛”八个字作为我们的誓言。如今，花开花落已经十三年过去了，不知道这些字还在不在。

　　　　一九九一年的高考我考得十分轻松。虽说我的数学一向很差，但是其他功课我都不在话下，特别是因为地理竞赛而获得的加分，使我比其他同学更有一种心理优势。考场上我都是面带微笑做题目的，其中地理、历史两门课，我都提前一个小时交卷。在我微笑着，满怀信心地交卷时，监考老师神情惊诧地盯着我，仿佛在看一个天外来客：他们实在不敢相信，竟然会有这样的疯子，敢在高考的考场上提前一个小时交卷。

　　　　　　　　　　　　　　　　　　　　　十四、外公病危

　　　　一九九一年七月九日下午，我考完最后一门高兴地回到家里，却发现我母亲不见了。父亲告诉我说，高考前几天接到我舅舅发来的电报，说外公生病了要母亲回去伺候。母亲因为怕影响我高考，一直都没说，直到把我送进最后一门的考场以后，才动身回河南老家。

　　　　我的外公在外婆去世之后，又在我们家住了四年，一直和我睡在同一张床上，外公这个人很少表露情感，但却非常喜欢我这个外孙，也很喜欢我们家。外公高兴起来，就给我讲以前的故事。外公没什么文化，故事也不多，总是讲望京楼（【注】“望京楼”是河南民间流传的一个孝子的故事）、大要劲（【注】河南人也称大跃进为“大要劲”，意思是要老百姓出大力、受大苦）、粮食关。我听故事的时候，特别喜欢摸外公那硬硬的、白花花的胡子。直到一九八九年，因为我祖母来信说要到我们家住，为了怕老实的外公受祖母的欺负，我母亲才送外公到大姨家住一段。外公一直怀念着我们家，一九九○年，我到郑州去看望外公时，外公见了我特别亲热，一晚上都没睡觉，还给我讲那些我已经听了一百遍的故事。那时我已经懂得孝敬老人，装做很有兴趣的样子。外公这人嗓门大，大姨家又住的是棚户，因此全家人都听得到外公讲话。第二天大姨告诉我说，外公在他们家住了一年，从来没有和任何人如此兴奋地谈一个晚上，即便是自己的孙子来了，外公也没有几句话。那次临走时，我问外公愿不愿意再回我们家住，外公说，当然愿意了，一百个愿意。因此我们家早商量好了，等我高考一结束就把外公接到我们家来。

　　　　我的父亲见我担心的样子，就说外公病的不重，只是喝酒时呛了一下，应该没有什么大事。可我心中却很纳闷：如果病的不重，那为什么我母亲要跑那么远去看他呢？那夜我辗转反侧，无法入睡，第二天下午，我也匆匆登上了去河南的列车。

　　　　等我回到老家，果然我最担心的事发生了：外公不仅病得很重，而且已经有亲戚为他做寿衣了。外公的病起源于一九九一年的春节，当时大姨家的几个女婿向外公轮番敬酒，外公挺高兴，结果乐极生悲，给呛了一下。当时也没太在意，可不久外公就开始咳嗽，再过一段时间一吃饭就剧烈咳嗽，还不能说话、不能进食，只靠打点滴维持生命。后来到医院一查，是控制气管与食道的那块脆骨裂了。人家医院一看外公年纪已经这么大了，就说这病要治好很困难，还是回家等百年算了。河南滑县有一条陋俗，死在外面的人不能拉回去安葬，否则认为不吉利。大姨害怕外公百年之后不能回去跟外婆合葬，就把外公送回了老家。当我回到老家时，因为营养不良外公已经不能起床，大家都认为外公已经没指望了。

　　　　可是，我却有很深厚的信念，坚信外公的病并非疑难杂症，而是一个意外伤害而已，只要营养跟得上肯定能治好。为了哄外公开心，我每天给外公讲故事，讲《三国演义》、讲笑话，鼓励外公坚持下去，等治好病以后再到我家住。外公当时已经不会说话，只是点了点头，但我看得出来他想活下来，到我们家去。外公当时大小便失禁，我就不停地用纸给他擦拭，再用热毛巾擦干净。在我的二十多天持续不懈的努力下，外公的病有了好转，能够开口说话了，也能够吃一些食物了，甚至在我的搀扶下能到院子里活动活动了。亲戚们都说，是我的孝心感动了老天爷，连寿衣也不做了。

　　　　　　　　　　　　　　　　　　　　　十五、郑八的晚年

　　　　在服侍外公期间，有一天下午，我在舅舅家门口和亲戚们闲聊。这时，门前来了一个叫花子，下肢瘫痪、衣衫褴褛、虱子顺着头爬，每只手分别扶着个小凳子，在地上艰难地爬行。爬到我家门口，停下来看着我，似乎在乞求着什么。我刚准备回家拿点吃的给他，却见亲戚们收敛起笑容，恶狠狠地赶他走开，他就默默地爬走了。我连忙问亲戚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亲戚们说，他就是那个郑八呀！

　　　　原来此人竟然是当年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的抗美援朝英雄，村治保主任郑八！我顿时惊讶极了，又问亲戚们，怎么他会落到这步田地呢？一个亲戚告诉我：郑八当年没有娶到我大姨，但人家手里有权，就又找了个老婆，非常漂亮。大跃进饿死人时，郑八家还吃饺子。郑八的老婆为郑八生了一女二子，可那女人一是懒，二是有痨病，家里总是一贫如洗，而且那个女人七十年代就病死了。郑八鳏居了几年，没人敢再介绍对象给他，闷得慌，就在他自己女儿十六岁时打起了他女儿的主意，想强奸她，结果他女儿赶紧自己找婆家远嫁了，再也没有回过村子里。

　　　　郑八到了文革期间，在村子里如同太上皇一样作威作福，听说哪家成分不好的有好衣服就去抢；有肉，就去哪家去夺。听亲戚们说，那一阵子郑八家里吃饺子，饺子馅里面都不搀青菜，全部是肉丸子，这在那个时代是非常令人难于理解的。文革初期，郑八带着几个孩子到我们家造反，抢走了我们家的被子。文革结束后，政府勒令他把被子还给我们家。外婆嫌这家人恶心，不要了。郑八这个人，一直到死都怀念着文化大革命。

　　　　文革结束以后，郑八的职务被免去了，沦为一个普通人。由于郑八当权时作恶多端，没有任何人愿意同情、接近他，生活日益艰难。郑八本来身体就有伤，一颗子弹至今没有取出来，年老时旧伤复发，下肢瘫痪了。也许是秉承了郑八的秉性，他的两个儿子都非常不孝顺，经常不给郑八吃饭。有一次郑八乘儿子外出，爬到鸡窝前偷了一个鸡蛋，自己没法站起来在锅里煎鸡蛋吃，就趴在地上用一个铲子盛着鸡蛋在火上烤熟，刚准备吃他儿子就回来了，把那鸡蛋抢了去。

　　　　郑八是伤残军人，按理说有政府的抚恤金。但是这笔抚恤金郑八本人享受不到，全被他儿子截流了。那时乡镇财政开始吃紧，抚恤金往往出现不按时发放的情形。每月到了发抚恤金的日子，郑八的儿子就用架子车把郑八拉到乡政府要抚恤金，不给就扔在政府大院里。郑八的子孙们比起郑八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儿子经常偷窃邻居家的东西，八十年代的一天，郑八的邻居在收获了一车花生以后准备上道口去卖，看看天色尚早就把装花生的架子车放在自己家院子里，谁知过了一会出来时发现架子车已经不见了，人家赶紧出去找，结果在路上看到郑八的儿子正拉着人家的架子车，准备偷着到集市上去卖呢。郑八的一个孙子，在十二岁时就奸杀了一个十岁女孩，到现在还没从监狱里放出来。

　　　　听了亲戚们对郑八的介绍，我顿时感慨万分。亲戚们说：“报应，这就是报应啊！老天爷可公平着哩！”一九九一年秋天，我的外公去世后出殡的那一天，这个在村子里曾经叱咤风云的郑八也死了。郑八的尸体被他的儿子用草席一包，挖个坑埋了，连个一个墓碑都没有。

　　　　　　　　　　　　　　　　　　　　　十六、工人子弟

　　　　在老家待的二十多天里，我女朋友还来了两封信，信上说非常想我。到了八月初，我父亲来了封电报，说“高考成绩已下，见报速归”。接到这份电报，母亲和我心里七上八下的，因为我父亲的电报没有说清楚，究竟是否考上大学，当时也没有电话问个明白。我舅舅说，上学的事情大，这里有我呢，你们先回去看看吧。于是，我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外公，和母亲回到了太谷县。在回家的路上，我一直惴惴不安，一是担心外公的病情，二是担心自己的考试成绩。

　　　　一进家门，就看到姐姐和她的一个女同学兴高采烈地跑出来。一看她们的表情，我就知道肯定考上了。我姐姐给了我一张《太谷报》，说我上报了，报纸是班主任邢老师报喜送来的。我一看果真是的，那一年我考了全县文科第二名，全省地理单科第一名，历史单科第二名，都是太谷二中建校以来的破天荒的好成绩。姐姐对我伸起大拇指说，你真的超过我了，算你有本事！顿时，我们全家沉浸在快乐中。父亲说，你不愧是你爷爷的好孙子，咱家这香火，被你给续上了！高兴之余，我又问起女友的情况。父亲沉默了一下说，没考上，差了四十多分。

　　　　闻听女朋友没考上的消息，我急忙心急火燎地赶到她家。女朋友一看到我，眼泪就簌簌地往下掉，说自己这辈子完了，没希望了。我连忙宽慰她说，今年比去年考得好就是进步，只要照我的方法学，明年就一定能考上，大不了再受一年罪。此后一个多月，女友哭了一个月，我安慰了她一个月，给她补习了一个月的功课，全然没有了金榜题名的乐趣。后来我看到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录取分数线，我的成绩整整高出了十分。我心中的那块阴影更加浓密了。

　　　　父母实现了他们以前对我许下的诺言，在那年夏天到太原给我买了一架“百灵”牌八十贝司的手风琴。由于忙着给女友补习功课，我也没工夫认真学。有了手风琴，父亲就经常给我们弹奏一些苏联歌曲，《喀秋莎》、《三套车》、《第涅伯河的波涛》等等。我父亲一边弹，一边感叹：同是一架手风琴，既可以弹出《手风琴伴奏红灯记》之类的丑剧，也可以奏出人间最优美的旋律。

　　　　在八月中旬，我们全家到陕西临潼去旅游，一是为了庆祝我考上大学，二是去年姐姐高考落榜后母亲许了两个愿：一是姐姐找到出路，二是我金榜题名。如今一一应验，因此一定要去还愿。去临潼之前，我到街上买了一些彩色吹塑纸，做了一个写有“有求必应”几个字的镜框。火车路过风陵渡黄河大桥时，父亲指着黄河南岸的沙滩对我说，当年他们修这座铁路大桥时，曾经有几个牺牲的工人埋葬在这座沙滩上。等火车过了桥走了一会儿，就来到当年我父母工地所在的上城子村。火车在上城子车站停了一会儿，附近的村民就围着火车卖“凉开水”，一角钱一杯。这些村民也不知道从哪里灌的脏水来卖，等火车一开他们就笑着在铁路上把水倒掉了。其实上城子吃水是相当困难的，村民们这么不爱惜水，说明这些水肯定不干净。我母亲伸出头问村民，当年我父母借住过的房东一家还在不在，村民们还都认识。母亲感叹道，几十年前上城子的村民是那样淳朴，今天全都变坏了。后来火车过了几个隧洞，都是父亲他们当年开的。

　　　　到了骊山上的太上老君庙还愿时，我跪在地上给太上老君磕了几个头。又默默地许了两个愿望：一是女朋友第二年考上大学，二是外公的病快点好。结果，第一个愿望算是实现了，第二个落空了。

　　　　从临潼回来，父母又在家里请了几桌客，把邢老师和父母的几个工友都请来了。席间，当时的铁Z局太谷办事处主任高叔叔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孩子，你是咱工人的子弟，上大学是咱们全家属院工人的光荣；今后你上了大学，无论当上多大的官，你都不要忘记你自己父母对你下的辛苦；也不要忘记，为咱们穷工人说话，替咱们工人办事。从此以后，我牢牢地记住了高叔叔的话，始终把自己看作真正的工人子弟，为工人说话，替工人办事。

第七章　　黄金时代

　　　　　　　　　　　　　　　　　　　　　　1984～1987

　　　　　　　　　　　　　　　　　　　　　一、勤劳致富

　　　　随着政治狂热的消退和政策的放松，到了八十年代初期，人们渐渐地开始琢磨起挣钱来。可是连续几十年的折腾，家家户户都是一穷二白，没有资本，因此那时的挣钱只有两条：要么投机取巧，靠坑蒙拐骗白手起家；要么勤劳致富，一点一滴地积累家庭的财富。

　　　　最早开始的致富门路是养君子兰，当时谣传说养一盆君子兰可以卖几千、几万元。于是，当时的工人们每天谈论的话题就是养君子兰，到哪里买君子兰，到哪里卖君子兰。后来，还真有人来家属院，出几千块钱的价钱买君子兰。有几户家里养着君子兰的，此时都神气起来，见了人们就吹有人出几千，甚至几万买自己那盆君子兰，可都不卖，等等，还会再涨价的。我的父母当时没有养这玩意，因为他们无论如何都不相信，就这么一盆破花，竟然能比他们半辈子挣的工资还多。后来君子兰的传闻渐渐过去了，那些养君子兰的人开始着急起来，几百块钱就卖，可还是卖不出去。前不久过春节时，我去花市买花，第一次见到君子兰，一盆只卖几十块。

　　　　君子兰风波结束以后，又谣传有一种新的致富方法――饲养蚯蚓。母亲从街上拿回来的宣传资料上说，日本人爱吃蚯蚓，还可以做药材。当时人们都很老实，看到白纸黑字盖着红印章的宣传资料就深信不疑，纷纷去买一种叫“大平2号”的蚯蚓回来养，一段时间内我们整个铁Z局家属院里，几乎家家户户都养蚯蚓。我母亲也相信了那宣传，加入了养蚯蚓的行列，狠狠心花了200元买了幼蚓，像关心孩子一样照顾它们。蚯蚓喜欢在松软的有机物里生长，于是一下班，我的母亲就上街拾马粪；蚯蚓喜欢潮湿和高温，于是我母亲不停地向马粪上撒水，把屋里烧的暖暖和和，那时我夜间起床解手，总是看见我母亲在伺候蚯蚓。我们家养的蚯蚓长得特别的好，一直养到象筷子那么粗，再卖出去；再买回小蚯蚓回来养着。很快又证明，养蚯蚓是一种骗局。我母亲最后买的那一部分蚯蚓也赔了一些钱，但由于我们家养得早，最后一算，整体上还是赚了800多块钱。据说有些地方有些人借了上万元购买蚯蚓，最后全赔进去了，还不了债，自杀的都有。

　　　　由于自小受苦受惯了，我的母亲从来没有投机取巧，挣个巧钱的想法。那时她在太谷线材厂财务股，经常到银行取工资款，一取就是上万。万把块钱现在就是薄薄的一叠，可当时最大的币值是拾元的，一万多块就能装满一个提包，对当时的一般老百姓来说，也算是天文数字了。我的母亲从来没有产生过什么挪用的想法，一切都靠自己那几十块钱的工资起家。那时每天厂里都有来拉铁丝的汽车，我的母亲每天中午就和那些身强力壮的男人们一起往车上装铁丝，装一盘五十公斤重的铁丝才一分钱，每天中午都装个三、四十盘，挣几毛钱。装完铁丝，还要赶回家里给我和姐姐做饭。当时厂里一般工人都是三、四十块钱的收入，而我的母亲每天靠装车，每个月总能获得比人家多上三分之一的收入。

　　　　我们家住在家属院最外围，因此临街。到了1984年以后，家里渐渐宽裕了，于是就把临街的院墙拆了，盖了一间小房，开了个小小的副食日杂商店，还起了个字号“宝华德”。当时的营业执照上的注册资本只有500元，一天销售额多的时候几十元，少的时候只有一块多，碰到天气不好，一天不发市的情形都有。每当进货时，我的父亲母亲就拉一辆架子车，到离家很远的副食品批发公司去。后来我们家旁边又开了一个比较大的公家商店，我们的小商店惨淡经营了一段时间，就关门了。剩下来不少的罐头、饼干，足够全家人吃了几年。

　　　　后来，随着全国各地经济建设的开展，对建材的需求量极大，铁丝开始紧俏起来，价格直线上涨。当时，工厂是公家的，生产出废品以后，就直接扔掉或者卖给废品收购站了。我的母亲看中这一机会，就从工厂里买了许多锈头（【注】锈头是指那些因为拉丝不直，而导致铁丝绞成一团无法使用的废品），回来加工。每天晚上，我的母亲在我们写作业和看电视时，就和父亲一起挑灯夜战，用手和耐心清理乱如麻团的锈头，再把它一一理顺，经常一干就到深夜。那几年，我的母亲每天眼睛都熬得通红，以至于我都有了错觉，以为她一直都是红眼圈。锈头是以废铜烂铁的价格买回来的，等清理完毕，就以成品价格的一半卖出去，中间的利润，也是相当可观的。当时铁丝紧俏，价格又高，很多消费者买不到铁丝；碰到这样物美价廉的铁丝，一时间买者若鹜，门庭若市。

　　　　拔锈头的生意，我的母亲做了三年，后来算帐，总共净挣了三万多块钱。在当时，三万块钱对老百姓来说已经是个天文数字了，于是我的母亲就不敢再干了，因为她以前实在是被整怕了，怕共产党的政策变。这挣到的三万多块钱经过后来1988年的通货膨胀，以及给我的外婆求医治病，料理外婆外公后事，供我和姐姐上学，给我姐姐买城市户口，到了1991年就花得一个子儿也不剩了。

　　　　由于以往政策朝令夕改，说变就变，我的母亲在做拔锈头生意的时候，尽管全是她的血汗钱，但也始终是提心吊胆，担惊受怕，害怕向任何人露富，即便是我的父亲，当时也不知道家里究竟有多少钱。

　　　　1985年，我的母亲被调动到太谷线材厂供销股。当时线材特别紧俏，厂里一些领导和工人就结成了一个团伙，偷工厂的钢材和铁丝卖。他们还找我的母亲，试图也让她入伙。我的母亲是个诚实的人，觉得很为难：如果检举这个团伙，那实在对不起自己良心，因为正是这些人，在我们家最困难时候帮母亲转了正；如果不检举，那么势必为法律不容。权衡再三，我的母亲只好提出调离申请。

　　　　当时，我母亲的调离申请在厂里成了爆炸性新闻。那时厂里效益非常好，我的母亲干了那么长的临时工，吃了那么多苦，好不容易转正，又节节高升到了别人视为“最肥”的供销股，人人都眼红着，去了屁股还没坐热就又要调离走，别人都理解不了。许多当年的老领导、老工友都来劝，可母亲铁了心就是要走。我的母亲之所以态度如此坚决，就是估计到厂里这么搞下去，迟早要出事的。即便是不参与分赃和盗窃，单单是“供销”这个岗位，就会让人有嘴也说不清。即使真没什么事，公安局传唤一两回，那在这个小县城里，名誉就算丢了。

　　　　事情的发展，证明了我母亲眼光的长远。我母亲调走两年以后的1988年，该厂案发，其实是厂领导班子间闹矛盾，把另一派给告了。整个领导班子、供销、财务被一锅端，三百人的厂，被牵连进去的就有一百多个，被判刑的有好几十个。其实，那些人也没弄到多少钱，多的几千块，少的几十块，真是不值得。从此，线材厂元气大伤，一蹶不振。曾经有一段时间，厂里有些老职工想请我母亲回去当厂长，带领厂子走出困境，我母亲虽然有些动心，但又觉得那些当年的老工友们如今抓的抓，死的死，人心已经散了，即便是自己回去也无能为力，也实在不想回那个令她伤心之地了。后来，线材厂90年代房地产热的时候又靠贷款红火了两天，但厂领导一心为私，人心涣散，没过多久就破产了。

　　　　　　　　　　　　　　　　　　　　　二、国庆三十五周年

　　　　1984年国庆前夕，我父亲在宣传队里的至交，局公安处的科长老吴不幸被一个寻仇的民警杀害。当时，老吴和另外一个民警开会时住在一间招待所里。这个凶手与那位民警有仇，就用透过玻璃窗用手枪向他怀疑是仇人的床上开枪。谁知那天老吴刚好和那位民警换了一张床，结果不幸被打死，那位本来该丧命的民警却大难不死。人们都说老吴在临死前有征兆，因为他在白天开会时还和大家开玩笑说：“这次开会见到这么多生前好友，我真是死也瞑目了。”铁Z局在全国各地特别分散，老吴原本是看到那么多同事不容易凑到一堆而高兴，开了这句玩笑，结果不幸而言中。

　　　　时值1984年的国庆，当时改革开放搞了几年，老百姓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因此当时全国上下一片欢腾。通过电视，上初中二年级的我第一次看到了国庆阅兵场面，看到邓小平检阅部队，也看到游行队伍中打出的“小平你好！”标语。那一年的阅兵，虽然没有山呼万岁、没有狂热的个人崇拜，但人们饱满的精神状态，那种真实的、发自内心的笑容，使我第一次隐隐有一种自豪感。而到了1999年搞阅兵的时候，我却没有这种感觉了，也不知道为什么。

　　　　国庆第二天，我的父母就领着我和姐姐上了趟省城太原，一是参加老吴的追悼会，二是领着我们俩买几件象样的衣服。这也是我第一次到大城市，刚从小县城出来，觉得三层楼都算高楼大厦的我，一下汽车，数着迎泽大街上13层高的“云山饭店”，眼都花了。小孩子不懂大人间的事，因此也没有为老吴的去世难过。后来，父母领着我们上街给我和姐姐每人买了一套新衣服，当时体验到的那种兴奋和快乐，真使我终生难忘。

三、外婆去世

　　　　到了1984年，我们家里生活条件明显好了很多，基本上已经不再吃玉米、高粱了，天天吃上了白面、大米，也经常有肉吃了。就在这个时候，老家的舅舅来了信，说外婆病重了。我的母亲接到信以后，决定回家看看，同时把外公、外婆接到我们家来享享清福，他们算是苦了一辈子。

　　　　我的外婆是一个非常慈祥和善良的人，不但勤劳节俭，而且对后辈和亲人非常无私。前面提到过，在“粮食关”时期，为了让外公能够活下去，她把自己本来就少得可怜的食物还要匀出一份来给外公，自己却险些饿死，这在当时村子里是少见的。相比我的祖母只要来信就向子女要钱，而我的外婆无论生活多艰难，从来也不主动向子女开口。在我在滑县老家住期间，尽管条件很艰苦，但凡是收到子女孝敬的点心、糖果等东西，外婆都自己舍不得吃，全部给了我和姐姐。以至于年少不懂事的我都养成了习惯，有一次外婆尝了一口味道，我竟然说：“姥姥，怎么偷吃我的点心哪？”外婆对我的疼爱，对我的一生人格的形成影响巨大。

　　　　我前面提到过，我的舅妈好吃懒做，心地不善，作风轻浮。我的舅舅与舅妈是大跃进时结婚的。舅妈年轻时长的还不错，当时我的舅舅在河南信阳一家工厂上班，到了该娶媳妇的年龄，就有媒人介绍认识了我舅妈。舅舅在匆忙中见过舅妈后觉得还可以，二人就结婚了，几天之后舅舅就回信阳上班去了。但是逐渐地舅舅就发现了舅妈的缺点，于是产生了离婚念头。无奈那时政治空气越来越浓，舅妈仗着自己是贫农成分，找村干部告状。村干部就吓唬我的外公外婆，地主份子要是胆敢把贫下中农踹了，那就等好吧。外婆本来也很厌恶舅妈，但一听这话，又惊又怕，只得赶紧劝舅舅不要离婚，并且在家把舅妈当神仙伺候着。舅舅早对舅妈厌恶透顶，见离婚也不成，便连家都不愿意回。

　　　　文革期间外公外婆挨整时，心地不善的舅妈不但没有给两位老人以任何安慰，反而落井下石，对两老人颐指气使，甚至还在家里批斗二位老人。外公外婆在外面挨了斗，回家还要受舅妈的气。外公这人感情比较麻木，不会多想；但外婆却是个心细之人，于是天天自己生闷气。后来舅妈生了三个儿子，其中一个因照管不善而导致后天痴呆。舅妈根本不亲孩子，全部推给外婆一人。

　　　　1980年，舅舅因工伤致残退休回家，看到舅妈更是厌恶，便怪罪外婆当年不该反对二人离婚。舅舅因婚姻不幸而常年心里郁闷，脾气暴躁，自然少不了跟外婆生气。外婆一连几十年处于被欺侮、被压制的地位，负担又重，此时儿子也不理解自己，更是有苦说不出，终于积劳、积怨成疾。加之本来就有肝炎，故而来我家以前就得了肝硬化。当我的母亲回到老家时，外婆已经不能行走，腹水使她的肚子肿得象一口大锅。我的母亲在听到医生说，外婆只剩下几个月的生命时，为了能让外婆能够享些福，硬是把外婆从老家背了回来。肝硬化的晚期，是一种非常痛苦的疾病，但是外婆来到我们家以后表现得很坚强，每次我们与她在一起，她都慈祥地微笑着，忍着痛。

　　　　太谷县的医院已没有办法了，我的母亲就怀着一线希望就带她到地区医院，省城医院去；省城大医院没办法，我的母亲就四处打听偏方，经常是一听到有什么消息就连夜租个拖拉机去山里、农村寻找；听说有一种远红外治疗仪有些效果，我的母亲就赶紧买回家一台。然而为时已晚，外婆的病早已成为不治之症，这一切努力都没有效果。

　　　　我的母亲只好天天买一些大鱼大肉给外婆做着吃。然而，外婆由于肝功能的原因，也总是吃不了几口。有一天，外婆对我说想吃山楂做的糖葫芦，我就上街去买，当时太谷县做小生意的人还比较少，卖糖葫芦的更少。我在城内转了整整一个上午，偏偏市面上没有卖山楂糖葫芦的，只好买了一串跟山楂味道完全不一样的“秋海棠”做的糖葫芦。尽管不遂其意，但外婆仍然夸我，说这个外孙孝顺。

　　　　即便是疼痛异常，外婆也从不在我们面前显露，硬挺着跟我们过了一个春节和元宵。元宵节过后，外婆也自感来日无多，于是催促着回到老家去。于是1985年正月十七，我的母亲又送外婆回老家去。我和姐姐不愿意外婆走，外婆就紧紧握着我们俩的手，说回去养好了就回来。

　　　　我当时还惦记着外婆的话，总是想着哪天外婆能够好好地回来。可是二十多天以后，我的母亲和外公回来了，当我看到母亲脚上穿着的白鞋时，（【注】河南滑县风俗，守丧要穿白衣白鞋）我才明白，我永远也见不到疼我爱我的外婆了。得知外婆的噩耗，我不但异常悲伤，而且非常愧疚，因为我从没好好报答她一天。那一段时间，我上课时总是想起以前外婆疼我的情景，想起我小时发下的誓言，要到2000年开小轿车接她，顿时泪如泉涌，老师劝、同学劝、父母劝，但谁都劝不住。按照滑县的规矩，外姓人是不用给外婆戴孝的，但我坚持要戴，整整戴了一年。直到十年以后的1994年，我上大学4年级回老家时，还跑到外婆外公合葬的坟上，抱着墓碑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

　　　　我的外婆是一个非常命苦的人，从小父母双亡，孤苦伶仃、寄人篱下；年轻时省吃俭用，好不容易置下点土地，就被划成了地主；接下来丈夫被抓，一个人含辛茹苦把三个孩子拉扯大；然后就是大跃进、大饥荒、文化大革命，一辈子受歧视、受迫害、忍饥挨饿……什么样的罪都遭过了，什么样的苦都吃过了，什么样的气都受过了，可是生活刚刚由苦变甜，不到七十岁就去世了。哪怕是多活上三年五载，享上几天清福也好啊。人间的事情，为什么总是如此不公？

　　　　　　　　　　　　　　　　　　　　　四、成长的历程

　　　　1983年我上了初中，在太谷五中就读。我刚上初中时入学考试成绩非常好，于是有些骄傲，不怎么爱学习了，结果一个学期下来，成绩就落到了全班第19名。此后初中三年，虽然父母对我管教很严，但由于我实在贪玩，所以成绩一直都不怎么好。特别是初中二年级时，更是落到全班四十多名，在六十个人的班里，已经算差等生了。那时我特别爱看电视，每当父母问我作业写完了没有时，我总是撒谎说写完了，然后就看电视。可作业第二天得交，于是我晚上总是乘父母睡着了就偷偷拿个手电筒，躲在被窝里赶作业。这么就一个学期下来，我的眼睛就近视了。

　　　　我小的时候，对天文学兴趣很浓厚，一直梦想着成为一名天文学家或者宇航员。太谷县城小，那时只有一两家书店，可以说我把那书店里所有的天文学书都买回来了，每天边看边想。那个时候我总是在想，相比起宇宙的浩瀚，人类就生活在这么一个小小的星球上，从宇宙的观点来看，人类的价值尚不比大海中的一粒沙子，何必你争我斗？大概是那时开始思考这些问题的影响，我以后形成了对身边人之间明争暗斗非常超脱的态度，既不过问，更不参与。

　　　　大概是1984年暑假期间，我从当时订的一本《我们爱科学》杂志上，看到一条由江苏省武进县张里湾光学仪器厂发的广告，称哈雷慧星即将于1986年11月接近地球，因此他们厂制作了一批20倍天文望远镜镜片，可以邮购，每副1.3元人民币；另付包装邮寄费1元。我当时可能是太兴奋了，只看到前面的镜片价格，没看到后面的包装邮寄费，就按着地址给他们寄了一块三毛钱。那时人们都还很不错，没多久收到厂里寄来的一封信，很客气地说还应该再付一元钱的包装邮寄费。后来不久我收到了镜片和制作望远镜说明书，父亲和我一起动手做了一个望远镜。那时物资还很匮乏，太谷县城里连制作望远镜的牛皮纸或者卡片纸都没有卖的，只好买了一些比较厚的白纸卷起来，里面涂上墨汁，勉强把目镜和物镜安上了。每天放学回家，我就盼着天黑，好用望远镜看星星。当我第一次看到月球的环形山时，兴奋得一晚上都没睡好。

　　　　1985年秋天，家里彩电升级换代了，父母从北京买回来一台二十英寸的日立牌彩电。当时二十英寸的彩色电视机是顶尖的东西了，我和姐姐都十分兴奋，看着到我们来玩耍的同学们羡慕不已的眼神，我不禁洋洋得意。那台彩电是由去伊拉克的工友在国外买回的，国外售价是262美元，按当时汇率应该卖480元人民币才对（【注】根据当时官方汇率，美元与人民币兑换比率是1：1.85），可是我们家却花了2000元，还必须自己到北京提货。那时人的眼光真有点奇怪，我和父母都觉得这二十英寸已经足够了，再大，屋里就可能放不下了。而2002年我买了新房子去商场里买电视，看到比二十英寸屏幕大几倍的三十四英寸电视时，却一点也不觉得大。送回来以后，我坐在沙发上越看越觉得小，怀疑是不是送货送错了，还拿尺子量了量，原来也并不小。

　　　　到了1985年上初中三年级时，我才感觉到自己的成绩实在是太差。初二下半学期期末考试，我的物理考了29分，英语考了25分，落到全班倒数几名去了。初三一开学，升学的压力让我警醒过来，于是开始刻苦起来：每天早上6点，我就到教室里学英语，记单词；累了，就把班里卫生打扫一遍换换脑筋。当时恰好换了班主任，新的班主任姓孟，就住在学校里，每天看到我如此刻苦，还这么为班集体做好事，很是喜欢，经常来鼓励我。后来到了1985年12月，由孟老师介绍，我加入了共青团组织。当时入团的时候还颇费了一些周折：一些老师觉得我年龄太小（【注】当时我13岁，在全班是年龄最小的一个），以前成绩也不好，故不主张我入团。当时得知这个消息，我还回家哭了一场。但后来，大概是孟老师坚持吧，我还是入了团。

　　　　学习是个苦差事，别说现在要交高额学费，就是在当时不怎么收费的情况下，多数学生都是不愿意学习的。多数人在未成年时代总处于一种非自觉状态，要健康成长，不但要靠家长细心开导，还必须有好老师来带。我刚上初三时，物理很差，当时代课的是一位年轻物理老师，叫史明亮，总是在作业本上写上一些鼓励的话，我就非常高兴，学物理就来劲，一个学期就把物理课从29分赶到89分；到了下半学期换了个物理老师，其实讲的也不错，但就是不太多搭理学生，结果我很讨厌他，也不愿意学物理了，一个学期考试成绩就又退成27分。

　　　　经过初三第一个学期的努力，我的考试成绩上升到了全班第十五名。但是，当时太谷县只有两所正规高中，初中升高中的入学比例大概只有五比一，即使考上全班第十五名，也很难考上高中。看到我成绩不佳，母亲早就急在心里，但无奈那时白天还要上班，下了班晚上还要搞副业挣钱，自己没多少文化也不能辅导我的功课。于是，母亲就动心思，想让我“病休”留一级。因为怕我知道要留级了产生懈怠，还一直瞒着我，直到快初中毕业考试时才跟我讲。母亲这么做是费了很多脑筋的：如果让我一直上初中毕业，参加中考而考不上，那么会给我的信心以很大打击；即便是复读，那么作为“往届生”自己也会很自卑，中考时的分数线也不一样。办理了“病休”，那么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了，我的母亲就是这么细心的人。

　　　　为一个根本就没有病的孩子办病休手续，学校里是不允许的；另外我当时成绩挺差，各个班级又人满为患，也很难找到愿意接收我的班级。那一段时间，母亲也是非常操劳，每天晚上到校长、教导主任和老师们家里求情送礼。有一天晚上，母亲找到了教导主任，不巧他要开会，母亲一直在人家会场门外站了三个多小时。等晚上十点多钟教导主任开完会出来，看到母亲还在门外等着，禁不住感慨万分，说了句：“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好，什么都不用说，我同意了。”

　　　　就这样，我病休几个月以后留了一级，母亲在办成事以后对我说，人要有自尊，等到了开学时你如果再不好好学习，那真是证明你就是个没出息的孩子。为了让我能够开学后收心，那个暑假母亲破例让我玩了个痛快。我当时兴趣很广泛，喜欢画画，母亲就送我到县文化馆办的书画学习班里学了一个暑假。

　　　　等到开学以后，我自己也觉得不好好学习实在对不起父母，果然收心了，期中考试就考了个第十名。当时的班主任姓孔，是孔祥熙那个村的，大概也是孔祥熙的一个亲戚。孔老师是个很尽责的人，那年冬天快期末考试时，对学生挨个家访。到我们家那天，外面正好下很大的雪，孔老师在路上为了避让一辆汽车，自行车一滑，摔到了农民沤粪的池子里，腿扭伤了，来我们家时一瘸一拐的。母亲见状，连忙招呼孔老师吃饭，可孔老师不吃，问我：你打算期末考试考多少分？我回答说：第五名吧。孔老师听后，摇了摇头，我还以为他嫌我目标定的低了，赶紧补充了一句：第三名到第五名之间吧。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班上当时除了我，还有四五个插班的往届生，我自忖拼不过人家。孔老师听了，又摇摇头说，我觉得你能考前十名就不错了。我一听，觉得孔老师是看不起我，于是又坚定地说，我一定要考进前三名去。孔老师一听，大笑道：“你要是考进前三名，我今天摔这么一交就没白摔，而且到时候我还要登门给你拜年！”有了孔老师这一席话，我更加发奋了，结果那次期末不多不少考了个第三名。过年前，孔老师高兴地如约来给我们家拜年，全家人都很高兴。

　　　　那一年冬天我早晨上学路上，第一次听到广播里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接着胡耀邦就辞职了。当时还小，也并不明白什么叫“资产阶级自由化”。

　　　　受父亲的影响，我早早地就喜欢听苏联莫斯科台的汉语广播。1985年春天，苏联换了一位新的领导人：时年五十四岁的米?谢?戈尔巴乔夫。我已经看惯了电视里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等苏联领导人那一个个老态龙钟、气喘吁吁的样子，因此对这个年轻富有朝气的、总是嘴边挂着迷人微笑的苏联新领导人发生了浓厚兴趣。很长一段时间，在温习功课的我只要听到电视里有关于苏联的新闻，就必然要跑出来看看。戈尔巴乔夫，这位头顶长着红色胎记的、面目和善的苏联政治家似乎有一种魔力，深深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隐约感到这将是一个不平凡的人：他与老态龙钟的、北极熊似的勃列日涅夫多么的不同啊！我在收听莫斯科广播电台的时候注意到了这样一个现象：以前莫斯科广播电台总是称中国政府为“北京统治者”，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不久就改成了“我们伟大的邻邦，社会主义中国”。

　　　　　　　　　　　　　　　　　　　　　五、扶危救困

　　　　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我们所在的那个家属院里，工人家庭生活虽然有了好转，但仍然是没有什么财富的。财富这个东西，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不断地积累，聚沙成塔。在刚刚改革开放不久，人们一般都是白手起家的，都还没什么积累。其中有一位吕师傅，他的家里有四个孩子，老婆没工作，还有两位老人需要养活，因此日子非常困难。全家过年时连肉都买不起，包顿白菜饺子就算过年了。

　　　　我的父亲母亲是从极度贫困里走过来的，知道没有钱是什么滋味，更知道人困难时是多么需要帮助。当时我们家的经济条件已经获得了一定改善，父母就想办法帮助吕师傅家。为什么想帮吕师傅呢？原因是吕师傅这个人虽然特穷，但非常有骨气，对孩子尽心尽责。当时工人中很多人不怎么管孩子，自己每天浑浑噩噩地打牌混日子，孩子随便长。吕师傅非常勤劳，从来不打牌浪费时间，节衣缩食供几个孩子上学，孩子成绩也不错。无奈家里负担太重，老婆又没工作，当时一个月就那么几十块钱，再勤劳也翻不了身。

　　　　吕师傅家孩子上学时，穷得连作业本都买不起。当时我母亲在财务股，经常从单位领一些空白的信纸和财务报表回家交给吕师傅。吕师傅的几个孩子也是很成器的人，非常节约，演算时先用铅笔写一遍，又用蓝色墨水写一遍，最后再用黑墨水写一遍，一张纸要反复用三遍。母亲就把这些用过的草稿纸拿过来给我看，说，你看人家吕师傅的孩子，家里条件这么差成绩都这么好；咱们家条件强多了，你要是不好好学习，对得起谁？

　　　　当时，铁Z局有不少家属做裤子挣钱，吕师傅老婆也想干这行，可是家里没本钱，买不起缝纫机，也租不起门面房。我的母亲得知这一情况后，知道吕师傅爱面子，不好开口借钱，就主动弄了八百块钱送到他们家做本钱，还帮着她在县城最繁华的市场里租了一处柜台。那个时候，八百块钱不是一个小数字，一个工人工资一个月也不过几十块钱。后来吕师傅老婆做裤子逐渐上了路，家境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几个孩子也都很成器，两个考上了大学，两个考上了中专。

　　　　吕师傅这人有骨气，条件稍微一好就要还钱，可我父母不要，说等孩子们都工作了再还不迟。就这样，直到九十年代后期，吕师傅最后一个孩子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我父母到武汉落户临走时才收下吕师傅还的钱。还钱那天，吕师傅带着老婆和几个孩子，拿了两千过来，说这么多年也应该有点利息了，两千都不算多。我父母再三推辞，吕师傅执意要给，最后父母还是只收了八百。

　　　　除了帮吕师傅家，我们家还帮助过一家，那家人姓常，是母亲在线材厂的同事。线材厂出事后，常师傅被判了一年刑，出狱后单位把他开除了，家里一贫如洗。常师傅想做小生意谋生，当时借了一圈，没几个人借钱给他，于是向我们家求助。虽然我母亲当时早就不在线材厂了，但还念着当年老工友的情谊，就送了五百块钱过去。后来常师傅又混发达了，家里有了好几十万，但对当年借钱的事却绝口不提。到了1993年，由于通货膨胀和老人相继去世，再加上我和姐姐上学，家里暂时又困难起来，母亲就跟线材厂一位老工友说起这事。老工友一听，当天就跑到常××家里骂了他一通，说你常××这小子真是太不地道了，张大姐挣钱这么不容易，你倒霉时对你简直是再生父母，混得有钱了居然都不还钱，你算什么玩意啊？常师傅这才到我们家里还钱，赌咒发誓说自己实在是忘了，仍旧只还了五百。还钱那天是1993年的暑假，我正好在家里，当时就觉得这人真是没良心。我母亲就对我说：做人要有原则，轻易不要麻烦别人，万一实在困难需要帮助了，就一定要记得别人的好处；否则，你就不够格做人。人上一百，各式各色，什么样的人都有，碰到这号没良心的人也在所难免，知道了不来往就行了，也没必要生气。

　　　　　　　　　　　　　　　　　　　　　六、北方旅社

　　　　铁Z局三处机关搬走以后，成立了一个太谷办事处，管理以前留下来的房产和家属院。原来处机关所在的那个大院因为靠近火车站，因而改成了一个旅馆，叫“北方旅社”，由一些本单位的知青和家属经营，每年要上缴几千块钱管理费，自负盈亏。那些知青和家属吃着大锅饭，一个比一个懒。客房里墙壁自从70年代处机关进驻粉刷了一遍以后，从来都没有粉刷过；顶棚早已破旧不堪，露出不少黑糊糊的大洞。由于是“大集体”性质，也没有人愿意投资，整个旅社没有一台电视，餐厅里连个冰箱都没有。旅馆就是这样，有时客源少，有时客源多，因此没有冰箱，买回的肉和菜放着就不新鲜了；如果不买菜，客人住宿就很不方便。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旅社里买了一些卤猪蹄，时间放得太长了。一位客人吃饭时点了猪蹄，吃着吃着，里面竟然爬出一条蛆来。那客人比较老实，说，怎么生蛆的猪蹄还卖呀？结果，旅社的职工仍然收了人家饭钱。久而久之，旅店的生意越来越清淡，门可罗雀，别说上缴管理费，连工资都发不出来。

　　　　办事处没办法，就把“北方旅社” 发包给职工经营，条件是要上缴管理费、养活知青。那时一般人都不看好这个旅社，没几个人去承包。我的父母回家一商量，觉得旅社靠近火车站，地理位置不错，只是由于经营无方才逐渐失去客源的。因此，只要我们家把它搞干净点，做生意厚道一点，再投资弄点电器，也还是能挣钱的，应当试试。于是，父亲跟办事处签订了合同，并且进行了公证之后，我们家就开始对旅社投资了。

　　　　我父母拿出几千块钱，买了些涂料和油漆，粉刷了肮脏的墙壁，修理好残破的顶棚，把所有门窗都油漆了一遍，修补好缺损的玻璃窗，新购置了床单、被套，并且仔仔细细地打扫卫生。正好那是暑假，我们全家四口天天都在旅社里干活，每天都弄到灰头土脸、筋疲力尽。家里还把彩电和新买的冰箱搬了过去。半个月以后，一个面貌一新、窗明几净的“北方旅社”终于出现在旅客面前。为了和别的旅馆竞争，我们家还在火车站门口设了一个接待处，每天有火车到站时，就带领职工接站，接到了以后先送上大碗茶让旅客解渴，再派人带领旅客到旅社。如此一个多月，生意终于红火起来，旅社创办史上头一次出现了客满的情形，尤其以回头客居多。知青们多少年来第一次领到了奖金，个个积极性很高，变得勤快起来。我的父母也很高兴，以为这又赶上一次勤劳致富的好机会。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这时候办事处新换了一个主任。旅店的日益红火，引起了新任办事处主任的嫉妒，一心想把这棵摇钱树交给他的一个亲戚经营。于是，他找我父亲谈话，说后人不问前面事，这旅社要收回重新承包。我父亲当然不答应，说我们家为了这旅社费了那么大的劲，而且还签了合同，进行了公证，是受法律保护的。然而办事处主任神通广大，居然让县公证处出了证明：“经我处重新审查，发现铁Z局三处太谷办事处不具备法人资格，因此我处于1987年×月×日出具的谷证字第×××号《公证书》予以撤消，不具备法律效力。”这样，我们全家辛辛苦苦忙了几个月、刚刚有些起色的旅店转入了他人之手，父亲要求办事处主任补偿我们家的投资，也遭到拒绝。办事处主任说：“你们家投到旅社的东西你们可以随便砸，随便搬，但要补偿是不可能的。”那一阵子全家都心情抑郁，我父亲到处上访告状，四处碰壁，真是欲哭无泪。不过，那旅社交到办事处主任亲戚手中以后也没有变成“摇钱树”。那人非常贪婪，奉行“一天宰一个，一辈子也宰不完”的原则，结果还不到一年就干不下去了。

七、第一次上北京

　　　　虽然北方旅社被人从手里生生夺走，父母心里郁闷，但值得他们欣慰的是，我于1987年考上了山西省的省级重点高中太谷中学。据老师们介绍，考上这所高中的人升学率几乎达到百分之百，有百分之七十的人能考上大学，百分之二十的上大专，百分之十的上中专（当时中专也是很走俏的，不象现在得到处找生源），以至于当时一提自己是太谷中学的学生，人们就以一种羡慕的眼光来看待你，仿佛你已经是一只脚迈进大学门槛了。

　　　　为了鼓励我再接再厉，考上重点大学，临开学前夕我母亲带我去了首都北京旅游。乘火车时，旁边位子上坐满了返校回京的大学生，对面则坐着一个七十来岁、退休的老军人。一路上，我的母亲总是问那些大学生大学生活的情况，以及他们如何刻苦学习，考上学校的经历，并且给他们很多赞扬。

　　　　当时我的母亲已经三十六岁，但相貌年轻，衣着得体，谈吐也很有风度，那些大学生先是把母亲当成北京什么大公司的经理，又把我当成她的弟弟。等我母亲跟人家说自己只是个小县城的工人、我是她的儿子时，大学生们一个个都惊讶极了，还有一个学生干脆跑到车厢别处去，把另外几个同学也叫来看，问他们说你看这像不像母子俩？坐在我们对面的那位老军人，虽然话不多，但一直怀着赞许的目光看着我们母子俩。后来，等我母亲离开一会儿时，那老军人对我语重心长地说：孩子，看得出来你很幸福，你有一个非常好的母亲。

　　　　母亲领我游览了故宫、十三陵、长城、香山、颐和园。每天都跟打仗一样步履匆匆，但我过得很是快乐。到北京那天下午，我和母亲来到天安门广场，准备以毛主席纪念堂为背景照相时，突然间狂风大作，下了一场暴风雨，然后又迅速雨过天晴，一道美丽的彩虹出现在纪念堂上空。我顿时感到这似乎是主席显灵，于是虔诚地留了影。这张照片现在还在，一脸的虔诚相。

　　　　　　　　　　　　　　　　　　　　　八、狗的故事

　　　　狗是一种非常忠诚而且有灵性的动物，因此我们家人都很喜欢养狗。七十年代末，我的父亲抱回来一只小花狗，给它起名叫“大利”。那时家里还不很宽裕，细粮很少，偏偏这大利有点邪门，竟然只吃细粮，不吃粗粮，于是很快就饿得皮包骨头，每天围着人“唧，唧”直叫唤，却还是不吃粗粮。后来父母一看，说这狗是天生的富贵命，咱们穷人养不起，还是帮它找个好人家吧，免得跟着咱们受罪。有一天，我父亲把大利送给了几个开着拖拉机进城的农民。

　　　　转眼到了1986年，我母亲已经调到了太谷县灯具厂。这是一个只有三十来个工人的袖珍大集体企业，离我们家只有大概五六百米路程。这时家里生活已经变好了，于是全家人都想养一条狗。终于有一天，母亲的一个同事小李子送来了一条小伢狗崽，是一只杂色小笨狗（【注】当时太谷县狗的品种不多，一般只有两种：狼狗，如德国狼狗、日本狼狗，以及本地产的笨狗，笨狗的特征是耳朵耷拉，个头较小）。那条小狗长得特别有意思，背是黑色的，毛是灰色的，胸前和爪子则是白色得，如同穿着一件小西服一样。当时正是冬天，那条小狗来我们家之前在炉火前面取暖时，被滚烫的煤渣烧了尾巴，烧掉了一小段，其余的都还烂着。

　　　　小狗趴在那里，摇着烧得烂糊糊的尾巴，真是既可爱，又可怜。母亲买了些烧伤膏和绷带，给小狗缠上。由于这是我们家这么多年第一次养狗，给我们带来了欢乐，所以我们给它起名叫“欢欢”。

　　　　慢慢的欢欢长大了，越来越活泼，总是在院子里蹦来蹦去。每当我父母下班、我和姐姐放学，欢欢都像见了亲人一样扑上去，伸出舌头来亲吻我们，嘴里还“唧，唧”地叫着。当时，欢欢尾巴上的伤还没有全好，绷带还缠在尾巴上，一高兴就直摇尾巴，结果绷带松了，就如同在尾巴上挂了一面小旗，使劲摇着。

　　　　欢欢很聪明，在生活中逐渐学会了听“立正”、“磕头”、“握手”等命令，再做相应的动作。每当我拿一块饼干或是一块肉喂欢欢时，就命令它：“磕个头”或者“握个手”。于是欢欢就急匆匆地趴在地上“磕头”，或者把小爪子伸出来“握手”，嘴里“呼，呼”地喘着粗气。太谷街上有一些坏小子，专门套别人家的狗杀着吃，为了欢欢的安全，我们都尽量不让欢欢出门。当时外公住在我们家里，天气好时，外公喜欢坐到大门外晒太阳，欢欢喜欢自由，总是盘算着想出去。外公每次开门出去之前，总要看看欢欢在哪。这时欢欢就老老实实地趴在狗窝里，做出不打算出去的样子。外公年纪大了，动作慢，等外公慢吞吞地开开门时，欢欢就像箭一样“噌”地窜出门外。等外公关好了门出来时，欢欢已经站在门外望着他，然后就欢快地找它的伙伴们去了。碰到这种情况，外公总是说一句：“这小狗……”

　　　　我们全家都喜欢狗，于是吃饭时欢欢都有一张椅子。每到吃饭时，欢欢就蹲在椅子上望着大家等着人喂它。全家人边看着它笑，边你给一块肉、我给一块馒头。有时喂得不及时，欢欢就急得“呜，呜”叫唤，还流口水。后来有一次，父亲当年在宣传队的同事专门从商丘来看父亲，吃饭时欢欢早早地就落了座等着。那几位工友一看，惊讶地叫道：“哎呀，国师傅家的狗会上桌吃饭！”等大家都落了座，开了几瓶啤酒，看到欢欢坐在那里等吃饭，就有一个工友说：“看看它会不会喝酒吧！”于是倒了一点啤酒给欢欢的盘子里，谁知欢欢居然“吧嗒吧嗒”地把酒都喝掉了，于是大家更惊讶起来。等那帮工友回到商丘以后，添油加醋地把情况一说，“国师傅家的狗会上桌吃饭，会喝酒”的传闻便在商丘的家属院传开来。

　　　　那次欢欢喝了啤酒以后，先是耍了一阵子酒疯，在院子蹦蹦跳跳，一会儿就困了，老老实实地躺在沙发上睡了整整一下午。此后，欢欢喜欢上了喝啤酒。

　　　　我父亲喜欢抽烟，当时家里也没有装修，也就是普通的水泥地面。父亲抽完烟以后，就把烟头扔在地上等脏了再扫。欢欢一看到烟头，就喜欢用爪子拍未熄灭的烟头玩。久而久之，等烟头全灭了以后，欢欢就把烟草吃掉了。这一情景又被串门的工友们看到，于是“国师傅家的狗会抽烟”的传闻又在商丘家属院里传开来，以至于有的工友还问，那狗咋叼烟卷啊，吐不吐烟圈啊？

　　　　1987年初，欢欢一岁的时候，母亲厂里的小李子又送过来一条小母狗。那小狗可能是发育不全，特别弱小，浑身的毛跟毡子一样卷着。刚来我们家时可能是饿了，“呼通呼通”吃了不少饭，结果肚子撑得滚圆，走路时肚子都挨着地了。看着这小狗憨态可鞠的样子，全家人都很高兴。母亲说，既然是小母狗，那就起个女孩的名字，叫媛媛吧。

　　　　欢欢性格有点倔，而媛媛则是一条非常听话的狗，特别喜欢和人温存。当我们抱着它的时候，它总是一动不动，尽量贴着人的身体，间或轻轻地舔一舔人的手或者脸，我们都说媛媛真是有一种阴柔之美。媛媛还多才多艺，当时我有一副口琴，每当我吹口琴时，媛媛就在旁边歪着头看着我，发出“啊啊”或者“呜呜”的声音，仿佛是在唱歌。欢欢比媛媛大而强壮，但对媛媛却非常爱护，二者从未打过架，吃饭时欢欢也总是让着媛媛先吃，等媛媛吃饱了以后欢欢才吃，从没有因为抢食而闹过矛盾。

　　　　1987年春节除夕之夜，太谷县城鞭炮齐鸣。欢欢和媛媛胆子小，听到鞭炮声就吓得屁滚尿流，直往沙发下面钻，过一会儿鞭炮声平静了，才探头探脑地钻出来。然后又有人放炮，就又往沙发下钻。特别是媛媛，个子小，腿短跑不快，于是就在快到沙发的时候把腿一缩，“哧溜”一声用肚皮滑进去，让人看了忍俊不禁。

　　　　1987年寒假刚结束，一天在上学的路上，我看到两个十来岁的小孩子正用砖头砸一条不会动的小母狗。我连忙把那两个小孩赶开一看，那小狗浑身冻疮、一条腿已经瘸了，骨头裸露在外面，充满哀求的目光望着我。看到这个情景我简直难过得掉眼泪，实在不忍心让它在寒冬中冻死饿死，或者被心狠的小孩砸死。于是，我没有去学校，而是把它抱回了家。我父母也很可怜这条小生命，专门上街给它买药，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喂养和医治，小狗恢复了健康。父亲说，家里已经有两条狗了，再养一条吃得太多了。于是给它饱餐一顿后，父亲把它带到街上放了。谁知两天以后这条小狗居然又自己找了回来，使劲地用爪子挠大门。我开开门，小狗一下就扑到我的怀里温存了起来，难舍难分。父母一看是这样，就说这条小狗跟咱们家有缘分，还是养着它吧。于是我们家又多了一条狗，因为捡回它时它的腿瘸，就叫它瘸瘸。

　　　　养了一段时间以后，瘸瘸突然变漂亮了，耳朵竖了起来。当时太谷笨狗多，狼狗少，人们一看到耳朵竖着带点狼狗血统的狗都非常待见。后来，瘸瘸被人给偷走了。瘸瘸被偷时我非常难过，特别怕被坏人抓去杀了吃肉。父亲就安慰我说，瘸瘸耳朵是竖着的，一般人们不会吃它，我这才稍稍放了点心，但心里还是总惦记着它。大约一个礼拜以后，我又听到有挠门声，一开门，看见是瘸瘸站在外面，脖子上还拴着半截绳子。

　　　　就这么着，1987年的上半年，我们家养着三条狗。每天放学之后，三条狗一起蹦着来亲我，忙都忙不过来。然后我就带着它们，在街上自由地畅快地奔跑。

　　　　媛媛和欢欢本来亲密无间，自从瘸瘸来了以后，欢欢就多了一个玩伴。瘸瘸身体恢复后比媛媛健康，因此能够更多地和欢欢一起玩。于是，媛媛就吃起醋来，总是咬瘸瘸，或是冲着瘸瘸“汪汪”叫唤。恰好当时正在放电视剧《红楼梦》，我们就把媛媛比做林黛玉，欢欢比做贾宝玉，而瘸瘸，自然是薛宝钗了。

　　　　快乐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1987年5月，大概有一种瘟狗病传播开来。身体本来就不太好的媛媛不幸染病，而且一天比一天病重。母亲带着媛媛到县兽医站去看了好几次，也没有看好。后来媛媛不能自己吃饭，也不能自己喝水了，每天我的母亲就把饼干嚼碎喂给它，喝点水含在嘴里再喂给媛媛。媛媛大概也知道自己快要告别这个世界了，于是更是每天和人温存，甚至晚上睡觉也要和人搂在一起。媛媛是1987年5月17日离开这个世界的，那天我母亲看它不行了，就又带它到了兽医站，可没一会儿，媛媛就死去了。得知媛媛的死讯，母亲、姐姐和我都痛哭一场，父亲虽没有掉眼泪，但心里也是非常难受，几天不言不语。

　　　　狗瘟过后县里组织打狗。当时也不讲什么法制，打狗队挨家挨户搜查，见狗就打，很多人家为了避免麻烦就把自己养的狗扔出去了。我们家没有这么做，母亲把欢欢带到了一个家在农村的太谷线材厂工友家，把瘸瘸送给了山区的一户农民家里。欢欢挺倔，在那个工友家里待了几天一口东西都不吃，快要饿死了，母亲一听，只好把它又领了回来。当时正好家里承包了北方旅社，于是就把欢欢弄到北方旅社的深宅大院里藏了起来，躲过了那次“打狗风”。后来平静以后，我又骑着自行车跑了20多里地到山里找瘸瘸，却没有见到。

　　　　欢欢在我们家一直活到1989年夏天。一天中午，欢欢又跑出去了，结果再也没有回来。欢欢不见以后，我们全家都出去在全城各个角落里找了几天，仍然没有找到。

　　　　欢欢丢了以后没多久，我又在路上捡到一条小狗。那小狗喜欢吃大米，在我们家住了一个多月，就染了媛媛所得的那种病死去了。父亲就把它埋在我们家院子外面的一块空地上。

　　　　大概狗之间也会交流，也会传递信息，哪家人对狗好的消息，狗之间可能会互相告诉。那一阵子，先后有两条小流浪狗跟当年瘸瘸一样挠我们家的门，我们都收留了它们。可是，两条小狗都没有活多久，都先后得了同样的病症死去了。

　　　　到了1989年下半年，父亲又抱回来一条小狗，是我们邻居家的狗下的小崽。我们看着它虎头虎脑挺调皮，就给它起名叫“孬孬”。孬孬确实很调皮，特别不听话，但是还是很亲人。有一天晚上下着大雪，我到县城另一端的一个同学家里去复习功课，待了大概四五个小时，一出来就看到孬孬站在门外等我。一看到我，孬孬就高兴地蹦起来，往家里方向跑去，我则骑着自行车跟在后面。由于路上雪大，我不敢骑得太快，孬孬跑一阵子就等我一阵子，站在雪地里歪着脑袋看着我。洁白的大地上，洒下它梅花花瓣一般的足迹。

　　　　孬孬是出车祸死的。1991年春天的一天，孬孬跟着父亲上班，父亲上班时它就在父亲单位马路对面的野地里玩。等父亲下班从单位里出来，叫了它一声，孬孬听到了以后就蹦跳着过马路。此时一辆汽车驶来，把孬孬撞在了车轮下，当场就死了。父亲把孬孬抱回来，洗干净它身上的血迹，又用一块布包起来，葬在我们家的后院里。

　　　　当时离我们家不远住着一个屠夫，姓刘，他养了一只叫“兜兜”的母狗，也是邻居那条生“孬孬”的狗下的崽，算是孬孬的“姐姐”。刘屠夫对狗不好，经常不给兜兜吃饭。兜兜就经常跑到我们家来，一是找孬孬玩，二是来吃饭。孬孬出事后，我们就把兜兜当作自己家的狗。后来兜兜怀孕了，在我们家下了十二条小崽。我父亲母亲就买了很多奶粉，每天挨个喂这些小狗。那一阵子，我放学一回家，满院子蹦的都是小狗。当时家里经济条件又紧张起来，母亲把这些小狗喂得膘肥体壮之后，除了自己留了一只最漂亮、健康的狗，还有一条别人不要的残废狗之外，其余的都送人了。

　　　　留下的那条小狗非常漂亮，而且也很健康，父母就给它起名叫“老虎”。还有那条残废狗，长不大，父母也舍不得扔，就起名“垫窝”，意思是一窝里最可怜的一个。当时我已离家上大学，听父母说垫窝在我们家活了几个月，还是没长成就死了，也埋在我们家院子里。而老虎则活了半年，特别招人喜欢，一天跑出去以后再也没有回来。而兜兜，刘屠夫背着我们家偷偷把它卖给一家肉罐头厂了，得了三十块钱，怕我们骂他，还撒谎说是送人了。

　　　　我们家养的最后一条狗叫玲玲，一条纯种的德国母狼犬，到我们家时已经是5岁了。玲玲的一生颇有传奇色彩，它原来是武汉一家工厂养的看门狗，当时还不大。1988年春节，父亲的一名工友在那家工厂附近开车，看见了这条狗，于是把它偷了回来。他们从武汉走时正好是大年初一，车厢里没有几个人，因此那位工友牵着玲玲，大摇大摆地把它带上火车。列车员看见了不但不赶他下车，反而围上来看稀罕。就这么着，玲玲来到太谷。玲玲是纯种狼犬，那工友不许玲玲出去乱配种，后来玲玲只生了一条纯种狼狗崽。渐渐地玲玲老了，那工友有两条狗也觉得有点喂不起，于是就把玲玲给了我们家。

　　　　玲玲来我们家之前就染了以前媛媛得的那种病，站都站不起来，天天便血。有了那么多狗不幸得病的教训，逐渐地我们也摸出了门道，怀疑这种病是不是一种炎症，于是就让兽医打消炎针试试。狗不是人，难以理解打针是为了治病救命，因此一打针就咬人。我母亲就对玲玲讲，玲玲听话，这是为你治病啊，打了针，你的病就好了。令人惊讶的是，玲玲听了以后竟然乖乖地卧下，任凭兽医打针，后来又改成输液。那兽医说，自己干了几十年兽医，还从没见过这样通人性的狗。那时正是1992年暑假，我放假回家后，每天都牵着玲玲到兽医站输液，起初几天玲玲还走得很艰难，后来就一溜小跑了。

　　　　玲玲在我们家又活了五年，是这么多年以来活得最长寿的狗，也是最通人性的狗。虽然我和姐姐都在外地上学或者工作，常年不在家，但玲玲能够分辨出谁是亲人，谁是陌生人。每次我和姐姐放假回家，玲玲就像见到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兴奋，总是亲切地依偎在我们的身边。玲玲甚至能够分辨出我们说的一些词汇的意思，比如我们说“去商店买点盐”，玲玲就能听懂，本来正在地上卧着，顿时就站起来走向门外。玲玲已经不很活泼了，因此家里人也不怕它乱跑，每当我父母出去买东西时，玲玲就跟着到商店里，看看外面的世界，然后就跟着人回来。

　　　　1998年，我的父母决定随我到武汉落户，本来打算把玲玲一起带来。但是当时不知道为什么铁路上暂停了动物托运业务，带不走了。父母就商量着，给玲玲找个好人家送人吧。玲玲正在地上卧着，听到父母的对话，突然站了起来，这时母亲看到，玲玲的眼中竟然噙满了泪水……于是母亲又到车站问了一下动物托运，但依旧不行。后来母亲托人在榆次市（【注】地名，现名晋中市，距离太谷县约50公里）找了一个有名的对狗好的人家，把玲玲送给了他。那人来我们家吃了一顿饭，对我父母说，我也是特别喜欢狗的，把玲玲交给我你们就放心吧。吃完饭，他把玲玲领到了他开来的带蓬小货车上，玲玲就一直望着我的父母，直到看不见了。

　　　　就这样，如同树叶儿绿了又黄，黄了又绿一样，在十几年中，多少狗去了又来，来了又去。它们给我们这个家庭，带来了无穷的欢乐和生气，也带来了无限的感伤与眷恋。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是能够想起这一个个逝去的可爱的小生命，想起和它们一起自由自在地奔跑在阳光下的那些日子。

九、太谷中学

　　　　我上高中时就读的太谷中学位于太谷县城小南街的东端，是山西省文革结束后的首批重点中学。以前的太谷县城，除了四四方方的城墙和连片的深宅大院以外，城内还有几个巨大的寺庙。解放后，除了无边寺以外，其他的寺庙要么被拆除，要么被挪为他用。太谷中学旧座落于一座昔日的寺庙旁。我上学的时候，寺庙的其他部分已经被拆除了，只留下一座雄伟的大殿，风格和规模都类似于山东曲阜的孔庙。

　　　　当时的太谷中学校园可以分成两个部分：老校区和新校区。所谓新校区，就是靠街面那一部分，是解放后盖的灰砖平房，主要是教室；所谓老校区，就是靠里面一些的老式深宅大院，主要是办公室、礼堂、图书馆、学生宿舍等设施。现在据说那些灰砖平房已经被拆掉了，盖成了教学大楼。以前我上学时，特别喜欢老校区那部分，因为那里回廊曲折，碧水悠悠，杨柳依依，风景非常美。1987年我考上太谷中学以后，分到了第136班。

　　　　当时班上大约有60来个学生，基本上都是各个初中杀出来的尖子生。前面已经提到，当时太谷县初中毕业生升高中的比例大约是五比一，进入太谷中学的比例，就只有十比一了。班上除了太谷县各初中考上来的学生外，还有一些从别的地方慕名转学而来的人。当时有一个从太原来的同学，名字叫郝戎，歌唱得特别好，一心想考艺术类学校，后来考上了。前两年，中央台放了几部电视剧，印象最深的一部叫《黑脸》，我在里面见到了他。

　　　　太谷中学紧挨着原先的寺院，原来庙内的一些古树也被圈到太谷中学校园内，那些古槐有两三个人合抱那么粗，枝繁叶茂。每到春末夏初，槐花开放，整个校园都沉浸在沁人肺腑的清香之中。

　　　　我刚上太谷中学不久，一九八七年十月，中共召开了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和“党政分开”的原则。那时侯我已经渐渐开始关注政治，总是觉得那一段的气氛颇让人怀念，全国上下都充满了对话、协商气氛。那时太谷中学也召开了几次学生与学校领导之间的对话会，由于我比较关心中苏关系问题，于是幼稚地向学校领导提了一个问题：“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的讲话表明苏联愿意和中国搞好关系，为什么现在还要提出三大障碍？为什么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不能友好相处？”校团委书记想了想说：“这问题我回答不了，得问赵总书记”。于是哄堂大笑。

　　　　考上太谷中学以后，我倒是记住了初中的教训，学习还比较用功。但是学习中我的长处与短处已经开始显露出来：学世界历史，脑瓜特别好使，几乎是过目不忘；学语文写文章，常常获得老师夸奖；学几何代数，却显得比较吃力，特别是代数，简直是每节课都听不懂，而且还常常走神。我在数学上能力较弱，其实在初中三年级就表现出来了，当时虽然我的数学是满分，考了全班第一，但我们的数学老师，我记得好象是姓温，在评卷时对我说：你做证明题时，明明有捷径你不走，总要绕几个弯子，虽然这样也没错，还是给你一百分，但是以后上了高中，你可能会比较吃力了。结果，事实证明温老师看得真准。

　　　　1987年前后，正是费翔在中国“一把火”的时候。春节时费翔唱了《冬天里的一把火》这首歌，四月份大兴安岭的大火就烧起来了。老百姓都说，这把火是费翔这小子放的。我上高中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对费翔着迷，特别是女同学们。我也喜欢费翔的歌，这也是我这半生唯一一次对流行歌曲发生兴趣。

　　　　　　　　　　　　　　　　　　　　　十、“老战友”

　　　　1987年11月的一天，我的父亲接到一封信，原来是一位在部队的老战友陈××写来的，信上说他出差路过山西榆次，从别的战友那里获知父亲在太谷，想来看看。父亲刚当兵时，不过十六七岁，而这位陈××大概只有十四五岁。两人分别三十多年，期间世事沧桑，如今老友即将相见，父亲动了感情，酸甜苦辣一起涌上心头，顿时眼泪滂沱。接着，父母按照信上约定日期，跑到一百多里外的榆次，把陈××接回了家。

　　　　那天我放学回家，一进门就看到一个衣着体面的中年男人。那人身材颀长，头发虽然秃顶了，但从五官看得出来，年轻时他是一个非常英俊的人。据陈××自我介绍，他在文革期间惨遭迫害，文革结束后平反，担任了北京《扶贫报》主编，混得很好，认识许多大首长。说罢，递上了印制精美的名片。我父亲很重情感，有了“老战友”这一层关系，就每天好酒好菜地招待他。母亲人心善，听到他的悲惨遭遇，也是同情得不得了。于是那一阵子家里每天都是满桌好菜，满桌好酒，只是把我母亲忙坏了，一顿饭要做十几个菜，还把他所有的衣服都洗的干干净净，熨的整整齐齐。

　　　　本来陈××来时只说在家里住上几天，但是住了将近二十天，和父亲叙旧叙得没什么话好说了，也还是没有要走的意思。此时我母亲有些疑惑，总感觉这人说话时眼神不太地道，似有图谋。我母亲也在商海里沉浮了几年，因此也比较善于察言观色，听他跟我父亲谈话，谈自己的经历和现状，经常有前后矛盾的地方。于是更加疑惑了。

　　　　那时我父母工资一个月加起来也不过一百来块，可是光招待陈××二十天就花掉四五百，而且还要天天请假招呼他。长此以往，没谁能陪得起，再加上母亲对他心存疑惑，就更不愿意他久住了。于是就借陈××说自己马上要去广州开会的机会，为陈××收拾好行装，又买好车票，弄得他不走不行了。父母二人又把他送到榆次，到了榆次车站，火车来了他又磨磨蹭蹭地不肯上车。母亲见状，连忙帮着他把行李送到车上，这样他才不得不怏怏而去。

　　　　陈××走后没几天，就发来电报，说自己手头很紧，要求速汇款一千五百元，接收人居然是另一个名字“陈×”。因为我母亲曾说过现在卖彩电特赚钱，他就在电报上最后画蛇添足地说了一句：“彩电大量有”。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骗子的诱饵，因为当时中国尚处于短缺经济时期，高档消费品特别是彩电十分紧俏，非一般人物可以搞来，一个报社编辑哪有这么大能量？连父亲也觉得这人肯定是骗子了。

　　　　但父亲念及往日战友情谊，说，混到这个份上挺可怜的，干脆只汇五百好了。母亲最讨厌的，就是不靠勤劳而靠坑蒙拐骗弄钱的人，于是坚决不同意，说家里的钱都是咱们一块一块挣来的血汗钱，凭什么给一个骗子？既然他来骗我们，就说明他根本就不念什么战友情谊，我们何必自做多情？他要真困难，开口讲我们也不会不帮他，但想骗我们，那一个子也得不到。父亲也就不再坚持了，陈××也再没来联系过。

　　　　后来，我父亲到开封见老战友时，老战友们告诉他，陈××也来过开封，每一个老战友都找到了，说的是一样的话，合计只骗走六百块钱。后来有个老战友还调查过陈××的经历，发现他在文革期间是某市一个造反派组织“夜莺队”的，干过不少坏事，后来被作为有罪行的抓起来判了大刑，此前刚刚刑满释放。闻听此事，父亲回家后很是感叹了一阵子。

　　　　其实，陈××完全用错了方法。我的父亲母亲都是愿意救危扶困的人，帮助过不少困难工友。如果陈××老老实实地说出自己的窘境，想踏踏实实地做个小买卖，那么父母借给他一千、两千的作为本钱是绝对没问题的。特别是我的母亲，非常理解父亲和他之间从小在一起结下的情谊，更是一向同情弱者。因此，如果他诚实一点，那么即使别人不帮他，我们家也会慷慨解囊的。但欺骗我们所珍视的情感，愚弄我们，那么肯定是一无所得。这个陈××，也是那个不幸时代造就的不幸产物，既可怜，又可恶。

　　　　　　　　　　　　　　　　　　　　　十一、怀念金色的八十年代

　　　　如果要我说，在我所经历的三十多年里，哪一个年代最好，最令我留恋，那么，我肯定要说：我最怀念金色的八十年代。

　　　　在我的印象中，八十年代是充满希望的年代。年轻人忙着学习知识，学习身残志坚的张海迪，学习舍己救人的大学生张华。人们唱着“我们是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奔赴工作岗位，人们谈论最多的是理想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

　　　　八十年代是全体人民团结友爱的年代。结束了人整人、人斗人的浩劫，人们知道珍视安定团结的局面。那时贫富差距没有今天如此悬殊，人们的心态都很平静，踏踏实实地做事，用自己的勤劳和汗水挣钱，建设美好的生活。

　　　　八十年代是全体人民从改革中受益的年代。那时没有医疗产业化，没有教育产业化，没有人因看病而倾家荡产，没有人因上不起学而自杀。那时没有“三农”问题，农民生活一天比一天好，城乡差距一天比一天小。

　　　　八十年代是公平的年代。只要你勤劳、塌实、吃苦、智慧，你的生活就会越变越好。那时没有权力寻租，没有官匪勾结，没有不劳而获，没有穷庙富方丈。

　　　　八十年代是人民自由意识逐渐觉醒的年代，是民主观念不断深入人心的年代，这是我国真正告别古代社会，走向现代化的文明、法制和民主国家的必要条件。

　　　　不能说八十年代没有一点问题，今天很多严重的问题在八十年代都有了苗头，正所谓问题与希望并存，危险与机遇同在。但是，如果能够按照八十年代那种趋势走下去，实现公民社会的正常发育和民主生活的正常发展，那么今天堆积如山的问题，或许都已经逐渐地化解。正因为这样，我怀念金色的八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