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1850～2004年）（序） -- 小银钩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

　　　　　　　　　　　　　　　　　　　2000～2004

　　　　　　　　　　　　　　　　　　　一、炸馆事件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无论从知识分子还是到普通百姓，都对美国这个国家怀有美好的感情。到一九年事件以后，虽然中国官方跟美国关系降至冰点，但民间对美国的感情依然如故，甚至还有些强化。很多百姓在私下场合，把美国视为正义的化身。我刚上大学的时候，所接触的人中，除我之外几乎没有人对美国怀有恶意。

　　然而到了一九九三年，中国民间对美国的看法第一次发生了改变。那年的九月，由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阻挠，北京申办二○○○年奥运会失败。年轻人一般都有民族情感，当时的大学生们都很希望中国能够申办这次奥运会，至今我清楚地记得在最后结果揭晓时，几乎所有的大学生都屏住呼吸，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电视屏幕。当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读出“Peiking”这个词时，校园里立即传出热烈的欢呼声。然而半分钟后，大学生们意识到自己弄错了，表情开始凝重起来，渐渐又变成了沮丧。当最后得知是澳大利亚的悉尼胜出后，几乎所有的人都爆发出愤怒的诅咒。这是中国民间对美国情感疏远的第一步。

　　一九九六年，中国大陆鉴于李登辉“台独”真面目日益暴露，在台湾海峡举行了威慑性的军事演习，美国前来干涉。造成了美国与中国武装力量的严重对峙。这次对峙使得一些原本对美国怀有良好感情的人发生疑惑：美国究竟是想干什么？再联想到苏联解体前后美国对苏联、俄罗斯的步步进逼，以及美国对藏独、疆独和台独等势力的支持，很多人开始觉得美国对中国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大概也是在这一年前后，一本叫做《中国可以说不》的书畅销起来，突出地代表了中国民间对美国情绪的逆转，以及中国民族主义力量的崛起。这本书我没有买，但我宿舍的一个朋友买了，我们俩人看了，都觉得写得挺过瘾的。

　　一九年以后，美国每年都要向联合国提交中国人权提案，被中国官方巧妙地歪曲成“反华提案”。随着一九年事件渐渐被人遗忘和官方的蓄意引导，美国的人权报告越来越被中国的老百姓所蔑视，认为美国人就如同祥林嫂一般絮絮叨叨，着实不以为然。此后，看到美国人的“反华”提案经常被否决的消息，很多老百姓反而高兴起来。

　　假如说这些事情还是只是算量变的话，那么一九九九年美国对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的轰炸，却如同一个导火索一般，点燃了一大批中国人的反美怒火。当时我从电视里看到这个消息，先是极度惊愕，嘴巴张得大大的半天说不出话来；等到看完几遍新闻确认了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之后，我变得怒不可遏。那天武汉发生了游行抗议事件，我也做了一个标语牌子，扛着去找游行队伍。但上街以后听人家说游行队伍去了位于武汉新世界商场后面的法国领事馆，我觉得这就有些胡闹了，冤有头、债有主，美国炸的使馆，干吗要去找人家法国人泄愤。极端民族主义就是这样盲目，也不分良莠，见到高鼻子、黄头发的就觉得是敌人。于是我回到家里，一遍又一遍地看特别新闻，看着看着，忍不住悲愤起来，写了一首讽刺打油长诗《老纳粹冯•瑞安的自述》：

　　　　　　我就是老牌德国纳粹分子冯•瑞安，躺在这片坟地已经有五十五年；

　　　　　　我曾经在南斯拉夫土地上杀人放火，最后被游击队一枪送上了西天。

　　　　　　唉，可怜我冯瑞安死了也要遭白眼，可怜我冯瑞安挨了不少的浓痰；

　　　　　　唉，可怜我冯瑞安真是寂寞又孤单，可怜我冯瑞安多想有人来做伴。

　　　　　　一九九九年三月二十四日这一天，这片沃土突然响起爆炸冒起硝烟；

　　　　　　我连忙爬出坟墓探出头把热闹看，发现原来是山姆大叔正在逞凶蛮。

　　　　　　哦！你看山姆大叔武装到了牙齿，还要把塑料安全套挂在钢盔两边；

　　　　　　狂轰滥炸杀无辜和我们当年一样，不，有些地方甚至比我们还凶残。

　　　　　　如今的山姆大叔可实在是不一般，你看他在世界称王称霸颐指万端；

　　　　　　无论谁家的闲事他都要管上一管，这种霸气连元首他都会心生艳羡。

　　　　　　咦？怎么打仗还要把哈巴狗儿牵？只见那哈巴狗趾高气扬风度翩翩；

　　　　　　我冯瑞安连忙擦擦眼睛定神一看，狗尾巴上还绣着三个字：不列颠。

　　　　　　那声嘶力竭的老女人我似曾谋面，仿佛是个捷克犹太人来这里避难；

　　　　　　没想到她现在恩将仇报凶像满脸，怪不得元首他说犹太人天生下贱。

　　　　　　看到这里我顿时感觉像亲人相见，急匆匆跳出坟墓跟山姆大叔言欢；

　　　　　　今天我冯瑞安算是大大地开了眼，没想到当今的世界居然又变了天。

　　　　　　强权就是真理得到了最好的体现，纳粹的理论却由北约来进行实践；

　　　　　　只是没想到杀人放火你还不算完，炸大使馆这种事连我当年都不敢。

　　　　　　他山姆大叔毕竟也算是老谋深算，说起话来也是一本正经有板有眼；

　　　　　　NO，这是纯粹是次误炸是个意外，我对此已经表示惋惜和深深遗憾。

　　　　　　我听了顿时感到失望发出了悲叹：难道刚来这里你就要灰溜溜滚蛋；

　　　　　　我日思夜想有人和我一起做个伴，一个人躺在这坟墓里实在太孤单。

　　　　　　山姆大叔听后略微耸了一耸双肩：NO，俗话说请神容易送神可就难；

　　　　　　我来这杀人放火是为了维护人权，这个神圣的使命就象是重任在肩。

　　　　　　听了山姆大叔的回答我满腹狐疑：杀人放火难道会等同于维护人权？

　　　　　　这个高论我理解起来真是太困难，山姆大叔解释这叫人权高于主权。

　　　　　　听了山姆大叔的解释我连忙又问：既然你们声称人权绝对高于主权，

　　　　　　那前几年卢旺达种族屠杀叫悲惨，但不知你为啥光说不炼袖手旁观？

　　　　　　山姆大叔干咳了两声又翻翻白眼：这个嘛……那里实在离我太遥远；

　　　　　　我的力量嘛……现在毕竟还有限，不过我还是发表了声明表示反感。

　　　　　　听到这里我冯瑞安忽然大彻大悟，什么山姆大叔的民主自由和人权；

　　　　　　其实都是彻头彻尾的幌子和扯淡，山姆大叔的霸权才是问题的关键。

　　　　　　虽然我冯瑞安过去是个杀人凶犯，但我的罪恶毕竟已经算遭到天谴；

　　　　　　因此我终归还是有一些感悟反思，忙说出来把那山姆大叔婉言相劝：

　　　　　　我说我最最亲爱的山姆大叔先生，我承认你比我们纳粹更狡猾野蛮；

　　　　　　也承认你有先进武器和大把美元，但我还要现身说法把你婉言相劝：

　　　　　　塞尔维亚人民可实在是不好惹翻，他们决不会象绵羊一样任你侵犯；

　　　　　　这个伟大民族天性就是不屈勇敢，我冯瑞安的下场就是你最好样板。

　　　　　　唉，我冯瑞安今天真算是开了眼，看清你这个人权卫士的真实嘴脸；

　　　　　　炸死三个记者许杏虎朱颖邵云环，你看你遭到全世界谴责狼狈不堪。

　　　　　　侵略别人葬身他乡下场真是悲惨，有压迫就有反抗是我总结的经验；

　　　　　　残暴的手段压制不了自由的呼唤，为啥你还这样执迷不悟以身试探？

　　　　　　谁知山姆大叔听后诡秘狡黠一笑，看看左右无人向前与我低声交谈：

　　　　　　我这个人向来都是惟恐天下不乱，好让我能火中取栗寻求世界霸权。

　　　　　　你看看我身上背的三枚新式导弹，这可真是我的看家法宝、杀手锏；

　　　　　　自从发明后就所向披靡异常灵验，代号叫‘民主’‘自由’和‘人权’。

　　　　　　我用它们颠覆了东欧分裂了苏联，现在这些敌人穷得发疯一片混乱；

　　　　　　谁知塞尔维亚死活不肯向我示软，米洛舍维奇这厮总给我制造麻烦。

　　　　　　不得已我使用新式武器贫铀炸弹，这玩意除了杀伤还会造成核污染；

　　　　　　虽也给己方造成危害是把双刃剑，但为了称王称霸我哪管洪水滔天。

　　写好以后，我又画了一幅漫画，画面上是一个戴着纳粹头盔的骷髅，在向一个背着写有“民主”、“自由”、“人权”三枚导弹的美国兵打招呼，美国兵还牵着一条戴礼帽的哈巴狗，那条狗高高翘起的尾巴上还绣着一个米字旗。第二天早上我来到办公室里，用计算机重新打印了一遍，然后就向《长江日报》投了稿。不过人家既没有刊用，也没有退稿。当时我还不会使用互联网，就请一位同事代我在网上发了几封电子邮件。

　　在看到电视上反复播放的邵云环、许杏虎、朱颖三位死难者生前的照片时，我隐约感到朱颖的相貌有些似曾相识的感觉，不过就是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过了不久我高中同学给我打电话时告诉我：原来朱颖竟然是我上高中时候的师姐。朱颖于一九八六年九月考上太谷中学，我则比她晚一年考上同一所学校。一九年朱颖从太谷中学考进天津轻工业学院，毕业后在北京一家企业工作了一段时间，于一九九四年调入《光明日报》工作。一九九七年朱颖与同在光明日报当记者的许杏虎结婚，新婚不久许杏虎受报社派驻南斯拉夫，朱颖也随丈夫到了贝尔格莱德，在“五八” 事件中，二人不幸遇难。

　　一九九九年的“五八”事件是中国民间反美情绪达到质变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中国极端民族主义猛然抬头的宣言书。而二○○一年发生的中美撞机事件，则进一步强化了反美情绪。从此，多数中国老百姓对美国的态度变得相当不友好。对美国的不友好错误地影响到一些头脑糊涂的老百姓对待民主的态度，开始搞“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美国人宣扬民主，那中国人就要坚决不民主。这真是中国民主主义者和中国老百姓的悲哀。二○○一年美国发生“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以后，面对几千名无辜平民的死亡，我却听到了一片幸灾乐祸的残忍欢呼。这是中国人的奇耻大辱，除了证明自己缺乏人性以外，什么作用都起不到。

　　民族主义当然是需要的，可凡事都要讲究个“度”。历史已经不止一次证明，极端而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反而祸国殃民。因此，在一九九九年民族主义情绪爆发一次后，我渐渐地转向温和的民族主义，主张发展中美关系。对苦难深重的中国老百姓来说，如何利用一切可能条件，改善他们的生存状态才是最实实在在的问题。因此，当二○○一年北京申办奥运会获得成功时，我没有一丝快乐的感觉。此时的我已经没有心思搞民族主义了，而是忧心冲冲地关注着腐败、侵吞国有资产、道德沦丧、教育和医疗产业化这些问题。

　　　　　　　　　　　　　　　　　　二、国庆五十周年

　　一九九九年是建国五十周年大庆。那一年国庆前夕，俄罗斯亚历山德罗夫红旗歌舞团（【注】即前苏联红军红旗歌舞团）到中国各大城市巡回演出，也到了武汉市。闻听这个消息，我自然是激动万分，马上订了一张票去看。那天下午我早早地赶到武汉剧院，发现还没有开场，就绕到剧院供演员进出的后门。台阶上蹲了两名三十多岁长得很帅气的俄国人，正在用俄语交谈着什么。我走上前去，叫了一声：“达瓦里士！”（【注】“同志”一词的俄语发音）二名俄国人停止了彼此的交谈看着我，回了一句：“达瓦里士。”然后，他们二人分别指着自己，一个说：“瓦夏”，另一个则说：“罗欣”。然后他们又看着我，嘴里用俄语咕哝着发问。我明白了，他们是在问我的名字，于是我回答到：“雅可夫。”两名俄国人怀疑自己听错了，脸上露出诧异的神色，于是我又重复了一遍。

　　除了几个简单的词汇之外我不懂俄语，可那两位俄国人也不懂汉语和英语，于是我敬给他们两枝香烟后就跟他们告别，进了剧场。我先买的座位是位于二楼的，可我到了座位上发现这里距离舞台实在是太远了，看电影可以，看演出不行。于是我来到楼下前排的一等票区域，找了个空座坐下，想着万一有谁好说话就给人家百十块钱跟我换一下。这时身旁来了一个戴着眼镜、白发苍苍的老太太，看了看我以后问：“你在这里坐吗？”我赶紧把情况说了一遍。老太太一听就笑了，说：“小伙子你运气真好，这个位子是我丈夫的，他今天身体不舒服，不能来，你就坐吧。”我一听，又是感激，又是庆幸。

　　那位老太太是五十年代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专业的毕业生，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毫无疑问怀有对苏联和俄罗斯真挚情感。乘着开场前等待的时间，老太太跟我谈起了自己的学生时代，并且非常惊诧我竟然也这么热爱苏联和俄罗斯艺术。我们两个人像是忘年交，一起哼起了苏联歌曲，一首接一首。老太太会唱的那些歌我都会唱，她一起头我就跟着唱，有些歌词她记不清了，可是我记得清楚。因此，老太太既兴奋，又惊讶，激动地对我说：“没想到你这么年轻，竟对俄罗斯艺术这么熟悉，现在的年轻人里可真不多见啊。”我笑了笑，回答道：“是的，在这方面我跟你们属于同一代人。”

　　亚历山德罗夫红旗歌舞团是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支持者，经常义务在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集会上演出。那天红旗歌舞团的艺术家们给中国观众奉献了十八首歌曲和舞蹈。其中，那首亚历山德罗夫亲自所作的《神圣的战争》，给我以极深的印象。记得当年丘吉尔听了这首歌以后曾说：“唱着这样歌曲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而我听了以后，感觉和丘吉尔一模一样。

　　去看演出的人大半都上了年纪，也有一些年轻人。由于都是痴迷的俄罗斯艺术爱好者，会场气氛十分热烈，掌声不断。演出结束之后，应观众的热烈要求，艺术家们又加演了两首歌曲。然而，就在演出接近尾声时发生了一点不快：一些人看到演出就要结束，害怕人多拥挤赶紧抢着离开，人家在台上一边唱，我一边听到后面有人离去时弹簧椅子发出的“辟里啪啦”声。老太太皱了皱眉头，说：这真是对人家的不尊重，真为这些人感到丢脸。

　　演出结束之后，老太太想去跟演员们见见面，于是我搀扶着她来到后台。见到正在卸妆换衣服的演员们，老太太用俄语热情地跟他们交谈着。后来，一位演员掏出了一盒红旗歌舞团演出的磁带，送给了老太太。红旗歌舞团的团长也分别给老太太和我的节目单上签名留念。从剧院出来的路上，老太太教了我几句俄语：Здравстбуйсе达拉斯维捷（你好）；До свидания达斯维达尼亚（再见）；Спасипо斯巴希巴（谢谢）；Спокойной ночи（晚安）。当我跟着老太太读“До свидания”（再见）这个词时，正好有两个俄国人回下榻的饭店，走过我们身旁。听到我们的话，他们停下来，微笑着轻轻地对我们说了一句：“达斯维达尼亚”。

　　一九九九年十月一日，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国庆五十周年阅兵式。这次阅兵式是在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的背景下举行的，因此具有一种格外的意义。被民族主义情绪鼓动起来的我，自然也非常关注这次阅兵，故而一点不落地从头至尾看完了。不知为什么，尽管这次阅兵花费颇高，士兵的装备也改善了不少，但我总是觉得比一九八四年阅兵时缺少了些什么。究竟是缺少了什么呢？我思考了很久，发现大概是缺少了一种催人奋发的精神，以及人们脸上那种由衷的笑容。

　　国庆期间，前面提到的我帮忙找了工作的那位要好的同学，恰好被他当时供职的丽花丝宝集团派驻北京。后来他从北京回来到我家来玩，见到他以后我说：你小子有福气，正好赶上这次盛典，玩痛快了吧。谁知那位同学却苦笑着说：福气？天哪，你不知道我每天过的是什么日子，东躲西藏的跟逃犯一样。我连忙问是怎么回事，原来国庆节前夕北京清理遣返外来人员，警察见到外地人，也不管有没有正当职业就强制遣返。因为工作需要，他们丽花丝宝集团招聘了一些促销小姐，在北京各大商场的柜台前搞促销活动。遣返“三五”人员的警车往商场门口一停，下来好几十个警察抓促销小姐，把那些女孩子吓得尖叫着四处逃跑。可是这些女孩子大都穿着高跟鞋跑不快，有些女孩子就脱掉鞋子拼命跑，可还是被抓住了。抓到以后，几个五大三粗的警察连拉带拖，把那些孤立无助的、哭天喊地的瘦弱女孩塞进闷罐车。

　　被遣返人员通常被闷罐警车拉到北京郊外一个叫沙河的地方筛沙子，筛一个礼拜攒够了遣返费用后，是南方的就塞到一个闷罐车里。男女老少挤到一起，一直拉到长沙就放人。很多人在北京有工作，就等到国庆节过后再回北京。

　　我那位同学人长的比较文弱，又戴着一副眼镜，还经常西装革履的看上去比较体面，因此虽遭到几次盘问，但终究还是没有被抓。但是俗话说兔死狐悲，看到身边的同事这个那个被抓，他心里也害怕极了，那些天尽量不出门；即便出门买点生活用品，也是跟老鼠过街一样四处提防，见到警察赶紧躲着走。风声最紧的那几天，警察们可能分配了任务，也不管你是不是有正当职业，见着人相貌可疑或者外地口音就截住盘问，要人家出示身份证，一看是外地的或者没有身份证的，立刻就塞进闷罐汽车送走。甚至有些“三证”齐全的出示给警察看，警察就当面撕了人家的证件，然后冷笑着说：“现在你是‘三无’人员了吧”，也要送走。我同学他们公司北京地区的一个经理，就是被这样塞进闷罐车里。幸亏他有手机，赶紧打电话给公司，公司派人营救，这才免于被送到沙河筛沙子。

　　听了同学的这番叙述，我禁不住难受起来。我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原来我们从电视里看到的国庆盛典的背后，竟然是这样的血泪斑斑。后来二○○三年三月广州发生了在收容所里打死无辜青年孙志刚的恶性事件，顿时全国舆论沸腾，也引起了新一代领导人的重视，废除了那部名为《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恶法。其实，孙志刚还算幸运的，毕竟他还留下了名字；在他之前，有更多的死难者就那么无声无息地死去了，家里好多年都不知道亲人究竟是死是活。

　　　　　　　　　　　　　　　　　　　三、祸从口出

　　自从来到H投资管理公司，我就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开始了新的生活。起初几个月公司组织人员培训，每天工作量不大。那时我还不会上网，看到几个年轻人经常在互联网上浏览，顿时觉得很新鲜，看着看着就渐渐学会了上网，然后就找到了那种可以自由地讲心里话的中文论坛。刚刚学会上中文论坛时，我和现在大城市里那些养尊处优的年轻白领们一样，还比较的民族主义，因此早期在互联网的活动就是在互联网上与“哈日族”、“哈美族”以及台独分子对骂。

　　此时我们公司已经开始了业务经营。由于工作原因，我接触到了形形色色的人：有百般耍赖的奸商，也有本分守法的君子；有腐败渎职的官僚，也有鞠躬尽瘁的公仆；有腰缠万贯的大款，也有一贫如洗的工农。我应当感谢H公司，给我提供了如此近距离、全面地观察当今中国社会状况的条件。

　　自从走进这个公司的大门，伴随着日复一日在各地、各个企业的奔波，我的心情一天比一天沉重，一天比一天压抑。以前生活在繁华大城市的摩天大楼里，我没有机会也没有心思去了解外面的世界，不知道今日中国究竟是什么样子。每天，我只是看看《新闻联播》，为这里的高速公路通车和那里的摩天大楼竣工而觉得自豪。对中国的了解，只是停留在一片“繁荣昌盛、莺歌燕舞”的外表上。而今，我终于走出了自己所在的象牙塔，深入到车间厂矿、田间地头去，了解到了一个隐藏在浮华外表之下的真实的祖国。

　　二○○○年的秋天，我去了某县一家主要生产建筑振动机的特困国有企业。按理说这个地方属于平原地区，算不上最为贫困的地方；这个厂陷入困境的原因倒不是因为企业领导的贪污腐化，而是他们实在没有力量进行产品的更新换代，找不到销路、进不了原料，最终被市场淘汰掉了。在参观这家企业的橡胶粉碎车间时，我看到那里异味扑鼻，空气中充满了有毒橡胶粉尘，别说待久了，就是在门口站一站就难受。工人们就在这样的环境中作业，唯一的劳动保护就是一副口罩。当我问及企业领导这些工人收入时，厂长告诉我一个令我无比惊讶的数字：年收入一千七、八百元，月均一百四、五十元。如果我们在一家餐馆里消费一百五十块吃一顿饭，无论如何都算不上奢侈，但居然是这个企业一名职工辛苦一月所得的全部收入！从那里回来以后四年了，我眼前总是能浮现出那个车间里遮天蔽日的橡胶粉尘，和戴着口罩为一百四十块钱卖命的工人。

　　那个厂长是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戴着一副眼镜，衣着非常寒酸。那天他跟我说：“我是这个厂的工人子弟，从小在院子里长大。后来我上了学，厂子却不行了。我不愿意看到我们厂就此垮掉，所以我回来了，想带领大家做点事情，救救我们的工厂。可是产品没有多少销路，我也没有钱搞技术革新。您要是有能力帮个忙，就帮我们想想办法吧。”我听了他的话，眼泪都快忍不住了，因为我也是一名工人子弟，父辈们赖以生存的企业也陷于了困境，多年发不出工资。但我只是一名小职员，一无钱二无权。于是我回家以后找了妻子，看她们所管理的企业里有没有经营这类产品的，是否能帮人家找到销路。妻子找了几个外贸公司，可惜都不对路。这个忙没有帮成，我对此一直抱以愧疚。

　　也是二○○○年，我去某移民县参加一个企业的破产债权人大会。在听清算组叙述该企业情况时得知：这个企业职工的房子盖好之后，没有钱安门窗，可是移民搬迁工作必须完成，于是就搬到了无门窗的房子里。职工也是多年没有发工资了，自己也没有钱安门窗，就弄些破塑料布、旧报纸或者床单遮风挡雨。他们不怕小偷，因为小偷也知道这些一贫如洗的人们是没有什么财产值得偷的。

　　还是二○○○年，我在到某地出差参加一个会议时候，听到某省某厅的一位处长私下里谈到：他们省某县政府为了给自己增添“政绩”，虚报乡镇企业产值和利润，结果带来高征收和提留，又把负担转嫁到农民头上。当地经济不发达，农民每亩地除去成本后产出平均只有三百多元，可每亩地的负担却达到了四百二十元。农民被逼无奈，只得背井离乡，造成土地抛荒。等到纪委去处理问题时，发现某个村全村九十八户人家中有九十六户已经逃亡，而剩下的两户都是残疾人，用“十室九空”来形容这里的情况丝毫不夸张。那位处长感叹说，怪不得一些领导干部总想把子女送到国外，这样下去早晚要出事的。接着那位处长还谈到该省政府秘书长（【注】正厅级）因为情妇栽了跟头。省政府秘书长大人原来在某市担任市委书记，他的这个情妇本来是宾馆服务员，也没什么文化，秘书长大人看上她以后出钱给她开了一个服装店。可这女人不甘寂寞，一心想做官，于是秘书长大人给她伪造了入党志愿书和假干部身份，摇身一变成了某市开发区管委会宣传部副部长。可他的情妇还不满足，非要当一把手过官瘾，碍于她刚来不久，给她“扶正”的时机还不成熟，于是秘书长大人让她当上了“牵头”副部长（【注】“牵头”是指正职空缺时，由某位排名靠前的副职行使正职职权）。没想到这样惹恼了宣传部的一位资深副部长，他本来认为凭资历这个一把手职位本来应该是他的，谁知半路竟然杀出一个婊子充当程咬金，挡住了他的仕途。副部长咽不下这口气，到处上告，结果让这位秘书长大人在阴沟里翻了船。

　　还有一年春天，我到了位于某省偏僻山区的××煤炭矿务局，这个资源枯竭的煤炭生产企业是典型的“企业办社会”模式，全局八千多名职工加上家属合计四万多人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小镇，有自己的学校、医院、派出所等等。由于资源已经基本枯竭，职工的生存成了大问题，整个矿区到处是破破烂烂、摇摇欲坠的棚户，到处是没有事情做的下岗、失业职工。为了维持职工的基本生存需要，上级每年对其进行财政补贴一千五百万元，但平均到每人每月也不过一百五十元，实在是杯水车薪。由于地处偏远，当地职工甚至没有机会到城市去摆地摊谋生。这也是中国，与北京的高楼大厦、上海的豪华商场同在的另一个中国。

　　鲁迅先生曾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这些所见所闻深深刺痛了我，让我良心不安。就在这令人窒息的沉默中，我爆发了。二○○○年夏天，我到某省一个地级市出差，目睹了当地政府一些官员们饕餮大吃、铺张浪费的情景，再对比自己以前见到过的工人生活的凄惨状况，禁不住满腔悲愤。回来之后就我的所见所闻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一个官方网站的论坛上。这篇文章轰动一时，被多家网站转载。

　　然而当时我只是刚刚从事互联网写作，经验不足，因此在写该文时犯了几个大忌讳：一是把人名、地名虽用了英文字母代替，但处理得不够老道，环境描写又过于逼真，读者一看就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事情；里面的职务都是原封原地摘录，知情人一看就知道文中写的都是谁。二是我在论坛的签名档里挂了自己的合成照片，当事人一看就知道作者是谁；本来我写这篇文章只是就自己所见所闻描述现象，并不打算针对谁进行人身攻击，但是这么直白的文章，肯定要惹祸上身的。三是我发表该文的论坛作为官方背景的论坛，一直是很多地方政府高度关注的地方，既然我的文章涉及政府官员，那么政府官员们就很容易看到这篇文章。

　　果然，我的文章发表没几天，该市市委书记的秘书在浏览这个官方论坛时发现了这篇文章，越看越觉得像自己城市发生的事情，就向市委书记做了汇报。由于涉及到该市“形象”，市委书记指示严厉查处。就这样，人家下载了我签名档里的照片，按图索骥确定我就是该文的作者。

　　当时我对此还一无所知。几天以后，我和我的上级再次到该地出差。走到半路上，我的上级接到朋友的一个电话，向他透露了这件事情。当时我们还不以为然，互相说言论自由嘛，有什么了不起的，继续前行到了那个市地界。到了以后，我们又接到一个电话，说现在政府那里闹得很凶，已经知道我们又到了该市，准备用公安与法院的名义拘捕我。我的上级一听，顿时慌了，赶紧向公司领导做了汇报。公司领导虽然对我闯祸异常恼火，但更爱护自己的员工，于是给那位上级下了死命令：不管你采取什么措施，一定要把人给我带回来，一根毫毛也不能掉！

　　我的上级找到当地的一位靠得住的朋友把我交给他照顾，自己则“单刀赴会”，留在宾馆里等待前来兴师问罪的官员们。那位朋友不敢带我在公开场合露面，就弄了一辆车带着我在城市里不停地兜圈子。后来我听上级说，那位官员带着人马怒气冲冲地闯进了宾馆，我的上级赶紧给人家赔罪，可对方不依不饶。我的上司就先请人家吃饭，说边吃边谈。我的那位上司是酒精过敏体质，为了赔罪一口气连喝三大杯白酒，之后就倒在地上不醒人事而被送进医院抢救。政府官员一看是这个情形，怒气才稍微消了一些，答应看在我上司的面子上不动用法院力量，第二天与我谈判。

　　第二天上午，我与那位官员在某宾馆谈判。那位官员怒气冲冲地来到我的面前，指着我的鼻子咆哮道：“你就是雅可夫？你可真了不起呀。”接着劈头盖脸地将我痛骂了一顿，骂我是“见人就咬的疯狗”，是“野心家”。大概那位年纪不小的官员并不太熟悉互联网发表文章和转贴的规则，他义愤填膺地指责我：“你假装什么正经？你自己就一稿多投，这是文坛里最卑鄙的做法！”由于事先公司领导有交代，再加上那位上级为了营救我几乎拼上了性命，我只好忍耐住一句嘴也不顶。

　　那天的谈判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基本上是那位官员在声色俱厉地斥责我。其他内容记不清了，但记得他的一句警告：“你这个样子，说不定那天你被人装进麻袋扔进长江，你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后来，我根据公司指示向他赔礼道歉，并保证：一，从论坛上删除这篇文章；二，在论坛上公开发表道歉声明。

　　我脱身回到武汉以后，根据当时谈判的承诺做了上述两件事情。当时很多网友们看到这些帖子，也觉得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事，于是自发地组织起对我的声援，一连好几天论坛上充斥了抗议和声援的帖子。然而那位官员可能觉得还不解气，又把我的另一篇文章《新组织部里的年轻人》给下载后传真给我原来的G银行，并附了我的照片。那篇文章实在是太写实了，几乎所有涉及到的人都可以对号入座，于是再次在G银行引起了轩然大波。公司领导对我接二连三地捅漏子异常恼火，当即决定扣除我半年的一切奖金作为惩罚。现在我想起来，这样做确实也有道理，因为当时我每日沉迷于在互联网发表政治见解，对工作三心二意；又惹出这么大的麻烦来，给公司利益也造成了损害。要是在一般单位，恐怕早就被炒鱿鱼了。

　　当时我还从来没有过类似的经历，这一切对我的打击是很大的。我曾经一度想离开这个公司，到北京去谋求自由发展。于是，二○○○年国庆节期间我去了北京，受到北京网友们英雄般的热情款待后，我又到某报社谋职。然而理想归理想，现实归现实，我还是父母的儿子，妻子的丈夫；在追求自己理想的同时，我还必须承担起儿子与丈夫的责任。因此从北京回来后，我权衡再三，还是决定忍辱负重地留下，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站起来。不是爬起来而是站起来，因为我从来不认为自己犯了什么错误。

　　也就是那次去北京时，我在卧铺车厢遇到了一个留学归国不久刚分到北京某大医院的女医生。由于彼此年纪相仿，很快我们就混熟了。女医生大约是刚出校门不久的缘故吧，尚良心未泯。她告诉我一个惊人的内幕：在西方国家，当一种新药或新的治疗方法投入临床试验以确定其疗效和副作用时，必须明确告知患者，取得患者同意后免费进行治疗，对试验出现的风险也要负责到底；而在我国，医院从来都不会明确告诉患者这是临床试验药品，也不会因为是充当试验实体而对患者减免费用，这已是国内医院约定俗成的规矩，大家彼此心照不宣。这位女医生非常难过地表示，医生们在患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开展医学试验，违背了医学的基本道德；在患者付费的的情况下进行科学研究，试验成功了，他出名、你买单，名利双收而又不承担任何风险，试验失败则患者人财两空。她说她对医疗界的这种黑心做法感到痛心疾首却又无可奈何。

　　不过，那时我还没有频繁地与医院打什么交道，对医疗界的黑幕虽然有一定感受，但并不深刻。因此，我只是附和着发了一点感慨，也没有往心里去。

　　　　　　　　　　　　　　　　　　　四、永不言败

　　在二○○○年夏天那件事以后一段时间，我的处境非常被动：首先，很多以前的熟人因为我写了银行的一些内幕，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了他们而对我另眼看待，处境相当孤立；第二是单位领导对我这个一贯惹祸上身、天天上班时间上网的人也不欣赏，扣掉了我当年全部奖金。那年我是全公司收入最低的人，比临时工收入还要低。

　　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首先想到的是不让父母操心，于是对妻子交代：无论何时何地，你都不要跟我父母讲我的事情。可是有一天妻子还是忍不住跟我父母讲了。那年中秋节我和妻子回父母家里过节，妻子先到了。一进门就看到父母脸色都很灰暗，然后问我是不是有这个事情。我一听知道坏事了，但仍然竭力掩盖，轻描淡写。父亲说，这件事情你有正义感是对的，但你不要忘了我在“反右”那年的教训，不要逞嘴皮子上一时之快栽跟头。母亲则说：很高兴看到你没有随波逐流，但在这个社会上生存是第一位的，有些事情咱们老百姓管不了；家庭比什么都重要，只要你自己站得正、行得端就成了，少管闲事。你爸当年不就是因为看不惯当官的一些作为倒霉了一辈子？他自己体会最深刻，我们说这些不是要你学坏，而是让你学会保护自己。我一看觉得已经没法隐藏了，只好跟他们说了自己打算到北京谋发展的事情。父母听了，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也只得如此了，鼓励我好男儿志在四方，出去闯闯也不错。

　　那天从父母家出来，我为妻子泄露了机密气急败坏。不是因为别的，只是因为父母年事已高，害怕他们担惊受怕。在公共汽车上我跟妻子大吵一架，妻子争辩道：我是想让你父母劝劝你，让你别多管闲事；你以为你是谁，管得了那些当官的？我一听更加生气了，一下子失去了理智，抽了她一个耳光。车上的人还以为我是那种粗鲁之辈呢，纷纷谴责我没有教养。事后想想，自己当时实在是不够冷静，更不该动粗，老婆也是为我好，只是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罢了。

　　在国庆节前夕我又去看望了当年的系主任，跟她讲了这件事情。系主任听了以后，对我说：“我真是高兴自己的学生里能有你这样的人，真的很难得；但你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我支持你去北京发展，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你就跟我说一声。在北京我也有很多同学，有些现在已经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到时候都能帮上你的忙。”听了这位正直而善良的老师的话，我更确信了自己的道路是正确的。我非常感谢我的父母，我的老师，以及很多原本素不相识的网友，他们在我处境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了我，给了我最可贵勇气和鼓励。

　　当最初的激愤平静下来，并且从北京转了一圈回来以后，我又认认真真地考虑了个人的前途，觉得还是留下来更好。因为我是在这里摔的跤，我必须从这里站起来以表明自己不是一个弱者；另外我的父母和妻子都在武汉，我一个人舍家而出对他们也不好。我也认真地反思了自己的所作所为，觉得自己以前犯了几个毛病：一是浮躁，下车伊始就喜欢呜哩哇啦地放炮，认真深入、经得起推敲的思索很少。二是行文风格幼稚，不注意保护自己，本想揭示社会现实，却变成了几乎指名道姓的人身攻击，也难怪人家勃然大怒要报复。三是喜欢炫耀自己，把自己的照片挂在网上，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这个人；其实人的价值并不在于自己一定要捞取什么名声，而在于自己为社会究竟贡献了什么。四是没处理好发表政见与工作的关系，占用工作时间写文章上网。

　　通过这些反思，我重新确定了自己的位置，从二○○○年十月份以后开始很少上网了，多半在读书与思考中养精蓄锐，打好基础，蓄势待发；同时，我以非常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手中的工作，务求把工作做到最好。二○○三年我们公司做了一个大的业务，进行了前后十次的谈判，光形成的业务报告就有四十万字，各种表格一千一百八十多个。为完成这笔大业务，大半年时间里我玩命地工作，写报告写到夜以继日，困了就躺下就睡，饿了就三下两下扒拉几口饭。终于，这份公司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份业务报告及时通过了上级审核，该业务一锤定音。年终总结时一统计，整个二○○三年，我写的各种报告累计超过了一百万字，还要经常出差到各省的国有企业去调查、研究和谈判。因为长期伏案写报告得不到休息，我累出了颈心综合症，整个背部整日酸痛。最紧张的一段时间里，我每分钟心跳达到一百二三十次，只得靠服用倍他乐克降低心跳次数。

　　这样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成果自然得到了上级和同事的肯定。本来二○○一年我就被所在的部门全体工作人员一致评为“先进工作者”，但上报到领导那里，领导虽然也觉得我工作不错，但上一年出了那样大的事情受了处分，今年又一下子评个“先进工作者”，有些大起大落，于是没有批准，只好做了我的思想工作以后压了下来；二○○二年我再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领导又压了下来；到了二○○三年我再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这次领导放水了，一下子领回四个鲜艳的荣誉证书：先进工作者、最佳工作报告奖、目标管理先进个人、目标管理先进集体。二○○三年我成为公司内得到荣誉最多的人之一。

　　在做好自己本职工作的同时，我又开始动笔写文章。这时我写文章已经改变了以往浮躁的毛病，厚积薄发，力求每一篇文章都做到“一鸣惊人，掷地有声”。我写的文章分为几大类：一是针砭时弊、为中下层民众呼号的文章，如《教育产业化，丧钟为你而鸣》、《反击医疗产业化――医院黑幕》（在一些网站被转载时改名为《中国最肮脏的产业》）、《著名主流经济学家毕B•A访谈录》、《这样的生活，我们还要忍受多久》、《一个歹徒和一个富翁的诞生》、《危险边缘》等；二是抨击专制独裁，呼吁民主的文章，如《朝鲜，一个冬天的童话》、《极权主义：过去、现在和未来》等；三是对苏联解体这一历史事件进行分析总结的文章，如《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时代》、《红星陨落之谜――论苏联改革失败的历史教训和对中国改革的借鉴意义》、《要么生存、要么灭亡――论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困境和出路》；四是理论探讨文章，如《阶级属性、阶级斗争与民主》、《论当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答香港青年共产主义者》等。

　　我写的这些文章，多是动辄几万字的长篇。本来工作就忙，写文章就只好见缝插针了。尽管我这些年练就了打字本领，但由于全靠挤时间写作，通常我写一篇从构思到完成需要一个月甚至几个月时间，最长的如《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时代》则写了两年零六个月。恰在二○○一年以后，我父亲查出来患了多发性骨髓瘤，我还要经常回家照料父亲。面对繁重的工作任务和罹患不治之症的亲人，我依然不愿放弃写作，只好牺牲了一切能剩下的时间用以写文章。没有时间休息，没有时间娱乐，每天下班匆匆扒拉两口饭就进书房写文章。这就是我现在的日常生活。

　　如今，写文章已经成了我生活中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每当我看到自己的文章被人们竞相转载、传诵一时，我就会产生出一种舒畅的感觉。不是快乐，是舒畅，因为面对中国的现实，我很难说自己还有什么真正的快乐；而这些话我如鲠在喉，不说不行，说出来，并且引起人们的强烈共鸣，自己就舒畅了。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既然我已经选择了这条道路，就要义无返顾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