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1850～2004年）（序） -- 小银钩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

　　　　　　　　　　　　　　　　　　　一、求职之路

　　从小到大，我一直都在梦想着去首都北京去学习、工作。然而由于命运的阴差阳错，我到武汉上了大学。因此，大学毕业前夕，我非常想借机去北京发展。恰好我叔叔在农业部一所院校里工作，他当年在北京农业大学的同学已经当上了农业部的副部长，叔叔跟那位老同学谈了我的情况后，人家也挺愿意接收我这个大学生，北京又一次向我招手了。

　　但是当时我已经有了女朋友，她家里无权无势，也没有什么社会关系。我们心里都清楚，我可以去北京，但我的女友毕业时是不可能进北京的。那样，我们之间也就没戏了。在经历了是谋求个人的发展，还是留下来与女友在一起的痛苦抉择之后，我还是选择了留在武汉。我母亲也尊重我的感情和选择，于是一九九五年三月我开学不久就来到武汉，为我找工作而奔波起来。

　　我们家在武汉没有什么社会关系：我大伯已经离休多年，而且没有什么官场上的朋友；我堂兄只是一个下岗工人，也无权无势。我找到工作，一是凭自己的特长，二是凭运气，三是靠堂兄和一些好心人帮忙。我堂兄所在的那个单位里有个技术员，姓高，跟我堂兄关系非常好；而高技术员又跟他们单位原来的一个工程师关系比较好；这位工程师姓文，后来调到G银行当了一个处的副处长。于是，通过这个拐弯抹角的关系，我们找到了文处长。

　　文处长是个相貌堂堂的知识分子，人非常和善。那天我堂兄和高技术员领着我母亲和我到了文处长家里，说明来意以后人家并没有因为不认识我们而表现冷漠，反而非常热情、细致地问了我很多情况。去文处长家那天，我还特意带了我从娜塔莎那里暂借出来的《А　зори　здесь　тихие……》和《关塔那摩》两幅画给文处长看。文处长见了我的画，觉得挺不错的，就答应向人事处推荐一下，并且指点我们，还要找一下人事处管干部的段科长。

　　第二天，我们按着文处长的指点，带着我的画来到了段科长家。段科长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人，相貌很忠厚。他听了我的情况以后一边不断点头，一边上上下下地打量我，眼中似乎流露出一种赞许的目光。段科长向我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正好前些天储蓄处的孙处长说，行里缺一个会美术的人搞储蓄宣传，我的绘画特长兴许能用得着。临走时，段科长要我把就业推荐表和画作留下，拿到人事处给处长看看。从段科长家里出来，我和母亲都非常高兴，觉得真是运气好，自己的特长正好有用武之地了。

　　段科长把我的画拿到人事处给大家看了以后，大家都觉得我的水平不错。后来我们又去段科长家时，段科长就通知我们，大家对我反映不错，特别是其中的一个处长助理（【注】处长助理是正科级行政级别，一般都是比较能干的年轻人担任，是正科到副处之间的一个过渡，代行副处长职责），姓赵，对我的画很是欣赏，希望见见我这个人。第二天我就按着约定去了G银行，先找到文处长，文处长又带着我们到了人事处，见到了正在伏案工作的赵助理。

　　赵助理是个面容英俊的年轻人，虽然个子不高，但举手投足透出一种沉稳和干练。赵助理询问了我的一些情况以后，又把我引见给处长。人事处长只是简单问了我几句，就让我回去听消息。从处长那里出来以后，赵助理要我把画先拿回去。临走，叮嘱我说：你画的不错，下次复试时行长要亲自挑选，一定要带上你的作品当场展示给他看，让他留下你不同于其他人的印象――这才是最重要的！虽然赵助理那天没有对我说任何有把握的话，但凭借直觉我感到自己给他们留的印象是很不错的。

　　我在学校里时，曾经得罪了一些政工人员。当时学校里的很多政工干部闲的无聊，也没什么本事，就喜欢整学生来突出自己的工作成绩。那时我还是学生干部，他们起初经常问我一些学生的动向：谁说过领导坏话啦，谁谈了恋爱啦，谁半夜不归啦之类的。我这个人向来不喜欢溜须拍马，也不喜欢打听别人隐私再去打小报告，更不喜欢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因此碰到这种情况，我一概是一问三不知。此外，我对这些一没水平，二无人品的政工人员打心眼里瞧不起，自然私下里经常流露出对他们的蔑视。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我不喜欢打小报告不等于别人就不打小报告，于是我的一些话被某些人添油加醋地汇报上去了。

　　我得罪最深的一个政工人员就是当时我们的辅导员。这个辅导员是我们原来的辅导员下海经商后调来的，工农兵大学生出身。他来了我们班以后，立刻显示出当年搞阶级斗争的本领：拉一派，打一派。拉的是学生干部、家里有当官的背景、学校子弟；打的是没背景没后台的一般学生。起初他还拉过我，结果我不但不买账，而且曾当面对他这种行为表示了深深的厌恶，背后也多冷嘲热讽，结果被人汇报上去了。此后两年多时间里，他每日琢磨的就是如何报复我。很快他以我英语在大学二年级没过四级为理由，动员系里撤掉了我的学生会宣传部长职务。其实这完全是公报私仇：我们学生会的主席本人当时就没通过四级考试；我干宣传部长期间，我们系的宣传工作是全校搞的最好的，特别是财政部来学校检查工作期间，我主笔搞了宣传汇报墙报，给检查团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系主任对我的工作也很满意。不怕得罪君子，就怕得罪小人，系主任公务繁多，有这么个没事找事的人在一边不断地嚼舌头，系主任也就没有什么话说了。

　　要命的是，学生分配大权就掌握在这些人手里。那时我们还在上课，有一些用人单位来到学校挑人，就由政工干部决定叫谁去面试。那些平日里溜须拍马的学生，或者那些老子当官、政工干部力图巴结的学生，往往是优先考虑对象。这些人水平往往不高，经常白白浪费工作机会：这个学校挑不到合适的人选，用人单位自然就到别处去了。我母亲知道小人不好惹，在分配前还专门买了礼物看他，结果辅导员收了礼物，却依旧没安好心。

　　后来，G银行也到我们学校挑人。其实当时G银行人事处我们早就去过了，人家对我反应都很好。但是辅导员公报私仇，人家挑人时竟然不通知我去面试，只挑了几个他“欣赏”的和有老子当官的学生。那次见面会G银行是赵助理和段科长一起来的，当时一看这一帮学生里没有我，就问在场的辅导员我到哪里去了。那个辅导员心肠真是坏，说：我们有比他好的多的学生，干吗要找他？他成绩很不好，经常是全班倒数第一名；也很不守纪律，经常犯错误。其实这个人是信口雌黄，我在一、二年级的基础课确实不好，但到了三、四年级专业课没有了数学，也比较用功了，多数功课的成绩还不错呢。不过，赵助理倒是没有相信这个人的话，就说了一句：“我们看中的是才干，不是学习成绩，我们也知道大学里的学习成绩是怎么回事。”结果，那次见面会到底是没有通知我参加。

　　令辅导员失望的是，在G银行举行复试的时候人家仍旧叫我去了；而他们热衷推荐的那帮学生，倒是有好多连复试的机会都没捞着。那天复试是行长亲自参加的，复试的学生大概有二、三十个，除了我们学校两三个以外，还有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的大学毕业生。我的印象比较深的是两个：一个是武汉大学的女生，学法律的，气质还不错，能言善辩、咄咄逼人，结果把行长不接收她的理由一一驳得体无完肤；另一个是跟行长乱攀亲戚的男生，说自己的姐姐、哥哥都是G银行的，自己也想来。结果，两人都落选了：前一个女生因为锋芒太露，引起了行长的不快；后一个男生则因为那时银行正好要搞“亲属回避”，不走运地撞到了枪口上。

　　不知道是不是人事处的同志有意安排，我是最后一个发言的。当别人发言时我心里默默地揣摩行长的好恶，以及别人发言的得失利弊。因此轮到我发言时，我用了不高不低、不卑不亢的调子，扬长避短地介绍自己，话也不罗嗦，行长听着不住地点头。然后，我看见赵助理在向我使眼色，知道自己该给行长留下印象了，就打开了自己的那两幅画作。听了几十个人内容基本雷同的发言而感到有些倦殆的行长一看，来了点精神，说：“喔，画的不错。”接着，又问了我几个无关痛痒的问题。那天面试结束我临走时，赵助理对我悄悄地说，你今天表现不错。

　　没过几天，我就得到消息，人家已经决定录用我了。刚得知这个消息时，我和母亲欣喜若狂，没想到竟然如此顺利。本以为这下可以好好轻松一下了，可是赵助理却在半个月后通知我到人事处实习。我在那里实习了一个月，每天工作很勤恳，给大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终于有一天赵助理问我：你想不想留在人事处？分到二级分行和支行去一下子就会被人海埋没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露出头，你最好还是能留在人事处。我说我当然想啦。赵助理又想了一下说：你刚来就到人事处不太好，还是先到个城区支行锻炼一下，找个机会再把你调上来。就这样，我在报到后被分到A支行。

　　辅导员背后使坏的事情，当时我还一直蒙在鼓里。后来我调到人事处以后，已经成为同事好友的段科长跟我谈了这件事。并告诉我，当初决定让我到人事处实习，就是因为对我不放心，先弄到身边观察一下这小伙子是不是真如那个辅导员所说那般顽劣。反正如果发现人不好，那么没报到之前是可以退回学校的。结果，我反而给大家留下了厚道、勤奋、塌实的好印象，因祸得福。这恐怕是辅导员当初始料不及的。

　　那个工农兵辅导员虽然害我未能遂愿，但是害了班上其他几个既没门子、又不愿意听从他的差遣的学生。班上有一个山东来的男生人特别老实，但就是成绩不好，大学里搞了五、六门补考，没拿到学位证书。当时金融部门俏，这位同学自然挤不进去；而到大学里当老师则是最差的选择，那个同学就巴望着能够留在武汉的学校里当老师。一天武汉工业大学来学校挑人，跟那位同学谈了一会儿觉得这人挺老实，就打算收他的毕业生推荐表。谁知道这个辅导员却在旁边补充了一句：他没有拿到学位证。就这么一句话，人家就不要了。这个同学回来后对他恨得咬牙切齿，但也回天乏术，最后被广东湛江一所中专挑去了。对于这位辅导员的所作所为，我直到现在还都不明白：人心为什么可以这么坏？

　　那些帮助我的文处长、赵助理、段科长，跟我都是素昧平生。然而他们却对我这个外地来的、无根无基的穷学生能够如此帮忙，真是我三生有幸。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如果说在我一生所得到的恩情中，父母养育之恩是第一，那么他们的知遇之恩就是第二。为此，我一生一世都感激他们。

　　　　　　　　　　　　　　　　　　　二、A支行

　　母亲在我的工作完全定下来了以后，才放心地回家去了。临走，她还专门到位于汉口岱家山的福利院里看望了我的祖母。前面提到过，祖母在我母亲当年落难、嫁给我父亲以后落井下石，残忍地虐待当时才十几岁的母亲。但是我母亲却以德抱怨，给她买了很多礼品，有奶粉、水果、童子鸡、饼干、罐头等等。祖母心肠太坏，多年来几个子女谁都不愿意去看她一眼，此时我母亲去了，又带了这么多好吃的，她自然十分高兴。然而，只一会儿祖母就故态复萌，指挥我母亲为她干这干那，要解手时甚至连近在咫尺的厕所都不去了，要我母亲给她倒便盆。其时，我母亲和祖母相比，早已经由弱变强，但母亲依然满足了祖母提出的一切要求。当时母亲心想，祖母这个人虽然坏，但毕竟是个老人，晚辈的义务该尽还是要尽的。临走，母亲又给祖母留了几百块钱零花。

　　一九九五年七月，我到分行人事处报到以后，就分配到A支行。分配时人事处还是照顾了我，A支行是G银行系统中效益最好的一个。当然，那时的几个国有大银行都在搞粗放经营，不讲盈利只讲存款，效益好不是指银行在经营中盈利，而是存款多，个人收入高。这也是当时中国金融系统中普遍存在的怪现象，各个银行总行考核分行，都是以年底存款多少来论英雄，而不是以亏损还是盈利比高低。在这个大环境的决定下，所有的银行都拼命抓存款，特别到了年底更是为了存款余额不择手段，甚至是以答应放贷款为条件，求得客户在年底那几天弄点资金过过账。因此，那时的几大国有银行，年底的存款都一天比一天攀升，一过完元旦就马上垮了下来。中国国有银行的呆账比例奇高，与这种只顾存款规模、不讲经济效益的粗放经营方式有很大关系。

　　我到A支行报到后，单位分给我一个集体宿舍。宿舍位于汉口三阳北路（【注】现更名为澳门路），对面是个居委会，令我感到好笑的是，那个居委会的全称竟是“下三阳路居民委员会”，让我一看就想起“下三”这个词。我们的集体宿舍是八十年代修建的筒子楼，一室半一厅，建筑面积大概有三十多平方米，住三个单身汉。那个厅被隔成了一个房间，里面堆放着一位已经结婚搬走的职工留下的一些家当，平时都锁着。当时，我和另外一个刚毕业的研究生一起住在那个大点的房间里，还有一个资格老一点的职工自己住那个小一点的单间。

　　集体宿舍位于顶楼，楼上也没有坡屋顶隔热层。武汉是全国闻名的“火炉”城市，夏天温度常常达到四十度，到处都是火辣辣的，但宿舍里没有空调。以往上大学时，我每到暑假就回山西了，因此始终没有感觉到武汉的炎热，一九九五年是我第一次亲身体会“火炉”的滋味。那年夏天，女友从家里（【注】女友家在湖北省孝感市）跑到武汉来看我，因为天气太热，白天我们俩就坐在窗户旁，买了一瓶医用酒精往自己身上擦，借助酒精挥发来散热。宿舍里也没有电视，自己也买不起，于是我从学校带来的小收录机成了唯一的娱乐工具，每天听听苏联歌曲，或者是莫斯科台的广播。别看那个宿舍面积小，结构也不怎么样，但我和女友谈将来的生活时，总是说，唉，结婚要是有这么一套房子就心满意足了。

　　当时住A支行集体宿舍的有大约七、八多个单身外地年轻人。大家每天下班以后谈论的主题就是什么时候能够提副科、正科；某某人年纪轻轻就当了某某“官”，某某人因为老子是什么“官”就当上了什么“官”。总之，大家都想当“官”，都想走捷径，因为当“官”意味着实实在在的财富与权力。

　　我在A支行被分配到房地产信贷科当临柜人员，每天和支票、印鉴打交道，科里的同事都对我还不错。那时银行还没有什么服务意识，因此银行工作人员对前来办理业务的客户态度不好是常有的事情。我这个人待人比较和气，跟那些客户打交道时总是轻言细语、面带微笑，那些客户都对我挺满意的。其中有一个福建土木建设公司的老财务人员，在我调走两年以后在街头偶然遇见了我，还夸我这个小伙子和气、耐心。那时科里每个月都要向客户发回单，回单柜因为以前经过了很多人的手而早就混乱不堪了，开回单柜的时候需要一个一个地试钥匙。每到这个时候我就感到万分头痛。

　　刚参加工作时我还是一个见习生，每个月的基本工资只有三百七十七块六毛六分钱。一九九五年的时候物价已经颇贵，这么点钱肯定不够花。但当时想自己已经参加工作了，不好再向父母开口要钱，因此就只好节衣缩食：每天吃食堂只打一个素菜，再自己买点辣椒就着吃；晚上食堂不做饭，我就买了些挂面，自己在宿舍里用电炉子煮青菜挂面吃。当时正值盛夏，我也没有钱买个电扇和凉鞋，只好每天穿着皮鞋上班，晚上就睡在楼顶上。抽烟也从在学校里六块一盒的“HERO”牌，降到了一块钱一包的“画苑”牌。

　　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中秋节，我就用手头不多的一点钱买了礼物去看望原来的系主任。系主任在学校里对我挺好的，但我这个人不喜欢巴结领导，谁在任上我就跟人家保持距离，因此上大学期间我一次没去看过系主任。但如今我毕业了，就觉得也该去看看系主任了。系主任见到我很是吃惊，又很高兴。这是因为，原来在学校里屁股后面围着系主任转的那几个“好学生”，此时都找到了新工作，有了新领导，立刻就把系主任给忘了。其实，社会上充斥了这种过河拆桥的势利眼，大学也不例外。系主任那天跟我谈了好几个小时，说那些她觉得该来看她的学生一个没来，而她从来没想到会来的倒来了，可见世态炎凉。我说，在学校那会儿，我也觉得您对我挺好，但您是领导，我不好巴结；现在不同了，我参加了工作，自己挣了钱，当然第一个就要来看老师。系主任一听，直夸我有良心。此后几年，我与系主任建立了很好的关系，每年春节、五一、中秋三个节日，我都要抽出时间带上礼品去看望她。其实人家并不稀罕我带去的那价值百儿八十块的水果和糕点，人家看重的是，这个已经不再被她所管的学生所表现出的真情。

　　就这样在A支行干了三个月以后，G银行组织了一次分行系统的“金融知识电视竞赛”。由于我是刚分来的大学生，就作为我们支行的三个选手之一参加了比赛。我们几个脱产复习了半个多月，结果参赛时得了个冠军，因此受到行长的亲自接见。有当时的一张照片，照片上的我一副春风得意、踌躇满志的样子。不过，那时候自己挺穷，没有件象样的衣服，连参赛时所穿的西服都是借的。比赛后第三天，我就得到支行人事科的通知：到分行人事处报到，是“借调”。临走的那天，宿舍的朋友们围住我半是开玩笑、半是认真地说，当了官以后别忘了在基层受苦受难的阶级兄弟们哪！

　　　　　　　　　　　　　　　　　　　三、机关生活

　　一九九五年国庆节以后，我就到分行人事处上班了。我们单位人事处和组织部是合署办公的，人事处长就是组织部长。人事处主要有以下几个摊子――干部科：管干部的考核、提拔、委任、免职、调动、职称；组织科：管发展党员、党务管理；劳资科：管劳动工资、养老保险；教育科：职工教育；老干科：老干部工作。干部科是其中最核心、最重要的部门，由处长助理亲自挂帅。我被分到干部科的岗位，可见组织上对我的器重。我当然也受宠若惊，更加勤勤恳恳，也博得了处里同事和领导们的一致肯定。终于有一天，处长带我到行长那里，对他介绍我说：这个小伙子非常不错，我们已经决定正式调了。行长大人瞟了我一眼，说：好，你就看着办吧。

　　这样在借调几个月以后我正式来到了人事处，不过仍然借住在A支行的集体宿舍里。回去办理调动手续时，A支行人事科长对我说，以前你在时对你照顾不周，得罪了，别往心里去！我笑笑说，没有啊，组织上对我一直挺照顾的。人事科长又说，以后有什么需要我们这里帮忙的尽管说，我们一定想办法解决。我说，也没什么困难，都挺好的。

　　到人事处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年底到了，全行开始了一年一度的干部职工考核。根据总行文件的要求，我们花费巨大精力制作了一份长达二十多页的考核细则。这个“细则”确实名副其实，甚至细致到连谁不穿行服都要扣分。其实行服每个人只有一套，天天穿着岂不要穿成叫花子的衣服了？当然，最后这些“细则”根本没被执行，因为根本无法执行。作为变通，考核就依据五个“纲”来进行，这五条“纲”也很耐人寻味：第一条“纲”就是“是否热爱党，拥护社会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当然啦，大家都热爱，都拥护，都坚持。考核结果分成四个等级：优秀、称职、基本称职和不称职。第一次上报结果是：“优秀”的占到32%，“称职”的占到67%，“基本称职”和“不称职”的合计占不到1%。其中有个县支行，连续几年发生大案，一百万人口的大县、二百多号职工，存款余额还不足一个亿，可是居然全部“称职”，还有30%的“优秀”。处长一看这个结果非常恼火，打电话把支行行长和人事股长训了一顿。结果又报上来了新结果――变戏法般地变出了16个“不称职”！后来处长为了防止这样的事情再发生，专门发了通知：“优秀”不得高于15%，“基本称职”和“不称职”合计不得低于3%。这个“比例限制”虽然是不得已为之，但总是让我不由得想起“反右”时期限定“右派”比例的事。

　　我们处长姓廉，当时四十来岁。廉处长身体不太好，胃被切除了一部分，其他器官也经常出毛病，经常一边住院一边上班。后来曾经有人写匿名信诬告廉处长喜欢找小姐、每天喝得醉醺醺的。廉处长知道以后淡淡一笑，指着自己对我说：“要说我玩小姐，喝得酩酊大醉，那实在是太抬举我了，说实话我还倒是真的想喝醉一回看看究竟是么样呢，但我总得有这个身体吧？”看着处长那瘦骨嶙峋、病病歪歪的样子，我也被这封可笑的诬告信给逗乐了。应当说，廉处长在我工作十年里接触过的干部里算是相当不错的。那时他家住得远，行长专门配给他一部轿车，但是他不坐，每天按规定坚持挤公共汽车，结果有一次下车时摔骨折了腿。另外也从不洗“桑拿”、搞“保健按摩”之类的名堂。但是我觉得他在这种干部体制中是无能为力的，有时也不得不违心地做一些事情。

　　不久以后全行系统又搞职称评聘，各下级行给我报来一大堆材料。根据上面的文件精神，职称聘任的原则是“择优聘任，宁缺毋滥”，可是这些人与我从来都未曾谋面，更谈不上了解，我怎能知道他们究竟是否“优秀”呢？只好面对一大堆自我表扬的材料来筛选；至于“宁缺毋滥”，那更是我所不敢做的，因为职称问题本来就是直接与住房、工资挂钩的，向来都是一个敏感问题，经常为此争得不可开交，如果我胆敢“宁缺毋滥”，那大家不得把我这毛头小子撕成碎片不可？不过我还是希望能有个客观的尺度来衡量一下，就根据总行下发的相关文件依据学历、工作年限、论文数量等等几项指标编辑了一个打分标准，再依据标准来进行排序。至于这个“标准”是否完全客观公正，那只有天知道啦。不过这种方法倒是有一个好处：公开，你是几斤几两昭然若揭，在指标面前人人平等，避免了以往评职称时大家吵得不可开交的局面。曾经有没评上的找上门来，我把打分表给他一看，他心悦诚服。我很有耐心、很和善地告诉他，回去想办法多发表几篇文章，下一次您就肯定能聘上了。那人很感激，怒气冲冲地来，高高兴兴地走，临走还向我道谢。廉处长和赵助理很高兴，说我是“非常圆满地解决了职称聘任中的矛盾”，“实现了职称聘任工作的新突破”，还号召另外几个年轻人向我学习。不过在工作中我发现一个问题：全行以前聘任的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实际数目竟然比上报给总行报表上的数字超出一百多个！我向处长汇报，他盯着材料看了半天，一脸无奈地感叹道：唉，假报表、假数字，什么时候才能有个头哇……

　　处长和处长助理对我们要求很严格，上班时间不许聊天、不许看报纸、不许打游戏。我这人没事喜欢画画，无聊时总是画些涂鸦之作，被赵助理警告过一次。还有一次乘处长和处长助理不在时打游戏，结果被推门而入的廉处长逮个正着，狠狠批评了我一顿，还捎带批评了另外两个在场的年轻科长，说他们不闻不问，太不关心新同志进步了。

　　机关有个食堂，每天中午我们在食堂就餐，是份饭。我这人很挑食，有很多东西是不吃的，所以总是要求食堂师傅给我打我爱吃的菜。我刚到机关上班时，其中几个师傅给我换菜时都很不耐烦的样子。后来知道我是人事处的以后态度明显改变了，我要什么都给我加倍的给，同时还不住地夸我们：人事处的小伙子、大姑娘个个都长得……那个精神啊！

　　一九九六年春天，赵助理调到另一个单位去了。临走他跟我谈了话，他说：你很聪明，也很有悟性，牢记住一点，在单位里混，三分靠做事，七分靠做人。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赵助理年轻有为，一直是我非常佩服的一个人，无论从做人还是做事，都是刚刚踏入社会的我效仿的对象。他的离去让我心情很是抑郁了一阵子，觉得前进都没了方向。

　　那年夏天，处长让我写《人事处半年工作总结》，以往这都是赵助理写的，我觉得压力很大。但是本着责任心我还是花了一整天的功夫认真完成了，处长开会不在，我在下班时放在处长办公桌上就走了。廉处长开完会回来读了我写的《人事处半年工作总结》，觉得写的很好，喜出望外。见我不在，就写了一封信放在我的办公桌上。信中写道：“……本以为要一个星期才能写好，没想到一天就写好了；来处时间不长，就能写下如此详细而准确的流水帐，可见是个有心人，令我喜出望外，可喜！可喜……今后还要进一步加强文字功夫和业务学习，争取尽快成熟。”第二天我上班时读了这封信，感到处长既充分肯定了我的成绩，也指出了我的不足，话也说得很中肯，真是让我非常感动。

　　当时机关有个阅览室，里面有万余册藏书和一些期刊。我平时喜欢看书，总是在午休时到阅览室去浏览一下杂志和报纸，或者借一些书回宿舍读。有一天我在借书时无意中发现了一本名叫《一九八四》的书，就随手抽出来翻了翻。不朽的文字就是具有不同凡响的魔力，这本书一下子就把我牢牢地吸引住了。《一九八四》是曾经参加过西班牙国际纵队的英国作家奥威尔的传世经典之作，他用自己的经历，以幻想的笔法，揭示出貌似庄严神圣的极权主义的丑恶本质，成为热爱自由的人们刺向极权主义心脏的一枝锋利的投枪。读了这本书以后，我顿时觉得有了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后来我父母到武汉以后，我又把这本书介绍给我父亲看，父亲读了以后，跟我讲了一句话：“像，太像了，从现象到本质都很像。”

　　　　　　　　　　　　　　　　　　　四、姐姐的婚事

　　我的姐姐分配到廊坊J银行以后，一直在储蓄所里当储蓄员。到了一九九五年，有人给姐姐介绍了一个对象，姓王，是石油部某下属局的工程技术人员。小王高高的个子，长得也挺清秀，只是话太少。姐姐跟他见了几面，觉得这个人虽不善辞令，但勤奋好学，人又挺老实的，渐渐地喜欢上了他。后来姐姐跟家里打了电话说了这事，母亲就从太谷到廊坊去跟小王见了一面，也相中了这个未来的女婿。就这样，两人的婚事定在了一九九六年元旦。当时已经临近过年卖灯的关口，母亲就留父亲一个人在家招呼做灯的事情，自己到廊坊操办姐姐的婚事。

　　元旦前夕，母亲打电话过来跟我说了姐姐结婚的事情，要我过去帮忙。我就跟单位请了几天假，带着女朋友一起到了廊坊。姐姐和姐夫都属于年轻职工，没有分房子，姐姐的单位就把位于廊坊市南郊一个农贸市场储蓄所楼上的两间房子借给姐姐当新房。姐夫家里是安徽农村的，对婚礼的要求不高。但我母亲想女儿结婚只有一次，尽量想办好一点，因此整个婚礼和新房的布置都是母亲和我组织的。经过我和母亲一连好几天没日没夜的张罗，新房的气氛还真的布置起来了。

　　元旦那天我姐姐和姐夫举行典礼。典礼上，我和母亲由于为姐姐布置新房一连几天没睡觉，都累得筋疲力尽。当司仪请母亲讲几句话时，一向泼辣的母亲竟然一句也说不上来。而我脑子则昏昏沉沉的，进饭店时一下子掉到饭店大厅里的养鱼池中。等到几条鱼在我身边游来游去，我才意识到掉进水里了。被女友从水池里拉起来后，我自我解嘲地说道：“好嘛，大洗（喜）的日子。”

　　姐姐结婚后不久就怀孕了。姐夫由于单位要在新疆施工，没法照顾姐姐。到了七八个月时候，为了便于照顾姐姐，母亲就把姐姐接回太谷老家住了一段时间，原打算在太谷的医院找熟人帮忙生孩子，但到快到预产期时山西又风传闹地震，只得把姐姐送回到廊坊。那时医风已经非常败坏，医生和护士服务态度都很恶劣。此外医院的规章制度也让人不可理解，女人生孩子时不允许家人陪伴在身边。由于是头胎姐姐极度难产，医生就给打了促产针，可整整一天还是不见下来。那帮值班医生和护士把临产室的门一锁，坐在外面嘻嘻哈哈、天南海北地胡侃。无论母亲好说歹说，就是不让她进临产室看看，只好和姐夫一起守侯在临产室外面，整整一天连一口水都没顾得上喝。到了晚上六点多钟，母亲透过临产室的厚厚的花玻璃，隐隐绰绰地看到有个像姐姐的人影在蹒跚着走来走去，母亲就跟着这个人影一直到墙边。恰好墙边的玻璃有个一厘米宽的缝隙，母亲赶忙高声叫姐姐的名字，果真是姐姐。姐姐哭着对母亲说，自己感觉要不行了，肚子疼得要命。母亲连忙让姐夫跑去找一个医院里的熟人。那个熟人还真不错，也顾不得不是自己当班，跟着姐夫到临产室一看，说再不剖腹孩子就没命了，于是连忙准备手术，算是帮姐姐母子俩捡回一条命。

　　母亲照顾姐姐生孩子的时候，父亲一个人留在太谷。正好当年几个宣传队的朋友来了，父亲就到街上买了一些卤菜招待朋友喝酒。大概是卤菜有些变质，父亲送走朋友以后就开始拉痢疾。为了不让母亲分心父亲一直没告诉母亲，自己到家属院卫生所去打了几天吊瓶。谁知那个时候卫生所已经承包给私人了，大夫为了赚钱进了假药，结果延误了病情，父亲的痢疾越来越厉害，后来拉出来的都是一滩一滩的血。到了最后，父亲连去医院的劲头都没了，躺在床上已经开始出现了幻觉。幸好此时一个工友去串门，见父亲躺在床上已经濒死，赶紧把父亲送到晋中地区第二医院抢救。

　　也许亲人之间有心灵的感应，母亲在廊坊有一天梦到家里的房子塌了。醒来一想，房子塌了是伤及老人的意思，可家里谁是老人呢？当时外公、外婆、祖母都已经去世，家里唯一的老人就是父亲。母亲想到这里，赶紧给家里挂了个电话。接电话的却是邻居，先说父亲去医院了，下午回来。母亲听了，还是不放心，下午又挂了个电话，此时接电话的却是工友吕叔叔。吕叔叔对母亲着急地说：赶紧回来吧，老国不行了！母亲一听，放下电话收拾了行李，当晚就坐火车回到太谷。在母亲无微不至的照料下，父亲才算捡回一条命。

　　　　　　　　　　　　　　　　　　　五、祖母去世

　　上大学那几年，尽管我就和祖母在同一个城市里，但因为祖母的那些恶行，我从来都没有去看过她一次，到上班以后也依然如故。祖母当时住在汉口郊区岱家山的一个敬老院里，子女每月出钱交纳管理费和伙食费，余下还有一两百块钱作为她的零花钱，看病则另外出钱。大伯年纪大了，也不愿意见祖母，就由已经下岗在家的堂兄每月去看望她一次，给她送钱或者买点零食。一九九六年的冬天特别寒冷，一月份的一天，我堂兄到我单位找我，对我说祖母去世了。

　　虽然祖母活着的时候我不愿意见她，但作为晚辈该尽的义务还是要尽。于是，我和堂兄来到敬老院料理祖母后事。我们来到祖母房间里，看到祖母死在床上，半张脸上都是已经凝固的血。见我有些疑惑的神色，敬老院的工作人员连忙解释说祖母是大小便失禁，夜里屋里太冷冻死的。不过，我也并不打算深究。

　　我打电话给父亲通知了祖母的死讯。所谓儿不嫌母丑，父亲一接到电话就哭了。母亲闻讯也哭了一场，不过母亲不是哭祖母的死去，而是哭祖母这个人太坏，本来儿孙们都很孝顺，但硬是没办法跟祖母生活在一起尽尽孝心。母亲一边哭，一边给祖母缝制了入殓用的内衣内库，交给父亲捎过来。

　　父亲风尘仆仆地赶到武汉，我到汉口火车站接他。一见到父亲，我就觉得有些心酸。父亲六十多岁的人了，每天还要焊十几个小时的灯，几个月都不理一次发，花白的头发乱蓬蓬的有三、四寸长；脚上的皮鞋还是我上高中时买的，又脏又破。祖母火化那天，只有父亲、堂兄和我三个人去火葬场送她。在进炉之前，父亲哭着给祖母跪下磕头。我本来不愿意给祖母下跪，但为了父亲，我也给祖母跪着磕了几个头。当时我也流了眼泪，不过这眼泪不是给祖母流的，而是觉得父亲母亲一辈子生活得真不容易，做儿女的一定要好好孝顺他们。

　　办完祖母的丧事，我就带着父亲理了发，又带着父亲上商场里买了一双三百多块钱的“森达”皮鞋，几乎相当于我那时一个月的见习工资。父亲嫌这皮鞋太贵，但我硬是买了。父亲喜欢吃酥糖和麻糖，我就给他买了好几斤给他带回家吃。晚上，父亲和我一起挤在我宿舍那张窄小的单人床上，父子俩一谈就是大半夜。后来父亲回家以后，高兴地跟母亲说，儿子长大了。

　　祖母的几个子女都恨祖母，在她死后谁也不来看一眼。于是，一九九八年父母跟我到武汉落户以后，给祖母扫墓、交骨灰寄存费的事情全都落到我们家头上。到后来我父亲患了多发性骨髓瘤没法动弹了，就由我母亲给祖母扫墓。祖母当年虐待我母亲是最凶狠的，最后却只有我母亲来祭奠她。二○○一年夏天大伯去世，按照家乡风俗前辈不葬，后辈是不能葬的。于是，也是我母亲，把祖母的骨灰带到了汉口龙王庙，为她烧了纸以后把骨灰撒入滚滚长江之中。一九四八年祖父的骨灰失散在南京，如今祖母的骨灰从又武汉顺流东下，也算他们二人在九泉之下可以相聚了。

六、房子的故事

　　到了一九九六年，我和姐姐都已经上班，而且每月收入都有一千来块，在当时已经算不少了。父母二人在家里做了几年灯笼，手里也攒了几万块钱。渐渐地父母年纪大了，想老了有个依靠，就打算跟儿子到武汉落户。那几年房地产行业不景气，有一天母亲一边干活一边听收音机里说武汉的商品房最低价只要七、八百块钱，就打电话说想在武汉买房子，让我找找有没有这样的房子卖。

　　其实我们银行就有一个房地产公司，我首先打电话问人家。可是行里房地产公司开发的商品房都位于市区，一个平方米最少的也要一千二百块。我一听，觉得我们买不起。于是，人家跟我推荐了武汉市西郊的吴家山，让我到那里看看，那里的房价是武汉市最低的。

　　吴家山原来是一个农场，后来渐渐发展成郊区小镇，并且设立了一个台商投资区，有统一、百事可乐等企业进驻。我去吴家山那天，坐公共汽车特别的顺利，从位于三阳北路的宿舍到吴家山一共只花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一到吴家山，我就觉得这里的建筑挺新的，造型也还可以。一问价格，果真是每平方米七八百元。我打电话通知了母亲来武汉看看，母亲一见这房子，也满心欢喜，当即就付款跟人家签了合同。

　　我们家买的这套房子位于西郊公园对面，当时也是吴家山的最边上，再往西就是菜地了。这套房子是七十九平米的两室一厅，七楼，也没有物业管理，总价五万五千块钱。房子买了以后，我们又花三千块钱买了一些廉价的家具，把这里布置得像一个家。母亲这辈子第一次住上有独立厨房和卫生间的房子，高兴得晚上也睡不着觉，半夜三更的还打扫卫生，把地拖了又拖。当时过年卖灯笼的钱还没有结清，母亲还要赶回去结账。临到走时，母亲好几次下了楼又上来，打开门看了又看，久久不忍心离去。

　　一个月以后，父母又来到武汉，住进了我们的新家。那年我父亲过六十一岁生日，生日那天我堂兄全家和我女朋友都来给父亲祝寿，母亲做了满桌的好菜，一家人别提多快乐了。晚上，我坐在客厅的椅子上看着卧室柔和的灯光和刚刚装上的窗帘，心里喜滋滋的，觉得生活真是美好。

　　一九九六年和一九九七年，父母都只在武汉住了一个来月，随即就返回山西做灯笼去了。我每天下了班就回吴家山的家中。这个时候我才发觉吴家山有多远：五点半下班，七点多才能回到家里。自己动手煮一碗挂面，吃到嘴里已经八点多了，吃完了就要倒头大睡，第二天六点多还要起床赶公共汽车上班。尽管如此，我还是喜欢回吴家山的家里，这里毕竟是我自己的家。只是到了冬天，天亮的晚，我才搬回集体宿舍住上一段时间。

　　到了一九九八年，全国最后一次住房改革，在与女友突击领了结婚证以后，我分到了位于汉口高雄路的一套两室一厅，交了五万多块钱。由于女友在学校期间我把相当一部分工资补给了女友做生活费，加上她找工作时花了不少钱，到分房子时我手里只有八千多块的积蓄。由于连续两年生意不好，父母手里当时也没什么钱，但还是支援了我三万块。我又向同事借了一万多块，才交足了房款。我分到的房子位于汉口西马路垃圾转运站旁边，是个一楼。由于紧挨着垃圾站，那里环境非常差，到了夏天垃圾转运站的垃圾发酵，整个院子里臭气熏天，蚊蝇孳生，老鼠成堆，根本就不敢开那边的窗户。由于手里没钱，也就没有装修，安了防盗门防盗网就住了进去。那时正是大热天，我白天还要上班，父母就来到我房子里打扫卫生，一干就到半夜，饿了就炮点方便面吃。

　　我买的家具也是那种便宜货，全部都是劣质刨花板外面贴水曲柳花纹纸。一九九八年长江流域发生了大洪水，我买回家具和电器之后才十多天，武汉下了一场百年不遇的大雨。由于当时长江水位比地面还高好几米，雨水根本排不出去而形成内涝。高雄路一带地势比较低洼，我又住在一楼，因此在劫难逃。那天夜里，我眼睁睁地看着大水一寸一寸地往上跳，却一点办法也没有。后来我赶紧给一个跟我很要好的大学同学打了个电话，那同学过来帮忙，在家门口用沙土和编织袋筑了个堤坝。但是，这种堤坝根本对付不了铺天盖地的暴雨，水还是从墙面的裂缝和下水道里渗了进来。第二天早晨，家里的水已经有十多公分深了。我们把电器用砖头垫起来，家具太重就没办法了。雨还没有停，水位还在一点点升高，眼见被垫高的电器也要被淹了。幸亏这时妻子单位的一个处长带着十来个武警过来，把我们的电器和衣物扛到了二楼一套敲光了墙面、正打算装修的房子里。晚上，妻子和我坐在二楼那家装修用的沙堆上，看着满屋随意放置的家什和楼下的大水，妻子忍不住靠在我肩膀上哭了起来。我劝她道：“哭什么呀，这种经历别人想遇都遇不上呢！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这点损失不算啥，咱们早晚能再挣回来！”

　　那次暴雨中我们院子里的积水达到齐胸那么深，家里的积水也有四十公分深。几天后洪水退去，我清扫房子里的淤泥和垃圾时，在屋里抓了几十条小鱼和一只小乌龟，都被我用桶装起来放生了。还有一条水蛇困在封闭的阳台里，被我小心翼翼地用铁锹铲了出去。我的那些劣质刨花板家具被水一泡，全都变形发霉，还生了不少说不上名字的虫子。家里的墙上，印有一条清晰的水线。从此之后，我们全家对这套房子极端厌恶，总是巴不得早点搬走。

　　俗话说一失必有一得，一九九九年妻子单位在汉口北郊买了一块地搞商业集资建房，可以靠公积金贷款缴纳百分之八十的房款，自筹六万元现金付首期即可。恰好一九九九年我们家卖灯笼挣了七万多块钱，是我们家有史以来挣的最多的一年，于是轻松地交了首期，买了一套一百九十平米的大房子。当时全家人为了这套房子都很高兴，每到星期六星期天，总是一起到工地上看。然而单位做事总是慢吞吞的，这房子盖了四年才竣工交房。

　　转眼到了二○○○年，我们又有了新的打算：把房改分的那套房子卖了，在妻子单位集资房附近的常青花园买一套两室一厅，开始由我和妻子住，等单位的集资房盖好就转给我父母住。这样，双方住的近一些，以便有个照应。此时房价已经开始上涨，常青花园的住房价格从原来的每平方米八百元涨到了一千六百元。我父母拿出了七万，我拿出卖高雄路房子得来的七万，一起凑足房款买了一套八十平米的两室一厅。二○○一年初新房子交付使用，我立即就请人来装修。

　　给我们装修的那个人是熟人介绍的，姓彭，长得矮小而猥琐。我们是第一次装修，没什么经验；我和妻子白天都要上班没时间，而父亲当时已经开始原因不明地频频发烧腹泻，母亲照顾父亲也没有时间监督。这个姓彭领着我们去买材料，装做跟人家讨价还价的样子，实际上我们买回的材料都是高价，姓彭的在里面吃回扣。由于没人监督，姓彭的用材料极其的快，八十平米的房子光木芯板就用掉一百来张，那些木芯板堆在房子中央有一人多高，真不知道他都用到哪里去了。后来二○○二年我在武昌新买了一百五十平米的房子找正规公司装修，却只用掉三十多张木芯板。其他的材料如油漆、榉木面板也耗费极快。

　　姓彭的实际上根本就不会装修，找来干活的那些师傅都是他们村里的农民，地上砌的瓷砖还不到三个月就松动了，人走上去吧嗒吧嗒直响。后来我质问他，他却说瓷砖都是这个样子的，连大商场里的瓷砖都是吧嗒吧嗒响的。当时我真恨不得扯他两个耳光。给我安装的吊灯，在天花板上用冲击电钻打个眼，塞个木头片就把螺丝拧上去了事，半年以后吊灯从上面掉了下来。安下水管时，明明我买回了质量很好的PVC管子，可他竟然不会安装，就用洗衣机那种软管对付，热水一冲，软管马上就变形堵塞了。这下水道一直成了我们家头痛的问题，污水经常溢出，把木质的橱柜都泡变形了。后来在清理橱柜下面的污水时，我们把橱柜底部锯开后居然从里面掏出了姓彭的他们以前吃剩的馊饭、一次性碗筷，甚至还有一只破鞋。

　　买装修材料的时候需要经常请一些搬运工，不知为什么这些搬运工在建材市场通常被称做“兔子”。但我觉得这个称呼有辱人格，因此不叫他们“兔子”，而总是叫“搬运工”。我是北方人，不太喜欢罗里巴嗦地讨价还价，一般是“兔子”说什么价钱就按什么价钱。有好几次，那些“兔子”自己开口报价，等到了家里就说吃亏了，要求再加钱，否则就走人。第一次我无奈之下就给了，后来发现不少“兔子”都如法炮制，才明白这是“兔子”们划拉钱的手段。于是我不但不给加钱，而且还声色俱厉地将其臭骂一顿要他们马上滚蛋。我一狠，这帮“兔子”就老实，还是乖乖地搬完走了。二○○二年，我母亲到汉口火车站提货，由于“大跃进”时候累成了关节炎，母亲年纪大了以后左腿不利索，难以负重上楼，就在火车站找了个“兔子”。母亲让他看了看这十件灯笼，每件有三十斤重，搬上二楼。“兔子”说得给十块钱，母亲一听十块钱虽然贵了点，但也不想再为省个一块两块的再去找人，就让那个“兔子”跟着车来了。结果那个“兔子”搬了几箱，见只有我母亲这个一瘸一拐的老太太，就立刻乘人之危现场加价要三十块，否则不搬。我母亲一听，觉得这简直就是敲诈，心一横让他走自己搬。这家伙走了几步，竟然还有脸回来跟我母亲要十块钱，说是先前搬上楼的那几箱的工钱。我母亲说，你又没有搬完，凭什么给你十块，你搬了四箱，只给四块。那小子不干，就坐在我母亲的灯笼上耍赖不肯走。幸亏这时小区的保安听到争吵后赶过去，把那个“兔子”撵走了，又帮我母亲把剩下的几箱搬了上去，一分钱也不要。

　　中国的现状就是这样，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等一波波政治运动的洗礼，中国人从贪官到刁民，上上下下充满了道德沦丧、见利忘义、乘人之危、自私冷酷、言而无信、无羞无耻之辈。“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一诺千金”这些成语，用来形容现代的多数中国人实在是不合适了。中国要想真正地富强，光看GDP的增长、摩天大楼和高速公路的兴建是不行的，不找回被如同敝履般抛弃的道德廉耻，中国永远不会真正振兴，也休谈什么被人尊重。

　　不过，我在装修房子时也有意地与民工接触接触，了解一下民工的思想。有一次买的材料比较多，我雇了七八个民工。那次我没有坐到驾驶室，而是和民工们一起坐在后面货厢里，很自然就谈到了农民的现实生活。民工们向我大吐苦水，说现在村官腐败、负担很重、生活困苦。我又问：“那你们肯定过得不满意吧？”一个农民回答：“何止不满意，现在只要有人领头造反，我一定造反！官逼民反啊！”我将话锋一转，问道：“那你们在毛主席时代生活是不是好一些呢？”农民中有个年纪大的，说道：“毛主席时代，我们生活比现在艰苦些，吃不饱哇。可是，那时候当官的没有这么坏！我们饿肚子，毛主席也和我们一起饿肚子。”我问他们是不是乡亲们都很怀念毛泽东，他说：“是啊，我们那里好多人都挂他的像。”另外一个农民说：“没有毛主席，我就上不了高中！现在孩子连小学都上不起了！”我说道：“但是，你们知道你们饿肚子的时候，毛主席光吃鱼的菜谱上就有十七个菜吗？你们知道，你们家乡饿死人的时候，毛主席在武汉、韶山盖别墅吗？”农民们惊愕地说：“这怎么可能呢？听人说，毛主席那时候脚饿得浮肿啊！毛主席的女儿也吃不饱啊！”我微微一笑，先如数家珍式的背出了毛泽东在一九六一年的那份菜谱――蒸鱼卜丁、铁扒桂鱼、煎炸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烤鱼、烤青菜鱼、菠兰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虾面盒、炸大虾、咖喱大虾、罐焖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然后我说道：“你们看看老毛当时的照片，像是个浮肿的样子吗？这样，我给你留下地址，你到时候给我联系，我带你去看看在咱们这里毛主席的别墅，也是饿肚子时候建的。”农民们沉默了，看得出来我已经动摇了他们对毛泽东的神圣印象。于是我接着问道：“现在农村不是搞海选吗？当官的怎么还坏？”农民回答道：“本来我们选了村长，好的狠，我们大家都信得过，但是镇里不久把他给免了，换了他们的人，坏得狠！”我说道：“你们想过没有，这官为什么这么坏？”农民说没想过。我说：“这些当官的根本就不是你们选出来的，而是镇里指派的，他好坏、升降都由镇里管，怎么可能为你们办好事呢？”农民们点头承认。我接着说：“你刚才说了，你们自己选的人好的狠，这说明只有你们选出来的人才会给你们办事；办的不好大家不满意就不选他，把他给免了！”农民们连连点头称是，但又说：“可是自己选的还是会给上级给换掉啊！”我说：“别说村官，就是镇官、县官、省长，都由你们自己选出来，那他们还会对你们不好吗？”农民说：“那怎么可能呢？自古当官的都是皇帝任命的。”我说：“错了！在外国，当官的，就连他们的主席总统都是老百姓选出来的，都给老百姓办事，你看人家生活的多好，你说这样好不好？”农民们纷纷说：“那当然好啦！”我说道：“不要相信任何领头的，咱们自己就是领头的，什么当官的，咱自己决定，干的不好或者不老实，咱就免了他，他啥也不是！这就叫民主，不是别人给咱做主，是咱老百姓自己做主！”民工们听到我的话，个个群情振奋，那天干完活竟然不要钱，但我还是执意给了。还给我留了详细通讯地址和呼机号码，临走还对我说：“看得出你是真关心我们穷人，今后要多给我们指路啊！”不过，我以后没再跟他们联系，因为再联系，国家安全局的同志们就要注意我了。不过，这件事说明几个问题：第一，农民对毛泽东的崇拜建立在一种模糊认识和谎言欺骗上，基础极不牢固，只要把毛泽东真实的生活情况透露出来，他们的崇拜立刻会发生动摇、甚至烟消云散；第二，农民不排斥民主，他们甚至渴望民主。民主主义者只要坚持不懈地做好启蒙与宣传工作，就一定能争取到占人口绝对多数农民的支持。

　　常青花园的房子我们只住了一年，到了二○○一年我和妻子先后都到武昌上班了。常青花园离我们单位有二十多公里路，还没有直达公交车，每天二人跑得都很辛苦。此时我们已经准备要个孩子，担心每天这么跑会不利于怀孩子。于是，我俩打算在武昌租一所房子，或者买一辆车。后来一算账，租房子一个月要百，条件好一点的甚至要一千多；买车要投入十万，每月的折旧加各项费用要将近两千，十年以后还报废了。与其这样，不如咬咬牙贷款买套房子，首期付个七八万，每月还上一两千，十年以后房子还是自己的。当时我们手头有八万来块钱，又向几个朋友借了几万块钱，在武昌买了一套一百五十六平方米的四室两厅住房，离单位有六公里远，算是很近的距离了。买完以后，吸取了上次的教训，找了个正规的装修公司简单地装修了一下，连家具带电器带装修只花了六万多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