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1850～2004年）（序） -- 小银钩

十三、柳巷北口

　　一九九六年以后，由于我和姐姐都在外地参加了工作，母亲一个人没办法支摊子，就找太原钟楼街一家商场的段经理代销我们家的灯笼。一九九七年春节，我忙着给女友找工作，因此过年没有回家。姓段的仗着自己是坐地户，欺负我母亲：尽管那一年灯笼行情非常好，姓段的却仍然按前一年行情不好时亏本吐货的价格结账。可怜我父母都是老年人了，每天辛苦劳动十五、六个小时，做的货堆成了山，被姓段的这么一坑，除掉成本合计只挣了七千块的工钱。父亲听到这个消息，连悲伤带气愤得把一些焊好的灯笼架子踩扁，说这个生意咱们不做了！母亲虽然心里也很难过，但转念一想，不做灯笼靠什么生活呢？于是，咬咬牙还是又做起了花灯。

　　一九九七年行情好，家里的灯笼几乎全部卖光了。为了挽回损失，我父母一开年就没日没夜地干活。恰好一九九七年夏天中国北方地区气候反常地炎热，连太谷县的气温也常常超过四十度，这是我们家搬到太谷以后从来没有过的。因为白天太热，父母也舍不得买空调，所以就晚上干活、白天睡觉。当时父母还雇了一个叫牛四萍的帮工，因为天气实在太热，就让她放假回家了。为了节约时间和金钱，父亲上街批发了很多三四毛钱一包的廉价方便面，二人一天只吃两顿饭，食物就是青菜煮方便面。夜晚干活光线不好，连气带累，我母亲的眼睛只一年就花了。当时我正为女友找工作忙得焦头烂额，姐姐小孩也刚出生不久。为了不给我们增加思想负担，父母一直没把实情告诉我们姐弟俩。后来到一九九七年秋天父母到武汉来散心时我才知道这个情况，顿时感觉自己实在是太粗心了。要是我过年能回去帮助父母卖灯笼，那么父母也不至于被人家坑得那么惨。

　　因此到一九九八年春节，我向单位请了一个长假，回家帮助父母卖灯笼。回家之前，我在商场里给母亲买了一个当时最时髦的不锈钢保温杯，以便母亲卖灯笼时候有口热水喝。母亲知道我回来帮忙，春节前就在柳巷北口一家国营的五金门市部租了一个柜台，我从太原站下车就直接来到商店里。

　　这家五金门市部大概有四五十平米的营业面积，晚上我们家把货堆在商店里，到白天就拿到商店外面，把商店腾出来继续由人家卖五金建材。除我们之外，商店门口一个柜台还租给了一个三十多岁的独臂人搞印刷。门市部有三四个营业员和一个经理，人都还不错。那个独臂人原来是太原市的一个流氓团伙成员，与另一个流氓团伙打架时被对方砍掉了一只胳膊。后来，这个人又因为行凶被判了八年徒刑，出来后就靠做标牌锦旗，印制名片、饭菜票等活计谋生。此人面相凶恶，一看就知道不是善良之辈。他还谈了一个女朋友，是附近一家私人商店的营业员，当时才十六七岁年纪。当初这个独臂人看上了这个小姑娘，就经常有事没事地到那个商店转一转，渐渐混熟了，就总是请人家吃一块五一碗的凉皮。小姑娘不知道是陷阱，就跟着这个“叔叔”出去，被独臂人连哄带骗弄上了床。后来这小姑娘怀了好几次孕，独臂人都让她做了人流。即便是这样，独臂人对这小姑娘一点怜悯之心也没有。我母亲租柜台那天刚好小姑娘做了人流回来，不知哪句话惹了独臂人，被独臂人一脚从屋里踹到屋外，站都站不起来。那天独臂人不在时，商店的王经理叹息着对我母亲说：现在的小姑娘可真不值钱，一碗凉皮就跟人家上床，挨打受罪；而这种亡命之徒一沾上就脱不了身，动不动就要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真是造孽呀。

　　有这样的恶邻，我母亲非常担心我言语不周惹毛了他，就把我叫到一边说：“这些人都是亡命之徒，对这种人要敬而远之，千万别惹事。”母亲在商海里滚打了多年，历练出了跟形形色色人打交道的本领，对这个独臂人总是笑脸相迎，给他敬烟抽，有时见他一只胳膊拿东西不方便还主动上去帮帮忙。人都喜欢吃敬酒，独臂人见我母亲对自己这样厚道，也变得客气起来，还经常跟我母亲唠唠家常。听母亲把我们家情况一介绍，这个骂自己父亲是“老王八蛋”的独臂人竟然佩服起我母亲来，张嘴闭嘴叫大姐。后来有一天，独臂人见我跟母亲坐在一起抽烟，就凑过来跟我们唠嗑，对我说：“你妈这一辈子真不容易，把你跟你姐都扶上正路，你小子生在你们家也是前世修来的福气呀。以后你可得孝顺你妈，要不你还算个人吗？”我听了以后暗笑，心想我还用得着你这样的人教训？不过我还是连连点头称是。

　　此外，当时商店里还有一个看门的老张头，六十多岁，是太原一个机械厂的退休工人。老张头有三个儿子，其中两个小儿子出国留学后都在美国定居了，老伴也跟了过去。老张头根据自己一辈子的经历，得出了这么个结论：当中国人倒霉，中国不是人待的地方。于是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全家一个不剩地移民到美国。可老张头的大儿子在山西省政府里混了个处长，觉得挺满足，总是拖着不想出去。老张头自己虽然已经拿到了绿卡，但还是不走，专门留下来监督这个大儿子出国。一提起大儿子，老张头就气都不打一处来，总是骂：三个儿子就数这小子没出息，当了个鸡巴处长就觉得了不起了，鼠目寸光！

　　一九九八年春节，山西出了一件轰动全国的“朔州假酒案”，一百多人被来自山西文水的含有大量甲醇的伪劣酒致死致残。其实不止是小作坊产劣质酒，我母亲以前到某个全国赫赫有名的大酒厂出差时，就发现其“名酒”多半也是附近农民勾兑的，勾兑好了就卖给酒厂；酒厂再灌进印有自己名牌商标的酒瓶卖出去，自己砸自己的牌子。老张头看了载有“朔州假酒案”消息的报纸以后，对我说：“你看看，我说甚来着？中国根本就不是人待的地方，你要是有真本事，还是赶紧想办法出国，再把爹妈接过去吧。”虽然不完全赞同他的话，但我也能理解他，因此我只是笑了笑不置可否。

　　当时太原市的钟楼街、柳巷一带有十七八家卖花灯的，数我们家的货质量最好，生意自然也很兴隆。其他卖花灯的生意人中，有个叫吴三牛的，是太原郊区农民。他老婆看着我们家生意好自己的货却卖不动，非常着急，竟然跑到我们商店门口拉客人，说我们家的灯笼贵，他们家的便宜。这种行为在生意人里是最忌讳的，但我母亲厚道，也没跟她吵嘴。不过，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人家看完我们家花灯后，再看看他家做的花灯，即便是便宜也还是回头来买我们家的货。

　　吴三牛是个老实人，在农民中算是手比较巧的。他比我父母都年轻，做花灯的特点是产量高、质量差、价格低。一开始他带着自己一儿一女干活，但后来儿女成家后嫌做花灯太累不干了，吴三牛就领着自己的侄子干。吴三牛的这个侄子属于那种特别没良心的人，学会了手艺后立刻自立门户跟吴三牛竞争，吴三牛卖二十块一盏的冬瓜灯，他卖十五块一盏。吴三牛一见，倔脾气就上来了，马上降价成十块。就这样双方互相杀价，最后吴三牛一个冬瓜灯竟然只卖一块五毛钱，别说赚钱，连原料都不止这个价。吴三牛能吃苦，做的灯笼多，他侄子拼不过去，就干脆放了一把火烧了吴三牛的仓库。后来公安局来破案，吴三牛念及是叔侄关系就作伪证说是不小心失火的，救了他侄子。这次事情以后，他侄子老实了一两年，但不久又故态复萌。

　　太原市冬天很脏，我们卖灯笼需要每天站在外面风吹日晒，也没条件洗澡，身上脏兮兮的。当时我的头发脏得如同毡子，根本就梳不动；身上穿的白衬衣早就变成了黑色。一天母亲看到电视里做广告说，太原开化市商场里正在举行西服展销活动，一套“将士托”牌的纯羊毛西服只要三百八十块。于是我母亲就让我去开化市转转，看到有合适的就买一套。那天我带了三四千块灯笼款，穿着脏兮兮的衣服来到开化市，跟营业员说要买一套西服。那个营业员看了看我这蓬头垢面的样子，断定我是个民工，就带着我到了“一百元区”看劣质西服。我一看是化纤面料，就说我要纯羊毛的。那营业员脸上露出惊奇的神色，对我说：“纯羊毛的很贵呀。”我估计，她心里八成是想，就你这副样子还买得起纯羊毛西服？

　　那一年我和母亲每天在太原守摊卖灯，父亲就留在家里照应，前面提到的任忠生装货送货，配合得十分默契。本来花灯销售行情还不错，但出了“朔州假酒案”以后，太原市也就不好再大张旗鼓地搞元宵节庆祝活动了，我们家花灯生意受到很大影响。即便是这样，拿到手的钱也比上一年多了五六倍。我们卖灯笼的时候，那个前一年坑我们的段经理还到我们商店晃悠了一圈，大概是还想代销我们家的货。我母亲虽然对他恨在心上，但也还是笑脸相迎，就是不提给他代销的事情。姓段的也看出来自己没戏了，就又跟我母亲东扯西拉两句走了。

　　不过，那一年我们还是被一个代销的人给骗走六千块钱的货。那小子叫郑建民，长着一副忠厚脸。按理说，我母亲是郑建民的恩人：郑建民是个苦孩子，父母离婚后没人管他，十五六岁就在钟楼街一带做小买卖谋生。一九九四年我们家在太原卖花灯时，母亲认识了当时才十七八岁的郑建民，看着这个孩子可怜，就给了他一些花灯代销。母亲给他花灯是照顾性质的，全是成本价；而且母亲在跟他打交道的时候，还经常给他传授一些经商之道。可以说，我母亲是看着这个孩子长大的。但是到一九九八年，郑建民卖了我们家的货，等到我母亲去找他结账时，他却说那卖货的钱因为自己赌博，被公安局给当成赌资没收了，现在身无分文。我们家是小本营生，我母亲一向做的是信义买卖，也没签什么合同，只是郑建民拿货时打了个收条，上面写着金额、数量和品种。当时我母亲想告他，但后来又觉得光凭收条证据似乎不足，一打官司还要掏钱交诉讼费请律师，弄不好赔的更多，也就只好自认倒霉了

十四、下岗工人

　　计划经济时代的企业只讲产量产值，不需要自己操心亏损还是盈利，亏损的企业靠上级的拨款仍旧维持着生存，因此国有企业真实的经营情况被掩盖起来。一九七六年时，全国就已经有三分之一的国有企业陷于亏损状态，投资利润率、资金产值率不断下降。八十年代国有企业试行承包制改革和厂长经理负责制，不但没有改善国有企业的处境，反而因为监督缺位造成国有企业资产的进一步流失。以前的国有企业，工人小偷，领导大偷；到了九十年代初期演变了厂长经理的大口鲸吞，把国有企业掏成空壳后一拍屁股走人，自己发财或者异地做官去了。恰逢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企业需要自己找市场、搞竞争。在短缺经济时代，即使是残次产品也是不够用的，根本谈不上什么竞争。到了物资丰富年代，昔日“皇帝女儿不愁嫁”的好日子就一去不回头了。由于这几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一股国有企业破产倒闭、工人下岗失业的风潮席卷了中国大地。在这场来势汹汹的失业大潮中，我在郑州的两个表姐、两个表姐夫、表嫂，在武汉的堂兄、堂嫂均成为数千万失业大军的一员。我的父母虽没有领到“下岗证”，但也跟下岗人员一样，一连几年拿不到一分钱工资。

　　我最早听说下岗的概念是在一九九○年我辍学的那半年。不过那时不叫下岗，而叫“放假”。当时铁Z局有很多青年工人没有活干，纷纷“放假”回家。那时正是一九年事件刚过，新领导人特别重视社会稳定工作，因此下令银行发放“安定团结贷款”，就是没有活干也要贷款发工资。后来我在银行的时候见到过不少“安定团结贷款”造成的呆账坏账，企业早就不存在了，账却还挂在银行。到了一九九二年，开始实行内容是打破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的“破三铁”改革，结果矛盾激化，出现不少被裁员回家的工人跳楼自杀和行凶报复的事情，于是渐渐地就不提“破三铁”了。

　　“破三铁”不提了，可国有企业的困境却愈演愈烈。银行的“安定团结工资”救救急可以，但长期靠银行贷款养活着几千万张嘴坐吃山空，也毕竟不是长久之计。这些亏损企业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发工资，转眼就山穷水尽了。说到国有企业工人下岗，我作为一名工人子弟，自然不会赞同某些养尊处优的经济学家和官僚们所说的那样是所谓“改革的阵痛”。在我看来，这是长痛，为以前的统治者试图一步登天地搞社会实验所付出的惨痛代价。

　　作为从小在铁路工人社区长大的工人后代，我自然对工人阶级怀有深厚的情感，对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一直着意地关注。多年来，我比较注意研究和思考国有企业现象。恰好我的工作让我有机会触及很多国有企业，与企业的干部职工接触。根据我的观察，中国的国有企业具有一些在西方国家企业根本就没有的劣势，这是导致中国国有企业问题严重的根本原因。这些劣势表现在：

　　一是没有竞争，企业没有正常的淘汰机制，企业没有忧患意识和进取精神。正常的企业如同人一样，具有生老病死的过程。西方国家的老企业破产、新企业兴办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然而在中国以前的几十年里，由于强调所谓的“社会主义优越性”，企业能生不能死，一个企业无论多么孱弱，多么不合时宜，都可以无忧无虑地存在下去。许多早就应当破产倒闭的企业，却不退出市场，继续徒然地耗费着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例如青海省的一个汽车厂，是在搞“小而全”时代上马的，全厂几千号工人，一年靠手工敲敲打打只能造几千辆汽车。这种手工作坊式的企业，哪里能跟现代化的汽车生产线竞争呢？可是几十年时间里，中国竟然没有一部《破产法》，直到一九八八年，沈阳防爆器材厂才成为第一个破产退出市场的企业。到了改革开放后竞争兴起，这些一无优势、二无积累的企业，自然成为第一批淘汰对象。

　　二是没有集约经营意识，只有粗放经营传统。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片面追求产量产值、不管质量效益；企业一味扩大生产规模，不注意搞技术革新和产品的升级换代；企业技术陈旧设备落后，产品“傻、大、黑、粗”，质量低劣，能源和原材料耗费却相当惊人。从二○○○年到二○○四年间，我曾经多次到几个濒于破产的老纺织厂调研，发现这些厂均有同一个特点：多是六、七十年代兴建，自兴建之日起，就有许多机器是从上海淘汰下来的、三四十年代生产的旧纺织设备，早就过了报废年限，故障多、残次品多。然而在盲目追求产量的计划经济年代里，这样的企业数量很多。只要完成生产指标就行了，产品质量再差也可以进产值。企业的生产利润全都作为利税收上去，企业自身没有积累，也无力进行技术和设备革新。到了市场经济年代，面对新建集约型企业生产的高质量、低价位产品的竞争，这类企业怎么能招架得住呢？

　　三是国有企业之间、银行与企业之间不存在真正的市场关系。无论是甲企业还是乙企业、无论是丙银行还是丁银行，都是国家的，相互之间的关系无非是一件衣服上的这个都还是那个兜。企业没有信用意识，三角债拖欠严重，九十年代初全国投入上千个亿清理三角债也没弄出个头绪来。一九九九年底我到一个大建筑企业去，看到企业当年应收账款竟有五个多亿，多是一欠四五年的陈年老账，甚至还有十几年前的欠账。那个企业穷困到什么程度，可以这么形象地说：企业已经拖欠了九个多月的工资，临近春节企业千辛万苦筹集了二百万元发放过节费，四万名职工人均五十块；据说附近有些娱乐城里的做台小姐就是该企业一些女职工，妻子坐台被人家客人搂搂抱抱，丈夫却还得接送。银行也没有风险防范意识，企业要钱就给。前面提到的“安定团结贷款”，就是一种明知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也要给的钱。银行的资产是靠吸收老百姓的储蓄负债得来的，是要还的；银行大量贷款收不回来，只好拼命拉存款寅吃卯粮地维持头寸。企业的资产也是国家的，地皮也是国家的，银行就是打官司也难以收回来，慢慢地就流失掉了。即便是打了官司，也不过从这个兜里掏到那个兜里，还要缴纳一笔数额不小的诉讼费、代理费、执行费、过户费、拍卖费。但是早晚有一天这些钱还要有个说法，那时还需要全体老百姓再付出一次代价。这种没有信用意识，是体制性的诚信缺失，加剧了当代中国社会原本就严重的缺乏诚信问题。

　　四是法制、法规不健全，行政干预严重。中国的国有企业多有上级主管部门，企业法人由主管部门指派，外行领导着内行，甚至企业经营行为都由上级主管部门指手画脚。培养一个既懂市场、又懂经营管理，既不谋私利、又肯于真抓实干的企业家本来就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可是在上级主管部门的行政干预之下，企业法人说换就换。中国是个官本位的国家，社会精英多集中在权力部门而不是经济部门，一个优秀的企业家最好的结果就是获得提拔去当官，而不是办企业，这是人才的巨大浪费。俗话说“术业有专攻”，一个优秀的企业家，未必是一个称职的官员。而在西方国家，除了要求企业照章纳税和正当经营以外，政府并不怎么管企业的经营，人家的企业反而生存的更好。这就是一个悖论：西方国家的对企业放任自流，政府只管创造外部环境，制订法律法规；而在中国，政府对企业抓得很死，什么都要管，却又管不好；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独独忽视了为企业创造外部环境，造成企业行为失当、假冒伪劣盛行。二○○○年，我与某县一位管工业的副县长谈话时，那位县长就曾经得意地说：“县里的那些企业，都是我们手里掐着玩的。”我还见过一个濒于破产的服装厂，这个厂原本在建立之初生意红火，是当地的明星企业。然而上级主管部门撤换了原来的厂长，非要搞承包制改革，让私人承包了这个企业。私人拿着国有企业的资产一点也不心疼，大搞短期行为，短短几年就让企业从原来的生意兴隆变成濒于破产。承包期满，承包人吃肥了，自己发财去了，留下五百多名走投无路的工人。

　　五是中国没有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企业包袱重。在一些西方国家，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开始陆陆续续地向福利国家过渡，建立了从“摇篮到坟墓”的无所不包的高水平福利体系。一个人从上幼儿园起就享受补贴；上中小学则是免费受教育，有的国家还提供免费的午餐；上公立大学免费或低价，只有私立大学才是全自费的；失业则提供失业保障金，对低收入者提供廉价住房；看病则有全民免费医疗或者是医疗保险；老了则有社会发放的养老金或养老保险。企业除了在经营正常时为了这些福利的实现缴纳各种税收外，基本没有什么额外负担。而中国不一样，虽然福利水平很低，但无奈人太多，负担也不轻，全都由单位背着，企业效益好时没有居安思危，而是大手大脚地花钱，利税全部上缴；效益一旦不好，也要维持着福利开支，更加举步维艰。我父亲年轻时单位有公费医疗，但那时身体健康，除了感冒发烧拉肚子外没什么大毛病；等到老了得了重病，单位却因为不景气报销不了医药费，前前后后治病花掉了二十四万，绝大部分都是我母亲糊灯笼卖挣的钱和子女掏的钱。而那些没有钱的工人得病，只有回家等死一条路了。就连企业的退休人员也要企业负担，有些企业历史悠久的，退休的比干活的还多。这样的企业，怎么可能好起来？

　　六是企业内部缺乏正确的激励淘汰机制。只要不犯政治错误就能进不能出，无论多么不称职的人都照样拿工资；企业内部分配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干和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养舒坦了一批懒人笨人，伤害了一批能人勤者；到了改革后人们渐渐获得了择业自由后，很多能人纷纷离开国有企业另谋高就，而相对能力较弱的却沉淀下来，企业的人员素质越来越差。其实大家可以认真回忆一下，七八十年代的国有企业，有几家不是每天上班时间在大门口、车间里聚集一帮无所事事的人吹牛聊天或者忙私活的？我接触过一个总是发生请愿事件的建筑机械厂，这个厂的职工里有相当一部分是老职工子弟接班入厂。由于文化层次低、责任心差，经常发生一些事故和人为损坏设备的情形，也经常出现做私活占用公家东西现象，甚至部分职工监守自盗，偷拿一些半成品、物料、模具、图纸、工器具卖给厂外私人经销部。一九九六年夏季一场暴雨后，该厂的部分围墙倒塌，厂里让职工砌墙，由于出价低竟然没人愿意干活，不得已请来一个农村建筑队。一九九七年底新来了个厂长，要加强劳动纪律，对几个外出揽活的职工做出了处分，结果这帮人围殴并砍伤了新任厂长，导致该厂无人敢出面当厂长。可没饭吃不行，一九九八年以后这个厂职工先后多次上街闹事要生活费。银行的信贷员上门讨贷款，也被认为是“黄世仁逼债”，多次遭到谩骂、侮辱，弄得信贷员都不敢去了。我也很清楚，如果自己昧着良心，装出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把国有企业的职工都写成一副“无私奉献、任劳任怨”的样子，再为今日他们的悲惨处境喊两句口号；“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来挥舞”，说些同情工人阶级贫苦的话，写一些讽刺和抨击“富人”的文章，“半是榜文、半是挽歌”，就可以占据廉价的道德优势。但我不愿意这么做，因为我写文章凭的是良心，而不是像有些人那样怀着政治目的，按照早就定好的框框进行材料取舍，刻意夸大或者掩盖某些事实。根据我多年以来的观察与思考，今天的一切都成长于它的昨天，国有企业的苦果早在国有企业建立的那一天就已经种下了。多数人天生具有惰性，没有生存的压力就不会去开拓奋进，而国有企业内恰恰缺乏这种压力。

　　七是对企业家的地位认识错误，奉献与收入不成比例，造成企业家道德风险难以防范。在西方国家，企业家作为社会生产活动的组织者，具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对合法所得的私有财产的保护，则使得企业家们安心赚钱。因此，西方国家的社会精英多半集中在企业家阶层里。西方企业家的收入高低，与企业经营好坏密切相关。如果经营不善，企业家只有破产还债，自己承担责任。然而中国却是个官本位国家，公民的私有财产长期被当作一种罪恶，得不到法律保护；要想成为人上人，那你就得当官。社会精英都集中在官场里勾心斗角、拉帮结派。而官场，却是不能创造任何社会财富的。精英过度地集中在官场只会人才资源浪费，还容易造成政策不连贯，朝令夕改。企业家则没有真正的社会地位，也缺乏真正有本事的人来安心经营企业。国有企业的领导如果经营得好，收入也还是那么多一点；经营得差，只要把上面招呼好也还可以异地做官，甚至反而获得提拔。因此，一些有能耐的企业家逐渐心理不平衡，产生了歪门邪念。一九九五年我刚参加工作前后，武汉发生了轰动一时的“于志安事件”。于志安集武汉长江动力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三个重要职务于一身，还担任武汉市经委副主任，又有全国工商联常委、湖北省人大代表、武汉市政协常委等多种身份。他也算是个能人，短短十年时间里励精图治，把一个原本陷于破产边缘、五千多职工没饭吃的武汉汽轮发电机厂，弄成了“全国五百强”企业，十年来利税增加了一百倍。然而，于志安认为这个企业有今天，完全是靠自己的努力和能力，而他所获得的却远远与他付出的不相称。于是，于志安以自己的名义，利用企业集团跨国投资的机会，在菲律宾注册成立了一个注册资本为六十五万美元的电厂，并于一九九五年出走菲律宾。后来中国跟人家外方交涉，追回了六十五万美元的注册资本，但此时人家已经不在乎这六十五万美元了，每年电费的收入就有一千万美元。除了武汉的于志安，还有云南的储时健，也属于这类心理不平衡的人。然而，企业不同一般单位，企业经营是存在风险的，因此对企业家的监督存在着进退两难的情形：假如监督太严，企业家无所适从，不敢承担风险，那企业肯定好不了；假如监督太松，企业家道德风险又会给企业带来巨大损失。

　　八是国有企业内权责不明，监督缺位。国有企业名义上属于“全民”所有，但实际上政治统治者才是企业的真正主人。靠宣传“工人阶级主人翁”态度可以取得一时之效，但早晚有失效的一天。当宣传失去效果以后，“主人翁”就会自发地采取措施报复往日的欺骗：怠工、盗窃、不负责任。二○○二年，我跟某个企业的一位下岗职工谈话，那位工人回忆起当年厂里花好几百万从日本买了一条进口生产线。当时签合同时，谁也不懂经济合同，没料到还要花钱请人家日方来安装调试，因此合同里没有安装条款。买回来以后，才想起来厂里无人懂得这台生产线的安装方法。日本人乘机狮子大张口，提出的安装调试费用比买生产线的钱还多。无奈，只好连包都没拆，把机器设备放在车间二楼闲置。后来有一次市里搞文明企业评比，打扫卫生时清理到了这套设备，一帮工人谁也不心疼，就把设备从二楼抬着扔到一楼，一楼的工人又抬着机器扔到院子里的一个不起眼的地方，任由其风吹雨淋、腐烂锈蚀，最后变为一堆废铁。企业的厂长经理无论干好干坏，只要政治上没有站错队，都可以继续升官。企业领导也由上级领导任命，一个人一个口味，走马灯一样频频更换。二○○○年，我曾经到一个特困企业去调查研究，企业的一名老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个企业在十年之内换了九个厂长，最长的待两年，最短的待两三个月。每个人一来就按自己的好恶随心所欲，比如说厂里办公室前面的花坛，有的厂长来了喜欢弄假山，有的来了改成养鱼池，有的则喜欢草坪，有的又喜欢种树。换个领导就折腾一次，光为了这个小小的花坛就不知道白花了多少冤枉钱，企业怎么能不穷？到了承包制和厂长负责制实行以后，企业的一切行为都由领导说了算，为他们蚕食鲸吞企业财产打开了方便之门。工人既无权监督，自己也并不干净，只好任由企业恶性循环，最后破产垮台。

　　九是企业建设盲目上马，大嗡大哄，造成巨大损失。由于统治者急于求成，中国经济在五十年时间里经历过几次大的冒进和倒退，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和损失：一是一九五八、五九年的大跃进，大炼钢铁、亩产万斤，这次冒进除了累死不少人，也造成了全国的大饥荒，饿死二三千万人。二是一九七○、七一年的小跃进，遍地“五小”开花，设备落后，浪费惊人，污染严重。例如当时在陕西延安这个资源少、品位低的地区，非要投资二千多万元兴建一座钢厂、两座铁矿和三个铁厂，口号是“结束陕北手无寸铁的局面”。口号虽然动听，可建成五年却亏损掉三千七百多万元，甚至超过了建厂投资，最后不得不于一九七九年关闭了铁矿和铁厂。三是一九七七、七八年的洋跃进，当时提出要兴建十大钢铁基地，十大化工基地，十大能源基地，又急功近利地遍地从国外引进技术设备。由于长期“突出政治”，贬抑商业，当时中国人根本就不会做生意，买了不少洋垃圾回来，或者因为技术人员跟不上无法使用，放在外面风吹雨淋最后报废。改革开放后，又经历了几次过热与萧条，每次都是一哄而起、一哄而散。我曾经走访过一个铁合金厂，是国家指派银行贷款一亿七千万元兴建的，刚动工就遇到一九年搞“治理整顿”压缩基建，工程就停了下来；到了一九九二年复建，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年，建筑材料价格涨了起来，钱不够用了，于是又追加贷款。就这么停停建建十多年，到一九九七年铁合金市场出现了供过于求，于是上级又决定停建下马。机器设备因缺乏保管状态很差，拍卖才得了七八百万元，都养活职工吃干喝净了。最后职工还没有安置，连本带息几个亿就这么打了水漂。

　　十是企业人员臃肿，近亲繁殖，劳动力素质和劳动生产率低下。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国有企业有一个西方国家企业所没有的现象：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老子退了儿子接班。以我父亲所在的企业为例，这个人员多达四万五千人的施工企业里，养活着无数坐办公室的政工干部，有些干部实在没地方安排了，就那么挂着，工资却照拿不误。真正能干活的工人反倒不多，一旦工程来了干活还要靠临时招募民工。由于铁Z局建局时间长，很多老职工退休以后都是其子弟“接班”参加工作。铁Z局是大单位，“铁老大”，在计划经济年代中享有比一般国有企业高得多的地位，故有不少工人子弟从小就养成一种优越感，也不好好念书，就等着父辈退休自己顶班。上了班以后，新一辈很少有老工人那么肯吃苦耐劳的，普遍缺乏责任心，干活时拈轻怕重、敷衍了事，故施工中重大事故接连不断。九十年代初，铁Z局一些人在徐州附近野蛮施工，推土机一下子铲断了华东地区通信总电缆，造成整个华东地区包括上海通讯中断好几个小时；在上海浦东码头施工时，打桩机翻倒，造成一场特大伤亡事故。这两个大事故，在当年全都成为中央和地方媒体的关注焦点。从那以后，铁Z局恶名远扬，招标时别人一听是铁Z局都敬而远之。招不来工程，完全靠国家照顾性质的一点任务过日子，单位常常开不出工资，四万五千名职工大部分下岗在家。这些职工中，有好多是一家上下两代几口人都在铁Z局工作，生活极度艰难。

　　在西方国家，即使企业老板兢兢业业地干事业，也免不了在激烈残酷的竞争中败下阵来，留下来的却都是精英企业。为了生存，资本家不得不想尽一切办法对产品升级换代、不断革新；拼命地压低原料消耗和人力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对确实有能力的人才，资本家必须不断加薪，以利用他更好地为自己赚钱；资本家更不会自己贪污自己的财产；雇员能进能出，自己也有压力；万一失业则有社会保障体系给予救助。而在中国的国有企业里，这一切都是不存在的。

　　我并不一概否认那些革命领袖试图消灭剥削压迫、实现人人平等的伟大理想，但是社会变革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的多，稍微不甚就会酿成巨大的灾难。然而，统治者们往往急功近利，恨不得一觉醒来就一步登天地进入共产主义天堂，结果欲速而不达，反而给老百姓带来无穷的苦难。直到今天，我们还要为那些早就死去多年的领袖们的浪漫主义即兴之作付出巨大的代价。

　　应当说九十年代的国企改革所提出的减员增效、优化资源配置、明确产权、拉开收入差距等等措施都还是对症的，看到了问题的本质。但是问题在于，操纵这些改革的主动权不在老百姓手里，而是在官僚――精英集团的手里。精英集团所进行的“改革”，正如我当初在银行里经历的那样，完全是从精英集团的私利为出发点的，因此必然是绝对地不公正的。这就是昔日革命浪漫主义杰作的后遗症：不改革是死路一条，要改革则是一场赤裸裸的掠夺。我们生在这个国家和这个时代，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用我们的智慧和忍耐，和着血泪咽下叱咤风云的伟人们所留下的那一杯苦酒。

　　正如任何人都无法免于一死一样，不管你是否愿意，无论什么社会，都不可避免地分成精英和群众这两个大集团。即便是社会主义革命，尘埃落定以后依然如故，无非是出现了一些个人的沉浮。中国的改革最初是由官僚――精英集团发动的，在结束了“文化大革命”那种彻底反人性的动乱之后，无论是精英还是群众都需要有一个正常的秩序，因此改革最初得到了人民的拥护。然而精英和民众利益并非一致，精英需要靠剥削民众养肥自己过人上人的生活，需要靠压迫群众维持他们高高在上的统治地位。到了八十年代末，精英与群众就已经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到一九年冲突爆发出来，最终是精英集团通过暴力获得了胜利。此后，民众追求自己做主的愿望受到压制，中国脆弱而幼稚的民主力量在严酷打压下日益分化瓦解，精英集团愈发的肆意妄为了。国有企业这个无人照看大蛋糕，就成了精英集团的囊中之物，任由他们巧取豪夺、肆意挥霍，到企业被吃干喝净的那一天，他们一拍屁股换地方，而工人就倒霉了。

　　跟官方的宣传恰恰相反，中国国有企业的工人所遭受的剥削恐怕是举世罕见的。几十年以来，中国工人阶级被灌输“老有所养，病有所靠”，为了所谓“光明的未来”勒紧裤腰带，被给予极低的工资。虽然毛泽东时代有所谓公费医疗和免费分房等福利，但也是难以满足最低标准的生活需要。只是铁幕重重，官方恶意欺骗宣传，老百姓根本就不知道西方发达国家工人阶级是过着怎样的生活，因此反而产生一种盲目的感恩心态。工人阶级手中的财富数量之少，根本不足以完成任何财富的积累，一旦出现任何风吹草动就立刻陷于生活无着的赤贫境地。等到下岗失业，加上教育产业化和医疗产业化两个恶政的雪上加霜，一些工人必然感到今不如昔，反而怀念起毛泽东时代来。

　　一九九四年夏天我放暑假回家，列车座位对面是武汉某个国营企业的推销员。双方都是年轻人，我们两个互敬香烟后攀谈起来，谈到了国营企业的现状。那个推销员叹了一口气，说：“现在企业下岗真不得了啊！”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下岗”这个概念，不过不用他解释，我立刻就明白这个概念是什么意义。推销员谈到：他所住的家属院，有一家下岗工人，孩子过年想吃肉，可是家里没钱买，于是大年初一，绝望的孩子的父亲先杀死了妻子和孩子，然后自杀了。

　　回到家里，我把路上那个推销员的话跟父母讲了一遍。我父母一阵难过，但旋即又问：咱们家不也是跟下岗一样吗？但这个社会只要你拼命地干活就能生存，干吗要杀死自己的妻子孩子，难道对干活的恐惧比对死亡的恐惧更甚？确实，当时我母亲的企业早就名存实亡了，四五年没有见到一分钱工资；我父亲虽然退休，但退休金往往一拖就是一年半载。要是指望工资过日子，恐怕早就饿死了。但我父母不等、不靠、不绝望，从一千多块钱起家，也没有当官的做后台靠山，慢慢地把生意越做越大，虽谈不上发财，但养家糊口却是没问题的。并非我父母不同情那些走向绝路的下岗工人，但他们实在无法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路不走，非要选择自杀呢？对比我们家在六七十年代的处境，现在的下岗工人还是要强许多，而且社会的包容性比那时还要大，为什么反而生存不下去了呢？

　　我写这番话并非是因为我对下岗工人不同情。恰恰相反，多年以来我一直致力于为底层民众的利益而大声疾呼。但是有一点我必须说：人一辈子生活必须要靠自己的努力和拼搏，决不能指望什么政府和善人的施舍。一些人可能会具有菩萨心肠，但即便是太阳的光辉也不能照遍宇宙的每个角落，更何况是人。人必须自强、自立、自信、自尊，必须居安思危、勤劳节俭、量入为出，日子才会越过越好。当然，一个人具备劳动能力、提高受教育程度是勤劳的前提，因此，我坚决地反对贻害子孙的教育产业化和谋财害命的医疗产业化。我支持一部分人通过合法途径富起来，但反对一部分人穷下去。近一些年来，有一些人看到社会两极分化的现实，就以为有机可乘，于是便又把毛泽东时代当作“失落的天堂”重新抬出来，蓄意不提当年罄竹难书的罪恶，夸大那些凤毛麟角的优点，试图挑起混乱，浑水摸鱼，也确实蒙蔽了一些老百姓。其实，就如同《国际歌》里唱的那样，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要创造自己的幸福，只能依靠自己。而那些政治骗子野心家们，也往往不是什么好东西，挑起暴力和仇恨弄得腥风血雨、玉石俱焚，大不了是一次改朝换代，等到尘埃落定，老百姓该怎么受压迫还是怎么受压迫，等待下一次“革命”。中国的历史这么恶性循环了几千年了，老百姓还是受压迫受剥削受欺骗受侮辱。唯一跳出这个历史怪圈的方式，就是让老百姓拥有不流血地选择政府、轰走不喜欢的政客的权力，这才是老百姓真正的解放。

　　一九九八年的一天，人事处开时申处长传达了市政府内部控制的一条消息：全市的下岗工人已达三十万人。武汉市城区当时只有四百万城市人口，却有三十万人下岗，这个比例无论如何不能算低。武汉市保成路有一个夜市，里面有很多下岗人员摆摊挣钱。一九九八年年初有一天下着很冷的雨，我在单位加班到夜里十点多回宿舍，坐在公共汽车上冻得缩着脖子。经过保成路夜市时，我看到夜市里居然还亮着灯，一些摊主冻得瑟瑟发抖地守着摊子，盼望着在这凄风冷雨中能不能遇到一笔生意。我看到这个情景，禁不住觉得鼻子有些酸楚。

　　下岗工人多了，危及到了社会的稳定。但政府也没什么办法，只好下令各个单位辞退农民工，搞“腾笼换鸟”招聘下岗工人。这时我们才想起来，原来还有比下岗工人更可怜的人：农民工。对农民的歧视，是从毛泽东时代留下的一笔沉重的政治遗产。当年我母亲因为是农村户口，连临时工的活都找不到；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对农民的管制有所放松，也只是给了农民出卖劳动力的自由，而且仍然带着歧视的烙印。即便农民更加吃苦耐劳也低人一等，要你滚你就得滚。

　　一九九八年夏天，市里在位于汉口青年路的劳动力市场举办了一次下岗工人供需赶集会，单位派我和段副处长两个人去设摊子。会前，我们单位就辞退了一批农民工，腾出了保洁员、电梯工、锅炉工等十五个岗位。保洁员工资低一些，一个月三百五十块，锅炉工和电梯工则因为属于技术工种，工资高一点，六百块。本来我们还觉得这次赶集会肯定忙得喘不过气来，但实际情况却出乎我们的意料。那天会场上熙熙攘攘的来的人也不少，但多数人看了我们的招聘广告就走了。而有些围观的还议论纷纷：“一个月三四百块够干什么？”另一些人则失望地叹息：“都是些伺候人的活。”

　　锅炉工和电梯工收入高些，因此来问的人也多一些。但是，来问的人大多都没有从业资格证。那是一个大热天，大厅里因为人多非常闷热，我和段副处长汗如雨下，午饭是买面包就矿泉水解决的。但忙了一天，十五个工作岗位居然没招满。我当时就怀疑，来赶集的有一些人不是真正的下岗工人，因为我看到有些女的衣着鲜亮，还披金戴银。后来司炉工和电梯工招满了，但保洁员没招满。那些招聘上岗的保洁员也没有干多久，不到半年就基本上都不辞而别了，最后我们单位的保洁员还是找了农民。

　　这次招聘会，使我对下岗工人的印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蒙上了一层阴影，继而以偏盖全地认为他们下岗完全是咎由自取。然而，后来我跳出银行以后，随着阅历的丰富，与一些下岗工人的深入接触，以及自己的深入思考，我又逐渐改变了看法。下岗工人的处境，大部分责任在政府以往搞的那种不合理的企业制度，是国家亏欠了他们。因此，政府有责任、有义务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来缓解失业问题，对自己创业的失业人员要完全免除税收扶植他们，更不应该搞什么医疗产业化和教育产业化来盘剥这些早已山穷水尽的下岗工人。

　　然而在现实中，那些处于强势地位的人对这些落难之人，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怜悯。一九九八年的一天，我和妻子逛江汉路，走到中国银行天桥下面看到有个警察因为一个残疾人“麻木”（【注】武汉人称营运的机动三轮车为“麻木”）司机违章在路边上人要罚款。“麻木”司机不给，二人吵了起来，那个年轻力壮的警察抖威风，把“麻木”连同患小儿麻痹后遗症的司机一同掀翻了。“麻木”司机自己站不起来，趴在地上喊：“这就是人民警察的威风吗？打我一个残废！”当时现场有很多人围观，大多数沉默，只有一两个人小声嘟囔说无论有什么理由都不该殴打残疾人。那个警察大概平时威风惯了，听了议论以后气急败坏地扬起手中的警棍，大吼道：“看么事看？都给老子滚！”（【注】“么事”是武汉方言，意思与“什么”相同）另外一个警察头脑冷静一点，拼命地拉他离开现场，不过嘴里还帮腔：“走，都走，莫妨碍执行公务！”看到这个情景我义愤填膺，想上去管闲事，但妻子拼命拉着我的手说：“别惹事啊，人家是警察！”我把手狠劲一甩，挣脱了妻子的手，走上前去把麻木司机从地上扶起来，这时我才发现司机脸上竟然流淌着血和眼泪。我低声对他说：“起来吧，没事了。”司机紧紧握着我的手对我说：“兄弟，莫管我，让他们打！我不信这光天化日之下他敢把我打死！”这一声浸透着血泪的“兄弟”，叫得我心里格外沉重。

　　二○○○年五月下旬的一天早晨，我在上班路上碰到一个卖“下岗”早点的女工和几个“城管”在理论。大概是“城管”要收什么费，下岗女工手里拿着一张收据哀求道：“刚才有人收过了，已经交了五块。我今天到现在一共才卖了七块钱，连本钱都没收回呢，求求你们高抬贵手吧。”“城管”则一副正义在手、公事公办的样子：“你这是工商管理费，我这是市容卫生费，不一样，都得交！”下岗女工说：“我下岗没人管，摆个小摊却这么难！”我在旁边实在不忍心看下去了，扭头就走。我知道，即便我管也没用，这些戴着大盖帽、头顶国徽的“城管”们会摆出一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教育我。我也知道，国家需要税收和财政收入，可是难道这么大的国家，连那些骨瘦如柴的下岗工人也不能放过吗？

　　还有一些下岗工人为了谋生，就从汉正街批发一些小商品在闹市街头摆地摊卖。下岗工人没本钱，所卖商品大都是小梳子、小镜子、袜子、鞋垫等一些不值钱的小商品。我在武汉生活的这些年无数次地见到，那些城管人员不由分说地踢翻地摊，那些下岗工人如同耗子见了猫一样惊慌躲避城管的情景。每看到这个场面，我的心里就是说不出的滋味。

　　巴尔扎克说过：“苦难对于天才是垫脚石，对强者是一笔财富，对弱者是万丈深渊。”我在生活中也曾经遇到过混得不错的下岗人员，反而觉得自己下岗是福气。那是二○○○年五月，我还住在汉口高雄路附近，当时订了一份酸奶。一天晚上八点多钟，给我们家送奶的订奶员来收下个月的奶费。那个人看上去四十岁出头，长得高高瘦瘦的。等我交了钱开好发票，就跟他闲聊了几句，得知他原来是在一家国营钢木家具厂工作，已经下岗三年了。他倒不觉得自己厂子垮掉是因为领导贪污腐败，而是觉得由于生产的家具款式和质量都不好，没有市场。当我问到厂领导有没有贪污时，他说自己说不准，但那些领导都比自己富。厂子垮了以后，那些领导有的调走，有几个把厂子承包了自己搞。当我问到今昔相比哪个好时，他笑着回答，现在比以前强，下岗比不下岗强：以前在工厂里谈不上累，但一个月只有四、五百块钱，不够用；现在每日风里来雨里去很辛苦，同时做了两份工作，但一个月可以挣到一千六百多块钱。最后我问道：“如果现在再让你回厂上班愿不愿意？”订奶员腼腆地笑了笑，说：“还回去搞么事？不回去了。”

　　不过，也有对下岗工人幸灾乐祸的老百姓。有一次我在北京出差乘坐公共汽车，听一个四十多岁的女售票员在那里跟司机讲，以前首钢的工人特横特坏，坐公共汽车不出示月票，自己要求他们出示一下反而被那帮人给打了。讲完以后她突然抿嘴一笑，说：“现在这帮人不神气了，都下岗了！”

　　　　　　　　　　　　　　　　　十五、多收了三五斗

　　一九九八年春节过后，我的父母离开了居住了二十六年的太谷县城，随同我到武汉落户，就住在我们在吴家山买的那套商品房里。父母来了以后，仍然干做灯笼的营生，每天埋头干活。到了一九九九年春节，恰好武汉市有灯展，母亲和我出去拦了几笔生意，卖了三万多块钱。当时山西还有一些存货，恰好武汉市的灯展在春节前筹备，而山西卖灯笼则在正月初六以后。这样时间错开了，父母在春节之后又回到山西卖了几天灯笼，也卖了四万多块钱。二者合计，一共卖了七万多块，是我们家做灯笼生意以来收入最多的一年。

　　父母看到收入如此可观，以为在武汉是大城市，做生意挺容易的，于是想把生意做大。于是，在一九九九年春节过后，母亲就琢磨着印制一些广告画册，以利于以后推销时使用。我会画画，又在单位里学会了电脑，于是就自告奋勇地承担起画册的设计工作。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我终于设计出一份相当不错的宣传画册，找了一个印刷厂印制了三千多份，花掉了四千多块钱。为了便于生产，父母又花了六万块钱，在我们住的那幢楼的二楼买了一套八十平米的两室一厅作为焊灯笼的车间，又租用了三楼的两套和二楼的一套房子用来作为仓库和糊灯笼的场所。

　　那一段时间父母雄心勃勃，决心要在他们有生之年，建立一个具一定规模的家族企业，给子孙们留点产业。恰好我舅舅的小儿子华周初中毕业，舅舅为了让他谋生把他送到我们家来跟母亲学做花灯的技术。而我在节假日都回家帮忙：设计广告，推销，给灯笼上画画。那一两年，家里总是快乐而忙碌。

　　然而父母很快发现以前的估计实在是太乐观了。武汉这地方号称“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胃口特别大。有一个上市公司来买灯笼的那个人，只买了一千二百块钱的货，却要我们开五千块钱的发票，可见下手有多狠。光要回扣也就罢了，问题是这些人一边要着回扣，一边还狠狠地砍价，说要图回头生意。起初母亲还以为人家真的打算做回头生意呢，就狠狠心让了价，后来才知道这是人家的套路，下次来的时候还是这么说，或者就干脆不来了。有时，一些人还用铁丝值多少钱、布料值多少钱来估算花灯的价格。就这样一面砍价，一面要回扣，几乎把我们家做灯笼的利润全都砍去了。我母亲看到这个情况，只得感叹人家这地方人真是货真价实的九头鸟，把什么机关都算尽了，只可惜经济还是这么落后。后来父母做生意越来越艰难，想再回山西去做灯笼，又舍不得儿子。正在犹豫之时，我父亲积劳成疾，查出来得了多发性骨髓瘤，就是想走也走不成了。

　　在我父亲得病的几年里，我因为工作太忙、经常出差难以帮助家里做事。母亲一边要照顾父亲，一边还要干活糊灯笼、出去推销，给人家送货。二○○二年春节，有个客户要我们在江汉路过街天桥上做一盏三米高的巨型宫灯，价格是两千块钱。宫灯做好后需要画画，虽然父亲当时已经历了将近十次化疗，但还能够起来，仍然忍着痛画了两天。后来我父亲病重卧床，母亲每次要出去推销或者送货之前，都要先喂父亲吃饭和喝水，然后才狠狠心离去。

　　不光是生意难做，就连那些职能部门也经常来敲竹杠。一些工商局、税务所都要我母亲订什么《工商管理》和《税务管理》之类的刊物，否则就卡脖子。无奈，我母亲每年都要花好几百块订这些永远都不会看一眼的杂志，也从来没有收到过一本刊物。即便是如此艰难，我母亲依然觉得现在比毛泽东时代强，因为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虽然可恶，但自己还是能够凭借双手挣口饭吃；而在毛泽东时代，却连自己出卖劳动力的机会都没有。

　　　　　　　　　　　　　　　　　　十六、母亲的病

　　从一九九八年起，我母亲就总是持续低烧。母亲这个人一向泼辣，就总是说这是水土不服，一天到晚忙着做灯笼也不去医院看。父母逐渐年纪大了，每天爬七楼很是吃力，后来就把二楼那套房子简单装修了一下，父母搬了进去。搬了新房子后，姐姐带着孩子贝贝到我们家住了一段时间。一九九九年五月下旬，有一天母亲抱着贝贝玩，贝贝小脚一蹬，踹到了母亲的胸部，顿时一阵钻心的疼痛传来。母亲用手一摸，竟发现里面有一个鸡蛋大小的硬块。

　　母亲到武汉同济医院去检查，发现是一个很大的肿瘤，而且初查是恶性的。全家顿时陷入一片慌乱之中，惟独母亲一个人很镇静。她说，自己辛劳了一辈子，儿女也都长大成人了，过得都还不错，自己的任务也算完成了，就是死也无憾了。后来复查，医院的结论又变成了无法确定，又要再查。这时，我在郑州的一个表姐闻讯，说自己认识河南省肿瘤医院的一个大夫，那人技术很精湛，救活了不少肿瘤患者。当时我父亲尚显得身体健康，于是母亲由父亲陪同一起到了郑州，住进了肿瘤医院。

　　那位大夫果然尽职尽责，经过专家会诊，确定母亲的肿瘤是良性的，暂时未发生恶变。后来那位大夫主刀为母亲做了切除手术。我母亲是个非常坚强的人，在鸡蛋大小的肿瘤切除下来以后，还要医生拿过来亲眼看了看。做完手术后，那位主刀医生钦佩地说：自己做了大半辈子手术，敢于在手术台上直面自己肿瘤的，我母亲还是第一个，真是少见的勇敢。为了节约费用，我母亲做完手术只在医院住了三天就出院回家了。后来母亲对我说：“看来我的使命还没有完成呢，上帝也没办法把我收了去。”望着母亲憔悴而坚强的面容，再想起从小到大母亲为了我们这个家辛苦劳作、四处奔波的情景，我禁不住感慨万千，不由地想了起一首歌《我亲爱的母亲》。

　　　　　　　　　　　　　当年我母亲，通宵没合上眼睛

　　　　　　　　　　　　　伴我走遍家乡，辞别父老相邻

　　　　　　　　　　　　　当时天色方黎明，她送我踏上遥远的路程

　　　　　　　　　　　　　给了我一条手巾她祝我一路顺风

　　　　　　　　　　　　　河边落英缤纷，岸上露珠儿滚滚

　　　　　　　　　　　　　牧场芳草青青，夜莺整夜啼鸣

　　　　　　　　　　　　　无论我去到哪里，最难忘母亲慈祥的笑容

　　　　　　　　　　　　　最难忘母亲关怀的一双眼睛

　　　　　　　　　　　　　拿起这条手巾，不由想起我母亲

　　　　　　　　　　　　　想起小草细语，榭树摇曳不停

　　　　　　　　　　　　　这条母亲的手巾，我想起幼年熟悉的情景

　　　　　　　　　　　　　更有母亲慈爱和殷切心情

　　即便是自己身染重疾，母亲在河南省肿瘤医院住院期间仍然不忘帮助他人。当时医院里有一个小伙子，才二十五岁，刚刚结婚一个月就查出来得了脑瘤。因为疼痛小伙子极度地灰心丧气，有一天要跳楼自杀，幸而被别人拉住了。母亲闻讯之后，不顾自己的伤口上还插着导流管，找那个小伙子长谈了一次。母亲从自己的经历讲起，告诉小伙子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鼓励他要乐观豁达。经过我母亲一番触及灵魂的教育，小伙子豁然开朗，情绪稳定下来，平静地接受了手术治疗。但是遗憾的是，那个小伙子脑瘤已经扩散，没有能够活下来。

　　　　　　　　　　　　　　　　十七、离开银行的日子

　　一九九八年以后，我已经越来越不愿意在银行里干事了。当时一个月只挣九百多块钱工资，除此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奖金。恰在此时，行里又给职工每人做了两套工作服，并根据计财处贾处长的建议为此扣一千元工资，平均每月扣二百块。这样，我的收入扣掉工作服的钱以后只剩下了七百多块。幸亏当时没孩子，自己生活比较节俭，妻子单位收入也过得去，才没有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形，但始终没有什么积蓄倒是真的。那些有孩子的职工，却已经明显地感到生活的艰难。

　　和尚穷，可庙不穷。那年行里新的办公大楼落成，装饰豪华无比：地上铺的不是瓷砖，都是从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家进口的整片天然石材，一个一千多平米的大厅里，石头的纹理都不乱。刚落成时我还曾经到行长办公室里转了转，发现那是个宽大的套间，外间大约有二百平米左右，地上铺着昂贵的纯毛地毯；装饰着一个直径将近一米的、全铜架的立式地球仪。阳台足有一百平米；办公室的里面的全部家具都是欧式雕花古典风格；在矮柜上，摆放着一台四十二英寸的进口等离子屏幕电视。行长在新办公楼落成仪式上说：全体职工都应该为这栋大楼自豪！是的，行长当然是有资格自豪的，因为我估计就算国务院总理的办公室，也未必有这个办公室豪华。由于这座大楼造价太高，引来了各式各样“检查组”、“审查团”、“审计小分队”走马灯般进驻我们行。本以为他们能查出什么问题，但是结果发现他们总是来了又走，走了又来。有一次刚刚被提拔为审计处长的吴处长无意中说了一句：今年为应付审计，光招待费就花了一百多万。

　　虽然盖办公楼一掷千金，但行长却对一些小节吹毛求疵。一九九八年九月向总行高级评委会申报高级职称时，因为那申报材料表格设计得很复杂，我就用B4复印纸做了相关的文件，一共弄了十八套，给分行中级评委会十八委员每人一套，每套有四十多页。按照惯例我先呈报给行长。不料行长看了我呈送的材料突然勃然大怒，声色俱厉地说道：“怎么用这么大的纸？还有没有节约观念？这样下去再大的家业也得让你们败完！”接着他给我指出了应该怎样节约：“拿回去，用A4的纸重新做！”我战战兢兢地领命，回到办公室里忙了一个下午，才又把这些评审材料用A4纸重新弄了十八套，并把原来弄好的那些统统丢进了碎纸机。这次行长很满意。后来我把材料发给廉书记时，跟他说了这件事。廉书记略微沉吟一下说道：“用B4的纸的确是大了点，不过……唉，以后注意吧。”

那次评审结束后，我把各位评委的投票结果进行了汇总，排出了得票最多的前二十名准备申报给总行高级评委会评选。当我把名单呈报给行长过目时，他对这个结果不满意。于是他掏出笔，划掉了八个他不喜欢的人，又添上了另外八个人。然后，对我说就按他修改后的结果上报。当时我心想，这恐怕就叫“既有民主、又有集中”吧。

　　到一九九九年春节，大家都指望着行里能发点奖金弥补一下生活的亏空。一天下午，行长召集贾处长和申处长在人事处办公室开会讨论年终奖问题，当时我坐在离他们不远处，断断续续地听到了他们的谈话。只听行长说：近来审计署对我们查得很紧，今年过年就少发点钱，免得引起审计署注意，就人平一千吧。谁知贾处长赶紧插话说：按人平一千计算的话，光机关就要七十万，也是笔不小的数字，最好只发五百元，总额三十多万就不算啥了。行长听后点头称是。这次，申处长为职工说了句公道话：“这五百块也太少了吧。这几年职工收入下降很厉害，据我了解，很多职工扣了行服钱以后一个月只剩了六七百多块，过年就多发一点吧。” 申处长话音未落，我猛然听到行长一声厉喝：“五百块还嫌少？比下岗工人强多了！就这么定了，五百，一分也不多给！”就这样，我们心灰意冷地领到了一九九八年的年终奖金：五张“蓝精灵”。

　　一九九九年五月，各个国有商业银行开始进行省市分行合并。我听说银行组织机构和人员要进行大变动、大换血后，心想：与其在这里一个月拿个千儿八百的喝西北风，还被人家扒来扒去的，不如到外面去闯闯。正好，有个投资管理公司新组建，正在全国各地招兵买马，我就和人事处的小郑科长一起试着前去投了一份自荐表，结果我被选中了。就这样我离开了工作了四年的银行，也离开了跟我朝夕相处四五年的同事们，来到了这家H投资管理公司。

　　我临走时也是省市行合并、组织变动的前夕，一时间人心惶惶。那天申处长领着全处人员到一家广东餐厅聚餐。申处长喝了不少酒，动了感情。他对我们说道：我知道，很多人在背后骂我，甚至我都知道他们是谁，但是我从来不计较，我也没有打击报复过他们……其实，难道我就不想留下个好名声、干出一番事业吗？可无论我花多长时间精心准备计划和思路，行长一句话就屁也不是了。行长不需要干事的人事处长，他只需要一个事事听话的人。我也是快五十岁的人了，行长成天想训就训，谁没自尊？我能怎么办？后来，我也想开了，当了处长又能怎么样？当了行长又能怎么样？都一样！人活着，就得图个痛快，什么名誉、地位都是身外之物，只要自己觉得快活就行了，廉书记名声比我好，可他也为名声所累，事事放不开。接着他又对我说：我知道你有才干，出去闯闯吧，兴许能够闯出一番天地，我也知道你是个老实人，但是这里确实不适合你。

　　申处长的这番话使我感到很意外，不但立刻冰释了我对他所有的愤恨与不满，甚至还激起了我对这里的一丝留恋。毕竟我在这里工作了四年，毕竟有那么多朝夕相处、亲密无间的同事和朋友。我甚至多少有些同情申处长的处境，回想起申处长给过我的一些照顾和关心；回想起申处长曾和我促膝谈心，说自己正读书时遇到文化大革命，一辈子苦于没有文化，现在你们条件这么好，一定不要忘记继续深造。我忽然觉得，申处长只不过是扭曲的权力大树结出的一个苦涩的果实，也是一个牺牲品。只是他在应该做出反抗和抉择的时候，没有勇气与这种官场的庸俗习气决裂和斗争，而是选择了随波逐流。可回过头来想一想，假如是我处在这个位置，我又能怎样？最多，也只是求个独善其身罢了。

　　在我离开银行以后，大概到了二○○二年，我忽然听说行长因病去世了，走时年纪也并不大。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感到难过，甚至对行长感到有些愧疚，因为我曾经咒骂过他。尽管他做的一些事情我无论如何不能苟同，但毕竟当年是他把我挑进行里的。没有他当初的决定，我这个一文不名的外地穷学生肯定没办法在这个城市站稳脚跟，从这个角度来说，行长也有恩于我。死者已已矣，生者常戚戚，在此我惟愿行长能够安息